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考察团来过后，从团部传来的各种说法都有。不外是说我桀骜不驯，胆大妄为，目无领导，什么人都敢顶撞之类的。有一种说法却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它说我这种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说要把我困死在这里，绝不能放虎归山，否则谁还能镇住我，整得了我？我确信，这种说法只能出自领导层。
其实，后来我也认真反思过接待省考察团的整个过程。即使我老实得像一只绵羊，任他训，任他叱责得我们一无是处，结果恐怕会更糟。他会步步紧逼，把他的无理叱责都认为是事实，把我的唯唯诺诺认为是认罪，后果就无法预测了。他这是在以势压人，我越是胆小怕事，他就会得势不饶人，把我当成待宰的羔羊。对付这种人就得据理力争，不畏强权。我借机会点醒他对待农民的错误做法，至少能使他有所收敛。能够为农民说上话，为他们鸣不平，即使我会再次陷入困境也值得。
然而，作为极左思潮的根源在中央文革，他们只是文革中急速窜起的一批私欲熏心，野心勃勃的官僚而已。他们帮着摇旗呐喊，狐假虎威，急于表忠心，希望有成绩，得到上峰青睐，升官晋级，也是理所当然。不过，我必须要韬光养晦，尽量少引人注目，因为对我的审查虽然说已经平反，但是只要中央文革还在，随时可能翻盘，还会拖累了担了风险的师团党委有关负责人。而且，我即使想走，在他们虎视眈眈的注视下也很难走得成。我只能先把湖南的调令手续办好，耐心等待有利机会，找到机会才能走得成。
1976年阳历年后，我回上海过阴历年，先绕道去了一下湖南长沙。我应邀去拜见我姐夫那充满智慧的老爷子，顺便了解一下在华国锋这么多年治理下的湖南。然后，我再到上海去接回我的妻子小黄和还没见到的儿子。一周下来，我对湖南的民风朴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街头上见到几个精神病人在声嘶力竭地宣讲人民日报社论，然而并没有引起骚动。接触到一些大小人物，至少使我感觉到极左思潮并没能在湖南政坛得逞。
上海的变化不大，但是政治局势却有一点诡谲。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正在扩大和强化工人武装。看来中央文革与老干部的冲突一触即发，灾难深重的中国啊！难道还要遭受一场战争的洗礼吗？对于政治局势的演变我无能为力，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而言，最重要是在这场政治动乱中能够生存下来。只有活着我才会有希望，才能有所作为。我盼望着我们的儿子能够看到光明，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新中国。
等我们一家三口回到北大荒，陈副连长已经走了。团里派来了沈副连长来担任农机副连长。老沈为人阴沉，心机较重，我不得不小心应对，只要工作中能够配合，不误事就可。春播，春耕，入夏的田间管理还算顺畅，转眼又到了八月底的秋收大忙季节。既然连续两年下来的规矩已经形成，沈副连长也提不出异议，麦收工作照常顺利地进行着。
1976年9月9日一声晴天霹雳，广播里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所有工作都停顿了下来。举国致哀，连队职工家属哭成了一片。继1975年的吉林天降大块陨石，唐山大地震后，缔造人民共和国的三大支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相继逝世。这意味着老一代革命家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将进入一个还不能确定的新时代。
在秋后大收快要进入尾声时，另一个重磅消息震动了中华大地。1976年10月18日，由华国锋和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令我非常惊奇的是平时那些从不多言的知青，职工和家属都为粉碎了四人帮而欢欣鼓舞，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为人诚恳，工作踏实肯干，不善言谈的赵连长，用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向我表达了他对我的衷心祝贺。原来他什么都明白，他知道压在我心头的这座大山轰然倒塌了，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大解放。
团部要求各连组织队伍到团部游行，庆祝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连队在子弟学校准备写大标语，神情有些茫然的北京知青老周问我，有什么要帮忙吗？我说，这个由我自己来写。亲手用排笔写下“打到四人帮！”对我来说，是把困扰了我七年，原本认为无望解除的精神枷锁放下了。
在团部，景政委和梁参谋长都举杯向我表示祝贺，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感谢，一切都在不言中了。真是像做梦一样，简直无法想像，好多天我都沉浸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带来的冲击，连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我只是一介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的书生，只不过认真了一些，多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主席的书，只不过追根究底对建国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不同看法，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做法和他们的人品提出了质疑，就不知不觉被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被他们所豢养的恶犬死死咬住，当作可以任意吞噬，可以作为邀功，晋级的阶梯。
四人帮是被粉碎了，然而在黑龙江的这批靠造反起家，野心勃勃的政客群体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他们狡猾地完成了脱变，反而成为了中央反对四人帮的积极拥护者，取得了中央的支持，盘踞了越来越多的实权职位。一切都没变，地方干部向在兵团的现役军官夺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王大干提拔，扶植亲信抓权，夺权的动作越来越大。这些事态的变化使我愈加坚定了离开这里的决心。
完成了秋收和准备过冬的一切工作，知青们探亲回家过年去了。为了等湖南来的调令，我们第一次在北大荒居家过年。在过年后，我终于接到工作调动的调令。可是怎么才能摆脱一切阻扰，顺利离开北大荒？我得先到团部去摸摸底。我到了团的人事处，他们告诉我，我的调转归组织部门管。到组织部门问，他们告诉我干部调转很麻烦，我的调转更麻烦。我不知原因，也问不出原因，心里很着急，找不到景政委，只能去找梁参谋长。
梁参谋长告诉我，他会去帮了问问，不过王大干团长一定会竭力阻拦，我要走得等机会。他说兵团撤销上面基本已成定案，军队干部也纷纷在寻找出路想走。景政委有可能调回沈阳军区，因为他老婆，孩子都在那里。我问他的去向，他回答说还没有想好，也可能申请提前退休回老家去。他说，可惜了没能战死在沙场。他说，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被人认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的干部。这些年来，他的官是越当越小了。当然，如果有‘好事’，比如派出去送死的事，上面第一个想到的必定会是他。
我马上想起了在师部拘留所被审讯时被问到的战时命令问题。他说是的，他就是那个在战时被指定的指挥官。如果那个时候中苏战争爆发，苏军从几路入侵我东北，我军也将派出多路部队进入西伯利亚，切断苏军的后勤供应，用高炮拦截运输机。照理说这是一个有去无回的任务，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后勤供应和后援，可是到了我们手上就不一定了。虽说我们是一个高炮营，等自己的炮弹打没了，高炮也就没用了。就算夺到苏军的炮弹，也必须用苏军的炮，尺寸不一样。因此，我们事先就要划拉其他武器和弹药，做好自己的各种后勤储备。只要肯动脑子，再通过截获苏军的军需物资，我们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战略储备基地，这样才能杀出一条活路来。到时候通过收拢我们被打散的友军，说不定我们还能发展壮大。
在回连队的车上我想着，亏得战争没有爆发，否则我还得去西伯利亚当一段“土匪”呢！真死在了那里，倒也一了百了，家里连一张阵亡通知书都不可能收到。调转的问题还没有着落，麻烦的事情倒是找来了。这个沈副连长也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我要走的消息，或许还是接受了谁的任务？居然设了一个局想阻止我走。他这个局设得还真差一点成功了。
1977年5月初的某一天，我从连部回家，见在家属区的道口上停了一台拖拉机，还拖带着五铧犁。我问谁开来的？怎么可以堵住道口呢？老沈那正在学拖拉机的弟弟说了，他的师傅回家去了，他不能开。我想把拖拉机开走，小沈却跳上了犁坐。我要他下来，走远一点。我见他下来了后就启动了车，他竟然大叫说被犁座支架轮子压到了。他哥哥老沈和他师傅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抱起了小沈就回了家，也不让我看一下。
老沈这就到处说，我开车压了他的弟弟。我去探望，他不让进屋，根本就不让我见到小沈。我要送小沈去团部医院检查，他们也坚决不同意，就这么硬是僵持着。过了两天后，我从团部得到消息，团长已经去哈尔滨，要开好几天会，现在正是办理调转的好机会。我终于明白了老沈的意图。我不得不使了一点心眼，见老沈刚出门，就直接闯进了他家的门，正好见到小沈从厨房逃进卧室。我马上去找老沈摊牌了。我跟他说这戏是演不下去了，露馅了。问他是接受了谁的任务这样设局害我？还是存心与我为敌？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留住了我，我们以后在连队该怎么相处？沈副连长马上连声道歉，说什么也别说，别问了，要我马上去团部办理手续，尽快离开，否则等团长一回来就会被截下。
我到团组织部门，那个女科员可能是参谋长关照过了。她说只有我写下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签名条子，她就可以把我的档案移交人事部门按农工调转，这样就可以避开团部和师部有关部门的批复和兵团司令部的备案了。她已经按照档案清理条例帮我把档案中的那封匿名信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材料都抽出来销毁了。人事部门那边已经说好了，我一去就能办。
也罢！辞去了一切职务，舍弃一切，走吧！我终于办完了我和小黄的调转手续，只拿到了一张农村户口证明。梁参谋长说，这没什么，一切从头开始也好。辞职可不是免职，档案记载还在，机会会有的。早走了好，趁景政委和他还在，如果新单位接到对我不利的材料，就会来函调，他们正好可以帮我证明，驳斥不实之词。
想到团长随时可能回来，我们连夜收拾简单行李。第二天一早，尤特支驾驶员王树森知道事急，就等在家门口，我们没有时间与任何人道别，一上车就走。车子开过了团部，快出五十三团的地界了，不远处只见一辆吉普就停在了路旁，王大干团长正在作手势要拦车。我见不好，就与王树森换了位置。压低了帽子，由我开车连轰了几下油门就冲了过去，头也不回地直奔火车站。
这不就是搞得像在逃难吗？上了车后等着列车启动，还在担心王大干团长会否追来，把我们拦下？我们把一生中最好的八，九年青春无偿地献给了北大荒火烧沟我们连的这片黑土地，弄得一身的伤，最后还得狼狈地逃离了这片土地。在这里我们吃尽了千辛万苦，结果还是把上海户口给搞丢了，得到了一张农村户口证明。我们一无所有，干干净净地离开了北大荒，唯一的收获是多了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