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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四剑客》第三卷 希望(2)
2006-10-18    范立群    《天一阁》范立群文集    点击: 3793
《从军四剑客》第三卷 希望(2

千谢万谢地送走了宋参谋后,周小芹考虑,再也没有在这里等下去的必要了,就决定去上海。她认为应该告诉陆方芳的父母她所了解到的情况,并保持和他家的联系,一起商量着来应付这种困难的局面。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上陆方芳的家,也不知道他告诉过他的父母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而且带去的还是最坏的消息,周小芹有些茫然和紧张。她就在当地的商店买了一些土特产装在行李袋里作为见面礼,忐忑不安地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陆方芳的家是住在上海市南市区斜土路上的里弄房子,一栋两层楼老式房子一楼的左厢房。他的父母都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父亲是一位基层党员干部。他还有一个妹妹,名字叫陆方静,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因为陆方芳去当了兵,她被照顾留在了上海,分配到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在周小芹下午到达时,陆方静正好早班下班刚回到家。她一眼就认出了周小芹,热情地把她接到家里。

“小芹姐,你怎么自己突然摸来啦?我哥哥呢?你们没有一起回来吗?我正在奇怪呢!昨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张从广州电汇来的汇款单,写了是给你的。”

“那是我姐汇来的,她怕我钱不够用。你哥没有回来,我是一个人来的。你是陆方静吧?陆方芳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可好了,对吗?还好有你在家,否则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看来陆方芳家里对他的事是一无所知,周小芹只能随口聊着。

“还是你的运气好,这个礼拜我正好上早班,下午两点就下班了。否则你恐怕只能在门外等了。爸爸,妈妈下班要到六点来钟才能到家。”

“我叫你方静可以吗?你哥最近有消息吗?他的部队有没有通知过你们什么?”

“叫我方静,当然可以啊!你比我大一岁,我正好缺少一个姐姐疼呢!他的部队没有来过通知,我们写信去也没回信。哥已经好久没有来信了,只有在四个多月前来过一封信,说他一切都好。他还没来由地告诉我们,如果部队和上海市革委会来人问起任何问题,家里都不要回答,要他们直接找他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正在为他担心呢!你也不知道他最近的情况吗?” 陆方静担心地问。

“我知道,我刚从他的部队来。我在广州也是在四个多月前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说是因为林彪事件,工作组进驻他的部队,以后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我的信都被以‘查无此人’的理由全部退回,我知道他出事了。为了要搞清楚他的情况,我就请了假回广州,然后直接找到了他所在的军分区司令部。”周小芹冷静地叙说着。

“部队告诉了你,我哥的情况吗?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你见到他了吗?”

“我见不到他,也没有进军分区司令部。亏得我见到了他的战友,军分区司令部党委办的宋长青参谋。他刚经过审查被放了出来,是他帮助我打听和了解到你哥的消息的。因为事态很严重,在来上海的一路上我还在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对你父母说呢?能够先见到你就好了,我会先听听你的意见再做决定。”

“其实,你不用顾虑太多,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事态再严重也是必须面对的,如果一直被蒙在鼓里到最后一起来爆发,受到的打击会更大。我哥哥自认为是一个革命家,写作成名得太早,读书成绩也好,得过很多奖。他十五岁就作为上海市业余作家代表到北京开会,后来又成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通讯员,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文革中更是冲锋陷阵,成了学生领袖,上海工人造反报的编辑,参加了市革委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可以这样说,给家里带来荣耀和骄傲的是他,他的大起大落,使家里担惊受怕的也是他。爸爸和妈妈是早就有思想准备的。”

“你父母知道我和你哥的关系吗?他是否明确地告诉过父母?”

“哥从广州回来后不久就参军了。他在上海总共也就只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他的朋友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只有在赶上吃晚饭时全家能一起说说话。他向父母说到过你,但是不详细,却毫不保留地告诉过我你的所有情况。后来是我代替哥哥告诉了父母,你和我哥的一切,而且他们也看过你们的照片。你不用担心,我的爸爸和妈妈非常好相处,他们是了解你,也接受你的。”

“喔,谢谢你了,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次冒昧前来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认为你哥的情况你们有权知道。我们要一起努力来鼓励和支持你哥,顽强地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你可以先告诉我,我哥的情况吗?他到底怎么的了?”

“你哥是上级工作组进驻军分区后第二批被捕的。因为他被认为是原司令员和政委的亲信,而且他发表过两篇歌颂军队针对中央文革的大块文章,被认为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喉舌和爪牙。更为麻烦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代表中央文革也派去了一个工作组,要一并追查他,炮打张春桥和中央文革的罪行,还单独为他成立了专案组。你哥曾经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连续严格审讯了两个多月,最后还动了刑。好在不久后,上海去的工作组撤走了,他挺了过来,手铐和脚镣也被摘除了。现在他的身体还好,就是与外界的什么联系都被隔绝了,有空就只能练练木刻。”

“真是谢谢你了!我想,对这些遭遇,我哥都是有思想准备的。从他当时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下定决心,放弃毕业分配留在市革委会工作的优越条件,炮打张春桥开始,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小芹姐,你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换了别的女孩,对象出了这么大的事,哪怕已经结婚了的,也会宣布脱离关系,起码会努力地撇清关系,免受牵连。你却能毫无畏惧地去继续经营这段感情。我哥真的很幸运,有了你的支持,再大的困难也是难不倒他的。” 陆方静紧紧地握着周小芹的手,热泪盈眶地说。

“你哥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为了坚持真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我是绝不会因为胆怯而放弃的,这条路再难走我也会坚持走到底的。”

“小芹姐,你太伟大了。你是否知道,我哥哥会被判几年刑?或者,你是否知道要在什么条件下,我哥才能被放出来?”

“不会有公开判决的,放出来的希望也很渺茫,除非能使张春桥亲自点头,这是谁也做不到的。我担心的是即使他被放出来,恐怕政治前途也会被彻底毁掉了。他再也无法拿起笔杆子写文章了。就算他的炮打张春桥罪名被洗脱了,但是因为他的两篇有分量的文章,他很难摆脱林彪反党集团爪牙和喉舌的罪名。”周小芹十分悲观地说。

“这可如何是好?这样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抓了人,四个月了也不通知家属,私设公堂,威胁利诱,严刑拷打,长期关押又不公开审判,简直无法无天了。据说张春桥是一个有仇必报,俯炎趋势的十足小人。小人得志,他怎么可能肯点头放人?”

“因此说,另有一种可能是指望政治局势再次有大的变动,中央文革的垮台,他才能被放出来。我打算在上海住几天后就去北京。北京到底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我会在北京认真地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变化,以便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小芹姐,如果由我们家里出面,写信给我哥的部队,追问我哥的下落。我们再直接到部队要求部队有一个交待,并要求允许探望我哥。你看有没有用?”

“这就是我要与你爸爸和妈妈商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配合,采取一切可能的营救行动方案。你们是他的直系亲属,可以与部队直接交涉,同时制造舆论的支持和同情是理直气壮的。我可以在北京和广州两地通过散布小道消息,以传单或大字报的方式,甚至通过国外媒体营造一些舆论压力,要求放人。最好能联络到一些他过去的战友和同学,一起展开营救活动。”

周小芹配合着陆方静一边聊着,一边用心地做好了晚餐。在陆方芳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在餐桌上他们又继续了谈话。一起听完了周小芹的情况介绍和以后的打算。陆方芳的父亲首先表态,“方芳揭了张春桥的历史烂疮疤,必然会引来他的疯狂报复,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不过,这次他又被粘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边是始料未及的。看来形势不乐观,我们都得沉得住气,恐怕还得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爸,你说的持久战该是怎么样的打法?” 陆方静问道。

“到部队去交涉由我去。儿子在部队四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信也不回,当父亲的去找儿子是理直气壮的。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他们给一个说法,有一个交待。你妈和你就在家里等消息,我们要保住这个家。如果我为此丢了饭碗,起码还有一个家可以回。有了你们的经济支持,我还能继续努力向部队要人。如果我也被关进去了,有了什么差池,你妈妈再继续,你还得守在家。总得要有人保住家来做后盾,做后续的,这样才能持久。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查,做方芳的后盾,部队和中央文革也不敢乱来的。苍天有眼,有志者事竟成,一定要让方芳摆脱这场灾难。”

“小芹,真是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来告知详情,我们还会被继续蒙在鼓里呢!那么孩子的爸,小芹她刚才说的这些方法,你看行不行?”陆方芳他妈问。

“小芹的想法基本是对的。文革把公检法都冲垮了,除了通过各种手段造舆论,公开事实,造成压力,还能有什么方法?但是,小芹你做事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冒险。林彪一伙垮了,现在是中央文革的天下。不管是用散布小道消息,传单或大字报的方式,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中央文革,也就是反革命。因此,你一定要以安全为第一考虑。通过国外媒体的方法,不是到了万不得已,最好先不用。里通外国的帽子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如果小芹你也被抓进去了,就得不偿失了,还会拖累了你的父母。你要这样想,保住了你的父母,就是保住了以后进一步营救方芳的机会。正如小芹你刚才说的,方芳的政治前途可能已经完了,他的文才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保住了你的父母,也就等于保住了以后他可以向别的方向发展的机会。”陆方芳的父亲分析着说。

“谢谢伯父,我会十分小心的。我去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当前形势,看看张春桥和中央文革还能神气多久?”周小芹说。

“小芹,我们全家都十分感激你。方芳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非但没有抛弃他,还能挺身出来为营救他而奔走。我想方芳如果能够知道,一定会得到鼓舞,以最大的勇气去战胜这场灾难的。” 陆方芳他妈十分感动地说。

“我们都要学会一个‘忍’字,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决不能不经过认真思考,不考虑后果就盲目行动。而且,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据我所知,他的同学和朋友,不是下乡,去边疆,就是支内,而且许多人都受到了审查,不要指望他们。他们中就是现在没有受到审查的,只要一旦露头马上就会被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救方芳出来,一定要避免使更多的人受到迫害和牵连。” 陆方芳的父亲再三叮嘱着。

“爸,如果按照您所说的去做,争取救出哥哥,我们到底能有几成把握?小芹姐,你看这样做能行得通吗?大概需要几年我哥才能被放出来?” 陆方静着急地问道。

“方静,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们企图给你哥哥按上的罪名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爪牙。事实是,他只要被按上了其中的一条,就可以说是被置于了死地。救出你哥哥,谈何容易?要说到把握可以说是连半成也没有。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人事,听天命。” 陆方芳的父亲十分沮丧地说明着。

“是的,伯父讲的是实情,确实如此。方静妹妹,我们能够做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如果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政治局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陆方芳被放出来的希望是十分渺茫,几乎是不可能的。”周小芹紧紧拉着陆方静的手抽泣着说。

陆方静放声地哭了出来。陆方芳的母亲搂着女儿流泪不止,家里的三个女人哭成了一团。陆方芳的父亲悄悄地离开了客厅,走到天井,心如刀割。他抬头望着明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陆方芳是他们家的宠儿,是全家的骄傲,也是他的希望。周小芹带来的坏消息并没有超越他的心理承受范围,但也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他认命地强吞下了一口苦水。

陆方芳的父亲名字叫陆有才,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他从小就很有才气,喜欢舞文弄墨,是远近闻名的“才子”。每当逢年过节,或者附近街坊有红白喜事,他就会被左邻右舍邀请去写对联,穿街走巷,写贺词,或悼文。可惜的是当他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无法供他继续读书,他只能进工厂当了学徒。他是在新中国解放的前一年,也就是他学徒三年满后不久结婚的。在一九四九年解放那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陆方芳。

解放了,工人当家作主了。陆有才满怀热情投入了生产建设活动,是连续多年的劳动模范。他的文才和一手好字在工厂的宣传活动中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几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生产小组长,不久又担任了工厂的工会主席,这一干就干了二十来年。他自己失去了继续深造的读书机会,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一定要让他的儿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陆方芳从小就聪明过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在写文章,背诗词,练书法等方面,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到了他小学五,六年级,陆有才发现随着阅读量的急剧增加,儿子的思路敏捷,视野开阔,文字流畅,下笔千言,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已经频频得奖。陆方芳再也不是吴下阿蒙,自己根本教不了他了。相反,自己苦思冥想,要化上几个晚上才能完成的工会总结报告。他试试要儿子写写看,他却只需要一转眼的功夫就能完成,而且写得头头是道,文采飞扬,即生动又简短。陆有才暗暗称奇,感到十分欣慰。

陆方芳毫不费力地考上了上海市重点中学,桃园中学的五年一贯制的试验班,参加了学校的文学创作小组。在名师的指导下,陆方芳更是一日千里,他的作文在区和市教育局组织的中学生作文比赛中一再得奖,许多文章被选上登载在上海市中学生优秀作文集里。到了初三,他更有幸被选上作为上海市的业余作家代表,与胡万春一起参加了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成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业余通讯员,能通过在报上发表文章,来为自己挣得一点零花钱了。

文化大革命可把陆有才给搞糊涂了。他感到自己已经落伍了,人家在造反,夺权,为了保证生产钱的正常运作,他只能到车间去顶班。儿子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领袖,工人造反报的编辑,上海市革委会的宣传组成员,他感到兴奋和骄傲。儿子可比他有出息多了,尤其当儿子在家里滔滔不绝地分析着当前形势,讲解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始末,他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坚定地相信儿子所讲的一定是正确的。当儿子决心与张春桥和王洪文决裂,参加了炮打张春桥失败后,当天晚上他就坚持要儿子马上离开上海,逃亡去南方亲戚家避难。政治迫害他见得多了,他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的儿子。

现在,儿子在部队出了事,有人要置他的儿子于死地,他打算拼了老命也要救出儿子。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没有靠山,也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亲戚,更没有为营救儿子可以采用的任何法律途径,只能抬头问苍天!周小芹是一个好姑娘,患难中见真情。有这样的一个好对象,上天对儿子可是不薄啊!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为儿子顶罪,承担一切后果。而现在,他只能默默地祈求着奇迹的出现,在痛苦中挣扎,在无奈中等待。

周小芹在上海只住了两个晚上,在上海给她的哥哥和姐姐发出了第二封信后,就上了北京。她按照通讯地址找到了住在砖塔胡同商业部大院的同学蔡丽华的家,她正好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过年,探亲在家。蔡丽华是周小芹在北京上小学时最要好,无话不谈的‘死党’,直到小芹的父母受命调转南方才分开的。而且周小芹与她的父母也很熟,住在她家是小芹在来北京的一路上考虑的最好选择。

她实在不愿意回原来她家在北京时住的中宣部大院,住到她爸爸妈妈的老同事家。她也不愿住到在北京的亲戚家。一来是因为这样做太容易泄漏她的行踪,使父母为她担心。二来她现在急需一个知心的好朋友,可以向她倾吐自己的真心话和请她帮助出主意,想想办法。至于父母的老同事,叔叔,伯伯,阿姨处和亲戚处,可以等她打算要回广州前再去也不迟。

北京到底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京似乎满街都是政治家,个个都是消息灵通人士。不管男,女都能滔滔不绝地就当前的政治形势,时局的发展,加上各种小道消息侃上一大通。在周小芹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她和蔡丽华就分别这些年来的各自机遇,同学,朋友的情况聊了个没完。在蔡丽华听完了周小芹叙述陆方芳的故事后,出人意料的是她非但没有同情的眼泪,反而兴奋地向周小芹表示祝贺。她羡慕周小芹找到了真正值得她爱的另一半,找到了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白马王子。蔡丽华表示如果换了是她,她也一定会像小芹一样,去坚持努力的。

她认为陆方芳炮打过张春桥,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做得对了。中央文革虽然现在春风得意,但是他们不得人心,好景不会长。江青想学武则天,做“红都女皇”是在白日做梦。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丑陋历史和家庭背景,他们想隐瞒也瞒不住的,在北京早就传得家喻户晓了。蔡丽华认为,只要陆方芳意志坚定,能够熬过这段困难时期,等中央文革垮台之时他就是英雄,就是中国的栋梁之才,前途无量。

她坚持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陆方芳为此而受到打击,是不用担心的。蔡丽华担心的是,陆方芳的麻烦是被与林彪反党集团搞在了一起。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小道消息流传得太多了,受到牵连的人也太多了。再说林彪死了,等于林彪反党集团,已经被盖棺定论了,牵涉进去就很难抖搂得清了。她们商定,明天可以一起上住总参的同学家去打听。蔡丽华就这样一个劲地给周小芹打气,整整地帮她分析了一个通晓。

第二天,周小芹随着蔡丽华去了她那住在总参的同学家。正逢过年嘛!总参的干部子弟们不管是下乡插队的,还是去内蒙古,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只要能请出假来,都已经赶回家过年。同学,朋友,邻居一起几乎天天聚会,侃大山。文革进行了这么些年,给家家户户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灾难。昔日的司长,局长,部长们,将军们,进监狱的,被打倒的,被隔离审查的,甚至几进,几出,几上,几下的,比比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从小就随着父母的荣辱兴衰,见识了世态炎凉,经历了在农村和边疆的艰难困苦。处于信仰危机中的他们可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情地批判时局,抨击着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

周小芹特别注意的是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种种消息。嗨!简直神了,他们居然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们津津乐道传说着毛主席南巡时,林彪反党集团预感到形势发展对他们不利,抢先采取的一系列谋杀行动和毛主席似有神助,一次又一次的逢凶化吉的精彩故事。他们说到林彪下令要某军分区司令,在第二天毛主席专列过境召见他时当面刺杀毛主席。这位司令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天居然两眼红肿得无法视物,根本没法前往。

他们说到在上海机场林彪死党与上海工人武装的剑拔弩张,被王洪文挫败了林彪死党炸毁油库,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王洪文因为护驾有功,可能会成为新的接班人。他们还说到了毛主席突然命令专列启动从上海直发北京,再次挫败了林彪下令部队,在江苏某处打算用火焰喷火器烧毁途经专列的阴谋。他们还说到林彪集团虽然势力雄厚,有文有武,有五七一工程政变的周密计划,但是战神还是无法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终于失败。

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就如同是亲临了现场一样。有人还特别提到了陆方芳所写的两篇歌颂军队的文章,认为这是为林彪窜党,夺权的舆论造势,听得周小芹毛骨悚然,大惊失色。蔡丽华为了解除周小芹的困惑,连续发问追查消息来源,使侃大山者大为扫兴。他们的回答是人们到处都在这么说着,还能有假?你实在不信,也没办法。

后来,蔡丽华又带着周小芹走访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中央办公厅,等各处的同学,朋友处。她们听到的消息大同小异。可惜的是在蔡丽华所有熟识,能说上心里话的同学,朋友中,却没有一家与中央文革有关联的。她们也一再企图通过各种间接的途径,深入中央文革的下属单位去打探消息,想寻找机会为陆方芳说项,争取放人,只是都不成功。

有一位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子弟热心地表示,他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下面的一个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他可以去碰碰运气。不过第二天他就被打了回头票。他的那位朋友告诉他,人家中央文革小组四位大人物的“原则性”太强。他们高高在上,根本就不会有他老爸插话的机会。要他老爸去找张春桥疏通,说项,放了他的政敌,做违反“革命原则”的事,无疑是与虎谋皮。这等于是要他老爸去找死,是活腻了。他老爸可是没有这个胆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了安慰周小芹,蔡丽华和她的几个贴心朋友一再地为她论证,中央文革已经失去了民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近则半年,一年,久则三年,五年必定垮台。她们努力劝说周小芹放弃采用散发传单,聚会造舆论,开展营救活动的做法,再三说明现在与前些年的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经过林彪事件后,现在的北京是草木皆兵,公安和便衣武警的管制十分严厉,千万不要撞在枪口上。老百姓普遍的不满情绪,发牢骚和谩骂,他们管不着,也管不了。要上街头做宣传和集会就会犯了大忌,立刻会遭到镇压,这样做无济于事,也犯不上。

在接下来在京的日子里,周小芹只能到中宣部大院的老邻居,父母的老同事和在北京的亲戚家挨家串门拜年,或一个人跑到冷冷清清的北海公园山顶上望着中南海发呆。好在她现在已经清楚知道陆方芳的处境,至少目前不会有生命危险。时局的变化,谁也说不准,能想的办法,她都已经想了,能做的她已经都做了,陆方芳的最后命运只能听天由命了。

又在北京呆了几天,来北京探亲的这些同学和朋友假期到了,纷纷离开了北京。周小芹实在闷得慌,也无法和北京过年的欢乐气氛融洽起来。她为了免得父母,哥哥和姐姐在广州担心,就搭乘从北京到广州的特快列车回到了家。她这次外出了共二十来天,有哥哥和姐姐帮着在父母面前的前期隐瞒和事后说明,加上父母后来也接到了在北京的同事打来拜年的电话,告诉了周小芹的行踪。父母没有指责周小芹,只当作什么也不知道,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吃了团圆饭。

饭后,周小芹应哥哥的要求,向全家详细说明了这次外出的所见所闻和自己以后的打算。她父亲感叹地说:“小芹,你确实长大了。遇到了这样的大事,你能冷静下来,动脑筋想办法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目标,的确不容易。在当前这么复杂的形势下,你还懂得了拿捏分寸,知道进退。你再也不是一个意气用事,只会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小女孩了。陆方芳确实是一个很有才华,年轻有为的好青年。虽然他有一些心高气傲和浮躁的缺点,如果能熬过了这次的劫难,相信他会变得更成熟,更出色。对林彪事件,中央恐怕不会这么快就作结论,做出处理的。中央文革现在正如日中天,势不可挡。因此,陆方芳的问题短时间里不可能获得解决,也许会被拖上一段很长的时间,甚至许多年。小芹,你首先要稳定下来,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以便见机行事。过年后,你还是回农场去,参加体力劳动能帮助你分散注意力,免得憋出病来。”

在家里整天闲着没有事干,周小芹心里老是放不下陆方芳,胡思乱想,心神不宁。她在家只住了几天后,就听了她父亲的劝说回农场去了。她同时也惦记着各处的来信,因为她给宋长清参谋,陆方芳的父母和妹妹,以及蔡丽华和北京的一些朋友的通信地址都是她在上班的郊区农场。这样做可以掩人耳目,也不会惊动和拖累了她的父母和哥哥,姐姐。

周小芹白天埋头在大田耕作,除草,或在果园里给果树修枝,施肥和培土,累得浑身酸痛,筋疲力尽,晚上收工后收听过几遍中央台的新闻节目,如果没有关于时局动态的新闻出现,她倒下就睡,一觉到天明。日子过得很快,在春节过后一个月左右,周小芹收到了陆方芳父亲的来信。他在信中详细叙说了在春节过后,他前往陆方芳服役的军分区司令部,要求探望儿子的全过程。

陆方芳父亲在信中说,军分区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他的儿子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已被关押,正在接受审查。陆方芳所犯错误的性质非常严重,已经超出了军分区能够处理的范围,要等中央有了决定才能处理。他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也没有处理,因此现在暂时还不允许亲戚探望。一旦上级单位做出了处理,允许亲戚探望了,军分区会通知家属。陆方芳的父亲告诉她,过几个月后他还会再去。只要儿子没有被放出来,他和方芳他妈会坚持去不断盯着。他认为,只要有做父母的不断地紧盯着,军队就必须有一个交待,不敢乱来。

蔡丽华和北京的一些朋友在春节后都各奔四方,回到他们下乡的军垦农场或农村去了。周小芹与他们常有书信来往。陆方芳父母不断去部队要求探望儿子,但毫无进展,平时就由陆方静与周小芹保持着通讯联系。小芹平时除了每逢假节日回广州以外,基本都呆在农场里。白天上班,晚上在固定时间收听中央台新闻,其余时间就按照她父亲的建议,收集了文革前财经学院有关商业,贸易和财会各种教材自学了起来。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能使她精神上有所寄托,也不至于胡思乱想糟蹋了大好光阴。因为工作努力,又肯学习,有干部子弟的良好家庭背景,周小芹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提了干。

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中央文革剩下的四大头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是春风得意,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王洪文,居然一步登天,成了法定的毛主席接班人。一部分老干部逐步得到解放,恢复了工作。因为外事工作的需要,周小芹的父母很幸运地也被解放了,不但恢复了工作,职务上还得到了提升。他们再次忙了起来,奔波于香港,澳门和广州之间。官本位体制的特点就是这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小芹也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上调的机会,被安排在省外贸局工作。她自学的知识正好能用得上,就得心应手地干了起来。

然而,这些形势的变化,对陆方芳却是毫无影响,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了。三年半过去了,他的案子还是无人过问,没有结论,没有处理,更没有审判。陆方芳的父母还是无法探望到他们的宝贝儿子。在此期间,周小芹前往陆方芳曾经工作过的军分区司令部两次,偷偷地约见了宋长清主任。经过了这些年,宋长清升职当上了宣传部下面一个办公室的主任。他面带难色地告诉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宋长清认为,陆方芳的问题已经成了谁也不能过问,谁也无法插手,谁也处理不了的僵局,除非中央文革张春桥能松口。值得担心的是,张春桥和中央文革是否还能记得这么一件小事情?话又说回来,没有消息应该说就是好消息。也许张春桥忘记了陆方芳,还是一件好事情,否则他一定会被置于死地。宋长清只能这样不断地安慰着陷于绝望中的周小芹。

在这几年中,周小芹的哥哥和姐姐都结婚了,分别有了自己的家,并且有了孩子。父母被解放复出工作后,经常住在香港。在广州的家,平时只剩下了小芹一个人在居住,冷冷清清的。每当父母回到广州公干,或休假,周末周小芹的哥哥和大嫂,姐姐和姐夫都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回家。大家聚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有说有笑,吃吃喝喝,享受着天伦之乐。

不过有一次,当小芹的姐姐关心地问到她,一个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她的同事,小赵的近况时,却引起了敏感的小芹,强烈地不满。

母亲插嘴说:“这有什么说不得的?我看小赵为人就很不错。给人家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有什么不好?姐姐关心你的婚事,有什么错?”

而周小芹觉得十分委屈。她赌气地说:“我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对陆方芳我不会放弃。我已经在尽我的最大努力当着大家面,强颜欢笑,也在确实关心和爱护着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认为我的存在,会给你们带来不方便?我的不出嫁,会使你们丢脸?我可以搬出去住。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也不指望你们的理解,只求你们不要再给我额外的压力,硬是要把我逼得发疯。”

从此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人敢与小芹谈起找对象的事。他们都尽量避免在她面前谈起同事,同学,朋友,邻居的对象和婚事。周小芹也努力避开人多的场合,越来越倾向于一个人独处,除了听新闻,就是读书,写信。在工作上,她倒是越干越顺手了。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又是党员,干部,在农场经受过磨练,还具有专业知识,好学,肯干,周小芹的职务得到了很快的提升。她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成了省外贸局精明强干的主要业务骨干之一。

就这样,周小芹又在埋头于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业务学习中,独来独往地过了一年。共和国剩下的三大元老(除了已被彻底打倒,批臭,在狱中去世了的刘少奇主席),共和国的支柱都纷纷倒下了。先是朱德元帅,朱总司令,再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和国的大管家,最后是毛泽东,古往今来,被赋予最英明,最崇高,最正确,最伟大的领袖,谢绝了人世。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悲哀声中,华国锋就只凭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临死前留下的一张便条,没头没尾地写着:“你办事,我放心”,便顺利登上了大位。

过了不久,中央台终于传来了周小芹期盼已久的特大新闻,“四人帮”倒台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嚣张跋扈,挟天子以令天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华国锋和执掌兵符的汪东兴,加上了老帅叶剑英,合力设计,一举成擒。严冬即将过去,久违了的春天就要到来。喜从天降,一遍遍地听着中央台的转播,周小芹兴奋得彻夜难眠,乐极生悲,泣不成声。

夜深人静,她面对着镜子,注意到自己的秀发中已经有了几根明显的白发。她无法想象经过五年多与世隔绝,单独囚禁的陆方芳会变得何等模样?她也不知道“四人帮”的垮台对陆方芳来说,是否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张春桥的被捕,无疑会促使对陆方芳案件的处理,因为当初指控他炮打张春桥的原罪已经不成立。但是新政府会如何处理他与林彪死党的关系?一将成名,万骨枯,历来的当政者对失败者,及其党羽,是从来不会心慈手软的。如果他们硬是要把陆方芳按上林彪死党,爪牙的罪名,结果恐怕还是会不妙。

在随后的日子里,周小芹接到了蔡丽华和她在北京结识的许多忧国忧民,肝胆相照的朋友,从四面八方寄来的欢呼“四人帮”垮台的祝贺信。然而,她最为盼望着的宋长清的来信却姗姗来迟。半年后,宋长清在来信中告诉她,组织对陆方芳的案子已经有了处理。虽然他曾经为陆方芳与林彪集团的关系做过多次抗辩,但是毫无效果。上级党委决定,陆方芳被作为林彪反党集团的爪牙,宣传喉舌,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干部队伍,永不录用。军分区司令部按照上级要求,也因为陆方芳的父母多年的紧追不舍,决定派士兵押送陆方芳回上海,向当地政府和他的父母当面完成交割。

宋长清在信中还告诉周小芹,他曾到监狱去见过陆方芳一面,并交给了他周小芹的毛衣和照片。陆方芳对组织的决定和收到周小芹的衣物毫无反应,神情冷落,把他也视同路人。宋长清深深地为陆方芳的前途被毁,自己无能为力感到悲哀,也为自己永远地失去了这样一位文才出众的好朋友而伤心。宋长清在信中说,反正在部队也不会再受到重用。他觉得心灰意懒,已经向组织递交了退伍转业的申请。他决定离开部队,回家乡和邹晓菁好好过日子,生儿育女,过上几年太平的日子。宋长清要周小芹有空到他的家乡去探望他们,邹晓菁和他会永远记得她这位有情有意的好姐妹的。

由于在宋长清的信中并没有写明陆方芳回上海的具体日期,周小芹只能直接写信向陆方静追问陆方芳是否已经到了上海?陆方静拖了一个多月才回信说,哥哥已经回来有两个多月了。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神情呆滞,甚至一天一言不发。每天他除了看报,有空不是在他的房间里呆坐着,就是热衷于他的版画和木刻。

陆方静在信中告诉周小芹。她和父母已经多次向哥哥说起过周小芹为营救他做的种种努力,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现在正等着他的回信。但是陆方芳毫无表情,就是一言不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反应。陆方芳现在被分配在上海缝纫机台板厂工作,每天只是机械式地在磨床上磨着缝纫机台板。父母和她都十分担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周小芹经过再三思考,试图站在陆方芳的立场和角度来理解他目前的心情。他被与世隔绝地单独关押了五年多,现在虽然被释放了,并没有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但是被“三开”了,还背负着林彪死党,爪牙的十字架。一个出色的写作人却失去了他的施展舞台,没有任何报刊,杂志和出版社会再刊登他的作品。他的所有言行都受到了地方政府和单位的监督。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出路,当然也就不想拖累了她。自己为他做的越多,他反而会觉得亏欠她越多,无法承受,更无法面对。自己的入党,提干,职务上的不断提升,父母的复出和晋级,对他只会造成更大的压力和自卑感。

周小芹认为陆方芳一定是在逃避她。她必须亲自去上海,努力激起他的斗志,让他看到前途和希望,帮助他离开上海,摆脱困境,重新振作起来。现在政策已有松动,不能写作,并不是世界的末日。他可以学习从商,或从事其他行业,重新站起来。在经过与父母,哥哥和姐姐的反复讨论后,考虑到了各种可能的情况,周小芹向单位请了事假,信誓旦旦地奔向了上海。

在希望,失望,彷徨和麻木中,年复一年,时光就在这样飞快地流失。原本每周要求陆方芳必须按时上交的认罪检讨书,早就没有人再来过问了。除了看守的士兵还是很负责的一日三餐给他送饭来以外,没有人会关心他的死活。陆方芳已经懒得再计算时日,随着看管的放松,好心的看守士兵也不在乎在送饭和收拾碗盘时偶然与他聊上几句。他要知道日期,只需要张口问一声就是了。

陆方芳现在再也不与世隔绝,偶尔在送饭来的大盘子里有破碎的报纸垫着底,士兵只是提醒他一声,吃完要把垃圾从下水道冲走。理发师在给他理完发后,也会有意无意地留下一些来时用来包理发工具的报纸,要求他过后收拾干净。陆方芳心领神会地注意收集着从这些报纸中得到的消息,分析着时局的发展。

他注意到在朱德,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后,上台的是华国锋,而不是中央文革的人,觉得暗自庆幸,似乎见到了一线曙光。当他知道“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时,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将会被提到议事日程,是死,是活,也该有一个结果了。五年来的单独牢狱生活,使他养成了抑制自己喜,怒,哀,乐的深沉性格,用外表上的麻木不仁来掩饰内心的活动。他对自己的最终下场有着十分清醒的估计,只求韬光养晦,让当局者认为继续关着他是毫无意义的。只要使自己能活着出去,对其他方面他没有过高的期望。他不动声色地耐心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有一天,看守他的士兵打开了牢门,急冲冲地要他跟着到楼上的会议室,说是上面来了人要找他谈话。这些年来被长期困在一间斗室里无人过问的他,总算第一次有人来找他了。他毫无表情地跟着士兵走出了牢房,低着头来到了楼上的会议室,装出一付行尸走肉的麻木神情,傻头傻脑地听着来人向他宣读着开除他党籍,军籍和干部队伍的组织决定。他知道这不是他能抗拒的,他不想节外生枝,只要能放他出去就好。

当昔日的战友,亲密的朋友宋长清来到他的身边,交给他周小芹委托他转交的毛衣和照片时,陆方芳毫无反应,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就好像素不相识的一样。他不清楚宋长清目前的处境,不想拖累了他,也不希望上级来的人对周小芹引起注意。直到等的来人都走了,他才把毛衣和照片紧紧地抱在怀里,跟着士兵慢吞吞地一步一步走回了牢房。

这是周小芹一针一线为他织的毛衣,据宋长清告诉他的口气,五年多了小芹一直在等着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获得新生,还是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军籍,开除了干部队伍,还背负着林彪反党集团分子爪牙的十字架。自己有何面目面对周小芹的深情厚爱?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拖累自己深爱着的小芹?看到了他俩的合影照,他就好像听到了小芹在叙说着这五年来对他的思念。特别是当陆方芳看到了周小芹在照片后面的题字,《心心相连》的一首诗时,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内心在剧烈地颤抖着,泪流满面,心里默默地反复念着:

“情箭串两心,血肉结同心。生死已与共,你心连我心。”

陆方芳的思想在剧烈地斗争着。一方面,他巴不得能与小芹早日见面,早日团聚。这是他这五年来朝思暮想的,就算是要打死他,也决不肯放弃的。另一方面,他又在问着自己,该不该这样自私?现在他除了一身的“罪孽”以外,已经是一无是处,自己能够给小芹的一生带来幸福吗?

她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作为干部子弟的一切优越条件,人又长得美丽,而且聪明有才干。而自己却没有能力提供给她一个安全,富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只会给她带来灾难和拖累。如果自己真的只为自己着想,不顾一切地拖着她,他还是一个男人吗?别人又会怎么看待自己?他注意到周小芹在写下这首诗的时间,五年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她会有新的机遇,自己还是死心吧!他闭上了眼睛。

在接下去的几天中,他尽量压抑着自己将重新获得自由,心潮澎湃的感情,开始收拾起这些年来自己的木雕作品。陆方芳一一巡视着,挨个儿抚摸着周小芹的头像和半身像,然后把这些作品都装进了一只旧枕头套,扎上了口。他脱下了已经磨烂了的旧毛衣,穿上了周小芹为他精心编织的新毛衣,立刻感觉到了小芹给他带来的温暖。他拒绝了看守士兵好心要找人帮他理发和修面的建议,只是对着从通风口能够看到的一小片天空默默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他在思考着一旦重新获得了自由,自己该如何面对外面的世界?如何适应背负着原罪十字架的新身份?

几天后,来了几个军官要他在几张表格上签字,发还了在他被捕前,留在办公室和宿舍里的私人用品,并由前来的士兵认真检查了他的所有行李。其中的一个军官严肃地大声宣告,他已被正式释放,并由两位士兵和一名军官负责押送回沪,向当地政府和他的父母当面办理移交。陆方芳扔下了在部队的其余物品,书籍和以往的手稿,只提着一只装满着木头疙瘩的旧枕头套和一只装了几套替换衣服的小旅行袋,带着一头乱发,满脸的胡子和满面的凄凉,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间囚禁他超过了五年的牢房。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母亲的眼泪,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妹妹的关心和体贴,陆方芳无言以对。父母和妹妹向他一再地谈到周小芹在他被捕后为他做的一切,他更是哑口无言。父母给他从里到外买了全套的新装,还亲自帮他理了发,要他刮去胡子,并要烧掉他带回来的所有东西,来清除晦气。他只是护住了那件新的毛衣和那只装满了木头疙瘩的旧枕头套,谁也不让看,也不让碰,并十分小心地把枕头套袋子塞在他的床头底下的床头柜旁。

陆方芳已经习惯了沉默,在等待工作分配期间,他埋头化了大量时间翻阅着家里存放了好几年的旧报纸,试图弥补这些年来对形势发展,政局动态的时间落差。在其余时间,他只是在自己房里呆坐,或在床上闭目沉思,许多时候是一整天一言不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来了通知,要他到缝纫机台板厂上班,他就按时去报到。被分配在磨床上磨缝纫机台板,他就一丝不苟认真地磨着台板。天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到吃饭时间就吃饭,吃完晚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作作版画和木雕。他以沉默对抗着会面临的一切,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陆方静收到了周小芹的来信,她向哥哥说了好几次,并把来信放在了他的书桌上,但是陆方芳无动于衷。一周过去了,信还是在他的书桌上原来的位置,好像他连看都懒得一看。方静对哥哥毫无办法,只能私下与父母商量后自己给周小芹回了信,希望她能够尽快到上海,重新激发起哥哥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理想的追求。陆方芳的父母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宠儿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毫无朝气,没有了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行尸走肉。他们忧心忡忡,欲哭无泪,更不愿意失去一个对儿子一往情深,足足等待了他五年多的好儿媳妇。

周小芹在接到了陆方静的回信后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上海。她受到了陆方芳的父母和陆方静的热情接待,只有陆方芳在一旁还是神情冷落,只是淡淡地和她打了一声招呼就再也不吱声了。周小芹的到来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她热情地介绍自从邓小平复出后,这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开禁和开放的决策,对广东经济形势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她谈到经济改革中的种种趣闻和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作家下海从商的各种经历和故事。她没有给陆方芳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些故意冷落了他,只是善意地向他打招呼和微笑,对他的父母十分敬重,与陆方静表现得非常亲热。

反正第二天陆方静正好是轮休,周小芹与她睡在同一张大床上整整聊了一个通晓的悄悄话。当然,他们谈论得最多的还是陆方芳回来后的种种表现,探讨着他的内心世界。周小芹必须确定的是,陆方芳对她的感情还是否一如既往。她要搞清楚他对自己采取逃避态度的真正原因。她担心如果是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他另有机遇,已经移情别恋,那就完全不同了。她虽然会感到十分伤心,但是会尊重他的选择,仍然把他当作朋友。陆方静却一再地向她保证,她的哥哥决不是这样的人,事实上也决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劝她千万不能胡思乱想。

第二天上午,父母和陆方芳都上班去了。周小芹提议要和陆方静一起去她哥哥的工厂,偷偷地看一下他的工作环境和表现。她们看到陆方芳穿着工作服和工作帽,满头满脸的木屑和粉尘,正在埋头苦干。陆方静只感到手臂被抓得好疼,回头看到了周小芹十分心痛的眼神和紧张的表情。

陆方静说:“哥是被部队押送回来的,由区政府有关部门分配的工作。他最擅长的文学和写作的出路都被堵死了,根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选择。他是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要自食其力才不得已这么做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知道,真是难为他了。以他原来那心高气傲的性格,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变得沉稳多了。我只担心,经受了这么多年的苦难,他的意志会不会消沉,甚至一蹶不振?如何才能激发起他的雄心壮志?”周小芹流着泪说。

“他的意志决不会消沉,只怕是没有机会。只要有机会给他,就能激起他的雄心壮志。小芹姐,你最想知道的恐怕是他对你的心有没有变吧?他现在变得很深沉,我试探过很多次,还是无法知道他的内心世界。不过,我估计他只是不想拖累了你。他从军队带回来的背包和旧衣服都烧掉了。他坚持保留下来了一件很新的毛衣,放在他的衣柜里不舍得穿,还有一个枕头套的木头疙瘩,放在他的床底下,谁也不让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方静说。

“天无绝人之路。机会总是会有的,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很好地把握各种可能出现的机会。你说的毛衣和那袋东西,我们还是回去自己找来看一下吧!我一定要知道这件毛衣是不是我亲手编织给他的那件。”周小芹面带激动地说。

回到了家,在陆方静的指引下,周小芹在陆方芳房间的衣柜里找到了那件毛衣。她两手颤抖着捧起被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在床上展开,见到了放在毛衣胸前她委托宋长青一起转交给陆方芳的两张合影照和她五年半前在他入狱前写给他的,那两页经过反复折叠和拿捏,字迹已经模糊,几乎烂成了纸片的信件。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他的心是不会变的。”小芹紧紧地把毛衣抱在胸前,痴情地闻着陆方芳曾经穿过留在毛衣上的体味,流着泪自言自语地说着。

“情箭串两心,血肉结同心。生死已与共,你心连我心。小芹姐,你对我哥哥真是太好了。哥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了你的。” 陆方静动情地读着照片后面,周小芹写下的《心心相连》诗句,感动地说。

接着,陆方静又从床底下拖出了那只装满了木头疙瘩的枕头套。她打开后,把里面的木雕作品一一放到了书桌上,数了一下,一共有五十五个。

“小芹姐,这里除了五个是小鸟以外,其他的好像都是你的头像和半身像。” 陆方静仔细地看了一遍以后,惊叫了起来。

周小芹一只一只细细地观察着这些头像和半身像,眼泪就像串珠似的淌不停。眼前的事实充分显示,陆方芳没有辜负了她。她为他做的所有努力和这些年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她现在是彻底的放心了,从这一刀一刀细细刻出来的头像可以说明,陆方芳对她的用情之深。这五十只精雕细刻的作品,能够充分证明在这被分离的五年中,他心里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唯一惦记着的只有她一个人。就像她自己,心里只能容得下陆方芳一个男朋友一样。

周小芹向陆方静说:“我们还是把毛衣和这些木雕作品放回原处,等你哥自己想通了再拿给我们看,做出说明吧!你哥哥是一个自尊心很强,非常独立,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关了这些年,他才被放出来,我们要化一点时间让他理解社会的变化。在南方,许多经济政策和人事制度上的开放和解禁,已经为有能力的人们创造了在过去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各种机会。你哥哥要改变现在的处境,争取更大的施展和活动的空间,是有很多机会的。”

“小芹姐,你放心,我听你的。我会全力以赴配合你的计划和行动。我相信爸爸和妈妈会比我们更乐于见到哥哥重新振作起来的。他们肯定会大力配合你的。” 陆方静热情地响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周小芹就像本来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一样,与陆方芳的父母和妹妹相处得十分融洽。陆方静也尽量请出了以往的累积公休假,陪着她的小芹姐,去逛商店,看电影,到她闻名已久的外滩,去看黄浦江景色,在家聊着天,做家务,准备晚饭。晚上,父母和陆方芳都回来了,全家就聚在一起吃晚饭,谈着各种趣闻和关心的问题。周小芹在陆方静和陆方芳父母的配合下,一直有意识地避免让陆方芳有单独与她相处的机会。目的是不让他违心地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把话给说死了,造成更多的困扰。

陆方静和她父母问到周小芹最多的,是广东的经济开放和实行改革后在人事制度,对私营经济的政策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变化,等等。周小芹不厌其烦地一一举例做了说明,解释了香港和澳门在广东的投资和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工作关系,个人档案材料,户口粮食关系已经再也不是约束个人发展的紧箍咒。随着粮食的议价买卖,粮票的取消,港澳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自由招聘,不少敢于吃螃蟹的个人已经打破了铁饭碗,辞去了公职勇敢地“下海”经商,或到外资和私营企业应聘打工去了。周小芹,陆方静和她父母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试图引导陆方芳来参与讨论,引起他的兴趣,让他看到希望。

在开始的几天里,陆方芳只是冷漠地在旁边坐着,听着他们的谈话,没有任何反应。如果不是周小芹一再坚持,一定要陆方芳自己主动开口来参与讨论,他的父母真会沉不住气训斥和劝导起儿子来。五天过去了,轮到了陆方芳周休假,父母都去上班了。他敲门进了妹妹的房间,表示有事要和周小芹和妹妹商量。

他一开始先认真地求证,他所关心的一些方针政策变化,而后就询问像他这样的案例,坐过牢,背负着犯有重大政治错误的他,在南方是否真有他容身和发挥的机会?在得到了小芹肯定的回答后,他又小心地问到她和她的家人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然后就默默地告辞说要出去散散步。

等到陆方芳离开了家门,周小芹和陆方静再也忍不住抱在一起,笑着哭成了一团。总算雨过天晴了,她们的心机没有白费。陆方芳终于再一次找到了自我,打算重新出发了。为了要使陆方芳安心,周小芹把这几年中写给他,又被军队退回的信和自己的日记打开了,一一放在了他的书桌上。

在当天晚饭时,陆方芳主动地参与了饭桌上的讨论话题,并说出了他的顾虑:“我不清楚,像我这样的一个坐过牢,犯过重大政治错误的人,是不是会受到上海当地政府的监督?能否自由地离开上海,到别的地方谋生?”

周小芹却认为:“你根本不必去管这些,也不用去问,因为没有法庭的判决就不应该算是坐牢。不管犯过什么错误,只要没有明确地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不属于地方政府的监管范围。你只要向现在的工作单位提出辞职,就应该是一个自由人。至于户口关系,粮食关系你都不要去碰,等到在南方站稳了脚跟,形势变得更明朗一些了再说。”

陆方芳又试探地说:“我自己没有任何经商的经验,这要慢慢地了解情况,化时间学。不知道在广东能不能先找到一份有关报刊或书籍文字编辑的工作做起来?不管是外资还是私营的都可以。”

周小芹说:“这要等我回去帮着找找看。有不少香港的出版社在广州设了办事处,利用国内的文学人才和廉价劳动力完成文字编辑和排版,然后在香港付印出版。因此,机会还是很多的,工资也会是国营出版社的二到三倍。”

第二天一早,陆方芳默默地吃完了早饭,什么话也没说,就去上班了。周小芹悄悄地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把毛衣取了出来平放在床上,胸前放着两张他们的合影照。她留在他房里的信件和日记也整整齐齐的放在床上。所有的木雕头像也从枕头套里拿了出来,有次序地放在书桌上。

她的信件已被装订成册,在封面上陆方芳写下了:“此心可表,感动天地。木雕石刻,铭记于心。”

在她的日记的第一页,他签名,并写下了:“恩同再造,矢志不移。”

周小芹翻看两张照片的背后,看到了陆方芳在另一张照片后面和她的诗,

《心心相映》:“情线系两心,日久知人心。荣辱已与共,你心比我心。”

《心心相连》:“情箭串两心,血肉结同心。生死已与共,你心连我心。”

她把这两首诗看了又看,念了又念,哭成了一个泪人。陆方静下了早班回家在哥哥的房间找到了哭得两眼通红,连中午饭都忘了的周小芹。

看到了这一切,陆方静对周小芹说:“小芹姐,哥哥真的想通了。他把心掏了出来,你们是天生的一对。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哭成了这样?”

“我是太高兴了,你应该知道的嘛!为了这一天,我可是整整的等了五年半哪!方芳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他能重新振作起来,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周小芹流着泪,笑着说。

在当天的晚上,陆方芳毫不迟疑地告诉他的父母:“我已经决定了,去做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我一无所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现在既然在广东能够找到机会和希望,能让我重整旗鼓,我当然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小芹为了我吃了这么些年的苦,我不能让她再伤心,再受到任何的伤害。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发图强,重新混出一个人样来再到她家,当着她父母的面向她求婚。我会用我的一生来报答她的知遇之恩。”

“好!好!我们都会支持你。广东有发展机会,你当然应该去。能够摆脱现在的困境,找到希望,这是求之不得的。你讲了我们最爱听的话,就是绝对不能辜负了小芹。小芹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女孩,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儿媳妇。也不知道是你哪一辈子修来的福,能得到小芹这样的眷顾,为你做这样的牺牲?你千万要珍惜才对。”陆方芳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家里你尽可以放心,我们还不算老。你通过努力如果能挣得一个好前途,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你带回来部队结算下来的两千来元我们没有动过,我们也有三千来元的积蓄。你如果要做生意都可以拿去。小芹,我们早就把她当作我们的儿媳妇了,你就是不认,也不行。我们决不会允许你做任何对不起小芹的事情,否则就是不孝,就是忘恩负义,就会愧对列祖列宗。”妈妈也跟着表态。

“伯父,伯母,你们不要这么夸奖我,这是我所承受不起的。方芳对我是恩重如山,刻骨铭心。你们只要到他的房里看一下,就会知道的。方芳在这过去的五年时间里精雕细刻了五十只我的头像和半身像。他在这些头像里寄托的感情是我一辈子也享用不尽的。我会亲自替这些头像上油上色,在我们的婚礼上展出,并且永远珍藏在装饰柜里,陪伴我们的一生。”

周小芹十分感动地继续说道:“现在方芳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也就可以放心了。明天我就先回广州去打理,并必须赶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我已经超假了,再迟到就不好意思了。我会先打点一切,试着帮方芳联系几份工作的面谈机会。他可以在向工厂提出辞职,自己准备妥当后再赶来。他既然连他所在工厂这种工作条件都能忍受了,还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正如方芳说的,我们已经荣辱与共,再大的困难我们也是可以商量着解决的,请伯父和伯母放心。”

当陆方芳在一周后到达广州时,周小芹已经代表他联系了两家香港出版商设在广州办事处的文字编辑工作。陆方芳经过到这两家出版公司与老板和总编辑的面谈,加上他的名声在外,又有作品,这两家公司都表示愿意录用。经过和小芹一起,就公司的信誉和实力,出版物类别,工资福利和上班地点的反复斟酌,陆方芳选择了一家文学书刊的出版社,第二天就去报到上班了。

经过周小芹的帮助联系,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国营企业的职工宿舍,陆方芳租到了一间房间兼做书房和卧室,平时也可以在职工食堂搭伙解决三餐。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房产和企业都是公家的。社会主义是从头包到脚,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什么都要靠公家。要找一间私人出租的房子可是比登天还难,因此还是要靠关系,靠在国营公司提供给职工的福利中得到方便。

周小芹为陆方芳搬来了一大批有关商业,贸易,财会,投资理财的大学教材和香港的出版书籍和刊物。陆方芳自己也去邮局选定了报刊和杂志。就这样,陆方芳在周内上班时间就在香港的那家出版社上班,忙着文学书刊的审核,校对,编辑和排版。晚上,他就闭门读书,恶补他所最缺乏的投资理财和商业贸易的知识,并试图从报刊杂志中了解政府政策的导向和投资发财的机会。

周末,他就和周小芹一起走商店,逛商场,实地考察国营和私营商业的运作,逐步结交商界人事。有周小芹在旁一一说明和引见,只用了半年时间陆方芳就慢慢进入了状况。他对政府的政策意图,渐渐活跃起来的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发展前景都有了自己的判断和预测,只是对投资的方向,具体的项目和如何经营管理还拿不定主意。

在工作上,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过去编辑过上海工人造反报的经验,使他在新工作岗位上能够得心应手,轻松自如地完成交给他的各种任务。专业上才华横溢,思想上活跃敏锐,待人和蔼可亲,处事谦虚谨慎,陆方芳深得老板,总编辑和同事们的敬重。三个月的试用期刚过,老板马上给他工资加了两倍。总编辑也宣布,经老板同意聘请陆方芳担任稿件审阅部门负责人。

老板深知陆方芳决非池中物,也知道他的对象周小芹的家庭背景,料想等到他羽毛丰满了,就是想留住他也是留不住的,还不如交个好朋友,以后多一个门路。他在外出交际时经常拉着陆方芳作陪,特意把他所认识的一些香港出版界朋友和到大陆投资的商人,介绍与陆方芳认识。就这样,陆方芳到了广州才一年不到,就在商界广交朋友,建立了至关重要的人脉关系。

一年半后,陆方芳看准了广东经济开发区的房地产市场。针对大批港,澳商人进驻深圳,广州寻求投资机会,急需办公楼和公寓住宅,而大型国营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对外销售的办公大楼和公寓大厦建成后,为了解决资金周转问题急于脱手的商机。他与周小芹商量后,就离开了出版社。用他和周小芹的所有的积蓄和从上海带来的五千元加在一起,共两万元注册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他请了两位员工,周小芹下班后和周末也全力以赴协助他。依靠以往建立的人脉关系,他们精心选择有潜力的地段,成片包下办公楼和公寓的销售和出租。他们又利用在港商中建立的人际关系,由港商牵线一起在香港推销,代为销售和出租。

陆方芳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商机,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大宗交易,辛勤的耕耘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最初注册的两万元起始资金被翻了二十五倍,成了五十万。跟着陆方芳,协助在香港进行房产推销和出租的朋友也都发了财。

陆方芳兴奋地告诉周小芹:“我们现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已经可以抬头做人,不会让你再受到委屈。当然这才是刚开始,我还会继续努力的。我已经买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产。我要在这个周末到你家,当着你父母和哥哥,姐姐的面向你正式求婚,随后我们马上筹备结婚。离开上海三年了,我们也应该回上海探望父母了。我们把父母和妹妹一起接来广州参加我们的婚礼。”

周小芹说:“恭喜你了!我相信你的能力和努力,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宋长青大哥和嫂子不知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去他们家乡探望他们。是宋大哥一直支持着我走过了这一段困难的历程。你那五十五只木雕作品的上油和上色我早已完成了。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和姐姐都会在家里等着你的到来。”

在周末,当陆方芳衣冠楚楚,慎重其事地,带着大束的鲜花到达周小芹家时,他发现她的全家人也是穿戴整齐正在等待着他的到来,还有不少的亲戚和朋友也来了。他难免有些紧张,因为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时代不同了还有新派和老派之分,虽然他请教过几个过来人,但是说法不一,他很怕会闹笑话使小芹难堪。进了门,他更紧张了,全家都站着笑嘻嘻地看着他,只留着中间的走道。

陆方芳满面通红地开口说:“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你们好!各位亲戚,朋友好!我不知道求婚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今天是来请求你们的同意,我要向小芹求婚,我要娶她为妻。”说完他就走到了周小芹的身前,单腿膝盖着地跪在地上,献上了鲜花。小芹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也跟着面对面跪在地上,并接过了鲜花。

“好!好!小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周小芹父亲激动地说道。

“傻孩子,都快起来!我们家可没有这么多的规矩。到了广州快三年了,一直要到事业有成了才登门。你可是真犟!我们家的门对你始终是敞开的。你们之间的定情,虽然只有化了三个月,可是我那宝贝女儿等你一声求婚,却整整等了八年。你可想过,八年抗战都能胜利了,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啊!”小芹的母亲心痛地说。

“妈妈,请你原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进一步证明,他确实是我要找的男人。我相信他能给我全部的爱,能够使我终身得到幸福。我们能够同甘共苦,白头偕老。”周小芹向她母亲说。

“都起来说话!大喜的日子就不应该再哭了,大伙儿都放轻松一些。小芹,把两只装饰柜面上蒙的布拿开。我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我女婿的木雕艺术作品。”小芹的父亲说。

前来的客人都在周小芹父亲的介绍下,认真欣赏和议论着装饰柜里的五只麻雀和五十只头像的艺术品。小芹的哥哥和姐姐拉着妹妹和陆方芳,表示了他们的衷心祝贺,在叙说着家常。

“小妹,方芳,你们总算是事业有成,苦尽甘来。在当时方芳已经有了一份收入很不错的工作,你们本来马上就可以登记结婚的,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方芳反而选择了辞职,去成立公司自己创业。作为一个书生从商,难道你们就没有想到过失败?”小芹哥哥问道。

“大哥,当时方芳只能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不能够自己写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也不希望他就这样被埋没了一生。是雄鹰就应该搏击长空,展翅飞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就欣赏他的这点傲气和志气。”周小芹不无得意地说着。

“其实,我们的创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不是简单的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做法。在小芹的协助下,我化了一年半的时间补习了商业,贸易,会计,等各种知识。我们一起走访了广东各地的商场,了解各种行业的经营情况,广交了商界的国内外朋友。经过仔细评估了投资环境和可能的商机,我们才走出了这第一步的。即使这样,在地产中介公司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我们还是经历了不少次失败才逐步走上轨道的。”陆方芳认真地解释。

“总算能安定下来了,下一步你们又是如何打算的?”小芹姐姐关心地问。

“这才是我们刚开始跨出的第一步。因为当初我们没有资本,公司只能做一些低成本的房地产中介交易,挣一些手续费,不能直接做房地产的买卖。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几十万的小资本,最重要的是在港,澳投资商人中和银行界建立起了良好的商业信誉。邓小平的南巡,为广东的经济开发区带来了无穷的商机,特别在房地产上前景看好。广东比全国各地先走出了一步。大批的港商,台商,以及外商将涌入深圳,海口各经济特区,必将会带动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我们的第二步将申请在深圳和海口分别设立办事处,大量利用外资合作投入房地产的投资和买卖,借鸡生蛋,有钱大家赚。我们以后进行的将会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买卖,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商机。”陆方芳信心十足地详细说明着。

“好啊!你们的胃口可是越来越大了。其实商机我们也是看得到的,就是因为工作安逸和收入稳定,成家了有了孩子,顾虑得太多,始终不能下定决心去开始。凡事开头难,想得再多,也只是画饼充饥,还是要下定决心去做。那么,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总不会把挣越来越多的钱作为最终目标吧?”小芹的哥哥说。

“我的理想是自己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从招标地皮开始,到搞基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起理想的商业中心,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当然,这需要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本作后盾,钱多了就好办事。如果我们的第二步走得很顺利,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实现理想将会是我们的第三步计划。”陆方芳扭头笑着向他的未婚妻说。

在他们完婚后,陆方芳果然紧锣密鼓地走出了他的第二步。他积极地招聘熟悉房地产销售的员工,在深圳和海口分别设立了办事处。周小芹辞去了她在省外贸局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协助陆方芳的房地产投资,买卖和中介代售业务。他俩奔波于广州,深圳和海口三地。在邓小平南巡后,广东各经济开发区的房地产果真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他们又一次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通过筹资,集资,合作,房产抵押银行贷款,等各种方式,成片买下有潜力大幅度增值的房产,待价而沽,生意越做越旺,越干越顺手。

一年以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周小芹的母亲正好退休了,小芹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全心全意地照顾着他们的宝贝儿子。宋长青和他的妻子邹晓菁终于下了决心,辞去工作到广州加入了陆方芳的房地产公司,逐步成了能够独挡一面,坐镇一方的得力干将。随着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大量落户,外来企业和技术管理人员的增加,广东各经济开发区的房地产被抄了起来。

房产价格的成倍上涨,而且涨势凶猛,给陆方芳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和投资合作者带来了十分丰厚的利润,公司的资产也成倍地增值。然而,为了追逐超额利润的利益驱使,使投资者走向了疯狂。不仅有大量港,澳,台投资者企图从中获利,连各省,市的政府部门也以各种投资机构名义,国营公司也利用国有资产纷纷加入了这场争夺战。在短短几年里,房地产的泡沫越吹越大,广东各地,特别是在经济特区的房价成了不可理喻的天价。

公司资产的十几倍增值,每天都奔波于深圳和海口两地,陷于大笔地产交易决策和资金调转繁忙中的陆方芳,既兴奋又担忧。他已经有好多天不能安稳入睡了。他为事业上的成功感到兴奋,这可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从两万元起家,现在估算起来起码已经有了六,七百万的身价。当然这距离他的期望值,千万元以上的资本还差了一大半,他是多么希望这种赚钱的大好机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他又出自本能地感到害怕,他怕眼前的巨大财富,这一切商机,都会像蓬莱仙境,如梦幻般的突然消失。

使他产生恐惧的是最近加入炒地产的一些大玩家。他们一掷千金,上亿,几十亿的投入,在经济开发区的地产市场造成了一个近似疯狂,天天笙歌燕舞,纸醉金迷的繁荣假象。经过与他们的进一步接触,陆方芳发现这些投机家,他们竟然都是一些讲着各地方口音的省,市级地方党政官员。他们用来炒地产的都是地方财政的公款。

陆方芳意识到,现在的房地产竞争已经不是他和他的合作者这样的小资本所能玩得起的了。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多少投资者的身价性命都压在他的身上了。上千万的银行贷款也是以公司所拥有的房产为抵押的。如果政府的政策突然有了变化,这个泡沫突然破了,房价狂跌,他不敢想象这个后果。

然而,在房价居高不下,一片叫好声中,如果陆方芳突然决定要收手,卖出手中所有产业。他将所面临的来自合伙投资者的压力,也同样会大得无法忍受。他在与公司的几位合作大股东的谈话中,试探性地谈到过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对政策一旦改变的恐惧。他得到的却是说他没有见过大世面,土包子被巨大财富吓着了的一番嘲笑。既然这个公司是由自己独立经营的,责任也必须由自己全面承担,自己的想法在合作伙伴里得不到认同,陆方芳就必须冷静下来,认真分析形势,尽快独立地做出果断的决定。

他丢下了在深圳和海口的所有业务自己回到了广州,马上找周小芹一起,认真地分析最近中央的有关文件。他们一起一一拜访了广东省工商界的领导人,聆听了他们对当前房地产形势发展的看法。陆方芳得到的信息是支离破碎的,真正看好和看坏的两极言论都不占主导地位,使他举棋不定。没有想到在家里的饭桌上,他听到了一直在从事文化事业的岳父,小芹的父亲一席话和过去一直搞着党务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在家的岳母,小芹的母亲的说法,使他如梦初醒。

当小芹的父亲听到陆方芳说,在经济开发区新加入的房产大炒家是各地方政府的官员,他们所用的是地方财政公款时,他愤怒地说:“不管他们采用的是什么名义,以什么为掩护,动用地方财政经费到经济开发区炒房地产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也是中央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些问题是无法隐瞒长久的,迟早要爆发。只要你们站到中央政府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接下来中央的政策,也是你们应该可以预想得到的。”

小芹的母亲也紧接着说道:“没有想到经济开发区的房地产会炒成了这个样子。估计中央不可能会不知道。按我的预计,中央马上就会采取强硬的措施,坚决制止各地政府挪用地方财政经费的投机活动。只要新政策一下,到时候这种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繁荣假象立刻就会烟消云散。许多炒家都将血本无归,面临破产。凡是卷入炒地产的各地省,市党政官员决不会有好下场。”

陆方芳和周小芹经过反复讨论后,觉得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大起大落的风险,马上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在广州休息了几天,陆方芳在完成了在广州的业务安排后就回到深圳和海口。他果断地决定,不顾房地产的继续涨势,以现价,甚至在削价百分之五的范围内,尽快脱手公司在广州,深圳和海口三地所拥有的所有房产。他严格规定,公司停止所有房地产的投资项目,把各地的业务只局限在现有房地产的销售和中介买卖的范围内。同时他要求在财务上尽快还清所有银行贷款,完成公司所有投资伙伴的财务结算。

房地产的涨势依旧,陆方芳的决定在公司的投资人和合作伙伴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众说纷纭,有说这个决定太荒唐,太傻了,也有埋怨少挣了钱的,更有指责陆方芳决策不民主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挣到了很多钱,得到了大把的现金,再闹也不会闹到翻脸的程度。在那个时候,他们对陆方芳的反复说明和解释都是听不进去的,只是一味地指责他的胆小怕事,没有魄力。

然而不出一个月,经济开发区的房产市场进入了僵持和摇摆状态,各种谣言满天飞。投资商和开发商患得患失,不敢轻易投入。房产商不愿意轻易地大幅度降价。房地产的交易几乎全面地停顿了下来。两个月后,广东省的经济开发区房地产市场泡沫终于破裂。中央严禁各省,市动用政府财政投入房地产炒作的决定,使房价狂跌。这些地产炒作大户的巨额资金都被套牢,市场一片萧条。陆方芳的房地产公司,房产买卖中介业务也门庭冷落。眼看到商机已失,前景黯淡,陆方芳决定结束在广东的所有业务,移师北上,进入刚开始开发的上海房地产市场。

陆方芳的房地产私人有限公司,在当时的广东经济开发区房地产业中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公司。然而,这家公司的业绩却是十分辉煌,没有拖欠下任何的债务,所有加入投资的合作伙伴都得到了丰厚的现金回报。更令人注目的是公司的信誉十分可靠,陆方芳的精明强干,独到的洞察商机的眼光和惊人的回避风险判断力。陆方芳得到了香港房地产巨子和一些投资公司的青睐,他们表示了愿意出巨资和陆方芳合作开发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意向。原来那些埋怨过他的合作伙伴,也纷纷为陆方芳的移师北上做饯行,表示愿意再次合作。

有了香港房地产巨子和投资公司的资金支持,再次点燃了陆方芳为实现理想的希望。经过到上海后一个阶段的摸底和市场调查,他决定成立一家房地产开发投资公司,打算与上海市政府合作进行市区改造的房地产开发工程。同时,他也看到了互联网,IT业务的发展潜力和上海股市的投资潜力,另外也在筹备着成立两家公司。

陆方芳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公司的成立仪式,在上海新景江饭店二楼的菊花厅举行。参加这个仪式的有与他一起合作的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有与他互联网,IT业务有关的合作伙伴,有金融界,证券业,地产界的朋友,还有他特意邀请的在过去文化大革命中同甘共苦的同学和战友。

陆方芳在他的发言中感慨万分地谈到了他的梦和希望:“记得赫尔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的回忆颇似天国的炼狱,往事在回忆之中成为已经去掉愚昧无知的清明思想而复苏过来。小时候,我曾编织过当作家,诗人的狂热的梦。这个梦似乎很快要变成现实。当时,在我面前铺开的成功之路是那么诱人和辉煌。接踵而来的狂风巨涛,把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毫不犹豫地卷了进去,摔到浪尖,抛到谷底。我们什么没有经历过?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能为自己的家乡出力,能在市区重建过程中为家乡绘制美丽的蓝图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合作愉快,事业成功,干杯!”

当有人称陆方芳为儒商时,他谦虚地回答:“在商言商,加上了一个儒字,就万万不敢当了。”

当熟知他过去的朋友问他,笔杆子有没有真的丢下时,他调皮地回答:“周小芹爱好文学,我就是想丢下笔杆子也丢不了的。这几年来,我们编写出版了各类书不下十本,主要是小芹在收集资料和创作,我只不过参与润润笔罢了。文革迫使我从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本家,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到目前为止我还解释不清。不过我很清楚的是,我再也不会,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写出长篇大论抨击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了。”

责任编辑: 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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