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立群文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0
小说《天各一方》
小说《从军四剑客》
留学加国
民主和法制
议论文
时事评论
改革和国策
文革探讨
政治理论
随笔
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
《小狗Lucky传奇》
小说《二十一世纪大棋局搏弈》序言
《二十一世纪大棋局搏弈》第一部
《二十一世纪大棋局搏弈》第二部
《二十一世纪大棋局搏弈》第三部
《二十一世纪大棋局搏弈》第四部
小说《开垦北大荒记事》
[生活特区] - 文学专栏 / 小说《天各一方》 / 《天各一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第四卷 危机和希望(1)
《天各一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第四卷 危机和希望(1)
2006-10-18    范立群    《天一阁》范立群文集    点击: 2560
《天各一方--成长在红旗下》第四卷 危机和希望(1)
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在情节和人物上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版权声明:长篇小说『天各一方--成长在红旗下』,本人保留以后可能出版的版权专利。网上转载需取得作者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想用于商业出版,请先与作者联系。
范立群

2001年9月完成初稿,共四卷,于2006年7月完成第五次修改。

目 录

一 暴风雨前的宁静

二 筹备市复课闹革命的万人大会

三 炮打张春桥

四 抢救上海港码头积压物资

五 两份中央文件批“叛徒”的真相

六 信仰危机

七 与上海市消防局的冲突

八 夜访故友,探讨出路

九 偃旗息鼓,逐步退出

十 军宣队要抓学生“反革命”

十一 军宣队罗队长的智慧

十二 红卫兵组织的解散

十三 姐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四 参军带来的希望和失落

十五 “胡汉三”要回来了!

十六 清理阶级队伍

十七 流放边陲的惩罚

十八 彷徨和希望

十九 建设一个理想中的人间乐园

二十 南涯北疆,天各一方

一 暴风雨前的宁静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气氛,显得特别沉闷和宁静。从1967年8月中旬,王勇等四人就带着问题一头钻进了上海市图书馆和鲁讯纪念馆。他们想以地毯式翻阅和检查解放前的各种报刊,杂志和历史文献书籍,希望能找出确凿的证据和能说明真相的历史资料。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面对着茫茫的书海和报刊,杂志堆,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得完?简直可以说是茫无头绪,搞得焦头烂额,头昏眼花。

他们曾经专程到过复旦大学,有陆方芳的引见,希望能找到有关掌握资料来源的人,得到一些他们资料的来源和出处,或提示一些找寻的方向和方法,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当他们一问到此类的敏感问题时,没有人愿意给予正面的回答,都是一推三不知。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人家不愿意透漏真正的资料来源,王勇等人无计可施,只得无功而返。既然在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中许多问题还在争论不休,掌握资料来源不一,处于各揣己见的混乱状态,王勇等人只能下定决心,全部要靠自己的努力了。

他们意识到,大量中央高度机密的文件可能只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存档,甚至在各地党委组织部和党校资料室,以及在各地图书馆中,都不可能会有副本。他们心里十分明白,不大可能获得确凿的文件证据,唯一可以找到的,或许也就是一些历史报道,旁证资料而已。虽然明知不可为,他们还是以极大的热诚和毅力,凭着追求历史真相的执着,穷追不舍,埋头苦干。

在另一方面,范明化了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清理着自己的思路。在八月中旬,人民日报重新登出了1959年中共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党报在谈到报上点名批判问题时,开出了三批共五十五个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保皇派和走资派的中央委员,省级,部级以上党,政,军,高级干部名单。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曾经被列入叛徒清单的,但是这次在报上却没有提到,只给他们套上了保皇派和走资派的罪名。这说明中央文革要打倒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紧跟毛主席,站在毛主席的一条线上,反而同情和跟随了刘少奇,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叛徒问题。通过对这份报道的认真分析,范明就更坚定了他的一些想法。

范明在努力试图能写出一篇,或几篇完全根据公开的历史资料,马列主义原理和当前发生的各种事件,做出的理性,客观分析的文章。他希望能揭开建国以来发生了这么一连串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决策的形成过程,还原事实的真相。他也想搞明白,在中央领导人中间的“阶级”是如何划分的?如此轻易地给提出不同意见者,特别是把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和开国功臣,定性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国民党特务”,“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依据是什么?

同时范明还在认真思考着,为什么在建国以前,除了在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路线以外,毛主席反对的大多数是“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而在1949年建国以后,他坚持要走的却是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文章中批判的“‘左’倾空谈主义”,一个劲儿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加快奔向共产主义?

从开展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以来,“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直到发动文革,为什么一路上反的都是“右”,从来就没有平衡地反过“左”?从理论上讲,只要目标是一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什么在党中央,毛主席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样做不是完全扼杀了一个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通过理性分析和利弊对比,达到共识的民主讨论空间?

范明设想着,如果他所写的文章能够借用当前流行的口号,套用流行的说法,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不必明目张胆直接点出问题的实质自然更好。如果他把文章写得表面上与中央文件,党报社论口径基本不违背,看后又能使读者自己感觉到问题的存在,去思考,去解开这个谜底,这样就可以把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也容易发表。不过,这样的文章实在不好写,范明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个多月,稿子改了又改,写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还是不满意,离定稿还差得远。现在的他可是学乖了,既然不能定稿就绝不留底稿。范明每次都是把草稿修改了几遍,熟记后,全部烧毁,下次从头重写。

从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以来,已经有一年另四个月了。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也算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习惯了惊心动魄的大革命场面,把文革初期的革命激情和对领袖的无限崇拜都看淡了,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了起来。在此期间,小道消息不断传来,给绷紧了的社会关系添上了一些润滑剂,增加了一些市井小民们酒足饭饱后的闲聊话题。

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王洪文被调到了中央。有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张春桥的推荐,借中央文革的直通车,有上海市工人武装作为其后盾,可算是走了捷径。有红地毯铺地,王洪文的那帮哥们个个盼望着能借助这把天梯,节节高升,大红门直通北京。满口脏话的造反司令,为了要上京朝拜,不得不鼻子里插大葱装大象,装腔作势,学起斯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门口一蹲能大口吞下三大碗泡饭,推人力车的王洪文妻子,也翘首弄姿学起了交际舞,还有专人在指导她学习外交礼仪。

更有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江青和张春桥在上海锦江饭店偷情,被年轻的女服务员撞破,结果这位女服务员被“蒸发”了,她的父母收到了她以身殉职的通知和骨灰盒。伴随着毛泽东为追忆杨开慧写的“我失娇杨,君失柳”的诗词再次发表,他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烈士的革命英雄事迹,在报刊杂志上的大量登出,有关毛泽东夫人们的种种故事也广为流传。说到杨开慧正被关在长沙监狱里将被处决以前,毛泽东已与他的救命恩人双枪女将贺子珍另结新欢,在井冈山又结婚了。又说到,在延安时期,乘贺子珍怀孕和出走,毛泽东的种种风流传闻。江青也是在这个时候使尽了浑身解数,终于成了伟大领袖的新欢。

不等“同心干”王勇他们几个在图书馆查找到历史的真相,江青的陈年老底已经被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小巷。兰萍(江青的艺名)作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虽然演过赛金花等几个电影,在众星云集的大上海,到底还是属于不入流的,靠的是花边新闻出名。也有消息说,江青才是真正的叛徒,她在1935年被捕后就立即叛变了革命,是国民党派去延安卧底的。人们津津乐道兰萍的几位前夫和当年的兰萍与著名演员赵丹,坐火车同赴西北的种种风流往事,以及文革开始后,江青当了权倾朝野的文革小组副组长后,赵丹的遭遇和种种倒霉事。人们还相互转述江青投奔延安后赢得毛泽东的青睐,气疯了怀孕了的贺子珍,贺子珍被送到苏联治疗的艳史。

小道消息也在传说着康生和兰萍同乡的不寻常关系,以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与江青正式同居前,由周恩来和康生出面与他们一起定下约束江青的“约法三章”,如是等等。社会上还在流传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后的种种不光彩背景的各种说法。对于林彪副统帅,张春桥和姚文元长相的各种江湖术士的负面评说和预言,宦官当道,奸臣误国,吕后窜权,各种流言也在市民中悄悄地传说着。特别对江青能够突破当初的“约法三章”,借着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机会脱颖而出,与唐朝武则天对比的种种说法,被当成了说评书的材料在私下传说着。江青要成为当代的武则天,会造成乾坤大颠倒,天下大乱的传言更为耸人听闻。

在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宣传组工作的陆方芳,经常要回到“同心干”参加负责人之间的碰头会。他忧心忡忡地与范明,王勇,黄桂芳私下谈起,他对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些头头们的看法。他越来越看不惯这批靠造反起家的所谓工人领袖们。陆方芳由于与他们接触多了,也逐步了解了这些人的底细。

他心情沉重地告诉范明,王勇和黄桂芳,从这些人的身上,他根本就看不到一丁点儿工人阶级应该具有的高度组织和纪律性,能够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优秀品德。在造反的初期,可能是存在着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人还能够集中精力,体现出一些战斗力。然而,现在似乎已经坐稳了天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各种各样的毛病逐渐都暴露了出来。

陆方芳十分失望地说,他并不是看不起这些所谓工人领袖满嘴粗话和没有文化的俗气,而是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在文革以前,他们可能都只是一些平时吊儿郎当,好逸恶劳,不遵守纪律,甚至偷鸡摸狗,因为手脚不干净,经常犯错误,挨批评,受处分的混混。是文革给了他们起来造反,打破一切清规戒律,颠覆一切是非黑白的机会。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只有权力和利益,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借助于中央文革的势力,哥们相互扶植,一起早日升官发财,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

使陆方芳感到十分愤怒和厌恶的是,他听说王洪文在这帮哥们的安排下,在上海近郊某处搞了一个“王公馆”。陆方芳是从上海工人运动一开始就经常和他们保持接触的红卫兵领袖,也是市革委会和工总司宣传组的成员,是他们信得过的笔杆子。只因为他还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中学生,因此这些风云人物对他既有顾忌,也不算是口风很紧,得意忘形时经常会讲漏了嘴。

他多次听到他们在“王公馆”大摆筵席,搞了许多漂亮女人,玩得通宵达旦。因此,“王公馆”实际上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小淫窟”。更使陆方芳心惊胆颤的是一次,王洪文的助理小廖等几个,晚上在市革委会值班觉得无聊,就也拖着他一起,开了吉普车出去上各家大饭馆不花钱地大吃大喝。在吃饱喝足后,他们就更荒唐,居然要去各家医院寻找漂亮女护士带到“小淫窟”供他们嫖。吓得陆方芳面如土色,气得浑身发抖,赶忙向小廖他们推说,吃坏了肚子,苦苦哀求,提前放下了他。

根据陆方芳的看法,这帮人决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他们只是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借着文革的群众运动,无法无天,踢开党委闹革命,以中央文革张春桥为靠山,乘机爬上来的政治投机分子。当然,在市革委会和工总司中,确实有几个很有政治头脑和野心的,尤其是市委造反派的头头徐景贤和工人造反头头陈阿大等,这些人的城府很深,野心勃勃,十分可怕。因为市革委会开会有时候会临时抽他去作会议记录,他多次见过和因为工作关系直接接触过张春桥。陆方芳说明,倒不是因为他对张春桥有了成见,他只觉得这个人深不可测,阴森得使人毛骨悚然。

陆方芳认为,通过文革这样的群众盲目起哄式的大革命运动,不可能真正出现,比那些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枪林弹雨的战争洗礼,更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革命领袖。他实在想不通,如果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以这些人,来取代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可能会反而更快地断送了中国革命。

听到了陆方芳所告知的这些内部消息,范明,王勇,黄桂芳无言以对。他们连一句自我安慰,自我麻醉的话都讲不出来,更不知如何来安慰和开解陆方芳了?陆方芳是他们最信任的亲密战友,而且他已经是市革委会和工总司宣传组的成员。如果出于私心,他只要紧跟着这帮人,为非作歹,绝对少不了他的好处。他可以平步青云,轻易地在上海市政府得到一个不小的职位,更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他没有任何理由编出这样的一些故事来欺骗他们。然而,如果事情真是像他所说的那样,不等屁股在官位上坐热了,这帮人就这么腐败了起来,毛主席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希望又何在?

他们深深地为中国的前途担忧,认为这一些情况毛主席一定不会知道,很可能毛主席已经被江青和林彪等人挟持,架空了。否则,从文革开始以来所发生的太多不可理喻的行为,伟大领袖怎么会支持?听到了陆方芳所观察到的这些,进一步坚定了王勇穷追不舍,一定要挖出历史真相的决心,也使范明觉得在理论上真正把建国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斗争的实质分析透,写出来一系列能够促使人们认真反思,重新真正按照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目前经济和社会的建设阶段,做出科学定位的文章的紧迫性。

入秋了,桃园中学校院内到处都是冷冷清清,昔日红卫兵运动的喧哗和神勇再也不见。往日争相阅读,日新月异的大字报栏,斑驳陆离,破碎的纸片在萧瑟的秋风中哗哗作响。被固定在十字路口大树上和教学楼墙角上的高音喇叭,也风光不在,低下了高贵的头,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大字报栏和满地的残枝落叶,在劲风中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哀嚎。

除了在学校革命委员会的筹建中,有可能会捞上一官半职的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头头们,还在喋喋不休向各方做着说项,为一些小事争论不休。对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一般教学干部和员工来说,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人问津。作为教职员工还不得不每天到校,有事没事地点一个卯,报个到,在学校转一圈,应付一下。作为一般学生更是心灰意冷,除非接到学校,或同学的通知,有事发生,去看个热闹,否则才懒得到校。

“同心干”的核心成员每周一次的定期碰头会还是照常进行,布置下去各路探听到的消息还在及时汇总。桃园中学校革委会的筹建动态,区革委会,特别是区教育局革委会的筹备动态,历史资料的核实情况,个人学习,探索和分析的体会和新的见解都是碰头会讨论的内容。一触即发的炮打行动,即将会掀起的轩然大波,使他们在思想上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们满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关心着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新动向,心情沉重地思考着祖国的前途和未来,担心局势一旦失控,可能会造成的内战和内乱,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

二 筹备市复课闹革命的万人大会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再次联名发出了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中国共青团上海市委革命委员会,召集上海市四大红卫兵组织代表,筹备上海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的万人大会。陆方芳连夜赶回“同心干”找范明商量,建议能否可以由他代表上海市“红反会”,参加在原团市委办公楼召集的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筹备小组的工作会议?

“我们桃园中学的‘同心干’除了派出以你为首不多几个人以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参与过上海市‘红反会’的具体活动,你要我直接代表整个市级‘红反会’组织,参加这样的一个大型会议的筹备活动,妥当吗?你是上海市‘红反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由你代表不是更好一些吗?”范明问道。

“上海市‘红反会’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具体的大型活动,只是一个联络了几十所中学的上海市红卫兵组织。你不必顾虑太多,它只是一个方便相互呼应,互相支持的松散联盟组织。‘红反会’只是在原团市委大楼里挂了一个号,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就是了,根本就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观点。设立了一个总部也只是为了要与上海市‘红革会’平起平坐,实际上只是一个联络碰头的地方。参加这样一个万人大会筹备工作的人,必须具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符合条件的人不容易找。你如果能答应去,我想就不会有问题。” 陆方芳劝说道。

“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的筹备工作倒是并不难。只要以会议筹备组的名义,代表原团市委,市教育局和上海市四大红卫兵组织,向上海市所有中学革委会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告,再落实上海市革委会代表,工总司代表,上海市教育局革委会代表,团市委的革委会和上海市四大红卫兵组织代表的发言,落实各校到会代表人数的分配。至于开会地点,会场布置,代表邀请函,各校的通知书和到会的入场券,都可以交给团市委的革委会去办就是了。另外,参加筹备者还要代表‘红反会’在会上作一个发言,就是这么一些事。不过,你们是否意识到,按照中央的意思,筹备完了这个大会,也就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

“估计是这样。给你这么一讲,筹备工作就简单了。你就代表‘红反会’参加筹备组吧!其实,要你代表上海市‘红反会’去参加这次万人大会的筹备工作,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想法。我希望你能利用这次筹备工作的机会,亲自接触和了解一下,上海团市委革委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们。你也有可能会有机会直接与上海市革委会的徐景贤,甚至张春桥见面,交谈。我想知道,通过你的直接接触和交谈,当面观察后对他们的评估和看法。”

“好吧!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也很想知道通过文革造反起来的这帮风云人物到底是一些什么货色?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担负起继续革命的重任?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吧!你协助王勇他们的资料核实工作进展如何?你所接触的复旦大学孙悟空组织领导核心的动向如何?他们是否已有了什么想法和决定?”范明接着提出了问题。

“这就是我接下去想要说的。资料核实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只能找到一些无法下定论的旁证材料。原来我从复旦大学所听到的这些资料,资料来源恐怕会是一个迷。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严密封锁资料来源?也许是一些高干子弟通过特殊的秘密管道搞到的,看来不太可能像他们所告诉我说的那样,是从上海图书馆和鲁迅纪念馆查找得到的。复旦这些大学生头头意见分歧很大,甚至可能会分裂,我想不久就会有结果的。”陆方芳回答。

“如果情况是这样,我建议你决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不能被人利用了当枪使,必须等我们自己真正得到了能够做出结论的真凭实据,再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我这里写了一篇文章,是《否定之否定》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改了又改,还是觉得不满意,不过也算是尽力了。我是根据公开的历史资料,马列主义原理,建国以来一直到文革实际发生的各种事件,做出的理性分析。目的是想说透事实的真相,让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找到答案,变成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在文章中直接了当宣传我的观点,告诉读者答案。”

“这样的文章可不好写。搞得不好,程度低的读者看了毫无感觉,甚至不知所云,理论水平程度高的,或当权派看了,则一目了然你的真正目的,从而带来极大的灾难。” 陆方芳考虑着说。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这样的文章可能连一般报刊和杂志编辑部审核都通不过,也不敢登的。按照惯例,只用笔名,不想曝露真名,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是不可能的,我直接具了本名。我不想拖累了‘同心干’组织,只是以我个人名义。至于我个人已经作好了各种准备,包括最坏的打算。这篇文章你先看一下,或者可以请教你在作家协会的朋友中最值得信任的高人指点后,我们再商量如何处理?”范明说。

“范明,你一再要求我小心谨慎。可是,你所做的却要比我打算做的风险大上百倍。我们打算做的只不过是炮打张春桥这个狗头军师,犯不了死罪。你的文章虽然说的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质却是在隐射伟大导师导错了方向,连续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这可是会被套上反革命的杀头大罪!一旦被看穿了,当成了大毒草,后果无法想象。”

“你所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要革命总会有人做出牺牲。如果这一篇文章真的能够达到我所期望的目标,牺牲也值得。如果文章根本就不可能发表,就算发表了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个人的牺牲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还不如烧毁,化作青烟。因此我想等你看完后听听你的意见,也希望能得到你信得过的高人指点后,再决定对这篇稿件的最后处理,拜托你了。”

“好吧!我会十分小心谨慎地处理,看着情况办。”陆方芳激动地从范明手中接过了文稿,并和范明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上海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的筹备会议,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很隆重的会议。范明不敢怠慢,按照陆方芳转交的第一次筹备会议通知,提前半小时赶到了靠近外滩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找到了开会的地点。因为时间尚早,该办公室空空如也,范明不想在开会地点傻等,就乘机在团市委的办公大楼里到处转悠了一圈。

这是范明第一次上团市委。出于好奇,也出于一种摸底的心态,他想搞清楚团市委的组织结构,并且了解他们是如何运作的?这么一大帮子人,平时到底在干些什么?反正兜里揣着第一次筹备会议的正式通知,来得堂堂正正,到处走走犯不了错,范明理直气壮地拜访了好几个部门。

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有些部门办公室,就跟学校里的各家造反司令部差不多,也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吵吵嚷嚷的,只有组织部门还有些像一个官僚大衙门的气势。走到宣传部门,范明居然在有的办公桌上看到,已经打印好成叠的为筹备上海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所准备的各种文件,甚至有以筹备小组名义向全市中学革委会发出的宣传通告。

范明这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可说是七窍生烟。他心中骂道,既然你们什么都准备好了,还装模作样地召开什么第一次筹备会议?这是在拿我们这些人耍猴,做门面哪?原来冠冕堂皇的筹备会议,实际上只是应一个境,走过场,背后的具体筹备工作早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至于我们在筹备会议上说了些什么,提出了些什么,有用吗?有谁会听?

范明来开会前还准备了一套说词和提议,现在看来都是不必要的,顿时就泄了气。他心想,真是岂有之理,文化大革命造反的不就是官僚衙门作风吗?怎么团市委经过了文革,现在由团市委造反派组成了革委会,行事作风还是换汤不换药,搞老一套?做诸葛亮的还是他们,我们这些参加筹备委员会的上海各大红卫兵组织代表却只能当阿斗?

筹备会议的召集人是团市委的一位姓周的造反派头头。这位仁兄大大咧咧地最后一个来到会场,官腔十足地挥了挥手,算是给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他为了强调这次筹备会议的重要性,滚瓜烂熟一连串地数说起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文革的指导下,在上海市革委会的贯彻落实下,在张春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徐景贤同志的主持下,在团市委革委会的具体领导下,……。

我的天哪!他居然能够像背八股文一样地一下子搞出了这么多个“下”来,不知道在团市委下面,到了中学团委书记这一级,讲起话来还要加上多少个“下”字?看到其他三大市红卫兵组织代表听得连连点头,表现出一付恭恭敬敬的样子,范明只能尽量压制自己厌烦和嘲笑的情绪,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

这位团市委革委会的周姓造反头头大约三十五,六岁,看来不像是一位在官场里久经摸爬滚打的官僚。他没有那种四平八稳,大模大样,微笑,点头,频频招手,握手,习惯性地表现出关心下属的大人物气派。虽然学得官腔十足,他努力想表现出应该有的气派,但是在许多行为举止上却处处流露出一付小人得志,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别人的恭维和尊重,认可他的权威的心态。

他在以团市委革委会名义召集的,由上海市四大红卫兵组织代表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只是一味地按照他的想法夸夸其谈,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些市红卫兵组织代表中学生看在眼里。就像是对他的下属在布置任务和作指示一样,他甚至急不可待地在第一次会议上,想把筹备工作一次做完。他居然一直布置到了,包括每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在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上的发言稿的内容详细题要。

上海市“红革会”的代表,看来是一位从文革开始以来就一直在上层混的66届,或67届高中生。他是一个浑身上下已经能够拧出油来的滑头。从一开始他就竭力想表现出高人一等的身份,似乎他和团市委革委会,甚至上海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各位头头,有着非比寻常的密切个人关系。听着这位周姓造反头头的一路布置,他不但认真地作了笔记,还一直点头,不失时机地说上几句恭维和表示坚决贯彻落实的话。其他两位市红卫兵组织代表看来年纪比范明要小上一,两岁,表现出一付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慷慨激昂,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的姿态。他们也学着红革会代表的样子,默默地作着笔记。

范明实在有些听不下去,看不下去,但也不想惹事生非,好不容易听完了这位姓周的团市委革委会头头的长篇大论。听到他在最后询问,大家在贯彻落实上不会有困难吗?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出的?范明笑嘻嘻地说:“你已经把一切都提前安排好了,还会有什么问题?我在宣传部已经看到了你们已经打印好的,为筹备上海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所准备的各种文件,甚至有以筹备小组名义向全市所有中学革委会发出的宣传通告。看来已经万事齐备,只等大会的召开了。我们只要按照你的要求,代表自己组织写一份简短的大会发言稿就可以了。第二次的筹备工作会议我们就不必再来了吧?”

“嗨!这怎么可以?我们的筹备会议要开三次,时间和会议室是早就预定好的。否则市革委会有关领导,特别是徐景贤同志如果也要到会作指示,你们不在,我可怎么交待?你这小子,怎么会去了宣传部?不过,你们知道了也好,学习一点筹备这样一个大型会议必须提前计划,各种文件资料先行一步,以免临阵手忙脚乱的,对你们没有坏处。这也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道理吧?” 这位姓周的头头吐沫横飞,佯装恼怒,又洋洋得意地大声回答。

接着他又再三重申说:“第二,第三次筹备会议你们都必须要准时到会。你们的发言稿必须经过几次修改,既不能千篇一律,也不能脱离了纲要,要审查后才能定稿。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哪?到时候,市革委会,工总司,市文教办,市教育局,团市委革委会许多领导都会在大会上发言,说不定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会亲自到会作指示。他们都会听到你们的发言,你们以为是可以随便应付的吗?你们的发言可能还会在第二天登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呢?”

在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筹备会议时,一来大家已经熟了,二来只要市革委会领导不来检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除了修改发言稿也没事可做。这位姓周的仁兄就在其他三位的吹捧和一再要求下,忘乎所以地吹嘘起来。他自我吹嘘的内容,不外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中央文革。他是上海市党政机关干部中,第一批跟随徐景贤起来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是勿容置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非常夸张地告诉他们,他和上海市革委会有关主要负责人是如何的熟悉?他如何受到张春桥,王洪文和徐景贤等人的重视?是他们的亲信干将。以及他是如何的忙?只要中央有关部门来了领导人到上海,徐景贤经常会事先直接打电话委派他负责接待的。

当有人附和着他的意思,吹捧他一定会在组建新的团市委时当上团市委书记,也许可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如文教,外事,文秘,组织等部门里兼上一个职位,还有可能徐景贤会把他直接留在身边当助手,随着徐景贤步步高升。听了这些恭维话,他嘴里是说着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有如此的好命运?可是从心底里感到受用。他那份乐滋滋的渴望受到重用,得到一官半职的心情,从脸上早就表露无遗。

“红革会”的代表不失时机地拼命巴结,试图拉近与这位团市委造反派头头之间的距离,甚至还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姓周的在升官时千万不要忘了拉兄弟一把。姓周的当然满口答应,并且一本正经地一再许诺。他从来就是最关心和爱护下属的,只要一有机会,决不会忘了提拔自己的兄弟。

参加了这样的筹备会议,还有什么可以多说的?范明只是冷眼观察,尽量多听,少插言。他只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些上层的情况,并不想节外生枝,给上海市“红反会”和自己学校的“同心干”带来麻烦。既然这位仁兄把大家当成阿斗,何不索性装傻,认真听听,看看这些附炎趋势之辈的丑态百出?他看到这位权欲熏心,攀龙附凤的未来国家“栋梁”,不禁为祖国的未来感到悲哀。

半天,半天的一连开了三次筹备会,他们等了三个半天也没等到徐景贤的亲自到会。只有在第三次筹备会议快结束时,见从市革委会某办公室来了一个干部。他根本就没有与他们这些市红卫兵组织代表们打一声招呼,直接把姓周的叫了出去,问了一些情况后就走了。在姓周的把来人恭恭敬敬地送走后,回来就宣布筹备工作已经胜利结束。

上海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在上海市卢湾区的文化广场顺利举行。主要由卢湾区的各学校初中学生所组成的红卫兵代表,戴着崭新的红卫兵袖章,满怀喜悦,充满着能够作为学校的代表而自豪的心情,凭着入场券,依次入场。会场上,各校的学生歌声此起彼落,热情洋溢。按照历来开大会的惯例,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的高贵,大人物总是最后一个到场的。范明他们四个市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作为名义上的会议组织者当然得最早到,由姓周的领着在文化广场主席台后台等着,迎接这些受邀请的领导们的一一到来。

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居然亲自到会,并作了长篇的讲话。张春桥和工总司的代表是最后一起来的,还在后台与先到等着的各位一一握手。范明觉得面对面看到的张春桥,好像要比报上看到的照片更老一些。他大约有六十几岁的样子,脸色灰白,有一些浮肿,大眼皮和大眼袋挤得在近视镜片后面的眼睛都几乎睁不开。

张春桥的个子有一米七十左右,背有点驼,拱着腰,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像大人物通常都会做的那样,他一到后台,就习惯性地与在后台等着他的每一位都握了手,然后就领头在台下雷鸣般的鼓掌声和口号声中,挥动着右手,慢步走向了主席台的前台。张春桥在会场上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小将们,现在是你们当心犯错误的时候了!”。紧接着工总司,市文教办,市教育局,团市委革委会的领导们也都作了内容差不多的发言。

认真地听完了张春桥的讲话,仔细地品味着他讲话的重点和意味深长的警告。范明立刻就明白了,张春桥对上海某些大学生中争论已久的炮打他的活动十分了解,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范明从心底里冒起了一股寒气,再加上刚才与张春桥握手时,他那冰冷,柔软得毫无生机的手转来的寒气,使范明觉得浑身的不自在。

在主席台上坐着实在乏味,轮到范明发言时,他只是照着简短的讲稿念完就直接走下了主席台。他走到会场靠近主席台的大门旁,看着台下这些茫然无知的到会学生在热烈鼓掌,高呼着革命口号发呆。他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发言稿只是一篇简短的官样文章,没有一点精彩之处,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掌声和欢呼声?范明注意到那些领头喊口号的红卫兵手上都拿着一张纸,是照着纸上的口号喊的,才恍然大悟。

张春桥的讲话非常清楚,过去红卫兵的造反是革命的需要,因此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向了全面胜利的阶段,上海市的夺权已经完成,再闹恐怕受到的不再是领袖们的接见,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复课闹革命也就是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当初为了毛主席要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需要红卫兵的冲锋陷阵,造成一种大革命的政治气候。现在红卫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文革不再需要红卫兵了。现在,如果有红卫兵组织不识时务,胆敢公然炮打中央文革,那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革命,就会成为阶级敌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三 炮打张春桥

上海市革委会为了维护把大上海作为中央文革在北京以外可以全面掌控,最可靠的大本营的目的,在防止军队的进驻方面,可算是费尽了心机。他们决定抢先向全市各文教单位派出了工宣队。在工宣队的主持下,桃园中学的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工宣队长成了当然的校革会主任,新调来的党支部赵书记和“红革会”的陈海涛都成了校革会副主任。由于原来在校革委会筹备组担任副组长的教工造反队宋教练,坚持不当校革会副主任,并极力推荐由“同心干”的黄桂芳担任起了与“红革会”平起平坐的校革会副主任职务。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出的批示,在1967年10月底,学校党支部也恢复了组织生活。然而,文革造成的裂痕还在,复辟和反复辟,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僵持局面依然存在。在文革初期被“红五类”红卫兵的“红色恐怖”打得落花流水,批斗搞臭的教师队伍还是心有余悸,溃不成军。工宣队成员十分同情,学校造反派欲罢不能的为难处境,也无意与红卫兵为敌。他们根本就不想因为要复课,而被卷入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泥潭,心里惦记着的还是自己厂里的权力斗争。

既然中央要搞复课闹革命,校革委会就得响应。他们只是试图把学生重新召回学校开展一些活动,不外是传达中央文件,学习党报社论,如是等等。学生们也只是把这些活动作为返校日,同学聚会来对待。然而,没等范明在上海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后,找到机会与陆方芳作一次深入的交换意见,“炮打张春桥”事件就突然发生了。

复旦大学学生造反组织孙悟空,终于按捺不住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冒着因为炮打张春桥,而被定性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被剥夺美好前途的种种威胁,打算用他们年轻的生命,满腔的热血,前仆后继,唤起民众,识破骗局,为中华民族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为数不多的他们,关着门争吵了几个月。他们既不了解外面的形势变化,也没有在上海市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中作广泛的动员,更没有向外散发揭发事实真相的传单,而是仅仅在复旦大学的大字报栏和离复旦大学不远的“江湾五角场”的一个大字报栏,贴出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他们信誓旦旦地期待着一呼百应,群情激昂的场面出现。

然而,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这些大字报只存在极短的时间,就被复旦大学校革委会和“江湾五角场”的街道革命委员会的人揭下来了。只有少数关心时事政治的路人和部分复旦大学在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看到了他们的大字报,甚至还根本来不及理解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真正含义。参加了炮打行动的各位,看到那些看了他们大字报的人,只不过略为表现出一点惊讶和幸灾乐祸的神态。人们把这些消息也只当成了街头巷尾的传闻,而没有任何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的迹象。而这些参加炮打勇士的亲笔签名却被送到了复旦大学校革委会和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谁会料到,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士,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和激烈的争吵,鼓足了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勇气而采取的行动,竟会是这样的虎头蛇尾,昙花一现?反而等于主动向敌对方提供了参与者的名册,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当天晚上,陆方芳悄悄地回到了桃园中学四号教学楼的“同心干”总部。他见到了正在焦虑不安地等着他的黄桂芳,范明和王勇。他说:“我们上小会议室,关起门来,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黄桂芳支走了其他人,安排了小杨守在楼梯口,不准任何人靠近小会议室。现在,在小会议室里只有他们四个人,陆方芳意志十分消沉,灰心丧气地低声对他们说:“你们可能还没有听到消息,今天进行的炮打张春桥行动彻底失败了。我们原来预计能激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昂到上海市革委会的示威大游行,全部都没有出现。大字报贴出后我们一看,没有激起任何反应,而且很快就被撕了下来。形势的发展与我们所预计的完全不对,我们已经感到了阵阵的杀气。复旦大学孙悟空组织成员和所有参与这次炮打行动的人员,为了要避其锋芒,免遭追捕,只能决定连夜大逃亡了。”

“看来你们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并且使用了错误的斗争策略。我从开完了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与你深谈。其实,张春桥在大会上的长篇讲话,第二天就登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已经对你们可能发动的炮打行动提出了强硬的警告。他对你们的想法和争论是了如指掌的,说明在你们与会者中间可能有叛徒,或者内奸。你们怎么不先搞分散的层层发动群众?如果搞了,你们就马上可以发现形势不妙。他们暗地里早就有了布置,等着你们自己跳出来呢!现在说什么也晚了,你能否简单地告诉我们炮打的具体内容?”范明问道。

“炮打主要集中在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叛徒问题和他的投机革命过程。”

“有否涉及江青和伟大领袖?”

“没有,不过可能有些话会影射到。”

“这个决定是怎么会突然做出的?你自己直接参加没有?特别是落笔签名没有?”

“当时,参加讨论的人都认为,一直议而不决,正是反映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患得患失,前怕虎,后怕狼,结果会断送了革命。因此,当时群情激昂就一起下了决心,做出了炮打的决定。我也直接参加了炮打行动,亲笔签了名。过后我与市革委会内的朋友通了电话。他告诉我,工总司和上海市革委会我已经不能去了,他们正在追查我带进去的炮打张春桥材料。今晚,我是来告诉你们事情的经过和告别的,我也得走。希望你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我的参加炮打,可能会给你们,甚至整个组织带来拖累。”陆方芳说明着。

“你还有什么没有处理好的事情,需要我们帮你做的?”范明继续问道。

“没有了,我个人的事情都有了安排。另外,范明,你的文章我请教过一个十分可靠的文化界老前辈。他看完后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是现在可是在搞文革,这样的文章根本就不可能在报刊和杂志上登出的。经过文革,这些编辑的政治敏感性很高,审稿时一眼就会被看穿,马上就会被检举揭发。他说,为了要说出这些想要说的话,死的人已经太多了,而且这样死了一点价值也没有。他问我,你们难道没有听到辽宁,山东和江西传来的消息吗?一些人因为说了一些想要说的话而被处死了。为了这样一篇文章,你们‘同心干’打算死多少人?他坚持要我立即当着他的面,烧毁你的文稿,而且要我转告你,一定要彻底烧毁一切底稿和有关材料。我已经照着他的话,把你的文章和我的两篇文稿一起烧掉了。幸好,我只给过他一个人看,我想你是不必为此担心的。如果追查炮打张春桥的风声太紧,你们也最好尽快处理掉手中的所有资料和手稿,去外地躲避一下。” 陆方芳面带歉意地说。

范明叹了一口气,感激地说:“还是这位老前辈说得对,即使我是以自己个人的真名实姓来发表,不能避免同样会给‘同心干’带来灾难。我个人的牺牲是否值得是个大问题,如果要连带牺牲到组织的所有成员,就更不用考虑了,烧掉了也好。现在的政治气候确实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不再是文革的依靠力量,也许还成了要被重点打击的对象。这样的文章也许要过上十年,二十年,甚至在三十年以后才能写吧!”

“这样吧!你只管放心地走。明天我们几个就会到复旦大学和江湾五角场去打探一下消息,了解他们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和具体的形势发展,再做出与之相对应的决定。我们会采取一问三不知,以打太极的方式软性接招,躲,避,闪,努力把对‘同心干’的牵连和影响降到最低。”王勇说道。

“陆方芳,如果你有事要与我们联系,要想知道最新的消息,可以打‘同心干’办公室的电话。你打来电话时不必讲出自己的名字,指名要我们听电话就行,或者通过写信到我家。我把我家的地址抄好了。”黄桂芳关心地说道,并递上了她家的住址。

当夜,陆方芳坚持拒绝了黄桂芳,范明和王勇要一起去火车站,贴身护送他的好意。在他们远远地一路注视下,陆方芳独自一个人搭上了南下的火车,去了广州。

第二天上午,范明,王勇和黄桂芳三人去了复旦大学。他们环绕着复旦大学主要道路走了一大圈,仔细地检查了所有大字报栏上的每一张大字报,竟然全无炮打的踪迹。复旦大学里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当走到第二圈时,他们发现在主要的大字报栏区的各个角落都有人在监视,他们已经引起了注意,只得迅速离开了复旦大学。

他们随后到“江湾五角场”的大字报栏区,彻底地检查了一遍,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大字报栏张贴了许多新的大字报,一天前贴出的炮打张春桥大字报踪影全无,甚至都没有听到有人在议论。几天过去了,虽然他们通过所有的管道,在努力打听市革委会对炮打张春桥的反应和可能采取的行动,然而他们却没有听到有任何的动静,居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他们才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原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上海市革委会领导都在北京忙着呢!还顾不到及时处理炮打事件。

正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面防范炮打张春桥事件后,必然引来的大清查和大追捕时,传来了“导演”陈宝粟病倒,偏头痛昏迷不醒的消息。自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海瑞罢官”等重量级文章以后,陈宝粟和张为民被招募火线入党。范明,王勇和黄桂芳和他们已经很少来往,这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知心好友开始有了隔阂。等于是一方乘上了党(总)支书记邹顺发启动的战车,另一方则因为不理解,走上了与之相对抗的不同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不同的政见,他们在宣传和文笔上有过多次交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以打击对方为目标,没有直接伤到了彼此的深厚感情,但总还是在为不同的政见和目标斗争着。直到在邹顺发被打倒后企图东山再起,刚被结合进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备小组,就做出了疯狂的报复行为,曝露了他本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本性,才使他们都为对方的处境担忧了起来。

他们几个从小一起成长,彼此之间太了解了。他们对彼此的思维方式,行事作风,甚至说有几根肚肠都能数得一清二楚。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陈宝粟认为紧跟党支部,就是紧跟中央文革,就是紧跟党中央,就是紧跟毛主席,应该是正确的,毫不犹豫地加入,并参与组织了“红五类”红卫兵的“文革派”。不过他对刘校长,教务主任和其他令人尊敬的老师们,受到的不公正地批斗和残酷打击也不以为然,只是不敢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大革命的需要。他知道“同心干”一成立必定会有大的动作。范明,黄桂芳和王勇一定会为这些老师鸣不平。

陈宝粟私下担心过,“同心干”在他们几个的领导下会否逆势而动,成为文革的打击对象?不过他预料不到的是,范明他们竟会以左制左,以打倒走资派,把邹顺发及其一伙也打进“牛棚”的方式,达到了拆掉“牛棚”,解除刘校长,教务主任和其他老师们的危机状态,使他们摆脱了被关押,被批判的地位。“同心干”同时也达到了把“文革派”批为保守派的目的,取得了对学校文革发展的舆论主导地位。“同心干”的一石三鸟之计,害得他们化了几个月的努力来摆脱困境,但是再也无法恢复“文革派”的原来影响力。

对照着邹顺发的另一支亲信红卫兵组织,“红革会”胸有成竹的反应,而且事后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邹顺发事前对“红革会”早有预防的应急布置,只是耍了“文革派”来死保他。邹顺发的卑鄙行为使陈宝粟猛然醒悟,“文革派”成了维护邹顺发个人权力的牺牲品,紧跟他不等于是紧跟党。从文革以来,所参与的种种违心的行动和活动,使陈宝粟陷入了困惑和反思的痛苦中,信仰发生了危机。他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不知道具体应该相信谁,依靠谁和紧跟谁?正是因为思虑过度,压力过大,造成他神经衰弱,偏头痛,以至昏睡不醒。他不想与任何人交谈。

范明,黄桂芳和王勇一听到陈宝粟病重的消息,焦急万分,不顾一切地直奔陈宝粟家。已经有一年半没到他家了,宝粟的父母见到这些老同学来了,哭着念念叨叨地述说着儿子的病情。到了楼上宝粟的卧房,只见兰明德,张为民,曲大卫,郭小霞,张美芬一帮好友都在他的房里,十分担心地默默坐着。当郭小霞在陈宝粟耳边轻轻地告诉他,范明,黄桂芳和王勇来了时,他马上睁开了眼睛,感激地向他们示意。范明走到他的床边坐了下来,向宝粟伸出了手,老同学的两只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两人双目对视,久久没有分开。

此时是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关心,焦虑,不安和烦恼,也看到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友谊,过去的种种隔阂和误解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看到了他们两人的情况,黄桂芳和王勇也很自然的向兰明德,张为民,曲大卫等人,伸出了友谊的手,就随便闲聊了起来。

善解人意的郭小霞和张美芬在楼下听到宝粟的父母兴奋地唠叨着,“只要范明,黄桂芳和王勇一到,宝粟的病就能好一半。他们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只有他们才能知道宝粟的心事。”她们帮着向楼上端来了茶水。同学们大家围坐一圈,从相互问候,致意,开始聊起了家常。

面对面的交谈弥补了被文化大革命撕裂了的同窗友谊,一笑释恩仇。红卫兵运动已近尾声。回想起来,许多学校内部派别之间,当时认为是非常原则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争论得毫无意义。他们闲聊着文革中出现的种种笑话和趣闻,传出了一阵的轻笑声。

陈宝粟拉着范明的手,坚持要坐起来,伤心地对他说:“看来是我错了。”

范明轻轻地拍着陈宝粟的手背,悄悄地说:“你考虑的问题我估计得到,但是事情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恐怕已经到了无法简单地分辨对和错的地步。实际的情况是,你错了,我们也错了,根本就不清楚什么才是对的。以后的斗争会越来越凶险和复杂,估计我们在这个政治漩涡里陷得会比你们更深,而且已经无法自拔,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甚至遭受到灭顶之灾。你先不用想得太多,休息几个月以后再说。我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自己好好养好身体。如果以后还能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谈。”

“告诉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陈宝粟焦急地轻声问道。

“以复旦大学的孙悟空组织为首,一批大,中学生公开炮打了张春桥。”

“难道这些传说都是真的?你们参加炮打了吗?或者会受到牵连吗?”

“我们没有直接参加炮打,但是有可能会受到牵连。这件事如果闹大了,会被无限上纲,可能会抓出一大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现行反革命,甚至会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范明在陈宝粟耳边悄悄地回答。

陈宝粟以十分震惊和担忧的眼神看着范明,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四 抢救上海港码头积压物资

由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如排山倒海般地冲动了整个社会的基础,造成了一个全国上下人心激荡的大革命气候。日新月异的政治形势变化,出人意料的轰动大新闻层出不穷,搅动了各行各业,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人们的心。上海工人在张春桥的亲自鼓动下是全国最早起来造反的,卧轨拦截火车,风风火火地上京告御状,轰轰烈烈地炮打和冲击上海市委,热热闹闹地忙于抢班夺权,早就把促生产丢在一边了。只有那些安分守己,不热衷于火中取栗的工人和基层干部还在坚守着工作岗位。

如果从1966年6月1日算起,文革开展了才一年零四个月,各种警讯就相继传来。上海市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一个星期了!上海轻,重工业原料都将发生严重短缺!上海港务局码头积压物资堆积如山,等待卸货的巨轮挤满了长江口。许多货船上的物资已经变质腐败,等不了的,只能把船开到别的码头去卸货。黄桂芳的父亲在上海港务局码头工作,老是听到她父亲的叨叨,因此她对码头的物资积压情况当然了解得更为详细和具体。

上海市革委会向各中学发出了支援码头,抢救积压物质的号召。“同心干”的成员们一致认为,闲着也是闲着,应该响应市革委会的号召,去上海港码头支援,抢救积压物资,缓解上海生产和生活资料紧缺的燃眉之急。当然,对于范明,黄桂芳和王勇来说,同时也在考虑可以借助去码头劳动,背靠码头工人组织的力量,来躲避和抵挡一下追查炮打张春桥的风头。

于是,黄桂芳就在校革会提出,要求桃园中学的四个高三毕业班学生,近二百人首批去支援上海港务局码头。校革会经过征求意见,得到了四个高三毕业班同学的一致响应。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批高三学生,大多数都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体格上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旧社会忍饥挨饿中长大的父母辈。而且他们都朝气蓬勃,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愿意为中国革命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赴汤蹈火的决心。这批有文化的精壮劳力可以到码头,凭体力协助码头工人在大型货仓倒运存货,参与大型货船卸货,小型舶轮装货,凭智力想方设法参与解决码头上各种货物严重积压问题。

经过学校革委会出面联系,上海港务局革委会表示热烈欢迎,并答应提供一般必须的劳动保护用品和每月一个人十二元作为补贴午餐费用。既然是支援活动,还有什么条件可谈?何况码头上的积压物资确实是堆积如山。安排好了“同心干”由翟静怡,张均尧接手全面负责等事项,所有高三的“同心干”成员都随班级,于十一月初开赴了上海港务局码头。

港务局各区码头为了解决堆积如山的积压物资和待卸货船,都成立了临时指挥部。他们正在为缺乏调度管理人员和装卸第一线人力严重不足而烦恼。学生的支援大军到来,等于增加了一支生力军,受到了指挥部的热烈欢迎。高三(2)班和高三(4)班的学生分配去的是上海港务局七区,这是一个以装卸煤炭为主的散装货运码头。

上海港务局七区的临时指挥部安排了三天时间,派有关人员带领着学生们参观了整个港区各码头,让学生们了解了货物积压问题的严重性。指挥部领导反复重申了码头的规章制度,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上完操作安全教育课程。随后,学生们就被分成十个人一组,每组各由两名老码头工人带领,跟着码头三班倒的上,下班作息制度,全部被安排进了装卸第一线。作为他们参战的第一仗,是要抢着卸下积压已久的大批煤炭货船,解决燃煤之急,并缓解等待卸煤的万吨散装巨轮已经排到了吴淞口外,几里地的长龙。

当时从万吨轮船上卸下煤炭采用的方法,是先用船上的蒸汽起吊装置,用大抓斗从船舱口把煤抓起,转向码头旁的输送带上的大漏斗口卸下。再由一个接着一个的宽大输送带,把煤炭输送到指定地点,堆成煤山,等待分装到小驳船运往购煤单位。等抓斗把煤炭抓到低于二层阁的水平,人工就必须下到二层阁清仓。万吨运煤货船一般有四个大舱口,由一组负责一个舱口。一组十二个人,三个人负责一个角,把边角的煤炭清出来向底层推下去,使用的工具是又宽又大的大铁板锹。等人工拼命地加速清完了二层阁,抓斗也接近抓到了船舱底部。

为了避免伤到船底,抓斗改成了四大片钢丝网兜。卷扬机一去一回地轮流抓起装满了煤炭的钢丝网兜,向码头边的输送带大漏斗口卸下。这时候,煤炭装卸工就得下到了船舱的底层,在二层阁下的舱底四周清理边角,一锹一锹地把煤炭往钢丝网兜里装。为了能赶在卷扬机轮到抓自己负责的网兜前装满网兜,在一个角的三个人就必须一刻不停地拼命干,一直到清完这个大统舱底为止。

船舱内十分闷热,这是一种特强体力劳动。如果说一只万吨货船只有四只大统舱,每只统舱就有超过两千五百吨煤。说来是以机械作业为主,人工为辅,但是下舱的一组十二个人必须连续作业,与机器赛跑。船舱边装有强大的鼓风机向船舱里鼓风,把煤炭粉末吹得到处飞扬,然而还是解决不了装卸工在船舱角落里高强度体力劳动的闷热和呼吸困难问题。下舱不用几分钟,下舱人员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工作服全部浸透了汗不算,工作靴子里都能倒出顺着大腿流下,积攒在靴子底里的汗水来。码头自制的盐汽水满足供应,但是工人下舱前喝多了胃胀,干不了活,一旦下去干上了,就算是嘴干得冒烟也没有机会再喝了。

化上三,四个小时,追赶着卷扬机抓,放,抓斗和钢丝网兜的节奏,总算清完了上,下两层舱,等装卸工人筋疲力尽地爬出船舱,到了船面甲板上相互一看,除了眼白和嘴里的牙齿是白的以外,全身上下汗水淋淋都披上了厚厚的一层煤灰粉末,个个都成了“非洲来宾”。范明和班里的一些运动员依仗着年轻力壮,想与码头工人比个高低,谁知道一天下来就腰酸背痛,眼冒金星,连手都握不起来了。亏得当时他们都年纪轻,睡一觉起来就能恢复大半,就这样咬着牙坚持了半个月,总算适应了下来。

煤炭装卸工最辛苦的是每天大量的体力消耗,一班下来平均要清理两到三个万吨煤炭货船。每一次清完了舱,装卸工人筋疲力尽总算爬上了甲板,新的任务马上就又布置了下来,连喘息的机会都不会有。大量喝水,大量汗水排出,同时也会有大量尿液产生。煤炭装卸工最不能忍受的是憋尿。做这份工作是下舱容易,回上甲板难。在人与机器赛跑过程中,一个人工的中途溜号就会影响整个工作的进程。

何况当巨型抓斗,或粗大钢丝网兜在空中快速飞舞时,人要从万顿巨轮底部顺着船舱边的铁条梯子爬上来该有多危险?在蒸汽机的轰鸣声,鼓风机的嘈杂声和煤炭粉末飞扬中,生产指挥靠的是打旗语。机械操作工人根本听不到任何叫喊声,也无法注意到黑漆漆的一个人会从船舱边爬出来。如果在下舱工作的只有男的,没有女的还好办,实在憋不住了,尿在煤堆里就是了。如果船舱下工作是男,女混杂的就不好办了,经常会给尿憋得苦不堪言。

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这帮徒有其表,实际上的文弱书生,可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体格瘦弱的根本就无法胜任。体格强壮的只要意志不够坚定,随时也都可能丧失信心,萌发打退堂鼓的想法。进入码头才一周,就出现了大量的病号。有的人缓过劲来后,还是回到了生产第一线。有的则是一想到要下舱底工作就两腿发软,纷纷要求调离现场工作,转为去搞后勤服务。没出一个月,高三(2)班在码头上工作的十六个女生,就只剩下了心宽体胖的“皮球”黄桂芳和另外两个女生还在第一线苦撑。整个班四十九个同学,在第一线的也只剩下了一半。

范明与坚持下来的马树林,张为民和一些体格强壮的同学们商量后,走到码头的临时指挥部,要求把黄桂芳等三个女生也调到后勤。他们的理由是只要她们一走,船舱下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因为船舱下如果没有了女的,要多方便就有多方便。这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引得指挥部里的老码头们会意地哄堂大笑,道歉地说这是他们的考虑不周。

一旦适应了在万吨巨轮舱底的高强度卸煤炭苦力活,其他的散装货物搬运,在仓库内倒仓,也就相比较而言轻松多了,只能算是打杂休整了。当然,这样的好事只有在下大雨天才能轮到。譬如,肩扛二百斤的大米袋子,在仓库内搬运,倒仓,或在仓库之间用电瓶车转运货物,用一尺多长的钢钩翻动四百斤重的橡胶捆包,搬运和装车。要干的活多的是,积压了一年多的货物要清理装运出去谈何容易?往往是压积货物还没有被运走,新到的货物却卸下来了,又增加了新,旧货物的倒仓工作量。

这么大的一个上海港务局七区,有隔着一条街的北区和南区两大片,各有十来个万吨轮停泊的大码头和许多个散装驳船停靠的小码头。北区和南区各有二十几个大仓库,多得数不清的,被划成编号小区的露天货物堆放场地。有这些码头,仓库和露天货物堆放场地,再加上三班倒的连续作业,在货物的合理堆放,装卸机械和人工的合理调用,易损物资的保管和防雨管理方面,可就大有文章了。那时候的码头上,既没有闭路电视观察设备,也没有中央调度室的计算机管理系统,靠的是几个老调度员的现场来回奔跑指挥,事情都记在脑子里,只有小笔记本上的记录作辅助。

由于指挥不当,上下班之间的配合失调,或者上一班工人的不负责任,没有按要求完成收尾工作等原因,经常造成码头和仓库的通道堵塞,仓库里面的货物运不出来,外面的货物送不进去的现象。有时候不但是货物堵塞,连负责仓库之间倒运的电瓶车都被堵得进退两难。在这种时候,指挥部通常只能调动一批老码头,完全凭体力和经验去打开通道。学生们插不上手,只能在工人俱乐部,或会议室看报,聊天,耐心等待。

看到了这种情况,范明,王勇,黄桂芳,张为民等人又一合计向指挥部提出了意见。他们建议把在搞后勤的部分同学,分配到所有仓库和露天堆放场地,一人负责几个仓库,或若干块露天堆放场地,协助调度员搞好调度。这些上海市第一批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验班的学生,都学过制图,也有很好的数学基础。每次交接班,他们都可以把负责范围的货物存放数量,仓库的空间容量和具体存货位置,用图型和记录交待得清清楚楚。这个建议被指挥部采纳以后,果然对整个码头的调度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些各负其责的协助调度同学,也改变了过去被自己认为是第一线逃兵的沮丧心情,精神百倍地投入了工作。

虽然在码头的繁重劳动,占去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同心干”的核心成员还是通过“同心干”的留校人员,在严密注意着中央和上海市革委会对炮打张春桥事件的反应和处理态度。范明等注意到,在1967年11月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两报一刊联名,为纪念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而发表的社论。在这篇社论里,第一次把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指示和谈话,概括和总结为每七,八年就要搞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因为他们在码头分三班制正规上班,累得筋疲力尽,不同上下班时间的连见面都不容易,因此各自看完社论虽然有种种疑问,也懒得再约在一起讨论了。对他们来说,繁重的体力劳动是比打桥牌更有效的精神麻醉剂,浑身酸痛,加上睡眠不足,疲惫得什么地方都懒得去,也不想多说话。他们到码头当义务码头工人,吃这份苦,一是为了支援码头工人,解决货物严重积压,缓解上海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紧缺的恐慌,其次则是为了要找一个临时的避难所,逃避残酷的政治迫害,最好能就此退出文化大革命。

到了11月底,他们从党报上见到了,中央关于征询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意见的报道。党报社论总结了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确立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出了要清除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明等一大批原中共中央,党,政,军的领导人。范明,王勇和黄桂芳这才觉得总算能暂时松了一口气。原来快要召开九大了,怪不得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这一个多月来老是待在北京。

这可是中央文革成员和上海市革委会成员,他们这些原本职位低微,却名不正,言不顺地借着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名义,执掌着横扫一切,颠覆一切大权的所谓“文革派”,挤进中央委员会,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的大好机会,也是紧跟副统帅林彪的一些原四野系统的当红将领谋取更高政治权利,夺取当政实权的大好机会。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表面上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对炮打张春桥事件不闻不问,好像很大方,也很宽容。但这决非事情的真相,只是他们暂时还顾不过来。在这种争取政治前途,谋取高位的关键时刻,他们怎么会舍得离开首都,离开中国的政治和权力的中心呢?现在看来,九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旦开完了九大,不管张春桥是否取得高位,一场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风暴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如果张春桥升官受挫,必将迁怒于这些炮打他的学生,这场清查和搜捕行动就会更加变本加厉,赶尽杀绝。

因此,这些“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们还是不敢有丝毫的盲目乐观。范明,黄桂芳,王勇,马树林,李蓓蓓等经过反复合计,想利用起这一段有限的时间,积极地试图与上海港务局七区的革委会负责人,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想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上海市港务局革委会有关负责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的意图是想把码头变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不敢奢望得到上海市港务局和上海港务局七区码头领导班子的保护,起码也能达到一个对他们表示同情和间接掩护的作用,甚至可以指望得到提前通风报信,了解中央文革的意图,使他们有从容应对的可能。

本来以为支援码头工人,解决码头物资的积压,只是一个突击性的短暂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上海市的物资短缺现象是缓解了,但是要清理掉码头上的所有积压物资,却变成了一个马拉松式的持久战。七区码头临时指挥部也认为,再这样拼下去,不但学生会受不了,连老码头也会扛不住的,要适当放缓进度。这样一来,学生支援码头的队伍也就一时间撤退不了,陷入了泥潭。

反正高三的学生复课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何况继续待在码头还正合这些“同心干”核心成员的意图。大学都关了门,考大学,继续读书是读不成了,他们只有耐心等待着国家的分配,拖着就拖着吧!临时支援性质的码头劳动,无形中居然成了无限期的长期劳动。随着这些学生们对码头强体力劳动的适应,工作越干越得心应手,他们逐渐地与码头工人正真地打成了一片,也建立起了十分深厚的个人友谊。上海港务局七区和市港务局革委会也开始把这些与码头工人同甘共苦的中学生们,当成了自己人看待。

五 两份中央文件批“叛徒”的真相

黄桂芳,范明,王勇,马树林和李蓓蓓等人,整天地在码头上拼命干活,心里还是惦记着陆方芳和复旦大学一部分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的命运,密切注意着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的追查和搜捕活动。然而,在不安和戒备中两个多月过去了,快到年底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留守在学校的翟静怡和张均尧等人,也一直没有重要的消息传递过来。陆方芳去了广州以后,就失去了消息,没有打来过电话和也没有发来过一封信。

有话说,在被动地等待,任凭宰割,毫无反抗能力,只能靠耍一些小聪明,小手段来消极应对的日子,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因为这起码能够证明不幸还没有发生,坏消息还没有出现。由于拖得时间久了,尽管他们心里未免仍然有些忐忑不安,到底还是平稳多了,生活恢复了正常。他们没有再去探望过陈宝粟,主要的顾虑是一旦形势有了大的变化,追查紧起来,如果在此期间他们去看望过他,就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

党报上把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结为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论上明确地写着,这次搞完了文革,每过七,八年以后还要搞,为了保障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永不变色,就得这样地继续革命下去。虽然不时地有各地在用高压手段狠抓“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反党集团”的小道消息传来,但是党报上还是捷报频传,形势一片大好。有了军队的加入,各地的武斗似乎逐渐平息了下来,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起来。

党组织也在按照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意见,整顿,恢复和重建起来。修改党纲,党章的工作在顺利地进行。公安机关和长江航运系统都将实行军事管制。报上在大肆宣扬,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胜利。可以预计,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将会是一个宣告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庆功大会,也会是一个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大换班,对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革派,按功行赏,全面接管党,政,军大权的誓师大会。

黄桂芳,范明和王勇利用过新年的节日假期聚在了一起,把王勇他们从上海图书馆,鲁迅纪念馆等地收集到的所有有关资料反复阅读和推敲了许多遍。在有关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家庭出身和履历方面的资料,基本上与社会上流传着的说法大同小异,证据是可靠的。然而,有关抗战期间大批共产党高级干部集体变节,投降方面的背景资料,只有从敌伪时期的报刊上收集到一些零星的报道,还是无法得到一个全貌。对于刘少奇的叛徒,特务,工贼的资料几乎是空白。

他们设想,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公开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是经受了最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反复查证的。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决定了他会成为他的政敌和妒忌者的众矢之的。如果他在历史上真的有问题,是无法隐瞒和遮盖的。他们注意到对刘少奇的问题,突然出现的这些举证,中央做出的是一份决定。而中央公布的六十一位高干的叛徒材料与这份决定同时公布,则是起到了间接证明凡是跟着刘少奇的都是叛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因此他们的头刘少奇,就更不是一个好东西的佐证作用。如果六十一位高干的叛徒材料不能够成立,反过来则也能间接证明刘少奇的叛徒,特务,工贼的材料,也可能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更本就不能成立的。

他们考虑,除非当时党中央有过一个重大决定,要他们签名,否则就无法合理地解释大批共产党重要干部,几乎同时“叛变”,并在“悔过书”上签名,更无法解释,后来他们又能够顺利地重返抗战前线,继续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革命胜利。他们在解放后,居然还能够继续担任新中国的党,政,军的重要职务,而且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没有被人检举,揭发,也没有受到过冲击,就更无法让人理解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没有一个十分正当的理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清查和搜捕,继续保留这些收集的资料会是一个极大的祸根,他们只得十分无奈地烧毁了这些好不容易收集到的珍贵材料。黄桂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开完了九大,文革也该收尾结束了。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否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真正达到了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了修正主义分子的窜党夺权,抵制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和平演变阴谋的伟大目标,谁又能说得清,道得白呢?新上去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派,自称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否真的会比原来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央老干部和老帅,在思想品德上更好一些?革命觉悟上更高一些?我是看不清楚。”

“除了在党报上列出要从党中央清除的一大串走资派名单,从各地的情况看来,大多数被打倒的走资派都会被重新启用,并通过三结合进入新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里。实际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当初中央文革为什么要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队伍都烂透了?现在他们这些紧跟毛主席的文革派都将进中央政治局,起码也会是一个中央委员。通过文革,他们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是他们的这些做法,不等于把响应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号召的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都装在了里头,当了冤大头,成了大恶人?现在把我们弄成了个进退两难,成了牺牲的炮灰。我们还不得成为这些东山再起的被打倒干部们,以后打击报复和秋后算账的对象?”范明接着问道。

“看来就算我们再聪明,还是被人家当炮使了,做了一次冤大头。依我看来,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的一场大换班,用这些听话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势,又不那么听话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就根本不必费这么大的劲,搞得天翻地覆,天下大乱了。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如果实事求是地讲,距离反修,防修,抵制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达到永保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不会变色的总体目标,还差得很远。”

王勇思索着继续说道,“不过,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次搞完了文革,每过七,八年以后就要再搞一次,要不断地搞下去,直到达到最终目标为止。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体格上确实是顶不住这样强的体力劳动,就比你俩多化了一点时间在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方面。你们也来一起考虑一下,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哪些先决条件?理论上说是每过七,八年以后就要再搞一次,在实践中可行吗?”

“这一点我也十分怀疑。尽管人民日报社论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正如你所考虑到的,发动文革是必须具有其十分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先决条件的。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居然号召全国各地人民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炮打司令部,要砸烂他和他的战友共同缔造的官僚体制,实现他的均富贵,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保持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永不变色的理念。毛主席的那份勇气,豪气和胆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称为千古唯此一人。”

范明继续分析说,“然而,唯有被人民敬如天神,在党和政府内具有无可争辩,无可取代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力排众议,亲自把舵发动这场文革。问题是以后每七,八年要再发动一次文革,不断地继续革命,就必须首先要解决由谁来发动的问题?以后的领袖是否会具有毛主席同样的崇高地位?同样的战略眼光?是否会有发动文革的愿望,能力和勇气?这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再说,发动这场文革的假设前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队伍都烂透了的假定,究竟是否能够成立?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仍然需要深入探讨的。文革造成了天下大乱,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如果以后还要不断地搞,四个现代化还能不能实现?人民是否还会积极响应?就不好说了。”

“我想也是如此。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具体实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其中关键的因素还是一个领袖和舵手的问题。至于人民是健忘的,好事的人,想浑水摸鱼,乱世出英雄的人多的是。我们在这次吃了一个哑巴亏,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参与了。但是等七,八年后,新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又会慷慨激昂地响应英明领袖的号召,继续走我们走过的老路。以后的事情,恐怕只有天知道了?”王勇摊开双手,做了一个鬼脸。

“你们就不要咸吃萝卜,淡操心了吧!还是多化一点功夫去思考,我们怎么做,才能真正摆脱困境?早日退出文化大革命。我现在是什么也不想管,不想听,只要不搞到我们的头上,他们尽管升官,发财,做老爷去。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国家大事,我们管得着,管得了吗?难道我们吃的亏,上的当,还不够多吗?”黄桂芳说。

在阳历年后,从上海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工作人员中,不经意的传出了一些消息。留守学校的翟静怡和张均尧,从工总司有关熟人处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们马上打电话,简要地转告了在码头上工作的范明和黄桂芳,并建议尽快召开“同心干”的全体会议。

由于以复旦大学生组织孙悟空为首的炮打张春桥举动和各种小道消息的传出,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也成了街头小巷的议论话题。张春桥为了自己能够从这些问题中开脱出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内部高层干部会议上,曾经出面作过一些解释。张春桥的这些说词,大致是这样的。当时是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日军步步逼进,华北一带各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奉命,在撤退前处决所有关押的共产党人。为了保存这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党中央通过在国民党各省政府和军队中工作的地下党员,与各省军政当局达成了一个默契,即只要这些在监狱里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在“悔过书”上签个名,使他们能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一个说法和交待,他们就可以配合放人。

张春桥说明,要这些被捕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在“悔过书”上签名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是通过当时负责党务组织工作的张闻天具体执行的。范明,王勇和黄桂芳一起合计,按照时间推算,当时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负责人正是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人。张春桥所说的这份中央决定在时间上与十个月前党中央决议,批判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材料上,“悔过书”的签字时间完全能够吻合。这就充分证明了,当时被国民党各地方政府逮捕关押在监狱的薄一波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是为了服从党中央的决定,保存革命力量,领导全面抗战,才在“悔过书”上签字的。

既然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式发展的急迫需要,同时考虑珍惜这些在狱中等待被处决领导干部的生命,避免无谓牺牲,做出的组织决定,那么他们的签字,就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背叛革命,更不表示他们有任何的叛变和出卖组织,出卖战友的行为。正是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做出的决定,所以这些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刚出狱,就能够再次回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并处于领导岗位。直到文革前,他们一直在担任着党,政,军的重要职务,没有因为“签过字”的问题,而受到过历来的政审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也就好解释了。这也能间接证明了,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完全可能是一种政治诬陷,也是不可信的。

谁能料到,到了二十几年后,为了打倒刘少奇和那些所谓追随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干部和在各省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居然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又拿出了这些铁证如山的“悔过书”作为依据,把那些当年服从了党中央决定,在“悔过书”上签了字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都打成了叛徒,企图置他们于死地。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冤案!简直是太荒唐的千古奇冤。

当年的党中央,要他们签字的决策者,至少有当事人毛主席,周恩来和张闻天还在,他们应该是最清楚这件事的。现在张闻天靠边站,说了话也不好使了。难道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在1967年3月16日发出这两份有关“叛徒材料”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知道?否则,伟大领袖怎么会允许中央文革这些人,拿着这些老干部当年的签字作为依据,把他们打成叛徒,置于死地呢?同样在“悔过书”上签了字的张春桥,因为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却仍然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理论家,这是什么逻辑?

正是这两份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的叛徒材料的中央决定,消除了“同心干”的成员对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疑虑,使他们更深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很不幸地参与和看到了这场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手策划和一手主导的血迹斑斑的权力再分配游戏。张春桥是为了给自己的“叛徒”罪名解套,无意中曝露了自己参与作恶的马脚,也同时事与愿违,间接的透露了这么一宗惨绝人寰的千古奇冤。这个消息太惊人,太不可思议了,事实的真相,居然是如此的丑陋不堪。听到了这些经过证实的消息,他们三人只觉得热血直冲脑门,嗡嗡作响,气都有一些喘不过来。

“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可以不择手段?中央文革真的就是这么干革命的?怪不得复旦大学孙悟空组织和陆方芳等人会不顾一切地发起炮打张春桥!遗憾的是现在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已经巩固,群众运动阶段已经过去了。有毛主席的支持,恐怕任谁也动不了他们了。你们认为,翟静怡和张均尧建议临时召集的全体会议,还有没有必要召开?”黄桂芳问道。

“一将成名万骨枯,成王败寇,历来如此。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想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应该出动所有凡是与市革委会和工总司,及其下属机构有联系的人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马上对这些消息再次进行比对核实。翟静怡和张均尧建议临时召集的全体会议,我们不能阻挡。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同心干’其他成员知道事情的真相。”王勇对黄桂芳说道。

“我同意王勇在召集全体会议之前,对这些消息再次开展比对核实的建议。这个消息不是我们首先获得的,我们想封锁,也封锁不了。如果通过私下传来传去,事情可能会弄得更糟糕。黄桂芳的顾虑是对的,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阻止在会议上发生争论,防止我们的成员出现过激的反应,说出过头话。形势的急剧变化,将使我们处在越来越不利的位置。即使在组织内部我们也要小心谨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陆方芳已经很不幸地陷进去了,我们不希望再有人陷入这种危险的状态。”范明说。

“那就这样吧!我们马上组织对这些消息的再次核实,然后一起来掌握好会场的气氛,防止意外的发生。”黄桂芳说道。

在这个为了通报这些惊人的消息,而临时召集的“同心干”全体会议上,当大家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后,整个会场霎时间变得鸦雀无声。这些消息简直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它的内涵是这些思想单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学生所无法接受的,直接动摇到了他们的信仰基础和思维模式。初次听到这些消息的成员都为之动容,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有的女同学甚至流下了眼泪,轻轻地抽泣,哭出了声来。

“你们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就算张春桥说过这些话,也不能证明事情的真相就会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我不相信当年的党中央,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再说即使有这样的决定,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坚决地反对和抵制这种投降主义的错误决定。不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凡是在‘悔过书’上签了字的,就是怕死,就是一种变节,叛变和投降的行为,这难道还有怀疑吗?这跟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投降主义路线有什么差别?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要凝聚一切力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党中央对他们的叛变行为不作追究,是可以理解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些人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然会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和阻力。不同的革命时期,对革命领袖和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在思想道德品德,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为了要反修,防修,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现在把他们当年签过的‘悔过书’,有过变节,投降的事实公布于众,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沉默了片刻,赵拥军提出了他的看法,并试图说服大家。

然而,大多数的“同心干”成员,继续选择了保持沉默。黄桂芳及时阻止了几位打算挺身起来反驳赵拥军观点的同学,说:“我们今天召集的临时会议,目的只是通报消息,并不打算作深入讨论。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可靠的,而且是经过比对核实的。张春桥无意中透漏的天机,太吓人,关系过于重大,我们都需要时间来好好消化这些消息。深入的讨论会只有在我们都真正消化和理解了这些消息后,大家认为有必要时再举行。”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我们都在码头上协助解决大量货船等待卸货和码头货物严重积压的问题。原本认为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支援活动,现在看来货物积压还是很严重。我们全体高三的同学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了,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脱身。学校里的事情只能靠在校的你们大家,一起来协助翟静怡和张均尧坚守了。现在党的九大很快就要召开了,看来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学校里在搞着复课闹革命,你们配合好工宣队和学校革委会就是了。一般如果没有重大消息要通报,就没有必要再召开全体会议。”

范明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现阶段,我们建议你们尽量不要搞敏感的政治议题的讨论会,也不要组织和参与任何大型的政治活动。估计等到党的九大开完后,就应该会有新的中央精神传达下来。到了那时候,我们认真领会了中央精神后再组织讨论也为时不迟。”

责任编辑: wenxue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4 -2005 [生活特区] - 文学专栏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Radiance Article Version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