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刚到北大荒时的团长是现役的刘团长。他对规模化大农业，机械化耕作几乎是一窍不通，干得十分辛苦和为难。后来就来了一个搞技术出身的地方干部张团长，因为他的嘴巴碎碎叨叨地到处讲农业科技，到处强调农机的标准化作业，被人们开玩笑起了个张大嘴的外号。处于文革后期的黑龙江，一股左倾思潮又起，特别在农业部门。一批靠造反起家的干部爬上了主管农业的领导地位。他们高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宣称要大干，快上，要发扬老红军的艰苦奋斗光荣传统，坚决反对搞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完全排斥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们派了个绰号叫王大干的，取代了张大嘴来当五十三团的团长，也就理所当然了。
1975年开春了，王团长背着一只箩筐出来捡粪了的消息，马上传遍了团部各办公室，团直属连队和紧靠团部的生产连队。宣传股，保卫股，人事股等纷纷响应。一时间所有办公室工作人员都丢下了手里的工作，背着五花八门的箩筐，袋子，在团部周围装模作样地捡起粪来。在这文革激进的年代，尤其是坐机关的谁也不愿意被扣上一个思想落后，跟党不一条心的罪名。紧跟领导是绝对不会错的，也许会被领导看上了，还能一步登天，飞黄腾达。
典型的例子马上就呈现在了大家面前。就在团部东边的三连为了响应王大干团长的号召，有机车，马车，牛车不用，有铁锹，铲子等工具也不用，就是要学王大干团长用手，用小耙子捡粪。三连有一个上海知青战士老窦，更是标新立异，索性脱下了外裤，把裤脚一扎，替代箩筐，只穿棉毛裤，把外裤搭在肩上捡起粪来。老窦是我在上海同一所中学，同一个年级的66届高三毕业班同学，而且他家就住在我家里弄对街的那条里弄。我去过他家，知道他父亲是工人出身，但看不出是干什么的？家里一贫如洗，说是兄弟姐妹很多，但我去时却一个也没见到。老窦小时候可能得过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利索，平时不突出，就是喜欢一鸣惊人。在报名奔赴北大荒，支援边疆，保卫边疆时他就写的是血书。
这个典型事迹果然深深地打动了王大干团长，宣传股马上拿来大张旗鼓，广为宣传。老窦很快就成了全团学大寨的标兵，树为全团知青们学习的榜样。不知道各地知青大家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不管怎么宣传，好像也不会有第二个像他这么干的。继而老窦果然官运亨通，一步登天，受到团党委直接任命，当上了脱裤子捡大粪副团长。这个典型例子不但彰显了王大干团长的政治意图，也等于宣示在五十三团一切是由我王大干团长说了算。
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简直不敢相信，在我的心目中景政委不该这么糊涂。我去团部找他，据说他已经好多天不在了，在兵团司令部。我好奇到窦副团长办公室去看看，只见挺大的一间办公室空空荡荡，老窦在一张大办公桌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见到我这个老同学，老街坊，端不起架子，局促不安，就怕我会嘲笑他。见到他这个样子，我也呆不下去，赶忙告辞。
远在离团部三十里外的十二连，我们可不愿盲目跟随，也实在没法这么干。我们曾经的马场，牛圈，牛，马粪堆积如山。为了保持地力，我们正计划用堆粪肥发酵，然后掺土制成颗粒肥，部分取代化肥，在大田耕作时作为追肥使用。我们动用了连队的所有机动车，马车，牛车，全连干了三天。我们收集的大堆粪肥，何止是团部附近所有机关，直属连队和生产连队，几个星期收集总量的上百倍？然而，在全团干部会上我连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王大干团长说，有的连队就是对农业学大寨有抵触情绪，就是不愿意发扬老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就是要投机取巧，就是不响应团党委的号召。在王大干团长眼里，团党委就是我，我就是党。
更有甚者，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由上往下，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师部，到团部，都发起了一股要废除兵团，把农场收归农场局管理的风潮。总而言之，他们是要把现役军官们统统赶走，要把农场的管理权全部夺回。更出人意料的是，原来景政委是被人诬告了，暗算了，匿名信一直递到了兵团司令部。让景政委更火大的，居然告的是让他说不请，道不白的男女关系问题。据说是二连有一个上海女知青，是资本家的女儿，景政委在二连蹲点回团后，这个女知青就经常进入景政委住所，与他有暧昧关系。
我知道，景政委洁身自好，他把个人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见过他那为了孩子上学问题而留在了沈阳军区医院工作，到团来探望他的老婆，还在他住所一起吃过饭。他们夫妻很恩爱。景政委也为他能忠于他老婆，热爱他的家庭而感到非常自豪。在北大荒酷寒地区，所有门都是装了关门弹簧的，怕的就是寒风侵入。现在因为这个女知青到过他屋，就用匿名信举报他男女关系不清白，阶级立场有问题，这不直接在打景政委的脸，破坏他的名声吗？景政委气得直奔兵团司令部，要求组织审查，还他清白。这却正中了王大干团长想搞臭景政委，气走景政委的下怀。这也就是王大干现在能够一手遮天的原因。现在师，团各级现役军官都人心惶惶，再也不想继续在这里干，受窝囊气了，纷纷在寻找出路，扬言要走。
这些政治风向的急剧转变，我们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眼看着这些地方干部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沈阳军区派来的现役军官，企图达到驱逐现役军官，全面夺权的阴谋诡计，我们插不上手，也帮不上忙。无论如何春耕，春播还得照常进行。只要团部不来干涉我们的工作，为了保障丰收，高产，我们还是要按照标准化作业的程序做好该做得事情。
五一国际劳动节，王季环在军队服役的男朋友要回来结婚了。王季环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既聪明，又美丽的姑娘。自从与北京，上海等各地知青深入接触后，她非常向往走出去看一看这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争取能够到大城市生活。她那参军的中学同学，向军队有关部门提出要维护军婚的要求，军方也同意，并支持他回来结婚。这就给王季环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她向连领导班子每一个成员都解释，她与她那当兵的同学从来没有明确过男女朋友关系。这是他的一厢情愿，她已经反复在信中说明了，不能用军婚来逼她嫁给他。但是来的军方代表却强硬表示，这是有人插手在破坏军婚，诱导王季环赖婚，退婚，军方决不会退让。
来的军方代表是由高指导员一手接待的。他再三向军代表解释，王季环在连队没有男朋友，也不会有人插手破坏军婚。他大包大揽说，这是小两口闹别扭，他一定会做通王季环的思想工作，要她男朋友五一只管来结婚。我们谁也插不上手，因为我们也无法判断其中的是非，谁说的是真话？王季环无法被排除变心的可能。谁也无法确定，因为军婚就能够强迫王季环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高指导员拒绝任何人插手，他是王大干团长来后直接提拔受到重用的，直接对团有关部门负责。结果就是王季环含泪不得不出嫁。
王大干团长又搞起了新名堂。他以团党委名义，号召要全团开展吃忆苦饭的回忆对比活动。高指导员要求食堂承担做出忆苦饭的光荣任务。现在的司务长老苗觉得很为难。他找到连队队部，要求给一个标准。我知道他的想法，既不想糟蹋了粮食，又不想承担把忆苦饭做得好吃了，被认为破坏忆苦思甜的罪名，我当然要回避。高指导员马上显示了他的无所不能，说老苗居然连这点常识也没有太不应该了。他指出，忆苦饭一定要有野菜，豆腐渣，玉米，麸皮，面粉，不管做成窝窝头，还是烙饼，颜色不能好看了。
看到老苗偷自暗笑，表面诚惶诚恐的表现真是绝了。老苗现在把司务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过他的圆滑，捣蛋的本性难改。高指导员只讲了忆苦饭要包含的成分，并没有规定比例。老苗只要把比例搞好，外观有菜色就能难看，油大一些烙饼，只要好吃了，就能保证全连职工都会装出痛苦的表情，偷笑着抢着吃。
忆苦饭问题解决了，谁来做忆苦思甜报告可是一个大问题。别看平时高指导员对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为了忠实贯彻王大干团长的指示，他可是竭尽全力。他在连队找不到典型，就开车去农村找，要公社，生产大队帮着找。好说歹说他终于请来了三个农村老太和一个老头。这种事情太敏感，高指导员要表忠心就让一手包揽，我绝不插手，只口头表示支持，就不会陷入被动，或困局。
忆苦思甜大会开得真是有声有色，胃口大开。不清楚是公社，生产大队干部没听清楚高指导员的意思，还是故意在作弄他？他可能私事太忙，心不在焉，也不事先听一下。等到这请来的四个老头，老太声泪俱下，口齿不清地控诉着吃过的苦和受过的累，再一细问，听众终于搞明白，他们控诉的原来是大跃进年代所受的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受的苦。
高指导员尴尬地自我遮掩说，我们就把这些苦难当作解放前的不就可以了？一看大家都在抢着争着吃忆苦饭，他马上说我连所有职工的阶级觉悟还是很高的。老苗赶忙跑到跟前对他说，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做的，看来不难吃，可能是烹调水平的提高。当然，如何添油加醋向他的上头庆功，讨好，是高指导员的拿手好戏。他自己搞砸了，总不能自拆台脚吧！这事就算过去了。
自从两年前高压线架设起，我们终于通电用上了电灯，不过供电一直不稳定。我们早就有计划，想利用发酵牲畜的堆肥制作颗粒肥。带动滚筒机械需要有稳定的电力供应，我们申请购买了一台发电机。只要团部不来干涉，为了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我们必须科学种田。在赵连长和陈副连长的带领下，五，六月份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忙于颗粒肥的制作和在田间除草，培土管理中，用播种机把这上百吨的颗粒肥作为追肥，全部施给了两块老地号。反正我们在上一年集约化大生产试点中结余了大量的柴油，不用等待报请上级部门的批准。
七月份事出意外，我们连队的高指导员突然出事了。他和他的哥哥都被师团的保卫人员带走了。审查结果是他哥俩都与一个他们来后调来的北京女知青有不正当男女性关系，违反了国务院三申五令的保护知青政策。这事情还是因为他哥的老婆为此自杀，家属把事情闹大了，才压不住暴露的。
这是师部保卫部门直接下来办的，高指导员的背后靠山也帮不了他。他们被按照玷污女知青犯罪判了刑，坐了监。我们只注意到这一段时间高指导员对什么都心不在焉。他认为我们制作颗粒肥给老地块施追肥是自讨苦吃，吃力不讨好。原来他是鬼迷心窍，自甘堕落，失了魂。从于指导员走后，我们连的指导员如走马灯般连着换了三个。临近秋收大忙季节了，指导员却还是出了缺。
小黄怀孕已经六个多月了。我们商议后还是决定送她回上海。不管怎么说上海的医疗条件还是全国最好的，而且有父母照顾会安全得多。她走后我也可以全力以赴投入秋收大忙季节，否则地里，家里两头忙，很难兼顾。刚好有几个上海知青要回上海探亲，可以一路帮助照顾，安全抵达上海。我答应她，过阴历年我一定会回上海去接她和孩子。
今年的秋收我们应该怎么干？在征求了群众意见后，我们四个领导班子成员决定还是像去年这么干。我们这次是只干不必向外说，各种统计报表还是要认真完成。如果上面要就交上去，如果上面不要我们自己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进一步改进。我们在连队公开宣布，等干净利索干完麦收就放几天公假，然后再做到万事齐备后投入下一波秋收。
吸取了去年的经验教训，我们重新安排了人力，物力，再次认真做了布局。安排去年开联合收割机（康拜因）标准作业做得最好，开车最稳定的驾驶员做领头雁，压着阵脚。其余四台成雁行下排，每车之间保持两车长距离。每台康拜因后跟两台马车，两台牛车组成一组合，负责捡起袋装麦子往晒场拉。马车和牛车各配三人，马车配男，牛车配女，还要担负起沿着负责的康拜因一路捡麦穗，送到康拜因车前脱粒。机动车尤特支挂大拖斗，轮流从五台康拜因接散装麦子，拉去晒场。这样安排责任分明，机务副连长可合理安排和挪动机车加油和修理点，及时纠正操作失误，大田副连长可根据进度再灵活调节用车。晒场压力太大，必须集中领导，分片管理，做到进出有序，合理调配。后勤服务可要司务长老苗统一管理。
由于有了上一年的经验，麦收开始后减少了很多的慌乱和不确定性。就这样大家按部就班，脚踏实地，麦收的工作十分顺利。大地块完成收割，到小地块可以按组合调动，分散作业，生产线照常运作。我们就这样顺顺利利地以比去年更快的速度完成了整个麦收任务，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六天。反正大豆田的成熟程度有农业技术员和我们领导班子成员紧盯着，估计还得等一周才能动手，我们必须兑现我们的诺言。我们安排了第一线工作人员三天善后，三天休假。
当然，在忙着拖拉机翻地的工作得照常进行，农机修理和保养必须做完了工作才能休假，后勤工作也得继续满足各部门的需要，连队的基建队，营房修缮队反而还得加班加点为各家各户需要服务。赵连长接到上级通知去外团开会去了。我看看连里也没有什么事，就在家里整理整理前后院，回到屋里穿起了平时根本没有机会穿，上海刚寄来的白的确良衬衫和毛的确良长裤，登上了擦得雪亮的三接头皮鞋。我没能想到就这一穿竟然会穿出了一场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