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快到了，春播马上要开始。拖拉机和播种机经过认真的检修，调试完毕，良种和化肥已经备齐，只等一声令下。这个时候，有几个学开拖拉机，参与调试农机具的小伙子跑到食堂，向我提出想吃鱼了。他们说一个冬天下来，这些存菜都吃腻了，想改改口味，尝个鲜。这恐怕也是大家的想法。九连新修的水库听说可以出鱼了，不过只是听说就是没有行动。开春了，封冻的水库表层冰面开始融化，现在凿冰打渔太危险，还是等夏天用渔网兜吧！讷河农村都是在三九天在河道上凿冰打渔，打上来的鱼会立刻冻僵，可便于储存，出售。
看来我得上讷河农村走走，争取买一些鱼回来。我到连部找连长，提出要王树森开车带我去讷河农村采购一些鱼回来。王树森三十岁左右，富农出身，平时办事认真，工作努力，从不多话。至少他从来没有失信于我，即使我受到审查后也是如此。如果再由着那位党员积极分子胡来，把我撇在了讷河农村可就惨了。我背着一，两麻袋购来的冻鱼，走路找公交车，上火车，再从双山站，师部等公交车回团部，再回到连队，这鱼都化了，臭了，还能吃吗？再说王树森本来就是在那一带长大的，地方熟，人头熟，可以少走弯路，顺利采购到鱼。
很顺利我们到了讷河某公社某大队下属的生产小队，据说这个村落去年冬天打了不少鱼，存着一直没舍得吃，想在开春时卖了应急用。生产大队长，书记和生产小队长热心接待，让我们到仓库看鱼。看到这一堆冰冻的小鱼，我不免有些失望，回头看到仓库里除了一些简单的农具，居然空空如也，什么其他的存货也没有，又大吃一惊。没有余粮，得存口粮吧！再不挤也总得留出种子啊！我看着队长和书记，希望他们能给一个说法。
平时话不多的王树森，马上上前试图阻止我提问，说：“司务长，不要问，也不能问，知道多了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你的麻烦还不够多吗？我们只是来买鱼的，不要管别的。我知道你看不上这些小鱼。是我特意带你来的，你可以责怪我，但我恳请你买下这批鱼，这笔钱真的对他们很重要。”
“我不怕麻烦！我想知道怎么会这样？仓库里的种子呢？口粮呢？其他库存物资呢？据我了解讷河属于富裕地区，耕地面积不少，土质不错，人均上交好几吨公粮，怎么会搞成了这样？难道都分到了各家各户储存了？”
“怎么可能？你可以到各家各户去看，真的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生产小队长急得差点哭出来。
大队书记说：“你就不要追问了。我们这个地区本来是比较富裕，但是这几年上面要求年年增产，年年丰收，来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怎么敢对抗文化大革命？结果每年公社，县，地区，省政府，都会派工作组下来按计划催粮，没有生产那么多，他们就把口粮，种子都拉走了。还不够就必须卖农具，到处筹钱，去外面买了粮去凑数，结果就闹得越来越穷了。”
“你们为什么不向上面反映这种实际情况，还要这样打肿了脸充胖子呢？”
大队长说：“怎么没反映？根本没有用。没人会认真听我们说。我们有理也说不清，找人也找不到。各级的征粮工作组，视察组都是官。我们稍有怠慢就是工作不力会遭撤职，拒绝按计划交粮就是对抗政府，对抗文化大革命会遭到逮捕。我们基层干部实在没有办法，没有人想干，实际也是年年在换。”
小队长说：“老百姓说这些当官的搞的是新三光政策，来了要好生招待，吃光；到了仓库见粮食，抢光；征粮不够数到处翻箱倒柜，进地窖，砸仓房，搜查光。”
“这哪里还像是共产党的政府？旧社会的地主老财恐怕也不敢这么做吧！”
王树森说：“地主老财怎么敢这么做？起码得给贫雇农留下最基本的口粮。如果左乡右邻和贫雇农都被搜刮得活不下去了，都去当了土匪，打抢的第一个就是他。到时候他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粮，没有命去享受又有什么用？”
“现在马上就要春耕，春播了，没有了种子，没有了农机具，你们拿什么去种下地？你们怎么就不急？”
大队书记说：“这事说来就有些荒唐了。现在倒是不需要我们紧张，县政府，公社要比我们更着急。他们比我们更清楚基层的情况，正在努力调配种子，调配农具，紧紧催着我们春耕，春播呢！然而，我们却有我们更紧迫的工作，那就是必须帮助各生产小队，安排如何度过到新麦下来前四个月的吃粮。”
王树森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恳请你买下这批鱼，这笔钱真的对他们很重要。”
“就这么几百块怎么能解决一个村上百号人四个月的吃粮？”
这时候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到，正在招呼各家前来分从糖厂拉来的甜菜渣滓。我以为这是在分猪饲料，也没在意。
大队长说：“不怕丢脸，这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这几百块买一些粮食，和甜菜渣滓烙饼，再想一些其他办法糠菜代凑合，来度过这四个月。”
我真的被震撼了，在全国最有名的产粮区，每年每个劳力人均上交好几吨公粮的农民，居然被掠夺得只能糠菜半年粮！旧社会贫雇农活不下去可以去当土匪，打土豪，分粮仓，现在却是只能默默忍受。这在搞的是什么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强调的是建设理想社会主义，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现在新上台的这些受到中央文革信赖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却还是把农民当刁民，当成是可以任意掠夺，任意敲诈的贱民。
有人来叫吃饭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队来了外人招待吃派饭，即由生产队出钱粮，由农民各家摊派轮流，做好了饭菜招待客人，收费也有严格规定。鉴于这个生产队的经济困境，这次的饭菜已经够奢侈的了，主食鸡蛋白面饼，加上咸菜和鸡蛋汤。我刚拿起一张饼，就注意到有几个瘦小的孩子探头探脑，流露出好想进来要，又不敢进来的神情。小队长要赶他们走，我制止了他，又抓了一张饼，把两张饼撕成四份分给了四个孩子。又有孩子进来，王树森也抓起两张饼分给了他们。
大队书记说：“这怎么好意思？这里还有，你们必须吃好！”
王树森看着我对书记说：“我们没关系的，喝一碗汤就可以了。”
我说：“你们的鱼我们全包了，价钱你们定。饭钱我们留下了。我们的能力有限，帮不了你们什么忙。只希望你们能够安全度过难关。”
把鱼用麻袋装了四袋抬上拖挂车，上车后王树森对我说，他还想带我去一个地方，离这里不远，是这个大队原来的老支书家。一路上他告诉了我有关这个老书记的故事。原来这位老支书是一位仅剩不多的抗联老战士，他随部队南北转战为了保卫这片国土竭尽全力。而他那被定性为富农的父亲，其实也一直在为抗联工作。不过他没在部队，而是利用了家里的产业为抗联提供交通和物资供应。抗联的战士死得太惨，太多了，尤其是地下工作者，负责交通和物资供应的同志一批接一批牺牲了。
解放后，因为他父亲支援抗联的保密做得好，认识的抗联同志都不在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父亲的抗联身份，他被划了富农。他的父亲说无所谓了，家产大部分都支援了抗联，否则至少得评个大地主，也可能被套上个恶霸地主，现在偌大一份家产都没了，被划了富农也就知足吧！比比那么多牺牲的老抗联，他还能活到胜利已经万幸了。虽然他的父亲不认识，也没有见过老支书，然而在他父亲死后，他却出于对抗联的崇拜，一直把老支书当作父亲一样对待。老支书也一直关心他，爱护他。家里没人了，是老支书托人让他进的农场，当上农场职工的。
老支书在三进三出四战四平中负了重伤，腿被打瘸了，就没有随部队南下，回了讷河老家。土改后，他就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一当就当了很多年。不幸的是遇上了天灾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大队被收缴了公粮后口粮严重不足。他与大队长一再向公社和县政府提出要求补助粮，没有回应。大队里已经有人要饿死了，听到别的公社，大队有人饿得受不了，组织了马队到国营农场抢劫粮库。他阻止了大家想到农场抢劫的想法，想到他的许多老战友随十万官兵退役开垦北大荒，就在国营农场。没有办法了，不能眼看着大队有越来越多的人饿死，他和大队长就领着大队里的社员向国营农场乞讨去。
上级给国营农场干部们下的令是，一定要把这些难民拒之门外，保护好粮仓。如发生抢劫就格杀勿论。然而，这些老退伍军人们怎么忍心向往日的老战友和老乡下手？纷纷主张接济，或直接出手接济了他们。结果，上级撤职了这些“玩忽职守”的干部，从外面调来了干部，还调来了部队，指挥这些年轻的娃娃兵，不问青红皂白，就向村民们开了枪。老支书，大队长和一些社员当场惨死。这一来外面哭，里面也哭，哭得个天怒人怨。见打死人了，为了平息民怨，总算发下了一些救济粮。上面不准给老支书和大队长墓前立碑，老嫂子就把他们的尸体和饿死的孩子埋在了门前四棵树下。后来，老支书家门前的四棵树就成了大队村民年年清明要拜祭的地方。
在回连队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的红军和抗联的战士知道，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来的江山会被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还会肯抛头颅洒热血，战死在沙场吗？如果毛主席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知道，这几年文革下来，会上来了这么一批只知道积极钻营，迎合上意，升官发财，不顾人民死活的穷凶极恶之徒，又会作何感想？文革已经失控，违背了初衷。文革的失败已经可以预见。而大乱后的大治却不见踪影，也不知道会有谁来贯彻执行毛主席所说的大治？这大治后会出现的新局面，会是众望所归的人人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想社会，太平盛世？还是贫富分化，阶级对立，金钱至上，纸醉金迷的和平演变产物？
想想王树森也真的不容易，明明是冒着被灭门的危险，倾家荡产，全力以赴，支援抗联的老战士后代，解放后却还要背负着富农出身的身份，低头做人，接受改造。然而，他还是会关心着讷河的乡亲们，忘不了老支书对他的关心和爱护，经常去探望他们，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和伯父，真是感叹万分。伯父和父亲在抗战胜利后，马上从英国请来了两个国际知名的高级工程师，招来了三个出国留学归来的工程师，雄心勃勃地要振兴中国的电器产业，在上海成立了能与美国通用电器GE公司比美的中国振业电器公司。然而，他们马上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倒行逆施，转而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就不顾自身的危险，为周公馆在上海，郑州，德州，济南，南京各地架设了大量的电台，用最先进的设备与国民党特工机构唱起了对台戏。我父亲因为要经常进出周公馆，1947年初最先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紧接着伯父和振业电器公司的高级职员，除了两名英国籍的专家外，连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逮捕。当年怀着我的母亲和当时只有一岁半的姐姐都被关在上海雅尔培路2号的特务机构监狱。我父亲，伯父和他们的同事们都挺住了严刑拷打和各种威胁利诱，没有一个肯出卖良知和灵魂，直到被顺利营救出狱。我只差几天就会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监狱里出生。
然而，解放后他们的振业电器公司却遭受了灭顶之灾。三反五反工作组进驻了他们公司，要他们停产，组织工人检举揭发老板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以次代好，提供不合格的通讯设备破坏抗美援朝的罪行。伯父与工作组据理力争，马上遭到扣押和批斗，出差归来的父亲和工程师们与工作组说理，马上被以资本家走狗，破坏和对抗三反五反的名义，遭到开除。结果伯父被以不法资本家名义逮捕，又坐上了共产党的牢，他的所有产业全部被没收，妻离子散，还不容申述。两名英国籍的专家被赶回英国，到剑桥当教授去了。这个当时东亚最大的中国振业电器公司被共产党接收后，因为没有了精通金融，英语，电器产业业务的老板，没有了专家教授，没有了精通业务的工程师和设计策划技术人员，只有工人，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当时中央政府号召要振兴民族工业，鼓励私人企业开设工厂。我父亲与三名留学归来的工程师一起又创立了工艺电器公司，及时满足了大上海百废待兴，解放前留下的大量进口电子仪器设备的维修，保养，启用的需要，同时延用原振业电器公司设计，再次设厂生产市场急需的电位器。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公私合营运动再一次粉碎了他们振兴中国电器产业的美梦。因为事业发展急剧膨胀，发展得太快，我父亲和他的三位合作者都被套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我也就很不幸地成了上海资本家的大公子，这个身份可能会跟随我一辈子无法摘除。
后来，在1956年左右经陈毅市长插手过问，在上海成立了国营的大中原电器公司，重新启用了他们这批专家，召回了原振业电器公司和工艺电器公司的熟练工人。按照我父亲的设想组建了一个200余人的大车间，设计设立了二条半自动的生产流水线，一次试车就成功投产。他没有辜负他的导师，这两位英国教授对他的期望，完成了他大哥要在中国实现电器部件产业化大生产的梦想。后来我父亲又领命设计了两项高精密度电位器，并成功设立半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保密车间，满足了中国航天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些又有谁会记得？资本家还是资本家。
我伯父的求救信直到1960年才被周恩来收到，周恩来命令当年的经办人方毅持国务院文件，直接到安徽监狱接我伯父出狱。然而，中国振业电器公司已不复存在，他的振兴中国电器产业，与美国通用电器比一个高低的梦已破碎。他只是疑惑地问了方毅一个使他困惑，自责了六年的问题，振业电器公司提供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通讯设备真的出过问题吗？方毅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事实是，抗美援朝已经过去了这么些年，没有一篇报道，没有一篇回忆录说到是因为振业电器公司提供的通讯设备出问题而耽误了战机，或造成我方损失的。这些是是非非又有谁来评说？问题是，老一代人振兴中华的梦已破碎，到我们这一代还会重蹈覆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