版权声明：本文集文章，本人保留以后可能出版的版权专利。网上转载需取得作者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欲用于商业出版，请先与作者联系。 －－范立群 。
一
波波夫终于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答辩，而且食品加工系主任，肉类加工的权威教授，阿茨本博士（Dr. W. R. Usborne）在他答辩通过后亲自通知他，经过面试，那家国际上知名的肉类食品大公司正式录用了他。波波夫是兴奋得连嘴也合不上了。论文答辩时规规矩矩的他，现在可是手舞足蹈，头发都竖了起来，领带也歪了。为了论文答辩才穿上的西装被他一会儿脱下，一会儿穿上，快被揉得不成样了。他还在到处找人说话，忙进忙出，不知道在瞎忙个啥劲？他巴不得食品加工系和家畜家禽系，这两个系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好消息。波波夫总算熬出头了，苦尽甘来，他自认为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其实，波波夫的硕士学位虽然攻读了两年又八个月，还不应该说是最不顺利的。据我所知，在我所在的家畜家禽系攻读硕士学位就有搞了三年，甚至四年的。他的问题出在就坐在他旁边的那张办公桌，与波波夫同期入学，他一心想追求的师妹，凯茜，在两年后按期取得了硕士学位，而且坚决地独自去了日本工作。波波夫当时慌急慌忙地也想按期赶快完成论文，结果在他的实验部分老是出差错，在写论文过程中因为不能自圆其说，又被导师要求补做了几次试验。这么一耽误可误了他的“大事”，他无法挽留，也不可能跟随凯茜一起日本了。凯茜去了日本后，连一个电话，一封信也没有给过他，可以说是完全切断了与他的联系。失恋使本来连一个小时也安静不下来，成天乐乐呵呵的波波夫变了一个人，完全沉默了。凯茜的决然离去，使他觉得十分惭愧和痛苦，头发被他自己挠掉了不少。
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与波波夫同时入学的戴维，也是按期两年完成硕士学位的。随后，他作为助理继续跟着导师在搞着一个项目，也在补一些计算机课程，打算有机会去欧洲的意大利国家遗传育种中心工作。比波波夫晚了一年注册成为硕士生的我，追了上来，比他早了两周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已经进入了博士课程。虽然有在博士课题研究方面，老是在原地打转，走不出迷宫的日本京都大学交换学生海罗在作陪，然而，海罗经过与他导师委员会协商后，改换了研究方向，现在也迅速取得了节节胜利。这些都给波波夫增添了无形的压力，使他抬不起头，如果这次再不能顺利完成论文答辩，马上毕业，真要把他给逼疯了。
好在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时来运转，还马上有了一份好工作，波波夫恨不能上大街放开喉咙大声吼上几声，出出这口窝囊气。听到戴维，海罗和我在谈论应该为他好好庆祝一下，为他送行的事情，波波夫开心得迫不及待地走上前来慎重申明：“对，对，这次我们一个办公室剩下的四个人是应该好好的，像模像样地聚一聚，为我们大家今后的各奔前程一起来庆祝一下，下次再相聚恐怕就不容易了。这次你们都要听我的，一切由我作主。我们一定要吃得痛快，喝得尽兴，玩得潇洒，乐不思归。由我来张罗，两天以后我再来告诉你们具体落实情况。”说罢，波波夫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嘿！自从凯茜走后，他整整闷了8个来月，这下子总算又能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了。不过，一切由他这个捣蛋小子作主，恐怕会把我们几个都闹成穷光蛋。我刚去过一趟欧洲，又回了一次家，还得留出房租和伙食费，剩不下几张钱能让他折腾的了。”戴维担忧地说。
“不至于会太过份吧？我也刚从日本京都大学叙职回来，钱化得差不多了。早知道会这样，我该从日本带些钱和礼物来。我在京都大学的工资还存在银行里一直没有动过呢。最好能安排过了这个周末，在下周二领了助学金再去。”海罗后悔地说着。
“这8个月来，他没白天，没黑夜地在闷头拼着，真怕他会承受不了。他要好好的放纵一下，就随他去吧。吃一顿饭，出去玩一下，我们都有自己的车子，怎么说每人50加元也够了吧？钱不用担心，虽然我回上海把钱也用光了，但还有一份奖学金支票马上就可以兑现。”我接着说。
二天后，波波夫还是穿着那套被他揉得皱巴巴的西装，神采飞扬地回到办公室对我们说，他已经一切安排就绪。“我可是马上就要赚大钱的人了，你们以后赚的只会比我多，不会比我少。我们都要实习一下，试着当一天阿拉伯王子，体会一下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豪华生活。”波波夫语出惊人。
看到我们三个十分惊讶的眼神，他又兴奋地提高了声调说道：“时间就定在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我们在办公室约齐了，出发上多伦多度周末。我已经在出租公司租了一辆豪华宝马轿车，我们各自原有的二手车显然是不合身份的。我也在多伦多一家新开张的西班牙大酒店的中心位置，定下了一桌最昂贵的四人晚饭特别套餐和一瓶店里最贵的西班牙红葡萄酒。”
他十分得意地又补充说：“还有，这家西班牙大酒店的旁边就是一家歌舞剧院。正好周末有个西班牙歌舞团要来，我已经预定了第一排中间那桌的四个位置，歌舞表演会一直到天亮。星期天上午，我们到唐人街中国饭店吃早中饭，转转多伦多的几个大商业城，你们帮我一起挑选几套西装和上班用品再回来。”
“你要我们都打扮成阿拉伯王子，那我们该穿什么衣服才好啊？按照你的长相打扮起来可能会有点像，我们可就惨了，恐怕怎么打扮也像不了的。”海罗担心地说。
“你主要是想充阔气，摆派头，好好放纵自己一下，对不对？不一定要我们都真打扮成四个怪物去丢丑吧？又不是去参加化妆晚会，没有女士一起去，我们就算是都穿得衣冠楚楚，也是怪怪的，假装百万富翁也不会像。我们还是穿得自由自在的比较好。”戴维说。
“哈，哈，这一点我早想好了，什么都不用打扮，穿得越随便越好。我们就穿牛仔裤，体恤衫，外面套一件皮大衣。充阔气，摆派头，要的是那种嚣张的豪气，买的是那份支配别人，受人仰慕的感觉。真正的有钱人，才不会把钱都穿着，或者挂在身上呢。我们的西装最多也是中档货，一眼就会被看穿了，那不好玩。目的是要使饭店的男，女侍者和剧院的演员和招待都认为，我们是穿着便服的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拼命来巴结我们才好玩。”波波夫解释说。
“你可真会胡闹，要这么闹法，不等于是在玩钱，撒钞票？你的初步预算是多少？每个人要分摊多少钱才能够？听你的口气好像是中了大彩，发了大财？”戴维问。
“不多，不多，每人也就是200加元。晚餐每人平均60，加小费。歌舞剧定位门票每人40，因为我们是第一排中间位置，主要演员都会下来，到我们身边，小费要给得多，而且要给好几次呢。再加上豪华宝马轿车两天的租车费和其他一些额外的费用，估计一共800加元应该可以了。如果再不够，由我来补齐。”波波夫洋洋得意地解说着。
“我早就料到，由着你去安排准没好事。你真想把我们都榨干了，搞成穷光蛋才肯罢休？”戴维看着海罗和我苦笑着说。
“你们可别来跟我哭穷，作为学生你们那一个的收入都比我多。我可是一份奖学金也没有得过，一次助教也没做成，只看着你们得了，也做了。海罗更不用说，你是在这里和日本两边挣着钱的。你们这些老说我浪费，乱化钱的人，自己一定是攒了不少钱的，不要不舍得化，钱化了可以再挣，不能做守财奴，难得奢侈一倘，可别搞得扫兴。”波波夫疑惑地一个一个来回地看着我们大声地吼着。
“好！好！你是都预定好了，对不对？那就去吧，我是没问题。”戴维连忙应着。
“好吧，潇洒走一回。”海罗看着我随手在黑板墙上写下的中文字句，大声地用日文说了出来。
我可没料到海罗居然会完全理解我所写的中文意思，就笑着为戴维和波波夫把这句话翻译成了英语。“好吧，潇洒走一回。”大家一起兴奋地说着，哈哈大笑。
二
在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一行四人准时集合了。波波夫开来的果然是一辆派头十足，白色的崭新豪华宝马轿车。抬头看看停在不远处，我们三人各自开来的灰头土脸的二手车，这辆宝马车简直是个白雪公主，而我们的坐车都成了丑小鸭，根本没法比。波波夫神气活现地作了一个高雅的请的姿势，我们知道这一路上他会把着方向盘不肯松手的，是他借来的他想开车就让他先过过瘾吧。
宝马车在公路上平稳地行驶着，只听到轻微的车轮和路面摩擦声。在水泥路面上快速奔驰，它既没有戴维那辆油老虎道奇马达的轰鸣声，上高速公路时也不会出现像海罗那辆省油尼桑车一踩油门就噎死，速度上不去的问题，更不会在车速刚好上到时速90公里时，像我那辆通用汽车公司产的雪弗莱出现马达抖动的共振现象，名贵车到底是大不一样。看到波波夫已经把时速加到了140公里，我身旁的海罗已经昏昏欲睡，前排的戴维回头会意地看了我一眼，表示随他去吧，也仰头靠在坐椅上眯起了眼睛。我看着前座兴奋地开着车的波波夫，进入了沉思。
我在1985年10月中旬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 Ontario, Canada）进修时，一来就被安排在家畜，家禽科学系大楼的一楼，靠近食品加工系大楼一端边门的这间研究生办公室。在这间长方形的办公室里，对着门一排放五张大办公桌，上面是两排书架。转过身来在门的一边，紧靠着走廊的间壁墙，两头放着五个齐肩高的铁皮文件柜，中间是一排办公桌，上面放着三台计算机终端（注：那时候PC还没有发展起来，无论是大型计算机程序的运行，国际讯息的传递，还是简单的文字处理，都必须通过IBM和UNIX大型，或超大型计算机总机，北美连网来进行）。这间办公室旁边紧挨着附加在这栋楼一侧，与食品加工系共用的，家畜屠宰和加工的试验设施。在附加建筑里有国际著名的家畜组织解剖，分析，肉食品加工专家，史瓦特兰教授（Dr. H. J. Swatland）的办公室和六间家畜屠宰，冷藏，肉类检验，分割，加工和包装的大实验室，与本系大楼中间有一道大门，不过我从来没有见门被关起来过。
当时在这间办公室里，有比我早来了一个半月的史瓦特兰教授的两名学生和我导师的一名学生。他们都是9月初刚入学的硕士生，分占着靠门和尽里头的办公桌。我用了第四张桌子，中间的那张办公桌是空着。学食品加工，用着进门第二张桌子的波波夫，是十几年前随父母从乌克兰移民到加拿大西部阿伯特省的。他是一个体格高大，粗壮，大概有一米八十几的个头，性格开朗，豪放，精力充沛，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波波夫有着一张圆圆的脸，长着褐色的眼睛，深灰色的头发，有一点秃顶，满脸的大胡子老是刮不干净，十分好动，是学校美式足球队的替补队员。也是学食品加工的，来自安大略本省的凯茜，个子高眺，消瘦，五官端庄，秀丽，长着棕色的头发和兰眼睛，是一个年纪大约在二十四，五岁，十分文静的姑娘。她的座位在进门的第一张办公桌，紧靠着波波夫。
波波夫趁凯茜不在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十分佩服这个师妹的，要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她。据他说，凯茜可是日本空手道高手，练习印度的瑜伽也有年头了，只要我们常去大学运动中心，就能见到她飒爽英姿的另一面。也是安大略本省出生的戴维，与我一样是学家畜遗传育种的，坐在尽里头的第五张办公桌。他大约一米八的个子，黑头发，黑眼睛，五官端庄，清秀，留着恩格斯那样的大胡子，很有文学修养，性格温和，约莫三十岁不到的年纪，是系里研究生和年轻教授组织的英式足球队和棒球队的队员。
海罗是我到了以后不久，我的导师吉姆•威尔顿教授（Dr. J. W. Wilton）从日本京都大学带回来的一个联合招收的博士生。他正好用上了中间那张剩下的办公桌。海罗原是京都大学家畜科学系硕士毕业后留校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是日本数量遗传的国际知名教授雅马达博士名下的博士生，特意为日本肉牛养牛协会推荐来的。海罗的个子不矮，也有一米七十五的身高，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圆圆脸，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差别。然而，当他一开口回答室友的问候时，却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因为不管别人问他什么，海罗的回答都一样，即“我的名字是海罗瓦勀.伊瓦伊萨勀（My name is Hirowaki Iwaisaki.）”。这说明别人问他的话，他一句也没听懂，并且只会讲这么一句英语。
吉姆耸了耸肩膀，无可奈何地对戴维和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把他当傻子，他可是我的老朋友雅马达博士和日本肉牛养牛协会推荐来的。他在英语的读和写，以及计算机程序编写等方面应该是很强的。你们就多教他一些口语，生活上多关心他一些吧。至于能不能学得成？就全要看他自己的努力和造化了。”
既然在一个办公室，戴维和波波夫可是认认真真，当仁不让地热心试图教会海罗英语口语。只是一周下来，戴维和波波夫是枉费了心机，焦头烂额了，海罗也着急得满头大汗，还是牛头不对马嘴。波波夫失望地说：“这可是没救了，海罗，还是回日本去算了。听不懂课，怎么读书啊？讲不了话，没有法子交流，怎么搞论文答辩呢？”
凯茜笑着说：“语言可不是几天可以学得会的。你们对日本文化太不了解了。日文里除去了片甲名，可全是中文。你们为什么不让立群试试看教海罗英语口语呢？我可注意到他们能够看懂对方的书，也能通过书写来交流呢。你们还是等他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再教吧。”
实际上，聪明的海罗早就把我和我们系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给粘上了。他也住进了拥挤的学生大宿舍，与住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吃住在一起。他参加我们周末的所有聚餐，聚会和郊外活动，就在这些活动中偷师学英语口语呢。我到达圭尔夫大学时，正好是秋季学期的期中考期间。导师吉姆应我的要求，建议我中途插班旁听两门研究生课。比我晚来了两周的海罗，要到下一学期才能正式注册成为博士生，也就跟着我去听课。通过课程学习和讨论，他跟着我学英语，我跟着他学习FORTRAN和SAS计算机语言程序编辑和软件包的使用。为了要迎头赶上，我们一周中经常有三，四天是通宵达旦，在办公室里对着计算机终端荧光屏过的夜。
由于有着很好的英语读和写的基础，海罗在肢体语言的辅助下，很快就学会了简单的语言表达。到了期末，我向任课教授提出要正式参加课程期末大考的要求，海罗也跟着表示要试试自己的能力。虽然，因为我们是中途插班生，没有经过正式注册，考试成绩不能算数，任课教授还是疑惑地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求。我们俩的勇敢举动没有被系里的教授和研究生们看好，他们以观看稀有动物的眼神冷冷地注视着我俩。不过，既然勇敢地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们就必须坚持下去，千万不能让人看扁了。我们还是在咬牙埋头准备，坚持着要拼了。
波波夫瞪大了两只牛眼来回看着海罗和我，说：“你们是不是常在办公室里熬夜，烧坏了头？这可是一点也不好玩。”戴维也认为这样搞的风险太大，考坏了会留下个极坏的印象，没有人会考虑到我们少听了半学期课的实际情况。凯茜只是用怀疑的眼神，好奇地看着我俩，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创造奇迹。
考试结果公布了，使系里的教授和研究生们都大跌眼睛，我们居然都取得了A。热情洋溢的波波夫高兴地用双手强行抱着海罗的脑袋亲了一口，说：“这可是个好脑袋，听不懂，讲不通，你考试却拿了A。我听得懂，讲得通，这学期三门课却一个A也没有拿到。你们这两颗脑袋可都是智商极高的精品。你们是从东方来的神奇小子。真搞不懂你们是怎么学习的？我算是服了你们俩。”
三
秋季学期结束后就是圣诞节和新年的长假，喜欢热闹的波波夫在办公室里建议，应该趁放假前上城里的中国饭店聚餐庆祝一下。他别出心裁地提出，这个聚餐一是为了庆祝我们俩的考试闯关都得A，其二是为了庆祝我们一个办公室里的五位相处得这样融洽，三是为了庆祝东，西方的大融合，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团结。
凯茜打断了他的话，说：“波波夫，你老是喜欢胡说八道，说大话。你要知道，搞政治性的集会是要向警察局报案，事先申请的。你不懂政治，何必乱谈琴？胡说什么东，西方的大融合，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团结呢？如果真是像吃一顿饭那么容易，早就天下太平了。不过庆祝一下，有前面两个理由就已经够充分的了。还有，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在一个办公室内？他们的师妹安妮和苏珊，我们食品系的同学露伊丝等人也想去呢。”
戴维也跟着说：“吉姆的研究生可有九个，除了我们三人，其余六人可能都会去呢。别管这么多，两个系里的研究生想去的都一起去，难得相聚一回，去的人越多越热闹。”
聚餐是在豪华的京华饭店一楼举行，一共到了二十来人，饭店经理体谅地为了我们把桌子并起来，组成了一个围圈而坐的长方形大桌。京华饭店是以提供二十六，七道中国菜的自助餐闻名，当时正在搞减价促销，每人只需交上6.99加元，就可以任选饱餐一顿，这可是正对上了穷学生的胃口。我们这些学生平时各忙各的搞学习和研究，很少相聚，反正要吃啥自己去拿，不限量，也不限时间，大家就天南海北地侃了起来。加拿大学生不失幽默感，谈得最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趣闻和笑话，也谈体育活动，健身，音乐和就业前景。当然，他们对我们有什么读书和应付考试的秘诀也十分感兴趣。
我只能也代表海罗作出了解释。我再三说明，我们能够从容应付考试是得益于在中国和日本大学教育的数理化基础。这两门研究生基础理论课所教的内容，海罗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基本都自修学到过。我在中国的大学当教师时，在外文书店买到过五，六本原版英文专业理论书籍，课程的基本内容也都有所涉及。我们的参加考试实际上只是考英语，因为这到底是我们第一次用英文参加的专业基础理论考试。
波波夫哈哈大笑说：“原来如此，你们的基础这样扎实，我们为你们白担心了。我可真把你们当成东方来的神奇小子，以为有什么法宝呢？好了，既然你们不怕考试，就不应该老是呆在办公室里，应该多参加系里和大学研究生组织的各项活动。你们可知道大学的研究生俱乐部和体育运动中心的活动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尤其美式足球可是一项男子汉的运动，我真希望你们也能加入。”他开始大吹特吹起他自己在美式足球校队里的神勇表现。
凯茜却毫不客气地笑着打断了他的话，说：“运动有这么多种类，为什么非得学你？按照东方人的体型可不适合参加你的这种‘蛮牛’运动呢。就说你吧，与你队里的其他队员相比，你的体格还是差得太多，只能当替补队员。你就算偶然有了上场机会，还不是被撞得满地打滚？我可从来就没有看到你得分过呢！”
“波波夫，你难道不知道他们都是近视眼吗？你要他们参加美式足球，不是等于要他们在球场上满地找眼镜？参加体育运动和集体活动可是个好主意，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增加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联络感情。不过，搞体育运动还是要按照各自的特长和爱好，不一定非要参加美式足球队嘛。”戴维心平气和地说。
“嘿！你们都少说两句，还是换个话题吧！波波夫可是气昏了头，我看到他一口一只虾球，两口一只春卷，已经吃了四大盘，都放了两次裤腰带，别吃坏了。”金发，碧眼，漂亮，性格懦弱，十分娇气，白白胖胖，象个洋娃娃的露伊丝担忧地说。
“你可真是在关心他呢，难怪他平时这么护着你。不过，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不要多事哦！如果真的吃撑了，波波夫自然就会停下来的。”来自加拿大东部渔港哈利法克斯（Nova Scotia，Halifax）的安妮，是家畜遗传育种硕士生，和凯茜住在一起的好朋友。她有着灰黑色的头发，天蓝色的眼睛老是像有一层薄雾，悠悠地说。
看到凯茜摔手去了洗手间，戴维笑嘻嘻地说：“你们不用管他，波波夫就是那付吃相，吃不撑他，也气不死他，回去睡一觉，什么事都会丢开，第二天又是乐呵呵的。”
“波波夫，凯茜虽然老是顶撞你，说明她还是十分在意你，关心你的。”露伊丝又说。
“露伊丝，你又自作主张乱说话了。你应该是知道凯茜的态度的。她的自主性极强，可不像你那么好说话。你给波波夫的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你也不想害了他吧。”性格温和又不失精明的安妮悄悄地说。
“不要怪露伊丝，这样的话至少我爱听。对，对，我没事，还可以吃上两盘，明天可以省了吃早饭。气饱了是空的，吃饱了才是真的，至少倒霉的不是我，是饭店老板。”波波夫自嘲自讽，摇头晃脑地说着，大家也笑成了一团。
“安妮，凯茜坚持现在不谈恋爱，是因为她有她的人生计划。她想独自去亚洲了解东方文化和完成东南亚热带雨林和海洋生物的考察。你和她住在一起也坚持不谈恋爱，又是为的什么？有人说，你太着迷于BLUP和BLUE（最佳线性无偏估计）方法论，不会是真想嫁给BLUP吧？”性格开朗，体格健壮的苏珊笑着问安妮。
“这倒是完全可能的哦！如果我真的能够彻底搞透了最佳线性无偏估计的所有理论，就是嫁给BLUP也无妨啊！”安妮调皮的回答又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大笑。
“你们笑得这样高兴，是不是真的搞清楚了，波波夫到底是气饱胀的，还是吃饱撑的？”从洗手间回来的凯茜惊讶地笑着问道。
“嘿！我根本就没事，我们都很开心。我想跟大家叫劲，下学期开学后搞个音乐舞会。唱歌和跳舞可是我的强项，你不信咱们现在就可以当场比一比。”波波夫又来了劲。
“得啦！你看来是好像有两下子。不过，你不能在饭店里就疯起来，把其他客人都吓跑了。下学期开学后再说吧，比就比，我还想知道你是不是又在说大话呢！”凯茜说。
“波波夫，这下子可真有你受的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凯茜，露伊丝和西蒙本来就是他们家乡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乡村音乐歌手，经常搞巡回演出的。你在挑战凯茜的强项，还不得落荒而逃？”金发碧眼的苏珊好意地提醒道。
“真的吗？凯茜，你还是深藏不露啊！看来我是有了对手了，旗鼓相当才有得一比嘛。苏珊，看来你也不会太差了，我可明显感受到了你的挑衅意味。”波波夫胸有成竹地说着，又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叫好声。
“我在日本听一些长期在北美生活过的人说到过，这里的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音乐和体育教育，从小就让孩子接受正规的音乐，舞蹈，健身，溜冰，滑雪，游泳和球类训练。看来他们确实是全面发展的，在这些方面我们日本就自叹不如了。”海罗在我身旁感叹地说道。
“不用担心，东西方的文化当然会有很多的不同，每个人会什么就表演什么，不会也无所谓的。搞这样的活动我有兴趣，好吧，那我们就说定了，由我来张罗安排，在下学期的适当时候我们就搞一次音乐，歌舞派对。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到时候再通知。”戴维大声说。
经过了正式考试，对自己的英语和学习能力有了信心，在过完年新学期一开学，我们也就更多地参与了系里和大学的体育和其他活动。在国内，我曾经在小学期间受过少年体校的乒乓球专门训练，在中学期间还受过田径队的正规训练，又是大学的学生和留校后的教工足球校队成员。我就与圭尔夫大学各学院研究生中的七，八个来自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国的乒乓好手，周末经常练习，代表大学研究生队参加安大略省大学之间的乒乓球联赛。戴维和我还参加了系里教授和研究生组成的英式足球队。海罗不会打乒乓，也不会踢足球，却着迷着棒球，理论上很有一套，老是拉着我和戴维要练习棒球。我们三人就和凯茜和安妮一起也加入了系里的研究生和教授组织的棒球队。
傍晚或周末，在学习和研究之余，我们就经常成群集队地参加大学内各学院和系间的足球和棒球联赛。只有波波夫，虽然对我们的集体活动十分眼红，尤其看到凯茜也加入了棒球队和大家玩得兴高采烈的，但是他就是放不下面子，改不了口，还在顽固地坚持着他的美式足球训练，成了孤家寡人。
四
车子突然在一家大商场的停车场停了下来，我看了一下手表才过了40来分钟。只听到波波夫哈哈大笑，大声说：“多伦多快到了。我知道你们早就眼红了，谁都想试试开这辆豪华车。现在才3点不到，晚饭时间预定在7点，我们还有3个多小时可以在各家大商场，或者各处转转，领领行情。这三个小时，你们每人可以试开车一个小时。戴维，你最熟悉多伦多，由你决定先去哪里吧。”
戴维高兴地说：“你们想去哪里？我看你们平时自己开车来多伦多，一般只是去中国城和大商业中心。这些地方反正明天会去，我就用这几个小时带着你们去看看多伦多最重要的历史建筑，最值得一看的景点和市郊外围新建的居民区和商业中心吧。”
车在市区街道上平静地行驶着，一路看着风景我又继续了我的回忆。那是我来后的第二个学期。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只要凯茜不在办公室，波波夫老是跑到戴维的位置，找戴维窃窃私语，好像意见很不一致。我和海罗搞不清状况当然不好过问。不过有一天，波波夫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了出来，要我们参与意见。
原来在圣诞节期间，波波夫想省下回阿伯特与父母和家人一起过节的飞机票钱，决定不回家。凯茜回了家，波波夫在圭尔夫一人独处觉得太无聊，就找到也没有回家的戴维，强约着他一起去了一趟首都渥太华（Ottawa）。波波夫没有想到东部的加拿大会这么开放，有这么多好去处。他们在靠近渥太华郊外的凡尼亚（Vanier）小镇喝酒，看裸体舞。安大略省一边按法律规定，裸体舞到12点必须停止，酒店必须关门。这里关门了，他们又过江到魁北克省那一边的厚（Hull）小镇，再找了一家酒吧继续喝着啤酒，看裸体舞，一直到天亮。
波波夫手舞足蹈兴奋地说着，在那里的女招待几乎是全裸，不穿内裤，不戴胸罩，只有薄围兜，来回穿梭着端酒，端菜，台上表演脱衣舞的年轻女郎身材美极了，使他血脉膨胀，乐不思归。他还想周末再去，可是戴维就是不愿意。他问我和海罗想不想也去见识一下？另外，波波夫最近在学校美式足球队训练时认识了一个黑人女学生球迷，当天就领回了他的住所。他认为是男人总会有性的需求，既然人家这么开放，投怀送抱，两相情愿，有个女人临时替代一下，享受生活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反正也不必负责任，更不会考虑天长地久。
戴维却全不认同。他觉得看脱衣舞一点意思也没有，就算舞女和女招待再漂亮，但是看着女招待的屁股怎么吃得下东西？表演脱衣舞的年轻女郎身材再好，乘向她们一层一层剥剩下来的内裤，胸罩里塞钱的机会，轻薄两下，近似无聊。他对波波夫没有感情基础的烂交也不认同，说这倒说不上种族歧视，试想与不认识的黑女人睡觉，半夜醒来见到身边躺着一堆漆黑的，两只白眼珠子一闪一闪的，不被吓个半死才怪！当然，如果是真的爱上了她，习惯了又是一回事。反正他是不愿意再专程去看脱衣舞了。
波波夫热情的邀请，激起了海罗的好奇心，果然就在那个周末，他俩专程开车去了一趟。不过，回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谈起过这件事。波波夫开始“改邪归正”，再次热情地追求起他的师妹凯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示爱攻势。老话说，好女就怕烂男缠，凯茜不想伤害了波波夫，在被动地，老练地应付着，也确实有些被感动，使我们几个也几乎误认为他们的事会成呢。
去了一趟渥太华看脱衣舞回来，本来就老在为他的研究课题找不到新思路唉声叹气的海罗变得忧愁善感起来。我注意到他常常一个人在发呆，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讲一些日语。平时我们会经常讨论一些各自研究课题的构思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各种数学模型的演变和应用实例，计算机模拟程序的编写和论证。现在的他可是沉默寡言，再也提不起劲头来了。
一天下午才四点左右，海罗就硬拉着我去帮他练棒球的投球。他是投球手，我当然只能接球了。他所使用的球是从日本带来的又小又硬的小白球，与我们平时练习和比赛用的大白球不一样。我虽然戴着棒球手套，接球时手掌心还是很疼。我这才注意到这小子是在咬牙切齿使劲地投，简直是把我当成了“阶级敌人”，恨不能一球把我打翻了呢。
“这算是什么？我成了你的出气筒，拳击的沙包啦！好小子，等我们换班时也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心里这么想着。谁知道才投了十来分钟，也许是他看我接得轻松自在，笑眯眯，不怀好意地看着他在拼命耍把戏，有些心慌意乱。海罗提出不练了，没劲，一定要拉着我去酒吧喝酒去。
我们一人要了一大杯啤酒，一盘法国炸土豆条和一盘炸洋葱圈，边喝边聊了起来。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这个心情容易起伏，情绪偏激，又爱摆酷的日本同窗可以说是基本了解了。我无法改变自己动不动就对周围新接触到的人物作心理分析的习惯。海罗对我老是能摸透他的心思，及时点醒他，有些莫名其妙和无可奈何。
“你和波波夫去了一次渥太华看裸体舞回来已经有两周了。波波夫回来后就洗心革面，看来你起的作用很大，就是不知道你是在干好事，还是在干坏事？”我漫不经心地试探道。
“波波夫能够痛改前非，一心一意追求他的所爱，总不会是坏事吧？其实我也没有说过他什么，只是在喝酒，观赏的兴奋和刺激过后，我在回来的路上与他谈到了自己的心情。我说如果我是波波夫，我就会义无反顾，死心塌地去追求凯茜，决不会作出任何被她看轻和藐视的行为的。凯茜无论从长相，才华和为人看都是一流的，波波夫完全值得为她这样做。”海罗理直气壮地说明着。
“凯茜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波波夫所抱的希望越大，如果失败了，失望也将越大。强扭的瓜不甜，还是顺其自然为好。不过，从你们一起去了一趟渥太华看脱衣舞，波波夫是改邪归正了，你自己的问题可就大了，成天心不在焉的还怎么做研究？看来你还是旧情难忘啊！你因为自己对研究没有信心，在来加拿大前提出与女朋友素素子分手，本来就毫无道理。现在你既然后悔了，想素素子就快点喝完酒，回去给她打电话邀请她来加拿大玩。再拖下去，她如果真对你失望了，另有了男朋友，你就是后悔也晚了。”我好心地劝导他说。
“你说，我当时向她讲得那么绝，走了以后一个电话也没有打给过她，现在过了四个月如果又后悔，就算我厚着脸皮回头再求她，她还会看得起我，肯原谅我吗？时间上真的还能够来得及吗？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我实在是没脸再向她开口了。”海罗犹豫地说道。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错，简直有点莫名其妙，错的离谱。你做研究可能会遇到困难，与素素子又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在研究还没有展开，先把她作了陪葬品？她跟了你三年，像照顾老公一样地照看着你，把心，把一切都给了你，人家为的是啥？你说不要，就不要了，理由居然还说是为她考虑，怕耽误了她的青春。你也太自私了，从来就没有从她的角度去想一想，认真地为她考虑过。一个与自己喜欢的男人同居了三年，又被以莫须有的理由抛弃了的女人，有这么容易从沉重的打击中重新站起来吗？你越是拖着，对她的伤害也就越大，你也就越没脸。只有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及时纠正这个错误，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时间上我认为，如果你能马上果断地采取补救措施，还是来得及的。我相信，素素子还在等着你的回心转意。只要你诚恳地向她说明，她是会原谅你的。”我说。
事后，海罗果然鼓足勇气在电话里向素素子承认自己的错误，发出了邀请。在素素子应邀前来陪伴了海罗一周后，他又再次变得精神焕发，就像一辆耗尽了油料快熄火的汽车，又加足了汽油，完成了保养，动力十足地重新出发了。在他继续探索了两年还是无法突破后，他鼓足了勇气在他的导师委员会开会时，提出了改换研究课题方向的要求，还真的让他达成了目的。现在的他可是满怀信心，打算尽早完成博士学位，回去和素素子结婚，过好日子去了。
五
到了加拿大的第二个学期期末，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搞活了导师吉姆交给的一个被闲置了好几年，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而且拿出了初步的结果。在我作为访问学者参加旁听的两门研究生课程中，正好赶上布赖恩•肯尼迪（Dr. B. W. Kennedy）教授别出心裁，为注册听他研究生课的五个平时学习成绩十分出色的学生，举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半个月开卷大考。他给的考题包含了他自己正在研究的当今数量遗传的四大难题，要求学生在半个月内给于理论论证，数学证明和计算机模拟证明。加拿大学生萨利文，西蒙，安妮，北京来的硕士研究生王小姐，加上博士生海罗和我正好6人是在听着布赖恩•肯尼迪教授的课。
肯尼迪教授以一种同情的语气，好意地对我说：“这可是一场专业基础，专业理论，逻辑思维和创造力的大考验，不是用一般的阅读和综合参考文选和具体的数据资料分析能够解决的，事实上也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的标准。你对这门课只是参加旁听，不是注册学生。如果你觉得为难，完全不需要费这份劲，接受这场考核的。”
说实在，一开始听了肯尼迪教授对这场半个月开卷大考的构想，我确实是在犹豫。一方面，我是跃跃欲试很想接受这份挑战，参加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卷大考。另一方面，我也有些患得患失，因为我正在向导师提出争取资助，转为正式的研究生。我如果接受这场挑战，考好了当然对申请转为研究生，争取资助会有帮助。不过，我如果不参加，对申请转研究生也不会有大的影响，而一旦搞砸了可是会全功尽弃。现在，听了肯尼迪教授的这番“好心”劝导，却激起了我的自尊心。我从来就认为只要别人能做到的，我就一定也能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其他五位研究生既然没有选择，一定要参加这场考试，我为什么要临阵退缩？拼了，要死大家就一起去死。我下定了决心，硬着头皮参加了这场开卷大考。
一开始我们都把破解命题的希望寄托在阅读各种参考文献和有关的专著上，各自从图书馆借了十来本专著，复印了大量已发表的有关论文，相互交换着苦读了起来。几天后，我们陷入了恐慌，因为这些参考文献和专著没能提供任何的解题秘诀和思路，大家都各自进入不眠不休，苦思冥想，废寝忘食，试图独立给予理论论证的紧张阶段。与海罗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凯茜，波波夫和戴维也跟着为我们紧张了起来，连平时吵吵嚷嚷的波波夫走进走出办公室时也体谅地轻手轻脚起来。
有一天晚上8点来钟了，凯茜又开车回到了办公室，为海罗和我送来了她亲手烤制的刚出炉的蛋糕。戴维看到我们饿了只会打电话叫比萨店送来比萨，就开车走访了市区的几家中餐店，联系好了一家肯做中餐送上门的，给了我们联系叫送的电话。波波夫更是热心地表示，我们如果想吃什么，只要告诉他，他会开车去为我们买热的来。谁说的洋人感情冷漠，不懂得关心他人？海罗和我就是在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关心下拼下的这场考试。
一周过去了，我们6个人各自独立地完成了4道题部分的理论论证，但是没有一题是能够彻底完成和自圆其说的，只是无法再有进展了。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数学证明和计算机模拟证明上，心想也许完成了这两步可以回过头来帮助完成理论论证。两周后的结果是，我们6人几乎同步独立完成了计算机模拟证明和部分数学证明，而这两部分的证明也没有对理论论证带来重大突破。到了两周考试期满，我们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尽了全力还是不能满意的答卷交到了肯尼迪教授的手上。熬了半个月考试结束了，当我们一个个脸色苍白地走出办公楼，只觉得天晕地转，一脚高，一脚低的，波波夫和戴维追了出来，不让我们自己走回家，拉住我们上他们的车，分别把海罗和我送回了住所。
两天后，肯尼迪教授在加拿大家畜遗传改良中心的学术交流会上对这场考试作了总结。他兴奋地告诉在场的四十多位教授，二十来位各国来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和五十来个研究生。他说，这场考试至少证明了两件事，即第一点，参加考试的有三名加拿大的学生和三名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生，他们都是智商不低于他的优秀学生，因为他自己化了两个月的业余时间也只能走到相似的地步。这场考试也证明了，东，西方学生在智力上差距不明显，西方学生在理论论证的语言表达上略胜一筹，东方学生在数学证明上更为严谨。计算机模拟证明方面他们六人全部成功，在模拟程序编写上各有千秋，不少模拟程序要比他自己写的简洁有效多了。第二点，所有考卷上的答案证明，这六名学生都是完全独立完成的，提供给了他六种不同的解破这四大难题的思路和数学逻辑。在完全没有监督和长达半个月的考期中，这六名学生之间没有受到相互的影响，也没有一个人提出放弃，足以证明了他们的诚实和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除了全部给他们A，我不知道还能给什么别的分数，在鼓掌声中他最后说道。
过了几天，等我们休息缓过了劲来，戴维，波波夫和凯茜果然在学期末，乘大家在收拾行装还没有离开前，在家畜，家禽科学系和食品加工系，两个系的各国研究生中发起一场音乐歌舞晚会，还特别邀请了和我们一起刚完成这场别开生面开卷考试的萨利文，西蒙，安妮和北京来的公派研究生王小姐一起参加。音乐舞会的地点是在戴维的住所，他的房东一家出去旅游了。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加上有宽敞的后花园，邻居家距离比较远，搞一个音乐派对是再合适不过了。
音乐舞会很成功。戴维是个多才多艺的吉他高手，他的男中音相当出色。凯茜，露伊丝，和西蒙本来就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乡村音乐歌手。凯茜和西蒙的钢琴弹得相当有专业水平。露伊丝，苏珊，萨利文和安妮的苏格兰舞跳得非常好。几个来自津巴布维和南非的学生跳起了热情奔放的非洲舞蹈。波波夫可得到了显示和发挥他的善歌善舞特长的机会。他那浑厚，动人的男高音充分证明了他训练有素的歌喉功力，特别是他更善于跳俄罗斯民族舞蹈，能轻易地把音乐舞会的气氛带入高潮。在这方面海罗，王小姐和我就相形见拙了。我拿得出手的乐器表演就只有口琴独奏，唱上几段只有王小姐一个人听得懂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段和几首老歌。亏得我以前还认真地学过一点新疆舞，加上中学时代接受过田径正规严格训练，有坚持体育锻炼的体力，还能够跟波波夫比一比蹲下转圈踢腿，摸脑袋的持久力。海罗更糟糕，他和王小姐一样，什么也参与不上，被逼得没办法就拉开了破嗓门，吼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日本歌。
在夏天学期的期中，得到导师的全额资助，我随着全系涉及家畜遗传育种及其应用的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和研究生，一行50多人飞到了美国，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大学，参加第三届遗传应用于畜牧生产的大型国际会议。回来后，我在办公桌上见到了大学研究生院批准我获得外国学生奖学金的通知和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在1986年的9月初，我很顺利地进入了研究生的课程。有了外国学生奖学金，我不必支付外国学生的高额学费，只需支付与加拿大学生同等的学费。导师吉姆承诺的用研究经费支付的最高额助学金（RA），使本人除去学费开支后的余款，要比中国公派研究生国家给的生活费标准高出了一倍以上。
老话说，运气不好的时候喝凉水也会塞牙，而运气好的时候则财源滚滚，不请自来。本人刚在窃窃自喜，庆幸着自己的时来运转，得到了导师的资助和外国学生奖学金，由访问学者顺利转成了研究生。在一次上系里的收发室查看信件时，我遇到了系办公室五十来岁的女秘书朱利安。
系主任秘书朱利安好奇地问道：“立群，现在正是研究生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申请表？你可以在研究生院出的介绍册子的后半本，找到与你专业有关，允许外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目录细节。虽然大多数奖学金都规定只允许加拿大公民可以申请，但是我记得还有几份你们外国学生是可以申请的。”
“我已经有了吉姆给的全额RA和外国学生奖学金，应该满足了，哪能贪得无厌？”我笑着回答。
“那可不是这会事。能够通过竞争，经过审评获得奖学金的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一种履历，这是应该得到鼓励的，而决不是一种贪得无厌。你应该有一份就申请一份，能得到几份就争取几份。反正，如果得不到你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还起码可以证明你有争取的勇气，最多只是多填了几张表格。如果你有困难，可以来办公室找我。申请表在系办公室各种表格的柜子里，你可以自己找。”朱利安继续说。
听了她的话，我真找到了一份与我搞的研究课题有关，并且允许外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填了表也没当作一回事就上交了。没有过了多久，我居然真的得到了这份奖学金。研究生可以申请做助教（TA）。这是研究生争取教授认可自己的专业和教学能力，并获得经济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每学期系里能够提供的TA份数有限，而申请人很多，竞争剧烈，居然又被我申请到了。一下子钱多了很多，简直使我觉得有一点儿飘飘然，不过随后也给我带来了许多烦恼。
六
首先，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凡是得了好处，“发了财”就得意思意思，有所表示，我得请客与大家一起共享。这还好说，与同样既得了奖学金，又做了TA的王小姐合作，把自己系里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人海罗召集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请客搞一顿聚餐，还是轻而易举的。自己系的中国同学，尤其是老在一起相处的好朋友，尽管也有可能有人出于妒忌，会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些怪话，但终究还是清楚我是怎么得到这些的。为难的是如何向不断前来讨教“成功秘诀”的旁系自费中国研究生，解释清楚这个“幸运”的过程？
实事求是地说明，是没有人肯听和愿意相信的。他们希望听到的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真功夫”，即可以用来“摆平”导师，系主任和系里的其他教授的，具体送礼，送红包，请客吃饭，如何讨好他们的详细过程和实用手段？因为在他们这些后出国的年轻人看来，他们只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认为这些都应该是合理运用金钱和交际手腕的结果，只要能够保障“收获大于投资”，就是一个好买卖。我一再地向他们说明，本人绝对没有送过任何礼品和红包，完全靠的是读研究生课程的考试成绩和研究课题上的进展，是专业上踏实努力的结果，居然还惹恼了一些人。
他们说：“你不必把事情的经过讲得这么漂亮和纯洁，都是成年人，谁也不是傻子。我们是来虚心向你讨教来的。如果你肯讲，我们也从中得到了好处，是不会亏待了你的。如果你还是用这套鬼话来敷衍我们，那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人。”
看来我是越辩解，越糟糕，越描越黑。别人从国内派出就是研究生，经过一年后，拿到导师的RA，争取到一份外国学生奖学金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而我派出时是一个访问学者，不但也得到了这些，还得到了额外的奖学金和做TA的机会，是不同寻常的。至少在这所大学还没有哪位访问学者像我那样，反转过来得到了资助，成功成为注册研究生的。相信的就是相信，不信的我再怎么说明还是不会相信的，只能随它去了。
我得到了导师研究经费的资助，得了外国学生的奖学金，注册成为了正式研究生，又拿到了一份研究项目奖学金和做助教的机会，在办公室里得到了戴维，海罗，波波夫，凯茜和系里同学苏珊，西蒙，萨利文和安妮等和食品系露伊丝和其他研究生的衷心祝贺。不过，当我表示要请客和大家共享时，却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凯茜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请客，也没有义务与别人分享你所得到的。获得了奖学金是系里学术委员会教授们对你的学习和研究能力，以及你工作努力的肯定，得到了RA和TA则是你导师对你能够胜任项目研究和任课教授对你学习和教学能力的肯定。这些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奖学金不是用来请客吃饭的，否则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
戴维说：“其实，你现在有几年时间可以稳定了，真的应该好好规划一下你的生活。比如，换一个环境好一些的住处，或者申请大学的研究生公寓，买一辆汽车代步，尽快把你的太太和孩子办出来，一家团圆，等等。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只怕有再多的钱也不够化。等你办齐了这些事，再和你太太举办一次烧烤晚会，只要你发出通知，大家包括系里的教授，只要有空都会带着酒菜前来祝贺你的侨遷之喜，这不好多了？”
我在自己的部分同胞处，得到的是猜忌和嫉妒，甚至恶意的中伤，反而是从加拿大的同学和朋友处，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自己想想只觉得十分无奈和悲哀，追究起来恐怕还是因为中国人的“穷”惹出来的祸。不过，“穷”字并不能用来完全解释出现这些违反常理的社会现象，这里也应该包含了东，西方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别，以及所有制概念，社会道德和风气，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等思考逻辑上的差异和历史原因。
有一次，有两个年轻的物理系中国留学生在我开车回家途中拦住了我，很没有礼貌地问道：“老范，我们看你也有一把年纪了，实在看不出你有什么招人喜欢的过人之处。你到底是什么个来头，是凭什么能够与这些洋人打成一片，搞得关系这么好的？能够得到的好处你都得到了，你到底使出了一些什么手段？”
“看来，如果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来头，也没有使用过任何的手段，你们是决不会相信了的。在认真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你们几个小问题，请你们坦率地回答。你们和这些加拿大同学和教授相处也有这么久了，是否有受邀去饭店一起进餐的经验，通常是谁付的买单？你们受邀去同学和教授家搞音乐聚会，或聚餐，你们一般都带些什么？你们自己搞过聚餐，聚会，回请过人家吗？上健身房，游泳，打棒球，踢英式足球，你们平时参加一些什么体育活动？上研究生俱乐部，你们是如何与这些洋人同学们相处的？我们刚来时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会得到教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当你们稳定下来后，你们是否有作过努力，试着去帮助过别人？”我问道。
“这，事情是这样的。刚来时我们是受到过邀请，与教授，或同学去饭店一起吃饭。既然是他们邀请的，当然应该由他们付买单啦。洋人钱多嘛！人家才不在乎这几块钱。我们的生活费有限，能省则省，如果是各人付各人的买单，我们不会自己去吗？受邀去同学和教授家参加音乐聚会，或聚餐，我们一般是不带东西的。这到不是我们小气，一来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带些什么为好？二来既然人家请客，洋人哪有要客人带礼物的习惯？带不带应该是无所谓的。”其中一位不好意思地回答。
“为了省点钱，我们一般都合住在外国学生租用的集体宿舍，就这份条件，我们可以拿什么来回请人家？再说人家又怎么能够看得上眼，请了人家如果不来不是自讨没趣吗？至于体育活动，我们没有上健身房的习惯。搞运动是要化很多钱的，买一只棒球手套，差的也要一百多加元，买一双足球鞋没有一百四，五十加元是下不来的，何况我们还不会玩。在研究生俱乐部，吃的，喝的价钱要比外面贵很多。我们一般不会化这个冤枉钱，而他们则不在乎花钱，不停地喝酒，吃着东西聊天，我们当然没法子与他们凑在一起了。你说要试着去帮助洋人？他们还会有什么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怎么会来求我们帮助？”另一个补充说道。
“你们必须明白，邀请一起上饭店去吃饭，是应该由各人自己付买单的，只有说明谁请客的别人才无需掏钱。只要你们装了几次糊涂，估计就再也不会有人邀请你们一起出去吃饭了。洋人同学也是靠着助学金，或者奖学金，加上夏天学期的外出打工挣来的钱过日子的，钱并不比我们多，他们几乎是没有存款的。参加聚会，或聚餐按照这里的习惯，最起码要带够自己吃喝的，不给主人家带来麻烦才对。如果努力一点，客人应该多带一些自己拿手的好菜，精心制作的食品，让大家一起来品尝。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须是有来有往的，洋人在学习和研究中同样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能够帮得上忙的还是要主动互相帮助。只有经常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同学之间才能增加交流，增进友谊和感情。”我试图说明着。
“照你这么说法，好像也有一些道理。听说你一来就很舍得花钱，住进了加拿大人的独立洋房。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那么化钱法，一年下来我们还能攒下多少钱？到回国时恐怕光买齐出国人员的免税商品，一年四大件，二年八大件的钱都不会够，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当然，看你现在所得到的，应该说你化得完全值得，只是风险太大，一般人不敢这么做的。”第一个又说道。
“我在国内读书期间就是一个乒乓，田径，足球运动员，本来就有健身和运动的习惯，这对我参加各项体育运动是方便多了。交朋友是会多一些必须的开销，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当然应该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花费，起码不能增加了别人的负担。不过，光靠舍得花钱是交不到真朋友的，只能交到一些酒肉朋友。交朋友与获得助学金和奖学金并没有因果关系，这是必须分开来看的。要想获得助学金和奖学金就必须使自己的学习成绩突出，课题研究不断有进展，这是先决条件，其次才是人缘。要交朋友就必须是地位平等的，不必要畏首畏尾，自贬身价，一定要有自信心。朋友之间应该是相互坦诚的，积极主动的，经常一起参加一些活动，有思想交流的，关心对方，帮助对方，对双方都有利的，否则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想你们只要认真静心地想一想，已经可以自己来回答你们刚才的提问了。”我坦率地说明着。
七
在多伦多各处景点，新建的居民区和商业中心走走看看，化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波波夫把车子开到了那家我们预定了位置，新开张的西班牙大酒店。我们来得还是太早，停好了车，我们一行由波波夫领头向装修得富丽堂皇的餐厅大门走去。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当我们一进入大厅，波波夫刚报上名号，还没等我们把脱下的皮大衣交到门口服务员的手上，居然有一批穿得衣冠楚楚的男，女招待，迅速站成了两行，以夹道欢迎之势，由一个中年的大堂经理亲自领队，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真有点儿受宠若惊，心里在捉摸着，不知道波波夫这个捣蛋鬼在预定餐桌时是如何介绍我们的，耍了什么花招？强忍下了心里的疑惑，硬着头皮，我们故作大方地跟在大大咧咧，神气得有点儿嚣张的波波夫后面，由经理领路走到了我们预定的，处于显眼的中心位置高台上的餐桌。四个年轻漂亮的女招待帮我们拉开了各自的坐椅，招待我们坐下后，协助我们围好了华丽的餐巾，就一直站在我们的身后，随时准备着提供服务。一位相貌英俊的男招待，拿来了那瓶据波波夫说是店里最贵的冰镇西班牙红葡萄酒，由波波夫“验明正身”，当面开瓶，小心地帮我们倒上了酒，也站在了一边，随时帮我们上酒。
菜一道一道地上来了，色，香，味俱全，我真的没有想到西班牙餐馆也能烹调出如此美味佳肴。崭新的精心设计的各种银餐具把各道菜肴衬托得雍容华贵，增色不少。每一道菜上来，先展示一圈，然后厨师就负责切割分盘，由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服务员协助，送到我们面前。我们边吃，边配合波波夫海阔天空地瞎聊着，一会儿东京，京都，上海，北京，一会儿莫斯科，高加索，罗马，巴黎，纽约，林肯。这些城市本来就是我们各自成长，或曾经多次去过，十分熟悉的地方，给这么一吹，旁人听来就好像我们成天在全世界到处旅游和玩耍一般。当然，我们也很自然地谈到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一串串的专业术语，更使得我们的学问程度和身份变得神鬼莫测，使为我们倒酒的男招待和站在我们身后的年轻女招待，越来越显露出了仰慕，甚至崇拜的表情和眼神。
等上到了最后一道菜，餐厅大堂经理和大厨一起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三人只是笑着点头，表示十分满意。波波夫却像模像样地对每一道菜都评论了一番。戴维，海罗和我都知道，波波夫和我们一样，从来就没有上过西班牙饭店吃饭，现在却在不着边际地胡吹。看着大堂经理和大厨的痛苦笑容和海罗的目瞪口呆，戴维和我差一点儿笑出声来。其实，在这两年半期间，我们在外时吃得最多的还是麦当劳，坎特鸡和披萨饼，上饭店也只分别去过一次英国餐馆吃熏鳟鱼，法国餐馆吃乳烙蜗牛，古巴餐馆的蛙牛和日本餐馆的料理，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吃的都是西式的自助餐。我们去过若干次中国餐馆聚餐，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除了古巴餐馆的某些菜式与西班牙大饭店的有点儿相似，其余的根本就毫无可比性。
不过，大堂经理和大厨的痛苦笑容和男，女招待的殷勤服务还是值得的。这一餐的定价是240加元，波波夫出手抛出了300加元，而且潇洒地加上了一句：“Keep in change ! (不用找了！)”。按加拿大上饭馆的一般习惯，小费是买单合计价钱的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一顿，通常应该付的小费是24加元。波波夫大方地给了60加元，当然引来了大堂经理和男，女招待们的一阵惊叹和感激。听到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去看西班牙歌舞表演，而且预定了最好的位置，大堂经理马上巴结地告诉我们，不必出去的，大饭店的二楼是与隔壁的歌舞剧院相通的，而且指派了一位女招待带领我们过去。
这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招待一路为我们引路，一边介绍着大饭店能够提供的住宿等其他服务项目，还特意介绍了这个刚到的西班牙歌舞团的重点拿手节目，最后高高兴兴地拿着波波夫塞到她手里的十加元，给我们送了好几个飞吻走了。由于我们来得太早，歌舞表演还要等上一阵子才会开始。应波波夫的要求，贵宾室女招待给我们送上了啤酒。在这空荡荡的贵宾室我们三个开始琢磨和嘲笑起波波夫的“撒钱功力”。
波波夫哈哈大笑地说，他可是认真地下过一番功夫去了解行情的，否则哪能表现得这么潇洒自如？他又认真地说，能够大把地给钱，受到别人的尊重和仰慕，给钱给得简直太爽了。不过，按照他舅舅的说法，他可是真的吃了大亏。他说，他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们三个“百万富翁”，因为一起出门，管钱，付帐的往往都是百万富翁的跟班和随从，因此，他给钱是给得很爽，话也最多，却做了一回十足的小丑。
听了波波夫好委屈的一番说词，我们都憋住了笑，装出一付十分同情的样子，讨论着该由谁来替换下他的角色。戴维一本正经地说：“不好意思，真是为难你了。我们怎么能够让一个真正的百万富翁当起了跟班，随从和小丑？这个跟班和随从的角色还是由我来当吧。”
“不用，不用，我牺牲就牺牲了吧。你的长相很体面，就像一个绅士，大人物，怎么能够当得好随从和小丑呢？立群和海罗又不十分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你们都是稳重有余，缺乏灵活应对的经验和本事。不要小看了这份差事，这是你们都干不了的。”波波夫有些不自在地注意观察着我们三个人的表情，费劲地说明着。
“不要紧的，我们不懂可以边干边学嘛，送钱总是要比收钱好干多了。你想当百万富翁，那就当，我们来发钱。放心交给我们吧，你可千万别客气。”我故作认真地对着波波夫说道，海罗在一旁表示赞同地直点头。
“这，你们这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你们不是说好了为我庆祝的吗？怎么合伙要向我夺权啦？我知道你们可能会不同意我刚才的说法，算是我自讨没趣，好了吧？我认了，是我自己想干的，没有人逼我。你们可是真的抓住了我的弱点，我就是喜欢摆大款的架子，体会一下挥金如土，受人仰慕，支配人的感觉，就是喜欢这个调调。”波波夫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引得我们三人一阵哄堂大笑。
“波波夫，你以后上班的公司就在多伦多，看来你周末也不会少带你的女朋友和同事，来这里吃饭和看歌舞表演了。你的工资可能根本就不够你化的。你能老是摆大款，挥金如土，这么做吗？”戴维问道。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有一次经验就够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你们难道真的就没有注意？这些漂亮的年轻女招待眼睛可老是在琢磨着你们哦，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一回事。”波波夫苦笑着委曲地说。
“我们衷心祝贺你能走出失恋的阴影，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并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过，我听苏珊说凯茜这样做是有着她不得已的苦衷。她的父亲是个生物学家，热衷于热带雨林和海洋生态的研究，在东南亚一带搞科学考察，度过了十来年。后来，因为他染上了热带病，身体状况出了问题，不得不中止研究回加拿大治病。她的父亲英年早逝，才出版了一本书，按原计划许多考察还没有完成，留下了遗憾。凯茜发誓要完成她父亲的遗志，想把整个研究考察计划做完。她大学修学的就是生物学，还一次不缺地坚持参加着生物系的学术交流活动，练习瑜伽和空手道都是为了独自前往东南亚考察作的准备。凯茜读研究生搞肉品加工，是因为方便在当地找到工作，除了得到有关机构的资助以外，可以支持她的自费考察。听说她现在已经转到了马来西亚，在学习潜水呢。”我说道。
“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凯茜曾经明确地告诉过我，可是我就是不死心。我总以为她不会这么坚定，这么绝情，只要我努力就可以使她改变主意的。等到我最后改变态度，表示愿意支持她，并且和她一起来完成她父亲的遗愿时，已经太迟了。她不相信我的诚意，也不愿意拖累了我。她认为我不是一个为了完成某种事业，愿意无代价作出付出的人。我现在自己也清楚了，她的决定是对的。我只是一个追求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确实不是一个愿意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人。她父亲的遗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扛不起的历史包袱，我只能放手，衷心地祝福她了。”波波夫说。
八
西班牙歌舞的节奏性很强，音乐轻快流畅，舞台的气氛掌握的很好。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很容易就把观众席的气氛也带动了起来，喝彩声，鼓掌声，响成了一片。一排排金发碧眼，或者黑发碧眼，年轻美丽的姑娘，穿得花枝招展，长裙摇摆，踩着轻快的舞步，玉腿此起彼落，整齐地高高踢起。后排英俊，强壮的男子汉则充分显露了阳刚之气，衬托性地配合着前排的舞步，强有力地按照节奏，使劲地跺着舞台的地板。坐在观众席前排中心位置那一桌的我们，一边喝着啤酒，吃着零食，一边欣赏着歌舞。
海罗和波波夫在起劲地评头论足，争论着台上姑娘们的长相，身材和美腿。戴维和我则静静地喝着啤酒，偶尔就西班牙音乐和歌舞的特点说上两句，交换一下看法，在每一个节目收尾时礼貌性地鼓鼓掌。我不清楚性格温和，思想深沉的戴维有什么具体的感受，自己却随着强有力的舞蹈节拍和跺地板声，如同再次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五类”红卫兵跺地板，大跳“忠字舞”，气势磅礴地大唱“造反歌”和毛主席的语录歌，挥舞着大红旗，高呼着“血统论”口号，咄咄逼人地制造着红色恐怖气氛所带来的震撼。我不知不觉地也回忆起了文革前，在中学时代自己参加过的文艺汇报演出，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兵团战士排练样板戏和文娱活动，和文革后在大学里学生会组织文艺汇演的欢乐气氛。
西班牙歌舞演出节目中间有许多休息时间，方便观众上洗手间，到阳台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或抽上一口烟，也方便一些服务员叫卖啤酒，爆玉米花，花生，腰果和水果，当然还可以让演员喘上一口气，准备起下一场的表演。我觉得演出大厅的空气很混浊，我们坐在最前面中间的那一桌，应该是吸足了跺地板，踢腿扬起的灰尘，就拉着海罗走出大厅到阳台去喘一口气，抽一口烟。
“这些西班牙来的洋妞可是真漂亮，不但眉目长得楚楚动人，唇红齿白，身材更是棒极了，凹凸玲珑，比例协调。她们那细长的玉腿，那份健美，那份似娇似嗔的野劲，是东方女子无法比拟的。看着她们翩翩起舞，眉目传情，真使人心旷神怡，若痴若醉，我们这一倘来得太值得了，这确实是一种绝妙的享受。”海罗赞不绝口地继续评论着。
“嗨! 搞了这半天你和波波夫尽是在评头论足，谈论着女演员的美貌和身材了。你们到底是在听音乐，看演出，还是在看美女啊？你能讲出西班牙音乐和歌舞的特色吗？”我问道。
“哎！我们来看歌舞为的不就是彻底地放松，尽情地享受吗？歌舞表演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音乐和舞台设计来展示美丽。而最美丽，最吸引人的当然是这些年轻，美貌的姑娘了。音乐和舞蹈的编排一切都是为了衬托她们的美丽。我们来欣赏的就是这些美女，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你就一点也不兴奋，你不觉得她们很美吗？”海罗十分惊奇地反问道。
海罗的这一番话可真的把我给噎住了。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这才是通过感官刺激，毫不掩饰的直觉反应和真情流露。用歌舞来展示美丽，吸引异性的注目，达到择偶和两情相悦的目的，这恐怕还真是出现歌舞表演这种形式的最原始的起因呢。我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太一本正经了？受传统文化中一再赞美潘安和柳下惠的“目不斜视”，“坐怀不乱”，“心无杂念”，“不欺暗室”等正统思想的影响太大？连孔夫子都说过，食色性也。爱美是人的天性，我这样想当然地指责和嘲笑海罗和波波夫的好色，看来理由是不那么充分的。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日本男人的好色，似乎是铁定的事实。日本人的男性崇拜，每年一度抬着阳具上街的庆典传统。在日军侵占中国期间，明目张胆地大量征用“安慰妇”，灭绝人性地到处奸淫掳掠。日人男人下班后陪同老板和上司到处喝花酒，夜生活的企业文化，海罗也多次说到过。现在日本的女大学生，包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许多稍有姿色的女学生，周末，甚至课后都在市郊小镇做着陪酒，陪舞，洗温泉擦澡，按摩，甚至提供性服务的打另工挣钱。日本的报刊上也多次登载过不少大学教授和医院的主持医生，每当完成一个研究项目，或动完一个手术，都会邀请他们的助手，下属，甚至研究生一起去喝花酒，找姑娘帮助擦澡，按摩，逍遥快活的。这些本身就是日本男人社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再加上了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金钱，利益的驱使，使色情业无孔不入，更加蒸蒸日上。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同性恋者，只不过思想守旧，放不开就是了。你是个成了家的男人，有老婆在身边，严格控制自己是可以理解的。我想不通的是戴维，他怎么也会对漂亮姑娘这么冷漠，一点也兴奋不起来？这两，三年来我们就没有见他交过女朋友，你说他会不会是一个同性恋者？”海罗在一旁继续问道。
“你怎么可以这么胡说？戴维才不是同性恋者呢！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一个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造诣很深，思想比较保守，稍有些过分自爱，自恋，思考问题有一定深度的才子。他的要求很高，一般的庸粉俗脂是根本吸引不了他的。他以前也有过一个他深爱着的女朋友，因为他坚持要去欧洲工作和寻求发展才不得已分开的。前不久他才去了一趟意大利遗传育种研究中心参加面谈，现在他的工作已经落实了，过不了多久也该走了。”我解释着。
“你们正在谈一些什么呢？那些演员又到观众席前排各桌转了一圈后刚离开，我们就也乘机到外面来喘一口气。这些女演员可真热情，把波波夫捧得高高的，使他乐得都合不上嘴了。波波夫，这下子你该心满意足了吧？”戴维和波波夫迎面向海罗和我所站的阳台走来，戴维拍着波波夫肩膀笑着问道。
“我们正在讨论观望歌舞表演，主要是欣赏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编排，还是专门为欣赏美女而来的？在这方面海罗和波波夫的看法，可能与你和我的看法差别很大呢！因为我们没有和他们一样为这些绝色美女而极度兴奋和抓狂，海罗还在怀疑我们是否有同性恋的倾向？是否有生理上的毛病？上一次我还上过他的当呢，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小照相册子，要我从五十个日本女明星中挑出一个最漂亮的。我挑了一个长相最好的，他却说这也是一种心理测试。我挑的那位女明星虽然眉目长得最好，不过快上三十岁了，说明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根本就不懂得欣赏美女。他说我，连年轻就是本钱，就是美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连美女的青春活力都不能使我动心，看来是没有救了。”我笑着说道。
“哈！哈！对极了。男人不好色，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日本男人的好色是有传统的，你真的要开放一些，向海罗看齐才对。”波波夫乘机跟着起哄。
“你们的看法也太绝对了吧。我们的恋爱观有不同，对爱人，情人，妻子，家庭的看法和标准不一样。不能够就因为我们没有像你们一样，看到美女就兴奋，看到玉腿飞舞，踢起长裙后隐隐约约露出的小内裤而抓狂，就断定我们不是男子汉，或者是同性恋者。在女演员到台下来走到我们桌前时，我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但是我不会像波波夫那样激动得语无伦次，左拥右抱。因为我十分清楚，我是在欣赏西班牙的音乐和歌舞，这些女演员可不是我所喜欢和想要的女人。”戴维解释道。
“波波夫，这次你算是出够了风头，简直神气透了，在这些女演员中大受欢迎。我就坐在你的身边，可是还是没有看清楚，你是怎么把小费塞到她们中的哪一位的手中的？不可能每个都给吧，在这些女演员中你怎么知道应该给谁？怎么给法才是正确的，不会被怀疑，被视为轻薄和侮辱，每次给多少为适当？她们之间又是怎么分帐的？这里看来是大有学问啦。”海罗十分佩服地问波波夫。
“这可真是个大学问，我处理得既潇洒又得体，还不错吧？这和看裸体舞向裸体舞娘的胸罩和内裤里塞钱是完全两回事。如果向这些女演员也这么做，不翻脸，吃耳光才怪。因此，即使给钱，也至少要使她们感到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是一种爱慕，崇拜和欣赏，而不存在任何轻薄和侮辱的意思。至于应该付给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她们有领队的经纪人，代言人，一接触就可以知道。每次应该付多少，以及怎么付法才得体？这就要有经验，会察颜观色，分辨得清楚她们的暗示和肢体语言。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波波夫摇头晃脑地解说着。
九
歌舞表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钟左右才结束，人困马乏，哈兮声连连，我们糊里糊涂地随着观众人群走出了歌舞大厅，在停车场找到了我们所租用的白色宝马车。“才是清早6点，这个时间可很不好办。上旅店借宿划不来，上饭店吃早餐，喝早茶还太早，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就算在七点来钟我们能够吃上了早餐，商店和商场要九，十点钟才能开门，这两，三个小时我们能去哪儿？何况我们喝了一晚的啤酒根本就不饿，最好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眯上一会儿才好。”戴维思考着说。
“现在这么早就去朋友家敲门可是不妥当，何况我在多伦多也没有很熟悉的好朋友，估计你们也不会有。我看我们是否可以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停车场，把车窗都摇下来，大家在座位上先靠着，眯上三个小时，到大概九点以后饭馆和茶楼都开门了，我们再按计划上中国城的茶楼吃早中饭。你们看怎么样？”波波夫说。
“四个大男人，大白天挤在这么漂亮的一辆宝马新车里呼呼大睡，你们说停车场里的管理员和来回巡视的警察会怎么看我们？他们可能会把我们当成了阿里巴巴大盗，刚抢了珠宝店，或者银行，在稍作休息呢！警察会让我们睡得安宁吗？”戴维问道。
“这样吧，我们改变一下原来的安排。我知道在中国城一栋商业大厦的地下餐厅，现在就有早餐供应，而且售卖的还是我家乡的正宗上海早点小吃呢，保证你们会满意。吃好了早餐，歇上一会儿，我再领你们去一个地方，也就是多伦多中国留学生联谊会所设的一个临时招待所。那是为了接待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临时落脚的地方，是在居民住宅区，有停车位。我认识他们的负责人，我和他们聊天，你们可以在客厅的沙发上，或者空着的卧室小睡一，两个小时。到九点来钟我们再离开。”我建议道。
一听说有好吃的，又有地方可以歇上一会儿，他们当然一致说好。我把车开到了那栋商业大厦，值得庆幸的是地下餐厅售卖各种上海小吃的摊位还在。我作主要了四大碗小混沌，两大盘锅贴，八根油条。这些都是热气腾腾刚出锅，新做的，香味扑鼻，引得大家食欲大动。刚才还在说喝了一个晚上的啤酒根本就不饿，真吃起来却还是狼吞虎咽，我只得又加要了四小笼肉包子，才填饱了各位的肚子。
“嗨！你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大老早的就能够提供这么多美食？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都长得很帅，很精神嘛！你和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波波夫满嘴是油，左盼右顾地问道。
“我是在去年过圣诞节，和一家华侨一起开车来多伦多，参加一个华人节日的庆典活动，来过这里一次，是他们带我们来的。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做的上海小吃还真的不错吧？当然与上海当地的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他们多数都是从上海来到加拿大读语言学校的学生，希望到国外来看看，盼望能够闯出一番新天地，其中不少人还是大学毕业生。我和他们讲的当然是上海话啦。他们在家可都是从小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是他们父母的掌上明珠。现在为了生活，为了挣出学费和生活费，不给他们父母增加负担，他们能够起早贪黑，利用周末和课余时间出来打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回答。
“真是不容易。这些年轻人大学都已经毕业了，为了出国闯天下，不依赖父母，能够自己谋生再起早贪黑，不怕工作的卑贱这么干，至少他们的这种冒险精神就很了不起，这是日本年轻的一代做不到的。在读书时，就地找一份部分时间的另时工，挣一点另花钱，也可以说是勤工俭学吧，这在日本现在也是很普遍的。日本年轻的一代是被娇生惯养宠坏了，如果要他们也像这样子在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出国去闯，而且不依赖父母，什么都愿意干，那是不可能的。”海罗感叹地说。
“我们加拿大的年轻人倒是没有把工作的贵和贱看得很重，只要能挣得到钱，挣得钱多，再脏，再累的活也会有人干。我们从小到大，各种各样活都干过，如送报，剪草，夏天假期到农场，或畜牧场干活，到餐馆洗盘子，端盘子做招待，做各种另时工。哪怕是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在没有找好工作前还不是一样干？至少我们到哪里也能生存，还是敢出去闯的。立群，你们上海的小吃真的很棒，上海菜恐怕更棒，不知道在加拿大能否找到一家正宗的上海餐馆？”戴维说。
“在加拿大的中国餐馆，包括上海餐馆，为了适应加拿大人的口味都作了调整，不再是正宗的了。要吃正宗的中国菜，上海菜，还得去中国，去上海才能吃得到。上海的各种小吃，老神皇庙的南翔小笼包，生煎馒头和蟹壳黄，蓬莱市场的锅贴和菜肉大混沌，这些可都是地方一绝，别的地方，哪怕是在大饭店也是吃不到的。在上海还能吃到中国正宗的四大菜系，即京菜，川菜，广东菜和海菜，当然海菜又可以进一步分出扬州菜，苏州菜，上海本帮菜等等。反正一句话，你们如果有机会真应该去上海看看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如果约好了时间我也在上海，我乐于为你们做向导。”我回答。
“去上海的机会也许是会有的，不过中国这么大，要把你也同时一起约到上海可不容易，除非你正好在上海工作。说到底，我一个人真的不敢去中国旅游，或出差，在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犯下了这么多罪行，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愚蠢透顶的日本政府首脑,这些政客居然还来个死不认帐。我们这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当然觉得心中有愧，也怕会被当作替罪羔羊，遭受到报复。”海罗感叹万分地说。
“这你倒是不必顾虑太多，中国人民是十分友善的。他们不会把中日之间的旧帐胡乱算到了你一个普通日本旅客的头上。依照我这几年在北美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和了解，美国和加拿大的平民百姓也是十分友善和好客的。可能世界各国的老百姓都是热情，好客和十分友善的。搞得这个世界不太平的真正毛病是出在各国政府和政客们为了利益争夺的恶意挑动和政治谋略，媒体配合的敌对煽动和片面报道。日本和中国是近邻，两国人民之间没有任何理由走向敌对。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旧中国，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还想要借尸还魂来侵犯中国，恐怕是有去无回，日本又要再次亡国了。”我说。
“日中两国人民没有任何理由走向敌对，必须和平相处，这一点我绝对赞同，这也是京都大学里我的一些同事，教授和学生的一致共识。日本面对日益强盛，统一了的巨大中国，要以战争的手段取胜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和平共处才能互为有利。不过，我们无法阻止这些愚蠢的政府官员和流氓政客世家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担心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以后，会发动战争向日本作出报复。”海罗担忧地说。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过会永不称霸。中国在历史上也从来就没有向邻国发动过掠夺性的侵略战争，你们在瞎担心些什么呢？当然，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长期努力经营来维系的。日本政府这些年来非但不为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向遭受侵略各国道歉和认罪，还企图窜改历史，他们种种不友好的所作所为在不断刺激着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说穿了，以后的事情谁能够控制得了？下什么种子，就结什么果实。日本政府如果认为因为自己目前经济力量强大就可以一意孤行，死不认罪，到处树敌，恐怕在亚洲很难会有真正的朋友，以后的挨揍，并且遭受到亚洲各国群起而攻之是难免的。”我说。
“你俩都说到哪里去了？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讲不清，谈了又有什么用呢？还是先找地方歇一会儿吧。”戴维打断了海罗和我之间的对话。
多伦多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招待所设在一个宁静的居民小区。他们租下了一户两层楼的排屋，共有三间卧室，一个客厅和厨房连接。客厅里铺着廉价的地毯，摆放着一套旧沙发，一台七，八成新的电视机，一整套搞音乐会和舞会所需要的音响和扩音设备，和两套小型电影放映机。我们到达时，负责招待所管理的中国留学生老陈已经起床，招待所里他住的那间卧房也就空了出来。
我向老陈说明了情况，老陈十分客气地说，“来的都是客，不就是找个地方靠一下，躺一会儿吗？反正客厅和一楼我的那间卧房都空着，你就让他们自己找地方眯上一会儿吧，还要收什么费？楼上的两间正好有人住，只要你们不上楼，不打扰到他们就行。”
十
我和老陈是在我一次专程开车上多伦多，为圭尔夫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周末放电影取片子时认识的。当时，这两部电影片子在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刚放映完，就放在招待所里，还没有来得及退回给领事馆。中国大使馆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教育领事刘教授，在电话里要我们去招待所直接找老陈拿。老陈是一个三十来岁，十分好客，憨厚，直爽的北方汉子，与我这个在北大荒奋斗了九年的上海人对上了劲。经过几次的交往，我们很谈得来，至少我是把他当成了我每次去多伦多都值得见一个面，聊上几句，打一声招呼的好朋友。
老陈的好客和大方，使与我一起前来的波波夫，戴维和海罗，这三条大汉反而不好意思真的自顾自到老陈的房间睡起来，就一起靠在沙发上，参加了我们的聊天。 “谢谢你了，你就是这个招待所的老板？”戴维问道。
“不用谢，我们都是从中国公费派出来到这里读研究生的，哪里会有老板？这个招待所的这栋居民房是由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出钱租的，这里的音响设备和电影放映机也是总领事馆买了，放在这里让我们联谊会组织活动时用的。中国学生在多伦多的联谊会是由全体大会选举产生，自愿为大家义务提供服务的群众组织。我在这里负责招待所的管理，接待来往的中国留学人员也是义务性质的。招待所的收费很低，收入的一些临时住宿费，是用来作为补贴联谊会的活动经费。因为接待工作和管理的需要，我必须住在这里。我多化了不少时间为大家服务，占到的便宜是省下了房租。”老陈笑嘻嘻地回答。
“原来是这样，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政府为了照顾你们这些留学生的往来和娱乐活动方便，委托联谊会负责所设立的。瞧！这就是社会主义。我离开乌克兰的时候才十来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印象不是很深。我父母每当谈到原来在苏联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是混乱的，说法很矛盾。就从中国政府能够通过驻外使馆出资，委托留学生自己选出来的联谊会，从生活和娱乐活动，等各方面照顾你们来看，说明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优点，并不是那么坏，对不对？海罗，你们日本政府会这么照顾你们这些日本留学生吗？至少加拿大政府不会管这种事，除非留学生在国外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找到了大使馆，只有在他们职权的范围内他们才会管。”波波夫问道。
“日本现有在国外的公派留学生人数不多，不可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大规模地派出，也不可能几乎在每一个大学所在地设立起招待所，展开照顾。我算是公派的，来了以后按规定我必须去大使馆报到，备案，大家客客气气的，就那么一回事，以后再也没有来往，没事我也不会去找他们。对待自费留学生的态度，各国政府差不多，一般是不会管的。不管，或者少管一点也有好处，个人有充分的自由。管多了就会不自在，很难说接待你的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不是特务，真被盯上了可就倒了大霉。”海罗说。
“立群，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在圭尔夫也有招待所，是吗？是啊！你们中国大使馆这么在照顾着你们，目的可能是在看紧你们，要保障你们在学成以后回国吧？苏联有臭名远扬，十分庞大的特务机构克格勃，你们中国也有类似的特务机构吗？你们的教育领事可能就是个大特务也说不定。如果你们学成以后不回去，后果可能就会是很严重的，你还是小心一点为妙。”波波夫担心地说。
“我们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当然是打算回国的。瞧你们都想到哪里去了？根本就是想歪了。这又不是在看电影警匪片，或者侦探小说，现实生活中事情哪里会有这么复杂？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教育领事刘教授，原来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被教育部抽调出来担任起这份照顾好留学生的工作，他荒废了自己的专业也没有办法。我们作过深谈，还是了解他的。就算他是政府特意派出来监视我们的，对少数真正不打算学成后回国的，除了耐心地劝说以外，他又能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呢？”我笑着说明着。
“就是嘛！真碰到不愿回国的，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这完全靠的是个人的自觉和良心。再说，像刘教授那个老实，书呆子样，如果他也能当特务，那特务也太多，太没用了。何况领事馆除了出钱，出力，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需要以外，根本就没有试图来管过我们，也绝不会来插手我们联谊会的选举和开展活动。教育领事和他的一个年轻助理就只有两个人，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周围地区，大学就有十多所，如果把范围扩大一些大学就会超过二十所，起码有一，两千个留学生，他们哪里能够管得过来？”老陈也跟着说道。
“不会吧？光靠个人的自觉和良心？既然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把你们大批派出来的，当然应该通过签署有效的法律合约来约束管理，就算派出政府官员来监督和管理也是合理的，否则就侵犯了中国纳税人的利益，是不公平的。如果你们学成了不回去，政府就应该要你们履行合同，作出赔偿，怎么会一点办法也没有？”戴维不理解地反问。
“问题出在政府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和规范。各所大学和研究所只要能够搞到派出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名额，就像是中了大彩，忙着选拔人才送出去留学。不管钱是由世界银行贷款，还是国家教委，国家科委的拨款，或者外事办从什么其他途径搞来的，好像根本不用还的一样，绝大多数被派出的留学生都没有与派出单位签过法律有效的合约。有的大学想到了用合同制约的问题，不过没有人愿意作担保人，实行起来有困难，也就不了了之了。在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低消费，无税收，提供全民福利的政策。做了担保人不会有任何的好处，担负的责任却过大，如果违约，担保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是赔偿不起的，这样担保了又有什么用？政府又能把担保人怎么办？这是留学生的家庭也同样承担不起的，儿女惹出来的麻烦要父母和兄弟姐妹来承担，在中国是说不通的。”我解释道。
“亏得在前几年，中国国内的社会风气还算正派，各单位在选拔留学人员时的标准只是学识水平和个人品德。如果换了是现在，我们这些没有社会背景，既无权，又无势，更无钱的留校穷教师是不可能取得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的。那几年中国政府一窝风地派留学生出国，各管各派出去了，就像放羊撒出去了一样，人都到了国外，派出单位也就管不着了。除非留学生因为护照到期要延长，或者遇到了麻烦，需要大使馆的证明和帮助，自己找上大使馆，否则教育领事也搞不清在他的管区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至于如何确保这些留学生学成以后能够回国？在国内又如何创造条件，吸引学业有成的留学生回国工作？对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出国留学生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即回国工作如何能够学以致用？却根本没有人关心和问津。现在，在国内大学和研究所里，只要有些岁数的人都成了教授和研究员，把重要的岗位都占据了。比我们早出国的一批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后兴冲冲地回了国，大多数都碰了一鼻子灰，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容身和发挥之地，不得不再次自己联系出国。因此，我们能够出国留学，算是拣到了便宜，至于毕业后是否回国？确实成了每个个人的自觉和良心问题，也成了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所，是否真正愿意接受我们的问题。”老陈接着补充说。
“怎么会搞成了这样？真是不可理解！”戴维，波波夫和海罗都十分不解地大眼瞪小眼。
十点来钟，我们与老陈告别，离开了中国留学生多伦多联谊会的招待所，开车前往大型商业中心。波波夫大手大脚地在高档服装店买了两套西装，一些衬衫和皮鞋，在文具店买了一些高档的办公用品。海罗好心地提醒他，办公用品是不需要自己买的，公司应该是会根据工作需要配给的，如果不够以后再买也来得及。波波夫却毫不在意地说，自己买一些高档，好用的，使用起来方便，多化几个钱无所谓。原来，他的舅舅为了祝贺他的取得硕士学位和得到了一份好工作，奖励了他一万加元。怪不得他“财大气粗”地想要感受一下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豪气。
波波夫神气活现地在大肆采购，大包小包地往车子后车厢里装着。既然我们跟着来了一趟，尽管大笔花钱，花得有一点心痛，也当然不能空手而归。海罗选了一只比他原来那只更为合手的棒球手套。我原来的那双足球鞋有点顶脚，就和戴维各选了一双名牌足球鞋。随后，我们就开车去中国城饱餐了一顿，回了圭尔夫。
后续
波波夫去多伦多上班四个月以后，为了给戴维送行又回来过一次。戴维申请在意大利家畜遗传育种中心的工作，一波三折，为了等齐各种文件和手续又拖了好几个月，一直拖到我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资格考试后才总算成行。我们的办公室里又先后安排进来了一位来自新西兰，搞畜牧育种经济的硕士生，一位来自伊朗搞家禽育种的硕士生和一位来自多米尼加搞肉类加工的博士生。一个办公室的五个人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亚洲，澳州，中东和美洲，黄种人，白种人和黑人，可算是都到齐了，又有了一番新的热闹。
不过，海罗在转换了研究课题以后，在比例遗传参数的理论曲线模拟研究方面，迅速取得了进展。他在为他的毕业论文作最后的冲刺，在拼命呢，那里还顾得上参加各种新的活动？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就是海罗搞了两年半没能攻下来，丢下的课题。本人当然不愿意啃这块海罗啃不动的硬骨头，怎奈何导师吉姆一再地坚持，而且表示对我的能力信心十足，使我推都不好推。当时海罗也来向我再三地劝说，而且他还保证会全力以赴支持我的研究。他很担心，如果我坚持拒不接受，他就会无法向导师交代，因为这是他的中途转换研究课题对导师带来的麻烦。
谁知道，当我一年后完成了课题设计，在学术交流会作的演讲得到了好评，并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后，却明显感受到了海罗的闷闷不乐和嫉妒。他的这点心眼怎么能够瞒得了我？何况他也不是一个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思考问题很容易走极端。他的那份自怨，自艾，自责，觉得在我面前抬不起头来，甚至走向自闭的痛苦表情，使我有很沉重的罪恶感。我曾经作过很多努力试图去开解他，再三说明我现在做得顺利都是因为他以前打下的基础，何况以后的路还很长，具体做起来困难还多着了。他只是冷冷地对我说，不用安慰他，因为他的心里很清楚，是他自己好高婺远，想入非非，钻了牛角尖，他以前做过的一些对我现在所做的毫无帮助。
照道理，我接下了这个研究课题，海罗是应该感谢我的。可是，按照亚洲人的思维，既然我搞的是他久攻不下的课题，我的课题研究越顺利只会说明了他越无能。其实，我的研究计划书里的主要思路和许多想法，在他负责这个项目与我讨论时，我都毫无保留地与他说到过，建议过。只是那时候的海罗心高气傲，一心认为他所承担的课题是世界上各大研究中心都化了十多，二十年，花费了几千万的研究资金，通过长期实验记录累计数据资料的重大研究项目，我正在做着别的研究课题，只是随便说的，他哪里会听得进去？现在，我既然已经全面接过这个研究项目，而且搞上手了，我又怎么能够因为海罗的不高兴而放弃，或者延迟研究进展？在海罗心中的这个结是很不容易解开了，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客套化，公事化，越来越冷淡。随着研究工作的步步深入，我变得越来越忙，当然也就更顾不上海罗的感受了。在他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张罗着帮他托运行李回日本，为他送行，引起了海罗的许多感叹和感激。临走前，他还单独邀请我一起去多伦多的一家正宗日本餐馆吃日本料理，再三表示感谢，甚至留下了眼泪。
潇洒走一回，果真只有那么一会。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人聚，人散，世道无常。在茫茫人海中，能够认识，成为同事，相聚一场，应该说就是一种缘分，都是值得珍惜的。在日常生活中，与有的人只需要有短暂的相聚，因为彼此能够坦诚相待，又没有利害冲突，就能成为长期的好朋友。而与有些人虽然能够长时间在一间办公室相处，甚至办公桌相邻，同进同出，吃吃喝喝都在一起，却因为过分执著于个人的成败和得失的计较，无法敞开胸怀，以致成为不了相互没有隔阂，能够真心相待的朋友，一旦分开了就再也不会直接来往了。只有通过互联网的查询，科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和朋友之间间接转达的讯息，了解到相互之间还是在关心着对方。
日本科技界还是保持着包容兼收，乐于吸收外来先进科技的优良传统，对待派出国的留学生是十分重视的。海罗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回到京都大学任教，不久就提升成为了副教授。没过了几年，他又自立门户，受聘为北海道大学教授。听说他结婚了，也有了一个孩子，不过他的太太是不是当年受邀去过加拿大的那位素素子？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