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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特区] - 文学专栏 / 小说《从军四剑客》 / 《从军四剑客》第三卷 希望(1)
《从军四剑客》第三卷 希望(1)
2006-10-17    范立群    《天一阁》范立群文集    点击: 4068
《从军四剑客》第三卷 希望(1)
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在情节和人物上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版权声明:长篇小说《从军四剑客》,本人保留以后可能出版的版权专利。网上转载需取得作者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打算用于商业出版,请先与作者联系。
--范立群

2002年9月初稿,经过四次修改,于2006年4月定稿。


早上,原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陆方芳从睡梦中醒来,他坐起来转身在床头墙上自己用白纸画的日历格子里机械地划掉了一个日子,这意味着新的一天开始了。在两米多高的通风窗口上那只麻雀又准时来了,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还引来了几个伙伴,飞来飞去的忙个没完。它们不时地从铁窗口探头探脑,向里面观望着,看来是在等着他的喂食了。再有十分钟是早饭时间,快速地叠好被褥,拉平整理好床单,他走到水龙头完成洗漱,并穿好了衣服。

按照他自己的日期记录,他被单独关入军事监狱已经超过两年了。自从林彪坠机事件以后,陆方芳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不好过。他所在的军分区司令和政委都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直接被捕。司令部各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将领都受到或多,或少的牵连,有的被关押,有的被停职反省,有的被留职接受内部审查。作为司令部的参谋,陆方芳担负着司令部党委秘书工作,虽然他的职务和军阶都不算很高,但是职位重要,而且敏感。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命令他配合,全面参与林彪反党集团死党的审查工作。

然而没过了多久,陆方芳就被人检举为是原军分区司令和政委一手提拔的“亲信”,也受到了收押审查。紧接着从中央文革来了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还派来了一个专案组,带来了他在上海文革初期“潜入”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来又组织和参与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的宗卷。他被定为是一只隐藏在军分区司令部的“大老虎”,“凶恶”的阶级敌人。陆方芳立刻遭到了拘捕,被单独关押,重点审讯。

以上海派来代表中央文革的专案组为主,加上由上级军区司令部党委派来的工作组成员一起,为了审查陆方芳的严重反革命罪行,联合组成了一个“重案组”。他们扬言要揪出在陆方芳背后的黑手,揭发出从文革一开始就在进行着的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上海工人造反运动的反革命“大阴谋”。因为他们认为在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作为上海的文学“神童”,十五岁就代表上海市业余作家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陆方芳,那时才十七岁。他处心积虑地打入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策动窝里反,不可能没有后台。

对于当时年轻气盛,满怀革命理想的陆方芳来说,他从文革一开始就以桃园中学“同心干”组织派出的代表,上海市“红反会”负责人的身份和他自己作为全国最年轻业余作家代表的知名度,积极参与了上海市的红卫兵学生造反运动和工人造反运动的核心活动。他是上海工人和学生的造反派领袖们十分器重的笔杆子。特别是他对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在上海工人造反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初期的活动了如指掌。“重案组”负责人认为,他在煽动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炮打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内散发炮打材料,后来又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在诋毁,炮打中央文革方面的破坏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

他们还要理清他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陆方芳是该军分区单独招募入伍的一个个案。入伍后他只是在基层连队挂了一个名,直接抽调到司令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入党,提干,立功,升职,处处透着蹊跷,分明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他是通过什么关系,如何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的?具体起过一些什么特殊的作用?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审讯,得到更多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证。

为了起到威慑作用,“重案组”负责人决定给单独关押在军事监狱的陆方芳上了手铐和脚镣,一日三次的长时间密集提审。在牢中他们除了要他老实交待,发给了他写交待和认罪的纸和笔以外,什么书,报和杂志也看不到。经过了一个来月没头没脑的提问,逼供和威胁利诱,疲劳战术的审讯,他好不容易熬了过去,紧接着又迎来了凶相毕露的严刑拷打。

劈头盖脸的皮鞭抽打,左右开弓的连续耳光,把文质彬彬的陆方芳打得皮开肉绽,一个脑袋成了两个大,成天昏沉沉的,晕头转向。陆方芳估计自己是活不成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最终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能使他们满意?反正不回答是负隅顽抗,死不悔改,回答是避重就轻,答非所问,看来不置他于死地,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开始的,突然间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人再来提审他了。上海来的专案组人员都撤走了。军方工作组派人为陆方芳卸去了手铐和脚镣,还派来了一个军医给他的伤口消炎,上药包扎起来。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又熬了下来。从他决定舍弃一切“荣华富贵”,抛弃自己的“锦绣前程”,与张春桥和王洪文决裂,全力以赴参加炮打张春桥,阻止祸国殃民的中央文革,继续把中国领向内战,内乱的灾难时(见《天各一方――成长在红旗下》),他就做好了一旦失败被处死,或在牢中度过余生的准备。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他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他深信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坚持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身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岂能屈膝投降,背弃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与这些民族败类为伍,为虎作伥?不管是面对威胁利诱,还是严刑拷打,他始终以“茫然无知”,“惊惶失措”,不入角色的受害者姿态来应付。

陆方芳坚持着一个底线,即无论如何不能出卖志同道合,一起参加炮打的复旦大学志士仁人,更不能牵连到母校在文革中同心协力,一起为追求真理而日夜奋斗的“同心干”组织里的同学和亲密战友。他相信邪不胜正。在这场为了追查当年参与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案子中,只要能有几位关键的战友留下命来,他们一定会发动群众,前仆后继,继续奋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胜利将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而只要能活着就一定会有胜利的希望。

在面对死亡的威胁,单独关押,天天面壁的寂寞和无聊,与世隔绝的恐慌和不安,能给深陷牢狱的陆方芳精神上提供支持的,除了信念和希望以外,还有在他被捕前刚收到的一封信。这是他在知道炮打行动失败后,逃亡到广州时跟着全国业余作家协会朋友,在一次参加聚会中偶然认识的红粉知己,周小芹从广州写来的。

在被关押的七百三十多天中,这短短的两页书信他至少已经反复看过上千次,信纸几乎已被他揉烂了。他还是小心地把它折叠好,放在上衣贴心的口袋里。他能够倒过来背出信的内容,熟悉了周小芹笔迹的每一个特点,但是它还是成了他每日必修的“功课”。起床后和睡觉前他会把它当成刚收到的信一样,认真地阅读一遍。小芹的信给了他无限的想象空间,使他能够陶醉在爱情和每天不同的遐想故事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除此以外,给麻雀喂食,引诱麻雀飞进牢房,与鸟儿对话,成了陆方芳的每日“娱乐”活动。在结束了对他的审讯,接受治疗期间,他发现有一只处处可见,非常普通的灰色麻雀十分大胆,几乎天天早上会准时到他牢房的通风铁窗口探头探脑,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有时还会飞进来自由自在地到处觅食。他慢慢地试着以早点的馒头渣,或饭粒来给这只麻雀喂食,事情进行得非常成功,使他兴奋不已。这只麻雀越来越大胆,越走越近,有时会停到他的肩膀上,甚至飞到他手掌上啄食,对着他唱歌。陆方芳用吹口哨,学麻雀的叫声,与它一呼一应,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他总结出了一套引诱麻雀飞进牢房的方法,即是每当听到鸟叫,必须等看到了其中有那只胆大的麻雀后,先是跳起来把少量馒头渣,放到两米多高的窗台里边上,等它们吃完,向里面探头探脑时,再把大一点颗粒的馒头渣靠近窗台抛起,让麻雀飞进来取食。然后他再把馒头渣,越抛越向里边,最后直接撒在地上就可以了。陆方芳暗自庆幸结识了这样的一只麻雀朋友,因为整个过程如果没有那只胆大的麻雀带动还是不会成功的。他还努力试图理解鸟语,化了不少心思,但是始终不能成功,只得作罢。

自从停止了对他的审讯,他这里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除了看守士兵每日三餐从小窗口递进食物,回收空碗碟,他看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人声。牢房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和一只凳子,四周都是大石头沏的墙壁,一个十分简陋的洗漱卫生角落,在门框和通风窗口铁条之间拉了一根凉衣服的绳子。

除了每周他必须写一份认罪书以外,监狱提供的信纸和笔,使他能胡乱地画画写写,乱涂鸦。陆方芳把认罪书写出了花样,编出了一套说辞可以颠来倒去地写,看起来语气诚恳,态度端正,实际上又什么也没承认,反正现在也没人会来问津,追究。他是不会留下任何可以被用来定罪,大做文章的文字的。

为了抑制自己的写作冲动,打发大量的空闲时间,考虑到原有的良好美工基础,陆方芳想继续练习木头雕刻。经过再三申请,好不容易取得了有关部门的同意,一个看守军官给他送来了几把木刻刀和一些优质木头,他就象模象样地干了起来。在刻了十来只麻雀以后,他认为刀法已经熟练了,开始根据回忆刻起了周小芹的头像和半身像。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他越来越陶醉于自己的“成就”,把越来越多精制的小芹头像和半身像在小桌上排成了行,天天得“巡视”一遍后,再开始新的创作。

天天刻着小芹的头像,看着小芹的来信,他想到最多的当然还是周小芹。记得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聚会上,当美丽动人,热情奔放的周小芹,听人介绍眼前的陆方芳就是经常以某某笔名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文章的当年上海文学“神童”时,兴奋得手舞足蹈,死缠住他不肯放,使他受宠若惊,百感交集。她坚持要他到家吃晚饭,要把他介绍给她父母和哥哥,姐姐认识,说是因为他们全家都很欣赏他的写作。

在周小芹的家,陆方芳受到了热情,温馨的款待。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书香门第。小芹的父母和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文科的大学毕业生,只有她是比陆方芳低了一届的中学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能上成大学。小芹的父亲是中国政府派驻香港,某文化机构的负责人,母亲是驻港机构的组织部门干部。她的哥哥在省文化局工作,姐姐在广州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因此,小芹的父母经常往返在香港和广州之间,在两地各安置了一个家。

这是他的初次造访,陆方芳不敢班门弄斧,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在谈论中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偶尔插言,保持多听,少讲。他与小芹的父母谈论琴,棋,书,画,木刻,印章,与她哥哥和姐姐讨论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散文的写作技巧。他的谦虚谨慎,博学多才,不时地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使他在小芹的家里广受欢迎。小芹看到,她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喜欢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她拿出了几年来收集的所有报刊上的好文章,指着其中四篇陆方芳写的文章调皮地盯着问他,到底总共发表过几篇?她要收集全。

小芹的父亲提出,年轻人应该多深入基层,深入社会,脚踏实地真正了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使在写作上可以更上一层楼。周小芹就主动执意要做陆方芳在广州的向导,和他一起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通过大量接触了从政府官员,造反领袖,到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使他获益良多。克服了他原本以为靠一,两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就能改变世界的幼稚想法。三个月来形影不离的相处,内心思想的倾诉和交流,在他们之间很自然地产生了相见恨晚的爱慕之情。

陆方芳坦诚地告诉了小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和正在为逃避炮打张春桥行动失败后的追捕所处的困境。周小芹则把他在文革中,能以天下为己任,在风口浪尖打滚,大起大落的经历,当作了英雄落难的传奇故事,激动万分地表示对他的坚决支持。她毫不迟疑地对陆方芳说,她最佩服的就是不畏强权,能舍弃小我,有胆有识,为成就民族千秋大业的英雄。

小芹毫不羞涩地告诉陆方芳,他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偶像和终身伴侣。她会永远以他为荣,并全力以赴给予支持。她热泪盈眶地说,现在命运已经把他们俩,联系在了一起。如果陆方芳有不测,遭到了江青和张春桥的迫害,她会前仆后继,继续奋斗。如果他不幸入狱,她会在监狱外,积极营救。如果实在救不了,她也会一直等到他把牢底来坐穿。

周小芹毫不掩饰的真情流露,使陆方芳感动不已。不善于口头表达感情的他,不由自主地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了小芹的肩膀,生平第一次把一个女孩子搂进了怀里。两人面对面,面红耳赤,双目对视,依偎在一起,感受着对方剧烈的心跳声,足足有半个小时也不舍得分开。尽管是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陆方芳心里非常清楚,他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没有小芹。患难中见真情,他一再地问着自己,我陆方芳有何德何能?在落魄逃难中竟然能得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干部子弟的眷顾。如果能有周小芹与自己终生为伴,长相厮守,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两个月后,他接到了在上海市革委会内,某军代表传递过来的消息,他的参军事项已落实妥当。当时张春桥,王洪文等正忙于在北京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内,积极活动,扩大势力范围,争取职位,还顾不上追查那些炮打他的学生。这位牵线人捎信来,要求他迅速赶回上海,马上完成入伍手续。在依依不舍地告别时,周小芹要求他至少每个月要给她写一封信,不要让她成天魂不守舍,苦苦等待。她还告诉他,如果不幸真的出了事,无法通讯,他一定要有信心,要有希望,决不可以放弃。因为他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她会永远等着他,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参军以后,陆方芳在头三年里一切顺利,入党,提干,立功,升职,一步一个脚印。他和周小芹的感情发展也是一日千里,愈久愈浓。在书信来往中,小芹在她的信中,以写诗,作词,写散文等形式,表达了对他的爱慕之情和深切的思念,也充分展示了她的文学才华。在参军二年后,作为知识青年已经分配下乡在广州郊区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小芹,风尘仆仆地到部队来探望陆方芳。

陆方芳发现周小芹晒黑了,性格上也沉稳多了。周小芹衷心地为陆方芳的顺利入党,提干,立功,升职感到高兴,但也为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变化不定而担忧。作为当事人,陆方芳又何尝不是忧心忡忡。他们都不知道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在哪里?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会发生?更无法计划他们的未来。

说来还是他的文笔和文风出卖了他自己。要不是陆方芳以笔名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笔锋犀利,气势磅礴,鼓动性极强,鼓吹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立新功,是中国革命的钢铁长城的文章,张春桥一伙还真可能不会注意到他的藏身之处。写出这样的两篇文章并非陆方芳的本意,但是参军了就必须服从命令。

他作为一个军分区司令部的文化参谋,党委秘书,上级要他写,他就必须写。而且他还一定要把文章写得漂亮,写得有份量,能被报社采用,达到宣传的目的。陆方芳在当时为了逃避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因为他参与炮打张春桥的追捕和迫害,在走投无路之际,蒙军分区首长的收留和重用。就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也必须竭尽全力,忠心报效。

陆方芳原本以为躲进了军队,只要隐姓埋名,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可以依靠军方势力的保护,避免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被追查和迫害。到了军队,正如那位在上海市革委会的“好心”军代表所介绍说的那样,他受到了“礼遇”,直接被分配在军分区司令部担任文书工作。他被要求整理和起草各种文件和文稿,跟随司令和政委参与各种会议,作会议记录。

陆方芳清楚知道,自己受到重用的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是他出色的文笔,自己也只有这点本钱可以卖弄,当然要充分发挥。其二是他作为原上海市工人造反司令部和市革委会宣传组成员,上海工人造反报的主要编辑人员之一的特殊身份。他是造反司令王洪文十分器重的笔杆子,了解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在上海工人造反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和上海市革委会初期的重要活动。这些是军方最感兴趣的,也是他所最担心的。

他不想成为军方和中央文革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的马前卒和被利用的工具,只想得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这就迫使他更努力地去发挥自己在文笔上的优势,如在会议结束前就当场完成决议,通告,文宣的定稿。他那清晰的思路,流畅的文笔,华丽的词藻,居高临下的大家气势,高度概括的总结,使与会的将领都惊叹万分,视为奇才。司令和政委对他十分关心和爱护,并且完全理解他的这种心情,除了对他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倍加赞赏,给他不断的嘉奖和升职以外,从来不过问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使他感到恐惧的是上级派来的两位高级军官找他的四次谈话。前两次是在他刚参军后不久。他们要求陆方芳详细汇报,他是如何得罪了张春桥和中央文革的经过,以及他参加炮打张春桥的主要理由。他们善意地说明只有了解透彻,做到心中有底,才能有效地保护他免受中央文革的追查。当然,他们顺便也问到了许多他们觉得好奇的问题和中央文革与上海市工人造反运动的互动关系,证实一些小道消息和传闻。

后面的两次,他们则是来布置要求他写文章的任务。他们和陆方芳详细地讨论了写作的细节,采用的资料和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们告诉他,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现在是形势一片大好,再也不必顾忌中央文革对他文革中炮打张春桥的追查。由于他写的这两篇文章顺利发表,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他得到了上级首长的嘉奖和职务上的晋级。

无论是出于为公,还是为私,陆方芳都希望中央文革,张春桥等能早日垮台。只有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人民的生活都能恢复正常状态,自己就可以免受迫害。他不知道军方的得势对国家是祸,还是福?林彪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老部下,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一起都进了政治局,并掌握了海,陆,空三军。全国已经成立了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全部由军人担任着,这不快成了军政府?

从照片上看,这尖嘴猴腮,扫帚眉的林彪是一脸奸臣相。他内心无论如何不敢肯定林彪会是一个好人。可是,老话说人不可相貌,海水不可斗量,从林彪所建立的军功看,他可是一个中国数一数二的军事家,杰出的军事奇才。不了解就不能以貌取人,只能希望他是一个好人。陆方芳认为走一步算一步吧!写文章为军方造势,既然势在必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是非功过就让历史去评说吧!

谁知道毛主席的南巡,据报导他沿路约见了各地党,政,军领导人,使林彪一伙惊惶失措起来。他们一路拦截,企图谋杀毛主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听到毛主席安全返回北京的消息,林彪和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慌不择路,在天津匆忙搭乘三叉机出逃,结果坠机在蒙古的温都而汗,机毁人亡。一下子,肃清林彪反党集团,清查他们叛党,计划武装政变的五七一工程,成了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无辜的陆方芳受到了池鱼之殃,成了林彪反党集团主要干将的亲信,爪牙和鼓动宣传的喉舌,更引来了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的清算和迫害。

应该垮台的不垮,藏身之地却被连根拔起。想躲避“炮打张春桥”后带来的迫害和追查不成功,还被套上了林彪反党集团成员亲信,爪牙的罪名。在牢笼中的陆方芳只能自怨自艾,怪时运不济,没有天理。他除了抱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信念,坚守着期待中央文革和张春桥早日垮台的十二重诅咒和能与周小芹早日团员的一份希望,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不知道小芹的来信是被“处理”掉了,还是退回了?也不知道,小芹是不是清楚他目前的处境?

其实,周小芹似乎很有预感和未卜先知的天赋。陆方芳今日的处境,似乎是她早在两年半前和他的谈话中就预料到的。尤其是他那两篇鼓吹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立新功,是中国革命的钢铁长城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后,周小芹在给他的来信中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在给军方势力篡权造势,要他千万不要再陷入政治的泥潭,不可自拔。

按照她的预感,不久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她要他马上请假离开部队到广州。她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偷渡去香港,躲避这场灾难。而陆方芳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现在的形势十分有利,军方的崛起能使中央文革失势。他怎么能够莫名其妙地做逃兵,偷渡“叛国”呢?何况这样做还会严重地拖累到小芹的父母,置自己于不义?他在回信中努力劝说小芹,不要疑虑太多,杞人忧天,要她相信事情是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谁知道,只过了半年不到,这“九一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真的发生了。陆方芳已经陷入了政治泥潭,而且越陷越深。他现在背负起了双重原罪,即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罪和做了林彪反党集团亲信,爪牙和宣传喉舌罪。现在,即使真有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垮了,他能脱了前罪,但也难逃后罪。何况林彪已死,他的反党集团和“武装政变阴谋”是毛主席钦定的,估计永远不会有被平反的可能。

在事情刚开始时,陆方芳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得全力以赴应付着连续不断的审讯和逼供。他满心期待着中央文革小组能早日垮台,自己可以重见天日。等到审讯结束,一切安静下来,处于孤独,彷徨,天天面壁的他,却越来越忧心忡忡起来。看来事情不是那么的简单。事态的发展,果真如小芹预计的那样,他陷进了政治泥潭,已经不可自拔。

陆方芳也试图寻找过各种理由来帮自己辩护,解脱罪名。譬如,他根本就不是林彪死党的亲信,对他们的集团组织结构和武装政变阴谋一无所知。他也不是林彪死党的爪牙,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参与过他们的任何阴谋活动。他决非如他们所说,是林彪死党的宣传喉舌,他只是奉命行事,歌颂人民军队,别无他意,事实也确实如此。

问题是有谁会来听他的这些自我辩解?这些“帽子”是预先定制好的,没有人会来关心套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他似乎已经被定论,并且被套到了头上。不用法庭,也没有审判,更不必判决,就与过去皇宫里的妃子一样,一旦被打入冷宫,就被人们彻底遗忘了。除了送饭的士兵,他谁也见不到。对于外面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也一无所知。

左思右想,陆方芳发觉期待政治形势的好转来帮自己走出泥潭,洗脱罪名,已经变得不可能,只有听凭宰割,任凭处置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就准备英勇就义吧!但是更为可怕的是,他现在已经搞不清自己是在为什么而奋斗?原来他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在产生了信仰危机后,他是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斗。现在自己却反而成了被整治,被肃清的对象和反党,反人民的“阶级敌人”。他不知道就这样稀里糊涂“牺牲”掉了,是否值得?更何况他已经被那些想要处置他的人彻底遗忘了。

他想到在上海的父母和妹妹,不知道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株连?母亲会天天以泪洗面,盼望着他能平安地回家。他想到在广州的周小芹,她会为了营救他而四处奔走,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安好?他想到过与其等死,还不如越狱逃跑,记得小说《基度山恩仇记》中的基度山伯爵,就是从狱中逃跑出来复仇的。但是这个想法他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因为他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的牢房是由厚厚的水泥地面,用大石头和水泥沏的围墙,房顶也是钢筋水泥预制板构成的,没有地方可以挖洞。大铁门是紧锁的,送饭的窗口很小,身体根本爬不出去。堵窗口的厚木板还是在外面插上的。在两米多高的一个通风窗口,加上了一排很粗的铁条,也是爬不出去的。他曾经攀上通风窗口边向外观察过,发现这间牢房是建在地下,外面的地面与通风口在一个平面上,很可能是一栋楼的地下室。

他想到过死,死了一了百了,也就解脱了。陆方芳觉得,这样活下去太累了。尤其是经过长期关押,对一个思想活跃,有着满腔热血,但又失去了信仰和奋斗目标,失去了判断是非标准的人来说,过着与世隔绝,天天面壁的生活是太残酷了,简直要把他给逼得发疯了。然而,周小芹的话在一直提醒着他,要他勇敢地去面对任何的艰难困苦,要做个强者。

她在最后给他的一封信中很有预见性地强调,在她心目中的陆方芳是一个大无畏的勇士,是一个她可以托付终身的好丈夫,是她生命的全部寄托。在任何强敌面前,他决不能软弱去做懦夫,也没有权力放弃自己,更不能让她为他的软弱和自我放弃羞愧而死。跌倒了可以爬起来重新来过,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社会在变,时代在前进,只要勇敢地活着就能见到光明。不管结果会是什么样?她会永远陪伴在他的身边,同甘苦,共患难,矢志不移。

其实,陆方芳又何尝肯甘心放弃自己?这些想法只是在他实在无法排解焦虑,烦躁,孤独,彷徨时的一时冲动。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这样死了是否值得?他曾经试着在士兵给他送饭时和士兵说上几句话,希望能委托他,寄出去几封信,但是都不成功。士兵告诉他,上面有规定不能和他讲话,要他带出的信会上交,由上级处理,他只能作罢。

在有关当局终于同意帮他买雕刻刀,让他练习雕刻时,他开玩笑地问那位交给他雕刻刀的军官,他们怎么不担心他会自杀?那位军官毫不在意地回答他,真想要死的话,撞墙,上吊都能死,等到现在还不死,就不会傻到再自杀了。再说不清不白的死了算个什么呢?又不是死罪,总该等一个结果。自杀了,真正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的亲人和关心自己的人,犯不上,也划不来。

当他的头发和胡子太长时,看守士兵领来了一个理发师帮他理发。难得有人进入了他的牢房。在看守士兵锁上门走后,他试图与理发师聊上两句。理发师说,各种各样的人他见得多了,听说他还是一个“大才子”,看来也不是个苦命样。活着只要无愧于天地,对得起父母,总该会有一个希望。再苦,只要熬过去了,就会苦尽甘来。

陆方芳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反复思量着他的话。从他被捕,在熬过了审讯拷打这段最困难的时期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希望能给在广州的周小芹,发出他的一封信。他想告诉她不要等他了,不必为了他作这么大的牺牲,但是信根本就无法寄出去,只能作罢。因为他认为前途渺茫,再等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宁愿死,也不想拖累了自己深深爱着的小芹,更不愿意她的家人受到伤害。

人的心理总是非常矛盾的。在写下给周小芹的信时,陆方芳是十分坚决的。他甚至还找出了许多能刺激周小芹,使她伤心,痛苦的分手理由。他认为这是为了她着想,为了她好,必须理智地用快刀斩断情丝,使得周小芹不再抱有任何的指望才行。自己已经处于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的困境,决不能要心爱的周小芹跟着他作陪葬。

然而,当他做了尝试,信根本发不出时,他惊奇地发觉自己并不感到遗憾,反而在内心有一种偷偷庆幸的感觉。至少,他自己可以原谅了自己的“卑鄙”和“自私”,他打从心底实在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因为现在的他,已经一无所有,对周小芹的思念是他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和希望所在。

再说周小芹自从在那次朋友聚会中第一次见到了陆方芳以后,在她的内心深处激起了火花,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使她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情不自禁?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发自心底的想与陆方芳接近和对他作深入了解的渴望和期待。当天,她就不由自主地死缠住惶恐不安的陆方芳,并把他拖回了家吃晚饭。就在他们初次见面的当天,她根本就没有留意在一起聚会的其他朋友的反应和家里父母和哥哥,姐姐吃惊的眼神。

直到晚上她睡到了床上回想起来,才为自己的孟浪行为感到羞愧,但她决不后悔。第二天,她又义无反顾地跟随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带领着陆方芳,到处走动,介绍给她的朋友和至亲好友。任何消息,传闻只要是关系到陆方芳的,都能牵动她的心,他的任何意见都会引起她的热烈响应。当她有时间静下来时,连她自己都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陆方芳这个“臭小子”面前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少女的矜持?

周小芹本来就是一个聪明,美丽,性格开朗,头脑里充满着幻想,日常生活中无忧无虑,敢爱,敢恨的姑娘。在家里她是个老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宠着她,让着她,使她养成了娇纵,自负的性格。父母都是党和政府的中,高级干部,有干部待遇,尤其被派驻在香港,待遇更为优厚。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可说是什么也不缺,她从来就不会为经济问题犯愁。小芹从小深受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影响,爱好文学,喜欢舞文弄墨,也自认为很有才华。她认为自己至少决不会输给她的哥哥和姐姐。

家里除了她全都是文科大学生,小芹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上不成大学的,总觉得十分委屈,大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认识了陆方芳以后,使她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她由衷地佩服他的文学才华,为他的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能力所折服。陆方芳所讲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使她激动不已,她为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人物,兴奋得无法入睡。除了她从小就崇拜的父亲以外,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真心地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陆方芳使她牵肠挂肚,魂不守舍,心中小鹿乱撞,食不知味。

老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陆方芳的相貌长得并不高大威猛,也不是十分俊俏。他一米七多一点的个头,瘦瘦的身材,肤色黑黑的,如果混在人群中,是毫不显眼,根本就不会引人注目的。然而,在小芹的眼里,他可是一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可遇而不可求的梦中情人。女为悦己者容,从来都是大大咧咧的她,居然在每天早上起床后为了穿什么衣服而发愁。她照着镜子,拿着姐姐的衣服反覆试穿。周小芹与陆方芳之间的恋情,除了周小芹自己还在懵懂中外,在家里所有成员的心中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陆方芳回上海后,去参军了。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他,不久周小芹就接受了学校的毕业分配。她作为知识青年,被安排下乡去了广州市郊的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她父亲是一个文化事业单位驻香港的“当权派”,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首当其冲,不断受到冲击和批判,经常要回广州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和作检讨。好在他在香港的那滩子事业,还是要他在打理,没有被人取代,家里也就习以为常了。小芹的人虽然在乡下,对陆方芳的事情总是放心不下,时刻在注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文革的动态,也不时地返回广州向父母打探消息。有时候,陆方芳的来信晚到了几天,就会引起她的莫大惊慌,使她心惊肉跳。

在陆方芳参军两年后,她接到他的来信说,经首长同意她可以去探望。小芹迫不及待地赶到了他所在的军分区司令部去与他会面。见到了面,陆方芳身穿着军装,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看来他在这里一切都是好好的,周小芹总算放心了。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有道不完的思念之情。他们经常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说着说着,不知不觉,通宵达旦。在林荫道上,小河边的草坪上,到处有他们成双成对的身影。可是,当说到当前形势的发展和以后的打算,他们都沉默了,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实在不可知啊!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

当周小芹在农场从报上看到了陆方芳以笔名发表的两篇鼓吹军方的洋洋大作,着实大吃了一惊。她闻到了火药味,感受到了腥风血雨的威胁。她敏锐地觉察到,一场狂风暴雨将要来临,军方要与中央文革摊牌了。不管是哪一方获胜,陆方芳都将首当其冲,难免陷入政治泥潭。她的确慌了手脚,匆匆忙忙地给陆方芳写了一封信,就请假回了广州,并赶到了香港,找父母商量。她坚持要陆方芳赶快请假离开部队,到广州再看情况,如果看到风声不好就想尽一切办法偷渡出境,避开这场灾难。

然而,陆方芳在回信中要她镇静,稳住心神,不要自乱阵脚,形势发展虽然很难预料,但是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事情还不至于会闹得太离谱。他可不愿意当逃兵,也不愿意叛国,更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安全拖累了她的一家人。在周小芹的父母听完了她说明陆方芳的目前处境后,也齐声劝她不可盲动。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在慌乱中只要走错了一步,陆方芳和他们的女儿小芹,就再也无法回头。

按照周小芹的父母考虑,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绝境。做逃兵和偷渡叛国,这种罪名不是陆方芳和他们的女儿一辈子能够承受得起的。说不动陆方芳,也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周小芹也就只能回到了农场。她天天注意着《人民日报》,听着中央台的新闻,忐忑不安地期盼着,陆方芳的来信报一个平安,眼巴巴地看着事态的发展,一筹莫展。

在一天下午收工后,周小芹从果园回到宿舍,听到大家都在议论,中央出了大事。她赶忙打开了收音机收听中央台新闻,收听到了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和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在九月十二日傍晚,不理周总理要求全国军用机场飞机一律不准起飞的命令,在天津匆忙搭乘三叉机出逃。结果于九月十三日凌晨,他们坠机在蒙古的温都而汗,机毁人亡的简短报导。害怕发生的大事还是发生了,她被这篇报导惊吓得脸色苍白,焦急万分,顾不上去食堂吃晚饭,在宿舍里赶着写信。周小芹希望她的这封信,能赶得上她的陆方芳“出事”之前到达。

在她的信中对陆方芳可能会遭遇到的几种情况都做出了估计,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和勇气,谈到了各种应对之策。考虑到信件可能会落入他人手,造成滔天大祸,她尽量用隐晦的语言和只有他们俩能懂的比喻,并努力把语句写得轻松一些,至少从表面看是信中只谈感情不谈政治。她在信中强调,从她到部队去探望他已经过了一年半,她希望他能尽快请假到广州来品尝她所在农场果园的丰收果实。她是多么希望陆方芳能逃脱虎口,来到她的身边啊!

在着急和彷徨中等了十来天后,周小芹收到了陆方芳的回信。他告诉她信收到了,请放心,工作组要他配合参加审查工作,按目前情况他根本不可能请假到广州,就此而已。在焦虑不安的期盼中,四个月过去了,她再也没有收到过陆方芳的来信。她寄给他的信也被盖上了查无此人的印章,全部如数退回了。周小芹清楚地意识到陆方芳真的出大事了,而且已经面临了十分凶险的局面。

人明明在他们军营,退回的信上却盖着“查无此人”的印章,说明他就是死了,她也无法到部队去继续追查。她决不能让她的陆方芳就这样凭空消失,死得这样无声无息。她要竭尽全力营救她的最爱,至少要让人民知道有这样的一位无私无畏的英雄,多才多艺的大好青年,为了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的全部,以至生命。

在这苦苦等待的四个月中,周小芹是焦虑不安,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日渐消瘦。最后她终于无法再忍耐,下定了决心,以身体不适要寻医治病为名,在阴历年前向农场请了长假,回到了广州。父母都不在家,在省文化局工作的哥哥告诉她,父母都被招回广州,参加干部集训,接受审查了,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

现在的广州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为据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大本营是在广州。按照林彪他们的政变计划是打算拥兵自重,在广州另立中央与北京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哥哥告诉她,听说原省委和军区的许多主要干部都换了人。中央在清除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和爪牙方面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他要她小心说话,不要与人轻易说到陆方芳。

周小芹化了几天时间在广州文化界的朋友家,父母担任高官的同学家和自己熟悉的父母同事,老上级家,进一步了解情况和明确当前的形势。她失望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她感觉不到往日同学相聚的欢乐气氛,也听不到过年前各家孩子们的嬉笑声。她所听到的唉声叹气声,远比她所在农场贫苦农工家庭中听到的多。她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场合和机会,与她的同学和朋友们,谈起有关她的陆方芳的遭遇和讨论如何解救他脱离苦海的有效途径。晚上周小芹彻夜难眠,她的抽泣声惊动了进入了梦乡的哥哥和姐姐。

“小芹,你就放声哭出来吧!把内心的痛苦,悲伤,忧虑,惶恐不安都发泄出来吧!千万不要憋出病来。”姐姐劝导着说。

“小妹,你如果对陆方芳还是放不开,丢不下,你要吃的苦这才刚开始。你可知道,你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爸爸和妈妈对你也是放心不下啊!按照现在的形势,你想救他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比登天还难。搞得不好,你救不了他,连自己也会跟着栽进去,还会拖累了父母。”哥哥劝说道。

“这条路是我自己决定要走的,我决不会后悔。如果他死了,我也不会独活。如果真要死,我会死在外面,宁愿给野狗拖走,也决不会拖累父母和你们的。”小芹赌气地说。

“妹妹啊!哥哥说的可都是实话。这也是今后你必须面对的。你明明知道哥不是怕连累的意思,你怎么能这样的诅咒自己?伤害从小就一直爱护,关怀你,把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大哥呢?”姐姐继续劝导说。

“小妹,可能你会认为你的大哥只会附会风雅,吟诗作对,写一些描写湖光山色的散文,自鸣清高。我是一个胸无大志,不谈政治,只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庸碌之辈。可是你必须要想到,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父母一直受到冲击,他们已经承受不起额外的打击。当前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已经容不得任何杂音的存在。我不想把鸡蛋去碰石头,作无谓的牺牲,也不会去跟着歌功颂德。”哥哥无奈地说着。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难道陆方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了避免中国被引向内战,内乱,揭发张春桥的丑恶历史,有错吗?如果人人都不能牺牲小我,抛开名利,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大义,奋起战斗,都采取明哲保身,自鸣清高的态度,中国还会有希望吗?”小芹大声哭着反驳哥哥的解释。

“我没有说过陆方芳的不是,只是为他这颗文学上的新星过早的坠落感到可惜。他是个杰出的人才,少年得志,到处受到注目和重视。在文革中,他又风云际会,深深地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在风口浪尖打滚,很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事实上,他现在已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任是谁也救不了他了。小妹,你到底明白不明白?”当哥哥的十分心痛地劝说着妹妹。

“哥,我想小芹正是因为十分清楚陆方芳现在的处境,才会心急如焚,怨天尤人的。你要原谅她的口不择言。”

“我怎么会怪她?我只是想知道,小芹现在到底有什么打算?我们还有什么是可以做的?哪怕只会带来一点点希望也好。”

“是啊!小芹,你现在想干什么?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当姐姐的问道。

“我想明天就出发,直接去他所在的军分区司令部。前年四月份我去过那里,认识了许多他的同事和战友。我打算向他们打听他的下落和近况。我还会去上海他的家,我有地址,也许他的父母会得到一些他的消息。我还要上一次北京,探望一些过去的同学,朋友和父母的老同事,老上级,向他们进一步了解当前形势的发展。我会尽我的一切努力,呼吁营救陆方芳。”周小芹停止了哭泣,冷静下来向她的哥哥和姐姐说出了她的打算。

“希望是很渺茫,不过还是值得一试,至少你要弄清楚他现在的实际情况。只不过我担心因为事关重大,他的同事和战友可能都会躲得远远的,你想见也见不到。我估计你就是到了上海和北京也探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明天是星期六,晚上爸爸和妈妈就会回来。你难道就不能等见了他们,和他们一起商量后再出发?也许他们会有什么好主意,会有帮助?而且马上要过年了,你就不能过完年再出发吗?”哥哥说。

“不了,见到了爸爸和妈妈,可能我连走也走不成了。我有思想准备,我会住在他们的军分区招待所十天到半个月,死缠硬磨一直等到他们出来见我,或碰到他们为止。古代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悲壮故事,我就不信他们的人心不是肉长的?就不会有一点点的同情心?死了我要帮他收尸,活着就是见不到人,也起码要知道他是否安好?”周小芹斩钉截铁地咬牙说道。

“小芹,我们知道就凭我们是阻挡不了你的,不过你一个人去我们怎么能放心得下?你是否可以迟走几天,等我和你大哥不管哪一个请到了假,我们可以瞒着爸爸和妈妈陪你一起去,好不好?”姐姐担心地问。

“谢谢!用不着的。我不能连累了你们。一个人走目标小,不会引人注目。我只是一个毫无身份,地位,卑贱到不能再卑贱的农工。出了事,最多在身上再被踩上一只脚,还能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不成?”周小芹发狠地说道。

“那你明天就要走,行李准备好了没有?钱够不够?一个人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姐姐搂着小芹,流着泪,关心地问着。

“我的行李很简单,只带了两套替换衣服,我下乡两年的全部积蓄四百来元,加上我在农场为陆方芳编织的毛线衣一件和两张我和他的放大合影照。 只要省吃俭用,钱应该够了,一路上我会十分小心的,你们可以放心。”小芹淡淡地说道。

“小妹,事在人为,努力去试一下也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尽心尽力了就好。你的决心已下,我知道再多说也无益。不过,要我们瞒着父母放你走,我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你必须保证做到才行。你每到一个地方必须写一封信回来,写明落脚的地址,联系人或接触人的名字和有关情况。”哥哥向小芹提出了要求。

“对!你可以把信寄到我的学校,由我来和你保持联系。出门在外缺了钱不行,身上带钱太多又不好。你要留下上海陆方芳家的地址,在你走后我会从邮局汇三百元去上海。”姐姐说。

“好!在接到你的第一封信以后,我会再汇三百元去北京刘伯伯家。有备无患,这样你一路上都可以不缺钱了。”哥哥补充说。

“好的,谢谢你们!我保证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你们写信。这些钱就算是我借你们的,我保证会还。我不能随便动用了你们准备结婚的储蓄。”小芹感动地说。

“钱,你不要担心,我们不要你还。结婚可以推迟,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还要你保证,不管事情办得怎样?也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好,是坏?你要安全地回来。我只给你两个月的期限。如果到时候还是不能回来,你要提前写信或打电话告诉原因,否则我们和爸爸,妈妈只能全家出动去找你了。我求你了,千万不能做傻事,不能让父母伤心。”哥哥扶着小芹的双肩神情十分严肃地要求。

“谢谢哥哥和姐姐的关心,我保证会安全回来的。我只是担心此行会一事无成,无功而返。在父母回来后请你们暂时代为隐瞒,过后再好好解释。”周小芹十分感激地看着她的大哥点着头,趴在她姐姐的怀里不停地流着眼泪。

“小妹,你想去陆方芳所在的军分区司令部打探他的消息。现在因为我们可以估计到他出了问题,你就必须用一些计谋,动动脑筋才能成功。如果你到了军营,直接告诉门卫,要找陆方芳参谋,你可能连军分区大门都进不去。你可以采取迂回的方法,以探亲,或办公事的名义先进了军分区,再私下打探找他的同事和战友,取得他们的同情。我会连夜把我们家在北京的亲戚和朋友,爸爸的同事和老上级的地址和电话都整理出来。明天一早,我会去文化局找有关部门为你开出几份备用的介绍信和证明,你要见机行事。”当哥哥的最后说道。

周小芹在第二天的中午就离家去了火车站,由她的哥哥一路帮着提行李,送她上了北上的特别快车。经过与哥哥和姐姐半夜的一席交谈,周小芹感到轻松了很多,心里暖洋洋的。她认为至少哥哥和姐姐是理解她的,自己并不孤独。在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以后,周小芹终于从这四个多月来的惶恐不安中走了出来。

哥哥提醒她要达到目的必须动脑筋,用计谋,不能让悲愤的心情蒙蔽了心智。哥哥要她丢弃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幻想。长城是哭不倒的,连军分区的大门也是哭不开的。在目前的政治大气候下,光靠同情心也是不够的,只有在受到可能株连的威胁,造成同命相连的状态,以诚恳的态度取得信任时,同情心才会真正起作用。

在这二十来个小时的行程中,周小芹用尽了心机,设想了三套可能采用的方案,但是因为各有利弊,她实在不知道用哪一种方法会可靠些?能尽快地达到探听到陆方芳目前真实情况的目的?她的第一套方案是守株待兔。她打算在她到达司令部所在地后,先在车站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不急于进入军分区营地。周小芹想先化上一段时间在外面探听消息。她可以在军分区大门外不远处,耐心等待自己在一年半前到司令部探亲时所认识的,陆方芳的七,八个同事和领导偶然出军分区大门的机会。

因为不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周小芹觉得不应该冒失地直接找他们,还是先在外面打探消息,一个一个地等着他们比较稳当。她只要在外面个别地找着了他们,向他们打探消息,争取他们的同情,求他们告知实情,成功的可能性会高一些。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下去,总会有找到他们的机会,总能或多,或少得到一点点有关他的真实消息。缺点是,这等于是守株待兔,就算是等到他们出大门也不一定会有单独交谈的机会。即使有了单独交谈的机会,他们也不一定肯冒着风险回答她的问题。而且这样做完全是被动性的,对把希望寄托在陆方芳的同事和领导的同情心是否可靠?周小芹感到没有一点把握。

第二个方案是冒名顶替。周小芹清楚记得,在她那次到军分区探望陆方芳时,和他同在党委办公室工作的宋长清参谋的妻子正好前去探亲,也住在招待所。宋参谋和他的妻子邹晓菁对他们非常好,就如大哥和大嫂一样地处处关心和照顾着他们。如果她能在军分区门口登记处,以邹晓菁探望丈夫宋长清参谋的名义,就有很大的可能直接混进去。何况周小芹,邹晓菁这两个名字,用不同的地方口音说起来差不多。

如果门口的警卫要打电话到办公室查证,只要宋长清参谋没有出问题,打一个马虎眼,还是有可能蒙混过关的。这样做的优点是积极主动,进入了军分区有利于了解事情的真相。缺点则是不清楚宋长清参谋的目前处境如何?他是否还在原来的职位上?他的妻子邹晓菁不知会不会正好在军分区?会不会把他也拖下水?如果宋长清怕被拖下水,这样会直接把他惹火,引起翻脸。如果她的冒名顶替之计一旦被识破,再想进军分区就难上加难了。还不知道会不会遭到拘捕?自己会被按上一个什么样的罪名?

第三个方案是长驱直入。她可以当作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直接在门口登记探亲,大模大样地进入军分区。只要她能在军分区内招待所住下,再用电话与陆方芳的同事,上级和好友联系。这样做的前提是军分区大门的警卫不一定知道陆方芳的被捕。这么多军官的被捕,如果警卫是一个新兵不一定搞得清。再从警卫的角度考虑,如果哪位军官被捕了,他的对象知道后撇清关系都来不及,还胆敢找到军分区来吗?明知道是毫无帮助,只是自讨没趣还来干什么?更不敢大模大样地直接闯进门来?

这样做的优点是攻其不备,而且她可以拿着信封上盖印,查无此人的信件到部队找人,理直气壮。只要军分区有干部出面处理,她就可以死缠住不放,不达目的决不罢手。缺点是一旦在大门口就被识破,被挡在门外,她就完全无计可施了。人家有了提防,再想进入军分区的大门成了不可能,有关人士听到风声也怕受到牵连,再找人也就更难了。

周小芹左思右想还是拿不定主意,火车却已开到了她的目的地。她拿着手提包,背起行李袋,随着人流下意识地走出了车站。已经是傍晚时分,她望着车站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一片茫然。想当初她上次来探亲时,是陆方芳和他的一位上司,刘主任开着军吉普来接站的,如今她却是这样的孤苦零丁,无依无靠,连军分区所在方位都搞不清。

咬了咬牙,抬头四周看了一下,她突然兴奋地发现,在火车站附近就有一家军分区招待所。估计这是司令部用来招待来往的客人和一般工作人员家属的,只是她上次来时是直接被接入军分区里面住的,没能注意到。这可是一个好兆头,住进军分区招待所,探听起消息,起码会方便得多。周小芹凭着她哥哥在送她中午上火车前,匆匆从省文化局帮她开来的省作家协会采访的证明和工作证顺利地住进了军分区招待所。

在上食堂就晚餐时,她注意到有不少随军家属。她们是自己搭乘军车到城里采购和办事的。她们办完事就在军分区招待所,等着再搭便车回军分区。周小芹考虑,如果她与她们把关系搞熟了,能够混在她们里面一起搭车,这倒是一个进入军分区的好途径。出于谨慎考虑,周小芹主动地上前与一位看上去有四十来岁的随军家属聊起天来。

“这位大婶,我是从广州刚到这里的,不知道军分区离这里有多远,搭几路车可以到?”

“你是来办事的,还是探亲的?不管是来干什么的,你既然已经住在军分区的接待所了,要进军分区还搭什么公交车?直接在这里等车就是了。我们也是在这里等车回家的。不过今天是星期天,就算是在周内,你现在这时候去,人家办公室早下班了。你去了还不得在军分区内招待所住上一晚?必须等第二天上班时间才行。你已经在这里登记住宿,现在走了划不来。还不如在这里住一晚,明早在火车站旁的公共汽车站乘十路车,坐到底就是了。”这位好心的年长大婶热心地向周小芹建议。

“不知道你要找的是那一个部门?具体找谁?军分区里的人头我们都很熟,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其实,只要你找的人职务够级别,你打一个电话要他们派车来接就是了,搭什么公车嘛?只有我们这些老公没出息的随军家属,老公在部队混了整整有一,二十年,还只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只有老婆出门派不了车的,才会搭顺风车。”坐在旁边的一位年纪稍轻一些的妇女接口说道。

“人家说知足者长乐,也亏得我们的老公官都不大,这次林彪事件才没有被挂上边。你没看到这些个大官们,抓的抓,审查的审,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平时当然是那帮子搞政治的政工干部神气,官也升得快。搞技术的,搞后勤的只能一级,一级的慢慢地熬。等到了真出了大事时,还是搞技术的,搞后勤的要稳当得多。”

“是啊!你们就看司令部直属的,政治部和党委办这些人吧!一个个都被整得够凄惨的。他们官升得快,这次筋斗摔得也狠,没有剩下几个人了。”这帮随军家属们不等周小芹讲话,就议论纷纷地说开了。
“哎,我以前来过,认识你们党委办的刘主任。不知道这次他有没有出事?还有党委办的宋长清和小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周小芹趁机打听起来。

“嗨!你问我们算是问对了人。党委办的刘主任是第一批就被抓起来的,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被押在哪里接受审讯?宋长清和陆方芳是第二批被抓起来的。据说陆参谋的问题可大了。别看他的年纪轻轻,可是大有来头的。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还专门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对他严格审讯。看来这次他就算是不被整死,也非得被整脱掉一层皮才能罢休。”

“我听说陆参谋的对象也是一个大有来头的高干子女,不知道她会急成个什么样子?宋参谋年纪大些,笔杆子来得慢,不像陆方芳那么有才气。他干的时间虽久,但是职位升得反而比陆方芳慢多了。这次他倒反而因祸得福,上个月就已经被放了出来,留职继续接受内部审查。这说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姑娘,你是他们的什么人哪?你叫什么名字?是来探亲,还是出差?”有位年轻一些的妇女转身反问起周小芹来。

“我只是在上次来出差时与他们打过交道,认识他们就是了。我的名字叫周小芹,宋长清应该可以肯定记得我的。不知道现在的党委办,或政治部是谁在负责,我去了该找谁?宋长清还管不管事?”

在这里周小芹耍了一个小手腕。她避开了这次来是出差公干,还是探亲的选项,也避开了回答具体找什么人。她特意问了刘主任和宋长清的近况,随带问到陆方芳,不动声色地证实了陆方芳已经出事,并得到了宋长清已经恢复自由的消息。她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说得有些含糊不清,说成邹晓菁,并多次提到宋长清,让这些多嘴,好事的随军家属去胡乱瞎猜,去传话去。周小芹估计,宋长清才被放出来不久,如果他的妻子邹晓菁,还没有来过军营,只要她们把这些话,传到了他的耳朵,宋长清就有可能会认为是邹晓菁不放心赶来了,这就有可能亲自出来找她。

“宋长清在行动上是完全自由的,也在具体管事。你只有明天早上给他打电话联系了。我回家时要路过他的宿舍,我可以给他稍一个口信。你明天早上只要在这里等车就是了,如果等不来,再打电话。军分区司令部各部门的电话号码招待所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们会帮你联系的。”那位好心的大婶帮她一一做出了安排。

军车来了,这帮子随军家属纷纷向她告别,上车走了。周小芹不由得感到一阵兴奋和辛酸。她兴奋的是总算没有白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化功夫。她终于得到了陆方芳出事了的确切消息。她感到辛酸的是虽然有了他的消息,但是陆方芳的处境危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是不会放过他的。他现在还是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不知道他那单薄的身体是否能够熬得过这场牢狱之灾?好在宋长清已经获得自由,还是在党委办公室工作,消息应该很灵通,从他处也许能得到更多的可靠的消息。接下来的问题是她自己如何与宋长清接头,探听到进一步的情况?

在给她的哥哥和姐姐发出了一封信后,她就早早的睡在了床上。左思右想,周小芹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熬到天快亮了才有了睡意。她觉得胡思乱想只会自乱了阵脚,还不如先在招待所等上几天再说,希望宋长清参谋能够听到传话,就在这几天里自己摸来。如果他就是不出现,说明情况严重,到那时候再冷静地想想其他办法也为时不晚。自己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找机会进一步摸清情况,找到进入军分区的最佳途径。

迷迷糊湖地睡了一会儿,起来吃罢早饭,她特意上传达室和住宿登记处告知她的住房号,说如果有人找她,请他直接上楼,她会一直在房间里等,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周小芹考虑,如果宋长清来了,在房间里见面,说话会方便得多。就算他发现不是他的妻子邹晓菁也不好马上翻脸转身就走。她起码会有努力说服他,向他了解情况的可能性。

而且宋长清参谋刚被解放出来,可能成了惊弓之鸟。单独相处,他就不得不顾虑到,如果他把事情做得太绝,就会有被她反咬一口的可能性。如说他是听到她周小芹的名字主动到招待所找她的,还进了她的房间,不管是诬陷他有轻薄行为,还是串通消息都是他所经受不起的。她决定先在房间里耐心等他一个上午,如果宋长清不出现,午饭时再找机会,进一步打听消息。

一直等到中午十一点钟,周小芹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来宋长清参谋是不会来了。她失望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实际上,宋长清只要从办公室给军分区在火车站的接待站打一个电话,查一下住宿登记名册,就可以清楚知道是不是他的妻子邹晓菁来了?如果他不想惹麻烦,陆方芳的情况又很糟糕,他无言以对,是不会出现在她面前的。

如果他还是考虑到往日与陆方芳的友情和在上次探亲时,邹晓菁大姐和她建立的私人感情,考虑到陆方芳出事后她的焦虑不安和痛苦,他早就应该来了。会不会是那位大婶没有把话传达到?或者有什么事情耽误了他的前来?周小芹无奈地站在朝向大街的窗口,向下面街道望着来往路过的每一辆军车。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把周小芹的目光引向了房门。清晰的敲门声使她一阵激动,她快步走向房门,并高声说:“门没锁,请进。”

“小芹,你是什么时候到的?昨晚赵大婶传讯来,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了。等急了吧!我不能专程前来,是在城里办完了事情后才来的。最近还好吧?真是难为你了。”周小芹见到比上次见面时明显消瘦了一圈的宋参谋走进门来,勉强笑着对她说。

“宋大哥!你受苦了。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能不避嫌,来看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感激话才好?我真怕你会来不了啊!”周小芹的眼泪夺眶而出。

“是好兄弟,好姐妹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谁也料不到的。四,五个月了,音讯全无,害得家人都担心,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啊!你能不怕被拖累,还是这样的爱着陆参谋,我真为陆兄弟感到高兴。我想,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亲人的支持,特别是你的支持。”宋参谋感动地说。

“不知道陆方芳现在怎么样了?他会有机会能够和你一样被放出来吗?”小芹满怀着希望问道。

“这里谈话不方便。接待站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认识我,我们到外面吃午饭时再详细说。你打算在这里待上几天?既然来了,当然应该多了解一些情况再走,我会尽我的努力去打听的。这样也可以让陆参谋在上海的家人知道,使他们放心。一会儿我先走,我会在斜对面食品公司边上的小巷口等你。为了方便我们联系而又不引起注意,你必须整理一下,马上搬出招待所。我会帮你换一个附近的旅馆住。” 宋参谋注意地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边说着。

换了一家旅馆安顿后,他们就在附近的餐馆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边吃边聊着。宋参谋主动地接着刚才周小芹的问题回答道:“据我所知,陆方芳总算熬过来了,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起码现在不会再有大麻烦,至少他还是活得好好的,但是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近期被放出来。说起林彪反党集团和五七一政变计划什么的,我们都是一无所知,也根本不可能粘上边。陆参谋的麻烦是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的追查,特别是他们想根据他写的两篇歌颂军队的大块文章给他定性,定罪,想把他与林彪反党集团爪牙,宣传喉舌挂上钩。这就不是军方能独立处理的问题了。”

“这次的审查是因为林彪事件所引起的。他写文章只是执行上级指示,毛主席还说要‘还我长城’呢!怎么能按得上林彪反党集团爪牙,宣传喉舌的罪名?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怎么会插手的?他挨拷打了吗?伤得重吗?”周小芹强忍眼泪焦急地问道。

“我们的被捕,接受审查是因为我们被认为是司令和政委的亲信。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希望通过审查,从我们身上挖掘出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证。我们确实是一无所知,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五七一工程政变计划。陆参谋的情况应该是和我一样的。不幸的是中央文革通过上海市革委会专门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还对陆方芳的问题,成立了专案组,他的情况就变得很糟糕了。”

“你知道具体的情况吗?他们是怎么样对他逼供的?他的身体还好吗?”

“我们都是被单独关押的。我对具体情况知道得不多,只是听说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受到连续不断的审讯和各种威胁利诱,后来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不过,好在他都挺过来了,据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大约在审讯了两个月后,上海来的工作组撤走了。对陆方芳的专案组也解散了,他的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他现在还是被关在军分区内吗?我可以提出要求去探望他吗?或者给他送一些日用品?为什么我写给他的信都被部队退回来了,还被盖上了‘查无此人’的印章?我现在该怎么办才能帮得上他的忙?”

“这就是我要你再在这里等上几天的原因。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我会去努力打听,问清楚是否允许家属探望和送东西给他?”

“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拖累了你?你是否能够帮我出出主意,看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放出陆方芳?”

“我以党委办受到陆方芳亲属询问和要求探望他的名义,去打听情况应该是名正言顺的。我出来才不到一个月,他们还能再把我弄进去不成?不过还是要提防弄巧成拙,把问题越搞越复杂化,我会十分小心的。要你搬出招待所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把你也裹进去就不值得了。我出来后就给邹晓菁写信,一再要求她千万不要来,就是怕她也被卷进了漩涡,担惊受怕。她没有见过大世面,情况与你不同,我想她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至于你问到的下一步该如何做?等摸清了情况,我们一起分析后也许才能知道。”

两天后,宋参谋又找到了周小芹,垂头丧气地告诉她说:“我已经了解到他被关在上级军区的军事监狱里,是单独关押。代表中央文革的上海市专案组撤走时一再关照,不准任何人与他接触,要避免他与外界串通,没有中央文革的指示不得擅自处理。看来没有张春桥的点头,他是不可能被放出来的。你也不可能被允许探望他。不过军方没有为难他的意思,只是照章办事,也没有再提审过他。他现在吃得好,睡得着,天天在练习着木刻。”

“那该怎么办哪?你替我转交给他一件我织好的毛衣和两张照片可以吗?并且转告他,要他一定要有信心。形势是会有变化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永远等着他的。”周小芹紧紧地咬着牙,伤心地说着,并在一张两人合影照背后写下了《心心相连》,这样的一首诗:

“情箭串两心,血肉结同心。生死已与共,你心连我心。”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不过只要一旦有了机会,我会想方设法把毛衣和照片送到他手上,并把你的话带到。按照目前的情况,你在这里待下去也没有用了。在短期内,我也不可能再探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了。而且,你做什么努力也是枉费心机的,除非你能使张春桥亲自松口。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政治局势再次发生大的变化,这些都无法预计,我想你是知道我的意思的。你一定要十分坚强,而且要有耐心。小芹,我知道这太难为你了,但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啊!你的通讯地址我已经有了,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宋长清无可奈何地劝说着。

责任编辑: 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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