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连水库工地回到连队，搬回了大宿舍，大家舒舒服服地休息了几天。我趁机会到处走走，想看看连队的越冬准备是怎么做的？没有等到春节，连队就为胜利归来的我们，在新建的大食堂搞了一个庆功宴。大家都喝了一点酒，热闹的气氛简直就像是在过大年。我满脑子想像的尽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土匪座山雕百鸡宴的盛况，心想什么时候有机会一定要去穿林海，跨雪原，到座山雕的老巢看看。
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惊得我目瞪口呆。张连长和于指导员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说有大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连长说，小苗（当然我们得叫近三十岁的他，老苗）看来是不会有长进了。他以前在别的连队当过两年司务长，在十二连当了一年司务长，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过，他事情是做了，引来的意见却是一大堆，而且年年亏本。小苗自己说，他没有那个脑子，做不到搞好伙食，既不亏本，又让大家满意。我们到全团各连打听了一下，几乎没有一个连队的司务长是让大家满意的，也就是说众口难调嘛！有的连队知青还编了个喝汤歌，哈！哈！哈！
指导员继续说，还是我们连队有人才。老职工们可能都不知道吧？看看我们从水库工地回来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个个满面红光，心宽体壮，都长大了一圈。如果你们去过工地，吃过他们的伙食，可能都不想回来了。早饭牛奶，馒头，晚饭喝粥，馒头，天天炒菜，一个礼拜炒菜不重样。小仓房里琳琅满目，海带，鱼，粉条，冻梨，酸菜，腊肉，只要团部有的那里都有。物资比连队食堂仓库都丰富，连九连杀猪他们都能有份。关键是他们有脑子，还搞成本核算，大家能够吃好，吃饱，还不亏本。可贵的是，最后结算他们居然还余下十几块钱，买了酒让大家一起喝了。
连长说，这样的人才我们不用才是大傻瓜。这次我们派他们三十五个知青去修水库是事出无奈。我们是新建连队派不出老职工。让他们去我们认为只要不出事，混得过去，安全回来就是万幸。谁能想到，他们能够想出火烧连营，刨根揭底的绝妙方法，轻轻松松就夺标，给我们太长脸了。你们大家看，吃得饱，吃得好，睡得安稳，不用出大汗，不用出大力，近两个月的工地会战，没有一个人生病，受伤，甚至没有人感冒，嘻嘻哈哈就完成了任务。你们谁能做得到？水库工地总指挥团梁参谋长在电话里一直在夸奖我们的戴眼镜书生，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由他来接任司务长，我们全连都能沾光，享福啦！
指导员说，小苗提出愿意当副手，向我们的戴眼镜书生好好学两招，看看他是怎么动脑筋，变戏法的？不过，这可不是变戏法，而是真本事。司务长可不光要管好连队单身职工的伙食，田间送饭，还要管好全连家属区的生活改善，是我们的后勤大总管。全连各部门都要协助他的工作。我们这样搞突然袭击，就说明这事没得商量。小范同意得当，不同意也得当，春节过后就工作交接，正式上任。
我心想这下子可是真的要完了。我在家时从来没有买过菜，更没有做过饭。现在食堂的吃饭人数也就六十来个，加上田间各处送饭会有九十人左右。等各地知青来齐了，每天会有两百人左右就餐。聚餐如果加上了家属的人数，会在二百五十人，等于在开大餐馆哪！还要负责家属区的生活改善，负责全连的吃喝拉撒，这个担子真的很重。现在既然已经无法推卸，我就得动脑筋把工作做好。万事开头难，我想也许干干就会顺手的。春节后，我硬着头皮从老苗手中接过了班。
我可不是变戏法的，变不出钱来。要把司务长工作做好，首先就必须搞好成本核算，要做到心里有数，量入而出，其次才可以考虑开源节流，多样化经营。我在接任的第一天，就要求在食堂工作的两名炊事员，老王和大马，加上老苗，在做饭，炒菜时必须及时称重和记账。我试图教会他们计算好食堂卖出的每一盘炒菜，每一个馒头，每一碗粥的成本，逐步建立起成本核算的概念。虽然他们都嫌麻烦，不习惯，但是还是照做了起来。我告诉他们只要做过几次，心里就会有数，知道成本核算怎么做就能控制食堂的赢亏。谁知道消息传到了外头，我才上任几天就被起了个“小抠”的外号。
1969年春节后，我接手司务长才半个月，屁股还没有坐热呢！突然连队接到团保卫股长的电话，要我去团政治处接受一项任务。指导员和连长对我说，既然团政治处要调用你，我们只能服从命令。你就放心去吧！反正还有小苗顶着，顶一段时间不会出大问题。在团政治处，我见到我们连的老职工老尹也在。处长和保卫股长要老尹和我去承担一个“蓝天光兵变”调查。他们说一定要有一个交代了，否则等当事人都死后将永远成为一个悬案，再也无法向一再喊冤的苦主交代了。
我才刚到，根本搞不清状况，心想这种涉及政审和外调的工作，当然应该由党员，干部来干。我不是党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找上了我？老尹是个老党员，退伍军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摇摆不定地往后缩？保卫股的人员也没有一个肯牵头的？最后，他们搞来搞去，变成了以我为主，老尹为辅去搞这次外调。政治处保卫股就给了我们一些以前调查得到的一些人员资料，有人名和地址。他们要求我们两人必须立即出发，去佳木斯，海林，罗北，鸡西等地搞调查，还帮我们搞好了去罗北必须的边境通行证。
我们到双山站坐火车出发，第一站先到了离当年事发地点不远的海林。这可就是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的地方，靠近座山雕和许大马棒土匪的老巢。我们走了四，五个村落，寻找以前调查得到的证人。这些人都年纪在五，六十岁了。他们说，知道的在以前调查中都说了，有几个人应该会比他们更了解事情的经过，只是搬家去了吉林延边和辽宁。我做好笔录，记下了他们新提供的证人姓名和地址，念了一遍要他们盖上了手印，我和老尹签了字，再由生产小队长领着到大队和公社办了证明，盖上公社的公章，完成所有手续。
我记得在离开团部时，团保卫股张干事追上来，递给了我一张纸条。纸条上面有两个名字和地址，应该也在这里附近。我向公社书记问起去这两个生产小队的走法？书记说，你们自己摸去太费劲，我派人带你们去。那里就离座山雕的老窝不远。一路上一直一声不哼的老尹，这时却没来由地发起飙来。他指责我花样百出，想借出差机会游山玩水。我告诉他别没事找事，这两个小队必须去。这是张干事临走前给的人名和地址，可能会大有收获。座山雕的老窝尽管近在咫尺，如果他反对可以不去。公社书记打圆场说，是他多嘴了。那里发生过战斗，炸得面目全非，现场都让大雪掩埋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按照张干事提供的人名和地址，我们找到了可不止两个当事人。他们还提供了更多的原蓝天光营老人的人名和现在居住地址。这些人一直被认为在后来追击围歼中死了的。我详细询问了他们兵变当时的真实过程，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并做了笔录。只是在我们调查中得到的新证人，现在居住在吉林的延边和辽宁的北票，引起了老尹大发雷霆。
老尹对我吼着说：“我们在海林一个小地方就耽误了一个礼拜，什么时候才能搞得完？你有必要做事那么认真，中规中矩的吗？以前搞调查的人也不是傻瓜，你充什么能耐？你不是党员，就一个知青，凭什么对我一个老党员，部队的保卫干事发号施令？”
我说：“老尹，这趟出差搞外调可不是我主动要求的，如果不是在团政治处你们推三阻四地不肯负责，我怎么会挑头负责？在决定的现场，你这个老党员，部队的保卫干事，既不敢推卸掉这次任务，又步步后退不想负责，现在只能委屈你了。我已经决定了，只要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和证人，就算是把鞋底磨穿也必须搞到底，一定要把整个事件搞个水落石出。”
“你是一个人吃饱一家人不饿，我还有老婆孩子呢！这次我算是上了贼船了，把老命交代你手上了。你就真的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遭到打击报复，不怕会遭人暗算？人家只要动动小指头就可以要了我们的小命，你会后悔的！”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你们这样缩手缩脚，顾虑重重，在怕些什么？我们中规中矩的调查，认认真真地做事，不带任何私心有什么好怕的？”
“完了，完了，你是一个楞头青！从学校刚踏上社会，原来你什么都不懂啊！？”
去了事发当地和佳木斯，又去了罗北的朝鲜村，我们这才知道这次兵变居然还有朝鲜族参与其中，事件之大，涉及面之广出了我们的预料之外。我独自在黑龙江边上散步，面对着江对岸苏联军警的瞭望塔楼，清理着自己的思路，心里变得越来越沉重。在去鸡西和延边的一路上和旅店，招待所，老尹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磨磨唧唧，又哭又闹，就是想甩手不干了，要回去。我无奈地对他说，如果他真的下定决心了，我会打电报到团政治处告诉他们，要他们再派人来和我一起把调查进行下去。老尹看到来硬的不行，就来起了软的。
老尹几乎是哭着对我说：“小范，我求你了。你这样做是要彻底毁掉我。你就行行好，出来快一个月了，我们这就算是结束了，完成了，好不好？有了你手中的这些证词，我们也交代得过去了。何必要一条道跑到黑，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老尹，这个任务是你先接的，我只是被莫名其妙地拉了进来。既然我们答应了做这个调查，就要有始有终，决不能半途而废。我们现有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给这次兵变定性。必须取得了解营部那次会议当事人的直接证词，而有关证人就在延边，营口和北票。”
“就是保卫股张干事捣的鬼，他有私心。他要我们帮着调查的那个张向阳是他的老丈人。就是他给的纸条使知情人，当事人越来越多，把我们支到了吉林，辽宁。我们不应该为他的私利奔走。”
“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没有他的纸条我们也会走到这一步的，当然可能会晚几天。张向阳，他的几个北票朝阳地区同乡和那几个朝鲜族的都是营部警卫排的。他们是兵变发生的目击证人，怎么能够不去搞到证词？我真的不敢相信，部队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保卫干部？”
“你就不要嘲笑我了，我容易吗？在部队只有表现好才能入党，提干，我能当上保卫科干事说明我干得不错。只是因为我的相好怀孕了，我受了处分，才落到现在的地步。我没有玩弄女性，是要和她结婚的。她就是我现在的老婆。这次团保卫股找我搞外调，我以为是一次翻身的好机会。了解到这次外调会遇到这么多麻烦，我想退出。反正大家都说你挺能干，我以为推荐了你，就可以取代我。谁知道我居然推荐了你这个克星，让自己越陷越深了。”
经过了这一番的调查后，我才逐渐搞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是指1947年国共在东北展开拉锯战期间，我军在松花江北即将展开大反攻时，有一个被共产党招降的营建制部队发生了兵变。他们枪杀了派去的所有共产党干部，要去投奔国民党。后来被我军及时发现，追上，围歼在一个山沟里。因为这是在战争期间，事情太大，上级处理得当机立断，十分强硬和粗暴。事件被定性为被国民党敌特潜入策反成功的案例。因此，凡是与这个营有关人员，与这个营有往来的附近驻军，这个营的上级团，师有关部门和领导都受到牵连，涉案人数众多。
然而，大规模战争随即爆发了，而且仗越打越大，一发不可收拾。大部队经过辽沈战役，京津战役，渡江战役，衡阳会战，一路打到了海南岛，根本没有机会作深入调查。而这些人一直作为嫌疑人，不被重用，被提早退了伍。这件事成为了他们一个抹不去的污点和历史包袱，甚至影响到了子孙后代。建国二十年来，应他们的要求，组织过多次调查都不了了之。原因是当时处理这场兵变的领导人，他们的官越做越大，不是成了京官大员，也是大军区级高级将领。这些调查组没有人敢挑开这个旧结，都以找不到关键的当事人，走一圈就交差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尹因为有私心，患得患失，既不敢当面直接拒绝这个任务，却一直在往后缩，保卫股的人员也没有一个肯牵头搞调查的真实原因。
我知道我被他们这些老滑头摆了一道，莫名其妙地被装了进去。然而，既然我接受了这个调查任务，不搞个水落石出，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至少有一点他们说的是对的，等所有当事人都死后，这个案子将永远成为一个悬案。为什么不趁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搞搞清楚呢？仗着年轻气盛，我才不相信这样做会遭到打击报复。我也不相信这些高官敢不尊重事实。我更看不起那些只想做官，不想做事，胆小如鼠，只知道明哲保身，没有原则的庸人。
延边和营口的生活条件不错，交通还算方便，到各地，各单位办事也顺利。北票的朝阳地区可真是个穷乡僻壤，实在是太穷了。我们到的那个红石拉子村更是穷得无话可说，只能用穷山恶水，寸草不生，家徒四壁，衣不遮体来形容。种一点玉米要在山哇子挖坑，从外乡背土来填上才能够种得活。怪不得当年有那么多人要外出，上山当土匪。这里的年轻人都外出讨生活去了。村里只剩下了一些年迈的老人，因为故土难离，也无处可去，在这一大片由红沙石构成的山地上苟延残喘。
十分令人惊奇的是，这地方人都长寿。我们翻山越岭找人，最怕的就是听到这个人不在了。而在红石拉子村，这些已经五，六十岁的当事人居然个个都能够找到。更令人惊奇的是连他们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们都还健在，听到有人找，招呼他们时叫的还是儿时的小名。而且这些老人都耳聪目明，头脑清晰，腰背笔挺，脸色红润，还能健步如飞地在山地行走。翻山越岭走了四天的沙石山路，我们满载而归，找到了我们最想找到的直接证人。
我们到延边，营口和北票来得太值得了。有了这些过硬的直接和间接证词，两个月的艰辛调查终于可以完满结束了。一路上，为了得到尽可能多还活着的当事人证词，除了乘火车，长途公交车，就是背着行李翻山越岭走山路。老尹是很不情愿地跟着走。他坚持出人不出力，连他的行李都要我来背，否则就赖着不肯走。为了这个调查，我已经走穿了两双新的尼龙袜和一双大头鞋。
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当事人和证人不管曾经当过国军，还是土匪，反正已经多次交代了。他们对解放前的事都记得十分清楚，侃侃而谈，毫无忌讳，回答问题相当坦诚。既然已经成为历史，就没有必要藏藏掖掖的了，因此来自各地的所有证词之间相当一致，很少有矛盾和冲突。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不少，蓝天光营部警卫排成员的直接证词。本来以为这些人都被当时剿灭，死了的。这些证词记录了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兵变的整个过程，以及事先，事后所发生的情况。
他们的证词相互证明了，这支由原土匪武装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组成的营建制部队才刚投共，本来就人心不稳，恐怕会被安排与国民党军决战中充当炮灰。这些人事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见到和听到有生人，国民党军官和特工进入营部密谋策反。当时会议室里突然发生火拼，正在值勤的一个班警卫冲进去参与了火拼。这些人后来只能跟随营长，没有了退路，都被剿灭了。另外这两个班正好没在岗上。听到枪声，听说杀了共产党派来的干部，营区里乱了套，大家都慌了神，跟着部队跑了出来。他们各人自己打着小算盘。他们当时估计，先是背叛了国民党，后又反叛了共产党，到两边都容不下，跟着营长只有死路一条。他们认为大战将即，回头再当土匪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了活路，不如逃离了部队，回老家去躲一阵再说。张向阳的老乡能够证明他并没有参与火拼，他是一起逃回了朝阳地区的老家。因为家乡太穷，张向阳后来估计风头已过，才又回到了黑龙江。
这些证词很明显地说明，是在营部军官会议期间，营长蓝天光与共产党派入的营教导员一干人语言不合，发生争吵，接着发生了冲突。最后，双方拔枪对射，有营长警卫亲信冲入会场相助。结果是共产党派入人员全部被杀。这支原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武装构成的营建制部队不得不铤而走险。兵变应该是一件突发事件，不应该被定性为国民党敌特策反，而且与师，团上级部门和附近驻军毫无关系。因为看到大事不妙，这个营从驻地反叛出来就逃散了大部分，后来真正被围歼的只有一个连不到，而且是以紧跟营长的军官，老部下，贴身卫士和无家可归的土匪，亡命徒为主。
最后，由我写成的调查报告，因为证据充分，被上级部门认可了。团保卫股张干事见到我，一再表示感谢，因为通过这次调查洗脱了他老丈人直接参与了兵变的罪行。张干事还告诉我，我们可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说，这几天在不少家院子里和坟头上，烧纸，放鞭炮和哭声，都是为了这件事。听到鞭炮声和不少人家的哭声，我才体会到这件事对当事人及其家属简直比天都大。在团部，有一个老人家由子女陪同在路边等着我走过，只为向我行一个军礼表示感谢，使我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至少我做了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