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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四剑客》第一卷 情痴,情债,情仇(1)
2006-10-18    范立群    《天一阁》范立群文集    点击: 2058
《从军四剑客》第一卷 情痴,情债,情仇(1)
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在情节和人物上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版权声明:长篇小说《从军四剑客》,本人保留以后可能出版的版权专利。网上转载需取得作者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打算用于商业出版,请先与作者联系。
--范立群

2002年9月初稿,经过四次修改,于2006年4月定稿

话说在文革中当上了学校“红革会”头头的施小宝,很早就和一所女中的“红革会”头头黄雅芬,在不可一世的血统论,扫四旧,打,砸,抢,豪情万丈,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红卫兵运动中建立了感情,陷入了相互爱幕的情网。从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以来,红卫兵运动已经被工人造反运动所取代,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非主流力量。他们都成了所在学校的校革会成员,在市,区教育系统和各校红革会联席会议上,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的有了约会,有了更多的时间卿卿我我,已经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正好在1968年的春季,有各大军种招兵,他们无法接受盲目等待分配的命运摆布,决心一起从军,在军中继续他们的爱情长跑。

施小宝和黄雅芬去了某省的陆军部队,因为只有这支部队也招女兵。现在六年半过去了,范明听说施小宝在刚从军的短短四,五年中,表现十分出色,从士兵,当上班长,副排长,后来又正式提干,当上了排长,副连长,一直到当上了野战军的连长。他在各项军事演习和执行任务中一再立功,受奖,可说是一帆风顺。他到底犯了什么错?是如何成了现行反革命的?黄雅芬又是怎么发的疯?这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范明的大脑中,他又失眠了。

天一亮,范明就到黄桂芳和王勇家,约同他们一起,先去施小宝家。

“我以为你第一个想去的,一定是你从小亲如兄弟的陈宝粟家。怎么对当年在红色恐怖中不可一世的打手,现在成了只大狗熊的施小宝,有了这么大的兴趣?”王勇问。

“我的理由有三。首先,陈宝粟的遭遇虽然凄惨,可能与政治局势有关,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安慰和交流,时间上要充裕,我们可以晚几天去。说到施小宝和黄雅芬的遭遇有些出格,不正常,估计与政治形势无关。他们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地狱,急需要帮助。再说,我被平反后,在当我面销毁黑材料时,我见到了那份据说是随档案附去的,向军宣队举报我反革命,炮打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匿名信,日期是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前夕。字体写得龙飞凤舞,很像是施小宝的字迹,我希望能够确认一下。”范明说。

“写匿名信害人,只要有人指使,有这个机会,按照施小宝一贯极左的德行,完全可能。反正我们把累计的假都请出来了,一个星期可以跟着你跑,由你决定先后次序吧!”黄桂芳说道。

“你们最好要有一点思想准备。施小宝和黄雅芬现在住的地方是又黑,又臭,又肮脏。施小宝的脾气很大,成了一块阴沟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黄雅芬疯得利害,生活不能自理。黄雅芬的父母把她扔给了施小宝,说是被他害的,就要他负责到底。施小宝家里也根本不管他们,这样还能好得了?”王勇提醒道。

“现在施小宝干的是什么工作?”范明问。

“一个被部队押送回来的现行反革命,能安排什么好的工作?还不是被安排在街道居民委员会监督劳动改造!他在街道房管部门维修排水管道,是捅阴沟的。”王勇无奈地回答。

“那么他出去上班时,谁来照看黄雅芬?”黄桂芳问。

“还有谁?还不是把她像一条狗一样拴起来,亏得她疯得还算斯文,不经常乱打,乱闹。就算是疯了,黄雅芬最紧张的还是她的小宝,痴得令人心酸。”王勇感叹地说。

王勇领着路,他们一行三人,沿着弯曲狭窄的老城小巷走着,在一个集市菜场支叉,小巷的角落,找到了施小宝和黄雅芬的住所。这那里是正式的房舍?只是在一片违章简易房的一个死角临时搭起的一间棚舍。

王勇解释说:“在施小宝和黄雅芬被军队押送回上海时,因为他们搞成了如此下场,两家的父母都不敢收留。他们无处落脚,还是街道委员会出面为他们搞了一个临时住所。”

王勇上前敲了敲门,只听到里面传来一个男性粗野的吼声,“谁还敢来胡闹?抓着了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怎么?有老朋友来了,你就这么拒之于门外?”范明回应道。

“老朋友?我还能有朋友?我的朋友早都死光了。哈!哈!来找我算账的吧!如果是的,你们自己推门进来,我没空出去,不是的快滚!”回答的语气中充满了落魄和无奈。

范明轻轻地推开了吱吱嘎嘎响的薄板门,一股粪便混合着汗臭味扑鼻而来。房间的窗户很小,空气流通不好,借着开着门透进来的光线,只见一个上身光着膀子,下身穿着一条大裤衩子的虎背熊腰,彪型大汉正蹲在屋子里角水泥地上,用一块脏得颜色发黑的毛巾,在给一个蓬头垢面,坐在地上一块大木板上的女人,擦洗脸和手脚。

“把门关上,没看见在给女人擦身吗?怎么?真是来找我算账的?恐怕你们什么也得不到,家徒四壁,只剩下光棍一条和一个疯婆娘。要命就拿去,反正我也活得不耐烦了。等着吧!我不会逃。嫌臭就到外面去等,屋里没有凳子。” 施小宝头也不回地大声吼着。

范明,黄桂芳和王勇没有给他回答,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们的家。左右是弄堂底的两边外墙,前后堵墙是直接用毛砖沏的,没有上过泥,也没粉过。再里面有一个露天的狭窄空间,有水龙头和下水道,上面用一块塑料布蒙罩着挡雨,使屋里变得一团漆黑。屋里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两只款式不同的箱子下面垫着红砖。估计是他们参军时家里给他们装行李的箱子,一只成了书桌,一只成了饭桌。看来黄雅芬坐和睡都是在地上的大木板上了。八年前他们见过的健康,活泼,激进的黄雅芬,现在却目光痴呆,满身污垢,毫无知觉地,任由施小宝摆弄。

可能是没有听到反应,施小宝停止了给黄雅芬擦洗,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范明一行三人,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总算支支吾吾地说道:“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范明,你是来复仇的吧?好!我的匿名信没有把你给整死,你确实有权力来报复。”

施小宝回头看了一下呆坐在大木板上的黄雅芬,迟疑地接着说:“指使人是谁?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得到。他现在是位高权重,你搞不了他的。我是一只落水狗,现行反革命,贱命一条,要杀,要刮任由你了。只是,我求你留下我一口气,可以继续照顾黄雅芬。”

看看范明仍然没吱声,施小宝走到菜墩上,拿起了一把小刀,凄惨兮兮地说:“好吧!不用脏了你的手。我是罪有应得,你说想扎什么地方吧?”

范明走向前去,一把夺下了施小宝手中的小刀,一摔手,插在了菜墩上。他面对面,仔细地打量施小宝。眼前的施小宝是一个长着一头乱发,已经有点谢顶,三大五粗,皮肤晒得漆黑,神态萎靡不振,又充满着野性的壮实汉子。与六年半前那唇红齿白,唱着造反歌,跳着忠字舞,风风火火,不可一世,领队到处打,砸,抢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求求你们了,不要伤害我的小宝。我什么都可以答应,我会马上脱了衣服,跳舞给你们看。”在房间里角,传来了碰的一声和一阵慌乱的叫喊声。只见黄雅芬已经跪倒在木板上,两眼流着泪,脸上却硬挤出了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双手正在慌乱地扯着衣服。

黄桂芳紧忙走向前去安抚她,“黄雅芬,你还能认出我是谁吗?”

黄雅芬迟疑地看着黄桂芳,又扭头看着王勇和范明,“小宝,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当年‘同心干’的三个大头头,范明,黄桂芳和王勇,是来找我报仇的。” 施小宝不怀好意地咬着牙,加重语气回答着,眼睛里却流出了两滴黄豆大浑浊的泪水。

“报仇!报仇!哈!哈!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黄雅芬疯了起来。

“你们都看到了,是我害了她。我们现在是大庙和尼姑庵不收,阎罗王不要,活着比死还要难过,这就是报应吧!我如果是你们,应该放声大笑了,你们满足了吧!” 施小宝蹲在地上,大声地哭了起来。

“没有出息的东西!我真想恨恨地揍你一顿。你带黄雅芬去看过医生没有?她刚才不是有过几分清醒的吗?你居然还刺激她?从部队回来一年多你为她做了些什么?你就真像一条赖皮狗一样的活着?”范明恨恨地骂道。

“去医院看病?怎么可能?你们说得容易。我现在是一个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反革命,任何行动都要先请示,后汇报的。看病要钱,我是没有工资的,发给我的生活费只能维持三顿饭。我们什么劳保福利都没有,我也付不起医药费。只有街道委员会派来的医生有时候来看看她,留下一些镇静药。我真恨不能杀了她,一起死啊!” 施小宝蹲在地上抽泣地回答。

“你的那些狐群狗党呢?陈海涛投靠了邹顺发,据说现在职务也不低啊!当了党委书记了。林平不也在市郊某农场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吗?你没有找过他们?”王勇问道。

“找他们?林平在上海市农场局系统,住得太远不好找,我稍过信去,没有回应。我找过陈海涛和邹顺发,我落魄到如此地步,穿得像乞丐,连他们办公楼的大门都进不去。托传达室传话一次又一次,我在大楼外等了很多天,连人影也没看到。传达室的人告诉我,话早就传上去很多次了,如果他们想见我,早该下来了,不想见,再等也没有用。我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有朋友吗?谁想湿手粘面粉,惹上一身麻烦啊!” 施小宝沮丧地回答。

“这可以想象。世态炎凉,我们在被打成反革命,接受审查时,人们还不是都躲着我们走?连打一声招呼也怕会惹上一身腥嘛!” 黄桂芳接口说道。

“想当初我们是中了邪,打倒这个,整倒那个,打,砸,抢,不可一世,害人不浅,全然没有替那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想过。只有轮到我们自己也饱尝了痛苦才能体会到,我们真是作恶多端,死有余辜。” 施小宝低头诉说着。

“从刚才黄雅芬清醒时说的两句话看来,好像事情不简单,其中必有内情。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上诉,要争取翻身,重新抬起头来做人?” 范明问道。

“她都疯了,有理也讲不清啊!我们还能有翻身的机会吗?真的还会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吗?” 施小宝毫无信心地,颤抖着低声说。

“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我们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只有了解事情的全过程以后,才能做出判断。你愿意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吗?”范明继续发问。

“愿意,一百个愿意,就算是倒倒苦水也得有人听啊!在文革中,我们是完全敌对的。我整过你们,你们真的会那么好心?就不怕惹上麻烦,遭上一身的腥吗?” 施小宝浑身颤抖着,患得患失地问道。

一阵沉默,屋子里角传来了轻轻的抽泣声。看来黄雅芬又有几分清醒了,并且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蓬!蓬!蓬!小屋的薄门板被敲响了。

“屋里有人吗?”门外传来一声甜美的女性发问。

“真的给你们惹麻烦了。这是街道委员会来人了。你们来了半天了,肯定有人去汇报了。” 施小宝无助地诉说着。

“不要紧的,是自己人。我们也到外面去喘一口气吧!”王勇说着就拉开了门,首先走出了门外。

“原来是王勇,范明大哥和黄桂芳大姐驾到,小妹刘金娥有失远迎。”门外一位穿着朴素,留着齐肩短发,中等个子,鹅蛋脸,眉目长得清秀,姣好的刘金娥见他们三人走了出来,调皮地忙着说道。

“小刘是我们中学68届的高中毕业生,比我们低了两届。她是本地居委会负责人,党支部书记。上次我来时,就向她了解过情况。”王勇补充介绍。

“听王大哥说过你们要来,我一直在留意着。你们谈得还好吧?要不要到我们居委会办公室去坐坐?” 刘金娥热心地建议。

“好啊!小刘,这样就麻烦你了。我们也正想找居委会了解一下情况呢!”范明高兴地回答,转身又对呆呆地站在门口的施小宝说:“你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搞搞卫生,用石灰水消毒,把屋子里的味道改善一下,亏你还能住得下去!你也帮黄雅芬好好洗一下,换上干净衣服,否则明天上午怎么去看病?我们先去一下,晚上再来。我们会带菜过来在你这儿吃晚饭。”

到了居委会大家坐下以后,刘金娥主动谈起施小宝和黄雅芬的问题,“他们俩以前确实做了不少坏事,也是你们‘同心干’的政敌。现在他们已经落魄到了这种地步,我感到就是想帮也帮不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打算?”

“你是否可以尽你所能,介绍一下你们所掌握的施小宝和黄雅芬情况?比如施小宝到底犯了什么罪?黄雅芬是怎么发的疯?”范明问道。

“这一点,小刘你尽可放心。上次我就告诉过你,范明回来只要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尽管施小宝一再地害过他和我们,他一定会来探望他们的。我们这次来是想进一步了解情况,看能否帮得上一把,没有别的意思。”王勇说明。

“这个我基本上是了解的,你们可真是宽宏大量。对不起,我能否问一下,你们都是党员吗?如果是,我们就把他们的档案直接拿过来研究,这样就方便多了。” 刘金娥说道。

“是这样啊!那么,我出去就可以了。他们俩都是党员,干部。”王勇站起身打算向外走。

“王勇在政审平反后也填了入党申请表,只是晚了一批,就等党委开会批下来了。”黄桂芳说明着。

“那么,王大哥你就不要出去了。你们都是我佩服的学生领袖,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你们都应该是党员,没有想到会伤害到您,对不起。” 刘金娥不好意思地解释着。

“这没有关系,那么我就坐在一边,你们拿来档案直接研究吧!”王勇说。

刘金娥要人拿来了施小宝和黄雅芬的档案,并说:“我是看了好几遍了,看不出什么名堂。你们的经验多,我们一起来仔细分析一下吧!”

静静地看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范明说:“黄雅芬的材料很简单,一进入部队就被分配在团部,当总机接线员,后来当上了通讯班长。她在提干后,当了团党委的秘书,再调到师部当机要秘书,应该是一直干得不错的。这里有一份团党委的党纪处分决定,说是因为她的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党内警告。最后的一份也是团党委的处分决定,讲由于她唆使施小宝意图行刺师领导干部,被开除党籍,清理出干部队伍,发疯后被押送回沪。她在师部担任机要秘书,处分却是团党委做出的,不是很奇怪吗?这两份处分决定,从笔迹上看应该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墨水颜色也是一样的,时间上却差了一年半。如果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团部受到过处分,为什么还要把她升职调师部?从刚才我们亲耳听到的,在她清醒时,担心她的小宝会受到伤害,她愿意答应一切要求,甚至愿意脱光了衣服,为想要伤害施小宝的人跳舞,可见这中间有很大问题。一定要让她恢复神志清醒,才能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你们说,军队领导有什么理由要想伤害施小宝呢?他不是干得挺不错,升职也很快的吗?” 刘金娥问。

“在军队中,军官借助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女兵进行性侵犯,屡见不鲜。在生产建设兵团中,也是司空见惯。这种肆意的滥用职权,女兵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抗拒的。施小宝和黄雅芬的关系是公开的,威胁要伤害施小宝就能毫不费力地使黄雅芬就范,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范明说明着。

“施小宝的档案也好像给人动过手脚,中间编号有缺失。在他担任连长以后有两份处分,字迹一样,用的墨水也一样,日期紧靠,编号紧跟。一份说施小宝利用黄雅芬,用色相腐蚀领导干部,达到他入党,提干,升职的目的。搞的是什么鬼?入伍前他就是学生党员嘛!显然是在胡扯,匆忙写成的。最后一份是团党委做出的,开除施小宝党籍,军籍,清理出干部队伍,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的处分决定。处分指出,施小宝承认企图拔枪谋杀师领导干部,有两名师部警卫班的卫兵作证。至于为什么要谋杀师领导干部?谋杀的是谁和谋杀的动机?却没有谈到,也没有任何的笔录证明材料。这里充满着疑点。”黄桂芳分析道。

“今天晚饭,我们就买一些熟食,买两瓶酒和施小宝,黄雅芬一起吃吧!我想听听他们怎么一个说法?看来黄雅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施小宝。我们要搞清楚,施小宝是否还爱着她?只有他是真心爱她的,等她好了一些后愿意和她结婚,并好好照顾她,黄雅芬才有完全恢复的可能。在她恢复以前,先要施小宝谈一下事情的经过。说实在,从个人恩怨,我恨不得打施小宝一顿。要我下决心帮助他们翻身的前提是,施小宝必须还是真心地爱着黄雅芬。事实上也只有等黄雅芬清醒了,讲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才有可能帮得上手。”范明说。

“我完全同意。如果施小宝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出手。再说,没有黄雅芬说出真相,出手也太盲目了,不值得。”黄桂芳表态说。

“我听你们说来,这很可能是一个冤案。如果黄雅芬真的恢复了,如何安抚她,要她面对发生的一切,还是一个问题?”王勇思考着说。

“这个应该不会成为大问题的,只要施小宝不在当场,为了她所深爱着的人翻案,黄雅芬应该会勇敢面对的。我想,我们首先要帮助他们解决的是经济问题。看病要钱,上诉,上部队打官司也要钱。我们必须要帮施小宝解决一个谋生之道。”范明接口说。

“他可是一个监督改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由组织给他安排一份好工作,挣到更多的钱?” 刘金娥问道。

“这方面的政策,你应该是最了解的。由组织出面安排好工作给他,当然是不可能的。挣钱要靠他自己的努力,而且在工作的时间上最好能有主动性,灵活性,这样可以方便他照顾黄雅芬。”范明思考着说。

“你是在考虑,是否要帮他申请个体户营业执照?他没有任何手艺,只有一身的蛮力。小刘,申请个体户运输工执照,需要什么手续?”黄桂芳问。

“别的手续都好办,问题在于他是一个监督改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起码要有几个党员干部给他担保,才有批准的可能。现在连叫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担保也不肯的,否则怎么会落到现在的地步?” 刘金娥担心地说。

“这件事不急,还是先听听施小宝怎么说的吧!等确定他们是受了迫害,施小宝肯明确表态,愿意承担起责任,照顾黄雅芬一辈子,等她好一些后,并与她结婚。我们再来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时不迟。”王勇说。

“你们晚上真要在他们家吃饭?我先安排几个工人去帮助打扫和粉刷一下,除去臭味,否则你们怎么呆得下去?午饭我们就在这里吃吧!我已经安排了,我们边吃边谈好了。” 刘金娥说。

他们在居委会办公室里吃着午饭,聊着天。刘金娥说:“你们都是学校里的大人物,我自认为对你们了解得不少,不过通过直接与你们接触,我还是觉得深受影响。主要是你们的正义感,以德报怨,无所畏惧,敢做敢为。这就难怪你们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中会得到广泛支持了。”

“你了解多的是范明和黄桂芳吧!我可不是大人物,也没有担任过什么显眼的角色,又不常出头露面。”王勇有些故意表示不信地说。

“你拿过两次上海市和区里的数理化竞赛奖,在校举办过一次画展和书法展,展出过五幅画和三幅书法。你还在学校文工团和乐队经常客串演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全校的五好学生,出了名的大才子。文革中,你还是我们中学最杰出的学生组织‘同心干’的灵魂人物之一。你写的大字报只要贴出来,我每份都看。我分析认为,在文革中真正由你执笔的大字报只有六篇。我还记得大字报的大概内容,要我复述吗?你看够不够,还要我举例吗?” 刘金娥笑着如数家珍,一一说着。

“够了,够了,再说下去,我要惭愧得无地自容了。”王勇的脸都被说红了。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的那幅仕女画,画的是谁?她可是真的很漂亮。不知道是她本人漂亮,还是你把她画得那么漂亮?” 刘金娥也红着脸,笑嘻嘻的紧追不放。

王勇涨红了脸,支支吾吾的窘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黄桂芳会意地看了范明一眼,轮流看着王勇和刘金娥笑弯了腰,把刘金娥也被笑得不好意思起来,涨红了脸。范明也看出了些苗头,觉得刘金娥与小学时的同学邬梅珍,也确实有几分相象,忙着说:“王勇也许是在学校里看到了这位同学才画的。可能他是偷偷地画的,并没有征求过这位同学的意见。现在听到有人要来找他算账了,可不是讲不出话了。”

看到刘金娥羞红了脸,并低下了头。王勇试图作解释,黄桂芳阻止了他,“你不用解释什么了,画的美女说像谁就是谁,根本不必说明。关键的是,你是不是一个有心人,有情人?你也老大不小了,难得小刘这样对你用心,你可不能辜负了人家。”

“这你桂芳就不必为他操心了。王勇是一个有心人,也是一个有情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追查,审查不停,为了怕会连累别人,多少机会都错过了。当然,也可能是王勇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能使他心动的人,一直在等待着理想的人选出现吧?”范明笑着说。

“好了,你们就不要再讲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什么事情也不会瞒着你们的。从上一次我来见到小刘,我就感到有一种亲切感,觉得很谈得来。如果小刘现在没有对象,她愿意和我交朋友,我们有缘,可以先做朋友谈起来。”王勇坦率地说。

“我也从来没有谈过对象,家里和同事帮我介绍过不少人选,我都拒绝了。王勇大哥,我愿意和你做朋友,你是我佩服的人,我听你的。” 刘金娥红着脸大大方方地回应王勇。

“太好了!看来你们这是前世修来的。范明,我们多了一个弟妹。你的呢?也该有一个交待了吧?是谁啊!我们认识吗?”黄桂芳转过头来盯着范明问。

“她叫王安琪,是我们学校66届初三毕业生。她原来也是学校美术和书法小组的,王勇是认识的。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范明说。

“王安琪?我认识啊!她是一个非常文静,话不多,心情温和的好女孩。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写得一手好字,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 刘金娥高兴地说。

“啊,是她呀!你怎么会找上她的?记得你走的那年,曹明霞不是跟着你走的吗?她好像对你相当关心啊!”王勇说。

“我刚去的几年,根本没有心思考虑个人问题。后来政治审查步步升级,我成了全师的重点审查对象,就更没有谈情说爱的心情了。到边疆两年后,曹明霞由基层连队调到了团部负责照相馆,就慢慢地疏远了。而王安琪却始终对我很好。她是劳动模范,很早就入了党,并担任了党支部组织委员。在我被审查的期间,她不避嫌疑为我辩护,被组织认为阶级立场不坚定,免去了党支部组织委员。为了我,她还主动放弃了被保送回上海医科大学,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学的机会。她真心诚意地支持我,跟着我,毫无怨言,也不后悔,使我很感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她给了我支持的力量,我实在亏欠她实在太多了。我们在东北已经正式登记结婚。”范明解释说。

“真是太感人了,不容易啊!范明,我为你感到高兴。你也有了这样的一位优秀的贤内助。她这次跟你一起回到了上海没有?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了。”黄桂芳说。

“好吧!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聚一聚吧!你的老陶也该介绍我们认识了。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都有了对象和另一半,也应该介绍他们相互认识,经常聚聚让他们加入我们的生活和活动圈子,增加相互了解。”范明说。

“可喜可贺啊!有情人终成眷属。范明和安琪从远方来,难得相聚。酒逢知己千杯少,莫把金尊空对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朝夕祸福。得相聚时宜珍惜,莫待白头空相思。” 黄桂芳兴奋又感叹地信手拈来,拼拼凑凑做起诗来。

“你怎么也会变得文绉绉的,这样老气横秋起来?这哪里还像是我们叱咤风云的‘皮球’桂芳吗?”王勇笑着问。

“怎么?我当然比你们大,重要的是因为我已经升了级,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你们至今还是童男,童女,还没学会做人。年龄上大你们一个月也是大,你们敢不认我这个大姐吗?” 黄桂芳摇头晃脑得意地反问。

“是,是,升了级的桂芳大姐,小弟不敢。”范明和王勇异口同声地拖长了声调,忍着笑齐声回答。刘金娥看着他们三人亲密无间的嬉笑说闹着,也流下了兴奋的眼泪。

“晚上我们就在外面卖一点熟食,带一瓶白酒,几瓶啤酒到施小宝家吃饭。好好与他谈一谈,听听他述苦,了解他对黄雅芬的态度,也多观察一些黄雅芬的病情。范明,你是打算明天就安排黄雅芬去精神病医院检查吗?”笑闹罢,王勇转入了正题。

“是的,黄雅芬越早去医院检查越好,起码要搞清楚她是否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和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她已经疯了这么久了,要恢复就要消除造成她疯的刺激因素,在爱情上得到安慰和满足,使她能安心,平静下来。不管他们的案子是否真的是冤案,病总是要看好的。”范明说。

“这样吧!我可以安排街道的刘医生和我们一起去。” 刘金娥说。

“我看有刘医生,小刘和我一起陪施小宝和黄雅芬去精神病医院检查,应该够了。你们男的去多了,反而会不方便。你们俩就算放半天假,一起多谈谈吧!明天下午,我们还是在这里碰头,进一步讨论解决方案。”黄桂芳说。

在施小宝的简陋小屋里,范明,黄桂芳,王勇和刘金娥,坐在从办公室带来的两条长板凳上,施小宝就坐在他的小板床上,大家围着由两只箱子临时搭起的小桌子喝起酒来。范明,王勇和施小宝慢慢地吃着,喝着,不着边际地聊着天。黄桂芳和刘金娥提前给黄雅芬喂了一些食物,并喂了安眠药,让她安安静静地睡着后,随后也加入了谈话。

酒过三巡,范明挑起了话题,要求施小宝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参军后,一直到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黄雅芬发疯,他们一起被押送回上海的全过程。施小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终于打开了话匣,流着眼泪述说起了他参军后的经历。

“我和黄雅芬都是学生党员,于1968年5月参军,去了驻扎在某省的陆军野战部队。经过新兵集训,我被分配在机械化连队当新兵,黄雅芬被分配去了团部的通讯班当接线员。我所在的摩托车连队训练任务很重,经常出去拉练,到一些不同地形的训练场所训练。只有在训练结束回到营地休假时,我才能向连长请假上团部去探望黄雅芬。

回忆这刚开始当新兵的头半年,对我来说是又新鲜,又刺激。我全力以赴投入新兵训练和集训,长时间在烈日下的队列操练,努力学会驾驶摩托车去适应各种地形,地势。仅第一月的初步训练下来,我的小白脸和一身细皮嫩肉就被晒成了一个黑金刚。当我请假上团部第一次与黄雅芬会面时,黄雅芬心痛地抚摸着我手上和脚上因为学摩托车各种技巧摔伤和擦伤的累累伤痕,用手巾帮我擦着被晒得乌黑发亮的光头上的汗珠。她一再的叮嘱我,要小心,要懂得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她担心。

傍晚我们在桦树林子小道上慢慢地散步,谈着在这分别的一个月中发生的种种琐事,关心地询问对方的感受,述说着相互的思念之情。我们坐在小河边的草地上相互倚偎,看着夕阳渐渐地落下。也就是这次一个月后的重逢,我们有了初吻。我俩沉浸在久别重逢的热恋幸福中,直到晚息军号吹响,才依依不舍告别。

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出一个样子来,而黄雅芬则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凭着我的顽强毅力和强壮的体格,我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强度军事训练,而且都是以优秀的成绩一次过关。我主动地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热心地帮助训练成绩差的战友赶上来,积极配合班长,排长和连领导做好情绪低落战友的思想工作。我就像一只永不疲倦的发动机,盼望着去接受新的挑战,同时期待着与黄雅芬的下次相会。我希望在每次与她会面时都能够有新的成绩向她汇报。

随着老兵的复员和退伍,八个月后作为一个党员战士,我担任了副班长,接着又代理班长。我带领了我的班连续在集训中得到好评,在军事竞赛中连连夺标。入伍一年后,我正式当上了班长,不久又兼任了副排长。黄雅芬也因为表现突出,又是党员,很快就被任命担任了团部的通讯班长。

部队的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是我们觉得精神上非常充实,信心十足,大约一个月一次的见面使我们回味无穷,充满着爱情的甜蜜。尤其在一次团里的文艺演出,我和黄雅芬表演了一个我们最拿手的红卫兵双人舞,博得了全场喝彩。我俩的恋情也成了全团上下津津乐道的佳话,人人羡慕的天生一对。

在一次训练中,我所在排的排长受了伤,我就代理了排长。然而,不管我如何的努力,工作如何的出色,立功,授奖都可以,我的提干却成了问题,这代理排长一直当了一年多也看不到希望。原因是当时从农村来当兵的都把提干作为唯一的最好出路,提不了干部的几年后只能复员回家乡了。因此,老兵们在争取提干问题上争得利害,许多在连,营,团部军官中有老乡,亲戚和朋友关系的都在私下活动。

我是上海市区户口,复员回上海工作被这些老兵们认为是比提干更好的前途。我被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属于考虑范围,我的提干问题就一再地被拖了下来。而在此期间,黄雅芬却一路顺风,由通讯班长调到了团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很容易的就提了干。我变得有些情绪低落,越来越烦躁不安,在与黄雅芬会面时话也越来越少了,再也没有了像过去的那样欢乐气氛。黄雅芬也变得忧心忡忡。

眼看着半年又快过去了,我的脾气越来越大。我向黄雅芬提出,如果我不能提干,到我复员时她也必须转业,不然就分手。在我基本已不抱希望,等着复员时,一天我接到了任命通知书,被直接任命为排长,兼连队副连长。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去见黄雅芬,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让她分享这份快乐。

但是,黄雅芬只是冷漠地勉强笑着说,‘好啊!现在你总算如愿以偿了。’她接着告诉我,她已经接到了调令,要调到师部担任机要秘书。一周后,她必须到师部报到。我毫无警觉,还在很高兴地说,这可是双喜临门。但是黄雅芬却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喜悦,似乎还十分忧虑。这还是我回连队后回想起来感觉到的。”

施小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大口酒,继续说:“我一路来想得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我给了她太多的压力。我当时把名利,地位看得太重了,简直是鬼迷心窍。我的患得患失,唉声叹气,使她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也可能迫使她做了一些她本来不愿意做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她也从来没有讲过。”

“你缓一口气,吃一些菜,把思想清理一下,争取讲得条理清楚。尊重事实,重证据,不用加入过多自己的主管分析。这样,我们的认识就能客观一些。”王勇安慰地说。

“好!谢谢!我会尽量讲得客观。可惜黄雅芬疯了,真实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她知道。我只是道听途说,只能主要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施小宝吃了几口菜,喝了几口酒,扭头看了一眼熟睡中的黄雅芬。

他接着往下说,“我从被提干,任命为副连长后变得越来越忙,被派出去参加干部培训,要我组织带队拉练,集训,组织参加军事演习,根本就没有空余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组织的培养,也是自己争取进步的机会,就全力以赴,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

黄雅芬调到了师部,路太远,我也没空,整整半年没能去看她。在这个期间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的没有被提干的老兵甚至当面顶撞我,嘲笑我是靠女人提的干,升的职。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我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如果我真想要黄雅芬帮忙,就不会在代理排长后等了一年半才提干了。我理解他们的沮丧心情,只要不影响工作,我都忍了,也没把他们说的当一回事。你们想我们进步得这样快,不遭人妒嫉才怪呢!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半年后,我上师部去看她。她是师部机要秘书,我进不了她的办公室,一直等到午饭时间才见到她。黄雅芬冷淡地笑着对我说:‘你总算想到要来了?干得还好吧?’我兴奋地告诉这半年来的一切。整个午饭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她只是不动声色地坐着听。我还嘲笑她怎么变得这么文静,是不是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了起来了?

午饭时间很快过去了,她说我来得不巧,她要赶紧回办公室工作,晚上也要开会。她要送我到车站,要我下午就搭车赶回连队。她说她一切都很好,不必为她担心,要我自己多多保重,把心都放在工作上。她还说,最近她会回团部开会,不过时间太短,见面不方便,就不见面了,男儿应该以事业为重。

就这样,我费了好大劲到了师部,却只呆了两个多小时,和她谈了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就被黄雅芬赶了回来。到了团部时间还早,我就去见了一些老首长和朋友。我发觉他们都比较冷淡,唯有团部的参谋长,他热心地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问长问短挺关心的。

后来,我和黄雅芬过去在通讯班里的要好朋友谈起,我隔了半年去看她只谈了不到一个小时,被赶回的事。她们都只是说,黄雅芬现在是师部师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当然身份不同了,连她们也很少见到她。我总觉得不是味道,闷闷不乐地回到了连队,但也讲不清楚问题在哪里?连队工作一忙也就没有多思考。”

施小宝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三个月过去了,我们连队的连长因为要去军校上学,我被直接任命担任正连长。因为我们是野战军的机械化部队,军事训练和演习项目很多,我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为了争取尖刀连的称号,我卯足了劲。我这是在试图转化自己感情上的苦恼,为工作上的动力,拼命努力,就这样又过去了半年。

我在连队回防休整期间,经常想给黄雅芬打电话,但是她劝我不要老是打扰她,不能占用机要室电话线。她说她会主动打电话给我的,但是我等来等去,就是等不来她的电话。我说要去师部见她,她总是推说要出差,开会等各种理由,阻止我去。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她了,她的电话越来越少,来了电话也讲不上几句话,就以各种理由想挂断。我苦恼透了,我发觉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渐渐就有了怀疑。

留心了以后,我回忆起了这近两年来她的种种反常行为和神态表情,加上自己以往听到的种种流言蜚语,我的怀疑心就更重了。我千方百计地去打听有关黄雅芬的消息。她的消息很少,我却听到一些老兵对师长和团参谋长的议论。这些老兵私下说他们俩都是老色鬼,凡是与他们沾边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原来师长在解放战争初期就担任了团长,团参谋长当时是他的贴身警卫员。如果师长不是在解放后一再地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处分,早该升上更大的官了。据说师长的资格要比军分区司令员的资格都老,谁也惹不起他。团参谋长更不是一个东西,与师长串通一气,以师长为后台靠山,一再帮师长物色女人拉皮条,自己也拣剩的,插上一腿,都不是好东西。

我越来越担心黄雅芬的处境,她可正是在大色狼的手下工作啊!我绝对相信黄雅芬对我的感情,认为她现在的特意疏远我,一定有她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利用职务的方便偷偷地去过师部几次,想通过亲自侦察了解实际情况。反正我在师部没有几个认识的人,我自己也是一个连级军官,在师部小心地走动不会引起怀疑。我在暗处看到了黄雅芬上班,下班,上食堂吃饭,回宿舍,生活好像很有规律,没有任何反常之处。当然,在晚上六点以前我必须离开师部,搭上回团部的公交车,我不想在师部招待所过夜,留下记录。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在我一次带着部队拉练回军营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了黄雅芬约我傍晚在团部我们过去常去的小河边见面的电话。我期待着与她的会面,有太多的疑问要问她,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施小宝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脸部露出了十分痛苦的表情,努力地回忆着。这时候,屋子里静得能听到一根针的落地声。

他猛灌了一大口白酒,接着说了下去,“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会把我约到了我们参军后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直接冷着脸,两眼下垂看着地面告诉我,她要和我分手。她说是她不配我那么珍惜她,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的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她希望我好好努力工作,尽快忘了她。

因为太出人意料,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得到她内心的悲哀。从地上草皮被坐过和走过的痕迹看,她已经在这里坐立不安地等了很久了。我只觉得从她身上传来一阵的冷气,在她身上我再也看不到以往最熟悉的那种满面春风,关怀备至,英姿飒爽,叱咤风云的气质。她讲完了话,头也不回就这样走了。我没有讲一句话,气得浑身发抖,也根本讲不出话来,就默默地看着她越走越远。

按照我当时的感觉,我只觉得头皮发胀,脑子一阵一阵的发晕,看来我的不祥感觉和外面的种种谣言都是真的。在这近两年来,她老躲着我,肯定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至少根据我的直觉,我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她现在的职位高了,成天与师级军官们在一起,眼睛里还能有我这个小小的连长?我想,原来她对我的山盟海誓,甜言蜜语都是假的,地位变了,一切也就变了。这么一来,我已经憋了很久的火气都爆发了。我恨不得把她抓回来,杀了她。我要报复,要揭穿她的虚伪,要上师部去抓她的奸,让她出丑。我宁愿同归于尽,也不能让她得逞。”

施小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当时真不知道自己的火气有多大?报复心有多重?以至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祸,把黄雅芬和我自己都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又猛灌了一大口白酒,流着泪,继续说:“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根本没有冷静地替黄雅芬想一想,只一心想追上去找她的麻烦。于是,我就当机立断,赶上了到师部的公交车。我在师部所在地找了一家小吃店,匆匆忙忙吃了一碗面后,就悄悄地来到她宿舍边的小树林里蹲下身子,耐心地等着。这次我是下定了决心要等过夜的,看看她到底在搞些什么勾当?我见到黄雅芬神情冷漠地在下班吃了晚饭后,就端着脸盆和衣服去澡堂洗澡。我没动声色继续等着她洗完澡,回宿舍。然后,她就在宿舍的洗漱间洗换下的衣服,并到宿舍外面凉衣架凉好后回了她的房间。

一直等到了十点钟过后,我以为不会有事了,正想改变主意找地方睡觉去。这时候来了一个年轻士兵,敲开了她的门。不一会儿,她就跟着那个士兵走了。我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只见来到师部办公楼后面的一栋独立的平房。她似乎很熟悉地直接走了进去,那士兵就在外面和另外一位年轻士兵聊天。我等了大约有十分钟,不见她出来,越等火气越大,终于忍耐不住,没等这两个青年士兵反应过来,就冲了进去。

我冲进亮着灯的里间卧室,见到双人床被子已经铺好,个子矮矮胖胖,上身只穿着汗背心,露出一身横肉的一位长官正面朝里坐在床边,黄雅芬正倒在他的怀里。我火冒三丈,怒发冲冠,大声骂着她,婊子,不要脸,坚持要黄雅芬跟我走。这时,这位长官一把推开了她,冲向挂衣架拔枪。黄雅芬惊惶失措地看着我,面色苍白地大声哭喊着,叫师长不可以,并上前拉住他,阻挡他去拿枪。两个年轻士兵也从后面跑来抱住了我,把我往外拖。这位首长转过身来大声吼着,说我是闯进屋来行刺的,命令士兵将我押起来。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师长。在我被师长指证为行刺时,我虽然有一些怕,但还是大声反驳,并责问师长,在深夜把我未婚妻招到这里想干什么?我来找我的未婚妻有什么错?黄雅芬则跪在地上,抱住师长的腿,苦苦哀求师长不要把我抓走。我还愤怒地骂她怎么能够做出这么肮脏的勾当?我不要她为我求情,还说听到她的说话都嫌她脏。我还直接挑战师长,说他有种就拔枪杀了我,不必找借口。”

“这个地方你必须讲得十分准确。你仔细回忆一下,在师长打算拔枪时,你当时有没有拔枪的举动?”范明插嘴问道。

“我记得很清楚,我绝对没有拔过枪。当然,在师长拔枪时,正好那两个年轻士兵追进来抓我,夺我的枪,出于护枪的习惯动作,我一只手放在皮枪套上是完全可能的。” 施小宝回答。

“那么,为什么你最后要自己承认有拔枪意图?”范明追问道。

“我接着讲下去,你就会明白的。” 施小宝把酒杯放在临时的小桌上,接着说:“当时我反正豁出去了,暴跳如雷,骂个不停。那两个年轻士兵根本就拖不动我。后来又来了两个军官,他们四人才把我押进了禁闭室,并缴了我的枪。我没有再作反抗,只是骂他们助纣为虐,枉为军人。他们也不理我,锁上了门就出去了。

按道理我去见黄雅芬是不必带枪的。那天也是合该有事,我在接到她的电话后,下午我还刻意地打扮了一番,佩上枪,使得自己在镜子里显得更威风凛凛。不过,我作为一个连级军官,随身带枪也是合法的,部队并没有规定军官上师部机关不准佩枪。

说实在的,那天也是因为有黄雅芬拼命阻挡着师长,没让他拔出枪来,我当然不会拔枪的。我的火气再大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在师长住处对师长拔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不过,当时如果师长真的拔出了枪,要对我开枪,按我的脾气,又正在火头上,我难保不会拔枪反抗,拼个你死我活。这是只能对你们讲的老实话。”

范明往施小宝的酒杯里倒满了酒,施小宝喝了一口接着说:“我在师部禁闭室只被关了三天。因为对自己将会遭遇到何等命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只能在焦虑和烦躁不安中等待。如果师长坚持我是行刺,我可能会面临军事法庭的审讯,被判刑。这件事情,就算不上军事法庭,最轻的处分我也起码会遭到革职和党纪处分,甚至强制退伍。我的肝火越来越旺,我认为我的前途被全部毁掉了,这一切都是黄雅芬害的。

在这三天中,我不时地听到不远处传来似乎是黄雅芬的叫声和哭喊声。我自己欺骗自己,认为这一定是错觉。这几天,天天有大雨,她不可能淋在雨里这么喊着,叫着。既然黄雅芬为了升职,能够在我背后做出这样肮脏的行为,她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为了我而哭泣?我警告自己千万不要再自作多情了,也绝对不能再心软。

关押我的当天夜里,只听到在拘留室走廊里,两个负责看守我的年轻士兵冒着大雨,咚,咚,咚,跑进跑出的忙个不停,还不时传来一阵一阵的哭声和谩骂声。我听不清,还嫌他们太吵。第二天上午,其中一个士兵来给我送饭时,把饭菜往桌上重重的一放,对我吼着说:‘你这个畜牲,给我听好了。如果黄大姐出了什么事?你就别想活着走出去!’不等我回答,另一位士兵强把他拖了出去。我在想,我才是受害者,他们都是帮凶,凭什么这样对待我?黄雅芬会有什么事?看来她把这两个年轻士兵都收买了,都帮着来整我,我才会有事呢。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其中一个士兵冒着瓢泼大雨,大声哭喊着冲进了拘留所,拉着另一个士兵一起冲了出去。这次我听清楚了,他喊的是‘黄大姐出事啦!’。我还是半信半疑,我想她能出什么事?还不是在使苦肉计博取同情?我才不会上当呢!不过我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不由得怀疑,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了她不成?

不到晚饭时间,一位师政治部的胡干事打开了拘留室门,进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黄雅芬在师部办公楼外淋着雨,见到每一个师部干部,都拉着要求放我出来。她已经不吃不喝的哭了两天两夜。虽然她的同事和警卫班的战士一再把她拉回宿舍,但她又一再出来。她的衣服这两天两夜就没干过,喉咙全哑了,发着高烧,已进入昏迷状态,被送进了医院。我的冷酷无情已经在警卫班动了众怒。怕出事,师领导决定马上把我押回我所在的团部,听候处理。

在我被押回团部的途中,我见到有一辆从团部向师部的敞蓬军车,上面站着的都是焦急万分的团部通讯班和团部直属机关的女兵。看来她们都是去探望黄雅芬的。她的人缘很好,她的那些朋友并没有因为她与师长有染而抛弃她。我想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了她?为了我她能够抛弃一切,足以证明她并不是为了升官晋级而出卖自己肉体的。

我被关在团部拘留所将近半个月。在此期间,我想得很多很多,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关于黄雅芬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我回忆起,在我因为迟迟不能提干,处于彷徨失落时,她曾经多次小心地对我说,不能提干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复员回上海从头开始。我当时哪里听得进去?我只是对她怒吼,要她不必说这些风凉话。我就不相信,我会比不上她?我不会承认失败。我甚至向她说,如果要我灰溜溜地复员回上海,我没脸去见江东父老,宁愿去死。

我得承认,在我内心深处是暗藏着,埋怨她没有帮我的意思。她是团党委秘书,要想帮我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是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虽然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的行为和表现出来的情绪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在逼她。我也得承认,当时自己是非常单纯,而且盲目地自信。我认为我干得比谁都好,早就应该被提干的。凭我的能力和努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的前进,我是永远不会承认失败的。

在团部关押期间,几乎没有人来看我。可能是我的案情太严重,也可能是我的人缘差透了。我带领连队处处要争第一,样样要出人头地,强调实行铁的纪律,把这些看作是我的成功业绩。虽然我也间接地听到过一些怨言,但我认为这是指导员的工作没做好,不是我的问题。我认为我作为连长,除了担任领导和指挥工作外,还能处处以身作则,本人过得硬。我做得到,要求下属也做到,还有什么可埋怨的?我根本就没有从下属的角度思考过。许多体格不如我的下属,被超强度训练搞得筋疲力尽,已经无法忍受。现在我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谁还会来看我,自己找麻烦?

在此期间,只有我也熟识的那些黄雅芬过去在团部的一些亲密女友,不断前来告诉我有关黄雅芬的近况。我知道她从师部医院逃了出来,回到师部继续缠着师部的各位首长求情,要求放我出来。她声嘶力竭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表示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去死,只要能免除我的处分,放我出来。

她闹得实在不像话了,师领导没有了办法,只好把她关了起来。她又苦苦哀求看守士兵放她出来,因为她要救她的小宝。只要看守稍有不注意,她又冲了出去。她脱光了衣服在大雨里跳舞,到处叫着要还给她的小宝。她的神经已经失常,人也折腾得不象样了,再次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了这么一折腾,据说师长觉得脸上无光,也给气跑了。

她们告诉我,在黄雅芬做团党委秘书期间,一次师长到团部来视察工作,见到了她。师长当场就表示很欣赏她,要调她到师部工作。团参谋长也一再劝说黄雅芬,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晋升机会,要她服从调令。黄雅芬一直是婉言谢绝的,说她的对象在这里,到师部工作不方便。她们还告诉我,因为我的提干问题造成了她极大的困扰。黄雅芬与她们说到过,我的事业心非常强,不肯与她一起复员回上海,一定要争取提干。在一次团参谋长找她谈话时,她说到了这个问题。团参谋长说这个他可以设法解决,但是她应该服从组织需要调到师部工作。

她们问我,难道我一点没怀疑过,黄雅芬同意调师部和我提干的关系?她在调到师部工作后,也一再设法保护过自己,后来才不得不屈从。难道我一点也没怀疑过黄雅芬的屈从与我再次提升为连长的关系?她们又问我,后来她试图慢慢切断与我的联系,直到她特意到团部找我,当面表示要与我分手,难道我一点也不能体会到她的苦心吗?难道我一定要置她于死地吗?

我的整个心颤抖了。我太自私了,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我真的没有想到,为了我的提干问题会对她造成这么大的压力。我的虚荣心竟会迫使她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如果我当时能体会到她的苦心,能对她多一点信任,多一份爱,能及时拉住她,一起商量如何摆脱困境?事情就不会闹得这样不可收拾了。

现在她疯了,我又被关押着,我还能怎么办?我欠下了她的情债,用我的一辈子也还不清啊!我后悔了,我的傲气和霸气消失了。只要能使我从当时的处境脱身,只要能和黄雅芬在一起,照顾她,治好她的病,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唉!人为什么一定要走到了绝处,才会想到悔不当初?” 施小宝失声痛哭起来。

从一开始听到现在,一直没有插过一言的黄桂芳和刘金娥,轻轻的抽泣着,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范明和王勇对望了一眼,王勇问道:“现在又谈到了关键处了。你要冷静下来,详细地告诉我们最后阶段的处理过程。”

施小宝用手巾擦了一把脸,继续说了下去,“其实,最后阶段的处理过程,连我也被搞得糊里糊涂的。当时,我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除了要想和黄雅芬在一起,其他的已经什么也不在乎了。师政治部的胡干事又来了,他告诉我黄雅芬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神经还是不正常,口里还是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

师党委打算尽快处理完这件事,不要把事情继续闹大。他们不准备把我按行刺师长罪名处理,也不打算上报到军事法庭去接受审判。考虑到如果我被判刑,黄雅芬是根本活不下去的。他们打算把这件事,由团党委来处理,要求我也要认真检讨,认识错误,积极配合,使各方面都能够有一个交待。希望我尽快能和黄雅芬团圆,这样才会对控制病情发展有利。

随后,团参谋长来过两次。他反复强调,根据他到连队和师部调查,我去过师部不止两次,起码有五,六次之多。他说,我不知道师长的住所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还说我带枪闯进师长住所卧室,是完全有预谋的行刺行为,起码我得承认有拔枪的意图,否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他也没法交待。

团参谋长告诉我,按我的罪状,完全应该枪毙,至少判上个十年,八年的。现在师部考虑到黄雅芬的情况,要从轻发落,我已经拣了一条命,就不要不知好歹再为难他了。我将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清理出干部队伍,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黄雅芬一起押送回原籍上海。我根本没有为自己辩解的余地。押送回上海后的情况,你们都是知道的。” 施小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结束了他的叙述。

“看来是黄雅芬救了你两次命。你是职业军官,应该十分清楚。第一次是当你冲进师长住所,如果不是她死命挡着,师长真拔出枪打死了你,你是白死。你没有抓到奸情,也根本告不了他。你还带枪闯入,打死了你,师长完全不必负责。而后,如果不是黄雅芬把师部机关闹个天翻地覆,人人皆知,引起了公愤和领导的同情心,气跑了师长,凭你惹的祸,不死也要脱层皮。”范明说道。

“这个团参谋长的问题看来很大,他是师长的嫡系,一手提拔的老部下,与黄雅芬的被调到师部,担任机要秘书有直接关系。到最后,他又是一手处理你们案子的主要负责人。你是否还能记得起,你在部队时一些了解你的战友和领导的名字,职务和联络方式?最好把这些通讯录尽快整理出来。”王勇说道。

“关于黄雅芬的病情你是怎么看的?从回上海一直到现在一年半来,病情有些什么变化?”范明问道。

“通讯录我会尽快整理出来。她的病情是这样的,刚回来时她只能认得我,别的人,包括她的父母都不认得。只要能见得到我,她就能安静下来,不会乱来。我出去做事,就只能把她锁在家里睡觉。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她的情况有好展,清醒的时间多了,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她还不让我接近她,说她身子脏,一定要和我分开远一些睡。不过每天大多数时间她还是糊涂的,有时候她经常会一个人自言自语,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她好像十分警觉我的一举一动。” 施小宝说。

“你是否有经常与她讲讲话,安抚她的情绪?在她清醒的时候,你是否向她明确表示过,不管她变得什么样,你还是爱着她的,希望她好起来和她结婚过日子?你的态度是她最紧张,最关心的,也是支持她战胜疾病的精神支柱。如果她看不到希望,自暴自弃病是很难好的。”范明继续问道。

“你的意思我懂。我在每天帮她洗脸,洗手时,总会和她说说话。不过我一直认为她还是疯的,不会懂的,没有试过向她表示态度。每到晚上她根本不让我靠近,后来我就没有再试着接近过她。我也没有试过和她多谈谈,对了,这倒是可以试试看的,起码是绝对不会有坏处。每天我的工作一忙,里里外外都要顾到,时间老是不够用,晚上还要考虑省些电,只能早睡。没有钱什么都要省啊!” 施小宝无奈地回答。

“她自己会上厕所吗?” 黄桂芳问道。

“马桶就放在后面,她应该能够得上。刚回来时,她有时会自己去,有时就拉在身上。现在拉在身上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施小宝说。

“你现在的态度到底怎么样?你还爱着她吗?如果经过治疗和你的爱抚,她恢复了,你将怎么对待她?这是她是否有勇气面对现实的关键。”范明说。

“我刚才说了,这是我欠了她一辈子的情债。她为了我能够抛弃一切,我只是一个自私的人,是我把整个事情搞砸了,还害得她成了现在这样。说实在,我是绝了望,现在过着的一天一天是在混。我既下不了手杀她,也没有自杀的勇气,又没有办法治好她的病,还能有什么希望?不过,我可以对天发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照顾她一天。只要她稍微好一些,我会和她结婚。而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永远不会背弃她。我再也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允许她被任何人伤害。不管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会永远把她放在最安全的位置。” 施小宝热泪盈眶地明确表态。

“那就好了。事实也是,如果黄雅芬的神志不能完全恢复过来,没有她讲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们的案子就根本没有翻案的可能。如果没有你对她的爱,她就根本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也完全没有恢复健康的希望。” 刘金娥高兴地说。

“施小宝,饭后你帮黄雅芬好好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你在帮她洗时,一边要耐心地告诉她,明天我们会一起带她去医院,要治好她的病。你要和她结婚,生孩子,白头到老,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 黄桂芳接着说。

“看病要钱,办任何事情都要钱。我这里有三百元,黄桂芳你先拿着统一使用,不够再说。”范明说。

“你的工资才三十二元一个月,扣掉了花费,这是你两年多的积蓄。你回来是要在家补办结婚酒席的,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人承担?还是我们三个人每人一百元吧!”王勇说。

“这里也应该加上我的一百元。有了这四百元应该可以暂时解决黄雅芬的看病,我们为施小宝担保申请运输搬运个体户的费用和买一辆旧的脚踏三轮运货车,以及他们当前生活安排的整个费用了。” 刘金娥坚决地说。

“这样做,会不会拖累了你?你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最好你还是不要公开出面为好。” 黄桂芳关心地说。

“出钱可以不公开,担保申请个体户我就非公开出面不可,否则会办不成的。如果加上要到他们部队去了解情况,没有党支部出面也是不行的。我会注意尽量低调一些,做到不引人注目。” 刘金娥解释说。

“是啊!他们这个案子要想翻过来,还确实需要一点运气。林彪集团垮了,有机会真该去了解一下,对这支部队和师长的官位有什么影响?”范明说。

“那就这样了。明天上午八点钟我会准时到这里。” 黄桂芳说。

“好!八点我会和刘医生一起到这里。施小宝,你和黄雅芬到时间能够准备好吗?” 刘金娥问。

“我,我们保证会准时在这里等你们。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们。” 施小宝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谢的话才好。

话分两头,刘金娥,刘医生,黄桂芳都陪着施小宝和黄雅芬一起去了精神病医院。王勇和范明得了闲,两人上午重游了年幼时常去的上海老城隍庙。在九曲桥旁的大茶楼,哥俩磕着瓜子,喝着茶,聊着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张贴的标语换了又换,老城隍庙的风貌依旧。楼下九曲桥上人来人往,湖对面的南翔小笼包,店门前还是车水马龙。

王勇问范明:“当你知道这长达近四年的清查五一六,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案子结束了,除了马上想方设法与我们恢复联系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事?”

“记得团景政委到连队找我谈话,宣读了师,团党委的决定。等他走后,我只觉得好累,一点儿也快乐不起来。紧绷了这些年的神经一下子松了下来,只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傍晚,我上连队小卖部,买了一瓶六十度的‘北大仓’烧刀子酒和一盒午餐肉罐头,一盒凤尾鱼罐头,一个人就上了后山的兴安岭。穿过了山林,翻过了几个山头,登上山坡,在一片连队废弃了的人参种植地,我面向南天一人独饮。

如你所知,秀慧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已经有十五年了。我向着南天大声叫喊,发泄我满腔的闷气。我要告诉她,我又重见天日了。我也必须面对审查期间一直给我支持和关心的王安琪,要对她有一个明确的交待。我就这样吃着,喝着,坐坐,走走,敲打着空罐头盒呤诗,高歌,一直喝到酩酊大醉,在山上过了一夜。亏得是在夏天,否则我非给冻死不可。”范明微笑着说。

“我不会笑话你的,而且完全理解你的心情,恭喜你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说明我们都是有情有义之人,血管里奔腾着的是满腔热血,有着报国为民,为追求真理不惜流血牺牲的坚定决心。在我结束被审查后,也是如释重负。我首先想到的是向单位请假一周,去完成自己多年来未能完成的心愿。”王勇平静地说着。

“是啊!在我们的心中都有情,有义,是这些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掩盖下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是在光辉华丽的继续革命口号下的包藏祸心,祸国殃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各种政治迫害和令人无法忘怀的悲惨分离。你见到她了吗?邬梅珍现在还好吗?”范明感叹地问道。

“按照我在清理敌伪档案时,抄下的邬梅珍父亲家在安徽村落的地址,我带着当年画的邬梅珍所有肖像,找到了她的家乡。我忐忑不安地一路问着,试图找到他们现在的住处,只想偷偷地看上一眼,并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然而你该知道,在农村的各家各户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秘密。还没等我进村,我刚一打听,那些好心的乡亲们已把我围着,热心地帮我带路。邬梅珍的父亲和家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都已经热情地迎了出来。

我有些面红耳赤,觉得难以启齿。当确定他们是邬梅珍家人后,我只得硬着头皮进了他们家。我见到了邬梅珍和她的母亲,依稀地我还能认出她们来,因为邬梅珍很像她母亲年轻时的模样。看到她们一家子像是在猜谜一样,笑着琢磨着我,我知道,当年的我是这样的矮小瘦弱,现在已经是一米八十几的个头,变化太大了。她们虽然已经知道我是从上海来找邬梅珍和她父亲的,也实在没法猜出我是谁和我来的目的?

我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了邬梅珍当年的画像。邬梅珍她双手捧着这些画像,流着泪,兴奋地跳起来反复叫着我的名字。她妈妈也流着泪握着我的手告诉全家,我是邬梅珍小学时在上海的同学。邬梅珍的父母告诉我,她已经结婚,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儿子。我见到了她的丈夫。他是该村的一户土改老干部,抗战老革命,已故的大队曲书记的儿子,比邬梅珍大了三岁。他大约有一米七十的个头,是一个憨厚,健壮的农民,看得出他们的感情很好。邬梅珍的父亲是在文革前一年,因为在狱中表现好,提前出狱,回到家乡与她们母女团聚的。

在饭桌上她爸爸告诉我,59年她们母女俩,因为是反革命的家属被押送出上海,回到安徽老家接受改造,一开始日子过得很艰难。邬梅珍母亲忙里忙外,又要照顾邬梅珍,也病倒了。亏得曲书记骂醒了邬梅珍,使她能振作起来照顾母亲,相依为命。老书记又叫他的老伴和儿子经常到家帮忙,才使安定下来。在荒年的几次逃荒,也是靠了曲书记一家的接济和帮助才渡过了难关。

她的父亲对于出狱后回到家乡,还能找到她们母女是感激万分。文革中,她家挨过一些冲击,她父亲接受过一些批判,也是老书记出面说明他在抗战中立过功,对革命没有血债,解放后是主动投案自首,服刑期间表现突出提前释放的,才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老书记是在三年前看到他们结婚后不久去世的。”王勇回忆着说。

范明兴奋地说:“真是不容易,安徽土地贫瘠,经常闹灾荒。她们能遇上曲书记一家子,这样的好人,现在能够全家团聚,过上幸福日子,你的一颗心也总算可以放下了。”

王勇继续说道:“我无法想象,她的父亲经过了十几年的牢狱之苦,还能保持这样豁达,开朗的心胸。他对以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能乐观地看待,而且充满了感恩和满足的神情。他对我讲,在服刑的十几年中,他最大的体会是学会了宽恕,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心平气和地对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情。许多事情的发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与其痛不欲生,悲观消极地处理,还不如泰然处之,乐观,主动地去寻求化解的方法和途径。知足者常乐,平静和乐观地对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心胸就会开阔,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听他讲来,他简直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成了一代哲学大师了。

正如你所知,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与他的一席谈话,我倍感亲切,似乎是在聆听父亲的教诲。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我从来没有一次讲过这么多的话。我向他们讲到,在1959年8月,她们母女俩被民警押着上车,要送走的那天,自己只敢站在对马路,偷偷为她们送行。我看到了王秀慧,当时虽然她的父亲已经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前,鼓励邬梅珍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向他们谈到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内心谴责自己胆小怕事的心里负担,心里一直在担忧,邬梅珍能否坚强地活下来?如今,我看到了他们一家人是这样的幸福,觉得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我还谈到了她们走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只隔了三个月,慧慧不得不随着父母去了遥远的南方,天涯海角。我们几个考进了桃园中学。我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日日夜夜,以及在接受“反革命专案”审查中的痛苦,彷徨,无助,没有了希望的岁月。我的酒量不大,心情一放松,多喝了几杯,话就越来越多,我们越谈越投机。我不知道我到底喝了多少?酒逢知己千杯少,她父亲也是一个心情中人。我们一起一会儿高声朗诵诗词,一会儿弹,拉,吹,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直喝到我最后连什么时候醉倒,睡着了都不知道。”

“你这个‘穷书生’可着了相,露出了你一直被压抑着的本性。她们一家人都是可人儿,随着你的喜,怒,哀,乐,为你高兴,为你愁。邬梅珍的父亲更是难得的随和,这样善解人意。听你这么一讲,我也感同身受。”范明附和着。

“等我第二天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只有邬梅珍一人在家陪着我,家里其他人都下地干活去了。她忙着给一家人做午饭,我就在一旁帮她烧火,边闲聊着,边照看着她的孩子。她问到了你们几个的现在情况,要我代问你们好。王秀慧这一走,杳无音信,她也很担心慧慧。她很关心你和我的婚事,希望我们能早日找到意中人。在晚饭时,我的婚事成了他们的主要话题。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关心。我只好答应,一旦我有了理想的对象,一定会和她一起再次登门拜访。”王勇说。

“妙啊!这说明他们全家都非常理解,你对邬梅珍的感情。不解开这个心结,你怎么会有谈恋爱的心情,怎么会有现在的这段好姻缘?”范明笑着说道。

“我会对刘金娥毫不保留地说明此事的前因后果,希望她能和我一起抽空去一趟安徽的邬梅珍家。”王勇满怀信心的说着。

再说黄桂芳等一行四人,陪着黄雅芬去市精神病医院看病,一直到下午三点来钟才回来。她们除了看门诊以外,还找了专家帮助检查,探讨有否早日治愈的可能性。医生们认为她的病情基本已稳定了下来了,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完全有希望在近期内得到恢复的。他们说,除了药物治疗外,主要还是要靠亲人的细心照料和精神上的安慰,免受任何的刺激。

医生再三关照,只有等她完全恢复了,并且稳定了下来,使她确信感到安全,可靠了,才可以与她慢慢谈起过去发生的事情。施小宝高兴极了,鼓足了信心,对黄雅芬关怀备至。黄雅芬也似乎理解了施小宝的心情,不怎么排斥他了。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刘金娥在街道委员会办公室,与王勇,黄桂芳和范明讨论起了,施小宝和黄雅芬翻案的各种可能性。

范明说:“这可是一个变数。如果那位师长的地位还是稳如泰山,凭他的老资格,师里的其他干部都不敢动他,施小宝他们就不可能翻案。何况他们也根本告不了师长,除非在林彪的反党集团的爪牙中也有这位师长的份,至少挂一点边,使他的地位不稳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作恶多端,东窗事发,或被害人联合起来告了他,上级部门插了手,施小宝他们才会有希望。至少对施小宝的处分决定,不是师党委的,而是团里的,这里也已经留下了余地。不过打几个反革命对他们来说是小事一桩,如果不是当事人紧追不放,事不关己,他们才不会主动来纠正,惹是生非呢!”

“估计也确实是这样,定了案的要翻案,难度是相当高。反革命的帽子本来就没有一个标准,在部队里军令如山,就更没有道理可讲。何况施小宝还的确是持枪闯入师长住所的,除非黄雅芬能讲出一些惊人的内幕。”王勇说。

“先还是按我们原来讲的,帮黄雅芬治好病,帮施小宝申请到个体户的执照,走一步看一步吧!只要施小宝能卖力工作,多挣些钱,起码日子能好过一些,可以解除治病缺钱的后顾之忧。只有等黄雅芬完全好了,讲出了事情的真相才能准确估计翻案的胜算,到底有几成把握?” 黄桂芳思考着分析着。

“在两性问题上,要拿出证据是很不容易的。黄雅芬的说明,只能帮助我们做出判断,下定决心。关键还是范明所说的,在这样几场政治斗争中这位师长的地位是否有动摇?事情有否转机?这要具体到部队去了解才行。” 刘金娥不失精明地说道。

时间过得很快,范明休假的一个半月假期已满。虽然在此期间,在施小宝的精心照料下,黄雅芬的健康恢复得相当快,已经能认人,做到简单的生活自理了。但是按照医生和专家的说法,还不能作刺激性很大的谈话,还要耐心地等上一段时间为好。在刘金娥,黄桂芳和范明三个党员干部的担保下,施小宝申请到了个体户执照,已经卖力地干了起来。有了居委会的介绍,加上他是随叫随到,服务周到,附近的商店员工也知道他的困境,有一份同情心,只要有活干,总是挑他来做。他就这样到处帮着搬运货物,挣一点辛苦钱,经济上起码要比以前宽松了很多。黄桂芳,王勇和刘金娥要范明放心地走吧!他们会继续努力的。

三个月后,范明在北大荒收到了黄桂芳的来信,写了整整四张纸。她告诉范明,黄雅芬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果然不出所料,为了能给施小宝翻案,她终于勇敢地面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经过三次访谈,黄雅芬向黄桂芳和刘金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黄桂芳在信中非常气愤地告诉范明事情的简单经过。

原来当黄雅芬还在担任团党委秘书时,那位寥师长来团视察工作见过她。后来团部的黄参谋长找过她两次,要调她去师部当机要秘书,说是寥师长指定的。因为已经听人说起过,寥师长是一个色鬼,她当然有些害怕,总是以自己对象在连队服役,她到师部工作会不方便为理由,婉言谢绝了。面对施小宝在提干问题上的麻烦和情绪变得越来越暴躁,她觉得压力越来越大,自己可以帮上一把的,一点不帮也说不过去。

就在黄参谋长第三次找她时,黄雅芬与他谈到了施小宝的提干问题。她想只要自己走得直,行得正,总不会强迫吧?何况一旦调令下来了,她也是无法抗拒的。黄参谋长一口答应,说早就应该让他知道的,亏得现在还来得及。果真在她接到师部调令的同时,施小宝不但提了干,还升了职,由代理排长升到了副连级。看到施小宝兴高采烈的样子,黄雅芬内心在挣扎和担心,根本就高兴不起来。她觉得施小宝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提干,升职,根本就不考虑她的感受。

在黄雅芬调到师部后的第一个月还算太平,因为师长在军区司令部开会。由于在师部机要办公室工作的秘书只有她一个人,而且办公室是附属在师长的大办公室里面的。师长回来后经常到机要办公室,问这,问哪的找她聊天,有时还动手动脚的。黄雅芬向师长一再说明,自己是有对象的,他也在同一支部队工作。师长说他知道,不是刚给施小宝提了干,升了副连级吗?难道还不满意?只要黄雅芬顺从他,继续升级是可以考虑的。

在一天晚上,师长的警卫小董找到她的宿舍,说师长要她送去一份文件。她跟着小董到了师长住所,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住。寥师长要她坐下一起吃水果,他说听说她的舞跳得很好,能否当场跳给他看?他并且说,在战争年代,为了掩护首长连生命都可以牺牲,难道为了满足首长的需要,她连这一点牺牲也不愿意吗?黄雅芬一听苗头不对,就站起来想朝外走。师长一把抓住了她说,难道她一定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吗?他可以提她对象的职,也可以马上撤他的职。如果她不怕施小宝死于非命,尽可以向外走,他不会阻拦她。

黄雅芬真的给吓住了,两腿像是被灌了铅,一步也无法再移动,怕到了极点。她真的害怕施小宝会为了她的拒绝而死于非命,只能眼泪往肚子里吞,乖乖地被师长糟蹋了。在后来的几周内,她老是梦见施小宝浑身血淋淋地站在她的床前。师长只要在师部,就会经常要她晚上去陪他。她无法拒绝,忍气吞声已经习以为常,当然就不敢再和施小宝见面,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调到师部九个月后,接到施小宝电话,他果真升了正连长。听到他从电话里传来的春风得意的声音,黄雅芬只能偷偷地背后流泪。

她想到过死,认为自己走错了一步,再也无法回头了,但是又怕会连累害了施小宝。黄雅芬想通过不见面,少通电话,逐步疏远与施小宝的关系,最后切断与他的关系,这样寥师长就不能再拿施小宝的命来威胁自己。谁知道怎么会搞成了这样的结果?她认为施小宝现在成了反革命是她害的,就算是要用她的生命去换取他的清白,她也是愿意的。施小宝能为了她,不顾一切找师长理论,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足以证明了对她的爱,她已经死而无憾了。

黄桂芳在信中说,她和刘金娥听得直掉眼泪。黄雅芬真是可怜,爱施小宝爱得发痴,爱得发狂。那位寥师长是无耻到了极点,居然利用了他们的感情,用施小宝的生命来威胁,使黄雅芬就范。黄桂芳在信中还告诉范明,王勇和刘金娥已经决定在最近请事假,一起去他们的部队了解情况,并会带上施小宝和黄雅芬的控诉书。

又过了一个月,范明接到了王勇的来信。王勇和刘金娥已经去过了施小宝和黄雅芬所在的部队,并顺便再次造访了在安徽的邬梅珍家。王勇告诉范明,那位寥师长南下时,也是属于第四野战军的,他与林彪反党集团也能扯上一点关系,在接受一般性审查。听说师党委已经接到了好几份控告信,加上他接近了退休年龄,退下来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把施小宝和黄雅芬的控诉书,递交给了师党委。现在只有耐心地等待了,快则半年,慢则一年可能就会有结果。

王勇在信中说,他与刘金娥感情发展迅速,打算于春节结婚。施小宝和黄雅芬的感情发展也很融洽。因为他们的“反革命”帽子并非因为政治原因,而且有了被摘去的可能性,经过刘金娥与他们两家父母的沟通,黄雅芬家已经认了自己的女儿。在黄雅芬身体恢复健康以后,她能经常回家,多了一份家庭的关怀和亲情。

施小宝现在是劲头十足,在外努力接洽工作争取多挣钱,在家对黄雅芬关怀备至,爱护有加。他已经归还了,当时我们集资借给他的四百元。现在因为翻案有望,里弄对他也放宽了管制,黄雅芬病好了,又有了家人的照料,他经常往返南北,贩运商品,做起了“倒爷”。他们打算一旦“反革命”帽子摘掉了就马上结婚。

在回到东北的第二年春节,范明决定再次回上海探亲,顺便接回到上海分娩的妻子王安琪和出生后还没有见过面的儿子。临行前,他收到了施小宝和黄雅芬决定于春节结婚的喜帖。王勇也来信讲,刘金娥刚生了一个女儿和黄桂芳的二女儿已经满月的喜讯。范明怀着又喜又忧的心情返回了上海。喜的是他可以马上见到分别了半年回上海产子的妻子和已经满了三个月尚未见过面的儿子,恭贺王勇和刘金娥的爱情结晶,宝贝女儿的出生,并参加施小宝和黄雅芬的婚礼。忧的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又有一股极左思潮在横行,他正在考虑调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事项。

事情是这样的,在年初,地方干部出身的王团长,外号叫“王大干”的,号召全团开展积肥运动。他自己“以身作则”在早上背着一个大箩筐,到团部附近的连队,装模作样地拣粪去了。和范明一起从上海来的同学,学生党员,到了兵团一直不得志的倪敏治又来了劲。原“同心干”的赵拥军当上了团宣传股干事,也热烈响应。他们跟着“王大干”后面,组成了拣粪大军。倪敏治更是别出心裁,脱掉了外裤,用绳子扎起了裤脚口,挎在肩上,发明了用裤子拣大粪的“典型事迹”。 倪敏治一下子就被“王大干”树为了全团脱裤子拣大粪的“标兵”,还被团党委一再推荐到处“讲用”,介绍模范事迹。

范明所在的十二连,干部们一起研究后觉得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出动了所有四台机动车辆,带上了拖车,并且套了十辆牛车,八辆马车,动员了全连的男,女,老,少,拿起各种工具随车拣粪,突击了一周,就大功告成。十二连积的堆肥,制作的颗粒肥远远地超过了仅靠人工拣粪的团直连队。结果是十二连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还受到了团党委的严厉批评。“王大干”到处指责十二连拒不响应,团党委的号召,是在搞独立王国,反对毛主席所提倡的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他说,动用所有的机械和畜力来积肥,是搞投机取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为荒唐了。地方干部在“王大干”团长的带领下,又搞起了阶级斗争,批判起资产阶级作风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役军官,团党委书记景政委为一位上海资产阶级出身的女知青辩护,认为出身不由自己,道路可以自己选择,不应该乱扣帽子,乱搞批斗。他被一封匿名信告到了兵团司令部,说他与该上海女知青有暧昧的男女关系。兵团司令部要求师党委调查,景政委受到了审查。在审查结束后,景政委一气之下要求调回沈阳军区,团里其他现役军官也纷纷要求调离。全团脱裤子拣大粪的“标兵”倪敏治,由一名普通兵团战士,突然被“王大干”团长提拔,当上了脱裤子拣大粪,副团长。

到了八月底,在秋收大忙季节,据说是雷厉风行,大砍大杀,一路上已经罢了不少地方官,有的还被他扔进了监狱的黑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某副书记,由副师长,师政治部主任,“王大干”团长和他一手培养的“脱裤子拣大粪”副团长,等一行陪同,分乘五辆军吉普车,一路浩浩荡荡,突然到范明所在的,地处小兴安岭边缘的十二连视察工作来了。

事有凑巧,那天正好是十二连领导班子宣布放假两天的第一天。周连长是个南下老荣誉军人,外出开会未归。连队的高指导员因为被人检举告发,与某北京女知青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而被捕,并判了刑,指导员位置留着空缺。连队负责机械排和大田作业的本地干部赵副连长,接到了电话,一看这架式,吓得连忙开着拖拉机下地去了。连队负责人力作业和后勤的知青干部,刘副连长也看出苗头不对,骑马去了离连队有十几里地的马场。大队人马到了,连队通讯员只找到了在家休息,穿着白的确良衬衫,毛的确良裤子,皮鞋擦得很亮的副指导员范明。

这位省委副书记把范明上上下下看了个够,对团长“王大干”说:“这么大的一个连队,上千倾良田,大片的草原,大批的机械,又有马场,又有牛场的,就由这样一个打扮得这么鲜亮的知青小伙子在主持?”

看到团长胆怯地不敢回答,范明主动接过话茬说:“目前是我在负责,我会向你们详细汇报我们连队的工作。你们如果有问题要问?我可以回答。如果你们打算到现场检查,由我陪同你们去。”

“你难道就没有听说过,我这一路走来已经罢了多少个官?处理了多少不称职的干部?”省委副书记冷冷地问道。

“赏罚分明,理所当然。如果我们的工作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范明不卑不亢地回答。

在这位省委副书记耐心地听完了范明的详细工作汇报后,突然口气十分严厉地说道:“虽然你介绍得头头是道,但是你们好大的胆子!在这抢收的大忙季节,你们竟然决定放假两天?如果为此造成了经济损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行,你们清楚吗?”

“虽然是秋收大忙季节,只要讲究科学种田,合理安排人力,机械和畜力,还是可以忙中偷闲,安排好连队生活的。正是因为准备要打好硬仗,更要做好机械的维修保养,劳逸结合,蓄势以待,以期望取得最大的工作成效。刚才我已经汇报了我们的工作进度,机械的维修,保养和人力上的调配。两块新开荒地的小麦进入灌浆后期,多晒一天就能多几千斤的收成。我们利用了收割中的间隔,放假两天,搞整休和机械维修,决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失,非但没有罪,还有功。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迎接您秋后的再次来视察,并等着您的授奖。”范明微笑地说。

范明理直气壮,还带有接受挑战意味的调皮回答,气得省委副书记直瞪眼,作为现役军人的副师长和师政治部主任都扭转了头,假装没听见,把地方干部出身的“王大干”团长吓得脸都变了色。应省委副书记的要求,范明领着他们到现场查看了大田各块地号的收获情况,收割后翻地的质量和进度,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待收割的两块新开荒地麦子的灌浆情况,回到连部又检查了麦场和粮库的管理。视察结束后,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讲,连午饭也不吃就走了。

秋后,十二连的确取得了大丰收,但是没有人来给他们颁奖,却传来了团长“王大干”的说法,“像范明这样的知青,胆大包天,能说会道,见过大世面,又敢做敢为。这种人是只能利用,决不能重用的。范明的傲气十足,谁也不会放在他的眼里,因此必须把他牢牢地拴住,拴紧,决不可放虎归山。否则谁还能整得了他?”

曾经点名要范明当副手,组建过团机械化联合作业修路工程队,从龙口夺粮,冒着连绵秋雨,突击抢修从团部到师部公路的现役军官,团梁参谋长私底下告诉范明,现役军官都要走了。他劝范明赶快找别的出路,尽快离开“王大干”这个恶棍的视线。

抛开了心中的烦恼,回到上海参加了施小宝和黄雅芬的婚礼,也喝了老陶,黄桂芳夫妇,为二女儿摆的满月酒。范明在与王勇和刘金娥的聊天中,他们说出了一个隐患。原来部队虽然纠正了对施小宝和黄雅芬“现行反革命”的决定,但是却没有提到恢复他们的党籍,干部级别和职称,使施小宝耿耿于怀。

施小宝通过跑单帮,做倒爷,已经成了万元大户,财大气粗,对谁也不会服气的。他又与当上了一个大型综合性商场党委书记的陈海涛和当上了副区长的邹顺发勾搭上了,与他们一起花天酒地搞成了一伙。据黄雅芬讲,在他们的鼓动下,施小宝专程偷偷地去了一趟原来的部队。他要找寥师长报仇,并且已经搞到了寥师长老家的地址。施小宝还说过,如果不能报此深仇大恨,誓不为人。黄雅芬非常担心,但又劝他不听。

王勇曾想邀请施小宝一起专程去了一趟安徽邬梅珍家,想用邬梅珍父亲的那套“宽恕,乐观理论”来说服施小宝,让他放弃报复的仇恨心理,但是不成功。听了王勇认真介绍和叙述,施小宝认为邬梅珍父亲的这些想法太迂腐,太软弱,有仇不报非君子。他想不通王勇怎么会叫一个地主阶级的国民党特务来教育他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官?

他认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通过斗争就不会有胜利。王勇对他还是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无计可施。施小宝却对王勇的阶级立场和息事宁人的态度直摇头。他觉得自己够运气,如果王勇,范明和黄桂芳的无产阶级立场真的很坚定,旗帜鲜明,他自己就不会有翻身的机会了。

范明也说服不了施小宝,他反而劝范明不要离开北大荒,躲避“王大干”,要坚持斗争的哲学,团结群众斗倒“王大干”,才是英雄本色。施小宝觉得不可理解,历史确实在开他的玩笑。到头来,像他这样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党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怎么会反而成了“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军籍,清理出了革命干部队伍?而真正怀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死硬派,如范明,黄桂芳和王勇,倒都成了中共党员,国家干部,还救了他这个被打成了“反革命”的真革命。

施小宝说他自己实在有些糊涂,认为简直没有天理。他问王勇和范明,他们到底觉得糊涂不糊涂?到底应该怎么来解释?问得王勇和范明啼笑皆非,怎么解释施小宝也无法接受。好在施小宝明确保证,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鲁莽行事,轻举妄动。他一定会以黄雅芬的安全为第一考虑,同时一定会精心策划,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达到复仇的目的。

范明回东北后,果断地辞去了他所担任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兜里揣着一张最卑贱的农村户口和妻子王安琪抱着儿子一起来到了湖南某县级市已经两年了。他和妻子一起挑过担子,拉过粪车,搞过养鸡场,教过小学,一切重起炉灶,从头开始,并取得了节节进展。没有用了多久,范明恢复了原来的干部职务,还当上了市人民代表。王安琪也当上了小学老师,在新的环境里打开了工作的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范明在湖南进入了大学本科,学习自然科学。王勇也在上海考进了大学,成为了工科的本科生。在高中毕业后,经过了十一年半,他们没有去走捷径,直接报考自己所擅长的文科研究生,而是同时转向了理工科,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生活。

突然间,从上海传来了施小宝和黄雅芬因为“感情不合”离婚的消息。据黄桂芳在信中说,他们是通过协议离婚的。施小宝把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房子都转给了黄雅芬的名下,他们的儿子也留给了黄雅芬带。他自己就更进一步地与陈海涛和邹顺发搞成了一团。据说他是在经营把上海服装北运到北京,天津,东北和西北去销售,把北方的皮制半成品南运到上海深加工。通过陈海涛和邹顺发所控制的商业系统,他在上海进行服装采购和北方皮货的加工销售。施小宝的生意越做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整天花天酒地的。不过,虽然离婚了,施小宝还是经常关心黄雅芬和他儿子的生活,给予经济上的大笔款项支持。

黄桂芳强烈谴责施小宝的恶习难改,本性难移和他对黄雅芬的背信弃义,认为他再次与陈海涛和邹顺发狼狈为奸是利令智昏,朽木不可雕也。王勇则认为这是他在利用陈海涛和邹顺发手中的权力,进行权利交换,达到迅速致富。与黄雅芬的离婚可能是施小宝的精心布局,是他完成财产转移和执行他的复仇计划的开始。范明只觉得施小宝的许多做法和行为已经超越了他们能够影响的范围。对于黄桂芳的担心和忧虑,甚至后悔当年帮助他的翻案,范明做出了一个说明,即他们只能按当时的情况决定该不该出手,而无法对日后发生的一切负责。

两年后,又有消息传来,说施小宝因为涉及走私,偷税漏税和行贿腐蚀国家干部,作违法交易被捕入狱,判了五年。当然,他的那些狐群狗党,包括陈海涛和邹顺发都异口同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落井下石,积极告发。施小宝与陈海涛和邹顺发个人的经济交往都是现金交易,从来不留下任何单据,使得他们容易撇清关系。施小宝索性来了个一肩扛起,积极配合认罪,认真交待,争取到了从宽处理。

据黄桂芳来信告知,在他服刑后,在每次探监时间,黄雅芬是回回必到。虽然已经离婚了,她还是问寒问暖,对施小宝关心得无微不至,感情上痴得可怜,无怨无悔,爱得使人心酸,心痛。黄雅芬还处处为施小宝辩护,她告诉黄桂芳不要误解了他。她说小宝是为了爱护她才决定离婚的,他会在狱中努力争取提前释放,早日和她和孩子团聚,复婚,重新开始的。

刘金娥和黄桂芳经常抽空到黄雅芬家去探望,看看他们的儿子,一起聊聊天。不过,已经当了街道党委副书记的刘金娥与王勇谈到,施小宝在离婚时已把财产都转到了黄雅芬的名下。在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发现,施小宝把离婚后的大量收入和存款都化在山西省某县,而该处正是他要报仇的对象,寥师长的家乡。

施小宝在结案时,他的大量非法收入已经化得所剩无几,他在最后判决时,是泰然自若地接受审判结果的。法院曾经派出专案组到山西作过详细调查,发现施小宝在该地作的投资和商业行为许多是明显亏本,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当然,法院并不知道施小宝和寥师长的个人恩怨,只要没人向法院提出投诉,法院也不会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只能作为投资失败来处理,投入的资金是无法追回了。

责任编辑: 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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