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哲学\文化\政治类电子学术刊物『鹰翔』总第95期，出版日期:2002年3月29日，并连载于『自由的思想』网站；《紫丁香社区》精华区文章阅读，http://www.lilacbbs.com/，2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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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会期间，朱总理坦率承认，中国目前确实存在“人民贫富悬殊在扩大”的两极分化现象，并且表示，他感到“最头痛”的就是8亿农民如何增加收入的问题。他强调“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他表示，提高农民购买力是扩大和培育内需的十分重要方面，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针对农民负担过重这一老大难问题，朱总理表示，“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今年将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范围。有专家指出，由于近几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农村的劳动生产力也没有提高，而农村的人口却在增加，这使得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甚至收入减少。而且，地方政府加诸农民身上的各种收费，也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民怨很大。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是要把目前农民需要交纳的各种税费统一为农业税，以遏止普遍存在的基层官员对农民乱收费的现象。
朱总理认为，最根本的措施是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中国现在的粮食已经供过于求，农产品越来越多，价格上不去，农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不起来。他也说，虽然“头痛”，这个问题还是会得到解决的，因为中国现在粮食库存有5000亿斤，可以“开仓济贫”，可以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政策，使农民的收入渐渐地得到增加。此外，中国政府也在实行农村费改税的政策，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的收入会增加起来。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据说朱总理曾经被打成右派，有被迫在劳改农场接受长期劳动改造的经历，估计要他忘记中国的农民问题也难。
当然，这些专家们和朱总理所讲的政策，也许会使农民的负担稍有减轻，收入略有增加。说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有具体的配套措施，更要依靠市场调节的机制，并不是光靠长官意志能解决的。在位与不在位，无论在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所处立场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本人看来“税费改革”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经济措施之一。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在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产品的质和量，强化农业初级产品的深加工，增加其附加值，简化市场销售流通过程，达到最大市场价值的实现。此两者都停留在经济上，志在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如果不是致力于寻求法律制度面的解决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非治本之策。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触及到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在如何应对中国加入世贸WTO后的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市场竞争方面更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就目前作为当务之急，要解决的还是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停止一切不合法掠夺和压制农民的政府行为，让农民有喘息，农村有修身养息的机会，让农业生产和农村市场有再造的机会。强调得最多的农业问题，就是最不受重视的盲点，也就是只想索取，而不打算投入的死角。如果真正要想解决中国旷日持久的农民问题涉及到的是政府对农村，对农民的基本国策原则性调整问题，必须要从民主和法治的角度来分析和理清问题所在。在政府体制和政府对整个农村的政策如果不作重大改变，中国的农民问题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善。这也就是尊敬的刘时平教授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么些年，迟迟不能落笔的真正原因（见《悼念一生追求真理的马列主义学者刘时平教授逝世六周年》发表在网刊“马克思主义研究总20期”）。
农民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简而言之是管他们的“婆婆”（父母官）多如牛毛，个个都说了算，可以无法无天，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上级指示，而且不必负任何法律责任。事实是只有农民说了不算，却要承担所有后果。这些“婆婆”压得农民直不起腰，无法呼吸，农民也实在供养不起他们。农民的基本权力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能在痛苦中默默承受。这些“婆婆”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基本利益，直接威胁到了农民的生存权，已经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本人只是一介书生，唯一能为农民做的只有向社会发出，请放农民一条生路的呼吁！因为我曾经也是他们的一份子，与黄土地混成一体，是兜里揣着一张“农业户口”的农民。说来还得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果不是他的上山下乡，支农支边政策，我这个出生和成长在上海市的当年知识青年，怎么能了解中国农民的纯朴和奉献精神？感受到作为一个农民的辛劳和无奈？体会到与泥土一起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的困苦和艰难？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为推翻满清政府，反封建，反帝，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提供了他们的优秀子弟，组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暴动建立起了革命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是依靠了由农民组成的血肉长城。通向革命胜利的大道是用农民们最优秀子弟的累累尸骨堆积铺成的。中国农民以他们的宽广胸怀，默默奉献着，无怨无悔。
解放和建国已经超过52年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叫了这么些年，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一直被挂在国家领导人的嘴上，标语一直被贴在墙上。要问起在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们富起来，在这几个方面，政府到底有过什么有效的政策？做过什么具体有意义的工作？就很难说得上。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放“卫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农业学大寨造梯田，错！错！都是错！破坏了生态环境，不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农民只能越来越穷。包产到户只是对错误政策的一个纠正。与社会和政府从农村和农民所索取的相比，在这五十多年来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投入又有多少？在政府官员的眼里，广大农村和农民是什么？是国家财政的提款机，是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是转移经济危机的避风港，是滞销商品的推销地，是征兵的兵源，是发展工业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和后备军，……。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命运。
革命胜利后，中央政府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为地扩大了城乡差别，并在户口管理上挖出了一条使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城镇户口”，“工薪阶层”和“吃返销粮”，或被农民称为“吃官粮”的，成了有别于农民的特殊阶级。当年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沦落为“末等公民”。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想要通过发财致富翻身的任何可能性。农民子女要想翻身，即争取有“城镇户口”，当上“工薪阶层”和吃上“官粮”，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当兵“提干”，或在农村当上干部，拼命巴结上头，先是当个没名没份的小队，大队干部，再是“以工代干”两头跑干部，然后是乡镇干部，这样一级一级向上爬。这份辛酸和痛苦不是“城里人”所能体会的。一旦当上了乡镇干部，补上了缺，为确保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特殊地位”和“优越性”，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方面是拼命巴结，坚决彻底，甚至变本加厉，对所管辖下的农民更为藐视。归根结底这到底是谁的错？
建国后，五十年代初期，清理城市户口，在城市打工的农村户口人员都被赶回了农村。1959年经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举三面红旗，搞得经济萧条，生活物资紧张，城里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都被赶到了农村，说是接受改造。六十年代初开始，凡是城里按排不了的待业年轻就支农支边。文革后，经济大衰退，大批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支农支边，美其名曰接受再教育，如是等等。政府是根据什么法律作出这样决定的？凭什么要农村地区和农民们承担起这样的负担，分了他们的口粮，遭受此无妄之灾？农民们有拒绝的权力吗？
七十年代初期，我在北大荒军垦农场某连担任司务长。一次过年前去讷河农村买鱼，见到家家户户都在往家里挑甜菜渣滓。我以为是在分猪饲料，农民告诉我，这是他们上半年的口粮。我愤怒地责问他们的大队书记，他的回答是他没有一点办法。上一年作计划，上面不准少报，结果歉收了，上面还是要按计划交公粮，一粒也不准少。他们还算好，虽然连种子也没能留下，总算够了。实在交不够的大队，卖了农机具，向各家凑钱买了粮也得交齐，否则就会害了上级，一路遭到罢官。只有先熬过了这一关，让上级好交差，以后再想办法。不管是用借，还是求，也得搞到种子，保证春播。上级估计也不能看着他们没有种子下地。
回连队后，我与一位当年解放战争的一级战斗英雄，荣誉军人谈起此事，他告诉了我更为凄惨的经历。他认为我是从大城市来的，当然会无法接受，等见多了也就麻木了。在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北大荒收成也很差，征收公粮不减。粮食都收去了，用杂食，饲料，糠菜熬了几个月，眼看着都已经挺不住了，向政府求助无望。大队书记，队长，这些当年的荣誉军人，残废军人，土改老干部，出于无奈，只能带了村民，妇女，老幼向农场粮库夺粮。虽然如果保不住粮库自己也得饿死，他们怎么能忍心向老乡们身上开枪？结果是农场的场长和书记都被撤了职，政府调来了军队镇压“暴民”。他告诉我，就是我去的那个大队，走在最前面的大队书记和队长都被打死了，真惨啊，哭声震天哪！那位被打死的老书记，在当年打四平没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下，因为受了重伤，没有能跟着他们南下。光就他家就活活饿死了老小三口。上面不准为他立墓碑，那坚强的老嫂子没有钱为他们买棺木下葬，索性就把他们四人的死尸埋在他家门前的四棵树下。
我问他，这可是人民政府啊！农民的命就真是那么贱吗？他只是叹了一口气说，死了人只用在名册中划掉就是了，与杀了一头牛，杀一口猪，在报表上减去数字没什么差别。农民只是贱命一条，农民真是很苦啊！我当时就在想，是啊，象当年安徽省委书记李保华，为了救灾民，先斩后奏，冒死下令打开国库，粮仓，用以赈灾，能有几人？作为中央特派工作组负责人，甘心被李保华软禁，承担失察罪过，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让李保华开粮仓放粮，能成全其舍身求仁，建立千秋功德，聪明如邓小平的，历史上又能有几人？
中国的农民在解放后，曾经有过两次试图放开手脚为自己的利益努力过。第一次是在刚解放后的农村土改，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农民终于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然而，枪打出头鸟，想发财致富走在前面的农民，成了“新富农”，“阶级敌人”，原来政府根本就不想让农民富起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热闹了一阵，结果农民发现非但是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了，包括土地使用权都被剥夺了。农民们还必须承担起放“卫星”，吃大锅饭带来的贫穷和饥饿的后果。对被套在脖子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枷索，农民不得不认命。一张“农业户口”把农民拴在连名义上都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寸步难行。文革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起步，是从农民希望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开始的。农村中被人民公社，农业共产主义乌托邦长期压抑的生产力和农民们奔向好生活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农村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农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手从四面八方伸了过来，农村成了取之不尽的聚宝盆。现在掏干了，枯竭了，政府说“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开仓济贫”。
按现有的政府官僚体制，作为“人民的父母官”把农民当成了“阿斗”和“财神爷”，管得实在太宽。为了显示其精明，事无巨细都要插手。为了显示其办事的魄力，上面当官的每一项任务都要下面有专人负责，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上面有指示，下面要层层落实，结果必然是编制越来越大。尤其是地，市，县，及其以下的乡镇机关还越来越臃肿，庞大。这些庞大的乡镇一级官僚衙门代表的就是党，代表的就是法，造成了对农民最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干扰，也成了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最大障碍。
人大的叶大年委员到贵州山区考察后提出，“义务教育实施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文盲？”，“一方面是全社会存在着大量奢侈浪费现象，一方面是8500万人竟然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以本人看，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政府对农村的教育经费拨款是否得到了保证，是否落实？为什么农村教育经费普遍存在被挪用，农村教师工资被扣发等违法乱纪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惩处？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力被剥夺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有法也不依，没有立法的当然更是任凭处置了。说到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农民的子女。
雪泥在“自由的思想”网刊上发表了一篇“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的好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许多当前在农村地区存在的实际问题。长期以来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剧烈分割，使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一跌再跌。农产品附加值过低，农产品市场不成熟，农业的初级产品出现过剩，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甚至出现大幅度滑坡的现象。一些城市对打工的农民筑起了壁垒问题。农业频繁受到非旱即涝的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问题。来自于上级分配、下达给乡镇的财税指标过高，任务过重，超过了乡镇所拥有的实际财力问题。有的乡镇上报的财政收入数额，竟然在一两年之内就翻了一番（其中有为保乌纱帽而杀鸡取卵的，也有为创造政绩而虚报浮夸的），而实际上又没有这么大的财力。普遍出现按人头和田亩平摊农业特产税的现象，是因为如果据实征收根本无法完成上面摊派的任务。一些乡镇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财税任务，严重干涉农民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对后果又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问题，如是等等。
雪泥在文章中也指出，对于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乡镇领导们也是一肚子苦衷，如果完不成财税上交任务，乌纱帽就要保不住。过度征收，必然会加重农民负担，出了事，上面追究下来仍然要受党纪政纪处分，总之是两头都难讨好。县一级政府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乡镇是最末一级的基层政府，由财税体制、收支矛盾和人员压力等因素引发的各类问题交织在一起，经过省、市、县层层加码和推波助澜，最后都通过行政渠道集中到乡镇这一级而爆发出来，乡镇党委、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承受到的压力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些年过去了，看来过去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问题，并没有随着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的改制而解决，有些问题反而随着乡镇机构的臃肿化还加剧了。雪泥认为归根到底这是个政治体制问题，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造成把农民贬为二等公民的问题，是个政治良心问题。本人认为，重要的是农民对政府官员不合法的经济侵犯和“苛捐杂税”，对政府官员不合法的干扰生产和市场，剥夺农民自主权的行为，对政府官员不合法的剥夺他们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力，对政府官员为营造“政绩”项目，不合法的对各家各户摊派费用和征用劳力的行为，能不能说“不”？农民有没有要求最起码的民主的权力？农民的“公民权力”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些上上下下的政府官员们为什么能这么“无法无天”？是谁给了他们这样毫无制约的“权力”？
如果深入谈到农民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包括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平等的户口制度），农民公民权益的司法保障（平等的发言权，受教育权，选举权和参政权），农民经济利益的维护（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生命财产的保护和不受侵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和农民在生产，经营和销售活动，整个过程的自主权，等方面。这些都是严肃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要靠重新立法，在宪法和法律上体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和公民的平等权力来突破，决不是靠挖疮补肉，施舍一些小恩小惠所能解决的。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太大，也可能在人大也不存在真正能代表农民利益，看透问题，并有能力和敢于为农民利益抗争的代表。到目前为止，至少从新闻报导上，在全国人大还见不到这样的提案。
有人提出在农村不得不成立农民自治的农会来为农民的切身利益作抗争。也很难想象如果那些革命先烈，当年的红军，他们处在现在农民们的相同位置，他们会作何感想？长期恶性循环堆积形成的中国农民问题，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值得一再提醒的是，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已经有了太多的革命，斗争，流血和牺牲，许多问题不是，也不应该靠暴力和破坏来解决的。现在国家经济形势已经有了好转，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强。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消除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根据中新网北京3月19日消息：福州市日前正式出台相关文件，对全市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据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报道，此次福州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划分，实行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实行以居民合法住所、职业、经济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户口迁移落户依据，以准入条件取代进城人口控制指标，实行优化结构的人口政策。
上述报导，虽然在“实行以居民合法住所、职业、经济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户口迁移落户依据，以准入条件取代进城人口控制指标，实行优化结构的人口政策”上还是对农民的进城打工，到城市中图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和条件，起码在“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划分，实行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在填补城乡鸿沟方面漫出了一大步。至少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上见到了一线曙光。
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政策，问题很大，涉及面也很广，需要中央政府对建国以后在农业上的基本国策和农村管理体制作全面的检讨和调整，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对城乡壁垒，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重大错误作出果断的纠正。希望通过立法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停止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对农民们作出不合法的掠夺和干扰行为，政府能逐步有更多的有利于解放农民，让农村修身养息，尊重农村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好政策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