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网刊『马克思主义研究』总20期，出版于200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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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时平老师是本人当年在湖南农学院求学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教研组组长。后来，他又担任过多年的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委讲师团负责人。1996年1月我在新加坡突然接到他儿子的电话，说是他骑自行车在湖南省委大院内，宣传部和家的往返途中突然摔倒，进入昏迷状态，不治身亡。由于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冬季学期刚开学，我正在教两门课无法脱身，而且时间也太紧，只得用电话委托母校，湖南农学院当时的院长，代为在他的追悼会上献上一只花圈以示哀悼。
刘时平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亲密交往过六年，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就算是在85年10月我去了加拿大，我们还是万里外神交的朋友。不过，我确实够糊涂的，从没问过他的年龄，对他的家庭也只是略知一二，对他的生平更知之甚少，只是听说他是北京某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科班出身，毕业就分来了湖南农学院任教，没有调动过。除非我主动告诉他，他也从来不过问我的往事，只是有一次笑着对我说到，听说我的档案材料够厚的，经历相当复杂，但总能突破重围，可喜可贺。在我们密切交往的六年期间，我总共只有去过他家两次，那还是因为下午在省委宣传部他的办公室里谈论得忘了时间，吃了晚饭后还想再继续，总得到家打一个招呼，顺便去的。在我们相处的这些年里，我们唯一共同关心和讨论的是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和经济学议题，陪伴我们的除了书还是书。我真正深刻了解他的，是他的一丝不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的学者风范；善于演讲，善于分析，极强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忍辱负重，真诚待人，高风亮节的个人品格和想为农民，为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做一些事的抱负。
大概是从我大学两年级开始，一直到我留校任教，在他没有调到省委任职前的四到五年期间，除了寒暑假，大多数星期六的晚饭后，我就会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在学校的教授单身宿舍，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一人一杯茶，一盒烟，一堆书，接着上次的议题展开讨论，通宵达旦。直到他提前打好的2只暖瓶开水喝完，天大亮了，他才想到该进城回在医学院的家了，约定了下次的时间，依依不舍告别。在他在省委宣传部任职期间，因为他变得很忙，加上交通不便，我们之间的交流不得不减少，改为不定期的我造访他的办公室。每次我一到，他就尽快按排完工作，我们就开始促膝长谈一直到天完全黑了才告别。回想起来，我们的关系是太清淡了一些，老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如今他走了，我未免深感内疚，当时我对他的关心是太少了一点。说实在，当我们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是个教授，长者，甚至省委的宣传部副部长。在他来说也从来没有分尊卑之想，否则我们的关系就维持不了这么久。我们的心目中唯一考虑的就是如何得到正确的解答。
说到我们俩是如何从一般师生关系，克服了年龄，地位，学历的鸿沟，发展到朋友，甚至超越一般朋友间的相互信任，推心置腹，毫无禁忌，畅所欲言的关系？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在盲目崇拜，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乱的岁月里，这样的友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探索真理就必须抱着怀疑一切的心态，做到百无禁忌，思想上要打破“四项原则”，“学术禁区”，“领袖语录”，等限制。真做到了这样，也可以说是已经把自己的命交到了对方手上，这是一种“过命”的交情。对我来说这是个步步为营，逐步探索的过程。以往的经验教训太惨痛了，心里淌的血还没干，到头来出卖自己的往往是自己最亲密，最信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只知道没用多久，我们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了，不可自拔，尽情地体会和享受着探索真理的乐趣。
本人马列主义理论，经济学，资本论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知识底子，是在上海市大同中学八年中下的狠功夫。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的年代，懂得太多是个莫大的罪过。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避免被打成“反革命”，一些最亲密的同学，听到了风声，赶在我被抄家之前，到家把凡有我字迹的所有书籍，笔记，文稿全部付之一炬，连我拼命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凑够了钱买的《资本论》和一些珍贵藏书也都落了个“毁尸灭迹”。有了理论，加上文革十年动乱的磨炼，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打滚和观察，信仰危机中的思索和论证，使自己的思想逐步成型。走南闯北，经历了审查，平反，升职，辞职，几次上上下下，把什么都看淡了，几乎已达到了“宠辱皆忘”，“百毒不侵”的境界，再加上“闯荡江湖”的经历，组织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社会实践经验，思想更趋成熟。
通过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在湖南带职入了大学，并当选了校学生会主席。只是听学生会高年级同学说到，学校有着这么一位富学五车，才高八斗，讲课时口若悬河，英气逼人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内心甚是不以为然。我带着怀疑的眼光听刘时平教授的课，从不按照他给的上课笔记答题，不时在课后单独时，客客气气地向他提出一些使他头痛的问题。他总是风度翩翩的先肯定了我旁征博引的答案，然后再解释他上课笔记中的答案以示完整性，并能实事求地回答我的难题。多数时候，他会要求我给他时间好好思考后再作出答复。记得我有一次问他：“您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到底了解多少？在谈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时是否太空洞了些？建国已经快有三十年了，我们到底为农民做了些什么？”这一次他改变了以往试图给我答案的做法，愣了一下说：“这也是我关注的问题。这个周六晚上你有时间吗？能否到我宿舍来，我们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之间的正式交往应该是从那次开始的。
记得在那次交谈中，我向他说到了搞外调到辽宁北票西部红石拉子山村，见到当地农民家徒四壁，从远处背土在寸草不长的石头山上讨生活的穷苦困境；说到了湖南华容道山区农民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挣7分钱，许多家穷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极端贫困状态；说到了过阴历年前在号称北大仓的黑龙江讷河农村，因为歉收但上级还是强制要求按计划上缴公粮，连种子都没能留下。村干部在向各家分送轧糖后的甜菜渣作上半年口粮。本人认为不可思议，强行打开三家的仓房，粮袋和锅盖所看到的；说到了在农村，农民必须承担上级的层层摊派，种种“苛捐杂税”的无奈；说到北大荒国营农场经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种种限制因素；说到多次在组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活动中，听到老农民在回忆对比中控诉的竟是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中吃树皮草根，眼看着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我注意到他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深信他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正马列主义学者，一个忧国忧民，血管里奔腾着满腔热血的志士同仁，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个值得尊重和信赖的良师益友。
我问到他：“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反问我：“你认为应该从哪里谈起？”我的回答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谈起，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发生和发展说起，从斯大林建立他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前前后后讨论起。”这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4－5年的周末讨论和探索，和长达16年的思想交流。这也就是当我在写《让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走下革命神坛》一文中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学者们就从来也没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从客观的历史条件，来探讨斯大林主义和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与否？和他所设立的意识形态条条框框的正当性”时，特意加上了“或者公平地讲，是从来没有公开地”字样。这是因为我想到了他，尊敬的刘时平教授。当然，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往往是扮演一个引经据典的“离经叛道”者，他往往是处于一个旁征博引的“卫道士”位置。我是步步紧逼，他是处处设防。没有“帽子”，没有“棍子”，只有理性的，科学的和自由平等的学术探讨。后来我们形成的许多共识，必然是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分不清了。
在我们交往的初期，我估计刘时平教授不是个党员，曾竭力建议他应该努力争取入党。我鼓动他，在现有体制下如果他想真正为老百姓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不想让自己的学识，能力和满腔热血，消耗在年复一年枯燥无味的“八股”教学和毫无出路的研究中，就必须入党。何况中国正在变化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越来越得到尊重，可能会有得到发挥的机会。后来听说他是入党了，并且逐步在湖南政坛活跃起来，甚至担任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一开始就受到重挫，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当时邓小平文革后第一次“出山”，学院党委要刘时平教授在全体教工大会上宣讲中央决议的重大意义。他满腔热忱地演说，并兴奋地预计中国将走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期。然而，没有过了多久，邓小平被“盖了帽”再次下台了。学院党委又对刘时平教授说，上次你的演讲太出色了，现在要“肃清流毒”，别人是做不到的，还是由你来讲。他受尽了委曲，只能硬着头皮，再次上台演讲。在那个周末，当我走进他的教授宿舍，只见他非常沮丧地默默坐着。见到我，他松了一口气说：“你还是来了。”我安慰地回答：“都听说了，不过，你所受到的屈辱如果与韩信的跨下之辱相比，又如何？忍辱负重，才有出头之日。要想以后能多做点事，现在不得不咬紧牙关。”他讲：“你真是这么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我说：“我也只能去演讲，只不过，不会象你那么老老实实，违心地作批判。我会精心准备，只是在开头说明交待一下原因，然后逐渐不动声色地偏离主题，大谈当前存在的，大家关心的其他问题，并穿插大量的幽默笑话，引起听众共鸣，制造气氛，到最后再回到主题，蜻蜓点水。等大家回过味来，演讲已经结束，对领导也可以有了交待。这是在耍滑头，但效果会不一样，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也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众望所归。使用这一招，搞清楚民心所向和自己的政见是否一致最为重要，否则会弄巧成拙。”他勉强地笑了一下说：“你这可是阳奉阴违的绝招，看来以后还会经常碰到。我们继续吧。”
当他知道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青联和学联会议期间，曾代表全国当时43所农林院校到会成员起草并签名集体上书，要求政府改善农林院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四条要求，即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校舍建设，提高供电等级和学生享受师范学院学生同等助学金待遇，后来被中央政府全部采纳，一一兑现的消息，十分高兴。他说：“你抓住了全国农林院校文革后搬迁重建中的主要问题，提了好建议，被全部采用。这证明下情还是能够上达的，我们的国家还是有希望的。”随后，我们认真讨论了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机制，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
在70年代末，第一次县级人民代表直选的过程中，湖南省学潮汹涌，选举活动逐渐被引导走向炮轰各院校党委，推倒湖南省委，抢班夺权的造反斗争，湖南农学院也不例外。本人当时作为学生选区负责人，长沙市东区候选人，经历过文革中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面临这种局面倒是毫不紧张。本人对自己能否选上并不在意，没有包袱，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做好这次民主选举的试验上。在午饭时间，正好学院学生在自发组织竞选宣传集会，本人在上食堂途中被拦下，被要求与其他候选人面对面当面辩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和纠正偏向机会。本人欣然应战，耐心地回答了台上和台下同学们提出的所有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批驳了对学院党委的诬陷和不实指供，并利用了这次机会发表了演讲。在演说中，本人重点解释了县级人民代表直选试验在建立民主体制过程中的意义，需要大家配合；讲解了人民代表的责任和义务；批判有人在混淆视听，误导群众，试图利用这次选举再次制造动乱；指出鼓动到省委静坐，绝食斗争的人的目的从他们的口号和标语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是想利用这次选举制造动乱，为了抢班夺权，与县级人民代表选举毫无关系。学校的选举活动很快被引入正轨。此后，本人又多次利用学院广播和各种集会机会重申，谁当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举过程必须是民主的，公平的，完全透明的，摸索出一套规范的选举制度。确保当选人必须是大家真正信任的，能够代表学生的意见和利益，有能力在县，区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出提案，积极参与民主化过程的人选。通过增加与其他候选人的接触了解，消除敌意，根据民意中有希望换换新人的意愿，本人主动在全校大会发言中推荐其他候选人，要求自己的支持者投票其他候选人，让新人有个当选的机会。学生选区的选举完满结束。
过后，在我们的讨论中，刘时平教授详细地询问了这次组织县级人民代表直选的全过程，包括领导小组的组成和运作，宣传工具的使用，行政资源的运用，党委的角色，选举过程中突发事件的把握，选举制度的修正，落实和学生自发竞选活动的规范化，等等。他首先肯定了这是一次很好的民主选举试验，同时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具备条件下的罕见例外，因为在开始组织选举前我已经取得了学院党委，院长和各行政部门的信任，和全校学生的支持。在学院党委提出的学生选区领导小组中由一位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团委书记担任两个副组长，他们能够完全服从领导，参与讨论而不任意干涉；党委能完全放手，并全力配合；学院所有部门全部亮绿灯，使选区领导小组的决议能畅通无阻；在选举中能提供个人主动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同等宣传，大会发言机会，太不容易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次民主选举试验的经验，按目前情况无法照搬到别处应用，还需要通过立法，确定和规范一套完整的选举体制作为保障。接着我们就认真探讨了在中国如何根据国情建立民主选举制度的各种可能方案。
毕业后留校，当时的党中央主席胡耀邦提出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建设方案出炉，学院党委也在积极推荐第三梯队人选。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应该从政。在我们的讨论中，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案。接班人应该在民主的气氛下，根据独当一面的施政业绩，经营管理的产值，盈利等硬性指标，个人品德和群众的支持程度几个方面，由下而上自然产生，而不应该只根据领导们个人的好恶印象推荐，派去担任副县级，在老母鸡翅膀下培养，任由顶头上司，导师和同事的评语决定命运的黑箱作业方式进行。刘时平教授完全尊重我的意见。本人经过与有关部门的一再交涉，谢绝了好意，最后决定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通过自己努力，争取完成学位，再次从零开始，与比自己年轻了十几岁的青年学子在同一条起跑线赛跑。
在1995年的5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放假，改完了考卷，我和我的妻子一起从新加坡回到上海，再专程到湖南长沙，回母校看看，会会同学和老师，再探望刘时平教授。这是我85年10月出国后第一次回湖南，到了湖南省委，我们都没有身份证连大门都进不了，只能打电话求援。刘老师兴匆匆地亲自到大门口带我们进入省委大院。分别了将近十年，他还是那样的意气风发，信心十足，一点也没见老。在他办公室，我们很快就又进入了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起了这些年来国内和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成功，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的共产主义运动，西方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评论，等等。晚饭是在省委小食堂吃的，这是我们交往这些年来第一次正式聚餐。我要请刘老师，但他坚持要尽地主之宜。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的工资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教授级加干部级，在同事中间已经是算高工资了，一顿饭是付得起的，不要伤了他的自尊心。在饭桌上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些年他在农村抓过几个点，也经常下农村蹲点考察，积累了大量资料。只是他现在宣传部的工作太忙，很难得到一段假期专门写作，只有等退休后才可能静心写一点对农民有帮助的，有关农村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文章和书了。
无法相信这会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也成了最后的晚餐。刘时平教授走得平静，而又匆忙，带走了太多的遗憾。壮志未酬身先死，可惜了他这么多年的精心计划，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如果他没有优秀的助手，或研究生来继承他的遗志，这些年的心血只能付诸东流了，他的著作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版。
刘时平教授不是一个积极钻营，精于谋略和策划的政客，也不是一个哗众取宠，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者，更不是一个下笔千言，妙笔生花的多产作家。他只是一个一丝不苟，非经反复推敲和核实不会落笔的严谨的经济学家，一个一生陶醉在真理探索中的忠诚的马列主义研究工作者，一个一心只想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为贫苦的农民做一点事的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刘时平教授走了，他的名字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但是他的学者风范，凛然正气和追求真理的执著将永远影响着他周围和他一起工作，相处过的生平友好，同事和他的学生。在刘时平老师逝世六周年之际，本人仅写下这些不为人知的往事以示哀悼。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