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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各一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第二卷 红旗和书海(2)
2006-10-17    范立群    《天一阁》范立群文集    点击: 3969
《天各一方--成长在红旗下》第二卷 红旗和书海(2)

目 录 (续)

    五年一贯制教改试验被中止了             
    姐姐的毕业分配                                     
    父亲的挨批判和咸鱼翻身                      
    大伯父的出走                                           
    书生意气 风华正茂                                
十一  马列主义理论的探索                             

                            

六 五年一贯制教改试验被中止了

老话说,好景总是不常,出人意料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到了1963年春节过后,上海市教育局突然通知,停止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恢复高中升学考试。在学校里,以党支部书记邹顺发,副书记盛东海等政工干部为一方,对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发动了大肆攻击。他们在教师和学生大会上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攻击教改试验是在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白专学生”。他们强烈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无产阶级子弟的迫害,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以培养无产阶级子弟为主要目标。

他们举出的实例是,在五年制教育改革试验的第一届,即当时范明他们所在的初三年级二百个学生中,已有十六名学生因为学习跟不上,或健康的原因被迫休学和退学,而他们全部是无产阶级的子弟。在这届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剥削阶级子弟却一个也没有被淘汰,还成了各项竞赛活动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的尖子。虽然没有被点名,但是范明,王勇和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都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担心会被套上“白专学生”的帽子。

党支部书记邹顺发和副书记盛东海都是转业军人。邹顺发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一米六十五的个子,白净面皮,呈下宽上窄的倒挂脸。他背后见腮,两腮胡子刮后脸皮呈青色,平时老是板着脸,从来不露笑容。他戴着一副浅度近视镜,两只小眼睛躲在玻璃镜片后面,经常斜着眼冷冷地,贼溜溜地看人,使与他交往的人都觉得很不自在,浑身起鸡皮疙瘩。邹顺发还兼着区教育局副局长的职务,在市和区的教育局活动得开,经常不在学校,走上层关系。

他的副手盛东海大约有三十来岁,一米七十五的个子。他长着一张国子脸,脸上坑坑洼洼的。除了在他的嘴唇边上偶尔会冒出几根参差不齐的杂毛,他的两腮从来不见长有胡子。他的左眼角有明显疤痕,讲话时眉头紧皱使他的两眼呈三角眼。盛东海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副随时打算训斥别人的好斗姿态。他是邹顺发的得力助手,狐假虎威,在校园内威武扬威,不可一世。

很明显,在这次批判活动中,他们的重点目标是打击党内职务比他们高,在教师界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教育家,刘素贤校长。因为有她这位大牌的存在,邹顺发这个区教育局副局长,桃源中学党支部书记就显得无足轻重,只能是一个在一旁起到辅助作用的配角。这次市教育局主要领导的人事变动是他的一个努力活动,争取升迁的绝好机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他迎合新领导的想法,积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搞得轰轰烈烈,做出一番成绩来,搬开刘素贤校长这块挡路的石头,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刘校长,教务主任赵敏真老师和另一位行政副校长为首的业务干部为另一方则认为,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从全校学生教育质量的明显提高,涌现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就可以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坚持认为,有教无类,对学生应该一视同仁。在学生中不应该划分阶级,家庭出身不由学生选择,道路是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的。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就没有错。至于因为学习跟不上和健康的原因被迫休学和退学的学生哪一届都有,这一届多了几个,与教学进度加快,学习负担加重有关,也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学生营养不良,体质差有关。

校长,副校长和教务主任虽然也都是党支部委员,不过当运动来了,他们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没有多少发言的机会。教务主任赵敏真老师是个长相很普通,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她在教学业务上兢兢业业,认真踏实,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她和刘校长都为人正派,不工于心计,认为君子坦荡荡,最反对的就是在背后鬼鬼祟祟,上串下跳,搞阴谋诡计。她们都是负责抓教育的业务干部,党派和人事斗争不是她们所善长的,也不是她们的兴趣所在,当然远非成天在背后琢磨着别人,勾心斗角的邹顺发等专职政工干部的对手。

然而,市教育局的撤消教改试验通知,等于已经对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判处了“死刑”。虽然有校长,副校长和教务主任顶着,参加教改的各位老师,特别是民主党派人士已经感到人人自危,恐怕会给套上了培养‘白专学生’和迫害无产阶级子弟的罪名。原来融洽的师生关系再也不复存在了。课后,老师们纷纷躲避不及,恐怕被好学的学生缠上脱不了身。

既然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受到了批判,恢复了高中升学考,学生谁也不想被套上一顶‘白专学生’的帽子,各种课外活动小组,各种竞赛活动,暂时就全部停了下来。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虽然觉得十分委曲和不甘心,但也实在无计可施,不得不默默地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只能收了心,全力以赴进行复习,准备迎接高中升学考试。

红旗飘,战鼓擂,凡是政治运动来了,这些政工干部在心态上是十分兴奋,情绪上也特别亢进。因为在平日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中,他们有劲无处使,插不上手,被冷落在一旁,只有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才能突出他们的权威和手段。在以往任何一场政治斗争中,作为一种造势,红旗飘扬,用高音喇叭播放雄壮的革命歌曲来助威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每一场政治运动的行动指南,必须展开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上海市委的党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的学习。而学校的政工干部则牢牢掌握着领会中央精神和传达上级指示的话语权。然而,这次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活动,却没有被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冒出来快,消失得也快,只能使他们大失所望了。

好在这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可能只是在上海市教育局领导班子内部的人事变动过程中的一场局部的争斗。新官上任三把火,新领导上台了总是要推陈出新,尤其当新旧领导不属于同一派系时,这种斗争更表现得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班子把以前领导搞的重大政绩项目,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狠批了一通,以此来向上级突显自己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立场。

以前领导班子的一批人马当然不会服气,也会去找自己一方在中央的靠山出来讲话。反正是搞专业的和搞政治的,各方各派各有各的靠山,各有各从上到下的一条线。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拉帮结派自成山头,一有机会各山头之间就会斗个你死我活,直到在中央的派系掌门大老出面干涉,拍案定论,再言和,才会作罢。

这场教育路线的斗争如果与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掀起的“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大规模政治斗争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它可是为三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是文革中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打倒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学术权威的前奏。这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维持的时间不长,对负责搞教育的干部和热衷于搞教育改革的教师仅仅只是敲响了一次警钟,打了一顿闷棍。没隔多久,这场斗争好像是过去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停止了的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却没有被恢复过来,倒霉的是已经被招进来的五年一贯制教改试验的三届学生。特别倒霉的是第一批入校的,包括陈宝粟,张为民,范明,王勇,周吉和黄桂芳等,这批已经在读初三的学生。当初他们之所以报考桃园中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桃园中学的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

据当年招生时所宣传的,他们可以在中学的五年中,学到八年的知识,直接达到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换一句话说,就是通过中学直通车五年的刻苦学习,毕业后可以被保送进入最好的大学。他们只需要在大学再读两年的专业课,在他们二十岁那年就可以大学毕业。现在他们的这一切美好的前程都泡了汤。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么重大的教育改革试验怎么能说变就变?政府的政策和决定怎么可以当儿戏?这样子做不但增加了高中升学考试,大学入学考试,还等于要我们多付出三年时间为代价。我们必须多化一年才能高中毕业,再多加上两年大学本科的基础课学习时间,才能够大学毕业。他们的教育路线之争,不应该损害到我们的学业。升学考试我们倒并不在乎,但是我们损失的三年时光应该由谁来负责?”当陈宝粟,范明,王勇和黄桂芳在一起的时候,范明抱怨着说。

“可不是嘛!这下子可把我们给坑苦了。说变就变,这还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又能怎么办呢?”黄桂芳跟着说。

“既然文件上说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当然要跟着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走,必须服从党的安排。你们还想干什么?向上级反映我们想继续把教改搞下去的意见?那不等于表明我们在支持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再说,有谁肯来听我们的意见?可能还会挨上一顿大批判呢!我们能改变这个事实吗?”陈宝粟说。

“我们当然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坚持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不过,校长和教导主任不也是党的干部吗?校长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市委委员呢!为什么她们就不能够代表党,她们搞的就一定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又为什么只有党支部正,副书记才能代表党?他们是政工干部,又不是搞教育的,他们搞的就一定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黄桂芳接着又问道。

“一旦作为正式官方文件决定了,发下来,可能就无法再改变了。你们发牢骚,埋怨有什么用?搞得不好还会受到批评和处分,根本就是自找麻烦。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批判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再搞下去,范明和我就会受到点名,成为‘白专’的典型。当然,陈宝粟和黄桂芳,你俩一个是团支部书记,一个是学校团委妇女工作委员,这种‘白专’典型的帽子是不会套到你们的头上的。我们的出身不好,只要抛头露面就会有麻烦。”王勇沉思地说。

“这倒也是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应该低调一点儿。枪打出头鸟,尤其在运动中,你们的家庭出身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问题,随时保持小心谨慎总不会错的。”陈宝粟关心地说。

“凭什么说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科学知识和教学方法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我们是这次教改的实践者。教改的宗旨是要缩短学制,多,快,好,省地培养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接班人,这怎么会有错?校长,教导主任和这些老师们含辛茹苦,全力以赴,加班加点地努力想把教育改革搞成功。她们为的又是什么?这些家伙居然睁眼说瞎话,还诬蔑她们的辛勤劳动是在推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范明坚持着说。

“我看也是这样。现在看来做事情越多,错得也越多。不做事的,反而永远不会有错,还可以一本正经的批判那些辛辛苦苦,做了大量工作的人,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是否以后大家都不要做事,只要指手划脚批判别人,才能天下太平?”黄桂芳又说。

“只要是在努力做事情的,起码会有一个奋斗的目标,能够带来成功的希望,能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贡献出一份力量。什么也不做的本身才应该是最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对社会毫无用处。他们还要指手划脚地批评那些在努力工作的,说什么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简直是一派胡言。有本事要他们自己做出一个符合他们标准的样子出来看看?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只会搞破坏,他们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绊脚石。”范明气愤地说。

“唉!我看还是算了吧!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范明,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少出头露面,先躲过了这阵风暴再说。踏踏实实地复习迎考,我们要在高中升学考中拿出好成绩,来证明教育改革的效果。我们只有这样做才比较实际一点。你们都会继续报考本校的吧?”王勇说完,就和陈宝粟,范明和黄桂芳一起约定高中的升学考都坚持报考本校。

当然,在他们的内心还是抱着一丝的希望,还是在继续做着一个美丽的梦。他们在想,如果他们在高中升学考中拿出了最好的成绩,充分证明了教育改革的丰硕成果,市教育局的领导看到了这些成绩,也许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就会被恢复。而只有坚持报考母校,他们才有可能回头继续加入这场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

对这批尖子学生来说,能够考上桃园中学,这所被挑选来进行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的两所上海市重点中学之一,意味着将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里不仅是代表了一种出类拔萃的荣耀,一种新时代宠儿的骄傲,也是一种敢于接受教育改革高难度挑战的自豪。他们刻苦学习,全力以赴地配合好老师们的教学和校长和教导主任的精心安排,也为他们的幸运曾经做过许多个非常美丽的梦,多少次计划过他们的美好未来?想象过自己中学五年就能达到大学两年级的水平,再保送进第一流的大学,学上两年专业课,二十岁就能够大学毕业后,光辉灿烂的前程和无限的期望?

范明更是多次设想过,如何利用这省下来的三年时间,背上一个旅行袋走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去真实地考察和了解中国社会,去寻找王秀慧,寻找他的梦。可是现在,突然间传达了一份上海市教育局的文件,把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说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说撤消就撤消,把他们的这些梦都打碎了。这批学生当然不肯轻易放弃,不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

实际上,这些第一届参加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的学生,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里已经学完了一般中学四年的课程。所谓的复习迎考也就是暂时停止进一步的高中课程教学,回头专注于初中基础知识的复习和大量做练习题。经过高中升学考,教育改革试验的成果在应考学生的成绩上得到了检验。百分之百的升学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以绝对高分录取了本校,没有报考本校的和个别落选的也进了别所高中和中专技校。

这比起往年升学考成绩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式的进步。考试的结果证明,教改是十分成功和有效的,事实胜于雄辩。不过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的方案已经被定了性,并撤消了,也是一个既定事实。事情走到了这一步,又有谁会来关心这些学生的想法呢?这些学生伸长了脖子,等着恢复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的好消息,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废除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的决定是上海市教育局做出的,就算是错了,为了维护领导的权威也是决不能改的。社会很现实,有权就有理。有权的说你有理,你就是没理也成了有理。有权的说你没理,你就是有理也成了没理。关于教育路线之争随着社会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慢慢淡化了下来,被一场更为严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和在社会上开展的阶级斗争所取代。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是一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围绕的中心议题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反对走资本主义的羊肠小道的两条道路斗争,反对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农村推行的包产到户,分种自留地,集市贸易,等所谓的三自一包,三多一少,走个体经济和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政策。同时,中共中央在国际上开展了批判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长篇大论地批判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篇接着一篇,在党报,军报和各地方党报上连载发表。

大约是从1963年开始的,建国初期鼓励多生育的政策造成了初中入学人数的急剧膨胀。桃园中学的一号教育楼,科学实验楼和校办工厂,先后都被分割了出去,成立了三所独立的初级中学。学校对面的校内花园也被切割了出去,成为了独立经营的市内公园。经过了这么四块的切割,桃园中学的占地面积几乎缩小了一大半。为了解决自身在扩招后校舍严重不足和学校的教育和行政管理中心在学校深处的不便问题,在校门口由灌木围起的几个多用途球场都被移为了平地,大兴土木盖起了一栋有六层楼,比八号楼气派得多,教室和办公室也多得多的教学和行政大楼。

七 姐姐的毕业分配

范明的姐姐范英从上海市第九护士学校毕业了,面临毕业分配。护校毕业生全部是女生,按往年的惯例都是分配到上海市的各家医院就业的。不过今年上级下达了几个支内的指标,要分配六个毕业生支援湖南省县级人民医院,是要下农村的。谁家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一时间有熟人的托熟人,有来头的找靠山,有关系的拉关系,第九护校的校长和党支部办公室是车水马龙。家长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女儿留在上海。

范明的父母也托人去求过情。听说隔壁的王阿姨是在上海市九人民医院做护士的,第九护士学校就在市九人民医院的隔壁,她有不少熟悉的朋友。他俩就带着水果上隔壁王阿姨家,拜托她去求求人帮助说情。但是王阿姨说,只怕她认识的人官都太小,没有这么大的交情,会帮不上忙,最好还是要找上一点不能去支内的理由,请当官大一点的人去说情才会有用。

找不到有当大官的靠山,范明的父母只得自己拿着心爱的长女当年出车祸拍的X光片和医院证明,带着水果礼品,战战兢兢地亲自去学校要求校方照顾。进入学校,只见等着要见校长的人排着长队,而坐着小汽车来的根本不用排队,就被办公室人员接了进去。

他们等了老半天总算排到了,办公室接待人员冷冷的问道:“有什么事?”

“这里是我们的女儿范英,当年出车祸的医疗证明。她走不了长路,更不能在高低不平的乡村小道走路,希望能考虑她的情况给予照顾。”范明的爸爸说道。

“范英走路有什么问题?这是分配去医院工作,就算以前出过车祸,受过伤也早好了,还用得着什么照顾?好了,你们把水果带走,我们不收的。”接待人员三言两语就把范明的父母就给打发走了。

范明的父母觉得这事情苗头不对,就想到了亲戚中唯一的一个“大人物”,在市轻工业局当机关干部的外孙董源。董源是范明亲姑妈的大儿子,在宁波老家读完了小学后,来上海读的初中和轻工业技校。他在刚到上海的六,七年中,学费,吃和住的所有费用,都是由范明的父母承担的,也可以说对他有抚养和培育之恩。他比范英大了五岁,是表兄妹关系。

不过,董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局工人,他是属于当时社会地位至高无上的无产阶级子弟。世态炎凉,自他从轻工业技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就一心要参加革命,多次翻脸无情地当面表示,要与被定为资产阶级的亲舅舅家划清界限。自从他搬去了工厂宿舍以后,除了他的母亲到上海时,为了要把他母亲丢在舅舅处来过一次,他结婚了带着老婆到舅舅家大吃了一顿外,基本上是断绝了来往。

现在情况紧急,为了女儿,当舅舅的只能厚着脸皮去求这个一再声明要与他划清界限的外甥了。范明的大表哥董源是在周末到家吃晚饭的。范明的妈妈忙了一个下午烧了一桌子的菜,父亲也难得买了一瓶汾酒来招待“贵宾”。董源一到家,根本就不顾他的表弟和表妹们也没有吃饭,毫不客气地在饭桌的主位一屁股坐下自顾自吃喝起来,一边吐沫横飞的吹嘘他入团,入党,被培养当上了国家干部的光荣历史。做主人的舅舅只能在旁坐小心地应付着。

当董源了解到他舅舅是要他去护校帮忙说情,争取他的表妹不去支内,留在上海时,他却哈哈大笑说:“支内?这是好事啊!是一个争取入团,要求进步,罢脱资产阶级家庭的好机会。范英是资产阶级子女,她不去支内,接受革命教育,谁去呢?照顾资产阶级的子女?你在异想天开呢?”

“但是,你是知道的。你表妹以前出过车祸,伤了左脚,到现在都不能恢复。她走不了长路,更不能累啊!”范明父亲挣扎着继续哀求着。

“那又怎么样?那就更需要锻炼了,哈!哈!哈!”

“董源,你从小在我们家里长大,你总得帮帮你的表妹啊!”

“好啊!你这是在要求我报恩了!你说吧!要我怎么回报法?”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你去护校帮你的表妹说说话,向学校反映她的腿脚不方便,不适合下乡。”

“好吧!那我就去试试看,能不能有用,就不是我说了算的。反正我得知恩图报,对不对?”

“你能去,那太感谢了。我们从来就没有要你报恩的意思。”

忙着上菜的范明母亲听了董源的说法,彻底失去了希望,只能走到楼梯口的煤炉子旁偷偷地流泪。董源吃完后抹抹嘴就走了。范明的爸爸坐在饭桌旁,无奈地发着呆。范明和他的姐姐范英在里间悄悄地议论着。

范明说:“姐姐,董源这是在应付,在看笑话。他根本不可能真的去帮着说话。听他刚才自己吹的,看来他也只是一个拼命巴结,努力向上爬的小角色,就是去了也不会有用的。你不能对他抱有希望。”

“明明,姐姐我知道,但是这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意啊!我对求董源帮忙,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幻想。其实从我们学校领导的态度我早就知道,他们一口咬住了我,我是非去不可的。我只是在想,当董源还在我家吃和住的时候,他不带来一分钱,父母是怎样对待他的?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爸爸和妈妈?我不知道他的心是什么做的?我比你大了两岁,我记得他那时就只顾自己,从来不会想到别人。每次妈妈炸猪排,我们每人只有一块,给他三块他还要,一定要把妈妈碗里的最后一块也给他吃掉才肯罢休。妈妈炸了半天,反而一块也吃不到。父母帮他付学费,做衣服,买读书用品,什么都是新的,而我们只能用他用旧的。给了他另化钱,他还是不断的要,好像欠了他似的。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怎么能够入党?如果中国共产党里都混进去了这样的一批自私自利的小人,还怎么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范英怀疑地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帝国主义想要通过和平演变使中国变色的希望,可能就应在他们这批自私自利,一心只想削尖了脑袋向上爬的社会蛀虫身上。我们学校里也有着这样的一批人,还是党支部的负责人呢!他们把革命口号叫得比谁都响,专门打击脚踏实地一心想办好教育的优秀干部,排除异己,结党营私。”范明忧心忡忡地说。

事情在那里明摆着,柿子总是要找软的捏。范英是资产阶级的子女,她不去谁去?通知书下来了。护校在通知书上讲,由于学生们踊跃报名支援内地建设,支内的名额由原定的六个增加为八个。护校领导班子衷心祝贺范英的父母,范英被光荣地“挑选”出来,服从党的需要,支援内地建设。范明的父亲被气得满脸通红,在喝着闷酒。母亲在一旁欲哭无泪,心如刀割。他们的心里淌着血,只能责怪自己的无能,保护不了自己的子女。至于不服从党的分配,他们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哪怕是为了接下去的五个子女的前途,他们也是万万不敢的,尤其是在又要大抓阶级斗争的风头上。

范明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他已经能够完全体会到父母的心情。虽然父母尽了努力,但是一点也不起作用。连自己离开家,下乡支农经验都没有的姐姐,要去几千里以外的湖南县级医院支内。这个问题非常具体,不是用劝说能够解决的。年纪尚幼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见到大人都不高兴,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平时有些优柔寡断的范英,这时却十分懂事的挺直了腰板,坚决地对她的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已经长大了,我会服从组织分配去支内。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请你们放心。”

父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好!好!你能勇敢的面对困难,帮父母分忧,说明你是真的长大了。”

性格坚强的母亲,勉强忍着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抱着自己的长女抽泣着说道:“你早读了一年书,今年还不满十八岁,从来也没有独自出过远门,叫我们怎么放心得下啊?可是,谁叫我们是资产阶级呢?当初你爸爸也是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发展城市工商业才开的公司,而且我们家孩子多,想多挣一点钱,生活能好过一些,才被划成了资本家的。现在,我们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实在对不起你,你可不要责怪你的爸爸和妈妈不疼你啊!”

“不会的,妈妈,你们已经尽力了。我懂得你们的苦心。”范英激动地回答。

范明看着这动人的场面,心情十分激动,暗暗地想道:“亲爱的姐姐啊!你可知道,此刻的你是多么的美丽动人?你是这样的勇敢,你的脸上散发着神圣的光芒。在你的弟弟面前,你刹那间变得这么高大,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在这样的一个困难时期,父母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额外打击了。你的决定使父母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使他们看到了你面对困难的勇气,你也赢得了你弟弟一辈子对你的尊重和爱戴。”

送走了姐姐,范明想得很多,很多。在每天晚上看完了书,临睡前走到阳台活动一下筋骨,作着深呼吸,抬头仰望着南天的星星时,他也一直在西南角试图找出一颗最闪亮的星星来代表他的姐姐范英。走了,慧慧走了,现在姐姐也走了。范明经常梦想着能早一点长大,早一点读完中学,早一点大学毕业,然后他就可以化上几年的时间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失去了联系的王秀慧。

姐姐去了湖南,毛主席的故乡。湖南是老革命根据地,是许多革命领袖的家乡。慧慧的父母会不会也是湖南人,他们会不会在湖南?他曾经想委托他的姐姐到湖南后帮他找找看,但是又觉得无法开口。他连慧慧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湖南这么大,要姐姐到处乱打听,直接找在中学读书的慧慧,简直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实在是太难了。

更重要的是,范明怕会引起姐姐的联想,会使姐姐伤心。他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在姐姐临走前几天,她在初中时最要好的同学,就住在他们原来大吉路上的家对马路的新公房,已经考上了大学的美芬姐姐来为姐姐送行。她们谈了好久,范明听到姐姐三次问到美芬姐姐她大哥的情况。他看到了姐姐在询问时那极度忧伤的眼神,使他心惊肉跳。

美芬姐姐她的大哥原来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在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了右派。他是在1959年8月份的一次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一起赶出上海市的行动中,被押上囚车带走的。范明还能清楚记得美芬姐姐她大哥被押走时,仰天发出的凄厉惨笑声。当时姐姐和他都闻讯赶去看了,姐姐紧紧地搂着范明,浑身筛糠似地发抖。

这件事情对姐姐的打击太大了,使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美芬姐姐的大哥长得十分英俊潇洒,范明以前也见过好几会。他记得以前姐姐老是喜欢对他说起美芬姐姐的大哥,简直把他的能耐夸得举世无双。姐姐说,他能够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一个字也不用改的,吟诗作对,朗朗上口,更不在话下,没有人能够和他比的。

范明当时听了好不服气。姐姐笑着对他说,他太小了,起码得再学上十年,八年的才能赶得上,不过到时候人家也会更上一层楼的,看来是永远也追不上了。范明想到姐姐比他高了三届,1957年她已经考进了重点中学,市十女中。在1959年的秋天姐姐已经是一个初三毕业班的学生。她会不会爱上美芬姐姐的大哥?就算是没有爱上,也起码把他当成了她最崇拜的偶像,难怪她会这么伤心。

在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后,姐姐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拒绝继续升高中以后考大学,坚持要报考护士学校。她说她立志要去治病救人。后来,她在护校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谈恋爱,偷偷地找对象,只有姐姐无动于衷,被她的同学称为“冰山美人”。可能姐姐是有心事,美芬姐姐的大哥57年被打成了右派后,几次企图自杀都被及时发现救了回来,有一次范英也正好在场。

姐姐的坚持报考护校,可能与此有关?美芬姐姐的大哥在1959年被押送去了东北的劳改农场,这对姐姐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想到这里范明难免感到自责,他怪自己对姐姐太不关心了,这么久了居然没有觉察到。慧慧他们家出事也在那个时候,慧慧最后离开上海,只比美芬姐姐的大哥被押走晚了两个多月。姐姐把这一切痛苦都深深地埋在心底里,现在临走前范明怎么能够再挑起这个伤疤呢?

随着身体的成长和发育, 范明读了许多医学常识的书,学校也开了生理卫生的课程。他明白了男,女的生理差别和生育过程,理解了自己在生长发育中产生的生理冲动,精力过剩和有过的遗精现象,有了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通过大量阅读各种小说,范明深深地被各种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他特别佩服潘安,柳下惠的坐怀不乱,不欺暗室,认为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范明认为,自己只有做到像他们那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男子汉。

在爱情方面,范明坚持认为只有发自内心深处,毫无做作的爱才是纯洁的,高尚的和无私的。爱情是一种男,女异性间的心灵交流和感情的融合,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奉献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始终不渝的爱情,才是值得歌颂的。爱情不应该随心所欲,不应该受到美色和肉欲的引诱,更不能受到金钱和物资的利诱。见异思迁本身就是对爱情的不忠。

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黄桂芳和中学同学严雅萍,范明感觉得到她们对他的情意,不过他没有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意和心灵交融的感觉。他认为光靠有时身体的偶然接触和双目对视时所引起的生理冲动,是无法使友情升华到爱情的境界的。既然自己不能真正的爱她们,他就一定要严格控制自己,避免凭着一时的冲动,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欺骗了她们,误人误己。他能够做的只有采取装傻,装作不解风情来冷处理了。

慧慧虽然远在天涯海角,却留给了范明无限的想象空间,想到如果能和慧慧在一起,那将会是多么的自然和多么的美好?他对自己与王秀慧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作过无数次的分析。对这种依依不舍,充满着内疚和歉意的感情交集是不是爱情?他下不了结论。也许可以说是一种爱情的萌芽吧!他这样想道。他回忆起小时候和慧慧在一起的岁月,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自己的一举一动,任何想法,许多时候根本不用说出来,慧慧都知道和理解的。她是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了他,想着他。而慧慧的思想活动,范明也是一清二楚的,她的快乐,受到的委屈和痛苦从来就没有隐瞒过他。

只有到了五,六年级,慧慧长高了,长大了以后,范明因为不了解女孩子身体发育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而慧慧总是能这样的善解人意,及时帮他解除疑团。范明仔细地回忆起他们过去一起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相处的五年中,对慧慧的任何要求和想法,他从来就没有用过一个不字,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会照着去做,而慧慧对他也从来就是百依百顺的。虽然他们也会经常伴嘴,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然而,他们居然从来就没有真的顶过嘴,吵过架,甚至向对方说过一句重话。

范明也假设过,如果慧慧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那么她一定也会考进桃园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之间还会保持儿时那样亲密无间的关系吗?慧慧会忘了儿时的种种承诺,移情别恋吗?答案是可以肯定的,范明绝对相信慧慧是不会变的。如果慧慧没有走,一定会使他的中学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范明想,值得庆幸的是自己没有辜负王秀慧对他的期望,他是按照在慧慧走前对她许下的诺言做着。他考进了最好的中学,有这么大的图书馆可以埋头读书,他在努力做一个最有知识的人。他也在努力搞懂马列主义,决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八 父亲的挨批判和咸鱼翻身

经过了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到了1963年的下半年,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然而,农村干部中贪污腐化,目无法纪,仗势欺人,残害百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鉴于这种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按中共中央要求,向各县以下的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派出了四清工作组。党中央三位最高领导人的录音讲话通过各级党政机构层层下达,直接传达到了基层老百姓。在学校读书的中学生也第一次通过转播录音,直接听到了党中央三位最高领导人的讲话。

党中央主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湖南韶山方言官话,谈古论今,纵横天下,气势磅礴,作了极具鼓动性的阶级斗争讲话。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用他那尖锐的声调,颠来倒去,反反复复,作了农村四清,四不清矛盾问题的谈话,使听者抓不住要领。党中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怪声怪调地作了上天入地,天南海北,指桑骂槐,听了半天还是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谈话。

只要在政治上稍具敏感性的人们都会感觉得到,在领袖们讲话中所传达的信息,在坚持阶级斗争这个重要观点的提法上有明显的差别。随后,党中央内部斗争的各种小道消息广泛流传到了民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从中央到地方腥风血雨的两条路线斗争正在潜移默化地一步一步展开。

在国际上,邓小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组织的,公开抨击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搞得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拉开了批判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序幕。在国内,以坚持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展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群众运动式的阶级斗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期间,范明遇到了一件使他十分困惑不解的事。按照他和他在方斜路第二小学(原“念慈小学”)六年级读书时的班主任刘苧老师的约定,他在初三毕业,考完高中升学考以后,兴匆匆地跑回小学母校,找刘老师时,却再也找不到她了。

在他的印象中,刘苧老师毫无疑义是一个出身好,根子正,非常革命,而且朝气蓬勃,有着灿烂笑容的好老师,好党员。从小学毕业后,他按照约定在每年夏天,学年结束后就去向刘老师汇报他的新成绩,见过她两次。每次刘老师总会特意准备一些范明爱吃的酥糖和绿豆糕,专门等着他前来和她好好聊聊天,聚精会神地听着范明有声有色地讲着他的中学生活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新交的朋友和学习和读书中遇到的问题。

这次初中毕业的升学考后范明回到了母校,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刘苧老师。他问了好几个老师,他们都说不知道。小学的老师这几年换了很多,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以前认识的老师。那位老师把范明拉到一旁,悄悄地告诉他,刘苧老师出事了,劝他以后不要再回来找她了,否则事情会更糟糕。

他说刘老师到底还是年轻气盛,一直在当着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的她,居然敢在党支部会议上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三自一包,集市贸易,两条腿走路的资本主义路线辩护,犯了大错误。党支部举行了全校教职工大会,批判她辜负了党对她的培养,与党离心离德,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片面追求升学率,维护剥削阶级子女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她受到了开除党籍,留党查看,停止教师职务的处分。这位老师说,刘苧老师在学校当了一段时间清洁工,听说要调走,不知道走了没有?

由于事出突然,范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实在想不通,怎么会把刘少奇的新经济政策“三自一包”与苏修的“三和一少”联系了起来,都当作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三自一包,集市贸易,全民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是现在还在这么做着的吗?刘少奇的新经济政策难道不是党中央的决议?刘苧老师错在哪里了?范明在学校外徘徊了好几天,希望能再见刘老师一面,想进一步了解她现在的处境。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伤心地,还是学校已经放假,或者刘老师在故意躲避着他?范明始终没有能够再见到她。

只过了没有多久,范明的父亲也出了问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家里的六个兄弟姐妹正在长身体,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按计划供应的粮票,油票,肉票,豆制品票根本不够用。父母自己尽量少吃,也想尽了办法偷偷到农村以高价收购土豆,芋头等替代食物,还是满足不了子女的需要。

他们不得不把脑筋动到了专业特长。当时质量好的无线电收音机在农村还是缺货,而范明父亲正是无线电工程师,母亲又是无线电最高级别的技工,从设计,制作,到装配,调试,他们正是最佳拍挡。他们就利用业余时间采购零件,测试,制作了八台质量很好的收音机,再由父亲骑自行车到农村交换成大米和家禽,来贴补不足,渡过难关。

现在,这些问题都被人告发了,并被提高到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家里开设地下工厂,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高度受到了批判。事情是可大,可小,关键是如何才能最低限度满足厂里有关领导的要求,使他们向上级和工厂职工大会面前交待得过去,而不要把事情闹大。范明的父母都慌了手脚,以为这次是大祸临头了。这种大帽子其中哪一顶也是抗不起的,如果真的要压下来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范明却认为不至于会这么糟糕,在三年困难时期像他们家这么做的人家多的是,抓住了他们家作典型批判,只是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成分。关键要看他的父母被人告发了些什么?有些什么证据?范明认为,这次搞阶级斗争的重点是中央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在国际上的批判修正主义和在农村展开四清运动,在城市里展开的阶级斗争,只是一般的针对资产阶级,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性教育活动,并不是运动的重点。

范明根据他的父母打听下来知道,告发他父母的人最多只是凭道听途说,不可能掌握真凭实据。他认为只要他的父母能够在语言上诚恳地,深刻地自我检讨,彻底批判自己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再托人去向工厂的领导走走关系,说说好话,解释一下,就可以转危为安的。范明一再告诫他的父母,绝对不能承认在黑市的粮食现金买卖,更不能承认开设家庭地下工厂,最多只能承认用家里的几台收音机,维修后拿到农村与在农村的亲属家换了一些吃的。

因为思想上怎么批判也无所谓,成份反正已经被划定了是资本家,当然一切想法都成了资产阶级思想。思想上可以检讨到领导想要多深刻,就可以配合到多深刻,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意愿,这是定不了什么罪的。而搞黑市买卖,在家里开设地下工厂,被套上破坏集市贸易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几条罪名可就大了,可以大到成为敌我关系,粉身碎骨,死有余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的。

范明认为,别说是没有证据,就算是有证据也要死不认账。这种事情承认了只会使事情变得更严重,更复杂,就等于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的手中,任凭宰割了。范明想,厂方的政工干部可能正千方百计地期盼着他父母的“坦白交代”和“勇敢承认”,他们可以此作为抓阶级斗争的重大成果,向上级积极表功,争取升官领赏呢!而他的父母如果真的听信了他们的谎言,掉落了他们所设的陷阱,可能就只有死路一条,别指望从宽了。

经过范明和父母的一再讨论,由范明执笔连续写了几份态度非常诚恳,狠狠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检讨,又托父母的朋友去一再说情和解释。范明的父亲还主动到厂领导的办公室去反复检讨错误,动之以情,说明家里的六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实在饿得发慌,没有了办法,才去了集市贸易。整个事情也没有告发的那么严重,他只不过是拿了家里的两台无线电收音机到农村亲戚家去换了一点粮食,化钱在农村集市贸易里合法地买了一些土豆,芋头和地瓜等代食品和副食品,用自行车驮回的家。批判会上他又一再配合领导的要求,诚恳认错,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示低头认罪。经过了三次全厂批判大会和若干次的车间批判会,这样总算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过了关。

也许是因为工厂接到了上级布置的军用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紧急任务,急于用人。范明的父亲范志盛的问题刚了结,就被调动到了技术科,负责电位器两种新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他的车间主任职务是被革职了,算是工厂领导向全厂职工以示处分,做出了交代。而且,厂党委书记和厂长还和颜悦色地专门向范明的父亲一再重申,这是党和厂领导班子对他的高度信任,也是他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他们一再强调,这是一项军用的保密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旦他按照新产品的规格和技术指标要求完成了设计,就会马上成立一个专门的保密车间负责生产。这可能也算是因祸得福,范明的父亲被免去了在车间抓生产的繁重领导责任,在技术上有了发挥专长的机会。

范明的父亲对受到厂领导的重用是感激万分,认为这是一种高度的信任和给了他赎罪的机会。他卯足了劲,打算好好地干一场。他和厂里安排给他的两个技校毕业的助理,查遍了全世界在电位器设计,精密程度和生产能力方面的资料。他们发现自己厂现有产品的精密度与苏联的同类产品差了小数点后面的六个零,与日本,德国和美国产品的差距居然在十二个零以上。

厂里的现有产品,还是他在原来的“通艺电器”公司仿造他大哥的“振业电器”公司的产品。这个产品是在解放前由振业电器公司聘请来的两个英国工程师所设计的。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搞的是统购统销,这个产品销路一直很好,这些年也就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改进,或改良,而外国的同类产品在造型和质量上却有了突飞猛进。

厂里现有的产品不但个子大,外型也很笨拙,而且精密度低,只适合于做一般收音机开关,调节音量上使用。这次上级给的任务要求,产品的尺寸起码要缩小三分之一,精密度要提高小数点后面的三个零,也就是一千倍。这就要求对整个产品必须做出全面重新设计,并改变选用高精度的原材料。这对只有真正读过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范明的父亲,可以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范明的父亲具有多年的实际手工制作,具体生产操作,安排工艺流程和生产线管理的经验。这是他当年跟着他大哥请来的两个英国工程师当助手,手把手一步一个脚印,干了七,八年学来的。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搞过设计,也没有在制图板上画过图,更没有独立完成过产品的全面设计和具体计算。他的两个助手只是刚毕业的技校生,在这方面学的知识也十分有限。

范明的父亲想起了他那正在读高一的大儿子。范明学过制图,而且在数,理,化方面特别强。他就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和儿子谈起了这方面的需要。范明告诉他的父亲不必担心,父母厂里生产的电位器他知道,母亲还教过他全部的装配过程,并不很复杂。他初一学的制图课就是工科大学一年级的正规制图课,只要毛坯样品做出来了,定型制图不会有问题。计算方面也不会有问题,数学方面他已学完了代数和函数,正在上的三角函数和平面几何,书已经看完,习题也都做了,基本上可以用得上,完成计算应该够了。另外,立体几何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有需要,他也可以自学起来,边翻书,边学着来完成所有计算,不会有问题的。

范明要他的父亲从厂里拿来原有老产品的标准图纸清样,让他先看懂图纸,以便在制图的格式和规格要求方面可以仿造。他要他的父亲白天先看他用过的制图课教材,晚上在他的协助下重复画他以前做过的制图课的所有作业。等他父亲做出了实际定型新产品的清样后,他和他的父亲就可以一起按照定型新产品来实际制出标准图样。

范明的父亲与他的两个助手跑遍了上海所有供应生产有关原材料的厂家,精心选用能够提高产品精密度的优质高纯度漆包铜丝线,钢木片,金属外壳,轴心和划标的材料。他们又下车间,由范明的父亲亲自动手,用车床,铣床,刨床,冲床,精密绕线机,一步一步地摸索,按照设计要求制作外壳,内轴,一个一个小零件的安装测试。

经过两个月的埋头苦干,他们终于按新产品的设计要求试制成功了两种不同规格的新产品毛坯样品。这两种新产品的毛坯样品不但外型美观,比原来的产品尺寸上缩小了一半以上,而且经过精密度初步测试,居然至少比原产品提高了小数点后面的七个零,大大超过了产品设计的指标要求,还赶上了苏联产品的现有水平。

随后,范明的父亲就在每天晚上跟着范明一人一块制图板,对照着实物学制图,一天画一张,或几天画一张图。在制图过程中,由范明父亲负责度量实物样品的尺寸,范明就负责标尺寸和完成必要的换算和计算。第二天上班时间,范明的父亲又在他的办公室里一遍遍地重新画过,由他亲手制作出新产品的标准图纸清样,并以此在他的两个徒弟面前维持他做师傅的尊严。

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努力,范明的父亲终于完成了两个定型产品的所有制图和晒图。他找厂领导汇报,并列出了生产所需原材料的清单,交待供销科去完成采购计划,交待翻沙车间和模具车间去准备各种必须的模具。随后,他就变得更忙了,因为他还要完成整个生产工艺流程操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安排好生产流水线,筹备保密车间。通过临时抽调来协助,包括范明的母亲在内的六名级别最高的装配技工,对各道工序的生产测试,具体制定定额指标,完成劳动保护条例的补充和有毒涂料和喷剂的安全防护设备的配置和规定操作人员的营养和薪金的补贴标准。

又经过了三个月的日夜奋斗,保密车间只经过一次试运转,就顺利地正常运作,可以投产了。据后来听说,这两个新产品是为了满足祖国的航天工业发展的需要而设计的。因为新产品不但外形美观轻巧,质量更是远超过了原来军工订货单位设计要求的期望值,工厂和工厂所属的上海市机电工业局都受到了航天工业部的特别嘉奖。范明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助手虽然什么具体的奖励也没有得到,只得到了厂领导的几句大会表扬,却还是信心百倍,立志要设计出更好的产品,赶超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最先进水平。

他们和技术科的其他同事合作,再接再厉,一起在设计开发了好几种线绕电位器新产品的基础上,一连又开发了好几个碳膜电位器新产品,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上做出了贡献。范明的父亲原来在车间里负责的时候,一直就被厂领导称呼为老范,只有下属的技术员和工人称他为工程师。就算是到了技术科,也只有车间的技术员和工人称他工程师,现在连工厂领导也尊敬地叫他工程师了,他以为他的职称上得到了正式认可,心里充满了满足感。

九 大伯父的出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他们全家送走了范英去湖南,范明的父亲刚挨过了厂里的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后,没有过了多久,出狱后被安排在宁波船厂工作的范明的大伯父范志涛在一个傍晚,全家吃晚饭时又到家了。范明吃惊地发现,仅仅过了三年没见面,大伯父怎么会老成了这样?连背都挺不直了,精神上也很差。唯有没变的是他那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和充满了信心的说话神态。

对他又敬又怕的范明的母亲忙着要子女赶快吃完饭,清出了桌子,分别安排到邻居家,或同学家里去做作业。她自己立刻下厨去抄上几个菜,要范明去打酒,安排他们老哥俩在里间喝点酒,方便说话。她后来想想又觉得不放心,因为范明的爸爸一般都会听从他大哥的,怕又会出了什么新的状况?她叫来了长子范明,要他一起去陪着他的大伯父喝点黄酒,聊聊天。

范明的父亲问起他大哥这几年过得好吗?引来了范志涛的一阵感叹,“做人难哪!做一个好人更难!我刚去宁波造船厂报到时,因为有国务院的信件和有关的批文证明,船厂领导安排我当一个门卫,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劳改释放分子而受到歧视。当然,背后的议论是难免的,船厂的一般职工普遍误把我看成了一个犯过大错误的老革命干部,因为我享有特殊的待遇。”

“那好啊!我正担心着你有劳改释放分子的帽子,会处处受到歧视和管制,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呢?他们给你的工资标准是按照公文里写的,没有打折扣吧?”范明的父亲范志盛接口问道。

“工资是一个铜板也没有少给。一个看门的糟老头拿了这么高工资,可不是一定大有来头?这就是为什么别人把我当成了犯过错误的革命老干部。我的工作相当轻松,当一个门卫只要负责看好大门,防止不是本厂的闲散杂人混入船厂,偷盗和破坏公家财产。然而,你们应该知道的,当时正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家家都吃不饱,尤其是家里孩子多的人家可是真的很困难,不但缺粮,还缺钱,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啊!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就不光要防外贼,更重要的,也更困难的是要防内贼,实在是不好做。”

“那到是一个大问题,管得严,会得罪很多人,眼开眼闭,或者不管,那是失职,对不起国家,也会无法向厂方交代。这些人可能也是饿急了,又没有钱,为了孩子,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的。难道船厂的原料,半成品和工具都不放进仓库,不锁起来,没有人管理的吗?”

“这里我就要说到一个很严重的领导管理失职问题。造船厂的规模当然很大,这不是一般的工厂和企业能比的。许多原材料,比如大块的铁板,钢板,大型的器械和设备,是无法每天放回仓库保管和锁起来的,这些东西当然也不是小偷能够搬得走的。然而,这些干部的管理实在是太粗放了,使偷盗成风。许多生产工具,小型的机械设备,以及电线,焊条,木材,各种金属的边角料,等等各种原材料和劳动保护用品,实际上是随手可得。其实,即使那些常用的不能进库,不能锁起来的材料和设备也是可以做到有效管理的。可能因为我自己原来搞过企业,对这样粗放的管理怎么看也是看不下去的。即使这些财产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也不能这么被浪费和糟蹋的啊!”

“那当然,也许是习惯成自然,我对这些浪费和粗放管理也是看不下去的。不过,提意见和建议必须要看对人,有的领导还是听得进去的,有的却适得其反,充满了敌意。对于我们这些当过资本家的,对共产党领导提意见和建议就必须更要小心一些,否则好心会被当作驴肝肺,当作别有用心,还会遭到打击报复。尤其是现在,又搞起了阶级斗争,那就说话更要小心谨慎了。”范明父亲深有感触地说。

“你说对了。我被冤枉在监狱里呆了这些年,还能不吸取教训?本来我才不想管这些事呢!可是我是看守船厂大门的,有时候还兼着晚上船厂的巡逻警卫工作,看见厂里有人偷盗国家的财产怎么能不管?这是我的职责。刚开始时,我只是坚持把住大门,凡是偷盗的东西别想从我的眼皮底下弄出厂门口。不管是大偷,还是小偷,只要被我抓到了,就送船厂的保卫科处理,绝不容情。后来有一批工人纷纷来到我的值班室,向我说明了他们的困境,再三求情,好像变得是我成了妨碍他们的唯一障碍。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对劲,就向厂领导提出了一些改善经营管理的意见。我碰到了好领导,我的意见许多都被采纳了。”大伯父说。

“那就好,由船厂领导来加强经营管理和保安工作,总比把一切责任压在你的头上要好。”

“原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过了多久,可能他们知道了是我提的建议。那几个在厂里偷不到东西的工人带着一家大小找到了我的宿舍,跪了一地求我给他们一条生路。我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的实际情况?心想反正我只是一个孤老头子,留着钱也没啥用处,能帮几个就帮几个吧!这一放手就闹得不可收拾了,我那每个月的工资哪里够分呢?”

“你这么做当然是不行的,还会闹出矛盾来。厂里有工会,也应该有专门的困难补助款的。他们如果真的是有困难,就应该向厂里的工会和困难救济部门提出申请,而不应该向你要钱的啊!”

“厂里的困难补助款有限,申请到的钱也不多,还有好多人家申请不到的,有些家里孩子多的实在是很可怜。我就又向厂领导提出了增加困难补助款,特别要照顾一些家里孩子多的工人家庭。厂领导对我很好,采纳了我的建议,并要我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再拿出自己的工资去帮助别人了,就这样磕磕碰碰地熬过了头两年。谁知道后来又来起了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我是一个不法资本家,一个劳改释放分子的底子给揭了出来。我被他们关了起来,遭到了一连串的批斗大会。”大伯父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叙述着。

“大哥啊!我也挨了批斗,一连批判了好几个月呢!你的大侄女范英护校毕业了,这么多毕业生里只有六名支内的名额,他们还增加了名额,偏偏就是选上了她。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能送她去了湖南岳阳。”

“看来我们还会祸延子孙了。我在这三年中不到上海来看你们,顾虑最多的也是怕我劳改释放分子的身份会影响到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我是一个臭资产阶级,劳改释放分子,来了运动开大会要批判,就批吧!我也无话可说。使我十分伤心的是,上台批我批得最凶的竟然会是被我抓住过的那些小偷,后来因为看他们说得实在可怜,就扣下了赃物,没有上报放了的这些人,和一再得到过我用工资照顾过的那几个。更使我感到惶恐不安的是,因为我的资本家成分和劳改释放分子的身份拖累了几个对我很尊重的厂领导,害得他们因为所谓的包庇我,重用我的罪名,被认为阶级立场不稳而受到了大字报的批判。”

“大伯父,对这一件事你不应该这么简单地看。这里面是有被你拖累的因素,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你们船厂领导班子内部有斗争。有一部分领导想利用你的因素作为借口来打击,甚至打倒不同意见的另外一部分领导。否则,你的阶级成分和坐过牢的档案资料就不会在运动中被透露了。你只是被他们利用来打击一些好领导的工具和炮灰。如果没有了你,他们也会找到别的借口和理由来相互攻击的。出于争权夺利,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还是要爆发的。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学的领导班子内也同样有发生。你是不需要为此过分地自责的。”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的范明插嘴说。

“明明,你这么说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的心里总是不好受啊!趁着现在运动似乎放松了一些,党委书记要他的秘书告诉我,三年了我没有休息过一天,他要我请假走亲访友,到处走走,离开一段时间,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就这样,厂领导给了我两个月的假。其实,三年来我周末和假节日不休息,并不是想要表现积极,或者贪图领导的表扬,凭我原来的身份怎么会在乎这些?我就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休假,实在是闲得发慌,无处可去,找一点事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大伯父继续说道。

“好啊!你有两个月的休假,真该到处走走,好好休息一下。领导要你休假,避开一段时间,确实对你和你们船厂的主要领导都有好处。你有什么具体打算?要不要我也请一些天假,陪着你一起出去走走看看?”范明父亲想把话题转移到利用休假出去轻松一下。

“不必了,我不想拖累了你们。这次我来看望你们,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以后的见面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明明上次说得没错,曼丽,小妹和大康,小康现在可能是想开了。三年前我刚出狱时,他们这样对待我,是被我的身份吓怕了,这也怪不得他们。这次休假我还是不死心,先去了无锡的小妹和大康,小康的家。这次他们对我很好,不但留我吃了饭,还留我过了夜。他们还是有良心的,还是记得我以前对他们好的。今天上午我到了上海,也去找了曼丽。这次她把我请进了家,还让我见到了我的女婿和两个外孙。他们家的房子太小了,曼丽当惯了大小姐可能到现在还是做不好饭。我看到都是女婿在做饭,忙里忙外的,使我感到很惭愧。我是在他们家吃了午饭后,在市区里逛了一会儿才来你家的。”

“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你等于是再次拥有了自己的女儿,妻子和两个儿子,不再是孤家寡人了。大哥,你是否应该考虑调转工作到无锡和他们团聚?”范明的父亲问道。

“我没有想过这些,也不想拖累了他们。只要看到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他们对我还有那份情意,对我来说就心满意足了,也可以放心走了。我已经买了今天晚上去广州的火车票,约了几个过去的老朋友一起到广州看看。”大伯父犹豫地说着。

“你约了几个过去的老朋友今晚就去广州?大哥,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过去的老朋友不外乎都是一些大资本家。你们又搞在了一起本来就是一个大麻烦,再乱讲话问题就更大了,会被当成大资本家聚会,企图复辟,被抓起来。你们一起去广州,会不会是想偷渡去香港吧?那可是一个叛国投敌的死罪啊!”范明的父亲担心得连端着酒杯的手都抖了起来。

“大伯父,如果你们几个老人家是一起去广州旅游,到处走走,只要穿着不是很显眼,在一起谈话时声音小一点,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和场合,不引人注目,应该还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们确实有计划想偷渡去香港,您真的应该好好地想清楚。如果你因为偷渡被抓获,你们船厂批了你长假的领导,恐怕真要被严重拖累了。他们可能就不得不承担起私自批长假,协助你叛国投敌的大罪名了。据我所知,偷渡处处都是陷阱,许多船家都是与公安有联系的。你们是外乡人,不是知根知底的很容易上当。而且我听说即使用重金买通了船家,遇到了公安就必须跳海自己游过去,许多年轻人也游不到对岸。”范明紧跟着说。

“我只是说,我们一起去广州看看有没有发展机会?没有说过我们会想偷渡去香港。你们不必太担心,我会小心行事。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也决不会暴露身份,拖累到船厂领导和你们的。你们替我想想,我在船厂还能干得下去吗?我的下半辈子又该怎么过?四弟,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帮孩子,你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恐怕会出一点事,这我能够理解。我们家四兄弟只剩下你家这一脉,甚至我们宁波长弄堂范家,四代下来也只剩下了你家这一脉。但是,就我现在的处境,我想还得再搏一下。做一个男人千万不能没有了事业,我总不能就这样一事无成地度过我的下半生。老话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明明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懂得我的想法?”

“大伯父,看来你的去意已决,那你就去吧!我想要说的是,如果去了广州还是不能找到更好的出路,那就回到你的船厂再看看。我估计这场运动很快就会过去,一切又会恢复平静。虽然你会受到一些委屈,但是还是干得下去的。”范明思考了一会儿平静地说。

范明的父亲匆忙地去厨房找范明的母亲商量后,再一起回来,说:“大哥,你身边的钱够不够用?我们来不及去银行提款,家里凑起来只有八十元你先拿着。还有我的那块罗马表你也拿着,出门总还是要体面一些。那还是当年我们从宁波回上海时你买给我的。”

“大哥,当年我们从宁波跟着你回上海,你给过我们四条金条作为对我们的补偿,在志盛开公司时我们动用过,后来又赎了回来。你拿去两条作备用,我留了另外的两条以备不时之需,好吗?”范明母亲说。

“谢谢!谢谢你们了。那我也应该动身了。上火车站的路我熟悉,你们一个也不许送。”大伯父低着头,提起了他的简单行李,最后环顾了一下他兄弟的一家人,咬了咬牙,头也不回就走了。

“明明,你已经知道他想干什么了,怎么不帮着你父亲劝你大伯父留下来啊?你可知道,他都是什么岁数的人了,还能够去这样闯天下吗?他这一走是再也不会回头的,可能真的就会死在外头了。”母亲埋怨地说。

“妈,我知道。不过,如果我们坚持不让他去,他到死都不会瞑目的,何况他的处境确实很困难。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再劝也是劝不动的。他有他执着的追求和理想,也有他的尊严。我们与其和他闹个不欢而散,还不如尊重他的选择。”范明解释说。

“这倒也是,大哥下了决心不是我们能够劝说得了的。难道我们还能为了避免受到他的拖累,去向政府告发他不成?他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虽然我们难免会因此而担惊受怕,不过我相信他会掌握分寸,处理好的。”范明的父亲说。

过后,范明问父母,大伯父说我们宁波长弄堂范家,四代下来也只剩下了我家这一脉,这是怎么一回事?父母告诉他,宁波的范家全盛时期可能是在明朝后期。那时候的范家人口鼎盛,估计超过一千,曾经号称为天下第一家。到了清朝,就逐渐衰落,尤其在推翻满清皇朝以后,偌大一个家族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树倒猢狲散,整个地败落了。旁支亲属下南洋,去日本,去台湾,移居全国各地。在解放前夕,整个长弄堂和长弄堂外的大片房舍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大花园和房舍因为无人管理,杂草丛生,一片的破落现象。

可能是物极必反,上天是要惩罚范家吧?范家连续四代都只留下一脉。当然,按照老法是只有儿子才可以传种接代的,而且只有大儿子才能在家谱上留名。奇怪的是范家这最近的四代,每代都有四个儿子,而只有老四家才有儿子,只得由老四的长子续上家谱。你的爷爷也是老四,你奶奶生下了四个儿子,而你爷爷的三个哥哥也都没有儿子。到了你父亲这一代,你的大伯父续上了家谱,然而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你的二伯父和三伯父没有结婚就死了。你爸爸也是老四,我们家也生了四个儿子,只是老三和老四是双胞胎,老三在大跃进时送在乡下寄养,得病死了。父母问范明,这种家族单传的历史,一再地重演,是不是很奇怪?应该怎么来解释?

范明的大伯父范志涛这么一走,以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一直到事隔了四十年以后,范明的儿子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上海探望老祖母。范明八十多岁的母亲向他说起了家族在宁波的一切和她日夜挂念着的大哥范志涛。时代不同了,作为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他才没有毛泽东时代那些阶级成分和阶级斗争的顾虑。出于好奇心,他约了他的表妹一起去了一趟宁波探一个究竟。

他们了解到范家在宁波的房产已经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只留下了政府在范家的长弄堂的原址筑的一块“范府”石碑。当地的人们都说,在大火烧毁了占地面积十分庞大的范府后,当地政府寻找范家的后代,找不到人,认为范家可能已经绝代了。他们也了解到,范志涛于1963年经过两个月的休假后,还是回到了宁波的船厂。他继续做着船厂的门卫,孤苦伶仃,沉默寡言。几年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劳改释放分子,他毫无疑义地成了全厂每场斗争中都必不可少的批斗和打击对象,在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大风暴中郁郁而终。他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亲属和朋友的联系地址。在他的同事中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全盛时期在宁波曾经被称为“天下第一家”范家的家族继承人和当年上海振业电器的大老板。

范志涛的后事是由船厂有关领导和他的几个同事草草处理了,连骨灰盒都已不知去向。范明的儿子和他的表妹去了“天一阁”,拍了一些照片和录像,买了一本介绍“天一阁”的小册子和光盘,带回了新加坡。范志涛的悲惨遭遇引起了范明八十多岁母亲的伤心和失声痛哭,也引起了范明想进一步探明家族历史的念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十 书生意气 风华正茂

进入了高中,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成了陈宝粟,张为民,王勇,黄桂芳,严雅萍和范明所在的高一(2)班的班主任。在从高一(4)班抽调部分学生补足了原来的(1),(2),(3)班,因为休学,退学和极少数报考了外校的人数不足。在高中升学考中又选拔一批外校的新生尖子都编进了高一(4)班。

进入了高中的范明,敏感地觉察到了中央内部领袖们在政策问题上的不一致性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他希望自己能够从理论上理出一个头绪,做到辨明是非。在努力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范明又挑选出,并买下了一大批必须精读的各类著作,经常出没于福州路的新华书店和上海旧书店,寻找着他想要拥有的好书。

他努力省下了母亲给他的所有零用钱,买下了瞿秋白的《我的自白》,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鲁迅的全套著作,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和大量的历史书籍,直到放满了家里的大书架。最后,范明又收集了中国和苏联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版本,并咬牙买下了十分昂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全集。在此后几年的每日阅读中,他就化上了更多的时间,精读一些重要著作,并逐步转向了啃读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最后一头扎进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学习。

在高中一年级的上半年,也就是1963年的秋天开学后不久,范明突然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介绍人是班团支部书记陈宝粟和班长严雅萍。已经十七岁的陈宝粟长得超尘拔俗,刚超过一米六十五的个子,不胖不瘦,白衬衫,兰裤子,白白净净,文质彬彬。面对着比他小了大半岁,但却高出了半个头的老同学,陈宝粟老成持重地向范明解释着团章和有关规定。严雅萍一米六十不到的个头,瓜子脸,戴着一付近视镜,梳着两条齐肩小辫,身穿学生装,白衬衫,兰裙子,衬衫扎腰,凸显了发育良好的胸部。她兴奋地看着范明,随后羞涩的低着头,站在一旁两手在搅弄着手绢。

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团支部和班委会的改选,范明被选为团支部军体委员,兼副班长,成了团支部书记陈宝粟和班长严雅萍的助手。范明现在长成了超过一米七十的个头,清秀的脸上配了一副近视镜,显得温文尔雅,长期的强度体育锻炼造就了他一身发达的肌肉和健美的身材。处于精力鼎盛状态下的他,信心十足,豪情满怀,竭力希望在学识上,组织领导能力上和体育运动上都有所表现,能展现自己的才华,并得到肯定。现在他在组织领导能力上得到了施展空间,当然说干就干,积极行动了起来。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第一年,中苏边境冲突不断,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到处围追堵截。党中央采用深挖洞,广积量,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相应政策。全民皆兵,中学生也不例外。

老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作为军体委员,第一件事要抓的,当然是搞好军训。范明号令鲜明,合理安排,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很快,在学校军训项目评比中,高一(2)班在队列操,隐蔽匍匐行进和跨越障碍三大项都得了第一,成了全校的样板,受到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和专题报道。

十分扫兴的是,在记者要来采访的前夕,学校党支部书记邹顺发却临时布置,粗鲁地撤换下了范明,要出身好的班级体育委员取而代之,指挥操练。由邹顺发亲自出面接待记者,并介绍这是在他党支部的英明领导下,重点培养取得的成绩。陈宝粟和严雅萍都很难过地看着范明,为他感到不平,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第二件事范明想要抓的是提高同学的身体素质。由于学习压力大,体育活动少,运动量不足,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营养不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男,女学生身体素质较差。个别学生因为健康问题而休学,甚至退学。范明与班体育委员在团支书陈宝粟和班长严雅萍的支持下,一起组织了跑步上北京的活动,得到了全班同学的响应。

这也就是在班级教室里挂上一张大表格,标上全班同学名字,以上海到北京的距离折算成体育场跑道的圈数。同学每天跑几圈就记上,累计起来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可以跑到北京。这种提高同学的身体素质的活动得到了学校教务处和校长的高度赞赏。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从党支部传来,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搞这样大运动量的活动是好大喜功的表现。

第三件事范明要抓的是准备学校的秋季运动会。初中时,同学们,尤其是男同学的个子还没长起来,在校运动会上只靠女同学的竞赛成绩,班级整体没法子取胜。现在男同学的个子也长高了,经过三年多来的体育课训练和同学自己一起搞的田径锻炼,运动成绩都有了长足进展。范明和班级体育委员团结起班里经常一起锻炼的体育骨干作好了充分准备,决定扬长避短,精心安排参赛项目,加强了针对性训练。

结果他们在校秋季运动会上大获全胜,取得了全校班级团体总分第一名。他们一共打破了五项校记录,刷新了三项区中学生记录。班里有七名同学达到了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其中范明,体育委员和两名女同学,一共有五个项目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他们四个都加入了学校田径队,范明还被选为学校田径队田赛组的组长。

在此期间,张为民和陈宝粟也都在他们所擅长的课外活动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他们都如愿以偿,分别成了学校板报宣传栏和文娱活动的主持人,并都在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了奖。

张为民现在长成了一米七十的个子,为了出黑板报长期背着装满粉笔和出黑板报用品的大书包,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的双肩略为下垂,他的宽脑门本来就有点歪,看人时,头略带上扬倾斜。同学们给了他一个雅号,称他为“6点另5分”。他出色的办报和宣传能力使学校的宣传报栏成了广受学生喜爱和参与的学习园地。上海解放日报还专门来采访,作了专题报道,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陈宝粟当上了学校文工团的团长,兼编导。学校的文艺创作组和陈宝粟亲自编导和组织排练的文艺节目,在区和市的中学生文娱会演中屡次获奖。他领导和指挥的学校乐队成了稍具规模,人才济济,深受同学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团体。同学们戏称陈宝粟为“导演”。

看到了这些成绩,党支部书记邹顺发不失时机地用党支部和党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团委的名义,取代了刘校长和教务处的具体领导。张为民和陈宝粟都成了学校团委的主要成员,分别担任了学校团委宣传委员和文娱委员。共青团牢牢地控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因此,他们也就成了党支部书记邹顺发跟前的大红人。这些成绩当然都理所当然地成了是在以邹顺发为首的党支部英明领导下取得的。

王勇也入了团。他和范明在中学生数理化竞赛中分别得过几次得奖,也都成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王勇还是学校美工和书法小组的主要成员,并和周吉和其他美工组的同学一起象模象样地组织了几次画展。王勇在班里年龄最小,不满十七岁的他却已长成了超过一米七十五的瘦高个儿。他做事慢条斯理,稳如泰山,或者说有点木纳,思维却快如奔马,又不失调皮和促狭的童心。同学们都爱称呼他为“穷秀才”和“小大人”。周吉的个子也长高了,一米六十五左右,戴上了近视镜,除了参加美工组的活动外,他还是独来独往地忙着他那长篇大作,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作家”。

黄桂芳从初一进校以来就一直任劳任怨地担任着班级劳动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学校的团委和妇联工作,当选了团委委员和学校的妇联主任,也成了学校的知名人士。性格开朗的她,还是毫无架子,整天乐乐呵呵的热心地为同学服务,热衷于一些社会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长得白白胖胖,同学们都戏称她为“皮球”。据说有一次她从楼梯上不小心滚了下来,同学们都很担心地扶她起来。她却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没问题,摔不痛的,这就是肉多的好处。”这也就是“皮球”这个雅号的准确出处。

黄桂芳家搬到了学校附近,住得也比较宽敞。她的父母非常热情好客,她家是同学们经常聚会的地方。范明是她家的常客,很受她父母的欢迎。黄桂芳母亲最欣赏范明的是他信心十足,朝气蓬勃的样子。有时在课间,范明肚子饿得发慌,黄桂芳就会哈哈大笑地走到他的身边说:“‘大饭桶’,肚子又饿扁啦!我家里妈妈正好蒸了馒头,有你的份,跟我走吧!”

在同学们的笑声中,黄桂芳拉着他跑步回家,一人吃上一个馒头再跑步回来接着上课。就这样,一来因为他姓范,二来因为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运动量大,老是吃不饱,饿得快,范明这“大饭桶”的绰号一叫就叫开了。由于范明孜孜不倦地在攻读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同学们也同时给了他一个好听一点的“范克思”绰号。

看到范明的出色表现和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组织了各种活动,班长严雅萍由衷地感到高兴。她对范明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她发现许多很平常的工作如果要范明去做,就会显得不平常,变得有声有色。他干劲十足,主意又多,满腔热忱地想把每一样事情做得最完美。严雅萍希望给范明创造更多的表现机会,班里的许多工作她都要范明主持,工作总结一定要他到她家一起写。

严雅萍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她的父母都在厂里担任着领导职务,有时连周末也去工厂。严雅萍经常要求范明在周末到她家帮助一起复习功课和讨论班级工作。到家后她又总会拿出一些事先准备的水果,并且泡上茶,和范明一起边复习功课,边聊天。她喜欢听他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的论证和表达一些新的想法和观点,渴望着能更多地了解范明的内心世界。有一次,说着说着,她笑眯眯的走近范明的座位,深情地看着范明,随后走到范明的身后,手搭在他肩上,胸口依在他的背上,头挨着头默默地听着范明的意见,一声不响。

范明心里有一点儿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意识到严雅萍很可能在暗示她已经爱上自己了。严雅萍为人正直老实,待人诚恳,对他非常好,但是范明自己对她却没有爱情方面的感觉,也根本没有朝这方面想过。范明一动也不敢动,怕自己的不小心会伤害到她的自尊心。他有些心猿意马,生理上也有了反应,浑身开始冒汗,只能大口吸气,试图压制内心的冲动。亏得严雅萍也可能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站直了身子起来给范明倒茶。范明趁机也站了起来,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到窗台。

待心情平静了以后,范明与严雅萍谈起理想和前途,“严雅萍,你高中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想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

“你估计呢?你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严雅萍笑着反问道。

“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认为你的性格比较温和,有耐心,而且喜欢安静。你不会喜欢在嘈杂,喧闹的环境里工作的,也不会喜欢东跑西颠,过那种不稳定的生活。因此,你比较适合做办公室工作,如学文科,搞写作,搞文学和历史研究,或者理科的生物学和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实验室分析,药剂分析,等。”

“那么你呢?你也分析一下自己吧!我可是真的很想知道你对理想和前途的看法。”

“我的性格与你完全不同。我比较容易兴奋,工作中很难满足于现状,老是希望能推陈出新。我如果对一些事情有了疑问,或者认定了一个道理,就一定会追根究底,决不肯轻言放弃和让步的。而且我喜欢接受各种挑战和竞争,喜欢走动,有足够的热情,不喜欢太平静,太安定。本来我想,我应该是很适合搞政治的,如做群众组织工作,作演讲,参加政治理论讨论,参与治国安邦的决策和改善行政管理,或者从事搞大规模经济建设,或企业管理工作的。可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条件的限制,我想我将来做这些工作都是不太可能的。我以后会在数理化方面狠下功夫,努力去争取成为一个科学家。不过在这之前,我可能会趁我年轻时,打起背包,走遍天涯海角,到处走走看看。我会去试图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充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就可以大概确定,我这一辈子应该去干些什么和可以做到些什么了?”范明沉思着说明。

“一个人到处走,该有多孤单,有啥意思?如果有人做伴一起走,就不会太孤独了,遇到问题也可以有一个商量。我根本不知道我今后想干什么?或者说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才高一,到高中毕业还有两年多时间可以考虑。当然你讲的很对,大多数女孩都喜欢有一个宁静和安定的生活。其实,我们女生更重视的是她所喜欢的人的前途和理想。只要真正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什么嘈杂,喧闹的环境和东跑西颠的生活都是无所谓的。” 严雅萍深情地说。

“在这方面,男生和女生想的可能就不一样了。老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家立业,其实有志气的男子汉必须先立业以后才有可能会考虑成家问题,不可能颠倒过来的。对我来讲,在二十五岁前我不可能真正安定下来,起码会到处走走,所以根本不会考虑找对象,更不可能考虑结婚的。”范明小心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

十一 马列主义理论的探索

桃园,桃园,人才济济,继往开来,自强不息。

桃园中学的前身是桃园大学。桃园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由昆明搬回上海时与复旦大学合并了,留下了部分师资就在桃园大学的原址筹建组成了桃园中学。复旦大学的师生思想活跃,人才辈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有着优良的学风和革命传统,在上海的大学中是独领风骚的佼佼者。上海市桃园中学的学生也不多让,紧追其后,也是人才济济,在历届的校友中不乏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出色的企业家,教育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集大成者。

特别是在刘素贤校长的领导下,桃园中学聚集起了一大批学有专长,出类拔萃的教育精英,使桃园中学成了上海市众多中学中的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先天的大学建制和宽广的校园,大学遗留下的学术探讨风气和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再加上有开明的共产党教育家刘素贤校长的领导,只要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一旦停止,各种社会活动,政治议题的探讨和各种课外兴趣活动小组就会再次活跃起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探索真理的执着和共同的兴趣爱好,把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团聚在了一起。出于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推行的刘少奇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理解和中共中央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展开的大批判,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接二连三发表,那些爱好政治理论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学生很自然地自发组织起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这群人中包括了来自高一(1)班的兰明德,林平,(2)班的范明,陈宝粟,黄桂芳,王勇,张为民,马树林,倪素珍,(3)班的倪敏治,曹明霞,陈芳庭,和(4)班的曲大卫,赵拥军,李蓓蓓,以及初中三年级的才女翟静怡和初二的文学神童陆方芳等人。他们满怀豪情,以天下为己任,自发地组织对当前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展开讨论。

讲演者引经据典,态度严峻,提问者明察秋毫,咄咄逼人。一年后,他们已从单一问题的小组讨论,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学术气氛的理论探讨活动。范明很自然地成了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演讲者之一。他们的这些活动惊动了学校政治教研组的老师们,也引起了学校党支部和共青团委的高度重视,学校领导人也经常到场旁听。 这一次活动是由范明主讲,题目是《发展好经济,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穷其一身,呕心沥血,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运作和资本的扩张和输出,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对社会道德,论理,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它必然会走向垄断,走向扩张,走向反动,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作了系统的研究。共产主义是他们对上述的问题作了反复认真的论证研究以后,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做出的科学推断。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物资极其贫乏的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阶级森严,层层盘剥,弱肉强食的奴隶社会,再发展到画地为牢,封疆为王,强权专制的封建社会,随后发展到金钱至上,巧取豪夺,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发展和划分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工业革命直接相关,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科技的发明和应用有直接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自由流通,公平竞争,资本扩张的机制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社会生活和消费物资迅速丰富起来。”

范明在谈了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科技应用的关系,进一步谈到了从空想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发展,“一些空想共产主义先驱们在开发美洲过程中和在欧洲的局部地区作过很多共产主义试验,试图在一个局部封闭的小环境内率先实行共产主义,结果都失败了。原因是当物资缺乏时,平均分配,齐心合力来摆脱困境尚还可行,一旦摆脱了困境,物资稍有多余,分配问题和由此连带的劳动积极性就受到了挑战,加上不能抗拒外部环境的物资引诱。因此,这些试验的失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竞争的,流通的社会环境作为动力。资本主义是人类在工业,科技,生产力,物资生活,取得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是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本性是金钱至上,贪婪,掠夺,扩张,资本主义是无法消灭贫穷,饥饿和战争的。

只有当经济相当发达,物资生产相当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巧取豪夺,或者通过造反和战争来夺取所需,人类社会才有可能通过积极地自我反省,调整其统治和管理的机构和功能,真正做到消灭饥饿和贫困。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了这个水平,才有可能实行真正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只有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物资极大丰富了以后,人们不需要为获取更多的金钱和物资而奋斗,转而为兴趣,理想,成就感的自我满足和社会认同努力时,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完成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由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走向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的经济便是革命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使得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单独率先实现。一般认为,就是基于以上的理论和推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空想共产主义发展到了科学共产主义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应该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的产物,是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而不是贫困落后地区和国家革命胜利后的必然产物。恩格斯和列宁在后期也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局部区域单独率先实现的。”

范明进一步以苏联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例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面对的是贫穷落后的沙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状态,和周围的帝国主义包围,在这种特殊的内外环境下,斯大林迅速消灭了私营经济,采用和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和生产和分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

然而,过度偏重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单一的国有制计划经济,也使苏联在发展轻工业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问题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强制性的农业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所说的科学共产主义,差距何止千里?苏联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背信弃义,撤走专家,追迫朝鲜战争的欠款。由此可见,苏联援助中国的真正目的还是在控制和利用中国,主要的考虑还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理论上所宣称的国际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的中国发生和取得革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是从封建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在中国的总代理人蒋介石,四大家族,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下夺取的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当微弱,还无法独立地体现一个阶级的力量,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依附性和摇摆性,不足以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重任。这一点毛主席在一九四零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首先取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担负起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迅速发展和扩大生活物资生产,逐渐消除贫困,提供人民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环境的任务。这就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的进入社会主义前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必须取得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丰富物质生产取得的所有成就,创造让社会发展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所有条件。我们应该从苏联的建设过程吸取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走出自己经济发展的道路,完全没有必要去照搬硬套苏联的发展过程。

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农村的土改和城市的发展工商业阶段。在经济上刚恢复了战争的创伤,有所改善后,马上进行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工商业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高度计划经济指导下的五年计划,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兴起了大炼钢铁,高产田和吃大锅饭,展开群众运动的经济建设活动,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为了克服经济的困难,在农村再次划分了自留田,开放了集市贸易,和在城市采用了开放个体经营的政策,使市场再度活跃起来,经济得到了改善。回顾这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再重读一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论述,和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有关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文章,以及中央政府当时的有关政策和法令。

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1。是否有必要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完全消灭私有经济,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道路?2。从我国的经济能够迅速地从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恢复过来的事实证明,有社会主义大型工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和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有全面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政府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如果再加上了有城乡的个体经济,农村的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对活跃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3。国家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农业共产主义不能等于科学共产主义。问题是用两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快?还是单一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走得稳,走得快?我们是否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范明从共产主义原理,先驱们的共产主义试验,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国情,经济发展的过程,侃侃而谈,并提出了问题。

“这里我要指出,先驱们的共产主义试验是在没有取得国家政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国家作为保障,他们的试验基础是非常脆弱的,这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有了无产阶级政权,有能力抵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和利诱,可以通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防止和平演变的发生,关起门来搞建设。” 瘦高个子,戴着近视镜的兰明德文质彬彬地补充道。

“从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到俄国的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可以清楚的看到,封建主义的闭关自守是行不通的。从中国清朝后期的处处落后,被动挨打也可以证明,有交流才会有发展,关起门来只会越来越落后。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和斗争策略,打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经济封锁,在全世界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先驱和领袖们早就说过,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内单独实现的。只有当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物资极大的丰富了,实现了按需分配,才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赵拥军一手扶起近视眼镜,慢条斯理的予以反驳。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必须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允许走回头路,去发展资本主义。” 学校文工团的骨干分子施小宝挥动着拳头,慷慨激昂地说着。

“这里没有人说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两条腿走路正是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中国的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充分发展过,资产阶级在中国也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因此不存在走回头路的问题。” 肤色稍黑,中等个子,身体瘦瘦的,作文在中学生写作比赛中的多次获奖者,上海市业余作家代表,神童陆方芳不屑地回答。

“要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根本不需要去读《资本论》,也不必去读马列主义原著,自以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认真阅读毛主席著作,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表态说。

“就是嘛!何必舍近求远?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现存的毛选四卷,这就足够我们认真学习一辈子了。何必又多此一举,强调学习《资本论》和马列主义原著?”团委宣传委员,党支部邹书记面前的大红人张为民紧跟着说。

“毛主席著作当然要学,但是学习马列主义也是党中央的号召。为了更深刻的理解共产主义原理和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和马列主义原著是无可非议的。只要读过中共党史和联共(布)党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从建党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深刻的理解共产主义原理和毛泽东思想,才能明辨是非,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正确的方向。不学无术,不明是非,只会盲从是不可取的。”唇红齿白,充满朝气的才女翟静怡,坚决地予以反驳。

“你们讲的都没错。不过,你们不了解党中央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你们要十分小心了,免得被阶级敌人利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要坚决地站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学校党支部书记最后作了总结。

责任编辑: 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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