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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四剑客》第四卷 东海蛟龙(1)
2006-10-17    范立群    《天一阁》范立群文集    点击: 4170
《从军四剑客》第四卷 东海蛟龙(1)
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在情节和人物上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版权声明:长篇小说《从军四剑客》,本人保留以后可能出版的版权专利。网上转载需取得作者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打算用于商业出版,请先与作者联系。 --范立群

2002年9月初稿,经过四次修改,于2006年4月定稿。


主要人物介绍

王沪生:

1947年2月 在上海出生,三代产业工人的后代,父亲解放前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是市总工会的中层干部。
1966年7月 上海市某重点中学高三毕业,学生党员。
1968年4月 参军,加入海军某舰队鱼雷快艇部队,历任战士,艇长,支队长,纵队司令。
1971年9月 在林彪事件后被捕。
1976年9月 被以林彪反党集团爪牙,小舰队负责人的名义,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干部队伍,押送回上海,被安排在上海港海事急救中心接受劳动改造。
1977年10月 在救援一条外国货轮的海难过程中,因底舱内燃机爆炸不幸死亡。

李昂:

1948年 出生月份不详,高干子弟,父亲当时是军中现役的高级将领。所读中学资料不详,
1968年4月 参军,加入海军,某舰队鱼雷快艇部队,历任战士,副艇长,支队政委,纵队政委。
1971年9月 在林彪事件后被捕。
1977年10月 被以林彪反党集团爪牙,小舰队负责人的名义,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干部队伍,释放。
1994年至今 任某私人船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廖振中: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舰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退役少将。

林萍: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舰队司令部机关干部,廖振中的妻子,退休。

廖新梅: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舰队通信部门干部,廖振中和林萍的独生女儿,王沪生的妻子。

王玉珍: 工人,王沪生的亲妹妹,李昂的妻子,廖振中和林萍的干女儿。

王东海: 高中生,王沪生和廖新梅的儿子。

李珍: 初中生,李昂和王玉珍的女儿。


在1995年中秋节那天下午四点来钟,有一只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货轮开出了上海黄浦江,向吴淞口外的东海驶去。天气晴朗,蓝天白云,风平浪静,小货轮向东方开出了一段距离,就在四周一片汪洋大海中抛下了锚,停了下来。

“爸爸,妈妈,不会错,应该就在这里了。看来等一会儿还会有一场雷阵雨,不过时间不会很久,过后就将晴空万里,正好赏月。” 李昂走出驾驶室,来到小客舱向妻子王玉珍的义父和义母,廖振中将军和他的夫人林萍两位老人家低声说道。

李昂年纪四十六,七岁,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脸的大胡子被刮得十分干净。长期在跑码头和船上工作,他的皮肤被晒成了棕色,黑中透亮。李昂有一米八十出头的个头,身材魁梧,开始有些发福,能明显看到微微凸起的啤酒肚。他穿着一套合身的工作服,扣上了风纪扣,还是保持着当兵时的干净利落模样。自从他的父母和王玉珍的父母在六,七年前先后去世以后,他就随着妻子对义父和义母的称呼,对廖振中将军和他的夫人林萍以父母相称。

“李昂,这些年你老是在跑码头,对江湖,海面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估计是不会错的。我刚才在门外走道上也看了天,这一场雷阵雨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待一会儿等起风了,你们不要忘了把两个孩子叫进来。” 廖振中将军坐在仓内的一张靠背椅上,对李昂说。

廖振中将军年纪有七十来岁,一米七十的个子,穿着一身洗得快发白了的海军的军官服,身材偏瘦了点,但是腰板挺得笔直,动作敏捷。除了一头苍苍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披露了他年纪以外,如果不是当面见到他本人,光听他那中气实足的讲话声和思路清晰的谈话,你还真会以为他与李昂是同龄人。

“哎!你们爷们几个都是一个样,就看东海吧!他对大海也是一往情深。每次带着他出海,他就是喜欢站在船头上顶着强风,着迷的看着大海,叫也叫不进来。这孩子长得可真快,身高有一米八十了吧?站着都与李昂一般高了。他那矫健的身形就像是沪生当年的模样,不过他脸部又长得比沪生要清秀,像他妈妈多一些,特别是他的眼睛。一看到他那熟悉的眼神就使我不得不想到新梅。”廖将军的老伴林萍说了话。

林萍大约六十五岁左右,保养得很好,留着齐肩的短发,头发稍微有点花白,身高一米六十左右,也穿着一身军装。用她的话说,当了大半辈子的兵,穿惯了军装,就算是退休了,改穿什么舒适的便服还是会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是啊!我们两代人都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难得东海也这么热爱大海,他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大海的儿子。两个月前,他和珍儿利用暑假来舰队老干部疗养院看望我们时,他还吵着高中毕业后要加入海军,要报考海军军事学院呢!” 廖振中自豪地说着。

“爸爸,我不会同意东海去参军,更不会让他去报考海军军事学院的。我希望你们一起帮我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大哥和嫂子就留下了他这么一点骨肉,我们不愿意他去冒任何的风险。海军是我们家的伤心地,我不希望东海去重蹈覆辙,否则我们难以向大哥和大嫂交待。我们只希望能为东海提供最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使他能考上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出国留学,学多一些科学技术,以后做一个科学家,或者继承他爸爸的事业。至少,我希望他能远离军队,远离政治,成为一个专业人士,早日成家立业,太太平平地度过一生。” 王玉珍感情冲动地急忙阻止了她义父有关东海参军的讨论,甚至着急得流下了眼泪。

四十来岁的王玉珍,眉目清秀,只是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一些。王玉珍大约一米六十几的身高,穿戴俭朴整洁,留着短发,常年的生活劳累,使她根本顾不上自身的保养和护理。自从哥哥和嫂子死后,父母长期心情压抑,积劳成疾需要她照顾,当时才两个月大的东海更需要她来精心喂养。王玉珍认了嫂子廖新梅的父母为义父和义母,同时也代替嫂子担负起了照顾她父母的责任,一年一次到两次抱着东海去探望他的外公和外婆。为了支撑家庭的开支,当时她白天在一家国营公司上班,晚上忙着照顾父母和孩子,经常为了洗衣服,做家务,熬到深夜。

当她从嫂子手里接过东海后,这付千斤重担就全部压到了她的身上,也改变了她的一生,但是王玉珍还是无怨无悔地主动挑起了它。她把东海看得比她的生命还重要,为了把大哥的孩子抚养成人,她可以终生不嫁,甚至不要自己的孩子。幸亏当时有她大哥的亲密战友李昂主动留了下来,帮她一起挑起这付担子。作为一个遭到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军籍和开除了干部队伍(三开),连上海户口都没有的他,为了养家活口,只能放下身段,十分委屈地以社会“盲流”身份,在码头上做临时搬运工,在驳船上做装卸工。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形势的好转,头脑灵活的李昂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想方设法筹集了有限的资金买下了一只旧驳船。他自己单独做起了内河航运业务,使家庭摆脱了经济困境。李昂和王玉珍这才决定结了婚,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用父亲的姓,母亲名字中的“珍”字,合起来给她起了个单名,叫李珍,平时就叫她“珍儿”。

一些年后,船运的业务发达了起来,李昂就组成了一支驳船运输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了。遗憾的是王玉珍的父母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就相继去世了。没有多久,李昂的父母也相继去世了。困惑了李昂整整十几年的问题,即林彪的反党集团和“五七一政变工程”,父亲到底是否真有参与?与自己究竟有何关联?父亲的拒不回答,使李昂无法从他的口中得到证实。

“玉珍,不要这样。爸爸,妈妈并没有一定要东海参军。想参军,要投考军校,只是东海现在自己的想法。如果他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和我的经历,也许他会改变主意。如果部队当年对我们所下的结论至今还起作用的话,东海就是想参军,报考军校也是不可能的。你就不要太担心了。” 李昂心痛地搂着妻子的肩膀,安慰着说。

“爸爸,是这样的吗?我哥和李昂为什么会犯了连他们自己都一无所知的重大错误?他们那些人当年一定要彻底毁掉我哥和李昂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到了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难道还真的会祸延到我们的子女吗?” 王玉珍不放心地问道。

“这些问题你问爸爸,他怎么能知道?整个过程又不是爸爸能够参与和决定的。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我害了沪生,是我给他带来了灾难。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我,参军后我们如果不是被分配在同一只鱼雷快艇上服役,如果我不是和他这么投缘,走得那么近,成了铁哥们,如果他不是次次都和我同步升职,晋级,而且成了最佳拍档,他就不会受到我的拖累,遭到了这样的灭顶之灾。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当时的那场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灾难。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就像是两粒沙子在大浪中被跟着打沉了下去,不是由我们自己能够作得了主的。其实,当时我对所有同事隐瞒了我的家庭出身背景,目的只是想证明我所取得的成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父亲的权势。谁知道居然会弄巧成拙,把事情搞成了这个样子?” 李昂心情沉重地说。

“爸爸!难道我们的制度还在搞株连九族,祸延子孙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李昂他那当高官的父亲出了事,李昂又没有参与,有什么罪?我哥只是他的朋友更是八字没有一撇,怎么能莫名其妙关了他们这些年?没有任何证据,还硬是要‘三开’,置人家于死地,这是哪家的法律?现在还要祸延子女,这不完全是无法无天了吗?” 王玉珍愤怒地问道。

“嗨!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非常时期,许多事情连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李昂不想依靠父亲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试图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实力,这本身没有错。不过,舰队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都知道你出身背景的,在提升你们的职务方面,只要你们表现得确实很出色,真正出类拔萃,当然都会给予方便,甚至跳级破格提拔。

李昂,你用心想一下,如果你们是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家庭,甚至一般干部家庭出身的,怎么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半期间由一个新兵当上了纵队司令和政委?当然,这支鱼雷快艇纵队是新建的编制,严重缺乏称职的干部,特别缺乏年轻有为的干部,提供了这样一大批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机会也是事实。然而,即使是这样,在和平时期一般平民百姓的子女,要像你们俩这样直线上升,达到这样高的职位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像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你这样出身的才有可能。沪生确实出类拔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但他也是借上了你的光,做了你的陪衬才能够升到这个职位的。

林彪事件发生了,你爸爸出了事,还有一个‘五七一工程’大谈政变的大,小舰队问题,当局当然就会怀疑到林彪死党在海军中的布局。你和跟着你同步提拔的沪生还正好在负责一支舰队,难免被殃及池鱼。这就是政治,尤其是发生在非常时期的政治。许多内情我们都不了解,我想这也就是东海的母亲,我们那可怜的女儿新梅,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认为这是天妒英才,最后绝望走上殉情的原因。” 退休将军廖振中感叹地分析着。

“我一直想搞清楚林彪反党集团‘五七一工程’的政变计划,我的父亲到底是否真有参与?这些与自己究竟有何关联?这样几个问题。遗憾的是直到父亲去世,我都没能得到机会向他直接问一个清楚。我简直怀疑,所谓的‘五七一工程’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只是林立果和他的几个党羽私下制定的乌笼计划,也可能是一个为了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谎言。作为一个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战神’,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重大的政变计划,交给毫无作战经验的儿子去做?否则二十几年过去了,如果真的有证据早就该公布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也不用整整拖了十年,直到1981年才判决。” 李昂说。

“这里面是有着很多疑点,但是林彪死了,林彪被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是毛主席在1973年亲自决定的。1981年最高法院又再次作了判决,可以说是已经盖棺定论,不可能翻案了。这里面的是非黑白也只有在几十年后,等保密资料解密了,由历史学家去作重新定论了。” 廖振中无奈地说。

“据我对我的父亲的了解,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完全不可能参与造反。如果他们真的有政变计划,这些统帅三军的高级将领,怎么可能在林彪出事后没有一个应变的计划,还呆在家里坐以待毙,等着被捕,没有任何的反抗呢?现在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毁掉了沪生,政治上也毁掉了我,并不是事情的最后结束。对我们的错误决定,我们被‘三开’,犯有重大政治错误的结论,还会祸害到东海和珍儿的前途。我真不甘心哪!” 李昂伤心地紧皱着眉头。

“嗨!这都是造化弄人。现在时代不同了,也许那些处分和决定对东海和珍儿的伤害不会有那么严重了。如何东海真想当兵,我会竭尽全力为他担保,我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到海儿。不过,玉珍考虑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文革中的政治斗争对你们,对我们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可以说是伤透了心,这一点我理解。按照玉珍的想法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追求名利地位,只要这两个孩子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好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也没有错。因此,如果让他们认真地去做学问,或者以后能够继承你的船运事业,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安排。” 廖将军犹豫地对李昂说。

“不过,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会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们的这些想法不能强加给他们,只能提供给他们作为参考意见,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他们的前途最终还是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李昂淡淡地说明。

“爸爸,东海今年已经满十八周岁了。今天是他亲生父母去世十八周年的祭奠日。在他考虑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前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他真实的身世,让他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让他明白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同时发生在他身上的悲惨故事?” 王玉珍向两位老人家问道。

“玉珍,你真的考虑好了吗?你真的一定要这么做吗?其实,你要比东海他母亲对海儿更亲,更关心,更爱护他。你已经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难道你真的不担心,当东海知道你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会因此而疏远了母子和父子的感情,甚至失去海儿吗?” 林萍不安地问道。

“爸爸,妈妈,我们当然会怕失去海儿。不过,他已经十八岁了,他会懂得应该怎么做的,我们相信他。再说,我们因为怕会影响到他的健康成长,他的身世已经被隐瞒了整整十八年。现在他长大成人了,他有权知道自己的身世和事情的真相。他也应该亲自来祭奠他的亲生父母了,何况这还将关系到他的前途和未来。” 李昂说。

“好吧!既然你们已经想清楚了,那就告诉他吧!不过玉珍,我不希望你向东海谈到他的父母变成了东海蛟龙的故事。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你这样的说法会造成孩子的错觉和思想上的混乱。是的,我们知道这是你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在十八年前的中秋傍晚,新梅抱着沪生的尸体跳海时确实是惊涛骇浪,天上乌云密布,像是有两条蛟龙在云层里翻滚。后来,我们又组织打捞了几天,结果连一片碎布也没捞到,他俩都无影无踪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这种气象变化只是大海上经常有的一种自然现象。他们的尸体可能是被海底的暗流卷走了。这些气象和云层翻滚的现象不可以被任意想象,也不能被过分夸大,神化了。”做义父的耐心地劝说着。

“好的,爸爸,我们听你的。” 李昂应道。

王东海和李珍在船头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聊着天。“小珍,你看大海是多么的美丽,壮观,一望到天边,无边无涯,真像男子汉的宽广胸怀。它能够容纳百川,任凭风吹浪打,显示了真正男子汉的雍容大度,沉着冷静。海水呈蓝宝石般精灵剔透,清澈而又不见底,象征着男子汉应该具有的无穷智慧和高尚品德。大海静如处子,动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发怒时掀起的惊涛骇浪,能排山倒海,扫荡一切污泥浊水,体现了男子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才能真正表达出大海的风貌?也难怪爸爸会这么向往着大海。”王东海陶醉地说着。

“哥,我的看法和你的却不一样。我认为大海更像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孕育着无数的生命,历尽沧桑,受尽了苦难,但是还是无怨无悔地照看着她的孩子,盼望着她的孩子们能健康地成长,耐心地等待着出门远航的丈夫能平安回家。你看现在的大海是这样的风平浪静,我们的小船就像是躺在母亲温暖怀抱里的孩子。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海风在唱着儿歌,就好像是母亲在温柔地哄着吃饱了的孩子进入梦乡。其实,不只是爸爸对大海一往情深,你只要注意到外公和外婆面对大海时那种沉思的眼神,爸爸和妈妈在每年中秋带着我们出海时,看着大海那失神和悲哀的眼光,我总觉得他们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瞒着我们。”李珍对她的哥哥说。

“经你这么一说,我倒也确实很想知道,为什么每年中秋我们家都要出海赏月?在家里不行吗?为什么每次妈妈都要带着这么多酒菜,在船舱里摆上两桌,我们只吃一桌,另一桌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摆的?晚饭后,他们会把那只小桌移到外面,把装满饭菜的盘子和碗轻轻地放入海中。然后,爸爸会面对着大海喝闷酒。他每喝一杯,妈妈就双手捧起另外一杯酒,把酒慢慢地洒入海中。我问过他们,爸爸说他们是在纪念着一对最亲密的战友。看来,在大海里还隐藏着爸爸和妈妈一段十分痛苦的回忆。”

“其实,不单是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和外婆。外公,外婆好像对你分外疼爱,外婆老是背着你偷偷流泪。为什么每次妈妈带着我们去看望他们时,爸爸只送我们到军营和疗养院的大门外。就算是妈妈一再要求,他也决不肯跨进大门一步?为什么在我们长大了以后,每次我们一去,外公,外婆就会把平时挂在墙上,或放在柜子上的照片都收起来,放进抽屉里藏起来?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抽屉里有几个像框,可是外婆就是不让我看到像片里到底有些什么人,还加上了锁。”

“我也一直在奇怪,我姓妈妈的姓,你跟爸爸的姓。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妈妈家没有兄弟,爸爸算是上门女婿,可是爸爸家好像也没有兄弟啊!我们家与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爸爸说他是码头装卸工出身,妈妈家也是几代工人出身。妈妈是怎么会认识当着海军将军的外公和外婆的,并且认了他们为义父,义母?在我们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外婆要给妈妈钱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妈妈为什么就是坚决不肯收?家里再穷,每次我们去探望外公和外婆,妈妈为什么还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带去补品礼物,孝敬两位老人家?我们只见过祖母,我们的祖父又是谁?爸爸为什么从来都不愿意谈起他家的事?” 王东海越说觉得疑点越多。

“是啊!爸爸说他是装卸工出身,但是我总觉得他根本就不像。他在许多方面,尤其在他处理公司业务,调度和布置任务时,甚至他平时走路的样子,办事的行为作风和为人的气质方面与当将军的外公简直太像了。他们在什么时候都喜欢穿戴整齐,扣上衬衫和制服的风纪扣,决不会散漫,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虎虎生风,做起事来绝对认真,不喜欢拖泥带水,说话干脆,明了,就像是在指挥军队一样。尤其是一到海上,他们就会完全变了一个样,如鱼得水,变得那样的神采奕奕,精神百倍,简直神气透了。” 李珍也跟着说。

“我相信爸爸的确是做装卸工出身的。我在学校假期跟着爸爸跑过码头。他虽然是老板,但是在装卸货物时他干得比谁都多,简直一个顶两个。老把式干活这一点是骗不了人的。不过,我也觉得他不太像一个老板,反倒像一个将军。这主要是表现在气质方面的,好像老爸天生就是指挥人的,有着那种威严和气势。另外,我还觉得今年的中秋节,气氛与往年有一些不同。这次是爸爸破例亲自去的部队疗养院,接来了外公和外婆一起出海过中秋。可是你看,他们老是在客舱里谈话,却没有一点欢度佳节的气氛。”

“老爸也真是的,不管怎么说外公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哎!怎么能用这样一只破船,载着他们出海?要外公,外婆委屈地钻进条件这么差的客舱里?现在家里又不是没有钱,为什么不买一只象模象样的游艇来招待外公和外婆?乘着外国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豪华游艇出海才带劲呢!”

“小珍,我想外公和外婆是不会在意这些的。他们南征北战,什么苦没有吃过?什么艰难环境没有生活过?他们都会理解老爸的,因为他们知道老爸的当务之急是积累资金,迅速壮大公司。让公司的货运船只能漂洋过海,把生意做到国外去是爸爸的奋斗目标。老爸的公司能够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一年难得开船出去玩一到两次,你说他怎么会舍得化大把的钱去买豪华游艇?


到现在为止,内河航运还是国营公司垄断的局面,集体和私人的公司只能做一些国营公司不愿承担的易损坏,时间紧,利润低,风险大的散件。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就要不断发展壮大,必须集中所有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只有积累起足够的实力,在国家政策一旦开放时才能购买远洋货轮,走向海洋,而购买豪华游艇对此是毫无帮助的。再说,爸爸也没有时间和我们开着豪华游艇出去玩,享受这种乐趣。”

“哥,我只是随便说说的,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你有没有注意到天气要变了?刚才还是好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大片乌云?云层翻滚,气势汹汹,马上要下雷阵雨了。我们还是回到船舱里去吧!” 李珍担心地建议道。

“不着急,再等一会儿。我想多观察一下暴风雨来临时,大海是如何变化的?我喜欢在狂风暴雨中磨练我的意志,在惊涛骇浪中锻炼我的胆量。” 王东海固执地说。

“你就不要再任性了,淋湿了会挨骂的,外公,外婆也会心痛的。你反正脸皮厚,嬉皮笑脸就赖过去了,不当一会事了。我可受不了妈妈一个劲的埋怨,又要怪我怎么没有提醒你。我们还是进去吧!我的宝贝哥哥。”

“等一等,小珍,你看天上,太壮观了!有一黑,一白两条蛟龙在云层中翻腾,所谓的神龙见尾不见首,大概就是形容这样的一种景象了。” 王东海兴奋地大声喊着。

“大哥,大嫂,我们带着你们的孩子来看望你们了!整整十八年了,你们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你们的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得到安息了!”王玉珍三步并作两步冲出了客舱奔向船头,抬头看着天上翻腾着的蛟龙,嘶声力竭地大声叫喊着。

王东海和李珍,听到了母亲的哭喊声,大吃一惊。他们回头看到了他们那脸色苍白,泪流满面的母亲已经跌倒在蒙在货舱顶盖的帆布上。爸爸正蹲下身子试图搀扶起她来。外公和外婆也已经走到货船甲板上,心情沉重地抬头凝视着天空。王东海和李珍惊惶失措地跑到了父母的身边。

见到了儿子,王玉珍更是伤心地喊着:“东海,你抬头看哪!他们就是你那走了十八年的亲生父母啊!”她说罢,泣不成声,坐倒在货舱顶盖上。

亲耳听到了妈妈的喊话,王东海整个身子僵硬了。刹那间,如雷轰顶,他的脸色转为铁青色,双眉竖起,发出了一阵,啊!的惨叫声,连吓哭了的妹妹使劲地摇着他的胳膊也浑然不觉。

一阵大风吹过,小货轮摇晃了起来。一大片乌云压了过来,伴随着一阵响雷和闪电,大颗粒的雨点洒落了下来,天上的蛟龙再也不见。李昂搀扶着妻子,大声招呼着父母和子女躲进了客舱里,坐定了下来。小货轮在剧烈地摇晃着,外面是风雨交加,客舱内坐着的这一家人却陷入了一片沉默。除了舱顶上传来的阵阵雨点声,客舱里出乎寻常的安静。

“呃嗬,呃嗬,东海,刚才你妈说的话,你都听到了?长期以来,在你的心中可能早就有着太多,太多的疑问,只是我们都闭口不谈,你也不好问。现在你已经十八岁,长大成人了。在我们告诉你全部故事和真相以前,我先来给你和珍儿讲一个十分令人伤心和难过的故事。孩子她妈,李昂和玉珍,讲到了你们知道得最清楚的部分,随时由你们来接着讲。”当外公的首先打破了僵局,讲了起来。

从前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来自上海三代产业工人的家庭,他的名字叫王沪生。他是上海一所重点中学66届毕业的优等生,参军前就是学生党员。另一个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也是一所北京名校67届的优等生。他们同时参加了海军,被分配在刚开始组建的鱼雷快艇部队,在同一只快艇上服役。

他们俩长得几乎是一般高,都是一米八十左右的彪形大汉,一样的健壮结实,干起工作来事事抢先,比谁都勤劳,流的汗也一般多。他们都是十分聪明,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好青年。在学习鱼雷快艇的维修保养,驾驶技术,鱼雷发射,海上作战战略战术方面,他们的成绩都非常出色,在所有技术考核项目评比中也都名列前茅。

随着一批批新到的鱼雷快艇的加入,在他们入伍八个月后,经过集训从上海来的王沪生被提升担任了艇长。从北京来的那位小伙子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副艇长。他们成了一对配合无间的亲密战友,形影不离的贴心朋友,最要好的兄弟。在他们的带动下,由他们指挥的快艇在各项训练指标,战斗力测试项目中都独占鳌头。他们成了整个鱼雷快艇部队的尖刀,冲锋陷阵的先锋,傲视群雄的榜样。

大约在他们入伍一年半左右,随着鱼雷快艇部队的迅速壮大,经过再次到军校的短期高强度集训,他们的职位又得到了提升。沪生当上了鱼雷快艇部队的支队长,做兄弟的也同步提升为这个支队的指导员。在此后的半年中,他们的鱼雷快艇支队在军事训练和实弹演习中表现突出,屡屡立功。

为了提高战略战术和各种技能,他们主动地虚心向前辈们学习,抽空经常到舰队司令部的参谋部请教,在资料室阅读各种海战的分析报告和历史记录。他们的杰出表现受到了舰队司令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欣赏。他们俩和他们同一期入伍,被重点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一批非常出色的年轻军官,被舰队司令部看成是我们建设现代化海军的希望。

与此同时,在几次协同作战演习的策划,实施和总结活动中,他们认识了一个叫新梅的女孩。她是一个十分活跃的通讯部门负责人之一,在演习中负责协调所有的通讯和联络。她参军比他们俩要早了几个月,66年文革时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年龄比他们小了一到两岁。新梅和他们一样,她是那样地着迷于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和海军实战的战略和战术。

后来,她和那位当大哥的成了一对情侣,和那位当兄弟的也成了无所不谈的好兄弟。她称呼沪生,为大哥,称呼那位兄弟,为二哥。在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可没有像现在的情侣那么多的卿卿我我。他们三人在一起时,不是一起走访其他友邻舰艇和部队,讨论协调作战和现有各种仪器设备的有效使用,就是一头钻进资料室,讨论以往的战例和研究文章。

大约在他们入伍两年另几个月后,舰队司令部决定先后送出一批后起之秀到军事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密集专业培训。培训回来后,这些人都纷纷挑起了大梁。他俩被分别任命为鱼雷快艇部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其他参加培训人员也分别担任了支队长,指导员和艇长,副艇长的职务。到了他们入伍后的第三年的年初,也就是1971年的春天,随着鱼雷快艇数目的大量增加,海军司令部决定在各舰队里各自酌情成立起快速反应的鱼雷快艇纵队司令部,并且破格任命了他们兄弟俩为整个舰队里最年轻的鱼雷快艇纵队司令和政委。

这支鱼雷快艇纵队在他们的领导下,生气勃勃,斗志昂扬,成为了一支守卫中国海疆第一线的精锐部队。这一批新培养起来年轻军官,个个都能身先士卒,朝气蓬勃,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奋发图强,是中国海军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当时,不光有精锐的鱼雷快艇纵队,还有新组建的潜艇部队,包括中国制造的核潜艇,导弹快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和其他综合舰队。

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得到了破格提拔和重用,当然他们俩是其中提拔得最快的。虽然文化大革命闹得国内乱哄哄的,经济发展也搞得停止了下来,可是有谁知道,当时中国的海军却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强盛的时期。我们的年轻士兵用他们的青春,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在尽职尽责地守卫着祖国的海域。

新梅和这两个兄弟的感情越来越深。男朋友当上了纵队的司令员,好兄弟当上了政委。她感到由衷的高兴,把他们作为自己崇拜的英雄和榜样。作为她的父亲,当时舰队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对这两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也是欣赏有加,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得意门生,当然更不会干涉女儿的恋爱自由。回想起那时候,家里是充满着欢乐的气氛。这两兄弟到家时,女儿的歌声,欢笑声,一起讨论问题时的争论声,就是想忘,也忘不掉啊!

然而,乐极生悲,有关1971年9月13日的一则新闻,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当时的毛主席法定接班人,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带着他的家人和随从乘三叉机出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为了清除林彪反党集团,上级工作组进驻了舰队司令部,逮捕的逮捕,审查的审查,进入学习班的进入学习班。整个舰队充满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这两位年轻有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很不幸地受到了牵连,被捕了。当他们要被押上囚车送走时,新梅死死的拉着他们就是不肯松手。她口中大声地问着:“为什么要抓走了他们?他们犯了什么罪?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他们还是被押走了。伤心欲绝的新梅啊!泣不成声,哭倒在地。她的妈妈亲眼看到了这几个孩子被活活拆散的悲痛场面,只能抱着女儿失声痛哭。新梅这孩子精神上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一病就病了一个来月,醒来就大声叫着问她妈妈,为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变得这样?

而那个时候,新梅的爸爸也被停职反省,在接受着严格的隔离审查。审查的重点当然是他与林彪反党集团到底有何关系?特别是与从北京来的那位青年的,当时担任着高级将领的父亲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在破格提升这两位年轻人的过程中他起过什么作用?与女儿的对象沪生有什么利害关系?等等,盘问来,盘问去,没完没了。

幸亏,新梅的爸爸在调来参与组建海军时,来自的部队不是林彪所统帅的第四野战军,因此历史上与林彪集团不存在任何的从属关系。他与那位高级将领没有任何的私交,在提升这两位年青人的职务中也根本没有起过特别的作用,更没有因为他们是自己女儿的对象和亲密朋友而利用职权给予方便的嫌疑。

三个月后,新梅的爸爸通过了严格地审查,恢复了职务。然而回家后,他发现一切都变了。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气氛。女儿的沉默寡言和妻子的忧心忡忡,使他觉得呆在家里闷得发慌,还不如呆在办公室里,或下到军营,随着军舰出海和将士们在一起,心情来得舒畅。偶尔回到家里吃饭时,谈起一些问题,新梅就会死缠住她的父亲,不断地追问。

新梅不理解地问:“爸爸,你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俩与林彪反党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从军三年半来他们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海军。为了建设现代化的海军,他们连家都没有回过一次。就算当爸爸的是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犯有再大的罪恶,与当儿子的有何关系?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参与过任何计划和行动,根本就不知道他爸爸做过些什么?他完全是清白的。难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在搞封建时代的满门抄斩吗?这些又与他的同事和战友沪生有什么关系?沪生为什么也要陪着连坐?没有证据,也不根据事实,就动手抓人,强行关押,他们这些人凭的是什么?为什么就能这样无法无天?”

新梅的父亲一再向她解释,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千万不可对着干。那份所谓的“五七一工程”政变计划又偏偏白纸黑字写着,表明他们发动政变所依靠的大,小舰队问题。因此,专案组的审查工作重点,放在从海军中找出代表林彪反党集团所暗藏实力的大,小舰队,也就成了势在必行。枪打出头鸟,他们哥俩在同一批入伍的年轻军官中是职务最高的,又正好领导着一支舰队。再加上了当政委的那位兄弟的家庭背景,他们被卷入政治斗争,秧及池鱼,是不可避免的。他劝说他的女儿,一定要沉得住气,只有等风头过去了,专案组又找不出他俩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任何证据,到那时候再来想想办法。

然而,当父亲的一再劝说,却被女儿理解成了她父亲的胆小怕事和明哲保身。新梅不顾一切地一再写信给舰队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甚至国防部投诉,试图证明他们俩的清白。不管到底会不会有用,她还一定要求她的父亲也这样做,根本不考虑当时担任着舰队副参谋长的父亲,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问题?就这样搞得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十分敌对和紧张。新梅的父亲受到了上级的严肃批评,被要求严格管束他的女儿。因为到处投诉的原因,新梅被停职,并受到留党查看的双重处分,在家里整整呆了半年。

新梅在她父母的一再开导劝说下,知道起码在短时间内,不管做什么努力也是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她理解了她爸爸实在是无能为力,根本帮不上忙,甚至还会越帮越忙。从表面上看,她好像是认了命,实际上心里还是扭着一股很大的劲。在处分期满恢复了工作后,新梅宁愿住在军营里,尽管离家很近也尽量不回家,与她的父母搞起了冷战,简直成了陌路人。

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的一年后,因为工作的需要,新梅的父亲受到了一些老首长的推荐,被上级任命担任了舰队司令部的参谋长。他的升职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的喜悦,反而遭到了新梅的冷嘲热讽,更为女儿所不齿。随着压在身上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避家里的紧张气氛,新梅的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时间过得很快,在忙忙碌碌中一眨眼,这两位年青的好兄弟已经被关进去快有五年了。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使许多事情变得松动起来。当新梅的父亲通过了解,发现有了争取他们兄弟俩出狱的一线希望,就从军营中找回了新梅一起商量。家里的冷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固执的新梅才总算理解了当父母的为难和苦心,感激地哭着叫了她的爸爸和妈妈,并搬回了家里住。由新梅出面去找了过去与这哥俩一起同甘共苦的战友和愿意为他俩出具证明的亲密战友,联名给舰队司令部写了担保信。再由新梅的父亲在舰队司令部党委会上正式提出对他俩的案子复审的要求,由舰队司令部党委与上级负责部门具体交涉。

经过了七,八个月的反复交涉,上级总算来了批文,同意先释放王沪生,那位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还要等进一步的结论。可是,新梅的父亲却看着上级转来的批文发了愁。原因是批文中明确写着,他那未来的女婿是林彪反党集团‘五七一工程’策动政变中指定的小舰队首领,虽然他也许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知情,但是他起码没有能够划清界限,难脱嫌疑。他将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出革命干部队伍,永不录用。

新梅失望地看着这份批文眼泪直流,悲痛地对她的父母说:“没有天理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明知这是一个冤案,为了证明他们的一贯正确,还是要把他俩置于死地。我自认为起码还保持着一份人性,我不能眼看着他俩继续受到委屈而无动于衷。爸爸,妈妈,请原谅女儿的不孝,我会去监狱接沪生出狱,然后跟着他回上海登记结婚。我会和他一起去面对一切艰难困苦。”

你们讲,当父母的还能怎么说?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但是女儿说的句句在理。他们知道自己女儿外柔内刚的性格,无法劝说,也根本不能劝说。不过可怜的新梅啊!这条路实在是不好走啊!父母的心里在滴血,她知道不知道?她爸爸虽然当着参谋长也是无能为力啊!老两口只能偷偷地给女儿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嫁妆,凑了一些钱。当父亲的考虑到在未来女婿的心目中,他看得最重的必然是军旗和海军的战旗,特意准备了两面崭新的旗帜,作为女儿陪嫁的嫁妆。他们到底是在这两面旗帜下奋斗了一千二百多个日日夜夜,而且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

谁知道这两面战旗竟会成了……。唉!一个月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新梅决心要和王沪生到上海结婚。她申请办出了结婚证明,带着简单的行李去接她的爱人出狱了。讲到了这里,老将军咳嗽着,伤心得直跺脚,再也讲不下去了。他的夫人关心地拍着他的背,要他休息一会儿再讲。

李昂看了他的妻子王玉珍一眼,转身对王东海说:“下面这部分还是由我和你妈来继续讲下去吧!东海,你是否已经猜到了?王沪生和廖新梅就是你的亲生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啊!我就是那位在你外公故事中所说的从北京去参军的兄弟,你母亲口中的二哥。你外公和外婆就是你母亲廖新梅的亲生父母。” 李昂接下去讲起来他所知道的故事。

前面这一段爸爸已经讲了。在刚发生了“九一三林彪事件”时,一开始我和大家一样只是感到一头雾水,完全茫然。作为当兄弟的我,当然心里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我的爸爸是过去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的直属部下,也是随着林彪进入中央的。对于怎么会发生了这种事情?我无法理解,更不知道事情还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工作组一到,王沪生和我就都被隔离审查了。

其实,在刚出了林彪事件后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思考,该不该把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所担心的一切告诉王沪生?但是我又考虑到,如果在接受组织审查前告诉沪生这些,只怕会弄巧成拙,还是让他一无所知更好一些,免得也受到牵连。我参军时隐瞒自己的家庭背景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希望能和其他士兵一起在一个公平的条件下竞争,而不是靠着我父亲的职权的庇护。

在审查中,我极力为沪生开脱关系,但是毫无用处。人家根本就不听我说的那一套。我的被捕是受了我父亲出事的牵连,虽然不知道出的事有多大,与我何干?也只能认命了。但是这些与沪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也要逮捕他?因此,不管我怎么为沪生辩解,他还是和我一起被捕了。

在我们被押走的那一天,新梅并没有厚此薄彼,只顾沪生,而是同样地试图阻挡我们的被押走。我亲眼看到她悲痛欲绝地哭倒在地上,感到一阵揪心的痛。内疚,惭愧,感激,内心的酸,甜,苦,辣都混合在一起了。我当时就暗自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来,我会用我的一生来报答沪生和新梅的知遇之恩。

在监禁期间,我们都是被分开关押的,完全没有见面和说话的机会。我逐步发现我在审查期间为沪生作的辩护,反而起了反作用。他们把我为什么这么急于为沪生开脱?也作为了一个重点审查的问题进行反复盘问。他们说,沪生是“五七一工程”政变计划中小舰队的负责人之一。我急于为他作掩护的行为,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本身就是策动政变的重要成员,抵赖是没有用的,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我对为自己和沪生辩护已经丧失了信心,因为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假话不愿说,说真话没人肯相信,反而被说成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唯一的应付办法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得过且过,听天由命。父亲的命运是可以预计的,他是高干,是主犯之一,起码还死不了。妈妈怎么办?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某研究机关工作的姐姐会不会也受到牵连?我被捕了她们知道吗?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吗?我没有对象,没有别的牵挂,唯一遗憾的是拖累了自己的亲密战友,敬重的大哥,拆散了新梅和沪生。我悔不该当初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同样瞒着沪生和新梅。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着,经过五年多的监禁,在这段毫无希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已经麻木了,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心中一片空白。我实在不甘心,也不愿意让我对沪生和新梅的愧疚成为我的终生遗憾。“四人帮”的垮台,曾经激起了我的一点希望,可是半年过去了,监狱中不少人走了,自己却无人问津,留下的只是失望。

直到有一天,监狱看守把我带到了一间办公室,我见到了在办公室里等着我的王沪生。他已经脱下了囚服,换上了一套摘去了领章和帽徽的旧军装,人瘦了很多,脸色有些苍白。在他坐的凳子旁边放着一只旧的小行李袋,看来他被释放了。见到我进来,他站起身来表示迎接,接着告诉我,他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和干部队伍,将被释放押回上海,临走前只是要求能和我见上一面,道别。

我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我告诉他,他应该恨我。他所遭受到的一切灾难和痛苦都是因为有了我这位战友,是受到了我的牵连和拖累。我对朋友没有坦诚相待,没有告诉他和新梅自己的家庭背景,使他们遭受了无妄之灾。我泣不成声,再三请求他的原谅,说明我愧对朋友,愧对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更对不起新梅的信任和爱护。

沪生没有表现出意外和生气,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他不糊涂,要我不要这样说。从我平时的行为表现,新梅和他其实早就估计到我是高干子弟。他说高干子弟也是有好有坏的,好的终究是占绝大多数。他为我能和他一样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不靠父母的权势,从当士兵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感到高兴和骄傲。

他说,出身在高干家庭不是我的错,也没有罪。因为他和新梅与我形影不离,他们知道我与父亲很少联系,根本不可能参与“五七一工程”政变的任何活动,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他临别时告诉我,他相信新梅,他知道她也不会怨我的。我还是他们的好朋友,还是他的好兄弟。如果我能出来,请我到上海与他相聚,一起喝酒讨论如何面对未来。

朋友,有什么关系要比肝胆相照的“朋友”更为激动人心的?在朋友之间有什么比“信任”更使人没齿难忘的?向沪生说出了压抑在我心头整整五年的心理负担,而且得到了他的谅解,这就像是给我打了一针强心针,使我对生命,对未来有了希望。我努力使自己静下心来,耐心地等待着当局对我的最后处理。我内心偷偷地盘算起出狱以后的日子,激动地盼望着与沪生和新梅的再度相聚。

大约是在沪生被释放一年后,监狱负责人向我宣读了对我的处理决定。与对沪生的处理一样,我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军籍和干部队伍,而且规定了永不录用。父亲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性,完全不可能翻案的,我还能够有什么奢望?经过了六年多的监禁,只盼着能走出牢笼,重见天日就好。我没有指望过有谁会来接我出狱。对妈妈和姐姐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她们也不一定知道我今天出狱,还会有谁来接我?

当我脱下了囚服,换上了入狱时上交的,被摘去了领章和帽徽的旧军装,提着行李袋,茫然地走出监狱时,抬头首先看到的竟然是抱着东海的新梅和我的母亲。我当时的这份激动心情简直快使我当场哭了出来。妈妈告诉我,她是接到了新梅的电报赶来的。姐姐有了孩子,姐夫出差了,她不能来。

妈妈苍老多了,她对爸爸的出事无话可说。她不清楚爸爸的老首长林彪为什么会突然叛国投敌?也不知道一向忠于毛主席的爸爸,为什么会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更不明白,怎么会与政变阴谋挂上了钩?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不认命也不行了,还能怎么办?

新梅告诉我,是她的爸爸告诉她的。司令部接到了处理我的公文,她就给我妈妈打了电报。新梅正好生下了孩子有两个月了。她请了假,想抱着孩子去上海,见孩子他爸和孩子的爷爷和奶奶。她担心我的妈妈可能会来不了,就特意先来接我出狱。

据她说,沪生也是由她接出狱的。随后她就随着沪生一起到了上海,办理了登记手续结婚了。当时,沪生对出狱后就马上和新梅结婚,是有一些勉强。他表示现在的他已经是一无是处,被‘三开’了,前途和理想全毁了,已经被置于死地,必须在绝处求生,实在不想再拖累了新梅。但是,沪生还是扭不过她。新梅表示,就是再困难的局面,她也会和沪生和我一起来共同面对的。

在她到上海结婚的一个月假期满了,新梅回到部队后发现怀孕了,后来就生下了一个海儿。当时孩子还没有起名字,外公和外婆对孩子格外疼爱,喜欢叫他“海儿”,因为孩子他爸沪生和新梅的父母都是这样迷恋着大海。新梅告诉我,她希望我能早日到上海和他们团聚,一起商量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的问题?她正在申请办理退伍的手续,争取调入上海和沪生一起撑起这个家,希望我也去上海和他们一起奋斗。

我很想念沪生,对出狱后会面临的困难局面和如何找到出路?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因此就决定陪着新梅先去上海。我们一起送走了我的母亲。我打算先到上海和沪生他们讨论出一个今后的出路和方向,再回北京去见母亲和姐姐,如果有可能也去监狱探望一下我的父亲。

到了上海,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沪生的父母和妹妹玉珍对“海儿”爱不释手,家里难得充满了喜悦。我和他们一起,分享着老少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把一切烦恼都丢在了一旁。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起谈论起了今后的出路。沪生的父亲,也就是东海的亲爷爷,这位老地下党出身的工会干部,没有被这场灾难性的打击所打垮,人老心不老,还是充满着豪情。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政治前途被毁掉了,并不是世界的末日。

他认为背着这样的一份‘三开’处分,公家的饭是吃不成了,不要再抱希望。沪生回上海后被分配在上海港海事急救中心,处处要受到管制和歧视,长久下去是无法忍受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沪生是孤掌难鸣。现在有了三个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再是非吃公家饭不可,不必再为两斗米折腰。粮食政策已经开放,没有粮票再也饿不死人。在私营经济方面,政策也放宽了,做盲流打工的已经处处可见。胆大的,头脑灵活的可以跑单帮,根据各地的物价差别做商品的贩运和倒卖。

沪生和我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说已经失去了一切,再也没有可失去的了,舍得一身刮,也就没有了任何的思想包袱。我们讨论后打算由我先回北京,随后到全国各地到处走走,多用上一点时间了解各地的市场行情。由沪生利用空余时间摸清上海各种轻工业产品的物价和批发手续。只要等到新梅一旦调转到了上海,落实了工作,沪生辞职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启动。

我们相信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我们的。我们两个都是一米八十的强壮汉子,体力充沛,能吃苦耐劳。我们的头脑灵活,还熟悉战舰的驾驶,机械保养和维修,可以从船运,机械零件的买卖,修理,安装和倒运着手,逐步打开其他的门路,搞起其他轻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货运和倒卖。我们计划着由新梅和玉珍在国营单位上班挣工资,加上沪生父母的退休工资来保障家里的正常开支。由我们两个男子汉带着家里筹集起来的所有积蓄作“倒爷”所需要的起始本钱,出去闯荡江湖,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我们谈论得那样的兴奋,情绪是那样的高昂。我们相信家里有新梅和玉珍,在两位老人家的协助下,一定不会有问题,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和大后方。新梅特意拿出了爸爸给他们的两面军旗挂在了墙上,我们三个人激动地站在一起,就像是出征前的战士在军旗下宣誓,我们将开辟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责任编辑: 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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