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章发表于《中国研究》2002/7（3），第640期，Studia Sinica ISSN 1424-4373，2002－7－30；《智识学术网》知识论坛，http://www.zisi.net/bbs/，2002－8－13；《在韩中国留学生联合会》，http://csaik.com/cn_bbs/，2003－12－28；《智识论坛》，http://www.zisi.net/，2005-4-28 ；《数字中国》，http://www.china001.com/，20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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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在网络政治理论学术杂志和期刊上已经见得不少了。一般都认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腐朽的，反动的，没落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打破了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是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过渡阶段。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
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走在前列的几个西欧国家工业化过程，资本运作，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作了系统分析和研究以后产生的一种美好学说。它是基于对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限于当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如何才能达到人类理想社会？即他们预计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腐朽的，反动的，没落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会通过由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消灭阶级，国家也走向消亡，再由科学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对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阶级，不分种族，没有战争，没有国界，人人享有平等，自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提出了一种计划性的描述和绘制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草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杰出贡献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他们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只能说是对如何实现理想社会的一种假设，需要得到社会实践的验证和对后续资本主义发展深入研究成果的补充，修正和肯定。
现在，以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极度专制的计划经济和威权统治，寡头政治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所有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被彻底抛弃了。不管是在北朝鲜子承父业的金正日，还是古巴老牌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也同样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而在力图求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坚强堡垒”在一心向往全盘西化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的拉扯下瓦解了。东欧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被人民纷纷推翻，那些曾经是不可一世，无比崇高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们不是被杀，就是进了监狱。反观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拼杀，在幸存下来的领袖邓小平的带领下，舍弃了一切冠冕堂皇，使人眼花缭乱“伟大理论”，采用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返璞归真，还真的闯出了一条中国自己可以走的路。
回顾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以后三十年中搞的一系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波澜壮阔的群众斗群众。从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城市中的工商业改造，反右斗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继续革命，一年一小“斗”，三年一大“斗”，“隔个七，八年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斗到千家万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斗到国民经济一穷二白，斗到“革命领袖们”纷纷中箭落马，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斗到“伟大领袖”自己也寿终正寝，直到邓小平站出来说，不可以再斗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才停了下来。这是否可以反过来证明，那些创造性地发展了的“伟大理论”，“崇高思想”已经完全脱离了“科学共产主义”建设人类“理想社会”的本意，真是祸害不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再好的理论，再伟大的理想，如果达不到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富裕起来，并享受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公民的权力，这样的理论和理想只能是谬论和空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误导。
再来考虑，在最近走来的二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到底走的是什么道路？搞的是什么主义？用的是什么理论？记得在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在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就重申过中国建国初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说法，只是当时的人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对标语，口号，政治理论都已经麻木了，对什么也不信，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民只信谁能给他们带来温饱，谁能领着他们走向小康生活，谁能带给他们希望？形成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政策的强大支持力量。有人说邓小平理论的特点就是没有理论，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本人认为，正是邓小平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即不管你搞的是什么主义？什么理论？总要让人民吃上饭，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日子过得下去，对过上好日子有盼头。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华而不实”的理论和主义再叫下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再斗下去，中国就要亡党亡国了。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堵住了处于信仰危机中的改革者和卫道士们两边的口，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却是脚踏实地地把中国带回了在中国革命中和建国初期一再提倡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张和政策。
避开了在理论上与当时自认为“正统的马列主义者”的纠缠不清和正面对抗，充分利用了他作为老一代革命家的威望，在具体政策上解禁，松绑，这正是邓小平的高明处。他潜移默化地把经济政策回归到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方向，把在文革中被批判成叛徒，内奸，工贼，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为首，过去一起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建设政策，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发展城市工商业，鼓励民族工业发展，坚持国营和民营两条腿走路方针，都转化为了实际行动。从表面上看，他是只追求了实际效果，但是他让人民得到了实惠，看到了希望，使政府得回了民心。不讲理论，少讲主义，并不等于没有理论，没有主义。许多事情在当时是做得，讲不得。就如，客车一直在崎岖的盘山羊肠小道上摇晃颠簸着，车厢里的乘客各有一套如何攀登伟大高峰，想入非非的“正统理论”，要与他们讨论是否应该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会引起一场大争吵，甚至有闹到翻车的危险，何必呢？既然自己认得路，控制着方向盘，把客车先开到一条平坦的大道上，让老百姓能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是祸是福就让乘客自己去评说吧。
局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见邓小平这一路走得很辛苦，摸着石头过河正是他内心的写照。从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党中央主席，这几个能载入史册的职位，可见他从来没指望过名留青史，反而作好的是再次被打倒，“遗臭万年”的准备。平心而论，在邓小平一生中他做过不少错事，但是他挽救了在文革中被搞得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避免了中国再一次陷入“和平演变”和反演变，全盘西化和反西化，民主和反民主，这些政治概念上的拼杀和争斗，带来了二十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繁荣，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趋势，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的大方向。千秋功过，历史自会有个公平的评说，至少邓小平有不断修正错误的大智大勇，不愧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领袖，能忍辱负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说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应该回顾一下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该文虽然难免有宣传鼓动的成分，但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在野党根据地领袖，讲得还是比较客观，没有那份大权在握的霸气和帝王般为所欲为的随意。他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时，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这里他说得对极了，在革命胜利后他主政的三十年中把中国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大熔炉，其中最缺乏的恐怕正是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
在他的文章中说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时，毛泽东认为，“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不过“ 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在文章中，毛主席开诚布公地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问题在于发生在封建落后以农业为主体的俄国的十月革命，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被斯大林凭空跳跃式地提高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斯大林诡辩地，用以俄国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取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它的序言中一再提到的，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这个似是而非的名词作为过渡，完成了把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偷梁换柱，套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外衣。遗憾的是，一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少数革命领袖根据他们的信仰，或革命宣传的方便，可以随意改变的。这种偷天换日，偷梁换柱的伎俩正是造成以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极度专制的计划经济和威权统治，寡头政治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巨大灾难的最原始的出发点。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农民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无可否认，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成份还是失去了土地，被迫起来革命的贫苦农民。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理论”，马上也同样地把他所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改称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把十月革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上改头换面，称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这种客观的事实也不是少数领袖人物因为接受了斯大林的理论所能改变的。所谓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被视作是一种鼓动革命，组成相互支持的革命联盟和宣传的策略。
在论述到他命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十分敏锐地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可见毛泽东当时还是把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作为最重要的宣传口号和奋斗目标，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本人也就当仁不让地由一个农民革命领袖，把自己跃升，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在同一篇《新民主主义论》文章里，在他后来谈到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时，毛泽东还是作了比较客观的说明，即“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他又说，“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鉴于当时的中国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近代工业工人阶级的力量十分有限，在城市中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军阀势力十分强大，革命依靠城市暴动是走不通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主要还是依靠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了农民战争取得的。
在谈论到国体问题时，他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可见，毛泽东在当时只是企图以中国革命的主导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自居，但是还是比较客观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是在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样的一种过渡的形式。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因为由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要加入，并主导这个政府。也就是说，用称呼新的民主主义来取代旧的民主主义是为了解决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策略需要，而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和革命的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
虽然毛泽东说是要与在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相区别，但是他对“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或是故意模糊了，俄国十月革命推翻的是沙皇封建统治下的一个农业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而不是个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完全采取了盲从的态度，这也就为他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旦大权在握就立刻丢弃了在革命中一再宣扬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抛弃了“实施民主政治”，跳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直接不顾一切地强行进入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时，他重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说明只要不操纵国民生计，发展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只有改变了“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状况，中国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方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没有什么不同，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凡涉及“操纵国民生计”的要害部门也是由“国家经营管理”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说，“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结果是，建国后在他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不但打倒了地主，也打倒了富农。刚搞完土地改革，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又搞合作化运动，间接地“没收”了农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实质上变成了“耕者没有田”，吃起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
在驳“左”倾空谈主义的章节，毛泽东说，“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也不可能。”，“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在革命成功，建国后他食了言，凭着空想他就是走了“左”倾空谈主义的路，做了“毕其功于一役”，完全忘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说法，不顾一切地跳过了新民主主义，即跳过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直接走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事实证明，毛泽东把他当时提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施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只是作为搞统一战线，争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为推翻国民党蒋介石腐败无能的封建官僚买办统治，争取各阶级和社会团体支持的一种斗争策略和宣传工具，从来就没有打算真正实行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但愚弄了党外的，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的“同路人”，也欺骗了后来被他打成了“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亲密战友们。凡是照着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方针做的都被打倒了，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经过了三十年的瞎折腾，还是邓小平把车子开回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老路，使中国回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的“新民主主义”与本文现在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里的“新”是指时代不同了，经过了建国以后五十来年的社会变迁，中国再也不是当年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成了一个独立自主，有了相当工业基础的世界大国。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社会还是相当落后，距离发达的资本主义还有至少三，四十年的差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的“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状况尚未真正改变。他所提到的新民主主义奋斗目标，“耕者有其田”，“实施民主政治”和赶上工业先进国家，至今尚未做到。因此，虽然时代不同了，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搞了这么些年，不能再搞下去了，“社会主义”的称号虽然已经被用习惯了，但必须被重新定义和规范。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既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又要达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目标，按照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经过过去三十年的斗来斗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权力和财产的一次又一次的再分配和生物学的世代交替，已经面目全非了。中国的八亿农民，不管过去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还是中农，贫下中农，雇农出身的，都成了一贫如洗的“弱势群体”。农村至今还是维持着，“包产到户”，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中国有上亿“近代工业工人”，不管是在毛泽东时代当了三十年的国家“名义主人”和“领导阶级”出身的，还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因为经济改革，“铁饭碗”的打破，国营和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并购，倒闭，裁员，下岗，再次沦落成了城市中收入最低，或依靠着微薄的下岗工资，退休工资，勉强度日的社会“弱势群体”。
只有那些在权力和财产的一次又一次的再分配中，依靠自己手中的，或父母手中的权力，或聪明地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有利条件和政策的漏洞，对国有资产进行了疯狂的瓜分和侵占，以致迅速发财致富，形成了在中国社会上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的私人企业迅速崛起和大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商品生产和市场。由掌握了现代的科技开发，企业管理，资本运作，产品销售，人事管理，财务核算，风险评估的各种技术和管理人才，形成了辅助中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的从打工皇帝到公关小姐的“白领”阶层。现在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党政军官员，既得利益特权集团，外资企业主，私营企业主和白领“社会精英”在共同主宰着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运作。很不幸的也正是因为在八十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实行毛泽东当年论述新民主主义时，强调所必须实施的“民主政治”。由于人治社会的不正常运作，使中国已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均国家行列。贫富差异，“弱势群体”的贫困潦倒和孤立无助，已成了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发表了“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明确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定位，在意识形态上要代表“先进文化”的性质和代表“先进生产力”，担当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是使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一种比较理想化的说法，是好的都有了，也保留了很大的模糊回旋空间，至少要比六十年代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要高明了很多。不过，困难在于说起来容易，行起来难度极大。任何一种理论和说法都无法回避，当前占社会人口少数的，或极少数的既得利益强势集团和人口占多数的，或极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弱势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政治权力，社会财富分配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一种理论和说法都无法回避，被人民深恶痛绝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无法无天，等社会弊病，也无法回避处于极端贫穷，孤苦无助的八亿农民和几千万下岗工人，退休工人生活陷入困境的问题。
中国的党政军领导核心实际上无可避免地面临着选边的抉择，是继续维持人治社会，维护由人治社会在经济发展中派生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舍弃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一直依靠的工农大众；还是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限制既得利益集团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和贪得无厌的经济利益追求，保护和妥善处理好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在坚持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工农大众的利益，使他们拥有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力和社会福利保障，受到法律保护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国会殿堂能发出他们的呼声，在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财富中能分享一份应得的好处。如果领导核心选择的是前者，中国的贫富差异将日益加剧，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冲突将逐步升级，中国将面临再一次的革命和社会动荡。如果选择的是后者，把党政军的职能都置于法律规范下，民主监督下，实施民主政治，政府将可以按照法律保障工农大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阻止对仍然十分庞大的国有资产的继续侵占和瓜分，缓和社会冲突，达到长治久安。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直接面临，拖延不得，而且无法回避的紧迫问题。
不必回避，从过去毛泽东时代过来的共产党人观点看，这两者都不是好的选择。前者是资本主义独裁专制统治的做法，后者是坚持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做法，但是后者与前者有天壤之别，民主政治正是在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结晶。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胜利后都是再次建立了封建王朝。在1949年中国农民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不想重蹈覆辙，更要跳过资本主义，一步跨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意孤行推行他那“诗情画意”的乌托邦建设。为了防止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他曾经采用的是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即劫富济贫，不断革命。结果是除了那些“革命干部”们，能严格按照干部级别享用特权以外，在全国搞平均主义，谁也富不起来，文革更把国民经济也给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倒是真的，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的阶级确实被消灭了，大家都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动机和效果完全逆向操作的最坏典范。成天的开大会，搞运动，闹斗争，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集国家资本搞工业化运动，停止了市场运作，国民经济无法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这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大锅饭式的农业共产主义，决不是在搞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目前存在的强势既得利益特权集团正是毛泽东时代人治社会的衍生物，他们只是“理所当然”地把在毛泽东时代就具有的对国家资本的管理和使用权，在经济改革中通过逐步侵蚀，掠夺和转化为了占有权，即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从毛泽东时代国家资本的名义托管者，实际掌握和控制人的身份，转化为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国家资产的直接拥有者，在毫无监督和制衡机制的人治社会是轻而易举的，实际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只是脱下了一件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身的外衣，换上了新装而已。
革命战争，政治和路线斗争，群众造反运动，对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是有效的手段，对于实施民主政治却毫无建树，对于经济建设成效不大，对于国家体制建设更是毫无进展。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公正，有利于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新世界，需要的是充分尊重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力，设立一个民主的选举体系，需要细致，周到，理性，科学地建立一个好的国家行政管理，预算审核和监督体制，需要通过立法，严格的执法，公正和公平的司法体系来实现。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既然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那么参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吸收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按照中国的国情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法规，是顺应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做法。必须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尽快地制止特权利益集团毫无节制的权力欲望和贪得无厌的利益追求，兼顾和保障工农大众和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缓和社会冲突，达到长治久安。只有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方面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变落后的局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建设任务才是压倒一切的。其他的高谈阔论式的意识形态争论都必须暂时放到次要地位，或仅限于学术理论研究的范围内。
至于到中国在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达到，或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后的发展方向，则要取决于该时人民的意愿。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社会和经济学者，教授，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这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完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资本主义一百几十年发展的深入研究，必须完成对从法国的巴黎公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到衰败的科学总结。他们所表达的新时期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他们所绘制的社会发展未来的蓝图，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否能被社会大多数公民所认同和接受？必须通过全体公民的民主投票，就国家的前途和发展方向做出决定，而决非由少数政客，“革命党人”，靠暴力革命和压制民主来强行推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