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报道》http://www.mlcool.com， “新闻摘要”，2003年8月4日，China News Net, 第325期；《中国MPA社区论坛》http://www.chinampa.cn/bbs/index.asp， 2003－8－5；《MPA中国站之明日论坛》，http://www.minyu.net/，2004-10-18。
本人对朱学勤教授既不熟悉，也无偏见，只读过他的几篇文章和访谈录，对他的学识相当佩服，对他的许多精辟见解十分认同。比如，朱学勤在《“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一文中写道，“就我个人‘对革命态度’而言，尽管冒烟的时代是‘沤烂’精英才士的时代，但为普通百姓计，我还是坚持认为：较好的革命是较小的革命，最好的革命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而最坏的革命，恰恰是近代历史连绵不断的‘大革命’。当代中国，前一场大革命结束，‘出埃及’不久，社会不公新又冒烟，‘奴隶们开始怀念埃及的肉锅’，不革命则罢，倘若革命，多半是第二场‘大革命’，将刚刚开始的转折毁于一旦，玉石俱焚。如此时代，只能以社会代价为念，动心忍性，不间断地批判，不间断地提醒。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改革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改革。”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太多破坏性的内战，造反和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最缺少的正是有效的国家管理体制的建立，人民的参政，立法，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核和监督制度的精心设计，独立，能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执法系统的建设，和能真正反映民意，防止被金钱和权势操控的选举制度的有序设立。
又如，他在和李辉“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录”中说到，“知识分子批判的欲望是非常可贵的，但是这种批判的理性资源很薄弱，对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发生几次角色错位的危害程度认识不够。知识分子可以也应该批判社会，但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她自己可以获得豁免权，恰恰相反，健康的批判首先就意味着对这一批判本身要有足够的反思。”，“对于本民族的东西，不应该采取一概戕杀的态度。自由主义要求政治层面的宪政法治，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伦理层面的个人主义者。只有在伦理层面才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少涉及个人因素，但如在这个层面上有所冲突的话，也没有理由把它扩大为对整个民族文化全盘否定。你可以就事论事，这一层面上你觉得批评，你尽可以批评，如果扩大为对整个传统的全盘否定，这是没有理由的。”，“改变经济结构、改变政治结构，还要改变社会进步的方式。社会进步不能从广场起步，而应从法庭起步。英美的社会进步不是从广场上闹出来的，而是在法庭上挑战、失败、再挑战、直至法律不断完善，是贴着地面走出来的。”朱学勤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剖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社会进步方式的见解是何等的高明，本人深感共鸣。
这次为了朱学勤7月20日到新加坡参加《联合早报》主办的“名家谈名城，一场没有过的四城对话”，李永乐在《联合早报》 7月13日发表了“北京像哑铃，上海如橄榄，轨道外的思考者：朱学勤”为题的访谈和介绍，再次引起了本人的好奇。然而，本人注意到朱学勤的某些政见和采用的形象比喻，似乎是信手拈来，缺乏深入考虑，包含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噱头和商业广告气息，有过分夸张和哗众取宠之嫌。
比如，他的“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的政见，却是把本人给搞糊涂了。对他的这个政见，我的直觉是感到够浪漫，够诗情画意和理想化的，细想后又觉得它是空荡荡的，离社会现实太远，只是一种不着边际的清谈。本人才疏识浅，不知道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哪个朝代曾经达到过这样的境界，或在现实的地球上哪个国家获得了实现？在北美和西欧，那些已经有了完备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发达国家，左派和右派往往是通过大选，政党轮替，轮流交替执政，以此保持着社会各种利益的平衡和矫正政策的偏向。国家和政党领袖经常是由律师，社会活动家，或军人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担任，其中也不乏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诗人政治家的例子。而承担技术操作的政务官，则起到保持国家体制的稳定运作和维持国家政策连续性的职能。这与朱学勤教授所提倡的政见，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有史以来，在野的反对派从来就不会安于现状。不管是在什么国家，在野党的奋斗目标都是成为执政党，这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有议会选举制度的就精心策划打赢选战，以和平的方式夺得政权；没有议会民主选举体制的就通过枪杆子，或发动群众运动，以革命斗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无一例外。再说中国，无论是早期就投奔了西方的“民运分子”和“民主斗士”，还是近几年国内名校培育出来的，被称为“自由主义战士”和“独立作家”的博士高材生，一旦到了美国，就“畅所欲言”起来，对中国现行的体制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大肆谴责，批判得一无是处，有的甚至还游说美国国会和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制裁和围堵。1989年以“反腐败”为起点的北京学运，一旦在天安门安营扎寨，国内外呼应成了一定的气候，他们的“奋斗目标”就急剧膨胀了起来。披着宗教外衣的“法轮功”，从大规模传功，布道开始，等信徒队伍迅速壮大以后，大队人马就跑到各地省，市政府机关，甚至到中央政府，声势浩大地围着中南海“发起功”来。不管他们是以何种借口做出的种种行为，最终目的无一不是虎视眈眈为了夺取政权，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
在这个方面，苏联的解体，俄国的经济大崩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书生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向往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希望从上到下改变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全面西化，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结果却失控瓦解了苏联，被不体面地赶下了台。叶利钦不就是趁乱在莫斯科红场，爬上坦克登高振臂高呼，发动了群众运动，以革命斗争的手段夺取了政权？乱世出英雄，各路枭雄抢着自己的地盘，把苏联给肢解了。醉醺醺的叶利钦当上了俄罗斯总统，相信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为苏联经济转型设计的震荡疗法处方，造成了一场经济大崩溃，超级大国萎缩成了一个二流的落后国家。叶利钦被剥光了金光闪亮的外衣，失去了本钱，虽然强挤进了七国富人俱乐部，翘首以待却等不来西方世界当初“慷慨承诺”的经济援助，面临的反而是北约东进，原来的战略对手美国更加咄咄逼人。当总统的叶利钦可以照样喝他的伏特加，拍他女秘书的屁股，苏联的平民百姓可就惨了，原来还有土豆烧牛肉可吃，现在卢布被贬得一文不值，只能吃粗面包喝白开水，甚至流落海外做一些无本生意了。
按中国的情况如果放任自流，估计也会这样。等真把中国大卸成了七块，经济发生了大崩溃，那些抢到了地盘和一官半职的“大革命英雄”吃不上熊掌，还可以改吃鱼翅。抢不到好处的海外“民主斗士”可以回美国啃他们的汉堡和热狗，总结教训，继续策划起下一场的革命，中国的平民百姓就只能喝西北风了。等搞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等不来西方救世主的经济援助，只能盼着国际慈善机构施舍的救济面包了。民主，自由，人权，追求实现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可以被讲得头头是道，慷慨激昂，怎么会有错？就像当初的苏联解体一样，没有人会来承担起这份历史责任。到那时候，这些革命家，政客和所谓的学者们最热门的谈论话题，预计将会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和阻力”，“统一的中国本来就是个历史的不幸”，如是等等，对被瓦解了的中国进一步鞭尸，抽取骨髓，唱着挽歌送葬了。由上述分析看来，朱学勤先生的这个理想化的政见是没有人会认真听，更不会有人去照着做的，很难有实现的希望。
当然，朱学勤的政见也可以被看成是为中国新领导班子，被许多媒体称为“工程师治国”的一种善意的辩解和护航。其实，国内外媒体对中国党政新领导班子是“工程师治国”的这种说法，本来就十分牵强，其中的贬意十分明显。在大学读了工科的就只能一辈子当工程师？三，四十年来从基层做起，一直在担任着各级党政机关和政府领导的中国党政新领导班子成员，如果因为他们没有发表过重要的政治论著，而不能被称为“政治家”，也起码不再单纯是个“工程师”了，至少可以被认为是一批富有实践管理经验和领导能力，脱颖而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政务官吧。
说到毛泽东，他可没有大学文科的学历。他的问题主要是出在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争强好胜，企图以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方式追求加速建设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他个人思想的局限性，唯我独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上，而不在于他的“诗人政治家”的特质。在毛泽东时代，大量的基础工程和工业基地的建设，都是因为重用了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或严格遵照了专家的意见而胜利完成的。在毛泽东时代，可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豆腐渣工程”，更没有遗留下什么“想入非非”，不按科学设计，好高骛远的“伟大”工程项目可以作笑柄。客观一点讲，正是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建国后的头三十年，中国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彻底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打下了结实的经济基础。也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第一代国家领袖以他们杰出政治家的胆魄，战略家的敏锐和外交家的手腕，在一穷二白，内忧外患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顶住了一切风浪，使中国能够抬头挺胸屹立于世界之林，为子孙后代争得了一席之地，留下了一个独立，自主，团结，大致上基本统一的中国。
接下来换个话题，讨论一下李永乐为了介绍朱学勤所写文章的醒目标题。朱学勤把北京比作是个哑铃，中间小，两头大；上海比作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他认为，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则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是很大的市民社会。他想以此“来探究这一百年内，这两个城市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性格不同，对以后两个城市的命运昭示了一些什么？”他的比喻生动，醒目，印象深刻，但是以本人的拙见，他的这种比喻和研究的出发点好像有问题。也许是搞理科出身的太呆板，什么都要落到实处，不具有搞文科出身的无限想象力，无论是哑铃，还是橄榄，本人怎么看也只能看到一头和他所说的中间（市民北京和上海的市民社会），却找不到朱先生所说的另一头。
北京是清皇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京城和首都，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和中国的统治中心。如果把中央政府机关的各部，委，司，局干部，家属和子女居住的大院称为大院北京，把他们划出在市民北京之外，还有情可原，但是如果还要把住在胡同里的北京市民划出在市民北京之外就不可理解了。这个很大的“胡同北京”居住的都是生活在北京的平民百姓，本身就是真正的老北京市民嘛。不能只把居住在新建的商品房和大楼里的市民单独称为“市民北京”，而把居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市民反而剥离了出来。由此可见，朱学勤所说的哑铃的另一大头是根本不存在的。“市民北京”本身也很大，只是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塑造了京城市民特有的消息灵通，爱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居高临下的政治优越感。北京的工业，农业，商业和服务业也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重镇，只是与政治中心的地位相比，经济只能排在次要的位置。形象一点说，北京应该是一个具有王者风范，有一点头重脚轻，但又十分强悍的政治巨人。
上海的橄榄型，似乎也是看不到它的另一个小头。一头小，如果指的是与庞大的中央政府相比要小得多的地方政府，可以理解，另一头小就莫名其妙了。上海的市民社会与同样很大的“市民北京”相比是会相对更大些。上海市民远离京城，没有了首都市民特有的政治优越感，却有着长期生活在中国经济发展最繁华，最富饶地区的经济优越感。上海由于地处长江口，有着特有的海陆空交通和运输的便利，江南鱼米乡和发达的传统手工业和作坊工业的经济基础，也是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从满清皇朝以来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最繁华的心脏地带。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走进上海的饭店，“老神皇庙”的茶楼和“新天地”的咖啡馆，听到的不会是京片子的大声侃政治，而是用轻声细语的江南吴侬语言谈论着投资理财的各种生意经。连六十来岁的上海老太太都会提着菜篮子，每天不忘去股票交易所走一趟，观察股市行情，盘算进出货的盈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经济心脏地带和对外贸易窗口的上海人，也就形成了上海市民特有的眼界开阔，思维敏捷，精于经济利益的盘算和善于通过谈判，讨价还价取得妥协的特点。形象一点说，上海应该是一个头脑灵活，体躯庞大，一团和气的富豪商贾，而决不是一只下盘不稳的橄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无论是超越了现实的政见，还是过分夸张的哑铃和橄榄型的比喻，都缺乏深入思考，经不得推敲，不符合治学严谨的学者风范，多了商业广告式的噱头和媒体人哗众取宠的色彩。在已经进入了商业化社会的中国，处于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渐进式的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作为一个颇有学术成就的学者，特别是搞文科的，确实会面临，本份地当好一个学者，还是积极参与体制改革，兼任一份政治评论家和高参的职责，或利用媒体做秀，牟取最大经济回报的困难选择。
是选择安分守己，埋头于书斋，在学术殿堂的象牙塔里做学问，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并写出一本，或几本石破天惊的大著作，开拓一种新理论，新思想，造福于后人？还是希望把自己的学识贡献于社会，甘冒一些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在这场困难的，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为建立一套科学的，精心设计的，近乎完美的，切合中国实际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能代表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和愿望的参政，立法，审核和监督国家行政部门运作预算的人民代表常设机构，独立的，公平的，能体现社会正义的执法系统，和一套能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不易被金钱和各种政治势力操控的选举制度，而深入社会，呕心沥血，大声疾呼，出谋划策？或是充分利用自己现有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借助于媒体的做秀和表演，甚至以学者的身份兼做起当红的媒体人，以赚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回报？
在这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充满着各种名利和感官刺激的诱惑，人各有志，作为一个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学者，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历史的使命感和家庭和个人的需要做出选择。选择潜心做学问的，不得不耐得住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度日的清贫和被媒体遗忘的寂寞。选择投身于媒体做秀和表演的，可以名利双收，既露脸又发财，不过，行有行规，你必须真正入了行，进入了角色才行，这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的。最困难的是选择了走向政坛，投身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评论，进言和批判。因为改革的本身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进入此行的学者会侵犯到旧体制的得益个人和集团的根本利益，往往会被动性地卷入政治旋涡，踏入泥潭，吃力不讨好，搞得一身是伤，不时地会遭受到政敌的攻击，被抹黑，因此他必须脚踏实地，出言谨慎，行事低调，有舍身喂虎，甘当无名英雄的牺牲精神。若是要论起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这样做可能会是最大的。幸运的是从朱学勤教授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恰恰是令人敬佩地选择了这一行。
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当中也会有特例，不乏有学者“两栖”，或“三栖”的成功例子。比如，在台湾就出了一个也是学历史出身的胡忠信。他既为阿扁塑造“贫民总统”，“台湾之子”著书立说，又跑到在台北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传授选战谋略，还在媒体担任着权威政治评论家的角色，在政界很吃得开。他不但咄咄逼人地主持了对偷拍光碟案受害人璩美凤逼供式的访谈，又主持了长篇历史连续剧“楚汉帝国”的历史解说和评论节目，是个十足的媒体人。他虽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在重要关头总能嗑嗑巴巴的挤出几条名人语录，来支持他的观点，以一个大学者的身份在台湾TVBC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节目中，担任起了“兰军”和“绿军”文革式的口水大战的超级裁判。他能够在学术，媒体和政坛三者之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他把这三种选择都包了，当然也就不用挑选了，不能不说是在台湾的特殊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个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