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九连的她，现在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对待小黄，决不能让她受到任何委屈。好在她清楚知道我在接受上级的专案组调查。她也知道我在半年前坠马受过重伤至今还没好。她能够接受我的追求，可能主要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但是并不一定清楚我被审查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了解我伤势的严重程度。如果我现在去跟她说这些，起到的效果恐怕只能产生误会。这表示我在考验她？还是我后悔了？既然这么严重那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找她？这样我只会越描越黑，讲不清楚了。我只有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对她最好的交代。
现在看来，我成了师部政治部专案组审查对象，至少会比在团部政治处要强。起码人家能同意我的探亲假，这半年多来人家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政治问题的主动权不在我，要想改变现状，我也确实无计可施，只能耐心地等待。9.13林彪的叛逃所造成的后遗症还在继续发酵。林彪反党集团的范围越圈越大，他的一些老部下恐怕都会遭受殃及池鱼。从目前情况看，估计他们不会再把我硬往林彪死党上面套了，至少暂时他们还顾不上我这个小案子。
然而，治理身体上的伤却主动权在我，我决不能自暴自弃，必须马上振作起来，积极应对，否则就对不起小黄对我的一片真心和付出。受伤至今已经有半年多了，老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现在快有二百天了。估计我那被摔粉碎的第五腰椎应该长结实了。我自己量了一下身高比以前矮了半公分，说明第五腰椎是被垂直砸扁的，却很幸运地没有产生碎骨刺，没有造成对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的明显影响。既然腰伤对我的下肢没有产生明显的伤害，我就应该适当地增加锻炼强度，增强腿部和腰部的肌肉力量来减轻对腰椎的负重压力。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的活动能力要比几个月前还是强多了。这也至少证明了我每天十遍，八遍的吐纳调息和自我腰部按摩还是有作用的。
虽然上身和下身脱节的感觉在往上动作大了时还有，但是现在我能够站立的时间要比以前长多了。团部医院的按摩和针灸我是再也不敢去了。这两个小年轻不知轻重，别再被弄伤就得不偿失了。还是通过自己加强锻炼和自我按摩可靠得多，天天吐纳调息，通过细水长流，来达到水到聚成。何况因为受伤，而且没有好的治疗措施，我买了大量的医科书籍，努力在书中寻找恢复健康的有效方法。我本来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对体操，近身格斗，摔跤和球类运动都有一定的基础，每天努力把自己的身子各部分小心地活动开是轻而易举的。相信苍天有眼，只要我对生活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我的努力就一定不会白费。
于指导员调走了。他在五十三团干得不愉快，调到查哈阳任职去了。连队来了个新指导员姓周，个子高大，成天笑眯眯的在连队晃来晃去，与这个谈谈，那个聊聊，特别爱替人介绍对象。他不关心田间作业，连队农作机械的维修保养和马场的经营管理，就喜欢找女孩子聊天，好在还不算过份，不至于动手动脚的。张连长看不上他，对他无话可说。对我来说，失去了可以交心的于指导员非常惋惜。来了这么个周指导员不摸底，只要他不招惹我，我绝不招惹他。他找来了我就陪他聊聊天。他爱拽弄两句诗词，卖弄文学，我就笑着耐心听他说，尽量不插嘴。他与在子弟学校教书的北京知青老周很谈得来，老去学校转。
有一天，老周突然找来对我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须马上结婚。你和我是同一届的高三毕业生，现在又同样是师部政治部重点审查的对象。我们难道还有别的指望吗？还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吗？我是一个女人难道我还要遭受人格上的屈辱，忍气吞声吗？我们结婚吧！”
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平时十分稳重，自视甚高的她，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居然会冒然地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我对她说：“不急，慢慢说。难道有谁胆敢打你的主意，欺负你？我们才二十五岁，年纪还轻，谈婚论嫁得有感情基础。你年轻漂亮，文学基础很好，会有你出头之日。政治舞台变化莫测，我想我们是可以看到光明的，你还是再等几年看看。”
“你是个男的，你等得起，我可等不起。如果你不同意，我只能随便找一个嫁了。”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有对象了？我既然找了小黄就不能失信。”
“你以为找了一个党员，劳动模范就可以帮助你摆脱受审查的困境？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要太天真了！”老周很生气地走了。
难道周指导员利用她在受到审查的身份，对她有不良企图？老周没讲，我也不好多问，以后多加注意就是了。周指导员好热闹，只要有人来连队他都要食堂热情款待，他会陪同小酌几杯，至于钱从哪里出？他从不关心。我无可奈何，亏得食堂有副业进账，只能赔笑脸应付着。
日子过得很快，又到了秋收大忙季节。你越忙还真有人偏偏要来凑热闹，让你难堪。林场来巡林员了。这位朱姓巡林员自称是这一片林区的负责人。他一到连队就在连部办公室大吵大闹，说已经抓到了十二连有人乱砍盗伐的证据，要到林业总局告我们连。以往的巡林员也是这副德性，但是只要有好吃，好住，好招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位朱巡林员可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看来是不得到让他满意的好处是不会罢休的。文革后，这些大小官员的贪腐已经成了习惯，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张连长没了主意，周指导员却老神在在说：“他不是想贪又不敢直接开口要吗？那就在饭局上把他灌醉了再说。”
连队哪来的这么多招待费？倒霉的还是食堂。在食堂摆下了酒席，四个连队干部围着朱巡林员，赔笑敬酒。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影响了秋收。谁知道这位朱巡林员自称千杯不倒的主还真能喝，平时老爱喝几盅的周指导员却是个银枪蜡枪头，第一个被放倒了。紧接着农机副连长，后勤副连长也喝倒了，朱巡林员却一点没事，还在大叫要添菜。张连长摇摇摆摆走进厨房对我说，他也不行了，全看我的了。否则不得不给大米，黄豆，白面，猪肉，粉条，满足姓朱的要求，还得食堂出，连队会计账目上没钱可付这笔账。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这家伙不是在趁火打劫吗？吃准了连队怕事，怕耽误秋收不敢与他叫板，他就能得寸进尺？我要老王加两个菜，自己上了酒桌。我平时不喝酒，在受伤后却天天用白酒送云南白药下肚，一周上小卖部买两瓶北大仓酒，已经喝了半年多了。我并不知道自己的酒量，但是为了省下这些食堂物资，我也得灌醉了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自称千杯不醉，必然好胜，我用大小碗与他拼酒。每次都是他喝少，我喝多，我先喝，他不得不跟着喝。
才五碗下来他就当场哭了起来，耍起酒疯，说碰到酒仙了。他再也不敢嚣张了，什么都不敢要了，只求我能放过他，让他活着回家。我哭笑不得，只能安排让他睡下。第二天一大早朱巡林员就一个人偷偷地跑了。一场看来躲不过去的林场危机就这样消失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得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飞来横祸，省下食堂一大笔开支。这种大小官员中的腐败之风一旦蔓延开了还当了得？文革后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在官场拉帮结派，山头林立，贪腐成风。在中央的这些官员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打击政敌不择手段。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搞得好呢？我对上海的官场失望至极，难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对黑龙江的官场也不能抱有任何希望？
好不容易完成了秋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农机，农具经过保养，该入库的都入了库。收获的粮食，该运出的运出，该在粮库作墩的作墩，该灌袋堆放在晒场的都已经用苫布盖好，压好。食堂和家属的过冬蔬菜都完成了储存和酸菜腌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已经彻底放弃了秋季开设咸菜，酱菜，酸菜，泡菜加工厂的想法。事实在那儿明摆着，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想做事，做好了还是要遭人嫉妒，坐办公室的嘴皮子一翻，文件一出，你就落一身的不是。更别说做坏了的，你将受到千夫所指，罪责难逃。谁叫你好大喜功，好出风头的？你也不看一看是谁在说了算？
快过年了，北京知青老周真的找了本地的一个小伙子，与连队的出纳兼统计员结婚了。热心地在帮他们张罗，主持婚礼的居然是周指导员。看不明白就别问，自己不娶人家难道还不允许她嫁人？至于般配，不般配，可惜，不可惜，这得由她自己说了算。她这么处理她的婚事，起码比真的嫁给一个政治嫌疑犯和伤重的我强多了。在有了刚到时1968年和1969年的风光后，1970年我开始遭受政治审查。1971年我更遭受了三重生死劫难。1972年我又遭遇了感情和身体伤重的双重折磨。在即将到来的1973年我会面临一个什么局面呢？现在师团党委在号召知青扎根边疆，安家落户。许多大龄知青都在准备结婚，而我却不能。在我的身体没有真正得到恢复以前我不能结婚，否则就是害了她。
在北大荒，为了生存男人的体力相当重要。无论是冬天在冰溜子越结越高的井台打水，还是上山打柴，打猎，家里劈木头烧火，夏天的搭建仓房，圈舍，挖地窖，前后园子种菜耕作，扛粮食和货物回家，都要求男人必须有个强壮的体格。我就算是胸无大志，只想与小黄结婚过日子也得把身体恢复，重新活过来一次。有了强烈的愿望驱使，我的锻炼活动越来越勤奋。
周指导员被调走了。团里给十二连派来了一位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唐指导员。他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为人和气，很会说话。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对农场管理，农业机械都不懂，只会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还不一定做得好，如果有做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原谅。这位唐指导员也爱热闹，或者可以说是关心群众，联系群众。他一到连队就走这家，串那家，几乎走遍了全连的各家各户。他也经常到知青大宿舍跟着年轻人一起玩，平时倒是不唱高调，没有什么架子。
开春后，渐渐地我发现四肢的韧带又能拉开了，腰能弯下了，手掌能触地了。只是我的腰还不能后仰，行动上还不能跳起，身上还是不能负重。慢慢来吧！我重新开始参与了劳动，与炊事员们一起做豆腐，做馒头，在食堂水浇菜园子和大田蔬菜地的耕作。
入夏，我们连队的马场出了大问题。兽医站在抽血化验中发现了马传贫这种可怕的传染病。抽血样本大量送往哈尔滨中央化验室去作进一步化验证实。如果确诊无疑，那么我连四百来匹良种马必须被扑杀。按理说我们连队的马场应该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隔离系统，马舍，草场和放牧草原都远离人群和友邻单位，有足够的防疫隔离区域。追究原因发现，马群曾经被从大兴安岭森林窜出的几匹无主野马混入，放牧员隔了两天才发现后驱离。化验结果获得证实马群被传染，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优良马种全部被扑杀了。看到这一匹匹高头大马，被一针针来苏尔颈静脉注射而轰然倒下，这种悲惨场面简直无法想像。马匹的尸体堆积如山，被推土机推入事先用大型铲运斗挖好的深坑，掩埋。连队只剩下了三十来匹土种马未被感染，留在了马圈里，做使役拉车和坐骑用。
状况连连，连队在后山森林里开辟的人参基地，参体出现了黄斑病。上报团部由技术人员鉴定后决定，不得不把这些种植了四，五年的人参全部挖起，凡发现有黄斑的周围人参都跟着全部销毁。秋后，一时间舆论四起，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应该走集约化大生产的发展方向，还是坚持多种经营的发展道路？结果还是走集约化大生产的发展方向占了上风。我们连的黑白花奶牛群被命令分散去指定的需要连队，供应各连职工平时生活的需要。
因为年年在开荒扩大耕种面积，我连的耕种总面积已经达到一千四百公顷，基本符合了集约化大生产的标准。连队的农机和农具获得了标准化的相应提升。规范作业，环环相扣，各种机械标准化作业指标，要求都下达了。农机操作人员议论纷纷，认为要求太高，几乎不留余地，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农机副连长和张连长也是忧心忡忡，担心会搞砸了。
在北大荒的过年期间，大部分知青回家探亲去了。连队反正也没有什么活可安排，回不了家的知青们就打牌，聊天，睡觉，爱干啥，就干啥。那时候文革初期的激情早已消散，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后，知青中的怀疑，悲观情绪开始滋长。食堂炊事员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只能把开早饭时间尽可能拉长，火炉子上热着早餐，做到知青睡醒后，随时来，随时可吃到热餐。晚上，大家是一起来的，食堂工作人员乐得与大家顿顿聚餐。师部的专案组审查人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找我来了。连里那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随着激进情绪的消磨，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仇视，怀疑我了。只要相安无事就好，我别无他求。
1974年的春天来了，拖拉机在轰鸣，马匹在嘶叫，大地在返回绿色，到处都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经过了去年一年试探性的劳动，我觉得我已经能够胜任北大荒一般男人应该承担的家务，对生活恢复了信心。坠马受伤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经过不断地锻炼，我的腰部基本已经恢复正常，没有出现过反复。可以说我已经浴火重生，重新活过来了。至于我的体力和各种活动能力，要完全恢复到没出事之前，那还得来日方长。
我与小黄以男女朋友正式相处已经有两年了。我已经27岁，她也25岁了。许多大龄知青结婚后孩子都抱上了。小黄对我非常体谅，从来没有催过结婚。她在等着我下决心。放在我面前的两道障碍，身体这关可以说基本已经过去了。政治审查这一关经过春节后团景政委亲自到连队为我平反也应该算是过去了。由于政治局势什么都没变，我还在反复思考犹豫着，是否会出现反复的可能性。春播，春耕开始了，先忙过这一阵子再看情况吧！我这么想着，起码我得知道政治审查不会再反复了，我才能下定结婚的决心。
转眼已经到了六月，家里来信了。父亲在信中提到我的大弟弟他们按照他们所学的专业已经被调转到了兰州某建筑公司。春节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到家了，他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结婚？他不想结婚赶在他的大哥之前。这是家里在催婚了，我感到压力很大。张连长的话却触动了我的心。他说：“你还在担心着政治审查是否会出现反复？怕会给小黄带来不利？整人已经整到了这个程度，耽误了这些年，他们还想怎么的？如果再敢来连我都要对他们拍桌子了！小黄的年龄也不小了，你们就去登记结婚吧！”
1974年6月7日，我和小黄决定去团部正式登记结婚。小黄建议我们走着去团部，登记完再走着回来，一来一回六十里路正好走一天。她不想让人取笑，她想要永远，永远记着这一天。她一路上走着，笑着，跳着，跑着，高兴得像一个小孩子，让我百感交集。我心中想着，真是苦了她了。为了我她可以付出她的一切，放弃了上大学返回上海，又无怨无悔默默地等了我两年，当然我也决不会辜负了她。在回连队的一路上下了一场大雨，她怕淋湿了我们的结婚证书，紧紧地偎依在我的身旁。等雨过后，她小心地打开结婚证书，看到证书上还是淋到了几滴雨，有几个字花了。
她说：“这怎么会这么像是给泪水滴花的？”
我告诉她：“这是上天被感动得哭了，这是高兴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