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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群
2001年9月完成初稿，共四卷。
目 录
一 回忆中的小学
二 鲜艳的红领巾
三 秀慧和宝粟
四 救了反革命的女儿
五 要打就好好打一架
六 大吉路上的里弄
一 回忆中的小学
在1952年，范明由林荫路幼儿园完成了小班，转入“念慈小学”附属的幼儿园，进入中班。上海市南市区的“念慈小学”，坐落在方斜路的中段，林荫路向西不远，靠近一个拐弯处。校舍是一大栋两层楼，两道门，砖瓦木头结构，左右对称的老式建筑。整个学校坐北朝南,校门就在方斜路的路边。“念慈小学”的校名和学校门楼顶上的砖雕图像，以及一旁的钟楼显示了它以前是一所教会学校的特征。
方斜路是一条双向单车道呈S型的柏油马路。它在解放后新铺的路面比较高，而在铺路前就有了的“念慈小学”，则相对变得地势低洼。进入校门向下走两格青石台阶，由青石板铺成的走道从校门口直通内院天井。学校大门内，右侧校舍的底层是学校的传达室和工具房，楼上是一个教室。左侧的上下两间都是教室。进入第二道门洞，右侧一楼的两间是校长和教师办公室。楼上是两间教室，有走道与转达室楼上的教室相通。左侧的楼上和楼下各有两间都是教室。
再向里走，抬头有一间横向的亭子间，走道两侧靠近亭子间处是上二楼的楼梯。亭子间是当时的学校文艺活动室，兼教师会议室。穿过亭子间下过道是一个大天井，由青石板铺地。大天井的东，西和北面一楼各有两间教室，三面围绕着六间面积相仿的教室。二楼的布局与一楼的相同，也全部是教室。楼上和楼下的教室外都有木架结构的木板走廊。大天井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左右两侧都有木架结构呈扇型旋转向上的宽大木板楼梯。
就这样数数教室，整个学校一楼，前后的算在一起有九间，加上二楼的十二间，一共有二十一间。可同时容纳进入学前教育的幼稚院小班，中班和大班各一个班和小学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各三个班，共有二十一个班级学生。当时每个班有三十个学生，全校总共有六百三十个学生。解放后实行了普及中学教育，强制小学教育的政策。为了解决当时入学新生过多，学校过少的问题，“念慈小学”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所有的空间全部利用了起来。
在学校大门对马路有一个竹篱笆围成的南北朝向的长方型操场。操场北头的大门正对着校门。近操场的大门里两边，东侧有一个跳高，跳远用的沙坑，西侧有两付爬绳架和两付单杠。操场内靠近西侧有一条煤渣铺的约有五十米长的跑道。在操场的西面，煤渣跑道外紧靠围墙，有一个简易的挡雨竹棚架。竹棚里放着几套跳箱，跳板，垫子等体育用具和开全校大会时搭主席台用的三条又粗又结实的大长条凳，十来条又宽又厚的长条子木板，还堆放着主席台上放的几张长条桌和大量可坐三个小学生并排坐的长条凳，叠起直达竹棚顶。
在五十年代初期，这所小学的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只有一个副校长，三个体育老师和不多几个男老师，加上一个五十几岁负责敲钟和学校管门房的男性工友。教师中除了校长，副校长和一个主持学校文娱活动和打杂的男体育老师只负责所承担的教课任务外，其余老师都必须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
学校在管理上只是简单的分为高年级部和低年级部。低年级各班级都安排在校门到亭子间之间，靠近教师办公室的九间教室。一进校门左侧一楼的三间，在教师办公室对面的是幼稚班的大，中，小班。小学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六个班分布在左右两侧楼上的六间教室。低年级部由一些称职的幼儿教师和有经验的老教师负责教学。有一部分很有经验的老教师则是作为班主任带班，从幼稚园小班开始一直带到小学二年级。她们负责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一带就是五年。
高年级部从三年级到六年级一共有十二个班，都安排在最里面，围绕着天井，楼上楼下的十二个教室。面积不算小的天井，加上教室外木架结构的走廊和楼梯，提供了高年级部小学生课间休息时间活动的场所，不至于会威胁到学校前半部幼稚班和低年级学生们的安全。高年级部的大部分老师都是从三年级开始带班，直接从低年级部接过班级，一直带到小学六年级毕业。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建立融洽的师生感情。
解放以后，共产党接管了学校，派来了党代表副校长和业务校长。大部分老师都是留用的，其余是随着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和班级数目的增加，为了充实师资力量从外面调入和分配来了一些教师。在五十年代中期，年轻老师的数量还是达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主要是在老教师陆续退休后，分配来接班的幼儿师范和师范学校毕业生。
有了这些新鲜血液，在青年教师中发展了党员，学校成立了党支部，由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从学校旗杆上飘扬着的鲜红的五星红旗，解放后在学校大门内侧两边的里墙，和第二道门洞两侧的外墙，新开辟的四幅墙报宣传栏，以及各年级课程中增加的时事形势课，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政治教育，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祖国好儿女，……。”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国家，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前胸。……。”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歌颂解放区的歌曲，抗美援朝《志愿军之歌》，《少年先锋队的队歌》和《社会主义好》等等，在课前，课后和课间广播喇叭中不断播放着的革命歌曲，使全校师生都充满了一种翻身，得到了解放的幸福陶醉，振奋人心的爱国热忱和激进亢奋的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出力的雄心壮志。
二 鲜艳的红领巾
那是1956年7月初，学年结束前的一个下午，“念慈小学”全校师生大会在大操场举行。夏日炎炎，火红的太阳照耀着大地，参加庄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宣誓仪式，使全校师生热血沸腾。天气有一点闷热，只有当偶然飘过的一片云彩挡住了烈日，一阵微风吹过时，才能带来一丝的清凉。会场布置得井然有序，主席台正面后台布帘上挂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和少年先锋队的队旗。主席台前两侧的旗架上，各自插满了大红旗在微风中轻轻飘荡。广播喇叭在不断交替地播放着“东方红”和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国家，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前胸。……。”在主持学校文娱活动的这位男体育老师的指挥下，全校学生高声唱完了少年先锋队的队歌。坐定以后，由学校党支部书记致词，大会正式开始。
“嗒，嗒，嗒，嗒，滴！嗒，嗒，嘀，嗒，嗒！嗒，嗒，嘀，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嘭嗒，嘭嗒，嘭嗒嗒，嘭嗒！嘭嗒，嘭嗒，嘭嗒嗒，嘭嗒！嘭嘭，嗒嗒嘭嘭，嗒嗒嘭嘭，嗒嗒，嗒嗒，嘭！”
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少年先锋队军号和队鼓声，新入队的二年级男，女学生，按班级依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遵照号令他们从主席台的左侧，在红旗的卷带下走上主席台，被老师和高年级的先锋队学长佩戴上了红领巾。在少年先锋队的队旗下，按班级集体宣誓后，他们再从主席台的右侧，在红旗的轻抚下走下主席台，回到原来的座位。
班里大多数的同学都上台去了，范明和邬梅珍隔着座位，不由自主地对望了一下，倒吸了一口凉气。环顾四周，在二年级三个班级的座位上，没有站起来出列的学生，人数估计不会超过二十个。这些可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资产阶级的子弟，或者是表现太差，记了过的学生。他们不够资格这次入队，是有待继续观察和审查的对象。
在二年级（2）班的三十个学生中，除去了他俩，还剩下四个人。在后排二年级（3）班剩下的学生中，王勇低着头，用铅笔按照队鼓的节拍敲打着前排凳子。面目姣好，秀丽动人的邬梅珍含着眼泪，咬着下嘴唇，两手拨弄着她那两条漆黑乌亮齐腰长辫的辫梢，羞愧地低下了头。眉目清秀，身材单瘦的范明不服气地抬着头，茫然地望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依次上台，被戴上了红领巾，宣誓后行了队礼，再依次下台。
入队仪式结束后，接着是颁发三好学生奖状和各项比赛优胜者的授奖仪式。与范明和邬梅珍在同一个温课小组的王秀慧，黄桂芳，张为民和陈宝粟，都脖子上系着鲜红的红领巾，左臂上用别针挂上了白底红色两条杠或一条杠的中，小队长标志，高高兴兴地上台领取了三好学生奖状。
全校铅笔写字比赛的第一名和乒乓球比赛的第一名由范明获得。二年级的算术竞赛获奖者，有三班的王勇和二班的范明。尽管如此，范明还是没有丝毫的喜悦。他低着头，涨红着脸从主席台上颁奖老师手中接过了奖状，避开了老师和同学们注视的目光，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他很清楚，自己的“出身不好”，脖子上少了一条大多数同学都有的鲜艳的红领巾。
“不要难过，张老师说的，下一次你就会如愿以偿的。” 邻座身材娇小，瘦弱，善解人意的王秀慧，从完成了宣誓仪式回到座位后，一直注意着范明的神态表情。她甩了一下短辫，轻轻地碰了一下范明的胳膊，小声给予鼓励，“张老师说的，你才是全校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范明觉得十分委屈和不甘心。他不明白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当资本家？如果父亲也是一个工人阶级，或革命干部该有多好？而且他也搞不清楚，学校老师说他父亲是资本家，他爸爸却说只是一个小业主。爸爸还说他们的小公司是三个人合伙开的，把资本分为三份，他只能算小业主，根本就算不上资本家。在越穷越光荣的年代，范明当然也不知道小业主的成份是否真的会比资本家的成份好一些？
范明感到十分无奈和委屈，不甘心，也不服气。他不相信在读书，体育比赛，做好人好事各方面，自己会输给任何一位同学？看到同学们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向少年先锋队的队旗庄严宣誓，敬礼，范明羡慕极了。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与他无缘。广播喇叭还在播放着少年先锋队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国家，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他心里觉得很冷，因为那些歌词不是对他说的。他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距离是那样的遥不可及，高不可攀。
在全校师生大会结束后，学生们都按照学校的规定，三五成群地走向指定的同学家，参加校外温课小组学习。今天他们是去王秀慧家。王秀慧，邬梅珍，陈宝粟和范明默默地走在一起。走在后面的汤福根是一个老留级生，前年入队的老少年先锋队队员。严格按阶级成份批准入队的仪式鼓舞了他的士气。他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老想挑起话题，但是一直得不到机会。他几次想挤进前面的行列，因为人行道不够宽，又没人主动让出，挤不进。
他试图拉住邬梅珍和他一起走，并神气活现地大声向她说：“你根本不必担心，我会保护你的。以后长大了只要你嫁给了我，看谁敢欺负你？谁敢说一个不字？”但是邬梅珍就是不理他，还使劲地甩脱了他的纠缠。从学校操场到王秀慧的家，总共只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很快就走到了。汤福根可说是憋足了气，走进了王秀慧的家。
“看到没有，这就是鲜艳的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这些剥削阶级的子女，根本就不配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会读书有什么了不起？算术只是资本家算账，剥削工人的诡计。靠发转球，打边角，鬼头鬼脑赢来的乒乓球冠军是可耻的。” 进门后的汤福根开始发作了起来，大声叫着。
“范明，你铅笔字写字比赛的试卷贴出来了，写得黑漆漆的，一点也不干净，还有脸拿第一名？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特别会拍老师的马屁，老师们都喜欢你。不过，你生气也没有用，她们帮不了你入队。不要以为你真的有什么了不起，有种我们就堂堂正正的打一架，否则你就是孬种。你拿什么来跟我比？我爸爸是工会主席，我家三代是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是领导阶级，你比得了吗？” 汤福根气急败坏，脸红耳赤地大声嚷着。
看来他的火气是冲着范明来的。汤福根千方百计想要讨好邬梅珍，因为她人长得漂亮，但是又出身不好，以为好欺负，但是他总是讨不到好。他认为读书好，体育好的范明是他的竞争对手，每次看到邬梅珍和范明在说话就火冒三丈。汤福根曾多次想方设法来刺激和挑战范明，想找他出一口气，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汤福根想欺负范明个子比他小，因为阶级出身不好，不敢与他对打和还手。他估计就算是狠打了范明一顿，范明也不敢支声，只有干吃哑巴亏的份。
虽然没有人回应，汤福根的挑衅看来一时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作为主人的王秀慧同学没法不吱声了，“叫够了没有？你出身好，了不起！你有种就做出一个人样来。要比就应该比功课，比体育，到考场和运动场上大大方方，公正的比赛。谁会和你比打架？你到我家是来参加课外温课学习的。想打架？请出去，没人会理你。你的那些无赖朋友早就在门外探头探脑了。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使坏，搞暗算的人才是孬种。”
看来也只有她才能压住汤福根。王秀慧现在是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兼班长。据说她的爸爸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当大官的，这不是汤福根家所能比的。她家住的是一栋独门独院，两层楼的房子，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后院。汽车可以从后大门直接开进她家的院子。
“我不是跟你吵，我气的是范明。我知道你们都会帮他，但是他是资产阶级，是他在挑拨离间。范明，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背后，不配做一个男子汉。” 汤福根继续发狠地说道。
范明对于汤福根的挑衅，早就憋足了气。骂别的他可以忍，最火大的是骂他躲在女人背后，不是一个男子汉。他几次想站起来应战，但是考虑到这是在王秀慧的家不好发作。而且他也顾虑到，要打当然要出去打，如果就在这个时候和汤福根打起来不划算。这里离开学校太近，汤福根在里弄里还有帮手，一旦打起来肯定会闹到学校，他会受到学校处分，也会给父母带来麻烦。旁边的陈宝粟一直紧拉着他的衣服，要他不必理会汤福根的无理取闹。范明总算是强忍了下来。
“汤福根，你可不要不知好歹。你敢再闹，看我不把你千方百计逼迫邬梅珍答应嫁给你的丑事全部告诉老师！”黄桂芳气呼呼地说。
王秀慧又接着说：“看来他是忘了上次因为偷着抽烟和教坏邻居孩子，被他父亲抓到，打得一个礼拜爬不起床的教训。汤福根，你要立刻向范明和邬梅珍同学道歉，否则我们就告诉你爸爸。”
已经十一岁的汤福根，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挨他爸爸打。看到苗头不对，他只得怏怏的换了一张笑脸，解释道：“我只是开玩笑，哪能当真？我又没有真的动手。光动动嘴巴，出出气也犯法吗？ 你们不要听，我不说了，对不起了，还不行吗？”。说完，他就打开书包，自己坐到一个角落上，再也不哼一声。
一场风波就在汤福根的赖皮赖脸，自圆其说中结束了。在这种场合，大家都知道，男生插不上嘴。如果有任何一个男生插了话，汤福根都会暴跳如雷，借题发挥，甚至大打出手。而由王秀慧和黄桂芳这两位家庭出身过硬的女生说他，他不好翻脸，否则就会遭到全体男生的群起而攻之。
课外学习小组是班主任张慧慈老师，按照学生的住址接近，学习成绩好坏参半划分的。每组有七至八个学生。每周二和周五下午两节课后，到其中两个家里有院子的，或客厅较大的同学家，轮流温课学习一次，每次两个小时。这个组有八个学生，即王秀慧，邬梅珍，黄桂芳，汤福根，周吉，张为民，陈宝粟和范明。除了王秀慧是在一年级开学时搬家来附近住的插班生，汤福根是一个留级生以外，其余六个同学都是家住得很近的老同学。他们由原来分散在几处的学前班学童一起被合并进了“念慈小学”，从幼稚班的中班就是同学，一起长大的。在年龄上，张为民，陈宝粟和王秀慧是1946年下半年出生，其余除了汤福根，都是1947年上半年生的，以范明年龄为最小。按学校报名规定，7月份生的范明正好挤进了这一届，再晚生的就要等下一届了。
王秀慧是一个长着园脸，留着短辫的瘦弱小姑娘。她平时话不多，穿着朴素大方，两只眼睛会说话，笑起来十分甜。她家人口单薄，父母加上她一个女儿住在这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子，显得空荡荡的。她的父亲很少在白天回家，同学们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个子不高，大约是一米五十五的个头，是一个和蔼可亲，精明能干的革命女干部。她是离家不远的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的一位领导干部，妇产科医生。她穿戴极为俭朴，整洁，端庄素雅，脸上老是带着笑容，从不多话，也不干涉孩子们的课外学习活动。
邬梅珍的父亲据说是一个国民党军官，反革命特务分子，被关在牢里。她母亲是他父亲的一个姨太太，现在她在一个街道工厂上班，只有邬梅珍一个女儿。邬梅珍的家与王秀慧的家住在同一条里弄里。王秀慧的家住在里弄底的一户带院子的两层楼房，而邬梅珍的家住在靠近弄堂口，一户老式两层楼房子的一间阁楼。邬梅珍的母亲对她的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邬梅珍也喜欢在她母亲怀里撒娇。有几次温课小组活动邬梅珍没到，范明跑到她家去叫她，还看到她妈妈在帮她穿衣服呢！她妈妈一再哀求似地拜托范明，要他帮助保护好她的女儿，不要让她受别的坏孩子欺负，范明当然一口答应了。
被说成资本家出身的范明的家，也是这个温课小组的一个指定地点。他家住在大吉路上的一片古色古香的里弄建筑，一户两层楼房子的一楼的左厢房。范明的父亲叫范志盛，原是他大哥范志涛所开的一家叫《振业电器》大公司的一个无线电工程师。解放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于范志涛的突然被捕，公司被政府接收，他失业了。范志盛就响应了政府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号召，与另外两位工程师，原来的同事凑齐了有限的资金，在淮海路上开了一家叫《通艺电器》的公司。公司才开了几年，生意兴隆，赚到了一大笔钱，他们就扩大了经营范围，搞起了原来在《振业电器》生产的电位器厂子。随后，他们就碰上了1955年的公私合营，共产党政府全力展开的社会主义城市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后，范明的父亲虽然被邀请担任新成立的某无线电厂，一个生产电位器大车间的主任，却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个“帽子”压得他们夫妇和六个尚年幼的子女抬不起头来。
除了上述的三位，余下的黄桂芳，汤福根，周吉，张为民和陈宝粟都是工人和公司小职员出身的无产阶级子弟。不同的是王秀慧，张为民和陈宝粟成绩很好，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范明成绩也非常突出，但是不太稳定，平时有些马马虎虎，参加竞赛时成绩又高得出奇。黄桂芳的成绩中上，邬梅珍成绩中等。周吉成绩稍差一些，但是人很聪明，只要努力就能追上来。汤福根是一个老不及格的留级生。
胖乎乎的黄桂芳留着两条短辫，是一个乐天派女孩。她从小就热衷于为同学服务和社会活动，这次也评上了三好学生，当选了中队劳动委员。额头宽大，下巴尖尖，体格单瘦的张为民，着迷于黑板报的编辑和各种宣传活动，课后老在学校宣传栏墙报附近转，看着高年级的学长，一些大哥哥和大姐姐们出墙报，有时他也能及时地帮上一点忙。长着一团和气的陈宝粟，个子矮小，胖墩墩的，迷恋于音乐和戏剧，是学校乐队和戏剧组的热心支持者。他俩这次分别当选上了少年先锋队的小队长。
个子矮小，体格瘦弱的周吉，他的性格内向，读书不太认真，不过临时抱佛脚的功夫是一流的。他经常不顾场合，爱不释手地埋头读着他千方百计借到的各种小说。汤福根比其他同学大了两岁，老是以无产阶级接班人自居，倚老卖老，经常无故找借口请假，或旷课。他比其他同学个子高出了半个头，是一个粗手粗脚的黑大个子，常常带领着一帮流里流气的小兄弟混迹于街头和小巷。
三 秀慧和宝粟
王秀慧在小学一年级刚开学插班进来不久，就曾经发作过两次胃病。一次是在范明家温课小组活动结束后。她和其他女同学一起跳了一会儿绳子，出了汗跟着喝了一杯冷开水，突然脸色发白，胃绞痛得不知所措，说不出话来。她转过身来就使劲地抓住了范明的胳膊。范明看到了秀慧十分痛苦无助的眼神也慌了手脚，只能努力支撑着扶住她，防止她摔倒。还是陈宝粟同学比较冷静，马上倒了一杯温热的开水，要黄桂芳和邬梅珍帮王秀慧搓揉腹部和背部，并慢慢地喂她喝下去，才逐渐解除了痛苦。
第二次是在发生了第一次胃痛后不久，在学校上午第三节课后。王秀慧又脸色苍白地跑到了范明身边，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她说今天起床晚了，怕上课会迟到，早饭没有来得及吃，大概是饿得胃痛了，不过不是很严重，只要范明扶住她，让她靠一下，过一会儿就会好的。到了第四节上课前，虽然她还是痛得直冒冷汗，感觉上却好多了。
从此以后，范明就成了秀慧的“救生圈”，只要她感到身体不舒服就会找范明。陈宝粟也会主动在旁边一起照顾她。在两年的同学相处中，王秀慧，陈宝粟和范明越走越近，一起学习，一起讨论，老是玩在一起。有秀慧在起着桥梁作用，陈宝粟和范明也成为了好朋友。他俩都是非常聪明，好学的学生，但是在性格方面却正好相反。一个是好静，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爱好文艺。另一个则好动，新主意，小点子不断，喜欢竞争，爱好体育。王秀慧是一个十分聪明伶俐，话又不多的小女孩，在这两个小男生中间是左右逢源，都能合得来。
陈宝粟少年老成，王秀慧在他面前好像是一个小妹妹，处处受到细致的关怀和帮助。她喜欢安安静静地听他拨弄音乐，也喜欢唱歌和唱戏，要陈宝粟给她伴奏配合。王秀慧在调皮好动的范明面前，却像一个大姐姐，总是要管他，担心他会闯祸，话也比较多。她喜欢听他的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胡言乱言，也喜欢了解他的各种新点子和千奇百怪的想法，更喜欢他热爱运动，力争第一的勇气。
有一次王秀慧神秘地告诉范明：“我以前胃疼时根本站不住，会在地上打滚，疼了半天也好不了。现在我只要在你的身边，抓住了你就很快会好，而且胃病发作一次比一次轻，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想你的身体这么好，可能身上有一种神气能压住我的病。我告诉妈妈，她说我胡说八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范明好不神气，故作大方地说：“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生过病，也从来不知道累，是很神气的。你如果认为真的有用，身体不好就找我，就把我的神气多拿一点去。你只要身体好了，我们就可以玩得更开心。”
在一旁的陈宝粟说：“这个我也搞不清了，好像是有一些道理的。多和身体好的人一起玩身体也会好，估计不会错。可能要长大了，多看一些书，我们才能真正弄明白。现在我们先别管这么多，只要身体好就好。”
陈宝粟好静，好音乐，好戏曲，王秀慧和范明就跟着他学乐器，唱歌和唱戏。王秀慧好美术，爱画画和剪纸，陈宝粟和范明也跟着她一起剪纸，乱涂鸦作画，或做素描的模特儿。范明好下各种棋类和体育活动，陈宝粟和王秀慧也跟着他学下棋，学游泳和打乒乓。反正他们之间是各有所长，通过相互学习，有利无弊。
在大吉路上靠近南市区工人体育场附近正在盖一栋新房子。石头，沙子，水泥和挖起来的泥土都堆到了街面上，搞得坑坑洼洼路不好走。每当他们上范明家温课时，只能改走林荫路。不过每隔上几个星期，出于好奇心，范明就会拉着他的两个好朋友跳跳蹦蹦地从这边走，看看盖房子，引起了不少话题。
半个月过去了，看到路面上原来堆着的大石头，沙子，水泥都不见了，又运来了大量的砖头，范明萌发了奇想，向他的伙伴们说：“你们看，这好浪费啊！这些大石头，沙子和水泥都浪费了，弄到地底下去了。以后如果房子要拆掉，挖起来就难了。”
“你难道不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吗？盖房子不打地基怎么行？”王秀慧笑着说。
“我知道，不过平地起不一定要地下起啊！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材料在平地上做成一大块厚厚的水泥石头板？在水泥石头板上面盖房子就保证不会下沉啊！如果这样做了，到房子要拆掉时，就可以把大块水泥石头板一起带走了。再不放心，还可以像做汽车一样，用一大块厚铁板做底。如果在下面再装上很多轮子，以后搬家用大卡车一拉就可以走了呢！”范明争辩道。
“如果是盖一间房子，这可说不定真行的，以后搬家就可以连房子一起搬了。如果要盖好多间，怕就怕如果地基不稳，上面的墙会裂开的。”陈宝粟说。
看到工程队开始砌墙了，和泥，运砖，打线，沏墙，人头窜动，技术员在不断地检查质量，墙砌歪了要推倒重砌。范明又说了，“他们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麻烦？小时候你们都搭过积木吧！为什么不可以在空地上把地搞平，再用水泥和砖都摆好，等干了做成一大块的，这样就保证不会歪了，是不是？然后再运来像搭积木一样搭起来，用铁钩把它们钩住，这不方便多了？其实房顶也可以在地上先做好了，等房子造好了，再把房顶吊起来，就像一个大锅盖把房子盖起来。”
“明明，盖房子那能像搭积木这么容易？把房顶做成一个大锅盖可是实在太大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它给吊起来？”秀慧说着，笑得弯下了腰。
陈宝粟却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好办法，也许是可以办得到的，要范明去问问技术员老伯伯。
老伯伯的回答说：“这可都是好主意，现在是有先做成预制板，然后像搭积木一样搭的。我老了，你们长大了以后要多学一点知识，可以试试看。”
学校旁边不远处有一座道教的“白云观”。他们有时候路过也会探头探脑去看看。“白云观”把门的道士很凶，根本不允许小孩靠近。在二年级结束后，三年级还没有开学的暑期，一天在王秀慧的家，他们温习完课后，范明就拉着他的两个小伙伴说：“你们想不想进‘白云观’里面看看？我知道在道观左边竹篱笆有一个洞，我们身体小可以钻进去的。”
“这样做不好，给道士抓住了，他们会骂我们的。如果他们告诉学校老师就更糟糕了。”王秀慧不安地说。
“不要紧的，里面的道士不凶的，那个白胡子的道长很和气。我钻进去过两次，还和他说过话。道观里面很大，房子很多，人却不多，有许多地方是可以躲的。里面可好看了，有的房间里挂了好多画像，画里的人可威风了，烧的香味道很好闻。有的小院子里种了许多一盆盆的小树。还有一个大院子，是他们练武的地方，宝剑舞起来好看极了。我还远远地看到他们拿着石头小块在石桌上下棋呢！我们偷偷地溜进去，我认得路，保证不会被抓住的。”范明竭力地解释着。
“明明，你说的一盆盆小树可能就是盆栽吧！他们种的比我家里种的好看吗？里面真有这么好玩？”慧慧心动了。
“你看清楚没有？他们下的是围棋吧！真的不会被发现？慧慧，我们把红领巾和队长标志都放进书包里，如果真的被抓住了，也不告诉他们我们是哪所学校的，最多被赶出来就是了，不用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冒险一次。”陈宝粟下了决心。
范明就领着他们在道观里躲躲藏藏地参观了个够，又从原来钻进去的竹篱笆洞口钻了出来。秀慧兴奋地说；“真是好玩极了！明明，就你鬼点子多，我们和这些道士捉了一次迷藏。我就是还有一点搞不懂，这些道士是靠什么生活的？”
“根据书上讲，他们是靠进香的香客给的香油钱。不过现在哪里会有那么多有钱的香客？你们没看见，许多道士的道袍都打了补丁吗？” 宝粟说。
“我问过那个白胡子的道长，他可能还是道观的观长呢！他说现在是很困难，有钱的香客越来越少，香油钱是靠不住了，政府给了一些补助款也不够用。我向他提过一些建议，他听了摇摇头，说政府恐怕不会同意的。”范明说。
“你提了一些什么建议？如果是好主意又为什么会行不通呢？”秀慧睁大了眼睛问道。
“我向他建议，道观里面这么大，可以办学校。他们可以教人们如何舞剑，教下围棋，搞比赛，还可以教如何种盆栽。种的盆栽也是可以卖钱的。”范明得意地说着。
“你要他们用道观办学校？要道士当老师？还要道士做买卖？这怎么可能？政府当然不会同意的。宝粟，你说是不是？”王秀慧疑惑地问陈宝粟。
“这可真的说不定是解决道观和庙宇收入的一个好主意呢！小说里讲，那些在大山里的道观，庙宇和尼姑庵，道士，和尚和尼姑不是都自己种菜，种粮食的吗？不过，教舞剑太危险，容易伤人。教下围棋，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学？要道士当老师办学校，政府肯定不会同意的。道士要面子，也不肯做买卖的。” 宝粟说道。
“宝剑太锋利了，可以用木头剑，或竹片来代替啊！不会做买卖可以学，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嘛！他们又不是教书的老师，只是教舞剑，教下围棋，教盆栽，可以不叫老师，改叫师傅嘛！有没有人来学，要试试看才能知道。为什么政府一定要不同意？”范明反驳道。
“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道观，庙宇和尼姑庵都是讲迷信的地方，你说政府怎么能同意他们办学校呢？”秀慧说。
“道士，和尚和尼姑也是人，总要吃饭的。没有钱怎么维持得下去呢？总得有一个出路啊！他们是怎么打算的？” 宝粟问道。
“那个白胡子的道长说，他打算要道观里年轻一些的道士自己去找出路，谋生去。只留下几个太老了，没有地方可去的继续守着道观。”范明不无遗憾地说道。
陈宝粟的家住在陆家浜路上的一家米店楼上。他是他家父母老来生得的独子。陈宝粟的父亲是楼下米店的职工，母亲是家庭妇女。虽然家境不是太好，但是老两口对他们的宝贝儿子还是万般宠爱。陈宝粟从小受他父亲的影响，酷爱音乐。他父亲就竭尽所能来满足他乐器的需求。家里的小提琴，二胡，箫和笛子虽然都是他的父亲从旧货商场搞到的，却是货真价实，精心挑选的精品，音色绝佳。
范明家里的弟弟和妹妹太多，买了什么乐器也是保不住的。他买了新的，练习用的小提琴，二胡和口琴，才没几天所有的琴弦就断得一根不剩，只剩下了一只敲不烂的口琴还可以吹。王秀慧买了一根箫，音色也不是很好。因此，当他们想玩乐器时总是上陈宝粟家，用陈宝粟的。
范明和王秀慧喜欢争论一些问题，而宝粟老是当和事佬，对他们所争论的问题都不感兴趣。有一次在练习完了乐器闲聊时，范明看到宝粟书架上也有志愿军英雄，黄继光和董承瑞的故事，就说：“黄继光和董承瑞是很勇敢，可是我就是想不通，黄继光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堵碉堡的枪眼？被敌人打死了，还能堵得住吗？反正已经爬到了碉堡的枪眼旁边，敌人打不到他了，他可以拣大石头块去堵枪眼，也可以往里面扔沙土，使敌人眼睛看不见，打不成，射不准，不就行了？”
王秀慧笑着说：“就你聪明。这可是战场，你要黄继光到哪里去找现成的大石头可以正好用来堵枪眼？这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怎么可以用扔沙土，丢石头的办法？黄继光如果真的那么做了，还算什么英雄，这样怎么能够打败敌人？”
“怎么不可以？只要敌人瞄准不了，开不成枪，他的战友就可以冲上来，打败和活捉敌人。还有董承瑞又为什么一定要用手来托起炸药包炸桥头堡？找一根木棍，或竹竿撑起炸药包就可以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是桥就一定有桥墩和桥缝，把炸药包放在桥墩上和桥缝里，不是同样可以炸掉桥头堡？”范明继续振振有词地说着。
“你想的尽是美事，哪有这么容易啊？说他们是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赞扬的就是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如果每一个战士都能像他们那样勇敢，我们就能战无不胜。”王秀慧坚持着她的观点。
“如果英雄和不怕死的都这么容易就死光了，以后的仗该怎么打？当英雄为什么非死不可？只要同样达到了目的，活着不是更好？还可以继续杀敌。”
“你没有听说吗？一个英雄如果倒下了，就会有千万个英雄战士站起来。英雄是死不完的，而且他们是永垂不朽的。”
“我就认为，用人，用生命去代替一块石头，一根木棍根本就不值得。在战场上更要动脑筋，想办法，尽量减少牺牲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才是正确的做法。”范明强调着他的观点。
“这谁不想啊？许多时候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只有不怕牺牲才能取得胜利。我当然是相信你的，在战场上你一定会想出各种古怪的办法来勇敢杀敌，但是别人可能就会怀疑你是贪生怕死，有时候连解释也解释不清了。比如，以前在白区敌后工作的共产党干部，为革命出生入死，许多时候需要混入敌人的阵营独立作战，然而也很容易被组织怀疑是叛变通敌，受到组织审查的时候连一个证人都找不到，根本就辩不清了，还不如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壮烈牺牲呢！”王秀慧说。
“当然，如果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时间紧迫，不得不以牺牲自己来保障战斗的胜利，那样的牺牲应该是值得的。地下工作的党组织应该是很严密的，组织当然要对那些打入敌后，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负责。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应该要比在战场上杀敌的战士大，所承担的危险也更大。哎？你好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范明好奇地问。
“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其实你们说的都对，都有道理，就看强调的是哪一个方面了。事情本来就不是绝对的，也许在战场上许多战士就像范明所说的那样干的，打得很灵活，很巧妙，还可以活着。当然，他们也许不会被评为大英雄，最多也就是在战争结束后立功，授奖。真正的英雄应该有成千上万的，至于树立谁为英雄？当然要挑最激动人心的，由党和政府来安排，不必我们来伤脑筋，瞎操心。”陈宝粟终结了他们的争论。
四 救了反革命的女儿
世事难料，范明居然在三年级刚开学后不久就系上了红领巾。他不但入了队，还当上了小队长，原因是学校为了表彰他奋不顾身，从十轮大卡车轮子下救了同学邬梅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三年级刚开学的一天中午下课放学后，同学们都匆忙赶回家吃午饭。当走在前面的邬梅珍过马路时，被再次留了级的汤福根发现了。他从马路对面迎了上去，硬是在马路中间拦住了她，在拉扯中碰翻了邬梅珍的书包。正好有一辆十轮大卡车经过弯道直冲过来。在马路上的学生们惊慌得纷纷躲避，肇事的汤福根也逃之夭夭。而邬梅珍却哭着没有看到，还在地上拣着散落的书本和铅笔。
眼看着车祸就要发生，刚走出了校门口在路旁的范明看到了这种情况，想也没多想就扔下了书包急忙冲了出去，一把拉起邬梅珍，抱着她滚向了路的另一边。鲁莽行驶的十轮大卡车在他们的身旁呼啸着擦身而过。
由于九月份的上海天气还是很热，学生们按规定都穿着夏天的校服。男孩子穿的是白色短袖衬衫和深蓝色短裤，女孩子穿的是白色短袖衬衫和浅蓝色裙子。左侧的肘部和膝盖都擦伤了，倒在地上的范明试图自己爬起来，用麻木的双手扶起倒在自己身上，紧紧地抱着自己，吓呆了的邬梅珍。
幸亏没有什么大碍，在匆忙赶到的老师们的帮助下，他们被拉到了路边。学校负责医护的老师，背着红十字医护箱赶忙跑来，熟练地替他们作了初步的检查，并为范明止了血，用纱布包扎了伤口。王秀慧坚持要范明和邬梅珍到她家去，说她妈妈是医生，中午在家。她好像很内行似地一再说明，只有彻底的清洗伤口，消了毒，才不会发炎，还要检查和防止内出血。
从幼稚班就带着他们，一直到二年级期末，才交了班的原班主任张慧慈老师被吓得脸色苍白，心痛地接口说：“好的，好的，或者就请你妈妈带着他们俩去医院好好帮着检查一下。吓也吓死了，下午你们就不要来上课了。我会通知你们的课任老师和班主任张深恩老师的。”
回家走到里弄口，邬梅珍开口说：“慧慧，我不去你家了。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没有受伤，只是吓个半死。时间已经很晚了，妈妈在家等我吃午饭呢！她会急死的。”
“真的没有问题了？你的脸色看上去是好多了。这样也好，免得你妈妈担心。如果你在吃午饭的时候，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再来我家让我妈妈看看。还有，你现在回家打算怎么告诉你妈妈呢？”王秀慧好心地问道。
“我刚才哭过，裙子破了，身上又这么脏，铅笔盒也压烂了，我想瞒是瞒不住的。就算我不说，邻居小孩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也会告诉我妈妈的。”说罢，邬梅珍又转过脸向着范明羞怯地小声说：“谢谢你救了我，害得你受了伤。”说完，她扭过身子奔向了她家的大门。
“看来她是感激得不得了，眼泪就在眼眶里。她迫不及待要向她妈妈哭诉，撒娇呢！不过范明，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有可能救不了她，反而会一起给车子压死？”王秀慧十分担心，着急地发问。
“我不知道，当时哪里会有时间想这些问题？我只想到只要我跑得快点，就一定能够拉她过去的。要不是她死劲地抱住我，拌住了我的脚，本来我们是不会跌倒受伤的。”
“你真勇敢，我当时可吓得腿也软了，想叫梅珍快跑，也叫不出声来。”
王妈妈站在家门口奇怪地看着平时不爱多说话的女儿，嘀嘀咕咕和范明说个不停，笑着插嘴说：“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发生了什么事？咦！范明快过来让我瞧瞧。怎么这么不小心，摔成了这样？”
王妈妈在客厅里一边熟练地解开绑带纱布，一边听着她女儿绘声绘色的讲着事情发生的经过，松了一口气说：“幸亏只是擦伤，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如果真让车子撞上了还当了得？好了，先就不包扎了。你就别回家了，在这里吃吧！饿了吧？我先去厨房摊几张饼，吃了午饭后再处理伤口。”
吃饭时，王妈妈向范明解释道：“我们平时中午只喝早上熬好的粥，配上一些小菜。午休时间不多，加上我们母女俩饭量不大，主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粥和酥饼等。我中午回家主要是考虑到慧慧有胃病，要照顾好些，免得消化不好。你妈妈是怎么安排你们家六个孩子午饭的？”
“原来家里有一个阿姨照顾，后来街道干部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阿姨只得走了。妈妈就每天在早上上班前煮好了一锅饭，放在保温的草窝里。她腌了一大缸咸蛋和几缸咸菜，每天晚上煮上一些咸蛋和准备一些毛豆抄咸菜。我姐姐，大弟弟和我，中午从学校回家，如果饭是热的就可以直接吃，冬天饭冷了就泡开水吃。上幼儿园的大妹妹在学校就餐，最小的弟弟和妹妹由楼上的阿姨家帮助照顾。”
“真是苦了孩子，你们真乖。”
“妈妈说的，工厂离家太远。爸爸在车间负责，妈妈不好经常请假，只能将就了。如果工厂要加班，妈妈晚回家，晚饭就由姐姐先做起来。我负责管好弟弟和妹妹，教他们写字，背唐诗，学加，减法和乘法口诀。我可是很严格的哩！他们不听话可不行。”
“真是不容易，你还会当小老师呢！你比慧慧小了将近一岁吧？本来，在没来上海前，她已经在外地提前上小学一年级了，可是在那一年她爸爸正好因为工作关系，连着调换了三个地方。慧慧也只得跟着我们走来走去耽误了她的学习，连考试也没能参加上。等转到了上海，我们担心她身体差，怕直接上二年级会跟不上，反正年龄也正好，就决定让她重读一年级，把基础打好。慧慧很好强，她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比你们多学一点，多懂一些才对，偏偏碰到宝粟和你，什么都比她强。我们知道她会很努力的，你们要相互关心，互相帮助。”
饭后，王妈妈仔细地检查和清洗了范明的伤口，涂上了红药水和消炎软膏，说：“不用包扎了，否则行动会不方便。不过这几天伤口不能碰水，更不可搞脏了，体育活动要暂停。”说着话，她替范明洗了脸，擦了手，就回医院去上班了。
收拾了碗碟后，一直在旁边静静看着的王秀慧悄悄地说：“我真羡慕，妈妈好喜欢你。从小妈妈就要我自己洗脸，洗澡，叠被，整理衣服，要我学会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已经好久了，妈妈没有帮我洗过脸。”
“你妈妈对我是很好。不过，只有你才是你妈妈的亲生宝贝女儿。我不会抢走你妈妈的。她是怕我伤口裂开，才帮我洗脸的。”
“我才不怕你抢走我的妈妈呢！妈妈喜欢你，我好高兴。妈妈说的，她很高兴我能有你和陈宝粟这样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文，一个武，都这样聪明好学。她尤其欣赏你的爱思考和爱体育运动，说你是一个开心果，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我其实也很喜欢你妈妈的。她好有知识，好像我说什么她都明白，我心里在想些什么事情她都知道。在你妈妈面前，我是一点也不敢调皮的。”范明说完伸出了一下舌头，做了一个鬼脸。
王秀慧轻笑了一声，接口说：“我看你也是不敢的。不过，我搞不懂，在你拉起邬梅珍时，明明是她在前面，跌倒时应该是她先倒下，受伤的，在下面的应该是她，怎么会变成了你？”
“当时她真的被吓坏了。我冲上去拖她跑，她却死劲的抱住了我，才跑出两步就被绊倒了。我怕会压伤了她，倒地时就转了一个身，这样她就不会受伤了。”
“你真是好心。我可没有她那么漂亮，不知道换了是我有危险，你会救我吗？你也会这样保护我吗？”
“当然会。如果是你，你不会这么胆小，不会死劲地抱住我。你的身体也轻，我可以一把拉起你来。我们可以跑得更快，都不会受伤。”范明认真地解释道。
“她应该是很重的，那么她压伤了你没有呢？”
“没有。她的身体好像软软的，我不觉得有重量。”
“这是你第一次抱女孩子吧！你觉得她很香吗？”王秀慧打趣地问道。
“没有，我没有抱过她，是她抱住我的。我什么也没闻到，真的。”范明涨红着脸分辨着。
“那么，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不会死劲地抱住你呢？害怕了，我也会啊！你会不高兴吗？”
“不会的。总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你们是女生，我是男生嘛！不过不怕的，你就像是我的小姐姐，不要紧的。”
“好了，我不过随便问问，不要那么紧张。你家里不是有一个姐姐吗？谁要当你的姐姐？不过，我想知道，在我们同学当中你最信任谁？”
“陈宝粟和你，还有黄桂芳。不过，黄桂芳嘴巴太快，老爱开玩笑，有点靠不住就是了。”
“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和陈宝粟。那么我们约定，永远互相信任，决不欺骗。谁违背诺言，谁就是小狗。”
“好的，我们钩手，谁也不能打赖，我们都不做小狗。”
“伤口还痛吗？如果不疼了，我们该自己补上这两节课了。”
“好的，和你讲讲话早忘记疼了。”
范明读书有些漫不经心。因为不知道老师会教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哪些作业是要做的？看到慧慧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学习，他就顺着语文和算术书一路看下去，见到作业就全部都做了，一连学了和做了大概有二到三节课的内容。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慧慧停了下来。她走到范明一边，检查了他的作业，笑着说：“你可学得真快，都做到哪里去了？你所有习题都做，怪不得你的作业本会用得这么快。你都自学到这么后面了，以后上课时打算打瞌睡吗？”
“其实这些课文我早就看过了。老师上课教到什么地方，我就一面听讲，一面把作业提前做到什么地方，我是每道题都做的。如果还有时间，我就一面听讲，一面往后面的内容看下去，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你可真聪明，不过我还是要检查一下。上一次，我听宝粟说，你正在练习一目十行和过目不忘的本事，我要考你一下到底练得怎么样了？这些能力真的是可以练出来的吗？你看过的语文课文都能背出来吗？”
“那是我家楼上的柴姐姐和柴哥哥要我练的，按照他们想出来的方法练，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你要我现在就背语文课文？因为不是提前告诉的，我刚才没有注意读，可不一定能做到。如果老师布置要背，我会认真再读几遍的。”范明解释道。
在慧慧的要求下，范明只得硬着头皮磕磕巴巴地一课接着一课往下背，她不时地纠正着错误的地方，到了超过教学进度的课文，她就拿起课本对照。
范明红着脸说：“慧慧，你的记性真好，凡是教过的课文，你都能背得一字不差，我就做不到。”
“你是能够做到的，只要你慢一点往下看，把读过的课程咬文嚼字地多背两遍就保证可以的。开学才几个星期你把课文都已经学掉了一半，这样上课不会变得很无聊？”
“不会的，上课老师讲课等于是在给我复习，我如果觉得讲得太慢，就看下面的课文，再在课堂上做做作业就闲不着了。这是我家楼上的柴哥哥教我的。是他说的，上课的问题都要在课堂上解决。课外的时间，应该拿来学做算术竞赛题，看课外书籍。”
“你这样做，老师会不会不高兴？”
“不会的，以前张慧慈老师是知道的。我向她解释过，她只是笑了笑，摸了一下我的头说，要我保证不影响别的同学。你没有注意吗？老师一般都很少会在课堂上问我问题，我想他们都是知道的。”
“那么，课余时间除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还干些什么？”
“看报，看小说，听广播新闻和说书，打乒乓，游泳，下棋，打球，学乐器，练书法。”
“我也喜欢看小说，下棋，学乐器，练书法。我还经常和妈妈一起听戏，去戏院看戏。我特别喜欢绍兴戏，沪剧和黄梅戏。不过，宝粟和我跟着你学打乒乓和游泳，进步可是很慢。你得想想办法让我们也进步快点，我很想体会一下在运动场上取得胜利的喜悦。”
“好的。只要你肯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身体一定会好。”
“明明，你知道我和陈宝粟为什么这么喜欢和你在一起吗？因为我们感到和你在一起脑子也会灵活起来。虽然有时候你的想法有些稀奇古怪，但很多时候都是对的，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我也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愿意听我的想法，不会嘲笑我。如果你们知道我想得不对，会告诉我。我知道，你们是真的对我好。这是真的，我也很羡慕你们，学什么像什么，学各种乐器，戏剧和绘画，你们都比我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
范明嘴里是在这么说着，心里却直犯嘀咕。他实在搞不懂，看到宝粟乐器玩得那么得心应手，他好羡慕，下了决心要和宝粟比一比。他私底下自己下了不少功夫，心想就算超不过他，也要达到他的水平。可是，即使他再努力，除了吹口琴宝粟不会，他的小提琴和笛子只能拉和吹成曲，怎么也搞不出那种韵味，无法达到宝粟的造诣。
他也十分努力想学好画画，希望能像慧慧那样，只需要轻描淡写的几笔就能勾画出一幅与真人神似的素描。但是他无论如何也画不好，而且还越描越黑，越修改越糟糕。他觉得很失败，自己真笨透了，简直是灰心丧气。不过有一点安慰的是，宝粟和秀慧好像在学游泳，学打乒乓，学打篮球和各种体育运动方面，无论他怎么教也学不好，学不快，尤其在解算术难题时，在他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俩却要化上很多的功夫，实在也是笨得可以了。
五 要打就好好打一架
范明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带来了很大的余波，众说不一。直到五年级结束后的暑期，也就是1959年8月，邬梅珍和她的母亲因为是反革命家属，被赶回安徽老家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这件事情才总算平静下来。
当时就有人说：“范明救邬梅珍是因为她是全校第一大美女。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本来就喜欢她。”
有的人说：“英雄救美，必定能换来以身相许，冒险也是值得的。”
也有人说：“范明的出身成份不好，如果不表现得好，怎么能这么快入队？他是为了要入队，为了要表现自己才这么做的。”
更为负面的说法是：“资本家的儿子救了反革命的女儿，有什么值得夸奖的？本质上是反动阶级子女之间的互相帮助，大家不要被蒙骗了。”
邬梅珍的母亲一直想找个机会，要向范明表示感谢。由于受到本身阶级成份的限制，她怕会遭来非议，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在听她女儿告诉外面有这些说法，就更不好做什么了。她只能有时候要女儿带上一些自己精心制作的点心到温课小组去招待同学，希望范明这孩子也能吃到她亲手做的，心里能得到一些安慰。
在一次课外学习小组活动时，邬梅珍带来了一些粽子给大家吃。周吉打趣地说：“大家先不要抢，要搞清楚，这是丈母娘拿来专门招待女婿的，还是真的给大家吃的？”
张为民自以为很风趣地插嘴道：“如果是反革命家属用来招待资本家儿子的，吃了就不会有问题，味道还会特别好。如果是拿来招待无产阶级子女的，恐怕会有毒，吃的人得有勇气才行。”说完，他抓过一只剥开就吃，搞得邬梅珍缩在一旁，目瞪可呆，不知所措。
黄桂芳忍不住大声嚷嚷：“你们欺负人也到家了，吃了人家的，还要骂得人家狗血淋头。这是在喂狗吗？”
陈宝粟跟着说：“对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说话，为什么要这么刻薄？邬梅珍和她妈妈害过我们吗？”
王秀慧感叹地说：“你们可能并没有恶意，但是开玩笑太不知道分寸了。好心好意拿来粽子给大家吃，非得搞到人家灰头土脸，才肯罢休。出身是由得邬梅珍自己选择的吗？”
“还有，还有，范明救了邬梅珍一定是要有目的的吗？被救的一定要以身相许吗？范明，如果换了是我有难，你是救，还是不救？”黄桂芳接着问道。
“我想，只要是救得了，谁碰到了都会救的。难道还能看着人家给大卡车压死吗？”
范明的话刚说完，周吉又悠悠地接口道：“救是会救的，结果恐怕会不妙。他可能会拖不动你呢！谁叫你长得这么胖？”
“我真的会有那么重吗？”黄桂芳滑稽的自言自语，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邬梅珍也给弄得啼笑皆非。
学习结束后，邬梅珍红着脸向范明道歉：“真是对不起，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但是我妈妈一定要我带来这些粽子，她只是希望你也能吃上一只。”
一旁的王秀慧接口说：“其实，受了最大委屈的是你。”
“唉！对我来说天天挨骂，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挨骂，反正已经习惯了。什么地主阶级狗崽子，拖油瓶，反革命兔崽子，国民党特务崽子，小杂种，小妖精，狐狸精，烂货，婊子养的，什么难听的骂人话都有。大该就是这些了，不可能再有新的花样了吧？。” 邬梅珍仰着头，调皮地一一回忆着被骂过的各种脏话，随后又难过地低下了头，“妈妈说的，我们根本不会有希望，只能过一天是一天。”
“骂人话还会有好听的？这些人真下流，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你也真是的，把这些脏话都记在心里干什么？”王秀慧难过地安慰着。
“你妈妈根本就不像是电影里的地主婆嘛？她一点也不凶。”范明好奇地问。
“我妈妈说的，她家是贫雇农。因为安徽老家连年歉收，还不了地租，地主派人把妈妈抓去抵债，送到上海给他儿子做小妾。妈妈和我都恨死我爸爸了。我懂事后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本人。要不是他，我们也是贫下中农，就不会受这些气了。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只能低头做人，自认倒霉了。”邬梅珍涨红着脸解释道。
“这么说来，你妈妈是被迫的，你们也是受迫害的，应该去投诉啊！”王秀慧同情地说。
“妈妈带着我一起去找过街道委员会了，人家不理，还说我们这是反革命要翻案。他们说，白毛女敢于反抗地主阶级的迫害，而妈妈是贪图享受，自甘堕落，还为反动派生下了我这个孽种。他们好像说，妈妈是因为有了我给害的，我是多余的，否则妈妈可以改嫁，改变成份。妈妈和爸爸没有离婚，她又舍不得我，这样我们就只好完全死心了。最伤心的是自己最熟悉的同学也骂我。谢谢你们还把我当人看，说说话心里觉得好过多了。”
“我看到上次街道委员会组织的批判地，富，反，坏分子大会，把你也拉去陪斗，好难过。他们有没有打你？不过，我一开始看到你很难受的样子，后来又好像看到你在台前偷偷的笑，这是怎么一会事？”王秀慧继续问道。
“打是没有打，是我自己要跟着妈妈去的，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妈妈也不放心。那是去年冬天，妈妈告诉我要穿得厚点，这样就打不痛了，也不会感冒。当时我跟着妈妈陪斗，低头站在台前，开始时我听到台下叫口号很害怕。不过，后来就不怕了，听来听去口号就这么几句，批判的话也老是重复着同样的话，觉得很无聊。我真希望他们能变出一点花样来，这样才好玩。”
邬梅珍调皮地抬起了头，睁大了眼睛看着范明和王秀慧，不好意思地继续解释着，“我偷偷地看，下面的人各种表情都有，好像他们都在看着我。我觉得我一定很丑，妈妈要我穿得那么多，大概穿成了一只大南瓜了，不知不觉想笑起来。妈妈掐了我一把手，我才警觉，没让笑出声来。”
范明和邬梅珍是最后离开王秀慧的家的。到了弄堂口送走了邬梅珍，范明在转身时发现有人见他回头想躲，人影在弄堂口外向学校方向一晃。他想起每次当他和邬梅珍说话时，汤福根对着他咬牙切齿的模样。上次汤福根和他的几个小兄弟在体育场附近想要作弄黄桂芳，也是他赶到解围的，看来这个仇是结定了。
他要回家，出弄堂后可以向右转朝学校方向走，顺着方斜路走到林荫路口再右转，一直走到大吉路，也可以向左转朝红房子医院方向走，到南市区工人体育场再向左转走上大吉路。范明决定不向学校方向走，改走去工人体育场方向。他咬了咬牙，下了决心，心想如果真是汤福根和他的小兄弟，他们要跟来，就让他们来吧！
刚才听了邬梅珍的一席话，范明心里很窝火，为她抱不平，也为自己叫屈。邬梅珍的妈妈明明是贫雇农出身，被逼抵债嫁给了地主儿子当小老婆，怎么就成了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爸爸多次说过，在爸爸八岁那年爷爷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家里突然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四兄弟到了十三，四岁就不得不出外学生意，当学徒，他们家也应该是无产阶级才对。
爸爸一直在后悔，不应该在解放后响应新政府的号召开公司的，更不应该在公司挣了钱后忙着扩大公司，还追加投资盖了厂房。否则，他们家的阶级成份也会是工人，就算开了公司如果不扩大，最多也只是一个小业主，起码帽子会轻一点。范明无法理解的是政府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响应政府号召开了公司，赚了钱的反而成了剥削阶级，资本家，而不响应政府号召，或者公司搞不好，破产的，倒是无产阶级，还是领导阶级，政府的依靠力量？
在同一个课堂上课，为什么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就可以耀武扬威，咄咄逼人，出身不好的就该死，就该忍气吞声，什么事情都要退让三分？面对汤福根的一再挑衅，范明的怒火已经压了很久了，早就想给他一点教训。范明知道，汤福根在街头上向卖跌打损伤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学过一点粗浅的武术，个子又大，有一点担心会打不过他，但是平时看到他笨手笨脚的样子，也有可能他根本就经不起真打。他也太猖狂了，自己老躲着他，让着他，只会让他越来越嚣张。范明决心把他们引到体育场外边的拐弯处，那儿人少，要打就痛痛快快地打一架，打赢了就教训他们一顿，打不赢就跑，反正自己是区少年田径队的，跑得快，他们也追不上。
范明若无其事地向体育场方向走去，一面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面心里在盘算着。他已经看到一共有四个人，除了汤福根比他高出半个头以外，那三个都不比自己结实。现在，汤福根已经绕到前面去了，可能是打算偷袭，远远跟在后面的三个是想堵住自己的退路。范明想，他只要能够避开汤福根的偷袭，并迅速制住他，后面的三个人就有可能被吓跑的。再说，即使他打不赢汤福根，也可以争取在后面他的三个帮凶没赶到前打上他几拳，踢上他几腿，再继续向前往回家的方向跑。
当范明走到大吉路口，向左拐弯，走过了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外墙，果然不出所料，汤福根从左侧的里弄口猛扑而出，双锤贯耳，直奔范明而来。范明是早有准备，见他已靠近就乘汤福根两臂张开之际，把书包向他的脸上使劲扔去，并向右前方跨出一步，身子向右侧下蹲，左腿向他的双脚猛扫了过去。
范明的书包正好砸中了汤福根的鼻子，他的扫荡腿，把汤福根掀翻在地，一个狗吃屎摔得他七荤八素。范明上前用右大腿膝盖压住他的背，扭转了他的胳膊轻易地就把他制住了。摔得晕头转向的汤福根一边叫着痛，一边大声求饶，并且再三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后面跟上来的三个浑浑看到这个结果，早就吓得自顾自逃之夭夭。
范明也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容易就制服了汤福根和吓走了他的小兄弟。他兴奋了好几天，还是按捺不住偷偷地告诉了王秀慧和陈宝粟。他们听完也跟着兴奋了起来，再三要范明详细说明当时的经过。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范明讲来讲去，还是见他扑过来，就向他扔书包，蹲下身，用左腿来一个扫荡腿，然后上前压住他，没有办法添油加醋，变得更精彩一些。
陈宝粟有些失望地说：“原来这么凶狠的黑大个子汤福根，居然是一只大草包，还会这么丢脸地大声求饶，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怕他了。”
王秀慧兴奋而又担心地埋怨着说：“你怎么真的会这么傻，和汤福根这种人打架？如果你打不赢怎么办？如果他们四个人一起上来，你怎么能够打得赢呢？以后，如果他找了更多的人来向你报复，该如何是好？”
范明有点后悔地解释道：“如果知道你会这么担心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我当时逼他作了保证，以后不准碰我们班的任何一个同学。他答应了，我才放他走的。而且，我还告诉他，我在体校练的是正宗武功，他练的花架子是没法和我打的，他完全相信了。”
陈宝粟好奇地问道：“你能够相信他吗？这种人的保证有什么用？你说的是真的，你在体校学了正宗武功？”
范明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其实，我并没有练过武功。反正汤福根只知道我是区少年体校的，他不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我在区少年体校炼的是乒乓和田径，不是五（武）功，是六（溜）功，是打不赢就可以跑得快的溜功。”
王秀慧听了笑得用头顶着范明，用小拳头捶着他的背说：“不得了，别人练五（武）功，你多了一项是六（溜）功。你还学会了七（欺）功，即说谎话欺骗人的功夫。谎话是只可以用来骗坏人的，不准骗好人。你为什么要过了两天才告诉我们，是不是想瞒着我们？你老实告诉我，要不要我们去告诉张老师？”
陈宝粟赶忙接口说：“好啦！慧慧你就不必再担心了。汤福根肯定是给吓住了，以后天下太平，否则老是要担心他的暗算。你知道的，范明是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你就不要告诉张老师了，免得范明会受到学校领导的批评，搞得不好还会记过呢！张老师也会担心的。”
“我是一直想告诉你们的，但是又怕你们会担心，也怕会传到学校，说我打了工人阶级子弟，给我处分。我真的不想瞒着你们的。”范明委屈地解释着。
“我只是说说的，我们都不会告诉老师的，你放心。不过，你一定要答应，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我们的。至少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对不对？你不告诉我们只会使我们更为你担心。”王秀慧拉着范明的胳膊十分真挚地说。
“这两天没有听到有人说起这件事，估计汤福根是不会讲出去的了。”陈宝粟说。
“我注意了，这两天他没有来上学。我估计是他脸上擦破了皮，怕丢脸，也怕老师问到，更怕我讲出去，根本就不敢到学校来。他如果自己讲出去了，不是更威风扫地了吗？”范明信心十足地估计着。
“你平时不是老让着汤福根的吗？其实跟这样的人斗，一点意思也没有。你不也是这样认为的吗？这次怎么会忍不住了呢？”秀慧继续问道。
“他一再地向我挑衅，我越让他，他越嚣张。上次他们在体育场附近想要作弄黄桂芳，我正好赶到阻止了他，就差一点打起来。我无法忍受他对我的一再侮辱，一次比一次骂得难听，早就想给他一点教训了。我认为许多事情是躲不了的。像这次如果我不接受挑战，采取逃跑的态度，他们就会一路追杀，没完没了，以后胆子还会越来越大。”范明气愤地说。
“这倒也是，对无赖，礼让是没有用的。”秀慧说。
“事情就是这样，躲避总不是办法。当你没有实力时，只能忍屈受辱。如果能够有力量反击，当然要适当反击。我认为范明做得正是恰到好处，既达到了教训他一顿的目的，又能够控制好事态的发展，没惹出麻烦来。”陈宝粟认为。
“对，我们是支持你的。”秀慧高兴地对范明说。
六 大吉路上的里弄
范明的家住在大吉路上的第102弄，那是一大片紧挨着林荫路十字路口，上海十分典型的老式里弄房子。这一大片两层楼房舍，红砖青瓦，结构精巧，十分气派，与在同一条路上左右的其他青砖黑瓦的里弄建筑不大一样。据说这是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造的房子。这到底算是中式的，还是日式的，或者是中日混合式？没有人作过考证。
这一条弄堂笔直，但是很短，两边各只有九户双开大门的居所。每一户都具有楼上楼下的左右厢房，二楼的正房，天井，客堂，厨房和阳台。在里弄右侧的九户，1号到9号还拥有一间横跨弄堂的亭子间。因此，可以说每户都是独门独院，“五脏俱全”，可供三代同堂的大户住家。
范明的家就住在进入弄堂的大铁门，走过了横跨弄堂的第一个亭子间后，右手边的第一家，靠近弄堂口的9号。不过，这102弄在靠近弄堂底向左转，还连接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后弄堂。后弄堂要比前弄堂长得多，住的人家也多得多，当然房屋的建筑水平也要差得多了。后弄堂有自己的弄堂口，在后面的街上有自己的里弄编号，不是属于大吉路上102弄的，只不过在尾部打通了相连而已。
有人说，这是一片日式建筑。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有一批日本人就十分气派，大模大样地住在这条弄堂。弄堂口的大铁门边上原来设有岗亭，有军警站岗。各户的双开大门可以方便军用三轮摩托车的进出。当然，在那个时候前弄堂与后弄堂是不通的，有一堵高墙间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本人都逃跑了。这条弄堂里搬进了一些在抗战期间逃往内地，胜利后返回上海来的殷实商人，中，小资本家。
租下了整个9号的是一家姓竹的大户人家，一个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他们家不但租下了整个9号，还租用了整个8号和1号内的几间房子。竹家是开着一家袜厂的老板。整个8号是被他家租来用做生产车间，工人宿舍和仓库，连9号的客堂间楼上的正房和亭子间，都装上了大量摇袜子的机械，成了家里人有空就可以干活的生产车间。竹老先生夫妇当时就已年过六十岁，他们共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除了三儿子夭折，四儿子还没有成家，其余的都早已结婚，儿孙满堂。
除了竹家那没有成家的四儿子住在弄堂底的1号，竹老先生夫妇他们祖孙三代，二十口人都住在9号。9号房舍的面积相当大，房间也很多。一进门是门厅，天井，右转是客堂，客堂间后面是楼梯过道，再后面是厨房和餐厅。因为晚辈成家立业后，希望独立开灶，连着厨房的那间餐厅也都放上了一排煤球炉子，成了公用厨房。左右楼上楼下的前后厢房，客堂间楼上的正房，再加上里弄走道上的亭子间，9号里共有八间不小的住房。扣除了正房和亭子间改成了摇袜子的车间，其余的六间都前后有间壁墙或屏风间隔，做成了夫妻俩带着孩子小家庭过日子的独立小套房。
竹老先生的大女儿是老大，丈夫姓柴，已经去世。她年轻守寡，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和三个孩子依靠着娘家生活。她的三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大女儿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女儿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中文系。小儿子在上海财经学院学财会。他们住在二楼的左厢房。那是一大间被屏风分割开的三小间相通的长房，门对着楼梯口连接亭子间的走廊。
竹老先生的大儿子自己在外面开了一间电器用品商店，兼做无线电收音机的修理。他的老婆是一个家庭主妇。他们夫妻养育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一楼的右前厢房。竹家的老二继承着父业，负责袜厂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他的老婆是一个小学教员，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阴暗潮湿的一楼右后厢房，窗户对着水龙头和厨房。
四儿子在自家的袜厂工作，还没有结婚。他和他家袜厂的技术员，工程师一起住在里弄底的1号。竹家最小的女儿也已结婚，生了一个儿子那时还在襁褓中。她的男人姓姚，是在戏院搞编剧，唱词书写投影和打杂的。他们一家人住在二楼的右前厢房。竹老先生夫妇则住在二楼的右后厢房，他们窗户对着阳台的后间也就成了公司的账房间。
范明的父母范志盛和薄佩珍，原来他们带着一群孩子是住在霞飞路，范明的大伯父范志涛所拥有的一栋独立大洋房，距离范志涛所开的振业电器公司只隔了几条街。在解放后，1951年10月开展的三反五反中，运动只刚开始了没有多久，范明的大伯父就出事被捕了。范志涛的“振业电器”公司和房产都被政府没收了。范明的父亲不但失了业，还被扫地出门，不得不自己找住处。经友人介绍，他们在竹老先生原已包下的大吉路上的102弄9号，租下了一楼的左厢房，因此竹家也算是范明家的二房东。
一楼的左厢房与右厢房相比，前面少了一小间双开大门的门厅，后面被厨房又占去一节，只有中间的一段。所以，一楼的左厢房只是简单地分成了前后两间相连的套房，没有前后厢房之分。范明的父母刚搬来时就有了第四个孩子，三个孩子跟着阿姨睡外间，他们夫妻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睡里间，还勉强挤得下。后来，他们又增加了两个孩子就挤不开了，但也没有了办法。到了那个时候，住房已经不是自由招租，户口也不能随意迁动的了。
竹老先生夫妇和他们的老二一家人，除了三顿饭在客堂间吃以外，其余时间都在楼上的摇袜子车间和账房间工作。在9号的二楼，即厨房和原餐厅的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阳台，夏天晚间的乘凉和聊天，他们一般都在阳台，很少占用一楼的天井和客堂间。因此，门厅，天井和客堂间这三处基本上是在一楼居住的竹家长子一家和范家，两大群孩子玩耍的地盘。
竹老先生的长子那时已将近四十岁。他年轻时正逢兵荒马乱，思想也比较叛逆，不愿意继承父业。他直到三十出头，抗战快要胜利时才结的婚。他的妻子要比他小了七，八岁，是一个家庭妇女，又不太管孩子。据说她是舞女出身，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时候还没有胸罩，她也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总是把胸脯垫得像两只山东的高脚馒头。她的嘴巴不停地要骂人，说东家长，道西家短的。自从竹老先生夫妇勉强答应他们的长子把她娶进了门后，就弄得家无宁日。
她骂她老公的大姐是扫帚星，尅死了丈夫，还有脸拖着三个孩子回娘家赖着不走。她骂她的公公和婆婆偏心眼，亏待了她的一家，吵着要分他们的棺材本。她骂她的二叔一家是闷声不响发大财，霸占了家传的产业，占尽了便宜。她骂她的小姑子是一只满脸雀斑的小种鸡，嫁了一个戏子，居然还欺压在她家的头上（注：住在她家楼上的关系）。她骂她的小叔是一个鳖三，一辈子都娶不上老婆。
反正，她是把全家上下都得罪光了，也被彻底孤立了，她再撒野也不会有人理她。等到她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竹老先生夫妇不得不在其他子女陪伴下对她严加训斥，必然会引来她的一场嚎啕大哭和表示痛改前非的忏悔。不过，她的决心仅能够维持上一至两个礼拜，随后她又会故态复萌，越闹越大，不断周期性地重复着她的闹剧。
范明他家刚搬来时，那位住在对门的竹家大嫂倒是蛮热络的，经常来串门谈家常。她也会经常拿来她的一些金银首饰，向丈夫失了业的范明的母亲炫耀她家的富有和她丈夫对她的宠爱。
“哎，我说范家的嫂子啊！你说这几只镶了宝石的金戒子该有多美啊！我老公每年要送我一只。我今天晚上要去看戏，都不知道戴那只才能够配得上我这身新旗袍的颜色和金项链，金手链和钻石胸针了？你可得帮我出出主意。不知道你有些什么珍藏着的好货，可以让我开开眼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竹家大嫂穿着高跟鞋一摇三晃地又来串门了。
范明的妈妈是家里经营着珠宝生意和光学仪器公司老板的长女，对各种珠宝首饰可说是见多识广，当然不会在意竹家大嫂的炫耀和讽刺。她微笑地说：“这几只宝石戒子质量都勉强说得过去，随便戴戴都是可以的。不过，你的这身旗袍是否太紧了点，色彩也太艳了点？现在都解放了，穿戴还是朴素一些为好。我老公正在筹资开公司，我把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上了，我的所有首饰也给他当掉了来支持他的事业。因此实在不好意思，只能等公司搞起来了，把我的首饰赎回来以后再请你看了。”
“嘿！你怎么能这么傻？钱到了女人的手上，那就是女人的私房钱，防身钱，你怎么可以松手的呢？珠宝首饰就更不可以放手的了。只有没出息的男人才会动女人私房钱的脑筋。没钱开公司你可以要你的男人去做工嘛！钱和珠宝首饰到了男人的手中还不得化个精光！你能保证你的男人在外面不会玩女人，不花天酒地吗？亏得我老公好赖是一个老板，不会穷到这个地步。当然，他也别想从我这儿挖到一毛钱。说到穿衣服，范家的嫂子，这你就不懂了。旗袍当然要色彩鲜艳，要紧身的才能突显出曲线玲珑的身材和女人的魅力。”竹家大嫂带着同情和开导的心情说着。
“夫妻本是同命鸟，如果有了一点困难就各怀鬼胎，各自飞了，这样的夫妻不要也罢。我相信我先生的办事能力和人品，我必须全力以赴来帮助他。全国解放了，政府正在号召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经济，我看现在的发展机会就很好。我们家的孩子多，当工人的收入有限，很难养家。我们只是希望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范明母亲回答。
“哦！那我就等着看你们家发大财了。”竹家大嫂带着嘲笑的神情怏怏地走了。
不久，范明的父亲与他的两个工程师老同事，果真在淮海路的热闹地段开了一家叫“通艺电器工业社”的公司。公司经营着各种进口电子仪器设备的维修，保养和重新组装等高技术性业务。因为刚解放，百废待兴，旧上海留下的大批进口电子仪器设备都急需维修运作起来，他们的生意非常兴旺。
半年后，范明母亲的所有珠宝首饰都被赎了回来。开业了一年左右，范明的父亲就买了一辆被称为“大炮”的军用摩托车代步。两年后，他又把摩托车换成了汽车。三年后，公司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一个生产精密电位器的工厂。范明的父亲与他的两个工程师合伙人，不但聘请了不少工人，而且还按照党和政府的号召，把他们自己的家属都邀请进了工厂，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自从范家搬进了9号以后，一直是由男主外搞公司，工作，挣钱，女则主内照看孩子，管理家务，处理好与竹家和左右邻居的关系。范家与竹老先生夫妇一大家子都相处得很好。范明的父母对竹老先生夫妇尊敬如自家长辈，也要求子女直接叫他们爷爷和奶奶。
竹家的原籍是宁波人，日常生活，风俗和习惯都与范家相同。宁波人喜欢晒干菜，凉年糕片，做腊肉，酱肉，风干鳗鱼，吃黄泥螺和海菜盬，用大水缸泡年糕，过年要用石磨水磨糯米粉，冲黑芝麻，做宁波汤团，切笋干丝，煎蛋饺，提前准备各种年货。
竹老先生家每年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照宁波的传统习惯过。竹老先生夫妇年纪大了，碰到他们要晒干菜，凉年糕片，泡年糕大缸换水，已经懂事的范英和范明姐弟俩只要看到了，就一定会出来帮他们的忙。范家孩子懂礼貌，爱读书，聪敏伶俐。竹老先生夫妇除了喜欢自己的三个已经上了大学的外孙以外，对范家的孩子额外疼爱，反而看不上自己家的那一帮不听话，又不肯好好读书的孙儿和孙女。
范明的父母那时年纪才三十来岁。他们当然不会像竹老先生夫妇这么古板，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范明的父亲是宁波人，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宁波人的生活习惯。范志盛在过去的工作中，曾经拜他大哥公司里的两个英国工程师为师。他跟随他的大哥范志涛在生意的交往中，又深深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范明的母亲薄佩珍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因此家里的伙食往往是三合一，宁波菜，本帮菜和西餐轮留着来。
看着对门的范家，三下两下的又发迹了起来，而且和上下各户的关系又远远比她家好，竹家大嫂又气又恨。她主动登门来试图教训范明的母亲，指责她不懂得勤俭持家，大鱼大肉生活太奢侈。范明的母亲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保证三顿饭的营养供应对孩子们的健康和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竹家大嫂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在她每天三顿几碟子咸菜，咸鱼喂养下长大的四个孩子，不由得伤心起来。她的老大瘦得像麻杆，老是拖着大鼻涕，老二因为小儿麻痹疹瘸了一条腿，老三又黑又瘦小，成天嘴里包着一口饭不肯下咽，老四是一个女儿已经六岁了还是脚软不肯走路。而范家的头四个孩子与她的孩子年龄都一般大，却从来不生病，个个长得结结实实，脸色白里透红，竹家大嫂越想越伤心，气就更是不打一处来。
竹家大嫂先是采取教唆她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使坏，乘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到厨房偷范家的米和煤球，向范家的米桶里洒煤灰，向煤炉里泼水弄灭火，或把刚关小的炉火又偷偷地开大，让饭烧糊，偷着用光了水壶里的热水又不加水，让范家的开水壶在火上烧穿。他们偷偷干的这些事情，被人发现以后，竹家大嫂挨了老祖宗，竹老太太的一顿臭骂。范家把米桶移到了屋里，其他各家也都提高了警觉。
此计不成，竹家大嫂就又生了一计。范明的妈妈也去上班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在照看着还不能上学的最小的三个孩子，竹家大嫂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只要看到范明的当时才四岁的大妹妹和两岁的小妹妹在天井，或客堂间玩，没有大人在场，就故意推撞她们倒地，打上几拳。如果范明六岁的大弟弟从幼儿园单独早回家，竹家大嫂甚至还亲自把他引到她家里，叫她的三个儿子一起动手与他打架，每次都要打到鼻青脸肿，鼻血直流才肯罢手。
当大姐的范英和当哥哥的范明回家，发觉弟弟和妹妹挨打了当然不肯罢休，就分别给对门他们家的几个都起了外号，带着弟弟和妹妹一起冲着对门闭着窗和门的竹家大嫂家叫喊：“高脚馒头是一个大坏蛋，脸上涂得像猴屁股，身体扭得像条蛇，不孝敬公婆，教坏了子女，一肚子的坏水，烂肚肠。三个儿子是小坏蛋，麻杆，瘸子，饭包不学好，老想使坏占便宜，早晚总会有报应，再敢动手来打人，总有一天被逮到，打个屁滚尿流不轻饶，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
范明的父母回家听阿姨说了，他们帮孩子们检查了受伤情况后，只是告诉阿姨和孩子们以后要多留点神，要避免和对门的小孩发生冲突。他们认为只要熬过了这最困难的几年，等孩子们再长大一些，对门的孩子就不会有能力来欺负他们的孩子了。
竹老先生家规矩甚严，可是现在解放了，不敢真的动用家法，只能靠儿女们自觉孝顺听从了。对于这些情况虽然范家体谅地不来找上门，竹老先生夫妇和右后厢房，楼上的各家都看在眼里，觉得过意不去。竹老先生夫妇特意安排住在范家楼上的柴家姐姐和哥哥，有空就到客堂间去学习和做作业，多注意看着点，不让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再发生。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机缘巧合，在复旦大学读中文系的柴姐姐和财经学院读书的柴哥哥，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充满好奇心，努力肯学，又不肯认输的范明。他们从不同角度来辅导和激励范明，把他作为了开发儿童智力和学习能力的试验品来培养。
那时候，前后弄堂早就打通了，在房管所的安排下，102弄的各门牌里面住进了越来越多的从部队复员和退伍的军人和家属。居民委员会的各种宣传工作也积极地开展了起来。1954年底，范明父亲的公司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公私合营，城市工商业改造。范明父亲的公司正好扩大了经营，增加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工厂。他们几个公司的股东很不幸地都被定性为了资产阶级。1955年上半年竹家的袜厂和他家长子的电气商店也进行了公私合营。竹老先生算是退休了，他的二儿子因为他们的袜厂有一定的规模，聘用的工人多，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竹老先生大儿子的小商店是小本经营，就评了一个小业主。
竹家大嫂可能是从竹家老夫妇的谈话中听到的，知道了范家的祖上是宁波的名门望族。因为范家在宁波的长弄堂和“天一阁”，可是大大有名的，因此她认为范家起码也应该是一个官僚大地主成份，而且范家嫂子的娘家还是一个开珠宝店的大资本家。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新闻，竹家大嫂就在整个里弄里走东家，串西家，到处搬弄了起来。她以为小业主总要比资本家革命一些，就又开始神气了。她成天在家里指桑骂槐，骂骂咧咧地批判起了资产阶级，抱怨她被资产阶级和官僚大地主包围了，受欺负了。
就这样子闹了一些天，竹家大嫂一看没有人站在她的一边，家里几乎所有人对她都没有好脸色，就像防贼一样在防着她。她就在家里冲着她的老公大哭大闹了几次后，想出了一个更为毒辣的坏主意。一天，她跑到了居委会哭诉，她这个穷人家出身的，在9号里受尽了一帮资本家的欺负和包围。她特别检举对门的范家，说范家的两口子出身不是大地主，就是大资本家，是一只隐藏着的大老虎，思想反动，歧视穷人家出身的她。
她揭发范家生活奢侈浪费，经常倒掉过夜的饭菜，到现在家里还有佣人。她还领着里弄和居委会干部晚上来到范家，在9号的天井和客堂间里招开了批判会。这样一闹，原来帮着范家照顾孩子的阿姨被赶回了乡下，范明母亲就无法兼顾上班和家里的年幼孩子。竹家大嫂乐得哈哈大笑，竹家的其他各户，却被她气得没法子。竹老先生气歪了嘴，只能在竹老太太的搀扶下一起到范家连赔不是。
公司合营后，因为政府采用的是赎卖政策，范明的父亲虽然有保留工资，但是收入还是大不如从前了。为了保持家庭一定的生活水平，加上只有上班才能有劳保和以后老了退休后的退休金，保住范明的母亲的工作变得很重要。楼上的柴家大嫂主动伸出了援手。她说原来她可以在自家的车间摇袜子干点活，现在是干不成了，反正也是空着，范明母亲去上班时，最小的两个孩子可以由她来带。这才解决了困难，保住了范明的母亲的工作，也使范家和柴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起来。
经过竹家大嫂去居委会这么一闹，里弄干部们都知道了9号里有着这么一个无所事事，又爱管闲事的家庭妇女。他们就动员她出来到居委会当义工，给她安排了一个检查卫生的工作。也就是要她每日监督好那些扫垃圾的，收泔水的，倒马桶的，洗厕所的工人的工作，保持公共卫生。居委会还定期要求居民各家各户搞大扫除，保持卫生习惯，消灭害虫，防止传染病。竹家大嫂的大嗓门和爱管闲事的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使得整个9号里安静了许多。她开始还怕脏，怕臭，怕人家笑话，但是又不敢不去。干久了她还真干得像模像样，遇事也爱长篇大论地讲个道理，有了一点里弄女干部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