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续)
七 大跃进的岁月
八 金童和玉女
九 泥菩萨的悲哀
十 成长的烦恼
十一 阳光下的寒流
十二 乌云密布的日子
七 大跃进的岁月
对这帮小学生而言，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是过得相当丰富多彩，而且快活。在57年和58年这高举三面红旗的轰轰烈烈岁月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朗郎上口，家喻户晓。城市里也全民总动员大炼钢铁，工厂里搭起了土高炉，从各车间抽调身强力壮的干将去战高温。弄堂口那威严笨重的大铁门被拆走了，家里的铁窗架，铁锅和所有铁器都上交了，去支援大炼钢铁，炼成了叠成了堆的生铁块。据说这样，钢铁产量就能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了。
大人们天天早出晚归，忙个不亦乐乎，家里都成了孩子们的天下。有了城市的人民公社，街道里也办起了大食堂，吃起了大锅饭，这就省去了家里做饭的麻烦。只要按时去食堂，就可以吃到热饭，热菜，这比每天中午回家吃冷饭和咸菜要强多了，可乐坏了孩子们。全国各地到处是莺歌燕舞，捷报频传。从农村放出的“卫星”越放越高，每亩地的产量居然达到了一万斤。流行的说法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孩子们是欢天喜地，跟在捷报队伍的大人们后面，叫叫革命口号，帮着敲锣打鼓。
解放后，在农村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后又开展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城市，为了振兴中国经济，经过了发展城市工商业，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城市工商业改造和反右斗争，使中国的城市也迅速完成了所有制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使中国人民一扫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长期受尽了屈辱的悲情，真正体会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声。
党和政府为全国人民画出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民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那就是尽快实现一个自食其力，按劳分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竭尽全力去奔向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社会无比富裕，国家无比强大，前途无比美好，人人都能够各尽所能，物资可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1956年底和1957年初的反右斗争，被宣传成是党和政府反击和粉碎了一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向党和政府疯狂进攻的伟大胜利。
当时重要的宣传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高举三面红旗伟大旗帜”，“大步跨入社会主义，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大家都认为共产主义快到了。在城市工商业改造过程中被定性为剥削阶级分子的，以及他们的子女也都觉得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还是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然而能够和大家一起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奔向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总是好的。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慑作用下，任何的背信弃义，敲诈勒索，装神弄鬼，持强凌弱，小偷小摸，甚至乱搞男女关系，都会受到社会的严厉地谴责和处罚。那时候不但是社会治安好，社会诚信和人与人之间的信誉关系也好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一诺千金，几乎不存在欺诈和谎言。连小孩子到商店代表父母要求送货，店员送货上门，也根本不必担心会收不到钱。
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可是真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种社会犯罪率几乎都降到了零。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叔叔和阿姨对孩子和老人特别照顾，还经常为他们开出一些小灶。商店的服务员也真正做到了童叟无欺，亲如一家，互相比着全心全意为人民，争着做好人好事，送货上门，服务到家。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对各家各户的老人和孩子也是一视同仁，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竭尽全力搞好后勤，努力保障在生产第一线的职工和干部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去投入大跃进，建设好社会主义。
党和政府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风尚。整个社会都动员了起来，人人都主动参与维护社会的正义，坚持公共道德，爱护环境卫生。人们都自觉自愿地义务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全力以赴，以能够为振兴中华，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为荣，以自私自利，萎缩不前为耻。
范明的爸爸范志盛所领导的生产大车间几乎是每个月都超额完成了上级要求的生产指标，不断地在创造着新记录。他也不断地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和表扬。范明的母亲薄佩珍成了车间里的生产多面手。她到各道工序都能拿得起来，并超过指标要求，达到了最高一级，即6级半装配工的标准，被光荣地评选为三八红旗手。因为在解放前，她的母亲死得早，受到后母的虐待，要忙于家务，小时候没能读成书。现在范明的母亲终于在扫盲学习中完成了她的心愿，能够自己自由地读书，看报了。在大跃进期间，虽然工作是那样的繁忙，范明的父母心情却是十分愉快的。他们积极努力，全力以赴地工作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诚意地希望能够在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
住在范家对门的竹家大嫂简直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早出晚归积极地投入社会公益活动。她除了组织搞好公共卫生以外，还参与了公社大食堂和照顾好孤寡老人的工作。她的积极进步使竹家上下都改变了对她的看法。整个9号里住的人，不但是竹家的，还包括了范家和柴家，都成为了她的坚强后盾。要搞里弄大扫除，或者居委会有什么号召，只要她回来一说，9号里是一呼百应，全力配合，使竹家大嫂很有脸面，增光不少。在9号里的孩子们也改变了过去的敌对和不团结状态，团结起来，相互关心，人人努力，争着扫地，搞卫生，帮助老人，做好人好事，参与里弄的活动。
学校老师也要参加革命，尤其是下午，学校经常停课，学生校外活动的时间更多了。今天涌到这家，明天奔向那家，真是热闹。由于范明家弟弟和妹妹多，怕小的没人照顾，加上家里的客堂间，天井也够大，家里父母买了招待小朋友的零食又多一些，学习小组在他家的时候居多。王秀慧和邬梅珍主动成了小保姆，抱抱这个，逗逗那个好不高兴。黄桂芳和范明的大妹妹玩成了一团，叫也叫不听。温课学习结束后，大家就聚在一起下棋，学乐器，练书法。男孩子经常到附近的街道空地踢球，或到南市区工人体育场打乒乓，踢足球，打篮球。女孩子就一起在天井里踢毽子，跳橡皮筋。
作为算术竞赛的对手，三班个子瘦小，住在方斜路上的王勇，可能是惺惺相惜吧，也成了范明和陈宝粟的好朋友，经常来客窜，一起玩。王勇是1947年9月生的，比范明还小了两个月，按规定本来应该低一个年级，谁知道阴差阳错在幼稚班升到小学一年级时被编入了这一届。现在陈宝粟当上了学校乐队负责人，当他知道王勇的笛子吹得非常好时，就不失时机地把他的两位好友一起拉进了学校乐队。由于范明擅长的口琴只能独奏表演，在搞民乐合奏时不得不勉为其难，敲锣打鼓予以配合，或拿起其他乐器当当南郭先生。
王秀慧，黄桂芳，张为民和范明歌都唱得不错。学校里经常组织歌咏比赛，各班之间大唱革命歌曲比一个高低，他们是班里领唱的。陈宝粟则拿起了指挥棒，担任起学校乐队和合唱队的两边总指挥。学校的歌咏比赛是在大天井进行的，出赛班的同学们轮流上场，背靠亭子间过道，面向三面楼上楼下的教室。其他班级的学生都拥挤在三面的上下两层木架走道上探头观看，或坐在大天井的北面排好的座位上，学校的领导和负责评比的老师则坐在前排打分评判。
自从升上三年级，他们的班主任张深恩老师从原来的班主任张慧慈老师手中接过这个班的学生后，就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在她详细了解了这个课外温课小组情况以后，她对这个小组的活动非常支持，鼓励他们在学习好的同时，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培养各自的特长。在她当班主任三年期间，非但保留了这个课外温习小组，不作任何调动，还努力关心指导他们，与他们做朋友。她尽力创造条件，积极向学校推荐，让这些她心爱的学生有表现，发挥和提高的机会。
从幼稚班中班一直到小学的二年级期末，教了他们四年的原班主任，张慧慈老师从学前班开始就要求他们练习书法，绘画，和音乐。学书法先是按照描红簿描，随后她就要他们按字帖练。张为民，王秀慧，陈宝粟和范明从一年级开始先是一起练习颜真卿的字体，不过学了一到两年以后，各自喜欢上了不同的字帖练习。
王秀慧喜欢隶书，认为隶书笔墨饱满，字体端正，有形有力。陈宝粟喜欢王羲之的字体，认为他的字如流水行云，秀丽潇洒。范明喜欢苏轼字体雄浑粗犷的气势和不拘一格的风格。张为民选了柳公权的字帖，并认为仿宋体方方正正，落落大方，最适合写标语，出黑板报。张深恩老师在上书法课时，经常拿出他们的习作展出，鼓励他们各自的发展，认为从字体上正反映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
有时在课外温习活动结束后，他们就挥毫大比书法。范明的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学习和书法练习，家里各种字帖，宣纸，笔和墨都是现成的。王勇练习的是宋徽宗的瘦金字，认为这才是一种艺术，字字如画。他也经常来参与比赛，与大家一起比个高低。他们几个要比赛，其他同学就拿着各种字帖作比较，评判打分，并说好赢的就要请客，邀请大家吃零食，不能“名利双收”。
当时的小学生手里可都没有什么钱，所谓的“请客”只是象征性的。最小气的请客是化上五分钱买一包“盐金枣”。“盐金枣”颗粒细小可以数个半天，每个人都分到几粒。大方一点的就化上一角钱买一包硬糖粒子，每人可以分上两粒。最大方的是家境相对比较宽裕的范明。碰到他“请客”总会跑到弄堂口去买两分钱一个的菜包子，一人一个，包括他的弟弟和妹妹人人有份。
虽然是便宜的素菜包子，但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因为温习活动结束后大家的肚子早就饿透了。范明的妈妈知道这些同学对她的这些孩子非常好，因此心存感激。她了解她的大儿子喜欢交朋友，出手大方却知道分寸，绝不会亏待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因此，她经常会在睡觉前检查范明的口袋，塞上几块钱。
邬梅珍和王秀慧爱唱黄梅戏和绍兴戏，学唱《天仙配》，《西厢记》和一些当时流行的江南戏曲。陈宝粟和范明则喜欢学唱沪剧名旦的唱腔。张为民和周吉却酷爱京剧。每当大家想唱戏，陈宝粟就拉起板胡或二胡，赶来一起玩的王勇就吹起笛子，范明敲起大小脸盆当锣，张为民就敲着牛皮纸箱当鼓，积极配合。黄桂芳和范明的大弟弟和大妹妹有时也能凑个角色唱上两句，邻家的小孩就当听众。
邬梅珍演唱《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和周吉演唱的董永是绘声绘色，就像是黄梅戏名角演唱的一般，十分传神。王秀慧最爱听范明学唱沪剧名旦的一段唱词,“夜已深，人已静，牢狱天亮灯已灭，隐隐传来镣铐声。……。”每次听到范明用十分沉重的心情，悲愤地唱起了这一段，她都会紧锁起眉头，聚精会神进入了沉思。而范明最爱听王秀慧用她那甜美的嗓音唱江南小调，简直是百听不厌。“春季三月草青青，百花开放鸟齐鸣。蝴蝶高飞成双对，蜜蜂采蜜百花兴。”每当王秀慧清唱起了江南小调，这帮小孩都会变得安安静静，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的江南田园风光美丽的景色中。
陈宝粟经常喜欢写一些小话剧的剧本，带到学习小组要大家配合排练，他当导演。张为民和黄桂芳当时个子相对较高，显得少年老成样，就经常充当老革命的父母一代。范明和邬梅珍往往扮演恋爱中的热血青年。当时小个子的王勇和娇小的王秀慧则扮演范明和邬梅珍的弟弟和妹妹，或同学。王秀慧和邬梅珍都很有表演才华。周吉喜欢当反角，也演得活龙活现。有时候他们的班主任，张深恩老师来看了以后说好，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就推荐他们到学校登台表演。
学校的文艺活动室放在亭子间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这个亭子间的朝北方向，面向三面教室的一面的窗户可以卸下，窗台下的木板也是活的可以卸开。只要窗户和木板卸掉，亭子间的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舞台，而且风雨无阻。就是下雨天，学生和老师在三面楼上楼下的教室外走道上都可以看到，也淋不到雨。学校的文娱表演和乐队演出，只有当搞全校活动，并且碰到是好天气，会在学校的大操场进行，其他时间一般都在校内亭子间演出。
王勇，周吉和王秀慧都擅长画画。王勇喜欢作山水画，也爱画邬梅珍，把她的一频一笑，画得栩栩如生。周吉爱画实物写真，画天井边上的石条凳，泡年糕的大水缸，也喜欢作漫画，把黄桂芳的喜，怒，哀，乐，各种神态都画了下来，只是故意画得比本人更胖一些，像个大头娃娃显得特别可爱。王秀慧喜欢人物素描，画陈宝粟的沉思和抚琴，画范明的下棋，打乒乓，打球的各种姿势。要范明静下来做模特儿是困难的，他会做出各种怪相使慧慧笑得画不下去，她就画下了范明各种怪相速画肖像。当然在她的画册里也少不了范明的弟弟和妹妹的画像。他们三人的得意作品也经常会被张深恩老师要去，在学校里展出。
张为民不但成了学校出黑板报组的正式成员，后来还当上了少年先锋队大队宣传委员。他努力想把黑板报办好，在开辟新的学习园地，排版，字体，插画，色彩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当然在黑板报的内容方面，他是百分之百的按照学校党支部布置的去做的，决不会自作主张和有自己的思想，更不会有任何越轨行为。有时候，他在学校出黑板报缺少了人赶不及了，就会跑回温课小组要求帮助。学习小组成员就会全体出动，抄写的抄写，插画的插画，画边的画边，不一会儿就能完成得漂漂亮亮。
王勇和范明都是下棋的好手，特别是中国象棋，可说是棋逢对手。他们经常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直到同学们都走光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天都黑了，还是分不出高下。不过王勇擅长下盲棋，一个人能对下好几个，这是范明比不了的。张为民，陈宝粟，周吉，王秀慧不服气一起下场与王勇对决，这时的范明只能充当裁判和摆棋子的人了。每当这个时候，黄桂芳，邬梅珍和范明的两个妹妹就比赛踢毽子，跳绳，或跳橡皮筋。
范明喜欢参加激烈的体育竞赛，特别是乒乓球赛。自从在二年级他取得全校冠军后，为了进一步提高球艺，他不但积极参加校队，区少年队训练，还经常去按小时付费的私人乒乓房（注：当时是属于地下的，不合法的）寻找对手。反正这种私下对决是先说好的，五战三胜，输者付钱，范明输的时候不多。每当范明代表校队到区里比赛，或代表南市区少年队到市里参加比赛，温课小组成员如果有时间都会去为他加油，鼓劲。王秀慧和陈宝粟总是担当起拉拉队的组织者。不管参加什么比赛，范明除了球拍和球由自己拿着，其他替换衣服，外衣，擦汗毛巾，都很自然的交给懂事又负责的王秀慧，或陈宝粟在打理。
由于学校地势低洼，一下起大雨就会涨大水。轮流背女同学到校门口，免得她们湿了鞋子和裙子成了身体比较结实的范明的本分工作。从幼稚班到四年级，已经习惯成自然。特别是黄桂芳坚持一定要范明背，说只有他背得稳，她不会害怕。王秀慧和邬梅珍也一定要范明背。范明也认为背自己温课小组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轰轰烈烈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把全民都动员了起来，全力以赴建设着社会主义。工厂，商店和政府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也是人们热心奔向共产主义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周末的社会公益活动更是组织得井然有条，大扫除，讲卫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美化周围的环境，成了居民的自觉行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照顾孤寡老人，慰问军烈属，人们互相帮助，争先恐后，乐于做出无私的付出。讲文明，讲礼貌，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人人都怕落后，整个社会呈现了一派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
大人们都在忙着他们的事，孩子们不必父母的督促，该上学就上学，该集体活动就热心地参与，在德，智，体，各方面健康地成长发展着，根本不需要父母操心。父母辈全力以赴投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活动，良好的社会治安，富有诚信的人际关系，相互尊重，助人为乐，良好的社会风气，无形中对孩子们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使他们亲密无间，真诚交往，成了一辈子能够坦诚相待，肝胆相照的同学，朋友和战友。
八 金童和玉女
话说在1957和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使王秀慧和范明之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起因，是1957年春天的一次郊游。那年，“念慈小学”的三年级三个班级一起组织去上海市西部的长风公园春游。
据说长风公园原名是“碧绿湖”公园。那里原来是一片烂泥塘，塘里和塘边长满了芦苇，绿藻和各种杂草，是蚊蝇滋生的地方。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要搞好全民卫生运动，灭四害，消除传染病源，保障人民的健康，就组织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把这片烂泥塘挖成了几个相连的湖泊，把挖起的淤泥堆成了后来称为“铁臂山”的几个小山丘。他们按照公园的规划，种植上了大量的树木花草，培育了花廊，形成了风景美丽的长风公园。
那时候，长风公园才刚建成不久，除了在草坪上组织活动，划船和爬山以外，能够提供给孩子们玩的地方不多。公园里还残留下一些烂泥小沟渠和打算进一步深挖的小河，成了这些男孩子两边跳来跳去好胜逞强的地方。有些女孩子也跟着在沟渠的两边跳来跳去玩了起来。王秀慧十分羡慕地看着同学们玩耍着，也想跟着试试看，就越站越靠近了沟边，但又担心会跳不过去，一直犹豫着。
没料到她被身边在打闹的同学无意中碰到了一下，脚下一滑就向臭水沟倒去。站在斜对岸的范明看到了这种情况，就试图斜的跳回对岸把秀慧拉回岸边，就这样他们两人的身体一碰都掉进了臭水沟，引得水沟两边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起来。王秀慧幸好有范明扶着，至少没有跌倒在臭水沟里，只是两人的双脚陷入了淤泥，长裤和裙子都粘满了烂泥。
王秀慧被吓得直发抖，迎面紧紧地抱住了范明，更引起了同学们的一阵哄笑。范明抱着秀慧试了几次想直接上岸都不成功，因为前脚鞋底粘上稀泥在岸边打滑，后脚深深地陷入了淤泥无法拔出来，还差一点把热心帮助拉他们上岸的同学一起拉下水。范明只好要王秀慧用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双腿缠住他的腰，他自己一手提着她裙子的下摆，一手托住她的腰，沿着沟渠走，寻找到岸边有着一块大石头的地方才爬上岸来。
在匆忙赶来的张深恩老师的指引下，范明走到了大湖边上有一块青石板的地方放下了秀慧。黄桂芳热心地帮着王秀慧洗着鞋，袜，清洗着裙子上的淤泥。陈宝粟担心秀慧会感冒，就把黄桂芳脱下的外衣和自己的外衣都披在了她的身上。范明则索性穿着肮脏的长裤，鞋，袜，直接下到湖里洗了起来。
事情过去了，范明根本就没有在意，秀慧却老是耿耿于怀，几次向范明谈起那天的事情。她对范明说：“明明，虽然你自己不说，我心里是知道的，你对我好。黄桂芳告诉了我，你是因为看到我失去了平衡，会跌倒进臭水沟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所在位置的距离，从斜对面硬跳过来扶起我的。否则我会一头栽进臭水沟，那就惨了，是你救了我。”
“其实，那也没有什么，我总不能看着你栽进臭水沟吧？虽然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其实水还是挺凉的。你如果真的栽进了臭水沟，不感冒才怪呢！而且香慧慧成了臭慧慧，那才糟糕透了呢！”范明笑着说。
“那时候的我，真的很臭吗？我被溅了一身臭烂泥，也把你害得臭臭的。我把衣服洗了好几遍，洗了两次澡才没有了臭味。你抱着我的时候，我真的臭得把你熏倒了吗？”
“才没有呢！你把头压得这么低，你的头发扎得我鼻子好痒，直想打喷嚏，根本就没有闻到臭味。我只觉得你的头发是很香的。”
“真的？你没有哄我吧？这样我就放心了。”
范明在心里感到纳闷，秀慧怎么了？女孩子真怪，老是只管注意着自己是香，还是臭。其实，当时他自己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找到办法，尽快爬上岸来摆脱困境，根本就没有闻到什么香，还是臭的。
王秀慧的妈妈是医院领导，经常要出差外出开会，她的父亲更是因为工作关系很少回家。如果温课小组在范明家，范明的弟弟和妹妹知道了秀慧姐姐的妈妈不在家，在温课完毕后，一定会拉住她一起玩，邀请她一起吃晚饭，不让她一个人回家。勤劳又闲不住的秀慧就习以为常地跟着范明的妈妈，或姐姐下厨房做助手，一起收拾桌子，扫地，搞卫生。
范明的父母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乖巧，而且勤劳的小女孩。晚饭后天快黑了，他们不放心让秀慧一个人摸黑回家，每次都要范明送她，而且规定一定要等到她回到自己家里，进了门后才准回来。在送王秀慧回家的路上，他们总是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明明，怎么在你家吃什么都是那么香，吃得这么有劲？我吃得好饱，都有一点撑了。”秀慧有点儿羞涩地说着。
“可能是人多，大家一起抢着吃，味道就特别好。你看怎么样？我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妹妹都十分喜欢你，对不对？其实你妈妈做的菜也挺好吃的，有时我还嫌太少呢！”范明拉着王秀慧的一只手，调皮地说。
“是的，我妈妈说的，很少见到胃口有你那么好的，吃什么都香。只要看着你吃饭就保证能提高食欲。”
“你妈妈做菜好像很讲究，老是口中念念有词的。”
“是的，妈妈煮饭时考虑得太多，又是能量，又是蛋白质，算来，算去的。因为我爸爸和我都有胃病，她还要担心爸爸和我能不能消化。妈妈平时是限制我吃大块肉和鸡块的，我家里基本不烧红焖肉和白斩鸡，要么就熬成稀烂的一大锅汤，鸡或肉都变得软软的，也吃不出好味道了。”
“噢！我忘了告诉我的爸爸和妈妈你有胃病了。你的胃受得了吗？”
“嘿！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我的胃病可能早就好了。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怕胃又会痛，你爸爸和妈妈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我怕他们会不高兴，是硬着头皮吃的。后来我越吃觉得越香，就学你们的样子，大块鱼，大块肉，大口吃起来了，胃根本也没痛过。你说是不是好了？真的，在你家吃一顿比我在自己家吃两顿吃的还多呢！”
“这样你就能很快强壮起来，再也不做林妹妹了。身体好，做什么事情都有劲，个子也会长高。”范明高兴地说着。
“我才不是《红楼梦》里的林妹妹呢！我不像她那么娇生惯养。你没有觉得我长高了一些吗？我的力气比以前大多了，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妈妈说我在开始长身体了，过不了两年可能快开始发育了。”
“你知道发育是怎么一会事吗？我看到妈妈在和面做馒头，在面粉里放进一些发酵粉，说这样面粉就能发起来。我想发酵粉肯定能帮助发育，我就偷偷的找到了发酵粉，吃了一块，只是实在太难吃了，只好吐掉了。”
“你，你怎么这么傻，吃发酵粉？这样不把自己当成馒头了？我只知道吃酵母粉能帮助消化，从来没有听说过吃发酵粉能帮助长高的啊！小傻瓜，我实在笑得走不动了，等一等再走。”王秀慧说着，笑得弯下了腰，扶着路旁的电线杆。
“这有什么好笑的？不吃过怎么知道不好吃？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嘛！”范明还自以为是地说明着。
“我觉得你爸爸和妈妈对你们真好。他们自己这么忙，还能想方设法让你们吃得好，保持身体健康，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让你们好好学习，自由发挥。最特别的是他们对姐姐和你是那么的信任，由着姐姐在当家作主，由着你来抓紧弟弟和妹妹的学习。我特别羡慕的是，他们决定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会平等地征求你们的意见，尊重你们的想法。”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老是要加班加点，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总得有人做主去买，弟弟和妹妹的学习也得有人来管。父母对我们是很信任，十分尊重我们的意见，连他们自己吵架都是找我来评理的呢！你家呢？我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不知道他凶不凶？不过我可知道，你妈妈对我们都是十分爱护的。你是你爸爸和妈妈唯一的心肝宝贝，他们对你肯定是更加爱护的了。”
“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像我的爸爸和妈妈有多么宠我一样。其实，才不呢！他们是关心我，爱护我，但是决不宠我。正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他们又太忙，平时在家里我连一个可以讲话的人都没有，使我感到很孤独。我很羡慕你们兄弟姐妹总是能够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热热闹闹的。我爸爸才不凶呢！他是一个很和气的好爸爸，平易近人，我一点都不怕他，反而有一点怕我妈妈。他们都是党的干部，许多工作上的事情和国家大事我是不应该乱插嘴的。他们当然也不会当着我的面讨论。只有在一些关系到我的小事情，他们才会征求我的意见。”王秀慧沉思着说。
有一次王秀慧问到：“你家邻居在办喜事，好热闹，是谁结婚了？”
“是在袜厂工作的曹师傅和从乡下新来的招弟姐姐结婚。据说在结婚的当晚，招弟姐姐逃了出来，妈妈也去帮着劝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范明回答。
“结婚应该是最开心的事。如果真的有那么可怕，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我不知道，只晓得大人都是要结婚的。听说生孩子会很痛的，招弟姐姐一定是怕痛才逃走的。其实她的胳膊很粗啊！应该不会怕才对。”
“结婚又不是生孩子，而且这和胳膊粗细有什么关系？”秀慧好奇地问。
“当然有关系啦！结婚后男生和女生就会睡在一起。有一次半夜我起来尿尿，糊里糊涂走错了方向，进了爸爸和妈妈的房间。我看到他们是脸对着脸睡的。爸爸在呼气，妈妈在吸气，这样小小人就会进了妈妈的嘴巴。小小人会在妈妈的肚子里慢慢的长大，再从胳膊的膈子窝钻出来，贴在胳膊里面继续长大。”
“你看见小小人从你爸爸嘴里呼出来，进了你妈妈嘴巴里吗？那么在妈妈肚子里成长的小小人，为什么又要从膈子窝钻出来贴在胳膊里面呢？”
“小小人太小了，开始是看不见的。你没有看到苹果都是挂在树枝丫上的吗？人的两只胳膊就像是树枝，长大了的小小人挂在那里安全。再说小小人要继续长大也是要吃的呀！否则不就饿死了？在那里离奶近，饿了可以去吃奶嘛！看来你也是一个小傻瓜，连这点都没想到。等到小小人真正长大了，在胳膊上挂不住了，就要上医院把小孩割下来，可能会有点痛。这就像苹果熟了就要从树上摘下来一样。你没看到妈妈给小孩喂奶，不都是把头贴着胳膊，这么抱着的吗？”范明有些故作神秘地解释着。
“小小人贴在妈妈的胳膊上，怎么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你不要骗我了，我才不相信呢？”王秀慧半信半疑地笑着说。
“真的，你注意没有？大人膈子窝都长毛的，小小人肯定躲在毛里，而且大人穿着衣服怎么能看见？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不信，等我们长大以后结婚了，可以生生看。”范明认真地回答。
“你不是喜欢邬梅珍的吗？你们一直在扮演小夫妻的。你怎么会喜欢上我了，和我结婚呢？”
“演戏只是演戏，不能当真的。这是楼上柴姐姐说的，邬梅珍长的是桃花眼，她人太娇，命也不好。柴姐姐说，我们才是天生地造的一对金童和玉女。当然我们现在还太小，你的胳膊也太细，挂不住小小人的，要长成大人了才行。”
“金童和玉女？那不好。你是金的，我是玉的，都只能分开放在桌上看，动也不能动，有什么好？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你说的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又有一点不对。我要问问妈妈，才能相信。”
“你去问吧！保证不会错的。我说给楼上柴姐姐听过，她笑得很开心，还夸我想象力丰富呢！她可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她说的她还没结婚，也不太明白，结婚了以后就会懂的。她说像我这么小年纪，只有像我这样的大脑袋才能想得通这么繁杂的问题，说我想得挺合理的。”范明自以为得意地回答。
“不过，她可也没说你是对的啊！我就想不通，小小人怎么会从膈子窝里钻出来的？”
“这就是柴姐姐说的，等你长大了，结婚了就会懂的。”范明神气活现地笑着说。王秀慧满怀疑惑地回头看着范明，走进了自家的大门。
又有一次，王秀慧向范明谈起了她的父母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从认识到结婚的爱情故事。她告诉范明，不必为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感到自卑。她爸爸说的，人的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但是所走的道路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只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坚持思想改造，不断学习，他同样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王秀慧告诉范明，其实她爸爸和妈妈的家庭出身都是资本家，尤其她的爸爸家还是他家乡很有名的大富商呢！不过，自从她爸爸参加革命后，就没有回去过，与家庭脱离了关系。
听了秀慧所讲的，范明感动极了，一下子觉得与慧慧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虽然他很想经常和秀慧在一起玩，甚至暗自地下过决心，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娶王秀慧做老婆，但是心里总有一股很强烈的自卑感。他认为秀慧的爸爸是革命干部，而且是共产党的大干部，现在她对他再好，长大了怎么可能嫁给他，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就算她愿意，她的父母也不会同意的。现在他知道了秀慧的父母原来也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心里觉得踏实多了。这说明事情是可以改变的，自己还是有希望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
王秀慧坚持着说：“我的爸爸和妈妈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能够成为革命干部，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你为什么就不能？”
“我当然想啦！可是我如果背叛了家庭，可以到哪里去吃饭和睡觉啊？我如果真的离家出走了，爸爸和妈妈肯定会很伤心的。当然，这些事我都可以不管，为了参加革命我可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你可以告诉我，我应该到哪里去干革命？怎么干法才是对的？”范明犹豫着问道。
“傻瓜！谁说要你离家出走的？我的父母是因为当年要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才离开家的，不过那是战争年代。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不打仗了，你要到哪里去？你的父母对你们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他们？应该说是背叛资产阶级思想才对，而不是背叛父母。我想等我们长大了，参加了革命工作，那就是干革命了。如果我们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如果表现得再好一些，就可以加入共产党，像我的爸爸和妈妈一样当革命干部。”
“哦！是这样的啊！那我肯定可以做得到。你懂得可真多，不过我还是搞不明白，这个家庭出身，阶级是怎么划分的？好像很复杂。我爸爸在他八岁那年，爷爷就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他十三岁就不得不弃学，离家去一家在绍兴的纱厂当学徒工。后来纱厂被日本飞机丢炸弹炸掉了，为了家里的妈妈和姐姐，他小小年纪还不得不跟着人去翻山越岭跑单帮挣钱养家。后来他又自己跑到上海来投奔他的哥哥，再当学徒。一直到解放以后，我爸爸都是工人，或者是工程师和职员，应该是无产阶级。后来我大伯父的公司被政府没收了，我爸爸失业了。为了要养活我们，他就响应了革命政府的号召，成立了公司。为什么公司搞不好的，早早倒闭去做工的就还是工人阶级？公司搞得好的，赚了钱的反而成了资本家？发展城市工商业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号召,政府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我想，是不是被搞错了？”
“这个我也搞不大清楚了，我会去问我爸爸。不过，我知道划好了阶级成份是很难改的，搞得不好还会被怀疑要翻案，变得更糟糕。其实，许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我的爸爸和妈妈虽然有深厚的革命爱情，可是他们很少能够在一起。我爸爸在解放前，因为搞地下工作被捕坐过国民党的牢，解放后却还要坐共产党的牢，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可不愿意过他们那样的生活，更不愿意和你分开。”王秀慧继续说着。
“我听我妈妈说过，解放前，那是在解放战争刚开始，我爸爸为了帮共产党架设电台，我们全家都被国民党特务抓去过。爸爸受到了严刑拷打，他决不投降，我还差一点在国民党监狱里出生呢！那部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电台，说不定就是我爸爸架设的呢！不过，现在就是说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相信。”范明懊恼地说着。
“为什么不会有人相信？我就相信。原来伯父也是干过革命的，而且贡献还是很大的。我就是知道，你的爸爸和妈妈肯定是好人。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成为好朋友。我还想多知道一些你爸爸为革命出生入死，在监狱里经受敌人严刑拷打，坚强不屈的故事呢！”
“好的！我会找机会问爸爸和妈妈，要他们告诉我详细的经过，我再来告诉你。”范明十分兴奋地回答。
还有一次，王秀慧向范明说起她爸爸的一次出差回家，谈到宁波的《天一阁》和范氏大家族，好奇地问道：“明明，你家祖籍也是宁波人，以前我听你讲到过回宁波上坟的经过。你家就是来自这个宁波的范氏大家族，《天一阁》原来就是你们家族的吧？”
范明得意地告诉王秀慧：“原来你爸爸也知道宁波有一个《天一阁》？那里可没有什么好玩的，我也没有进过藏书阁。地方是不小，听说藏的可都是古书，线装的老书。我在上幼儿园大班时，跟着父母清明节回宁波上坟，有几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带我去玩过。他们说家里的藏书阁还有好几个，《天一阁》是最大的。他们还带着我去看过一面有屋檐的大墙，说以前墙上是挂满了中举，考上进士，状元的皇榜的，可威风了。”
“听我爸爸说，宁波的范氏家族当时是一个富甲一方的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天一阁》是他们家族的私家图书馆，可是为保留中国的文化历史遗产做出了大贡献的。你说《天一阁》是你们家族的？你们家就是这个范氏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对吗？”王秀慧追问道。
听到王秀慧说宁波的范氏大家族是富甲一方的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可把范明吓坏了，他连忙否认，“不是的，我们跟他们可没有任何的关系。否则，我爸爸家里怎么会这么穷？我爸爸他们四兄弟都在刚满十三，十四岁就出门学生意，当童工的。我只是跟着几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去玩了一趟，因为自己也姓范，跟着去看看就是了。”这是范明第一次对王秀慧当面撒谎，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家不但是范氏大家族的主要成员，而且辈份和地位非常高。然而，他心里还有一份侥幸的心理。他想，既然爸爸他家原来这么穷，怎么会属于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的？他希望他的父亲能够说出一个，不属于这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的理由。
“我说呢！不是就算了。如果是的，我还为你家感到骄傲呢！一个私人家族的图书馆，居然有能力保留下来这么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那要化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办得到。我爸爸是赞不绝口，我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如此兴奋过。他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秀慧说。
“哦！真的有这么了不起吗？”范明心里在七上八下地翻滚着，听到秀慧的爸爸也在赞美《天一阁》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但是富甲一方的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这顶帽子是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还是宁愿不要《天一阁》带来的荣耀，也绝不能告诉王秀慧实话。她的爸爸就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他会坚持原则，把他们家当成阶级敌人。到那时候，不但秀慧会不再理他，他们全家都只会有死路一条。范明心里对王秀慧十分愧疚，狠狠地咬着下嘴唇。
九 泥菩萨的悲哀
周末活动，陈宝粟，范明和王勇走得更近一些。他们三人常去的地方是穿过环城的中华路到不远处的文庙路上的文庙，或隔着一条街，不远处的蓬莱市场。在文庙看看和听听业余艺人的弹，拉，吹，唱，在蓬莱市场转转小商品市场，在蓬莱电影院看上一场电影。如果口袋里有钱，再到蓬莱市场摆了各种小吃摊子的大棚里，吃上一碟热腾腾的油炸豆沙馅混沌“猫耳朵”，或刚出锅的“锅贴”，一碗鲜美的“杂碎汤” 解解馋，或来上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
偶然他们也去较远的老神皇庙。坐落在方浜中路上的上海老神皇庙，已不似当年的香火鼎盛。解放后宣传的是无神论，一切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虽然没有被消灭，但是都属于批判之列。陈宝粟，范明和王勇去老神皇庙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去看这些曾经是金碧辉煌，被香烛熏得黑烟缭绕的金身佛像和雕梁画柱。他们感兴趣的是九曲桥下五彩缤纷的金鱼，九曲桥旁茶楼里的评弹和说书，豫园巧夺天工的庭院建筑和各种各样的曲艺表演，老神皇庙里星罗棋布的小商品市场，以及数不胜数的美味小吃和零食。
看到只剩下不多几个庙祝在惨淡经营的庙宇殿堂，范明问道：“你们说，原来香火鼎盛时的那些善男信女，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
“批判得这么利害，谁还敢来啊？可能他们都在家里偷偷地求神拜佛吧！”王勇说。
“这么多年的宗教信仰要改变确实很难。这些老奶奶和老爷爷好可怜，在家里拜菩萨也怕会被批判，只能像小偷一样东躲西藏。”陈宝粟想起了他那不听劝，仍然偷偷地相信菩萨的年迈父母，十分无奈地插嘴说道。
“其实，提倡唯物主义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主要应该是针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对这些老爷爷和老奶奶，批判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根本没有必要。他们只是拜拜菩萨，烧烧香，不会妨碍到任何人的。”范明说。
“是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不批判他们的迷信思想，那是不可能的。”陈宝粟感叹地说。
“其实，这些菩萨不是用木头架子和泥巴做的吗？只不过是在泥巴上涂上了色彩和金粉，使这些菩萨变得神采奕奕，威风凛凛。拜来，拜去，还不是在拜一堆泥巴？泥菩萨是没有知觉的，他们不会欺压老百姓，更不会出卖他们，因此能够得到善男信女的充分信任，也寄托了他们的希望。不过，泥菩萨也是十分可悲的，人们供奉他们，信仰崇拜他们，他们却是一点好处也得不到，还不是便宜了这些和尚，道士和尼姑？信的人越多，他们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王勇说道。
“普通老百姓还真是好愚弄。封建皇帝为了转移老百姓的注意力，就用泥巴做几个神像，造几个庙，使神像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盼望着来世会有好日子过，就不会造反了。不过，利用神像如果愚弄得了所有的人，那就不会有人造反了。”范明接着说道。
“是啊！胆子大的，不信邪的，就造反，成功了就做皇帝，做大官，享尽荣华富贵。造反成功的做了皇帝后，也想用泥菩萨来愚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信神也是一种无奈，否则他们又能够如何？造反是要杀头的！不敢造反的就只能认命，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和神位菩萨们的保佑上。” 陈宝粟感叹的说。
“不过，宗教也有反过来被利用作为造反工具的，如汉朝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元朝末期的明教农民起义，清朝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和红灯罩，义和团等农民起义，还有白莲教也是利用了宗教的号召力。这可能是封建皇帝没有能够想到的，就叫做自食其果吧？”范明问道。
“《三国演义》我也看了两遍。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利用的还是洋教呢！我记得应该是天主教。哎！你们说，许多人一旦信了教，人就好像都变傻了。他们把教主的话当成了上帝，或神的旨意。教主要造反，信徒就会盲目地跟着造反。”王勇跟着说道。
“其实，只要是有了野心，要找一个造反的借口还不容易？宗教迷信的号召力大，当然会被利用。被利用的宗教一定是封建皇帝不喜欢的，称这些宗教为邪教。不过，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又有谁能说得清呢？反正都是封建迷信，都应该要反对。”陈宝粟说。
“根据书上说的，好多封建皇帝也拜菩萨，很迷信的。秦始皇并吞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他焚书坑儒，修长城，杀死了这么多人，最后为了长生不老，还是信了江湖术士，那些道士的胡言乱语。他派了一千个童男童女，跟着一个骗他的道士去东海蓬莱，求取长生不老的仙丹。听说结果他们都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了。唐太宗李世民一辈子精明能干，到老了也信起了鬼神，任由这些江湖术士左右摆弄呢！这里到底是谁在骗谁啊？”范明笑着问。
“道士，和尚和尼姑，搞迷信是为了找一个地方安身，骗一口饭吃。他们反正见人就骗，大的大骗，小的小骗，不骗就没有饭吃。骗大的可以得到荣华富贵，但也很容易在露馅时脑袋搬家。骗小的安全多了，但是发不了财，搞坏了最多也就是换一个地方。封建皇帝要利用宗教，骗老百姓安分守己，不要造反，不过有时候自己也中了江湖术士的圈套。老百姓最可怜，谁都想骗他们。江湖术士要骗他们的钱，封建皇帝要骗他们老实听命，乖乖地任凭他奴役。等老百姓的钱被骗光了，逼得走投无路，民不聊生了，就只能揭杆起义。”王勇接着说。
“起义，镇压，杀来，杀去，死人无数，血流成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到头来历史只是转了一个圈。换了一个朝代，换了一个皇帝，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一样不好过。几千年来这一切都没有变。到头来，这些赌了命的又为的是啥？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一切反动派，建设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要铲除一切封建迷信啦！这样才能天下太平，保证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陈宝粟作了总结。
在豫圆看着曲艺演出，王勇好奇地问道：“你们注意没有？每次演出开场人数稀稀拉拉的时候，总会先演一些现代折子戏，而且是名角演的。为什么传统剧总是放在后面？怎么当领导的都要说自己是外行？实际上，有的领导不就是这些旧传统艺人的师弟，或徒弟吗？”
“我早就注意到了。可能现在外行领导内行是一种时髦吧！报上都是那么讲的。现代折子戏总没有传统剧好看，如果放到后面演，人不都走光了？传统剧到底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千锤百炼的，从剧本到表演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最佳的状态。” 陈宝粟回答。
“解放前就出了名的名角，现在成了旧传统艺人。他们的师兄弟或徒弟，没有成名的，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就成了社会主义新艺人和领导。上级派去领导文艺界的党代表可能是真的外行，也可能是谦虚，说自己是外行。他们做领导依靠的就是那些没有成名的，解放后参加了革命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领导面前怎么敢称自己是内行？否则他们自己也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范明讲了他的理解。
“看来学艺方面差的反而得了便宜，成了领导，还要改造这些学艺精的名旦名角。这样怎么能使人服气，还不会搞个乱七八糟？应该颠倒过来才对。”王勇不解的问道。
“谁知道？我们只管看戏。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与我们无关。如果有一天要我来负责时，我一定会好好整顿的。” 陈宝粟目不转睛地看着表演，不经意地回答。谁知道他这小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在十八年后果真应验了。到时候，陈宝粟从部队复员回上海，正好是分配负责南市区的文艺界整顿工作，还给他带来了灾难。这些都是后话了。
老神皇庙的小吃花样繁多，南翔小笼包，宁波汤团，蟹壳黄，各式各样的酥饼，煎饼，麻花，年糕，油燉子，生煎馒头，锅贴，肉包，菜包，大，小混沌，各种炒面，汤面和其他面食。零食种类也是琳琅满目，五香豆，云片糕，糖炒栗子，各式各样的梨膏糖，话梅，瓜籽，等等。穿梭于各种美食店铺之间，香味扑鼻，肚子越来越饿。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三人反转了裤兜，用剩下的钱买了三只最便宜的大菜包子，一人一个，还是不能解饿。
看到一群男男女女正酒足饭饱，从上海老饭店门口出来，范明忍不住说：“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也有了钱，一定到上海老饭店好好吃上一顿。”
“你也想学着大吃大喝，去做资本家吗？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好严重。”王勇打趣道。
“刚才这些人可都是革命干部，决不会是资本家。原来资本家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公私合营后他们再也不敢这样大模大样地上大饭店吃饭了。再说，如果经常去大饭店吃的就会变成资本家，解放后大饭店就都应该关门，否则这些革命干部们就危险了。实际上，我爸爸是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才开公司的，要说他是一个资本家，他可没上过几次大饭店。”范明回答。
“说起来，你家还不算冤枉，起码政府实行的是赎买政策，你爸爸还有保留工资。我爷爷在解放前是开布店的，刚解放就死了。我爸爸长期因为肺结核在家养病，从来就没有去过店里。在政府接收布店时，店主名字是我父亲的，但是布店的钱已经亏完了。就是这样，我爸爸虽然只有一点生活费好领，还捞了一个资本家的成份。如果布店能够早几年关门，说不定我家也是无产阶级呢！现在可是倒霉透了。我家里有四兄弟，爸爸还是长期有病在身，就靠妈妈在医院当护士的一份工资维持，连我的学费都差一点付不出呢！”王勇十分懊恼地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经常进出大饭店，大宾馆的这些人，过惯了大吃大喝豪华的生活，迟早会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世事难料，也许等我们长大了以后可能又要去革他们的命，事情是会变化的。在五十年以后，如果我们再来九曲桥茶楼喝茶，那时的情况会怎么样？谁也无法预料。”陈宝粟安慰着说。
“你是说，还会有革命？这些在大饭店大吃大喝的干部们会变质，会成为新的资本家，等我们长大了再革他们的命？那么如果我们当了革命干部后还是去大饭店大吃大喝，也会变质，再下一代人又会来革我们的命。这样不是又成了一个圈圈，转来转去出不来了吗？还不如真的把所有大饭店，大旅馆都关掉，让大家都变不了。要求大家都来齐心合力地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范明疑惑地建议道。
“我说你可是真傻！如果再革命一次，阶级成份就可以变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神气一点，当上无产阶级革命干部？非得背起资产阶级出身的家庭成份让别人欺负？等我们当上了革命干部，我们就是不去大饭店大吃大喝，就是不让变质。我们绝不去欺负人家，也就不会有人来革我们的命了，这样不更好吗？”王勇着急地解释着。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这又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大饭店和大旅馆怎么可以关门？否则出公差的，开会的和外地来的旅客们到哪里去吃饭和睡觉？关了门，大饭店和大旅馆的员工不失业了，他们又该怎么办？其实，革命干部如果真的要享受，要贪污，要腐化，要变为资产阶级，办法有的是。他们手中有权利，凡是想要捞到好处的人，都会去巴结，讨好他们。只要他们意志不坚定，有贪念，很快就会被腐蚀，变质，不一定非要在大饭店和大旅馆，大吃大喝才能变的。”陈宝粟解释说。
“现在不是说反动派，阶级敌人都被打倒了吗？不应该再讲阶级成份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该有多好？当然，什么时候都会有人变坏的，那也只要把变坏了的抓出来就好。不要再搞革命了，否则还不知道有多少家人家会倒霉呢？”范明担忧地说。
“这怎么可能？共产党就是革命的党，当然要继续搞革命的。至于怎么样搞法我也不知道。如果真要搞起革命来，你们的家庭出身不好，肯定是要吃亏的，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等我们都长大了，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好好干，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了革命战士，革命干部，到那个时候，家庭出身可能就变得不重要了。”陈宝粟安慰地说。
“如果人家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既不让我们参加革命，又不让我们进步，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等我们长大了，既入不了团，又入不了党，做不成革命干部，还不得一辈子忍气吞声？我倒是真的希望再有一次革命，大家轮流换换位置，转转圈。到那个时候，那就谁也不能欺负谁，谁也不能压迫谁了，大家平等了，天下就会太平了。”王勇自鸣得意地，摇头晃脑地说着。
“就你想得美，天下哪里会有这种好事？你可别乱说话，当心被抓起来。工人和农民革命成功了，原来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现在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怎么可以再变？不过我怎么也想不通，你家布店的这些职工，每个月领着工资又不好好做事，布店不等于让他们吃光，分光了吗？你家根本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你父亲又是怎么剥削了他们啦？再说，我父亲的公司是搞外国进口电器设备的修理和保养的，靠的是知识和技术。刚开始时，公司一共只有四个人，根本没有工人，而且他们都是高级技术工程师，其中三个就是合伙的老板，生意好是赚了很多钱，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去做的，他们到底剥削了谁啦？后来他们想扩大开工厂，是请了很多工人，还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家属，不是马上就公私合营了吗？要说剥削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剥削过。”范明委屈地说。
“算了，算了，就认命吧！我们觉得委屈，但是我们说的话有人会听吗？至于剥削过，还是没有剥削过？我们说了也是白说，剥削阶级的帽子套上了就是套上了，还能改吗？再给我们按上一个资产阶级企图翻案的帽子就更糟糕了。以后的事只有天知道，反正我们决定不了，也管不了这么多。正像刚才宝粟所说的那样，这又不是我们能够说了就算的，管它呢！”王勇自嘲地说。
十 成长的烦恼
在这两年多的期间，唯一的坏消息是在二年级曾经做过他们同学的汤福根出事了。他起先是乘着他父亲白天黑夜地在工厂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投入大生产和大炼钢铁的会战，没有精力来注意他的机会，拒绝去上学，拉着他的一帮小兄弟到处偷偷摸摸。在被公安局和派出所抓到几次后，他更是破罐破摔，变本加厉，开始公开在街上对附近的一些小学生进行抢劫。
同学中也有多人深受其害。周吉爱不释手的小说被他们抢走，并被撕个粉碎，裤兜里仅剩的两角钱也抢走了,还因为他裤兜里的钱太少，挨了汤福根和他的小兄弟的一顿臭骂。黄桂芳在学校放学后回家途中书包被抢, 汤福根公开要求她在规定时间内拿出两块钱来赎回去,否则就别想要了。黄桂芳只得哭着跑回家向母亲要了两块钱，去赎回了书包。
汤福根领着他的一帮小兄弟到处偷盗作案，被派出所民警多次抓获。在接受了反复教育以后，他的父亲只好安排他弃学，进他的工厂当学徒。谁知道，汤福根听到后竟不服管教，跑到他家的厨房，居然拿起一把菜刀当众狠心切下了自己的一节手指，表示拒绝当学徒，随后扬长而去，离家出走了。
从那以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他趁他父亲工厂的工人下班后，撬窗进入财务室，企图撬开保险柜偷钱，被工厂警卫当场抓获。由于这一次的情节十分严重，不仅仅是一般偷窃问题，还偷到了工厂财务室的金库，被上纲上线认为是破坏大跃进。汤福根受到了重罚。因为他当时个子虽然不小，年龄却只有十四岁，公安，法院和居委会商量后决定送他进少年教养所改造，也没有定下个具体年头，恐怕要到改好了为止。同学们一边为汤福根的下场感到惋惜，一边为邬梅珍感到高兴，因为她总算可以摆脱汤福根肆意侵犯的阴影了。
长时期无拘束的朝夕相处，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王秀慧，黄桂芳，陈宝粟和范明都成了两小无猜的亲密好友。到了五年级的下半年，也就是1959年的春天，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孩子都长高了许多，从身高上逐渐追了上来，甚至超过了男同学，出落得亭亭玉立。连娇小的王秀慧都从教室学生座位最前面的第一排，按照身高逐步退到了教室的最后第二排，和范明坐到了同一张书桌。
淘气的范明满脸困惑地问王秀慧：“这是怎么一会事啊？原来你比我矮了半个头，现在追上来了。这到底是表示你长得快了，还是我不长了？是不是我真的生病了？”
“你可别胡思乱想，现在当然是我长得快啦！你是一个男孩子还没有发育呢！等进了中学，你就会长得很快，很快的。我问过妈妈，她是这样说的。”王秀慧笑嘻嘻地说道。
“哪又是为什么呢？男孩子就不能早一点发育啦？是不是你妈妈给你吃了会帮助长高的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一定要帮我向你妈妈也要一份，让我也长快点。”
“别瞎说，那里会有这种药？就算是有，恐怕也是不可以乱吃的。不过，我现在胃病好像是完全好了，饭吃得是比以前多得多，身体也好多了。你还没有发育呢！现在长得慢一些有什么关系？以后你肯定会追上来的，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生病了呢？”
“我也不明白，越想快点长高，越是不长，有时我真的会睡不着觉。我是从来不会尿床的，但是现在偶尔在早上醒来，我发现裤子是湿的，粘粘的，而且人懒洋洋的，浑身无力。我想一定是生病了。”范明说。
“不会吧！小傻瓜，这么大了怎么还会尿床？湿得很多吗？会不会搞错了？是你弟弟，或者妹妹趁你睡着的时候，捣乱倒的水吧？不要太担心，我向我妈妈问清楚了，再告诉你。”范明和王秀慧在下课后一边整理着书包，一边悄悄地讨论着。
范明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有些惶恐不安。邬梅珍长得越来越漂亮了，男孩子都喜欢围着她转，争着向她献殷勤。她却一个也不理，就是喜欢走到他的身边找他说话，引来别的男孩子的嫉妒和不满。范明既有一点得意，又有些困惑，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她相处？邬梅珍长得真美，范明心里也压抑不住想向她靠拢，多看她几眼，多和她说上几句话，但是当他回头看到同桌王秀慧幽忧的目光，觉得自己一定是很下流，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又直后悔。
还有，黄桂芳也长高了，而且长得越来越凹凸玲珑，加上性格开朗，也是男孩子们大献殷勤的对象。她那饱满的胸部总是把衬衫钮扣蹦得紧紧的，有时甚至从钮扣缝还能隐隐约约看到雪白的肌肤，这对范明也有无限的诱惑。他越来越担心自己会控制不住，很想去看看清楚，问一个明白，更想用手去摸摸看，想知道怎么会变得这样的？但是又觉得这样的想法肯定是不对的。他背后不断地骂自己下流，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这样想的？很怕自己会变坏，成为一个小流氓。
现在再碰到下大雨，学校发大水，黄桂芳，邬梅珍，连王秀慧都不要他背了。她们还偷偷地交头接耳，看着他笑，好像突然间变得生疏了起来。黄桂芳和王秀慧都向范明学过打乒乓，而且学得不错。张为民和黄桂芳，王秀慧和范明，经常打双打，打得可来劲了。不过近来好像她们一下子都变得不感兴趣了，他请也请不动。秀慧跟着他学会了蛙泳，他们几个人经常一起去游泳。范明想进一步教会她自由泳，有时候他买好了游泳票，约慧慧他们一起去，慧慧和黄桂芳常常会神秘嘻嘻地说不太方便。他实在搞不懂有什么会不方便的，他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过有什么不方便的感觉。
对于这些烦恼范明有一个直觉，认为她们一定是嫌自己的个子没长起来，在背后议论和嘲笑自己长僵住了，长成了一只矮东瓜。他实在不服气，也想不通，怎么会长不过她们？认为自己一定是生病了。陈宝粟是他最信任的好朋友，不过陈宝粟个子也没长多少，他却一点也不着急。王秀慧的妈妈是医生，范明相信她一定是可以帮他的，可是他不敢直接去问她，怕又会闹出什么笑话来。
两年前，他自以为是告诉王秀慧，生孩子小小人是从大人的胳膊格子窝里钻出来的事。几天后秀慧就告诉他，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把人当成了苹果树，根本就不对。她妈妈说的，要他以后多读一点书，多长一些知识，不应该老是出洋相，耍活宝了。
这两年来，他也经常在书店和街道图书馆里乱转，看了不少书，只不过大多数是一些讲革命烈士黄继光，邱少勇，董承瑞和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和其他一些像《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牛虻》和《卓亚与舒拉》等革命小说，还有《斯巴达克起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名著，《东周列国志》，《吕梁英雄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等，各种中外历史书和小说书。
在家里，楼上的柴姐姐经常教着范明读诗词，解释古文给他听，借历史小说给他看。楼上的柴哥哥经常下来和他下象棋和围棋，与他比快速解算术难题。柴哥哥经常借给范明棋书和算术习题集，要他学一点本事再来比。可是，他们就是从来不与他谈起小孩子是如何生长发育的？也不告诉他身体怎么才能长得高，长得快？这些事情他只能偷偷地问王秀慧，希望她能从她当医生的妈妈处，或她妈妈的医学书里找到答案。
范明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才能找得到合适的书来回答这些问题？只好闷在心里了。他经常努力去参加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如环城赛跑，足球赛，田径和乒乓训练和比赛。只有大量出汗，使浑身肌肉酸痛，他才能忘了一切，达到放松和促进睡眠的目的。
在读书方面，范明现在觉得越来越轻松了。他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开始像海绵汲水那样地渴望着学习各种知识。从三年级开始，住在楼上的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中文系的柴姐姐和她的弟弟，在上海财经学院读书的柴哥哥，就经常教他如何才能读书读得快，记得牢，学得灵活的各种方法。刚一开始，范明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好胜，不服输的心理，努力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希望得到他们的表扬。到了后来，他觉得越学越顺，变得信心十足，对学知识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柴姐姐偏重教他文科方面的知识，经常考他以最短的时间读完文章后能记住多少？从短文到长篇小说，她要范明看完后用自己的话复述内容，教他如何抓住重点，提高记忆。她要他给弟弟，妹妹和邻居孩子讲故事，指导他不断改进表达的方法，纠正不良习惯。柴哥哥则教他下各种棋子，要范明去回答他的各种难题，经常考他的智慧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尤其在寒暑假期间，他还会经常借给他高年级的教科书，指点他如何自学？如何用多种方法解答算术难题？他还提供范明历届的各学科竞赛题，升学考题，要他按时间完成，并帮助他判卷和分析，使他越学越来劲。
在范明小学上四年级时，他姐姐范英出了车祸，伤了一只脚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妈妈要他帮帮姐姐。范明毫不费力地读完了姐姐的五，六年级和初一的教材，经常和姐姐一起讨论功课。现在，他在读书方面是信心十足，经常在做着升中学考的习题和竞赛题目。要不是这样，他这个大脑袋还不知道会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范明越来越热衷于学校和年级组织的各种知识竞赛，积极参加学校和南市区小学的各种体育运动比赛。他越来越喜欢表现自己，也渴望能找到更多的机会来显示自己在学习能力方面的聪明才智和体育运动中的竞争能力。搞不懂的是，范明也越来越觉得不理解自己了。每当安静下来，他老是在琢磨，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得这么争强好胜？怎么会这么喜欢在女孩子面前，特别在秀慧和漂亮的女孩子面前表现自己？处处要争第一，样样都想出风头，使范明与班里其他男同学之间的关系紧张了起来。班主任张老师已经好几个学期对范明写下了，要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学期评语。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性别意识的认知，现在的范明虽然与王秀慧同坐在一条板凳上，用着同一张课桌，心里总有着一份很大的自卑感。这份自卑感不光来自与慧慧和其他女同学相比，他在身体发育和成长上的滞后，更大的是来自家庭出身成份方面的压力。自从他向慧慧第一次说了谎话，断然改口否定了与宁波范氏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的关系后，他害怕总有一天，王秀慧会指着他的鼻子指责他说谎，说他是一只不诚实的小狗，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从此再也不理他了。他努力想与慧慧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突显自己男子汉的独立性，有时候甚至还故意表现出在冷落她。王秀慧却总是笑笑，毫不在意，充分显示了作为“大姐姐”对“小弟弟”使性子，耍脾气的宽宏大量，使范明更觉得无地自容。
在范明说了那次谎话过后，他沉默了好几天，自己在反复琢磨，努力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试图证明自己并没有说谎。不过，小时候那次随着父母到宁波去上坟经过的记忆是这样的清晰，这是他否定不了的。在那次上坟的过程中，家族里赶来的有上百口人，好像一切都是以父亲为马首，而且每当有长者和亲属来访，父母一定要带着他见客人，他似乎是整个家族中十分注目的小主人。
大清早，上坟去的人分乘了六只带有顶棚的大船，从长弄堂后门不远处的大河下船，沿着河流浩浩荡荡地向范氏宗族墓地进发，而他们全家就坐在第一只船上。沿途住在河边的农户都会全家站在岸边向他们挥手，鞠躬致意，表示迎送。父母又会拉着他到船头抱拳作揖，鞠躬表示感谢，整整一个大白天几乎没有停过。范明虽然穿着棉袍子，戴着瓜皮帽，在四月初河面上一阵一阵的春风刮来，还是冷得他直打哆嗦。
到了晚上，一切才安静了下来。姐姐，弟弟和妹妹都玩累了，在阿姨的照顾下睡觉了。母亲递给了范明一只铜暖炉烘手，要他把两只脚的布鞋底对着火盆取暖。父亲向他解释说，“从前这一路上一直到坟地都是范家的土地，许多种地的农户其实也是一些远亲，或与范家有很密切关系的，因此他们对范家始终是很尊重的。以前，当家的是你的大伯父，我们不必操心。现在，他被抓了起来，你的二伯父和三伯父又死得早，当然我们就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你的大伯父没有儿子，你的二伯伯和三伯伯没有结婚就死了，他们都没有后代。因此，你是我们范家的长子，就必须要有礼貌，应该陪着我们见见这些亲属和族里的长辈。”
想到这里，范明越想越害怕，看样子自己家毫无疑义是来自宁波范氏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的。不清楚父亲在这个大家族中是一个什么角色？如果按照辈份算，自己又是一个什么角色？反正看来，情况不妙。他又想起了那个从他懂事后只见过一次面，体格高大威武，讲话声音好大的外公。他听妈妈讲过，外公以前很有钱，是一个开着珠宝店的大老板。即使在公私合营前，外公还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光学仪器公司。
外公在外婆死后不但续了弦，还在外面娶了小老婆。母亲经常讲到在外婆死后，她在农村亲戚家度过的童年和她受到后母虐待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外公除了每个月偶尔回家几天，扔下足够的家用生活费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外面吃喝玩乐和赌博，很少顾家，根本不知道妈妈在受苦。因此外公肯定是一个资本家成份，还是一个大坏蛋。范明也听父母讲到过，大伯父在没有被抓起来以前，是一家叫“振业电器”大公司的老板，好像也是有很多女人，生活相当腐化的。看来是没有办法好想了，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反正都是剥削阶级，想躲也躲不了的，只要不被再加上一顶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帽子就算是万幸了。范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范明确实听父亲说起过，自从在父亲八岁那年，因为日本军队打进了宁波，爷爷担心藏书阁的书和他所经营的商号会被抢，不放心出门去看看，被日军打死在街上。爷爷一死，爷爷的商号和祖上的地产和房产都被日本兵，族人和外人抢劫一空，只留下了一家孤儿寡母。祖母一人带着年幼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靠变卖首饰，替人家做帮佣勉强度日。三个伯父和父亲，他们都是在十三，四岁就不得不弃学，离家去做学徒，当童工。
大伯父白手起家，在武汉从美孚洋行的学徒打杂工开始，后来当上了高级职员。在他累计起了一笔有限的资金后，就到上海开始创业，从一家洗衣店做起，到在租界开了多家洗衣店。在抗战胜利后，他从英国请了两个工程师，雇用了几个去英国的留学生，创办起了一家“振业电器”的公司。等到大伯父总算熬出头了，成了一位在上海有头有脸的大资本家，他才衣锦还乡，重新得到了族人的尊重，得以重振家业。
范明还是在不断地私下琢磨着，他搞不清楚，家庭成份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他认为封建官僚地主应该是指清皇朝没有被推翻以前，家里有人在朝廷当官的地主，在清皇朝被推翻后就应该不会再有封建官僚了。在爷爷没死之前，清皇朝早就被推翻了，家里是经商的，并拥有大量地产和房产，可能应该算是工商地主。在爷爷死后，家业整个地败落了，家里变得一无所有，父亲他们四兄弟是在贫困中长大，他们的家庭出身应该是属于无产阶级才对。这么想想，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范明坚持想说服自己，他没有向慧慧说谎。
后来父亲他们四兄弟青少年就离家当学徒，出去闯荡江湖，十来年后只剩下了两人。大伯父成了大资本家，父亲成了大伯父的得力帮手。解放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大伯父被以不法资本家抗拒政府税收的罪名被捕，公司和所有财产被政府没收。父亲失了业，他和几个高级工程师一起筹资，响应政府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号召，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而且几年内挣了很多钱。正当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公司越搞越大时，碰到了城市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父亲和他的生意合伙人都很不幸地被划成了资本家，那只能怪运气不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过，我家确实是来自那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的，我真的是对最信任自己的秀慧说了谎，就算是自己想不承认也是无法抵赖的。自己主动去向慧慧承认错误，又能怎么样？恐怕只会使慧慧更快地离开自己。”范明回头又不得不十分无奈地承认事实，再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一想到封建官僚地主的这顶帽子，他就不寒而栗。他记得在七，八个月前，宁波市政府寄来了一份关于祖坟拆迁，祖产的土地和房产处理意见的公函，引起他们全家的一阵惊慌。虽然在想方设法摆脱这顶封建官僚地主帽子方面，他也帮着父亲出了不少主意，能不能成功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范明只觉得与慧慧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中间有着一条看不见，又深不见底的鸿沟隔开了他们。
十一 夏天的寒流
好景总是不长，到了1959年的夏天，也就是五年级结束后的暑期，就像是夏日里突然刮来了一股西伯利亚寒流，整个社会的空气都凝结起来了。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大家一起干革命的景象再也不见。人民公社大食堂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比一场更为严厉的阶级斗争风暴。
各种食物，生活必须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了，凭票证供应的物资越来越多。大人们以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严厉地约束他们的子女，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惶恐和不安。他们以更积极地参加各种政治斗争，无情的攻击被斗争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清白和对共产党的忠诚。戴上了资本家帽子的范明父母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战战兢兢。
深夜了，对于政治气候的这一系列急剧变化感到疑惑不解的范明，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听到刚洗完一大盆衣服回到里屋的母亲在小声埋怨着父亲：“你怎么不看看形势？你知道反对厂领导利用下午上班时间开大会，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这又有什么办法？再这样下去，我们车间这个月的生产指标就会完不成，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父亲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回答着。
“你不要以为他们要依靠你来抓生产，就不会搞你。斗争了你，你还不是照样得抓生产？你能说一个不字？就算是撤了你的职，你也不得不老实受着？”
“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反正左右不是人。对抗政治学习和对抗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个罪名我是承受不起的。同样，完不成生产指标，对抗社会主义建设的罪名，也是我所承受不起的。两面都为难，夹在中间了，总得有一方面让一步才能过得了关，有啥法子？”
“亏得去年你听了我的话，赶早把在宁波祖上留下的大片土地，房产和藏书阁的所有藏书都无条件的献给了政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做虽然对不起祖宗，至少避免了被扣上‘大地主’，或者‘工商地主’的大帽子，永世不得翻身。”母亲继续说着。
“其实这些土地，房产和藏书，政府早就拿去了，只是要我补办一下无条件献给政府的手续。是啊！要不是大哥进了监狱，我本来只是他公司的职员，不会自己想到去开公司，也就不会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了。你没看到孩子们都在暗底下埋怨我吗？他们也受了很大的委屈。宁波祖上留下的这些产业处理问题本来应该都是大哥管的事，他是长子嘛！二哥和三哥都死得早，否则哪里会论得到我老四来说话？现在倒好，好事一点都轮不上，坏事都摊上了。如果真要再给我加上几顶帽子，还活得了吗？解放前，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监狱我侥幸没死，已经多活了这些年。现在如果真的没法活了，我大不了一死了之，可是你和孩子们怎么办哪？”
“好死不如赖活，不要轻易地谈到死。大哥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就被打成了不法资本家。他与工作组和税务局的人员大吵了一架，就被抓了起来，到现在还没有被放出来呢！他的资产全部被政府没收不算，连张小妹和他们领养的两个孩子都被赶到了乡下劳动改造，吃足了苦头。按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我只希望能把我们自己的六个孩子养大成人，也没有能力兼顾他们。你那时候没了工作，不和人合伙开公司，我和孩子不得饿死？这怎么能怪你？再说，当时政府不是鼓励开公司的吗？谁知道政策会变了？孩子那儿你不必担心，英儿和明儿已经懂事了，我想等其他孩子再大一点，告诉他们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是会理解的。”
“说来，大哥和我都为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出过力的。如果不是大哥不顾危险，接下了周公馆方毅先生要求在徐州，德州，南京，和上海的周公馆和郊区几处架设起秘密电台，恐怕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就不会那么顺利了。到徐州，德州和周公馆架设电台，还是我亲自和同事冒险去做的。大哥还一再关照，因为太重要了，用的都必须是最好的设备。这些可都是彻底的赔本买卖，根本不是为了赚钱。”父亲感叹地说着。
“你还说呢！结果是我们一家都遭了秧。我记得那是在1947年的春天，我们都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雅尔培路二号关了好几个月，差一点都死掉。那时英儿才一岁半就跟着我蹲了监狱，明儿差一点出生在监狱里。你还一再受到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都承受过，只剩下了半条命。人家都说只要是进了雅尔培路二号，这个特务机关秘密监狱，是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的。这真的还得感谢大哥，他当时是要在监狱外的管家张小妹变卖了部分产业，用成盒的金条硬是把我们买出来的。也亏得那时这些特务也乱了，不像以前那么认真，拿了金条真的放了我们。还亏得你死也不招，否则一个也活不了，你大哥一家也得死。”
“那还用说？如果我挺不住招了，别说大哥，连大哥公司的所有高级职员都得死。所有已经架设好的电台都会被捣毁，共产党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会死，这是再多金条也买不出来的。问题是我代表公司进出了几次周公馆，被特务认了出来。估计他们只是根据共产党电台突然多了，活跃了起来，而且采用了新科技，很难侦破，而我们正好是搞电子仪器设备的，具备这个条件，做出的判断，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我当时确实已经彻底绝望，准备好死我一个保下其他人的。我的两腿关节经常痛，静脉曲张也越来越严重，就是那时候上老虎凳拷问留下来的老毛病。”
“可是现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人家根本不会领我们的情，否则大哥也不会只因为与政府官员吵了一次架就落到这样的下场了。至于你们所做的这些，人家只要说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你们为的是钱，所以根本不需要领你们的情。再说当时我们受的苦，大哥的经济损失，人家没有必要关心，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母亲继续说着。
“大哥那时候就是太自以为是了，认为自己对共产党的胜利有功，人家会另眼相看，谁知道人家根本就没领情，才惹出的事。我只是从报上看到，不但周恩来是政府总理，那位原来在周公馆工作的方毅先生也在国务院当了大官才说起的。当然，我们不能对人家指望些什么，不过如果真的出了大问题我还是要说的，也许能救命也说不定。如果厂里领导真是要搞我，他们还是可以给我再加上‘漏网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或‘工商地主’的帽子，躲也是躲不了的。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吧！不早了，睡吧！”
“我估计，我们是能够躲过去的。你不记得去年宁波市政府寄来了一份关于祖坟拆迁，祖产的土地和房产处理意见的材料，你听了明儿的意见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吗？那时候明儿才十一岁啊！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懂得这么多的？他要你在回信中和填写表格里都反复说明，对于祖产遗留下了的有多少地产和房产？以及从你八岁父亲被日本人杀死后，这些地产和房产是由谁在掌管和使用？你一概不清楚，从来没有接触和掌管过，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利益。你愿意代替你大哥做主，把祖上遗留下来的藏书阁的所有书籍无条件献给政府图书馆，把所有土地和房产也无条件献给政府。他还要你写上你大哥的名字，再注明是由你代笔。这样写法不是要比你直接以当家人的写法，不知高明了多少？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他们就是怎么算计，也没有办法把这顶地主帽子强套到你的头上的。”母亲不无得意地说着。
“这到也是的，去年在收到这份公函时，明儿正好在边上。他马上插嘴说，虽然名义上现在我是宗族的当家人，但是我决不能真的以当家人身份来回答。既然族人早就强占了土地和房产，我就不应该代人受过。何况解放后实行土改，土地早就分掉了。藏书阁，包括属于那一边的《天一阁》所有的书，政府早就接管了。长弄堂和长弄堂外的房产也住进了一百多户人家，是政府在收着房租。政府需要的只是一种所有权的确认。我只需要既满足政府的要求，又同时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避得远远的就是了。明儿很聪明，也很会思考，这些可能都是他从书里学来的吧！这样的做法确实很高明。也难怪大哥对明儿从小就另眼相看，一定要明儿过继给他当儿子。族里的各位长辈也都看好明儿，把光宗耀祖，重振家业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父亲说。
“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对他说，也不能这样想。都解放这些年了，你怎么还在做这些白日梦？什么光宗耀祖，重振家业？你可不要害了明儿。我只希望你千万不要惹事生非，能够躲过这场灾难，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孩子们都能健康成长，我就心满意足了。”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个晚上，范明根本就没有合过眼。从出生以来他第一次失眠了，也第一次赏到了什么叫犯愁的滋味。形势的发展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谁也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再次想起了，在上幼稚院大班时随父母一起回宁波老家清明上坟的经历。那是在1954年的4月初，他跟随着父母和阿姨，一家八口从十六铺码头乘上轮船去宁波。
那天夜里的海浪可真大，整个船和包厢一刻不停地在左右大幅度摇摆着。母亲抱着正在吃奶的小妹妹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下铺的里角，眼睛注意地看着另一张床下铺被紧搂在阿姨怀里，不断发出惊叫的姐姐和大妹妹。父亲要范明和大弟弟范伟都从上铺下来，教他们要两腿岔开成丁字步来保持平衡，两手抓住床的铁杆。他自己却站在两张床中间随时防止有人从床上滚下来。全家紧张了一夜，天亮前刚眯着了一会儿就到了宁波。
范明记得宁波的老家是在西门外后莫街道长弄堂，父母在平时讲话中也多次提到过。弄堂口有两只好大的石头狮子，弄堂口的对马路是一条河。他们下船后，坐着几辆黄包车到达时，在河边有不少正在洗衣服和掏米，洗菜的大婶，大娘都站起来，客气地与范明的父母打招呼，眼睛还不停地紧盯着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他，姐姐和大弟弟。进入了长弄堂的石窟大门，这条石板路面的长弄堂记不清有多长了？走到长弄堂底是一个很大的花园，记得有四个藏书阁，不过花园的各种花草树木都因缺乏管理和照料，显得零乱不堪。
长弄堂的两边对称地都是大块青砖砌的高墙，一户户独门独户住家。门口一模一样，一律是黑色的双开大门，有两个铜环门扣。据父亲讲，因为是祖上按统一规格一起造的。各户大门里面，穿过天井，面对的都是屋脊和山墙相连的两层楼房，后面附带有厨房和后院。原来按家规，长弄堂是专供直系亲属和取得了功名的亲属居住的，推翻了满清皇朝后有一点乱了套，许多旁系亲属和外姓人也都搬了进来。进了自家的大门刚安顿好，父母就忙着接待一批又一批到访的族里客人，还一定要范明也在场，向所有到客鞠躬，说一些客套话。
第二天清晨，父亲早早就叫醒了范明，说是今天先在家休息一天，要等齐几个晚到的亲属一起下乡去扫墓。他并且告诉范明，有几个老公公一早就会来带着他到处走走看看，要他不必害怕只管跟着去玩就是了。当时只有七岁的范明跟着这几个老公公走了好多地方。
他只记得好像去了几个藏书阁，也去了一个叫《天一阁》的地方，到了家族祠堂和以前爷爷奶奶住过的地方，还特意走到长弄堂底的大花园，指给他看其他几个藏书阁的位置，并在一面有宽大屋檐的大墙前告诉他，这以前是挂满了皇榜的地方。他们还一再强调宁波范家曾经有过的辉煌，一再嘱咐范明一定要这样和那样的，搞得他一头雾水。父亲后来向范明解释过，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大伯父没有儿子，二伯，三伯都死得早，没有孩子，因此他是整个家族的嫡系继承人。
到了宁波的第三天早上，所有人分乘六只船开了足足有一天一夜才到达地头。向一个一个坟头进行拜祭，范明记不住到底拜祭了多少个祖先，反正跪得棉袍子膝盖处粘满了泥土，拍了半天也拍不干净。在宁波很久以前的范氏大家族，人口众多，势力十分庞大。范明私下自己估计着，如果就算地产，四川的大地主刘文采的庄园与范家的祖业相比，恐怕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何况这里是十分富饶的浙江省宁波市，历来就是江南鱼米乡。如果要算房产，就只算这条长弄堂和到底的家族大花园，庭院楼阁和四个藏书阁，加上长弄堂外后建的一大片平房，恐怕与红楼梦里所描述的贾府相比，也毫不逊色了。父亲曾经说过，光是为了长弄堂外，后建的这片平房走廊装路灯就装了47盏。
范明继续思考着，如果自己出生在一百年前，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可能也会去进京赶考，争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成为封建官僚地主家族的孝子贤孙。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家族过去有过的辉煌，反而成了自己沉重的历史包袱，宁波老家的回忆成了自己挥之不去的阴影。不过，他是不会向命运低头的，范明使劲地咬了咬牙。慧慧她说过，她的父母也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他们能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成为了革命干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终生。他们能够做到，范明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得到。
范明老是觉得父亲被划成了资本家有些冤枉，发展城市工商业既然是政府的号召，他们怎么可以说了不算数？还有，如果当时父亲他们公司挣了钱就把钱分掉，不是马上扩大投资也许就不会被划为资本家了。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只能认命。而宁波的祖产是父亲从来没有掌管过的，他们家也从来没有从祖产得到过任何好处，封建官僚地主的帽子怎么也不应该戴在父亲的头上。因此，他又再次为自己肯定，至少自己并没有完全对慧慧说谎。
范明只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悲哀，他与革命高级干部出身的王秀慧之间，存在着的一条深不见底的宽大鸿沟，随着政治运动再一次掀起，他俩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原本以为反动派都已经被打倒了，不会再讲阶级斗争了，大家都可以齐心协力为建设祖国，为中国的繁荣昌盛，为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现在看来，阶级斗争恐怕还会越斗越厉害。他和慧慧之间是再也无法保持过去那样的亲密无间，两小无猜，彻底信任的关系了。
十二 乌云密布的日子
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来势汹涌，形势发展得很快。作为孩子只能通过察言观色，从父母的一些反常行为，沉默寡言，唉声叹气和愁眉苦脸，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父母晚上经常因为要参加政治学习和批判会很晚才能回家。学校正在放着暑假，老师们也经常在学校里开会，顾不上像以往的假期那样监督和检查学生温课小组活动的情况。在这个暑假，学生温课小组的活动一周改为了一次。
虽然温课活动还是在照常进行着，不过气氛却是大为不同了，同学之间没有了以往的无忧无虑，欢天喜地的热闹劲。他们除了温课学习，做暑期作业，到了时间各自也就回家了，再也没有兴趣搞比赛，讲故事，排节目了。范明除了每周参加区少年体校的田径和乒乓队训练以外，整天地闷在家里埋头读书，并且监督弟弟和妹妹按时完成暑期作业。在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之前，一切是那样的宁静，乌云密布，黑云压城，气氛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只等待着那一声惊雷，那一阵狂风。
第一波寒流是在盛夏的八月底突如其来的。出动了公安，民警和工人纠察队，雷厉风行，只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把所有停留在上海市的外地户口闲杂人员和居住在上海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和子女全部有计划地赶出了上海。被划定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出身和反革命家属的邬梅珍和她的母亲当然无法幸免。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她们毫无思想准备，惊慌失措地被彻底打跨了。她们就如同是一片在秋风中的落叶，被无情地扫地出门，随着滔滔的革命洪水，随波逐流。
她们在公安，民警和工人纠察队的押送下，被驱逐出了上海，赶回了安徽老家，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后来听邬梅珍家的邻居讲，突然间掉入了无底深渊的邬梅珍，是完全绝望了，人也变傻了。在接到通知后的几天里，她不吃不喝，也不讲一句话。她母亲抱住她失声痛哭，邬梅珍也完全没有反应，直到被人押上了卡车送走。
住在同一条里弄里的王秀慧闻讯赶去，哭得泣不成声。她居然被挡开在一边，连一句话也没能讲得上。要不是几个邻居阿姨护着她，王秀慧还差一点被纠察队抓去盘问和接受审查。不过，对于这件事情的经过，王秀慧却只字未对范明提起过。只是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王秀慧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在温课活动的两小时中，她甚至可以做到一声不哼。范明因为家庭出身的成分问题，怕会在运动中连累了王秀慧家，故意在避开秀慧。然而，使他不能理解的是，他居然发现秀慧现在也是故意在避开他。
隔壁教室五年级三班，也同样住在方斜路上，家靠近老西门的王勇，后来偷偷地告诉范明。在邬梅珍和她的母亲被公安押送上车的那天，他也赶到了现场。因为他看到住在他家附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的家属和子女都正在被赶上了大卡车要押走了，他马上想到了邬梅珍，就跑到了她家的弄堂口。
不过，他十分后悔地说，他可没有王秀慧那么勇敢。他只敢远远地站在对马路，默默地为邬梅珍和她的妈妈送行。他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直打哆嗦。他担心也许会有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他家的头上。他真恨自己为什么不能也像王秀慧那样，出身在革命干部，或者工人阶级的家庭？真恨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没有用？连冲上前去叫一声邬梅珍，和她说上两句话，当面为她送行的勇气都没有？
范明未能及时注意到邬梅珍和她母亲的悲惨遭遇，因为他被几乎在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吸引住了。住在他家里弄对马路的一片新公房，姐姐范英的同学美芬姐姐的大哥，原来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1957年春天在大鸣大放时，他被打成了右派，读书是读不成了，就一直呆在家里，几次想自杀都未遂。这次他被戴上了手拷，压上了囚车，送去劳改了。
范明跟着姐姐闻讯去看，只见美芬姐姐的大哥，他的头发和胡子好长，脸色铁青，毫无血色。他完全不顾全家人哭成一团的情况，抬头两眼仰望着天空，放声发出一阵一阵凄厉的长笑。姐姐搂着范明，身体一直不停地颤抖。范明觉得好像被人从头顶上浇下了一桶冰水，全身的血液都被冷得凝固了。那凄厉的长笑在囚车开走后老半天还在他的耳边响着。
范明在囚车开走后发了一会儿呆，回到家里听到他姐姐范英正在和她的同学美芬姐姐哭着窃窃私语。范英说：“你大哥原来长得是那么英俊潇洒，意气风发，浑身充满着朝气和活力。自从他被打成右派以后，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变成了这付模样？就像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好多年一样。他的惨笑声使我发抖，我更不敢看他那充满了绝望和一片茫然的眼睛。我从心底里感到寒冷和害怕。他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把好端端的一个英俊潇洒的大才子都折磨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把他抓去做牢？”
“自从他被打成了右派以后，他就一直窝在小阁楼上，没有下来过。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更不愿意向单位认错。他说，他只是按照组织的要求，向共产党提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和进言。他根本就没有错，只是上了当。他没能料到，笑面佛是会突然翻脸，要吃人的。现在，他遭到了最恶毒的诅咒，被打入了地狱，已是聊无生趣。许多时候，我们只听到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根本就听不懂，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不过我们都知道，我大哥的心已经死了，自杀了好几会，他只想早死了早解脱。你在我家不是也正好遇到了一会吗？虽然抢救回来了几次，但是如果他真的一心想死，谁也阻挡不了他的。”美芬姐姐说。
“你爸爸是一个老教授，他难道也听不懂你大哥到底在说些什么吗？他怎么不帮帮你大哥摆脱这场大灾难呢？”
“我爸爸当然应该是最清楚的，大哥是他最宠爱的长子，命根子啊！但是，他连一句话都递不上去，求人无门，还受到了严重警告。有一次半夜，大哥走到我的房间摇醒了我，对我说：‘小妹，小妹，你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是可靠的，包括庙里的佛像都是会变脸的，张嘴会吃人，你可千万要小心。’我非常害怕，去问爸爸。他沉默了很久才说：‘你大哥是疯了。你们已经是右派的家属，什么地方也没有了你们讲话的机会，你们要记住这一点。’”美芬姐姐心有余悸地说着。
“做了右派的家属就不能讲话了，这是为什么？你认为你大哥像是真的疯了吗？”范英追问道。
“爸爸说的，成了右派家属，这就好像给我们全家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一样。我们家是一辈子也别想翻身了。大哥是不是真的疯了？我不知道。我们都很怕和他接触。我们家现在的状况可能要比你们家更糟糕得多。你爸爸在公私合营中被定为资产阶级以后，你们不是处处受到了压制和欺负的吗？不知道我们家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真的好害怕。”
“是啊！好事从来就没有我们的份，什么都要比别人低上一个头。如果我很努力，有人就会说我是假积极，装样子。如果我不努力，有人就会说我是资产阶级子女不好好接受思想改造。反正最好是混在中间，不赶前，也不落后，少讲话，装成很糊涂，傻傻的最好。”
“是啊！只有尽量不引人注目，才能少惹是非。以后我真的要向你好好学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了。”
“不知道你大哥被判了几年？去了什么地方，他还能回来吗？”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从来就没有上过法院。对右派分子可能是连判刑都不用判的，他看来是一辈子也回不来了。也许要过好长的一段时间后，我们才会有他的消息。爸爸说的，我们不要再对他抱有任何的希望。最伤心的应该是爸爸了，经受了这么一场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老了许多。大哥是我爸爸最宠爱，最为引以为傲的长子啊！他读书也读得最好。” 美芬姐姐说。
“你妈妈真的会伤心死了，她怎么能够受得了？眼睁睁地看着家里最出色的长子被毁掉了，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带走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上一面，也许就永远失去了这个亲生的儿子啊！”
“受不了也得受着，妈妈为大哥的事已经哭得没有眼泪了。爸爸一直说大哥太单纯，太冲动，太一厢情愿，太蠢，太容易听信政治宣传，太容易相信不应该相信的人，太容易上当受骗了。他当初是那样地天真，满腔热情地要给共产党提意见，出谋划策，就是不肯听爸爸的劝，还责怪爸爸是老糊涂，自私，保守，落后。爸爸说，大哥现在落到了这样的一个下场，是完全不值得的。”
“明明，你可都听到了？你千万要汲取教训，学乖一点。为了要坚持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毁掉了自己的一生，根本就不值得。说了也没有用，为什么还一定要说呢？我最担心你了，你人虽小，懂得的事情却太多，而且锋芒毕露，争强好胜，不知道藏拙。你这个样子，犟头倔脑的，早晚是会吃亏，闯大祸的。”范英转过头来，对站在一边发愣的范明说道。
公私合营后，大吉路上102弄的9号里不再设有任何摇袜子的生产车间。竹家的老二一家搬到了客堂间上面的正房。竹家的老大把家搬到了楼上的那间亭子间。竹家的大嫂现在再也不出去到街道委员会里工作了。她整天呆在家里，几乎连房门都不出，上菜市场买菜，上街买日常用品都叫她的儿子代劳了。范明偶尔在厨房里看到她，只见她突然间苍老了许多，也不再化妆打扮了，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范明向她问好，她却语无伦次地慌忙回答，她认罪，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好好接受思想改造。据说，她因为是小业主的家属，旧社会的一个舞女，在这次街道委员会整顿过程中被揪了出来。街道委员会还专门开了她的几次批判会，批判她作为一个小业主的家属，一个旧社会的舞女，竟敢在居委会里大摇大摆，以革命干部自居，不知天高地厚，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对工人阶级耀武扬威？
第二波寒流来势汹汹，发生在教育界。清理教师队伍，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念慈小学”解放前原来是一所教会学校，老校名立刻被改为方斜路第二小学。原来的大部分教师都是留用的，已经不合时宜，无法满足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需要，必须马上转行，或退休，换上解放后新培养起来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教过陈宝粟，王秀慧，黄桂芳，张为民和范明等人，从幼稚园中班一直到小学二年级的张慧慈老师和教过他们从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张深恩老师，都被指定在新学年开学前退休。直到六年级开学后，范明他们才知道这两个班主任老师退休了的消息。两个张老师要他们几个在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到张深恩老师的家，她俩有些话要对他们说。
张慧慈老师说：“老师年纪大了，要我们退休是预料中的事，只不过提早了几年。现在退休了，能够避开那些我们搞不明白的政治斗争，回家照顾好家，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也不是坏事，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张深恩老师接着说：“宝粟和为民出身好，又肯听话，比较稳重老练，是不会闯祸的，我们对他们是放心的。桂芳是工人阶级出身，性格上又什么事情都能放得开，不会钻牛角尖，我们也是放心的。我们放心不下的是慧慧和明明。你们两个都是聪明，好学的好孩子，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很强，只要你们肯继续努力，是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的。要注意的是，你们在思想上太敏锐，太好问，性格方面又太固执，你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保护好自己。我们建议你们，对于政治和许多社会问题，你们还是少讲一点，不要议论，糊涂一些好。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太深入地谈论政治和政府政策，不懂也不可以死盯着老问，实在想知道就自己找书看。少谈，多想，许多事情等你们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明白的。”
张慧慈老师爱怜地搂着王秀慧说：“学校在我们退休前传达了一些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其中有中央在庐山会议中批判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人反党集团的文件，也有上海市委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你爸爸的名字也在里面。秀慧啊！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主是会保护好人的。我们知道你们不会相信耶稣，但是我们能做的只有为好人祷告。”
王秀慧红着眼圈，坚决地说：“老师，请你们放心。我是不会哭的，因为我相信，我爸爸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决不会谋私利，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张深恩老师叹了一口气说：“唉！现在正确与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挨过这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至于谁是谁非，只有让历史，让时间来慢慢地证明吧！你爸爸是很关心你的。在这五年中他来过学校两次，找我们了解过你的学习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干部，没有架子，也很尊重我们。我们想要和你说的是，你要懂事，不要再与你爸爸争论不休，不能再给他增加烦恼。你要坚决地相信你爸爸，多听他的话。你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是对他最好的安慰了。你和明明长大了以后打算做什么？我看最好以后多化些时间在学习科学上。”
“对，对，当科学家好，离开政治远一点。做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也是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的。明明和慧慧，你们说对不对？” 张慧慈老师附和着说道。
范明从头至尾只是傻呆呆地在听着，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对两位从小就十分爱护他的张老师有些依依不舍，对她们的被迫提早退休感到有一种悲哀和无奈。不过，他又觉得这可能就是革命的需要。两位张老师是原来的教会学校留下来的，现在要贯彻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她们被强制退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听刚才张慧慈老师的话，好像她们还是信教的，这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不相容的，那就更不可能继续教书，靠她们来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了。
两个老师都要他多学一些科学，以后做一个科学家，不要接触政治。范明觉得有一些困惑和无奈，谁叫自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呢？不过，他又有一些奇怪和暗自高兴，老师居然把他和秀慧看成是一样的，要他们以后一起做科学家。范明没有完全听明白刚才老师说到王秀慧爸爸的事和她的回答。他没有意识到她家出了天大的大事。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原来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说倒就倒，是那样的脆弱，生活得毫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