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1年春节过后的那次，团政治处专案组自认为准备充分，信誓旦旦地来了连队作第二次审讯，结果再次锻羽而归，一无所获。此后，我倒是清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再遭受骚扰和威胁。我暗自窃喜，以为我的应对策略奏效。我心想，他们没有任何可靠，有力的证据，就凭刘大麻子告密，就想以各种审讯手段和欺骗手法引我入罪，未免异想天开。到了最后，就算他们真的搞到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最多也是旁证，佐引，我也决不会认账。何况我的一切手稿，照片，中学时代写下的词集，甚至在书上留下的批注，都被“同心干”战友们到家，付之一炬。因此，即使团政治处专案组再来几次，我也将从容应对，他们何必再来自讨没趣呢！
除非又有“同心干”的核心成员变节，那就真的会置我于死地。不过，就算真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是多了几个人证，判我坐牢，没有物证我还是会矢口否认，决不会认罪。如果我真的听信了他们捂着血口獠牙所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谎言，那怕承认了一丁点的事实，那只能是自掘坟墓，找死。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个人，我不会认可他们的是非标准，更不会认可他们的所谓司法判决。反正我是铁了心，决不会在他们的淫威下屈服。不来了更好，只要没有撤去我司务长职务，那我就踏踏实实地把本职工作做好，继续过好我赢来的每一天。
连队的春播，春耕，大田管理一切都很顺利。食堂的一日三餐，水浇菜园子，豆腐坊，食堂的猪圈都经营得有条有理。我不会再像刚当司务长时那么认真，雄心勃勃，一板一眼，得学会一些老苗的圆滑，学会妥协，该认真时认真，该糊涂时糊涂。以我面前的处境，必须尽量减少冲突和对抗，特别要注意避免与那些极左，自以为很革命的积极分子发生争论，那怕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绝不要轻易树敌，更不要惹事上身，成为舆论的中心，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对我是最有利的。老话说患难中知真情，一个人的人品只有通过冷静观察他处理事物的一些细节，才能准确判断。这不也正好给了我一个识别真正的朋友的大好机会！
现在食堂里的这批炊事员对我可是真好。他们不但工作认真可靠，我外出晚归，他们还会为我烧炕，留出可口的饭菜，对我百般照顾。自从受到审查后我就搬离了大宿舍，办公也不去会计室，把这间炊事员的休息室作为了卧室和办公室。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了解我的艰难处境？至少也会听到一些传闻吧！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我可不能不为他们着想，一旦东窗事发，我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太亲密了他们就会被拖累，至少受到审查。许多时候我不得不冷了他们心，把他们为我留的好饭菜放一旁，吃大锅里的。现在他们的委屈和我的不领情，总比以后受到牵连，说不清楚的好。
和北京这帮孩子一起到达的还有一位女高中生老周，本以为是他们的领队。后来才知道，她居然是因为有问题被安排到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的。她听到我在接受团政治处专案组审查很高兴地来找我，以为总算有了一位同道。原来她在文革中曾经在文革红人，中央文革小组三大笔杆悍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中的戚本禹办公室工作过。戚本禹失宠被捕，她也跟着遭殃受到审查。她没有随着高三毕业生一起接受分配，而是被审查拖了一年后，才被发配北大荒。
老周说：“哈哈，你也在接受审查？不过你的谱比我大。每次我接到通知，不得不屁颠屁颠地主动到团政治处报到，接受训话。你是惹得他们跑到这里，再碰一鼻子灰回去。与这帮不学无术之辈置气犯得上吗？忍着点不就过去了。不管怎么说，我的问题比你大多了，是师部政治部重点审查对象。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看样子一辈子要毁在这里了。你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我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遭到了小人的诬告。你这可算是流放边塞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后悔了？”
“天下芸芸众生，真正有才华的饱学之士能有几人？我一个小女子，能够追随一个大才子，笑傲江湖一，两年，此生足矣！得宠时权倾天下，指点江山，失宠时满门抄斩，流放，这是中国的现实，哪里来的后悔之说！”
“我的看法不同，你口中的大才子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利欲熏心之辈，舞弄着刀笔，替人杀伐的恶吏，被人牵线玩弄的木偶而已。何来的真才实学？饱学之士应该有独立的思想，决不为三斗米折腰。作为一个政治打手，或枪手，何来的真知灼见？”
“你怎么会这么看？倒台了当然说什么都可以！你的政见又是如何？”
“我不属于任何派别，任何组织，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主见的个人。我不会屈服于任何淫威，我能够预见中国的未来和我的出路。”
“但愿吧！理想与现实往往会有很大的落差，期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现在还能谈什么独立思想和主见？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让这个世界来改变我们吧！但愿你能好自为之。”
很快就到了夏天，又到了八月底的秋收大忙季节，食堂得全力以赴配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不会再去惹是生非，主动要求顶替驾驶员开动各种车辆和机器，除非是为了田间送饭我才去赶马车，或骑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稳当当，平平安安就好，任何的意外和事故都将对我带来不利。忙忙碌碌总算完成了秋收，转眼就到了十二月。夏天九连水库产鱼了，也给我们连随车捎来过鱼。九连司务长打电话来，要我在年底以前到九连会计室结账。忙了一个夏天，总算能够有一些空闲，正好我也想去一趟九连，顺便会会老朋友，见一见她。听说她已经当上了连队副指导员。
那天，也是合该有事。北大荒的冬天白天太短，漫漫长夜，早上七，八点钟天才大亮，下午四点来钟就日落西山，一日只能吃两餐。我要去九连，吃罢早中饭，安排好工作，来到马厩已经近十点。在修理着马车的退伍军人老黄告诉我，今天是去不了了，后勤副连长知道我要骑马去九连，他就提前把马鞍子藏起来了，把骑马都赶进了马群。刘大虎说，这小子怪我不让他在食堂干，现在他当上了副连长，就是想报复我。我说没事，我就骑马厩里的那匹青马，没有鞍子就披上一个麻袋算了。
刘大虎说，那匹青马是生荒子，没有经过调教，骑不得，容易受惊。老黄也说，今天就不要去了，等明天他可以逼着这个臭小子，留出马鞍子和骑马我再去。我不想因为我而引起冲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大意了。我自以为骑术不错，既然青马是生荒子，那我就一路慢慢调教着走吧。在去的一路上，这匹青马还算配合，麻袋在马背上太滑坐不住，滑下来好几次，别别扭扭走得很慢，中午总算还是骑到了九连。我就把青马栓在了马桩上，去会计室结账去了。
九连的司务长也是我们第一批从上海来的知青，听说我来了，后来又来了几个我认识的上海知青，大家就在会计室聊了起来。虽然两个连队只相隔了五十里地，如果走后山道，骑马翻山越岭也就二十几里路，终究因为交通不便，我们一年还是难得见上一，两面。我本来是想聊一会儿，接下来马上到连队办公室，或她的宿舍找她，可是她却自己找来了。
“那匹生荒子青马是你骑来的吗？马鞍子呢？这匹马挣脱了马龙头自己跑进了我们的马群，放牧员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驯服，从马群中抓了出来。你去看看吧。”
“哦！怎么会这样？这匹马是没有调教好。没有马鞍子，我就这么骑来的，在来的路上就别别扭扭的。”与那些朋友告别后，我就随她去了马厩。
“青马可能饿了，我喂了它一点饲料，现在安静了些。你骑这种劣马，还没有鞍子，多危险啊？”
“知道我要骑马走后山到九连，好坐骑都被人赶入了马群，鞍子被人藏起来了。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我就只好硬着头皮这么来了。”
她没有再问下去，我也就没有说下去。许多事情她好像都知道。她对我的关心不言而喻，我处处能够感觉得到，从到达五十三团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没有变过。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知道我目前正在接受团政治处审查的凶险处境？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但是她那纯洁，真挚的心，我知道。我们的交往不用多说话，简单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知道对方的心意。因为这个该死的专案组审查，为了不能拖累了她，我不得不试图与她保持距离。但是，每次我到九连我无法不去找她。而她邀请我去她宿舍，说说话，为我弄饭吃，是那样的自然，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在她那里吃了晚饭还不到下午三点，她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小心，宁愿走慢些，甚至牵着马走，千万不可大意。我心想反正时间还早，不急可以慢慢来，在天完全黑之前到连队应该没有问题。开始的十来里路青马还算听话，我就有了些大意。走到一个岔道口见到有一辆汽车从另一条道上开来，要在岔道口路过，我就在马上勒住缰绳想等汽车通过再过。谁知道等汽车开到跟前，汽车驾驶员恶作剧却猛地按响了大喇叭，惊到了青马，汽车却扬长而去。青马受惊直线上窜，把我直接摔了个倒栽葱。没有马鞍子，我没有任何可攀拉之处，身体直接上弹，头朝下栽在冻得硬似石头的地面上，摔得晕头转向。
等我想爬起时却发现整个腰部不能动了，我根本就站不起来，青马已经不见了踪影。等了好一会儿，我腰部的情况却没有任何好转。我还是无法站起来。我心里有些发慌，会不会是我的腰椎被摔断了？我试试动脚趾好像还能动，但是动大腿要用到腰力，却动不了。无可奈何，我只能尽力先爬到路边的雪堆上去，免得被我这条道上路过的车压到。快四点了，天很快在暗下来，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来。这条山路大白天本来就很少有人，有车经过，天黑了以后就更不可能有人，或有车路过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站起来，等身体被冻僵了就更不可能站起来了。晚间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三十几度，开始下雪了，如果还是动不了，体温就会很快下降，我今晚将被冻死在这荒山野岭。
我没有任何呼救的手段和方法。自救的唯一手段是尽量动动手脚，摇摇头，捂好身子保持体温拖延时间。看来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当初如果我小心一点，下马来等汽车先过，即使马惊跑了，至少我还可以有机会走回连队，现在后悔也晚了。我努力幻想着各种获救的可能性，来提高自己的信心，避免昏死过去，只是这些想法不切合实际，太渺茫，又被自己一一否决。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山道和原始森林静的让人害怕。我的内心充满着恐惧和绝望，又十分不甘心。难道老天爷真的会这么不公平，我才二十四岁就让我命丧于此？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看不清手表，也不知道时间。两腿开始麻木，我不知道脚趾是不是真的还能动？只能使劲握紧拳头，或者用手猛擦脸来让自己保持清醒。等死的滋味我算是尝到了，是那样的无助，无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的会有黑，白无常来带我走吗？在我即将陷入绝望时，我似乎听到了呼唤声，这声音时有时无在空气中飘荡着，是我的幻觉吗？我无法辨别，但是却激起了我的求生欲望。我无论如何要听清楚，是不是来了救星。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火光，兴奋得想喊却发不出声来，想挥舞手臂，又怕太远人家不可能看到，想等人再靠近点试试，却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已经是两天后了。我发觉我躺在了食堂后面炊事员休息室的小炕上，被唔得严严实实，浑身在出汗。老王和大马见我醒来，试图喂我喝点米汤。他们告诉我，是老荣军黄老板（在北大荒叫赶马车的都是老板）和刘大虎父子俩在去九连山道的岔道口找到的我。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经被冻僵了，他们把我抬上了车送回了食堂。是黄老板出车回来见到那匹青马回来了，就到食堂来问，知道我却没回来就急了。他拉着刘大虎父子赶车就往九连山道跑，一路举着火把，叫着找了去，还好为时不晚，总算找到了，救了我的命。
后来，我又听别的炊事员告诉我，在我被马车拉回来的那个晚上，老王和大马几乎一宿没睡。他们是在东北长大的，知道被冻僵的人如果直接放上热炕的后果。他们烧热了屋子，在凉一些的炕尾帮我脱去了外衣，用手搓，拍我的身体，抱着我，把我的手脚放在怀里捂，硬是用他们的体温把我缓了过来，而且使我没有留下冻伤的后遗症。他们什么都不说，一字不提是如何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过程，我又不好问，何况大马还只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美丽大姑娘。
经过食堂炊事员们一周的细心照顾，可能是腰部摔伤的淤血逐渐化开了，我总算是活了过来，身体能轻轻转动和翻身了。我逐渐试着起身，下炕走走，发觉情况不对。我的气提不起来，两腿软弱无力，站了不到两分钟就两腰下沉，下肢发麻，上下身像是脱了节。我趴在炕上用双手摸后腰，脊椎和骨盆结合处疼痛，酸麻。这可不是扭伤那么简单了，可能我的腰椎是真的出了大问题。我必须尽快恢复体力，达到足以支撑我到团部医院做彻底检查。
每天躺在炕上我只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努力调节自己的气息使自己能够平静下来，再趴在炕上用双手不断按摩自己的腰部，使淤血能够尽快化开。第二件是我必须认真评估自己的处境，我是否还有申请回上海治伤的可能？如果我的腰椎真的出了大问题，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我这辈子就算毁掉了。1971年对我来说真是流年不利，两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死里逃生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也使我看淡了人间的功名利禄和悲欢离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只有天知道，一个更大的劫难却早就在前面等着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