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报道》“新闻摘要”2003年8月4日，China News Net, http://ssy3.com/mlcool/ 第325期；《中国MPA社区论坛》http://www.chinampa.cn/bbs/index.asp， 2003－8－5;《MPA中国站之明日论坛》http://www.minyu.net/cgi-bin/bbs3000/， 2004-10-18;《自由世界Freewourd》《八马中国》国内新闻，http://www.8-ma.com/，2007－7－8.
联合早报在七月十三日登出了上海特派员李永乐对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的专题采访《北京像哑铃，上海如橄榄，轨道外的思考者：朱学勤》。李永乐在介绍朱学勤时特别强调，他“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者，他没有一头钻进五千年的文化窄胡同而拔不出来，相反地，他博古通今，洞察时局，经常发出很有见地的独立言论。与当今习惯在‘主旋律’下思考问题，服从一个共同框架而发表见解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朱学勤从另一个高度和层次，进行高度思考的痕迹，相对而言是突出而明显的，他甚至直言时政，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见，心灵自由地站在轨道外，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创作。”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李永乐刻意强调的“独立言论”与习惯在“主旋律”下思考问题的划线，和“直言时政，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见，心灵自由地站在轨道外，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创作“服从一个共同框架而发表见解”的区隔。问题是，是否有作这样划线的必要？作为一个执笔的文人，尤其是多产的学者，名人，朱学勤已发表的文章和论著已经把他的立场，观点和原则，甚至内心世界和人品表露无遗。值得思考的是，在对他的介绍中，强调这样的区隔的意义何在？这种人为的，刻意的“轨道里”和“轨道外”的区隔和撇清，与事实是否符合？除了广告式的包装宣传效果和扩大被介绍者的知名度以外，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对于学者本身的施展抱负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扩大，西方的各种“主义”都包容兼收，再次引进到了中国。杨曾宪在《我们怎样遏制“学术泡沫”》的访谈中指出，“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著上寻出路，像国人编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总数已大大超过西方本土。”朱学勤和一些自称是在发表着“独立言论”的理论大家，一般都是在国内的大学任教，或是国家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者,在体制内担任着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教授和研究员的职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按照大学和研究所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开设的课程和确定的研究方向，从事西方现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介绍者。在改革开放中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发表一些高见，而不是任何标新立异，与政府针锋相对的新理论的倡导者，或开拓者。他们的著作和论文都是在国内通过“正常轨道” 畅通无阻地发表和出版的。因此，如果就凭着他们在国内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直言时政，提出了一些政治改革的意见，硬性把他们划到“轨道外”，恐怕从体制和政策层面讲都是很难说得通的。
再从思想层面上，或从心灵自由角度讲，朱学勤说，“作为一个要求改革开放的人，我希望改革开放是有序的，而不是混乱的，是理性的，而不是暴力的，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这样就是对老百姓有利。我们以百姓苍生为念，希望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子，而不应该图自己观念上的满足，性格上的痛快”。所以，即使是畅所欲言，朱学勤也希望改革的路子是理性、渐进、和平，这是一种慢，这种慢是健康的、是必须的。但另一种慢是来自官员的保守，体制的臃肿，对于这种慢，朱学勤则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现在的官员，不是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是务实的技术官僚，考虑问题是把实际功效放在第一位，不是以意识形态为首要。“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们是明白人，不是糊涂人。所以你和他私下交流，会觉得差距非常小，他们在操盘的时候，有一些慢是合理的，是他们的局限性，更正确地说，不是个人的局限性，而是体制的局限性。”
从他的这些言论看，被某些人吹捧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掌门大师兄”的朱学勤，与中国新一代党政领导人的治国思想理念是相当接近的，步调也是一致的，合拍的。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之际，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加强党的“三个代表”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强调亲民，爱民，强化法制和高官责任制，加大反贪力度，正是中国新一代党政领导人主政的基调。
在《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录》中谈论到知识界内部的反思时，朱学勤认为，“如果我们反思的结果，是认识到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流话语有偏差，那么这一认识并不意味着整个20世纪的民族苦难，就该由知识分子话语来负担。”他批判了“认为知识分子无所作为，只能听任经济发展，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民主自然会来临。”的想法，指出“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配有知识分子的不断抗争和启蒙，民主才能逐步实现。”。同时他也认为“我们再也不能人为地制造革命，这是从第一种反思中能够提出的较健康的结论。”朱学勤在《“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一文中写道，“如此时代，只能以社会代价为念，动心忍性，不间断地批判，不间断地提醒。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改革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改革。”他讲的就是要以批判和提醒的方式做好新一代党政领导班子的“高参”和监督者，而不是在轨道外另起炉灶对着干的意思。
朱学勤在1999年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中的 “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的对谈中，提出“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的政见。他认为文人在野，技术官僚在朝，或者是现实主义在朝，理想主义在野，这个态势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对于他的这个政见本人将另作点评，不过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党政新领导班子是“工程师治国”这种说法的一种辩解和护航。综合以上他的这些言论说明，朱学勤对中国新一代领导班子的务实作风是相当看好的，对改革开放是深具信心的。因此，就是从思想层面上，或从心灵自由角度讲，朱学勤也不在“轨道外”。
既然，无论从体制和政策层面讲，还是从心灵自由角度讲，把朱学勤硬性划到“轨道外”都是不合理的，按照朱学勤已经表达的思想，他本人恐怕都不会同意，为什么还会有人这么热衷地这样做呢？而且，近些年有不少在中国高等学府和研究机关任职的文人和刚取得学位的年轻学子，也在纷纷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自我标榜，或互相吹捧是某学派的代表，某理论的战士，是“独立作家”和“独立言论”者，挟洋人自重，或搬弄古人炒作起来，试图与“共同框架”和“主旋律”撇清关系。以这种自我标榜，互相吹捧，抬轿子，贴标签的宣传手法，或者以敢爱，敢恨，敢骂，敢撒野的姿态与执政当局划清界限，以示清高，达到迅速窜红，一举成名，在中国的文坛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
在日渐发达的商业社会，成名能够带来的实质性好处，诱惑实在太大了。文人一旦成了社会名人，不但可以从工作单位轻易获得加薪，职称晋级，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教授，从出版社获得待遇丰厚的稿约，书稿不断地获得出版，还可以成为新闻的卖点和媒体的宠儿。这些都不是按照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常规途径和正常渠道所能够得到的，足以使他们的前辈和导师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搞不懂的。再说，这些自称是“轨道外”的骂家，和自我标榜的“独立作家”和“独立言论”者的存在本身，也是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作为文化点缀的需要，对执政当局只会带来显示了社会文明，开放，言论自由和政策的宽大，包容的好处，而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意挨的社会产物。“轨道里”和“轨道外”的刻意划线和撇清，不但反映出为了追求新闻的商业价值和卖点，对知识分子的刻意包装，形象设计的一种需求，也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在五彩缤纷的商业社会面对各种诱惑的一种困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试想，当一个当代名医面对着满街穿戴华丽，精心包装的“江湖郎中”和假药，最后，为了也能分到一杯羹，自己也不得不穿上了“江湖郎中”的套装，又能作何感想？这种为了追求宣传效果和新闻卖点的刻意包装和撇清关系，能鱼目混珠，为知识贩子和政治投机者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刻意贴标签，作宣传的做法却也能搅浑了一池子清水，使真正做学问的研究工作者和关心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者被污水所淹没，吞噬掉，真正的学术，同时也使有志在改革中施展抱负的学者本身，面临额外的阻力和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