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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各一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第三卷 震荡和熔炼(4)
2006-10-18    范立群    《天一阁》范立群文集    点击: 2536
《天各一方--成长在红旗下》第三卷 震荡和熔炼(4)

目 录 (续)

 

十六  南天的星星                                               
十七  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
                                
十八  “同心干”对秋后算账的反击
                       
十九  重新思考文革的意义
                                   
二十  琴弦已松,留心内奸                                   

 

十六 南天的星星

晚上范明又习惯性地来到了,走向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办公大楼第二个十字路口干枯了的喷水池,坐在向南的池边上进入了深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从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可以大致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如果他原来对中央的路线斗争分析是错误的,刘少奇及其一伙他们确实是有严重的,丑陋的历史问题,那么现在中央又在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反革命分子”,“反党集团”和“叛徒集团”,搞得人人自危,这到底又是怎么一会事?如果说刘少奇及其一伙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应该被打倒,那么文革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颠覆整个干部体制,全面推翻各级党政机关,重新理牌的局面,这就是毛主席想要的吗?

回想起来,据说在1966年春天毛主席首先是利用了周恩来的害怕中央分裂和“忠臣事君”的中庸之道,投出的关键一票,取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微弱优势。他再利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的愚忠,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然后,他又充分利用了刘少奇及其追随者的不忍和不敢,害怕会引起党和国家的分裂,重开内战,担心会背负起“谋皇篡位”的恶名,而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幻想,终于取得了可以一举清除在中央对他全面控制权力和实现理想目标,可能构成威胁的所有势力的机会。这一路走过来的事实,难道不正证明了就是这两次无原则的让步和迁就的后果吗?

在文革中,毛主席又进一步利用了这些年造神运动,带给他的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启用了完全不合体制的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的“代言人”和“钦差大臣”冲到了第一线,并利用了林彪团队的军方势力作为后盾。红卫兵运动终于搅动了整个社会的参与,造成了一个一切必须服从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巨大社会压力,结果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十分盲目,而又轰轰烈烈的社会大革命运动,达成了毛主席的预定目标。

同时,毛主席也满足了他的那些心腹幕僚,获取更大政治权力的野心,让他们超越,甚至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之上,并通过筹备和召开中共中央代表大会,逐步让他们都进入中央,取代那些被他们打倒的老干部,实现权力的合法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以不容质疑的中央绝密红头文件,给刘少奇及党中央的一大批领导人冠上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名,鼓动造反夺权有理,来完成从中央到地方清除刘少奇和他的党余,以及任何对他的统治有可能产生抵制的力量。

他们鼓吹,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一切以最高指示为准,扫除了一切持有不同意见的个人,实现了毛主席唯我独尊的目的。文革以来的整个发展过程不正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经过了上海市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验证,说明前面这几步都是严格按照了毛主席的战略步骤,走得相当成功。从表面上看,只需要全国各地都按照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模式,完成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取得成功。然而,从目前全国各地的武斗,内战,狼烟四起来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完成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这关键的一步却走得完全失控,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对范明来讲,虽然有忧国忧民之心,但是作为一个中学生在这场权力争夺游戏中是无能为力的。他考虑到以后的政治斗争形势发展将会越来越凶险,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他个人来说,比较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尽快完成善后,努力跳出此漩涡,以求洁身自好。然而当范明一想起几个月前,与邹顺发的那次谈话,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邹顺发被他们“同心干”打倒的这份仇恨,是很难化解了,看样子只能继续缠斗下去,真的是欲罢不能。他抬头望着南天的星星,仰天长叹。南天的星星啊!你们能否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范明越想越觉得有些地方很不对劲。他模糊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了那份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盲目崇拜,应该可以清楚看到,党中央给刘少奇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冠上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名的两份中央绝密红头文件,显露的许多不合理处是十分明显的,简直漏洞百出。这两份文件应该是辨别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其正当性的关键因素,也是目前中央又在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大抓“反革命分子”,“反党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根据和出发点。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叛徒”和“反革命”吗?怎么还会越抓越多了?会不会这些都只是被利用来打击政敌的利器和枉加的莫须有罪名?回上海后一定要组织查取有关资料,努力搞清楚其中的蹊跷之处和事情的真相,范明这样想着。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到了武汉不去黄鹤楼可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虽然明知道黄鹤楼在文革初期,一再受到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大肆破坏,已被封闭多时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死心。去长江大桥反正要路过黄鹤楼,他们还是怀着侥幸的心理走到了黄鹤楼的跟前。实在扫兴,大门前的布告栏写得明明白白,开门无期。整个黄鹤楼由铁将军把门,各道门都封得严严实实,连找一个工作人员融通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要去的真正目的地,是当年由苏联专家指导下建造的雄伟的长江大桥。他们想领略一下毛主席诗词中写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观景象。顺着引桥边上的阶梯,从上海桃园中学来的这些中学生,逐步攀登上了长江上的第一座铁路和公路兼用的大桥。

他们只见桥面宽阔一直通向对岸,桥头的塔楼挺拔高耸,悬吊的缆绳粗如腰围,可见建造规模之巨大。向桥的两端望去,龟山和蛇山简直显得像两个小土丘。如此宽阔的桥面随着桥身的延伸变得越来越细小,好像是一条白带架在水雾缠绕的江面上,不得不令人感叹,巧夺天工之神奇和工程之浩大。从桥身凭栏下望浩瀚的江面,看到桥头江边缩小成点点滴滴的往来车辆和行色匆匆的路人,更觉与大自然相比,人类是这样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蓓蓓似乎诗兴大发,在人行道上高声背诵着李白的诗句。

“牛头不对马嘴,有一点知识好不好?白帝城应该还在上游,起码在上游的三峡才对,否则那里来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倪素珍斜愣着眼睛笑着,毫不留情面地当场出李蓓蓓的丑。

“我没说过白帝城就是在这儿啊!我只是有感而发,试图体会一下李白当时的心情罢了。”平时脾气暴躁的李蓓蓓,今天却变得有些低声下气地在作着解释。

“你平时老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像还是一个人才。不过,光会背诵前人写的诗词有什么了不起?看到这么好的景色,你应该自己写一首诗,显示一下你的文才,对不对?”

“你总不能要我学曹植,曹子昂,也来个七步写成一首诗吧?我可实在没有这两下子。”

“怎么又谦虚啦?七步不行,十四步也成。实在不行,二十一步也可以。”

“只要你也写,怎么都成!你写一首,我保证写两首。”

伴随着低年级同学一阵的起哄和数步子声,李蓓蓓和倪素珍真的比赛起做诗来了。他们顺着桥边人行道,由一帮低年级的同学一步一步地数着步子,向对岸走去,越走越远。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嘿!张均尧,你说当年楚霸王,宁死不过江,是这个地方吗?” 翟静怡问道。

“不可能是这儿,不是在乌江自刎的吗?怎么会在这儿?这里江面这么宽,当时来接他的小船,连人带马能过得去吗?” 张均尧回答说。

“那么,你的意思是楚霸王当时连人带马就是想过江,也是过不去的。他是没有了办法,才回头去决一死战?根本就不是宁死不过江,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时的楚霸王已经杀死了他的爱妻。他带出来的八百子弟兵将会全部战死,一个也回不去。他觉得没脸去见江东父老,因此根本就不想活了。历史上大家歌颂他的就是这份有情有义,忠于爱情和他那气吞山河,天下无敌的英雄气概。”

“你不是也很想当英雄的吗?如果你是当年的楚霸王,遭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你也会那么做吗?”翟静怡继续问道。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想我一定会这么做的。”张均尧豪情满怀,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么,你是说如果打仗失败了,你也会忍受不了失败,杀死你的妻子,凭匹夫之勇,宁死不过江。你连带兵回来复仇的勇气都没有,是吗?”

“哦?这可不是那么一回事。胜败乃兵家常事,在一般情况下我会巧动脑筋,不会去逞匹夫之勇。我肯定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卷土重来的。”张均尧不解地看着翟静怡,楞了一下,开始小心地回答。

“那么,你是说你会强忍下来,单枪匹马过江,然后再带兵回来复仇,是吗?但是,如果当年的楚霸王如你所说,杀了他的爱妻,抛弃了随他南征北战的八百子弟兵,真的单人匹马过了江,在历史上他就会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枭雄,就会失去人民对他的同情和怀念。他也就不会是那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令人怀念和称颂的楚霸王了。历史上也不会有他的那份,有情有义,忠于爱情和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的记载了。”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是历史的现实。如果楚霸王真的过了江,领兵回来复仇,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历史就会改写了。哎!我可是上了你的当。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怎么做,才是对的?好像我无论怎么回答都是错的。” 张均尧恍然大悟,委屈地说着。

“当然啦!你应该动脑筋啊!你不是自命不凡,能文能武,口才很好的吗?你应该能够做到,怎么回答都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才对。” 翟静怡调皮地回答,引来了身旁低年级同学的一阵哈哈大笑。

范明是旁观者清。这次到武汉二十多天来,做别的事情成效甚少,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行,共同承担的风险和压力,却促成了这么两对恋人。按照学校的学生手册,中学生是严格禁止谈恋爱的,不过现在是没有人会管这种闲事的。李蓓蓓和倪素珍,张均尧和翟静怡,他们之间的真情流露是那么的自然,感情的建立水到渠成,令人慕刹。范明衷心为他们祝福,也想到了远在天涯海角的王秀慧,不禁感叹万分。他是多么盼望着能够如他在睡梦中多次出现的那样,哪一天会有奇迹发生?慧慧果真回来了,或者哪怕捎回来了片言只语也好。

大家正在指指点点,努力寻找毛主席上一年八月横渡长江的具体地点,讨论是否有可能也在同一个地点组织横渡长江?

走过一群维护大桥的工作人员和守卫士兵,他们用一口湖北口音插言道:“不要组织在长江里游泳,太危险了。现在武汉的形势不稳定,社会秩序很乱,前几天长江上游还飘下来了尸体。武汉不久可能会有大规模武斗,外地来的红卫兵要尽快离开。”

听了这么一番话,大家对组织横渡长江完全失去了兴趣,连顶着大太阳在桥面上继续走下去也厌倦了。他们赶忙召回走远了的同学,一起下桥找饭馆吃午饭,下午再找别的目标走走看看。

张均尧和翟静怡之间早就有了相互爱慕之心。这次到武汉,他们又经常在一起活动,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之间的恋情,在一起到武汉的同学中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张均尧刚坠入情网,难免有些心神不宁,患得患失。才来到武汉后没几天,他就发觉在晚上十点来钟,翟静怡经常不在宿舍,而每天这个时候范明都有到新华印刷厂小花园散步的习惯。

在一天的晚上,见翟静怡又不在宿舍,张均尧想了解一个究竟,就顺着宿舍到工厂中心区的走道沿路寻找着。走到离第二个十字路口不远处,他看到李蓓蓓和倪素珍在一旁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并向他做出了禁声的手势。张均尧好奇地走近他们,顺着他们面对的方向看去,只见翟静怡站在一颗大树后凝视着前方的路口,轻轻地抽泣着。

他觉得事有蹊跷,轻轻的走近去,想看一个清楚,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到翟静怡静静地站在一棵大树后,泪流满面而浑然不觉,还是在看着同一个方向。在那个大十字路口的范明却始终坐在中间喷水池边的石头台阶上,面朝南方,保持着抬头望天的姿势。张均尧不由得轻轻地碰了一下翟静怡的肩膀,她像是被猛然惊醒,马上向他做出了禁声的手势,并拉着他慢慢朝后退着,离开了原来的位置。

见到跟在后面不知所措的李蓓蓓和倪素珍,翟静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低声说道:“我们再走得远一点,不要打扰了他。”

满怀疑惑的张均尧首先发问:“范明是怎么的了?他来这里干什么?你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哭得这么伤心?”

“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当天晚上,我正好上洗漱间,打算洗完后早一点睡觉,见到范明大哥一个人走了出去。我问他有事吗?他说睡不着出去散散步。连续几天在差不多的时间我都见到他出去。有一次我就好奇地跟了出去,只见他走到了那个地方,面向南方,仰望着天空,时而自言自语,时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后来也是天天如此。”

“这里面又有什么名堂呢?可能他有这样的习惯吧?这与你的哭,好像不应该有什么联系吧?” 张均尧着急地追问。

“你说得对!我也是才发现的。不过,我以前就听陈宝粟说起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居然都会是真的。估计这个习惯,他起码已经保持超过八年了。” 翟静怡说着又泣不成声。

“张均尧,不要盯得那么紧。让她喘一口气,慢慢地告诉我们听事情的来龙去脉。” 倪素珍制止了张均尧的一再追问。

“范明是在思念着慧慧姐姐,她是他青梅竹马的童年恋人。我从来没有见过用情如此之深的人,这种始终不渝的爱情,柔肠寸断的分离,刻骨铭心的思念,不是用文字可以描写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眼泪。” 缓和了一下,翟静怡接下去说着。

“我和他同窗了七年,对这件事可是一点也没有听人说起过啊!你是怎么会知道的呢?是他自己告诉你的吗?” 倪素珍态度温和地问道。

“在初中一年级刚进入中学时,我就听说学校里有一位被‘老夫子’陈文老师,称为要上天揽月,书海探宝的高年级学长,只是不知道这个被‘老夫子’称为狂人的是谁?就算是又过了两年,当时范明给我的印象是,学习的尖子和运动的健将,几项校记录的保持者,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头上。一直到初中三年级,我在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得了奖,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创作组,才与‘导演’陈宝粟等高年级学长有了接触。后来,陈宝粟又介绍我参加了他们高年级学长自己组织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这样也就正式和范明大哥有了来往。我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全校数理化和体育运动尖子的他,竟在文科方面,马列主义理论和经济学方面也会有这么深的造诣。他是学校学生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组织者和主要演讲者。被老夫子,陈文老师称为要上天揽月,书海探宝的高年级学长就是他。”

翟静怡继续说着,“我对他非常崇拜,千方百计想接近他,多了解他一点,但是我发现,他是那么的孤独,傲慢,不好接近。他和谁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特别对女生都表现得那么冷漠。我有些恨他,以为他一定是嫌我笨,什么也不懂,看不起我。直到陈宝粟告诉了我,他们三人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童年生活,多彩多姿小学活动,错综复杂的感情发展和悲欢离合,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真实故事,我才恍然大悟,是我错怪了他。也是在我知道了他的感情世界后,我才出自内心对他的尊重,称他为大哥的。”

翟静怡解释了倪素珍的疑问,接着说:“王秀慧大姐在小学六年级刚开学不久,就离开范明,被迫随着父母去了天涯海角。在临走前她曾经说过,她会在遥远的南方,天天晚上望着北方的天空,思念着范明。现在我们亲眼看到,范明大哥也是天天晚上遥望着南方的天空,思念着慧慧姐姐啊!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过如此,他们还有一年一次,七月七日喜鹊搭桥的团聚机会。而他们呢?慧慧姐姐走后苗无音讯,他们连一次团聚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啊!” 翟静怡说着话,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喘了一口气,翟静怡又接着说:“当我要求范大哥多告诉我一些有关慧慧姐姐的故事,他只是向我简单的讲了一些十分平淡的往事,但是我感觉得到范明和陈宝粟对慧慧姐姐的那份出自内心深处的思念之情。我真的好羡慕王秀慧大姐,她虽然身处天涯海角,却永远能够得到两位这么出色的知心好友的热爱和思念。虽然受到了命运的作弄,饱受了生死离别的痛苦,如果她能够知道,在遥远的北方,范明也是天天晚上遥望着南方的天空,思念着她,她也会感到心满意足了。”

翟静怡感叹着又继续说道,“你们是否知道,学校‘文革派’的头头,陈宝粟和张为民,和我们‘同心干’的黄桂芳,王勇,范明都是来自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级,同一个温课小组,从小就一起长大的?他们双方对各自的思维和行事方式都了如指掌,因此,学校里凡是有冲突,只要有他们双方的出现,再大的冲突立刻就能化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双方在立场上既对立,又相互尊重,合作时还能够配合无间的真正原因。”

倪素珍恍然大悟地说道:“怪不得范明和陈宝粟,甚至王勇会对这么多的异性爱慕者,都无动于衷。也难怪黄桂芳和严雅萍有时,会呆呆地看着范明的背影沉默无言。陈宝粟居然能面对着郭小霞和张美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仰慕,也毫无反应。”

李蓓蓓向着翟静怡,插嘴说道:“刚才我和倪素珍无意中看到你一个人在偷偷地哭,还以为是张均尧欺负了你,正想找他算账呢!那里会想到,能听到这么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看来你说的那位王秀慧一定是一个才艺双全的奇女子。”

“我在想,他们这些人的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又各有自己的特色,一定与他们从小在一起形成的特殊成长环境有关。相互学习,互相影响,一起竞争,彼此激励,结果是共同提高,一个比一个聪明,一个比一个出色。” 翟静怡沉思地说道。

“亏得今天我也跟着跑了出来,否则李大哥和倪大姐要找我算账,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有嘴也讲不清了。以后你要哭,也得叫我一声,让我陪着你哭。听你刚才这么一讲,好像范明和陈宝粟,甚至王勇都爱着王秀慧,这不成了三角,或者四角恋爱了吗?” 张均尧说道。

“才不是呢!陈宝粟是深深地爱护着王秀慧的。他对她就像对亲妹妹那样爱护,只要她高兴,他可以为她做如何事。陈宝粟和范明又是最亲密的朋友。陈宝粟清楚地知道慧慧和范明是那样地亲密无间,毫无做作地依恋着对方。范明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慧慧姐姐的心。他深深地感受得到这种发自内心的颤抖和情感,衷心地祝福他们。虽然他也同样受着感情上的煎熬,但君子有成人之美,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所作所为。这是陈宝粟最令人佩服的地方。” 翟静怡回答。

“不过,这些到底还是虚的。人不能老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要活得潇洒一些才好!青梅竹马的感情,当然是很可贵,但是那时候他们人还太小,对爱情又能真正懂得多少?范明应该现实一些,想得开一些才对。” 李蓓蓓说道。

“如果换了是你,早就把人家给忘了,另结新欢对不对?这就是你所说的现实一点?我不要求你像他们一样的痴情,只希望你能达到他们的一半,多保留一些真爱,我就心满意足了。” 倪素珍赌气地说道。

“天地良心!他们俩的一半还不就是我的全部?我对你的感情可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李蓓蓓着急地争辩。

“你在胡说些什么?你看得见,摸得着什么了?你敢胡说八道,也不怕难为情?” 倪素珍面红耳赤地追打起李蓓蓓,两人越走越远。

沉默了一阵子,翟静怡对张均尧说:“李蓓蓓说的话虽然不好听,不过也是有一些道理的。我们要如何帮范大哥解开这个心结才好?”

“这话亏得是你说的,否则你还能饶得了我?依我看,光是劝范明是没有用的。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有等到年龄再大一些,等待慧慧回来的心实在绝望了,或者遇到了真正能使他心动的对象时,才有可能改变。唉!如果换了是我,为了不得已的原因,被迫要去远方,要和你长期分离,我会主动向你提出分手,而且希望你能忘了我。” 张均尧坦诚地说道。

“不许胡说!你怎么可以讲出这么不吉利的话?” 翟静怡傻呆呆地望着张均尧。

不幸的是,不吉利的话真的被应验了。一年多后,在秋后算账的阴影下,张均尧被迫随着第二批支援边疆,开垦北大荒的知识青年队伍奔赴了黑龙江。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被活活拆散了。张均尧也兑现了他的诺言,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心情,毅然地切断了与翟静怡的任何联系。

十七 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

朱德总司令在他的一首诗中,居然敢把武汉的东湖去比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湖。这也就是说,以朱老总的眼光看来,武汉的东湖,山水秀丽,风景如画,与杭州的西湖相比,应该是各有特色,至少是毫不逊色的好去处。桃园中学这些来了武汉的同学一致认为,在还剩下的两天里,东湖是值得去一下的首选好地方。

东湖在汉口的东郊外,当时只有一路公交车可以到达。市郊的公共汽车班次少,要隔四十分钟才开出一班车。他们起了个大早出发,然而除了三个留守大本营,四十七个人无法挤上同一班车,只得分别搭乘两班车。在靠近东湖的终点站,等齐了所有人已将近中午。搭乘第一班车到达的同学在终点站等得不耐烦,性急的早就把随身带着当午饭的面包啃个精光,水壶里的水也喝干了。

因为看不到明显的路标,一行人只得见人就问,经过自己探路摸索,总算到了东湖边上。岸边虽然杂草丛生,然而面对着比西湖辽阔得多的湖面,水雾缭绕,湖水清澈见底,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使他们感到十分惊奇的是,这里实在太安静了,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除了湖对面,隐隐约约好像建有不少栋别墅的高干疗养院以外,沿湖这一边,他们没有见到江南一般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都有的楼,台,亭,阁,包括体现人文气息的文人墨客题字石碑等各种人工建筑。在他们所站的这一边,一切都还处于原始状态,完全是一派自然景色,根本就不像一个热闹的旅游景点。

踏着草丛,沿着湖边向两边分头找去,他们总算找到了当地东湖管理部门划定的游泳区沙滩。然而,他们只见到了指示牌和游泳区的围缆绳,却找不到管理人员。整个游泳区空无一人,连救生员也没有。出于无奈,范明只能与张均尧和李蓓蓓商议,由自己临时布置活动范围和安排救护人员,并且要求大家一定要三,五成群活动,相互好有一个照应。安全第一,千万不要逞能,独自进入深水区。

湖光山色,风景宜人,有的女学生不禁大声唱了起来:“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 洪湖岸边是啊是家乡啊! 清早儿,……。”

“喂!这首歌现在不能唱了。这是歌颂贺老总的,贺龙元帅现在被打成大土匪头子啦!当心你也被打成反革命。”有男同学扫兴地泼冷水。

“这么一说,洪湖革命根据地,岂不成了土匪窝了?这只有蒋介石匪帮才会说这种话。”有人不满意地插话说。

“简直乱七八糟,领导革命,出生入死,闹了半天,革命成功了,反而成了大土匪了?现在看来,中央也没剩下几个好人了。如果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和将军,元帅真的都是叛徒,特务,土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知道这当初中国革命是怎么会成功的?据说,中央文革还要炮轰周总理呢!”

“好人当然有啦!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红太阳,越升越高,光芒万丈,这些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紧跟不上的只有淘汰了,一代新人换旧人。”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你可要小心喽!你引用的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话。这不是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而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

“这么斗来斗去的,把许多问题都斗糊涂了,把大批参加了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勋都打倒了,也就等于自己否定了中国革命。如果真的因为紧跟不上毛主席,跟不上了,让这些老干部退休养老去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打倒?而且要搞臭,置于死地?”

“据说《红梅赞》也不好唱了,说江姐也是叛徒。”

“真是莫名其妙!如果这些革命烈士也都是叛徒,中国革命都是靠着土匪,军阀,叛徒打下的江山,那还算是哪门子的革命?哪里还会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好江山?”

“考察了武汉的文革形势,我是彻底失去了信心。这样子斗下去,何年何月才是个头?要打内战了,恐怕真的要天下大乱了。”

“你可不要乱说话!最高指示毛主席讲的,先要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林副统帅不是说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这怎么这么像日本鬼子讲话的口气?大大地,死啦,死啦地,米西,米西地干活。”

“嗨!不要越讲越没有边了,小心隔墙有耳。还是说些别的吧!”

“现在我们是在湖面上,哪里来的墙?不过,还是不要胡说八道了,许多事情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搞得懂的。说话一多,总会有错,言多必失,当心真的被打成了反革命。现在反革命的帽子可是最现成的,满天在飞哦!我们是来东湖玩的,要忘掉一切,尽情玩个痛快才对。”

“对!我才不管这些呢!什么歌好听?就唱什么歌。反正现在只有我们自己人,怕什么?”

“真的,东湖的水是甜的。这里的水好干净,喝一点没关系吧?”有一位同学尝了一口湖水大声叫了起来。

叽叽喳喳的闹了一阵子,不少同学口也渴了,开始议论着品尝起东湖水来。

“你们说,东湖能不能与杭州西湖相比?到底哪个美?”

“西湖有苏堤,白堤,断桥,平湖秋月,三坛映月和周围景点配合,美到了极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东湖怎么能够比得上?”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东湖原始景色的一面。朱老总去的可能是湖对面的高干疗养院。那里可是建设得富丽堂皇。他住在高级宾馆,各种设施应有尽有,从宾馆的阳台看东湖的景色,感觉当然会完全不同了。”

“我也认为西湖的水浑浊不清,各种景点都是人工造成的,不如东湖的水清澈见底,周围山水景色纯朴,自然来得美。”

“喂!你们全部都给我上来!这里已经停止开放,前几天刚捞起过浮尸。现在世道不太平,你们怎么胆子这么大,还敢来找死?”突然,从岸上传来一阵大声吆喝声。

一听说前几天在这里刚捞起过浮尸,大家吓得赶忙朝岸边跑。刚才喝了湖水的,有的开始恶心,吐了起来,直喊倒霉。匆匆忙忙换下了游泳衣,大家集合起来,请点完人数就向汽车站跑去。在回返途中,有的同学还向汽车窗外吐个不停,说是以后再也不敢向外走了,连今天晚饭也不能吃了。

回到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已将近下午六点。范明接到厂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黄桂芳在电报中写着:“家中有变,速归。”

晚上大部分同学都累够呛,不打算出去了。因为有事要商量,范明约了李蓓蓓,倪素珍,张均尧,翟静怡到外面去吃饭。在就近的一家小饭馆,坐定了下来,范明找来饭店的服务员想点鲈鱼。然而,他被告知饭馆不供应鲈鱼,就只得改点了武昌鱼和一些这家饭店能够供应的当地小菜,并要了几瓶啤酒。

“范明,在武汉你不叫武昌鱼,怎么反而点鲈鱼?” 倪素珍问道。

“江上往来人,单言鲈鱼美,君见一页舟,出没风波里。你们是否记得这是谁的诗?”范明反问道。

“这是苏东坡写的吧?噢,一定是你昨天在大桥上看长江,君见一页舟,出没风波里,引起的联想。” 翟静怡插言回答。

“范明,今天黄桂芳给你发来的加急电报,你认为是你家有事,还是学校有事?” 急性子的张均尧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估计两者都有可能。从我们投入这个政治漩涡一开始,我就反复强调做事要避免盲目跟风,首当其冲,也不能结怨太多,要防的就是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突然翻盘和秋后算账。现在上海正在筹建各级革委会,任何被打倒的走资派都有可能在政治利益的勾结和投靠下重新复出,接下来必然就是借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扑和报复。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喝了一口啤酒,范明沉思地继续说道,“从武汉的局势看来,我对造反派大联合,实现全面夺权的形势发展看法不乐观。法不责众,只有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才能够稳定大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中央文革一意孤行,搞拉一派,打一派,硬要把一个具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打成保皇派,甚至反动组织,全国将陷入造反组织之间的强烈对抗和武装冲突。我们曾经预计过全国各地通过大联合,实现全面夺权的上,中,下三策。从中央文革目前处理武汉问题的态度看来,上策和中策都将无法实行。估计不用多久,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就会对武汉问题做出正式表态。我是持悲观态度,你们的看法又是任何?”

“我的看法还不至于太悲观。从表面看形势是够乱的了,不过还是在控制范围。中央文革这些文人和林彪,黄永胜等军事领导人结合起来,很快就能将局势稳定下来。如果有军队的加入,虽然这是一种下策,但是大规模的武斗和群众斗群众就会被立即制止。按我的想法,这些我们根本不必管它。就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在筹建学校革委会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积极参与,防止那些走资派,野心家和阴谋家加入革委会,有效地阻止复辟和他们一旦复辟后的疯狂反扑和报复的发生。” 李蓓蓓谈了他的思考。

“我的看法是不乐观。中央文革和那些新进入中央的高级将领,能否合作还是一个问号?老一辈的领导人中至今没有被打垮的,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局势是浑沌不清的。大规模武斗的发生,说明现行的政策有问题,导致局势失控。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人造反派在热热闹闹,全面夺权,作为文革的主力军,我们学生现在反而被抛弃了,置身事外了。我们现在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央要我们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其实复课了,还闹什么革命?还不是要把我们都管起来,不准乱说乱动了。然而,被打倒的走资派如果又官复原职,‘胡汉山又会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谁会来为我们主持公道?” 张均尧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现在是越来越糊涂了。当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到底是干什么的?看来他们是利用红卫兵来冲冲杀杀,打头阵的,现在似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而且后果堪忧,还不如当初就不加入。” 翟静怡疑惑地说着。

“我在许多问题上也是越来越搞不懂了。来了武汉一趟,看到的问题更多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待工人造反组织尚且如此,对待我们中学生更不在话下。没有人会来为我们主持公道的。反修,防修,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似乎我们与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倪素珍沮丧地说。

“苏东坡另有一首诗,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现在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如果能置身事外,改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局势的混沌和混乱中,看清事物本质的。”范明意味深长的看着在座的四个同学。

“不,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我们退出的时候,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可走。不过,我们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把握好形势发展的每一个转机,努力争取主动。范明,不要打哑谜,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的分析又是如何?请先说出来。” 李蓓蓓问道。

“如果我们撇开了阶级,路线,主义和道路之争,换一个角度来分析。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有恩怨情仇。中国革命说到底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革命。从历史的角度,从农民革命的领袖角度,来看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贺龙等老一代革命家,以及中央文革和新崛起的林彪系统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少了各种光鲜亮丽的崇高头衔和伟大光环,看问题恐怕就会容易得多。”

范明继续说道,“革命胜利了,并且坐稳了江山,在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采取的方针,政策上,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有了不同意见。一边坚决要搞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直接奔向共产主义。另一边则要坚持原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既定的,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既定目标。结果吵闹起来,这一边说另一边是左倾,另一边反过来讲这一边是右倾。结果事情闹大了,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有伟大领袖掌舵,占尽了上风。坚持新民主主义方向的一方,处处被动,随后就闹出了这么些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建国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是否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可以得出一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结论?”

“说实话,我也这样思考过,不过太可怕了。他们可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难道在他们之间就不能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通过民主的大辩论,来共同计划祖国的未来?一定要用扣帽子,打棍子,斗个你死我活?事实真的会是这样的吗?” 倪素珍胆怯地说着。

“神话是被他们自己破灭的。许多往日的伟大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被打倒了以后,不是都被加上了各种各样最邪恶的罪名?现在没被打倒的,一旦被打倒,按上个十恶不赦的大罪名也很容易。像中央文革原来的顾问陶铸,前一天还是中央排名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后面,甚至有时候还排在周总理之前的第三,第四号人物,说打倒,不就打倒了?只过了一天,陶铸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顽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革以来实际情况所显示的事实就是如此。” 李蓓蓓愤慨地说。

“我真怀疑现在是不是毛主席在掌舵?谁都可以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说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搞来搞去的,我们应该相信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基本上都不可靠,打倒得差不多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可靠吗?” 张均尧紧接着说。

“好了!不要再讲下去了。范明不是已经说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嘛!既然我们已经想到了这一层,关键是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 翟静怡断然阻止了讨论。

“我们买到的船票是大后天的。依我的看法,既然来了加急电报,我明天就必须去等退票,立即赶回去。这里的具体收尾工作,即如何保障跟着我们一起出来的所有同学,全部安全地返回上海?就是我今晚要和你们商量的。我如果提前走了,在这里带领所有同学安全撤离的事情,就只得交给你们了。最后这两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很好配合,不要单独行动,更不要裹入当地的任何纷争,整装待发,一切以安全撤离为第一。我会通知所有的家长,按预定的时间,到十六浦客运码头迎接你们的,千万不能使父母担心。我回去当晚,就会与黄桂芳,王勇,陆方芳等人碰头,看实际发生的情况做出处理。”

范明看着他们四个继续说道:“等你们都回到上海后,我们再一起讨论要办好三件事。首先,我打算安排人手去上海图书馆和各所大学的图书馆查资料,搞清楚刘少奇,薄一波等人叛徒资料的时代背景,并想方设法进行核实。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不外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一再强调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和政府都已经烂透了。这两份中央文件提供的叛徒资料是最重要的证据。这些资料中央肯定早就掌握,不可能是后来才得到的。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当年就可以将他们清除掉,历次的政治运动也一定会涉及,为什么要等到现在?这中间可能会有蹊跷。其次,我也想了解一下中央文革这些主要成员的革命历史和社会背景。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地方还是不能理解。第三件要做的就是李蓓蓓讲的,如何争取主动问题?以我们现在中学生的身份在筹建学校革委会过程中,我们也许能起一些作用,对区革委会的筹建过程作用就十分有限,对上海市的更遥不可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努力布局,争取能够逐步跳出这个政治大漩涡,把对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

“我和张均尧可以随你一起回去作应急处理。我们‘同心干’有接近一半主力在这里,上海的力量是否会太单薄?” 翟静怡建议道。

“如果能等到多一些退票,还可以多走一些人。‘同心干’的主力应该尽量都赶回去,人多好办事。你们尽可放心,我和倪素珍会留下来,并且保证会把剩下的同学全部安全带回上海。” 李蓓蓓看了倪素珍一眼说道。

十八 “同心干”对秋后算账的反击

范明等一行十二人提前两天赶回了上海。他一进家门,母亲和大妹妹哭着告诉他,父亲在四,五天前被工厂工人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父亲在厂技术监督科对同事说起过,文革这么一闹可不好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工厂造反派要上纲上线,批判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型。

此外,范明他那喜欢健身运动和注意穿着打扮的大弟弟和他的几个同学,也是在他父亲被工厂关押的同一天,被他的城市建筑技术学校关押了。理由是要批判他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抗文化大革命。家里又被连续抄了两次家,范明的母亲没有了办法,只好叫范明的大妹妹到学校找黄桂芳和王勇,希望范明能尽快赶回来,想想解决的办法。

还亏得黄桂芳和王勇在事发的前几天,带了十来个“同心干”红卫兵。在范明父亲工厂的工人造反队和他弟弟学校的红卫兵来抄家前,把他家里仔细地搜查了一遍,特别是把范明所收集的所有书籍和手写材料彻底清理和提前烧毁了,才没有被抄到任何的“罪证”。黄桂芳和王勇因为时间紧迫,担心书中可能会有范明写的批语和夹有亲笔纸条,就把范明珍藏的许多文选,满书架的书都烧了。

这些文选中包括了,当时被称为叛徒的《瞿秋白文选》,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鲁迅的文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量文选著作,《联共(布)党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中国通史》,《东周列国志》,《三国志》,《茶花女》,《三个火枪手》,《战争与和平》等各种书籍。注重烧毁的还包括范明自己写的诗集和所有文稿,文革中拍的所有珍贵照片。他们派几个人守住了楼梯,其余人就把书运到阳台上,边撕书,边在两个铁皮水桶里烧了整整一个下午,书架上只留了一套新的毛主席著作,其余什么也没剩下。

等工厂工人造反派来抄家,见书架上除了毛主席著作什么也没有,就把母亲在上次抄家时因为随身带着保留下来的几件首饰拿走了。他弟弟学校来的红卫兵则什么也没搜到,又拿走了范伟和范明的几件用西装改的外套。范明十分心痛地看着空书架,冷静地思索着。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完全冲着他来的。在他们不在上海期间,一定发生了对“同心干”十分不利的大事。不过,这次对立面却乘着他不在上海,间接地向他的父亲和弟弟下手了,事情就决不简单。

能够让他父亲的工厂和他弟弟的学校同时发难,看来对方的势力很大,来头不小。抄家的主要目的恐怕真的会不出黄桂芳,王勇和他的“同心干”伙伴所料,是为了拿到他的手稿和手迹。背后恐怕还会有更大的阴谋在策划中。是邹顺发东山再起了?怎么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因为除了打倒邹顺发,“同心干”在文革中没有得罪过任何人,甚至也没有点名批判过任何人。范明实在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别的对手在处心积虑地暗算他,针对他?

当天晚上,从武汉赶回来的同学和在上海的所有“同心干”成员在学校碰头。范明进一步了解到,原来邹顺发投靠了区委和区政府的造反派,被结合进了区教育局革命委员会筹建组。他曾到桃园中学要求追查,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矛头直指范明,但是遭到校革会筹备组大多数成员的反对。

黄桂芳是校革会筹备组成员,觉得苗头不对。会后,她就与王勇商量,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预防措施。他们带了一批“同心干”核心成员,立即赶到范明家,果断地销毁了所有范明的笔迹和可能拿来作攻击,搞文字狱“罪证”的材料。他们与范明从小一起长大,范明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当然会配合。只是他们想不到,学校方面的“红革会”和“文革派”没有按照邹顺发的意思动手,邹顺发却通过间接手段,向范明的父亲和弟弟下手了。

陆方芳说:“我早就说过,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范明和王勇的家庭出身对他们很不利,最好在组织内掌舵,不要首当其冲。谁知道‘同心干’第一次参与大型活动,就把范明推到了第一线。现在邹顺发搞别人不好搞,把被打倒的怨气全部出在范明身上。他既然要把事情做绝,我们就也不能手软,可以打出反复辟,反对走资派反攻倒算的旗号进行反击。他不只是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建组成员吗?我们要让他当不成,阻止他结合进区教育局革委会。”

“对!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再也不能心慈手软。他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下手也必须要狠。邹顺发利用范明的父亲和弟弟单位头头的不知情来发难,我们可以向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说明真相。我们要千方百计动员和劝说他们,同时向区革委会筹备组告状,控诉邹顺发的死不悔改,走资派反攻倒算,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过,我们首先要调动人马向工厂和学校施压,要求他们立即放人。”翟静怡接着发言。

“这还是要好好策划一下,以便分头进行。当时范明和你们没有回来,我们讨论过好几次,方案有三个。第一个方案是来硬的,协调上海市红反会中学红卫兵组织,联络周围各中学,调动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围攻该工厂和学校,迫使他们立即放人。同时,包围区委和区政府,强烈要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彻底清算走资派邹顺发的反攻倒算,搞复辟的罪型。这样做的优点是立竿见影,放人的目的立即可以达到。缺点是不留余地,与范明的爸爸和弟弟单位都会成了敌对状态,恐怕他们以后的关系难处。第二个方案是搞背后运作施压,请上海市工人造反司令部和区工人造反司令部出面,到工厂和学校说服工厂和学校的造反派反戈一击。同时我们要动用各方的力量,一起向区革委会筹备组施压,要求解除邹顺发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备组成员职务,并清算他的搞复辟,搞秋后算账的罪型。这个方案的困难在于要动用工人造反组织的力量,有一定难度。第三方案是两者交替使用,直到达成目的为止。现在你们都回来了,范明你来拿主意。”王勇说。

“第一方案过分强悍,没有回旋余地,不妥。第二方案全部采取背后操作,把握不大,容易被拖延扯皮。还是第三方案软硬兼施比较合适。具体的操作和布置还要好好策划一下,决不能有任何的差错。”范明回答。

“真是实在对不起了。我当时只是想创造条件,让你有充分显示你的脱稿演讲才华的机会,在全校师生中树立威信,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这次你就不要出面了,现在就坐镇指挥吧!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全面配合,最好明天就能采取行动。”黄桂芳很抱歉地说。

“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秋后算账,反攻倒算,这才是刚开始。我们就是想躲,也是躲不了的,迟早会来,这不是谁的错误。从决心加入文革,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文革形势的发展可能会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没有人会出来为我们主持公道。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只有积极自卫,力争把损害降到最低。陆方芳,你一直在工人造反司令部与他们一起工作。比较理想的做法是由你出面,找到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请求帮助。反正市革会和工总司离我父亲工厂很近。如果工总司肯出面,就请他们在明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到我父亲工厂与工厂造反派交涉。你们要说明这是走资派反攻倒算,要求立刻放人,并要求工厂造反派去向区革委会筹备组反映,要求清算邹顺发走资派反攻倒算问题。随后,如果可能,请这位工总司负责人在午饭前直接上区委找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交涉。不知道你能否有把握办到?”范明试探性地向陆方芳布置明天的安排。

“我可以保证没问题。我会和工总司的有关负责人在明天上午十点半先去你父亲的工厂交涉,然后赶在午饭前到达区委和区政府作交涉。” 陆方芳回答。

“在陆方芳和工总司的代表到达工厂前,张均尧和翟静怡会带人早一步到达,时间上你们要配合好。由张均尧和翟静怡明天清早就与区体校和附近两所中学红卫兵组织联系,要他们三处各准备一百人在校待命。在学校,我们也要召集二百人待命,准备加入战斗。你们俩在上午只带十位体格强壮的校田径队和足球队运动员,要佩带红卫兵袖章,在上午十点以前必须到达工厂。你们要软硬兼施向工厂造反派反复说明,与他们谈判,讨论反击邹顺发走资派反攻倒算问题。注意在开始一定不要搞僵了,你们要拖到陆方芳和工总司的人到达。如果他们软硬不吃,你们就打电话回来,我们先调集准备的五百红卫兵包围工厂抗议施压。我们还会在学校调集更多人前来声援。如果工厂的造反派很配合,你们顺利地达成了目标,事办成后你们要当着工厂造反派面打电话通知学校,区体校和两所中学红卫兵解散,显示我们绝非虚张声势。在陆方芳和工总司的人到达后,你们要在午饭前与工厂造反派头头一起赶到区委和区政府,找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反映情况,要求清算邹顺发走资派反攻倒算问题。你们有没有困难?我会在学校‘同心干’守电话,协调各方面行动。”范明向张均尧和翟静怡布置着。

“你放心,没有问题。” 张均尧和翟静怡回答。

“黄桂芳,王勇,马树林,赵拥军,你们尽量多约几个校革会筹备组成员,最好能包括三结合干部赵书记,明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到达区委和区政府。你们直接以校革会筹备组名义,找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反映邹顺发走资派反攻倒算问题,并要求撤销他的职务以平民愤。你们要反复说明,反复强调,想方设法拖住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一直拖到陆方芳和工总司负责人,我父亲工厂造反派头头和张均尧,翟静怡他们都到达为止。不知道你们能否办到?青年教工造反队我另有用处。”范明向黄桂芳,王勇,马树林,赵拥军布置说明。

“你不用担心,我们保证做到。”黄桂芳回答。

“我自己会与学校青年教工造反队宋教练联系,要他们协同区体育司令部负责人一起去我弟弟的学校,说明情况,要求放人。如果顺利,他们在中午前会连同该学校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一起赶到区委,反映邹顺发走资派反攻倒算问题,坚决要求撤销他的职务以平民愤。他们如果能与大家赶在一起,当然最好,如果赶不上,单独反映也可以起到加重分量的作用。我的想法是,如果不出意外,只要有了工总司出面,成功的机会就很大。我们要一鼓作气,争取一天之内就把事情都办得八九不离十。”

范明进一步向大家解释清楚,特别强调时间上的配合,一环扣一环,免得到时候找不到具体负责人,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同时强调除非不得已,最好不要用强硬手段。人员要落实备用,作好两手准备。

第二天,一切进行得出人意料地顺利。由于邹顺发自作聪明,没有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含糊地以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的名义,打电话要求范明父亲工厂和范明弟弟学校的造反派,配合狠抓和打击,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反革命的。这样,他就犯了两项大忌。一项是他盗用了区革委会筹备组名义,没有明确如实地说出他的真实身份,犯了冒用上级组织和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另一项是此事件纯属打击报复行为,犯了泄私愤,图报复,胡作非为的大罪,是区革命委员会刚被考虑结合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首例反攻倒算,触动了当时所有造反派心目中最敏感的反复辟神经。

当上午十点钟,张均尧和翟静怡带人到达范明父亲工作的工厂。该厂造反派头头一听说不是区革委会筹备组的意思,而是走资派冒名进行的反攻倒算,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学生,立刻火冒三丈。他们当场派人去放了范明的父亲,并向张均尧和翟静怡等人再三道歉,表示一定要追查到底的决心。在陆方芳和工总司负责人到达后,他们更是二话不说,立刻一起趋车直奔区委,区政府,找区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反映情况和交涉。在他们到达区委,区政府时,黄桂芳和其他校革委会的筹备组成员还没离开,就一起参加会谈了。

范明弟弟的学校造反派负责人也十分配合,了解情况后,一再道歉,并和前往的学校教工头头宋教练和区体司负责人,一起到了区里找区革委会负责人反映情况。这三路人马都碰到了一起,围住了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发出了一致地强烈谴责,声势浩大。因为邹顺发是假冒了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的名义,对自己的身份根本没有做出清楚地说明,又是区里首例走资派反攻倒算的案例,还惊动了工总司,区体司,工厂,技校和许多中学,使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十分气愤。他们也怕事态会进一步扩大,当场就决定将邹顺发踢出了区教育局筹备组,并且表示一定会批判和清算他冒用区革委会筹备组名义的问题和走资派反攻倒算的罪行。因此,事情进行得比原先预计的要顺利得多,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一气呵成。

这一天把人都派出去了,范明在“同心干”四号楼的小会议室电话旁,有些焦虑不安地守候消息,等待统一协调,配合行动。他担心的是如果自己的判断发生错误,这次针对他,向他的父亲和兄弟下手的不是邹顺发本人,而是通过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出面的,事情就不会乐观。范明在认真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和对策,没有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

大约在下午一点左右,他就接到黄桂芳从区委打来的电话,说一切顺利,事情都办成了。他们一起去庆祝聚餐去了,下午晚一些回来。范明总算放下了心,与一些留在“同心干”总部的同学,分别转告临时聚集起来待命的其他学校和兄弟组织成员,已经大功告成,队伍可以解散。他们并在四号楼正好接待了前来询问去武汉子女消息的各位家长。

当天晚上,范明的父亲和弟弟都糊里糊涂地被放回了家。在晚饭桌上,范明的弟弟还在吹牛,说学校造反派没有任何证据地在瞎搞,根本就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范明的父亲只是觉得很奇怪,厂里造反派抓他进去时是那么的凶神恶刹,放他出来时又是这样的和颜悦色。只有范明的母亲和大妹妹心里明白,一定是范明干的。他一回来第二天工厂和学校就放人,不会有哪么巧。自从范明的父亲在城市工商业改造中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被批斗,文化大革命中两次的被关押和六次抄家,范明的母亲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她很担心她的大儿子又会闹出什么事来。现在看来事情办得这么轻而易举,范明什么也不说,她也不好再盯着问。

范明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这次能够毫无损伤的被放出来是运气,以后说话,做事还是要小心。就这样,他们欢欢喜喜地全家团圆,吃完了晚饭。然而,范明注意到了母亲和大妹妹既兴奋,又惊恐的眼神。事情是由他而起,范明心里直感到内疚,反正也讲不清楚,何必让他们多一份担心呢?他如果真的告诉他们,他和“同心干”与原学校党支部书记邹顺发在文革中的恩怨情仇,事情的来龙去末,恐怕更会使全家人寝食难安,终日生活在惶恐中。自己惹出来的事,还是应该由自己一肩承担。家里人毫不知情,可以避免被无辜牵连,从家庭出身,阶级斗争联想,顺藤摸瓜,遭到乱抓,乱批斗。即使以后邹顺发东山再起,对自己疯狂报复,也难牵强,硬性波及他那毫不知情,无辜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这一仗“反复辟”斗争的全面胜利,使“同心干”的全体成员处于兴奋状态。在回到上海后的第三天下午,范明和第一批从武汉回到上海的同学,与那些第二批将回来同学的家长们一起到十六浦码头,准时接到了第二批回来的同学。李蓓蓓和倪素珍果然不浮众望,秋毫无损地带回了剩下的全部三十六位同学。当他们知道“同心干”全体出动,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破了邹顺发的全部阴谋诡计,而且使他自食其果的消息,同学们禁不住在码头上就热情地欢呼了起来。

十九 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乘着“反复辟”斗争大获全胜的喜悦,“同心干”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家认为通过这次行动可以证明,在筹建各级革委会的过程中,只要认真计划好,在阻止那些人品差劲,只会在运动中趁火打劫,搞打击报复的走资派进入革委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然而,范明却悲观地认为在以后的日子里,学生造反派能够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把斗争的主要目标放在防堵走资派的秋后算账,反攻倒算是很可悲的。他建议,现在是应该认真讨论几项重要的课题,确定以后的大方向和行动目标的时候了。

范明,李蓓蓓,倪素珍,张均尧和翟静怡首先汇报了到武汉串联,搞文革形势发展的考察情况。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谈到了武汉三镇的考察结果。由于中央文革王力的拉一派,打一派,造成湖北两大具有百万之众的工人造反派的对立,甚至武装冲突。湖北的文革形势急转直下。王力打的一派,扣押了王力(据说马上又放了),要向党中央告状。王力拉的一派,在组织冲击武汉军区和兵工厂,试图夺取武器,声称要武装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如果中央的最后表态,还是坚持王力的做法,恐怕会闹得天下大乱。

黄桂芳,陆方芳,王勇,赵拥军,马树林等留守上海的各位,则详细介绍了在这近一个多月中,上海和学校的文革形势变化。他们还特别提到了6月28日,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进一步发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后,各地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反革命分子”,“反党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斗争新形势。

他们谈到了邹顺发原打算直接作为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进入学校革委会筹备组,被拒绝后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一天,他突然神气活现地跑回学校,要求学校革委会筹备组出面“抓反革命分子”,修理范明。他的提议在校革会筹备组会议上遭到了当场拒绝。黄桂芳,陆方芳,王勇等立刻感到形势不妙,邹顺发敢这样做肯定有背景,‘同心干’将面临重大危机。

他们马上果断地做出了应急处理。果然,没有过了几天他们就听说,邹顺发越过了基层学校的干部解放认可,通过投靠区委和区政府的造反派的关系,直接进入了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备组。他们认为,此事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而且邹顺发在上层的根基很深,大家要时刻警惕,对他绝不能掉以轻信。

翟静怡发言,再次提到了范明在临离开武汉时,所讲到的回上海后要立即着手办的三件事。“我认为应该重新思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我们能够所起的作用。范明在总结到武汉串联考察时提出回来要做的三件事,就是这个意思。首先,我们对于批判刘少奇叛徒,特务,工贼,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资料的两份中共中央文件,从一开始就有不少疑问,但是因为这是中央文件,不容置疑。然而,现在抓叛徒问题越闹越大,有迅速扩大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些显而易见的疑点和不符合常理的矛盾之处。”

陆方芳插嘴说:“这是从复旦大学学生组织‘孙牾空’带回来的消息。他们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鲁讯博物馆已经查到了一些惊人的资料。资料证明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问题,薄一波等人写的‘自白书’另有复杂的内情。”

翟静怡继续说:“这些消息需要进一步证实。如果真是如此,这里就大有文章了。第二件事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革命履历和社会背景也要展开调查。从中央文革的崛起,以及发动文革以来,他们目空一切,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作所为,许多做法都是出乎常规,甚至完全出格的,使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历史背景,人品和动机产生怀疑。现在已经有不少小道消息,关于他们的崛起和所作所为在社会上也有不少疑问。”

陆方芳再次插嘴说:“据说张春桥本人也写过‘自白书’,也是个叛徒。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是旧社会封建军阀的文旦笔杆子。江青的原名是兰萍,是旧上海的三流演员,演过赛金花,生活作风不正派,绯闻很多,也被捕过,不清楚是怎么被放出来的?这些资料也是复旦大学学生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鲁讯博物馆搞到的。”

王勇接着说:“既然他们能够从这两个地方搞到这些资料,我们也可以去直接查阅这些资料,进一步证实这些消息。”

翟静怡接着说:“第三件要讨论的是如何摆正我们的位置?在今年3月7日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革的规定(草案)’和同日,《人民日报》也发出了‘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在第二天,中央又转发了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经验的批示,中央三申五令要求大专院校学生回校参加军训,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大联合。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中央要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意思。我们该怎么办?”

翟静怡看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接着又说:“文革刚开始闹得乱哄哄的,搞乱批,乱斗,血统论,打,砸,抢,红色恐怖,我们都看不惯,没有参加。然而,为了要揪出在背后操控学校红卫兵运动和迫害教师的黑手,我们还是响应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号召,主动跳进了这个政治斗争的旋涡,打倒了邹顺发。现在中央要结束红卫兵运动,而我们却欲罢不能。没有人会来为我们主持正义,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做出周密的安排和计划,在筹建各级革委会中争取主动,力争把对我们的伤害减少到最低,并且选择有利的时机逐步跳出这个政治漩涡,退出文化大革命。”

倪素珍说道:“是的,我们不能再处于上当,受骗,被利用的不利地位。现在是我们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重新定位的时候了。”

“这次你们从武汉回来好像变化很大,变得什么都怀疑。我想,至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应该有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保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会变色,不会发生和平演变,这一点是应该很明确的。说什么上当,受骗,被利用?这样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谁骗了我们?我们又上了谁的当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要退出文化大革命?”赵拥军紧接着发言说。

“党中央要结束红卫兵运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被抛弃了,没有人会来为我们主持公道,阻止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当权派,复辟后对我们的打击报复和秋后算账,这也是一个事实。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不能作深一步的思考,就太可悲了。事实是,这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神像都是被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一手打破的。老革命,老干部,老将,老帅,只要打倒了,就成了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永不悔改的走资派。不是说只打倒一小撮吗?现在打倒的却是一大片。你没有到外面去看看,湖北,湖南,四川,各地到处是血腥冲突,大规模武斗,一些政治投机家,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都成了造反派头头,成了中央文革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好战士。原有的老革命,老干部被大批地打倒了,如果起来的是这么一帮人,由他们来取而代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吗?” 李蓓蓓回应道。

“这些乱象只能是暂时现象,我们必须相信毛主席能拨乱反正。等一大批毛主席的好学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整个革命形势很快就会稳定下来。至于说到我们,中央只是说要复课闹革命,又没有明确说过要结束红卫兵运动。文革本身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复辟和反复辟,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残酷斗争。怕打击报复,怕秋后算账就不要参加革命。要避免成为复辟和反复辟,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牺牲者,就更需要我们坚定地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赵拥军坚持说道。

“原来的这些党中央领导人,都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现在还剩下了几个?彭大将军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国民党特务,贺龙元帅成了土匪头子,邓小平总书记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朱总司令靠边站了,陈毅元帅被批斗了,周总理成了消防队长,现在不是也要炮打吗?打倒了也不会按上一个好听的罪名。既然说亲密战友都不是好人,现在又冒出来一批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不是好人也就更难说了。谁都可以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号施令,借用最高指示作为护身符,我们该相信谁?” 张均尧紧接着发问。

黄桂芳一看会场气氛不对,赶忙出来阻止,“两边都不要再争论了,更不要乱讲话。我看你们各自只是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的一个侧面。还是过一些日子,等形势发展进一步明朗化了,大家把各自所了解的情况充分交流以后再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议题,即综合武汉和上海两地的文革发展形势,看看我们在这新的形势发展过程中能够做一些什么有益的工作?”

两边都不想再争论,多说一些什么了。接下去,由陆方芳向大家汇报了他在上海市革委会宣传组工作的一些情况和上海各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活动情况。陆方芳妙趣横生的情况介绍,再穿插了一些幽默的小故事和传闻,使整个会场的紧张气氛松弛了下来。最后,范明对大家的支持表示再三地感谢。他说“同心干”能够齐心合力,打赢了反复辟的这一场硬仗,说明“同心干”是一支团结,有战斗力的队伍。队伍中有一些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关键是看大家对不同意见的处理态度。只有相互理解和包容才能使一个组织变得更成熟,看问题更全面,能够成大器。范明建议,刚打完了一个大胜仗,半数成员又刚从武汉回来,“同心干”除了留下几个值班的,其余都放假,休息,调整几天。

没有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就报道了中央文革对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表态。江青和林彪非但不检讨王力在工作中的鲁莽和轻率,反而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乘机排斥异己,硬是把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把扣留过王力的造反派“百万雄师”打成反动组织,并且谴责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在搞兵变,搞反革命暴乱。

1967年7月25日,林彪和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居然不顾就在不到半年前(同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通知,叫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号召造反群众冲击军事机关。7月27日,江青在河南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更是公开提出了“文攻武卫”,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拿起武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含华的职务,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8月初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和关锋所写的“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文章。

看到了这些消息,范明被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说江青只是一个不学无术,心胸狭窄,成不了大器的笨女人,疯女人,作为饱读诗书的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及作为大元帅,大军事家的林彪,最起码应该懂得法不责众,团结大多数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怎么会搞成了这样?按照这样搞法,还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全面夺权,实现文革的全面胜利?这会是毛主席的意思吗?现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又提出了要“揪出军内一小撮”,这不存心要搞得天下大乱吗?真是越看越看不懂了。

根据范明在武汉所了解的,其实各个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是在拼命巴结中央文革。他们都希望能找上中央文革这个大靠山,取得信任,弄上一个省级,或市级三结合干部的职位,可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避免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干部东山再起时的疯狂报复和残酷斗争的厄运,保障来日无忧。这种心态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中央文革就是不采取先搞大联合,不管亲疏把这些人都团结过来,在完成各级政府的夺权过程中把他们先安抚下来再说的策略?即使其中有的工人造反领袖真的有问题,也要等稳定了大局,合并或解散了群众组织以后,等这些人当了官,出现了问题时再作个别处理,为时也不晚。

是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和文革的副统帅林彪认识不到这一点?还是他们被轻易获得的胜利和横扫一切的革命浪潮冲昏了头脑,变得嚣张跋扈,目空一切?或者是他们想乘机打小算盘,扶植亲信,排斥异己,扩大小集团的势力范围?他们冲撞到了军队,这可是毛主席所划下的底线。可以预计,这决不会是毛主席的决定,毛主席会答应吗?

范明怀疑按照现在这么做法,整个文革形势将会发生大逆转。所谓的“文革派”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将会不择手段,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将会被大批重新启用,网罗到“文革派”的帐下是早晚的事。作为文革的成果,只是中央文革和林彪副统帅的人马上台,取代了一大批被打倒的中央老干部,其余什么都不会变,随后一切又恢复到文革前,原来的样子。

因为发生了“武汉事件”这样的大事,加上江青,林彪,谢富治的一系列表态和《红旗杂志》上王力和关锋的“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文章,可以说文革面临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同心干”再一次地召开了全体会议。在会议上,大家纷纷对武汉发生的“七二零”事件发表了看法。因为在上一次会议上,从武汉考察回来的半数“同心干”成员,已经把武汉的文革形势作了详细的介绍,多数同学都对中央文革的处理方式表示惊讶和不理解,并对武斗四起,甚至爆发内战,闹得天下大乱的后果不敢设想。

“赵拥军,我们的‘赵克斯’,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把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工人群众组织打成保皇派,打成反动组织,是明智的做法吗?公开号召工人‘文攻武卫’,武装起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等于在公开动员工人造反组织夺取武器,成立各自的工人武装,打内战吗?号召‘打倒军内一小撮’不等于要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冲垮,瘫痪吗?你上次说这些乱象只能是暂时现象,整个革命形势很快就会稳定下来。现在你又怎么说?你认为这会是毛主席的指示吗?如果不是,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这是在破坏文革,还是在把文革进行到底?你对他们的动机难道就没有一点怀疑吗?还有,你认为今年3月16日,由中共中央印发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党特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这两份文件不可疑吗?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吗?彻底调查一下有没有必要?”范明向赵拥军尖锐地提出了问题。

“中央文革会做出如此极端的处理,是大出我的预料之外的,我也同样想不通。不过我在想,是否还有我们没有掌握的重要原因迫使他们这么做的?否则就不可思议了。这样做会断送了文革发展到现在的大好形势。这一点应该是谁都能够看得到的,我就不信他们会看不到。我也同样认为,这不可能会是毛主席的决定,除非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特殊原因。至于调查这两份中央文件和中央文革的历史背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不等于在怀疑中央文革,而且打算向中央文革宣战了?”赵拥军犹豫不决地回答着。

“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事情的真相,并不等于向中央文革宣战。结论应该下在作完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我们之所以主动投身到文革中去,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图私利,只是为了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响应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伟大号召,追求真理,别无他求。现在既然有了这么多的疑问,我们不清楚他们到处打着毛主席的旗子,是否另有所图?是否在挟天子以令天下?清者自清,如果他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应该经得住调查研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有责任拍案而起,发动群众清除破坏文革的阶级敌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陆方芳大义凛然地说了他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黄桂芳急忙阻止了这几位“同心干”主要负责人之间的进一步争论,“不要就这些问题争论下去了。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简单地一个相信和无限忠于的表态,就会自动消失的。说实话,我这些日子也觉得很彷徨和无奈,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不知从何处着手?不过,我们也不能听风就是雨,跟着到处乱闯,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和小心地安排。”

“我打算组织几个人和陆方芳去复旦大学了解这些历史资料的来源,并到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鲁讯博物馆作进一步的考证。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我认为这是确定我们今后方向和行动的关键。”王勇沉思地说道。

“在这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努力。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核心人员也在争论这些问题,正拿不定主意应该如何处理,采取什么行动?” 陆方芳说。

“你们组织资料核实和查证工作,要选一些忠实可靠,善于分析问题的同学。人不必多,但要精,嘴巴要严,一定要严格保密。因为这些资料的挖掘会触动到一些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至会掀起惊涛骇浪。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黄桂芳和赵拥军还是继续参加学校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其他人可以放放假,多留一点时间学习和思考,作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大的政治风暴。如果过几天,能见到毛主席的正式表态,事情就会水落石出,进一步明朗化。我自己打算化几个月的时间到图书馆和书店查阅资料,静下心来思考和分析一些问题,写一些东西,题目就叫《对否定之否定的思考》吧。遗憾的是我收集的所有藏书和材料已经全部销毁,最可惜的是我的诗稿和《资本论》全集,更糟糕的是我的体会全写在书上,或写在纸上夹在书里,已经被全部烧光了。”范明不无遗憾地说道。

“不仅你的藏书和资料销毁了,我们要求‘同心干’所有核心成员都这样做了。当然你收集的资料和许多文选是非常珍贵的,烧了我们也觉得十分可惜。我们六个人分成两伙专门坐在你家阳台上烧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的目的是不留下一个亲笔字迹,也不留下一张文革中的照片,做到不留下一个把柄,轻装上阵,无后顾之忧,迎接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的到来。文字狱的可怕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解读,这是不得已采取的预防措施。”王勇作了解释。

“我看你们是有些小题大做了。心中无鬼,怕些什么?” 赵拥军插嘴道。

“好了,不谈这些了。是否有必要以后可以验证,采取预防措施总不会错。暂时下一个月就这样安排了。据我父母讲,码头工人造反后大批物资都积压在码头,等待卸货的船只停在码头上越来越多,一直排到了吴淞口外无人问津,这该如何是好?”黄桂芳结束了会议。

过了不多日子,毛主席果真表态了。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这帮人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了“还我长城!”的要求。在8月底,毛主席批准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们都认为,这充分说明,拉一派,打一派,搞武斗,“文攻武卫”,“揪出军内一小撮”,这一系列做法决不是毛主席的指示,而是这些人以中央文革的名义,背着毛主席干的。这还说明当初中央发表的有关刘少奇和六十一人自首叛变这两份材料,也有可能是没有经过毛主席同意的。这就更坚定了“同心干”的一批核心骨干,要把事实真相搞一个水落石出的决心。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毛主席只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煽动“揪出军内一小撮”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关锋,做出了处理,却没有对策动了这一场全国大动乱的主谋人物,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和文革的副统帅林彪,以及叫嚣要发动群众“冲击公检法”和“砸烂公检法”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做出任何的处理。毛主席似乎只对冲击军队表了态,也没有纠正中央文革对武汉“七二零”事件的错误处理。

二十 琴弦已松,留心内奸

在八月中旬那次“同心干”全体会议后的第二天,其他成员都按照会议的安排放了假。然而,黄桂芳,范明,王勇,陆方芳,李蓓蓓,倪素珍,张均尧,翟静怡等“同心干”的核心骨干和负责对方阵营联络的初中生小杨,在学校四号楼上“同心干”的小会议室,举行了一个闭门会议。考虑到会议内容的高度机密性,他们还特意安排了几个靠得住的低年级同学,在小会议室门外和楼梯口,担任警卫,防止任何人,包括“同心干”的其他成员,出其不意地闯入会场和听到会议的内容。

黄桂芳建议先由负责从对方阵营情报收集的翟静怡和联络员小杨谈谈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翟静怡从武汉回来后,通过这些天汇总情报,得到了“红革会”和“文革会”的最近动态和对我们反复辟斗争胜利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

翟静怡说:“据我们能够汇总到的所有情报看来,从我们去武汉到现在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对方好像没有举行过任何大的活动,一直处于十分松散的状态。当然,他们的负责人还是天天到校,但具体的活动内容和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无法深入知道。邹顺发跳过了本校基层单位的干部解放认可,直接被三结合进入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备组的事,他们明显知道得比我们早,不过这两派的头头们表现各有不同,或者说是喜犹参半。然而,邹顺发冒用区革委会筹备组的名义,背后搞的这些鬼名堂,他们也是完全不知情的。黄桂芳和革委会筹备组的三结合干部赵书记和其他三位成员,为这件事一起找到区委反应邹顺发的反攻倒算问题。代表‘红革会’的陈海涛和代表‘文革会’的张为民虽然没有参与,但也没有明确反对。我们反击邹顺发的胜利,似乎与他们无关,也好像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没有听到有任何公开的反应。武汉事件刚发生时,他们,尤其是‘红革会’跟着热过一阵子,但又很快就冷了下来,没有任何举动。”

“看来,他们是学得聪明多了,看问题越来越透彻了,少了许多的盲目性。邹顺发被三结合进入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备组,对‘红革会’的陈海涛等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可以又有了靠山,但这是私下的,背后的关系,他们决不会喜形于色,表现出来。对被邹顺发愚弄了的‘文革会’,尤其对在邹顺发被打倒后没有继续支持他,追随他的人来说,就不一定是好消息了。邹顺发的心胸非常狭窄,有仇必报。如果邹顺发东山再起,这些在他被打倒后没有继续支持他,追随他的人日子也不会好过。对武汉事件,他们的分析很高明,只有把事情分析透了才会很快地冷下来。估计他们也在耐心等待毛主席的表态,等待事件处理最后意见的明朗化。”范明评论道。

小杨说:“范大哥,在你离开上海前要我传达给‘导演’(陈宝粟)的话我带到了,是按照你的吩咐,由小敏和小兰在脱离‘文革会’之前,直接与他单独谈的。她们向他转述了邹顺发找你的谈话内容,特别是邹顺发对他们的负面看法,要他们早作提防,尽快脱身。‘导演’回复的话是,‘琴弦已松,留心内奸’。他并且说,你一听就会明白的。”

黄桂芳接着说,“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消息和邹顺发被三结合进入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备组,才决定要所有核心成员销毁手迹和资料,准备应付最困难局面。因为你没在家,只能由我们代劳了。我们的反击成功,可能‘导演’他们的处境也会相对缓和些。”

“陈宝粟他们几个我们原来的老同学,老朋友是也该完成善后,逐步退出了。”王勇说道。

“陈宝粟的隐患,早在几年前智擒大淫虫盛东海时已经种下了。陈宝粟要抓出大淫虫盛东海,找的学校负责人正是邹顺发的对立面,党支部委员,教务主任赵老师,而没有对他透漏一点风声。盛东海是邹顺发最得力的助手,被打个措手不及,邹顺发怎么能够不恨之入骨?陈宝粟是第一批被他拖下水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现在要退出,谈何容易?王勇,你组织人员搜寻和核实历史资料要小心,不要写下任何评论,这些资料本身就足以掀起腥风血雨。然而权力控制在他们的手上,挑开疮疤,是否足以唤醒民众还是一个问号?却会引来杀身之祸。当然,任何革命都要有人牺牲,如果能使更多人识破骗局,个人的牺牲也就值得了,否则就应该要避免无谓的牺牲。陆方芳,工总司方面对武汉事件的反应如何?”范明感叹地说道。

“他们当然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工总司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和大本营。他们也是文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不过,他们好像并没有接到明确的行动指示,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巩固政权,趁机强化工人民兵武装,落实6月2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的‘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内部争论得利害,有人主张选择炮打张春桥。他们对所掌握的情报守口如瓶,许多讨论和争论都是在他们核心成员中进行的,我无法参与。我只是从他们的一般谈论中知道是如此。” 陆方芳回答。

“在没有掌握确凿的和足以下结论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盲目的举动。我们最好不要去主动招惹工总司和直接参与高校学生领袖的争论。这是一个涉及大是大非的大决策,也关系到我们对文革的最终态度。因此,我们决不能草率行事,更不能让‘同心干’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如果真的要走出这一步,可能要付出我们的青春年华,前途理想,甚至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为代价。”范明思考着说。

“听了你们说的,我又重新仔细地阅读了毛主席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建国初期为何会决定越过原本认为是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我看不出在此七,八年间,中央对建国方向和所走的道路,这些关系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是否有过公开的辩论和深入的探讨?只感觉到一切都是在毛主席力排众议,以气吞山河的压倒气势主导下进行的,根本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的存在。后来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直到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一脉相存的。而且这些斗争是步步紧逼,越斗越厉害,上纲上线,无限扩大化。当然在这里我们只是谈假设,如果当初跨出的第一步就是错的,事情是好解释了,但是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你们又是怎么想的?”王勇说道。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点总不会错吧?我也真该把这一系列文章好好重读一遍了。以前学习时,我只是把毛泽东著作当作一种精神粮食,一种真理来吸收,从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真正深入思考和分析过。如果追根索源,这些斗争的源头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分歧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不也是毛主席当初自己提出的吗?现在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和老帅,因为坚持原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路线,被批判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不是太冤了吗?他们为什么要一步一步地退却,委曲求全,一味地迎合,迁就毛主席?反正已经被置于死地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他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通过大辩论,讲清楚,说明白?”张均尧吃惊地问道。

“这些都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这些领袖们宁愿委屈自己,牺牲自己也不敢碰,不敢挑战,竭力要迁就和躲避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伟大领袖的一贯正确和绝对领导地位比什么都重要。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不想背负谋王篡位的乱臣贼子的骂名。老话说,解铃还是要靠系铃人,拨乱反正的实施者最好就是布局人本身。你们估计中央文革,林彪团队和周恩来保护下来的老干部,这三股势力的角力结果将会怎样?我们从中究竟又能够起一些什么作用?”范明问道。

“现在许多问题已经间接地完全挑明了,命运把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绑在了一起。不过,我们又没有直接说透,讲明白。如果现在再有人要卖友求荣,我们都绝不能承认强按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罪名,要死死咬定我们都没有听到过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这些敏感的问题。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打算做些什么?以及我们准备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如果我们是抱着先天下之人忧而忧,后天下之人乐而乐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等一旦掌握了可靠的证据,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地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当然,这可能是一场自不量力的堂吉柯德风车之战。我们可能会一败涂地,在牢中渡过余生,也可能亡命天涯,或立即被处死。每个人都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为和人生。” 陆方芳慷慨激昂地发表声明。

“陆方芳,你要先静下心来。在没有掌握事实证据之前,不可先下结论。任何的盲动和贸然行事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而且值不值得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走错一步。”倪素珍说。

“好了会议就开到这里了。组织内部的团结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如果有人要投靠‘红革会’或‘文革派’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他还要在组织内部充当内奸,那就必须严肃对待了。以后凡是讨论到敏感的重要政治问题,都不能放在全体会议上,要避免泄密和内部冲突的再次发生。下一个阶段的安排,还是按照上一次会议上的布置。大家还是多留一些时间学习和思考。”黄桂芳最后总结道。

“范明,我还在琢磨对‘琴弦已松,留心内奸’的正确解读。这是否表明陈宝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将布局逐渐脱身,并且告诉我们‘同心干’里有内奸?” 翟静怡疑惑地问道。

“前半句我想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对他是否能顺利脱身还是不放心,恐怕现在的他和我们一样,也是欲罢不能。我们只能以后看情况再伸出援手。许多时候,怎么决定全在他的一念之间,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至于下半句是示警,我不敢相信这个人会是内奸。在去武汉前,邹顺发来要求我扶助他进入校革会时,就透露了他了解我们在制定打倒他,以左制左,否定之否定策略的全部决策和操作过程,甚至了解了‘导演’,‘6点另5分’,他们几个人和我们几个的私人关系。邹顺发开始猜忌‘导演’,我不得不提醒他提防。那时,我对我们内部是否有人在充当内奸已经有了怀疑,或者可以不称他为内奸,这也许只是一种为了开脱自己,讨好对方的献媚。只怕是平时我们要姓赵的承担与‘红革会’和‘文革派’联络的关系,他和他们也成了好朋友。不管是他有意开脱自己,主动泄漏,还是无意间向对方透露了‘同心干’活动的全部内情,这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了。”范明问答。

“他恐怕还是因为书呆子气太重,认为什么都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心中无鬼,怕些什么?当然我也不排除他有附炎趋势,开脱自己,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嫌疑。”与赵拥军同班的李蓓蓓分析道。
“他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局势,敏感的政治问题,不可能毫无警觉。凭他在政治问题上的精明强干,他也不可能不清楚他自己在做些什么?可怕的不是他可能去投靠‘红革会’或‘文革派’,怕的是他当时已经有意思去投靠邹顺发,看好了邹顺发一旦复出后的权势,只是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罢了。” 倪素珍进一步分析道。

“我了解这种情况。在上次的会议上是我故意透露从复旦得到的一些资料,想试探他的态度,是否还有他自己一直宣称的,能够为坚持正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结果使我大失所望。虽然他这次也参加了上区委要求罢免邹顺发的行动,我看问题还是很大,大家不得不十分小心了。”陆方芳跟着发言。

“在上一次的会议上,我们已经披露了我们今后的动向和布局。看来必须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即王勇和跟着他一起搞资料查证人员的名单和任何活动,以及所收集的资料作为高度机密,必须严格保密。陆方芳和范明的任何手稿,组织和参与的任何活动和动向要全部保密,特别要防止被盯梢,被暗算。有必要时,要加派保镖,对王勇,陆方芳和范明的行动提供暗中保护。在我们总部,从现在开始允许打牌,下棋和组织一些娱乐活动。平时也可以用收音机大声播放一些革命歌曲,玩玩乐器,做到内紧外弛。” 张均尧建议道。

“好吧,我们就这么做吧!”黄桂芳回答。

全国各省的工人造反组织响应了中央文革的“文攻武卫”号召,纷纷拿起了武器恶斗了起来。自从8月底毛主席表了态,要“还我长城!”以后,工人造反组织冲击军事机关的现象是被阻止了。然而,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形成,全国造反派大联合,实现全面夺权的大好形势已经毁于一旦,不可挽回了。各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暗杀,屠杀,屠村血案的小道消息传得满天飞。没有多久,担任着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调)的军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名正言顺地接管了这个烂摊子,并开始主导了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军代表为首筹备起省,市,地,县各级政府的革命委员会。

军方的全面加入,迅速地稳住了纷纷乱乱的时局。然而,各地成立起来的军政府与半年前《人民日报》社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庆祝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和“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时所期盼的老,中,青,无产阶级革命派,劳动模范和可以改造好的革命干部三结合的文革目标显然是大不相同的。这样的结果也与中央文革所期盼的由“文革派”一统天下的理想目标相差甚远。从中央文革一再企图迅速扩大各地的工人武装与军方抗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甚至抗拒军方的加入可见一般。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小组与副统帅林彪为首军方团队的利益冲突马上就被突显了出来。

毛主席曾经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政,军各系统事实上都各有山头和派系的。因为以往工作地域和领域的不同,上下级提拔,从属,甚至同生死,共患难的关系,以及个人私交的亲密和疏远关系,这些因素都客观上编制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十分复杂的关系网。文革这么一搞,把刘少奇和过去在白区搞地下党的,以及在各省,市抓经济的书记和省级干部几乎全部打成了走资派。军队方面,除了一批跟随着林彪,从第四野战军出身的黄永胜,邱会作,吴法显,李作鹏等将领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好学生。其他各野战军将领因为上头不保,下面的全部遭殃,至少靠边站,不被重用。

这么一来到也干净,只剩下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团队是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还故意眼开眼闭,放任周恩来包庇和掩护那些虽然不受他的信任,但还是一再宣誓效忠于他的老干部和老将领,作为备用制衡中央文革和林彪势力的第三势力。范明无法判断,毛主席这是在采用高明的官场驾驭术把这三股政治势力玩弄于手掌心,以达到巩固他的永远正确,绝对英明的伟大领袖地位,清除任何对他有威胁,或有可能形成挑战的势力,追求唯我独尊?还是真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永不变色?

认真想起来,从建国后的政治和路线斗争,脉络还是很清楚的。遗憾的是在毛主席一手主导下,只有批右,从来就没有纠正过左,而且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更左,打击面更宽。反正只需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利用群众对他的无限崇拜,竭尽全力打击和压制不同意见,就无往而不利。这是在为国,为民,为了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吗?中央文革这帮人,或者林彪团队就这么可靠吗?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会比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更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范明越想越不明白。

中央文革小组是清一色的文人,想利用各地工人造反派夺取武器组成的工人武装,作为对抗军方的军事后盾,结果是闹得武斗四起,恐怕是自不量力了。至于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团队之间的冲突是早晚要发生的事,争权夺利的野心是无法使他们彼此相容的。此外,还有一股虽然现在不被看好,处于下风,实际上却代表了原有的干部体制,广有基础,潜在力量远远大于中央文革和林彪团队的老干部和老将帅的势力。而这三股势力的彼此消长和权力的瓜分全凭毛主席的好恶一念之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为什么不从国家的管理体制,干部的选拔制度,宪法和法律改革上,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巩固红色政权的问题?范明越想,头越痛。

我这是在杞人忧天吗?看到了问题所在,我又能怎么样?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先天下之人忧而忧,后天下之人乐而乐,忧了如何?不忧又如何?作为一个中学生根本就无足轻重。这确实是一场自不量力的堂吉柯德风车之战啊!当年的滕子京,范仲淹,苏东坡,好赖都是个官,在朝廷上还能插得上话。听不听当然不由他们说了算,说了不中听的话,被贬为地方官,起码还能做一些他们力能所及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王秀慧他爸不也是一个官吗?彭德怀元帅的官更大,说出了他们的想法,结果又如何?还不如滕子京,范仲淹和苏东坡幸运。彭大将军这次是在劫难逃了。王秀慧他爸至今生死未卜,走了已经八年了,音讯全无。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应该为追求真理勇往直前,把生死度外?还是走一步,看一步,不当出头鸟,不做螳臂当车的莽夫?范明又失眠了。

责任编辑: 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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