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章发表在《报道中国》科教兴国，2003年10月7日，总第386期，http://www.reportchina.org/386.htm；转载于《序号》紫金飞鸿 — 分类讨论区, http://bbs.njupt.edu.cn/，序号5707，2003年10月8日；《SoGou》动态新闻，http://www.163_8.cn62.com/，；《Maillist魅力站》[电子刊物出版中心]，http://210.64.24.5/maillist/，2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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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该是在1988年秋天的某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改写着一篇加拿大家畜遗传改良中心CGIL期刊索要的专业论文稿子。好开玩笑的加拿大女硕士生，苏珊•阿姆斯特朗，敲门进来，哈哈大笑说：“范，你的爷爷和奶奶来看你啦！”
“苏珊，你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胡闹来了，我的爷爷在我父亲8岁那年，就碰上该死的日本鬼子到宁波我老家的藏书阁来抢书，到店里抢东西，他一出门就被打死啦，后来奶奶也死了。连我的老爸都记不住爷爷长的模样，我到哪里去见我的爷爷和奶奶？棒球比赛要到四点半才开始，现在可是三点还不到。”我头也没回说道。
“不得了，又来了，那些日本鬼子真该死，不过，我可不是日本鬼子。你可千万不要把帐算到我的头上。”坐在我隔壁一张办公桌，从日本京都大学来的博士生，海罗忙着分辨说。苏珊，海罗和我都是在同一个导师门下的师兄弟，又都是系棒球队成员，平时我们之间说闹惯了的。
“范，这回可是真的，他们说是的，就在我身后呢。”苏珊睁大着两只兰色的大眼睛，走上前来争辩着。
我不由得转过身来向她的身后看去。“我的天哪！怎么会是你们？于教授和于夫人，你们好！来请坐，你们要喝茶，还是咖啡？我马上去咖啡室倒去。苏珊，真是谢谢你了。”本人可是万万想不到，于谓江教授和他的夫人怎么会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还摸到了圭尔夫大学，家畜和家禽科学系，家畜遗传改良中心，我的办公室来了。我赶忙站起身来，帮他们拉过来了两把坐椅，挂起了他们的外套。苏珊却带着满脸的疑惑，被海罗知趣地拖出了办公室去一起喝咖啡了。
于教授夫妇都是贵州农学院畜牧系的老教授。据说他是建国后从国外回来的中国数量遗传开山鼻祖，北农大吴仲贤教授的首批弟子之一。他和他的一些同门师兄弟在文革后都成了中国著名的遗传育种教授，全国数量遗传协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本人初次看到于谓江教授的名字，不是从当时为77届油印的全国农业院校统编的试用教材，1980年6月才正式出版的《动物遗传学》和同年11月出版的《家畜育种学》的编写者名单上，而是无意中在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由他编写的《生物统计学》的小册子上。
在当年文革刚过去，于谓江教授没有利用吴仲贤教授大弟子的身份在编写高校遗传和育种教材上挤个名分，却费劲地弄了一本以前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数字游戏”和“算卦相术”的小册子，可见其与众不同了。不清楚是于谓江教授因为当时手头严重缺乏好的参考资料，而且有的这些资料是由英语翻译成俄语，再从俄语翻译成中文，其中出的错，还是因为本身的数理统计知识基础有限，他的这本小册子错处很多，问题不少。本人手边有着上海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和复旦大学的数理统计系列教材和几本英文影印本生物统计书籍，因此他的小册子只被翻看了一会儿就还给了图书馆。
其实，我在此之前只见过于谓江教授一次，我认识他是必然的，不知道他怎么会记得我？还跑到了加拿大，摸到了我的办公室？记得那是在1982年全国数量遗传协会组织全国农业院校巡回讲学，一批吴仲贤教授的弟子教授来到了湖南。本人82年1月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考不成北农大吴仲贤教授的研究生，被留校当起了教书匠，在独立开课教着《生物统计和试验设计》。于谓江教授在讲台上大谈起了BLUP理论问题（最佳线性无偏估计方法论）。他把他的学术讲演搞成了一个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在BLUP理论方面对中国进行知识封锁的批判会。听着他的演讲，我始终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神了，简直神了，他和那位在文革中进驻我的母校，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军宣队罗队长，和那位在北大荒与我搭档主持建设兵团连队工作的张连长，绰号叫“张大怨”的，怎么会这么像？他们都有一米七十几的个头，有着一张饱经风霜，满脸皱纹，枯瘦的脸，眼光凌厉，眼皮下垂，嘴巴两角微翘，一付欠他多还他少，怒气冲冲的神态。
那位军宣队的罗队长一进校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扬言，要揪出我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反革命分子”。不过他的人确实不坏，不愧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正直汉子。经过多次个人之间的接触交谈和他的调查研究以后，他不但改变了刚到时先入为主的看法，还成了我信得过的朋友和保护伞。“张大怨”连长也是这样，面冷心热，嘴巴说得虽然是狠，却是一个正直无私，愿意不动声色，见义勇为，舍身相救的血性汉子。
作为上海第一批屯肯戍边的知青，1968年8月我们一到北大荒就不眠不休的投入了大田抢收，在晒场连续作战地灌粮装袋，扛上两个两百斤重的粮袋上三级跳板在粮仓作墩和起早贪黑地装车运粮。入冬我被派出带领知青排在零下42度的寒冬修水库。第二年刚入秋，豪雨不断，泥沙路基被山洪冲得毁坏不堪，为了打通从团部到师部六十五公里的运粮要道，我又受命担任临时筹建组成的筑路工程队副总指挥，配合团参谋长主持抢修公路，投入了从龙王口中夺粮的日夜决战。过后，我又不负使命担任起了怨声载道，里外不是人的连队司务长，主持了后勤工作，成了全团唯一的模范司务长。我是“张大怨”和几届连领导班子一手提拔的知青干部和他们的战友。
可是，当1970年春天我面临文革中被人检举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怀疑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必要性的千里追踪审查，后来更莫名其妙地被怀疑与林彪死党有联系，成了建设兵团师部重点审查对象时，他却也跟着师部专案组领导对着我拍桌大吼了起来。事后，他又满怀着歉意地向我解释，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仗式，就是在当年的枪林弹雨中也没有如此害怕过。不过，他只有在立场上作出明确的表态，才能保留他的发言权。按照他的经验，我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对着干，是要死人的。我后来才知道，是他背着我，联合了连队里的几个老荣誉和残废军人，以他们自己的身价性命在与师团上级领导对抗，为我作担保，加上幸运地有现役军官，团景政委一再以证据不足为理由的努力维护，才使我能安然无恙，度过了三年另九个月的反复审查和审讯。也亏得四人帮垮台得早，我又一下子稀里糊涂地成了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击四人帮的“英雄”。
罗队长和张大怨都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跟着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的开国功臣，就是因为文化低，又正直抗上，职务上一直得不到提拔。当然，他们也是上级领导不敢轻易招惹的末路英雄。于谓江教授与他们不但在身材，长相，举止，行为上相似，连讲话的口气，神态也太像了，难道他也是南征北战的军人出身？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好感。不过，他指控西方资本主义在BLUP理论方面对中国进行知识封锁可是太离谱了。在本校大学图书馆里起码就有着两，三份英语原版本专业的国际学报和期刊，几乎每期都有有关BLUP理论和方法论的论文发表，只不过看的人太少，这些学报和期刊在躺着睡大觉。我真想领着他去看看这些英文学报，再看他怎么说？自己看不懂，或者没有看到，也不能乱骂人，空口说瞎话啊。当然，在那个年代，批判资本主义总是不会错的，加上与他才初次见面，相互不熟，我不会去自讨没趣这样做的。不过，他那高举着拳头，呼吁听众一定要打破资本主义的知识封锁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荡漾。
二
“按我们俩的年纪，可以做你的爷爷和奶奶了吧？这位热心，漂亮的苏珊硬要那么说，我们也就懒得解释，让她说去吧。现在，其他的事都不忙，要紧的是你必须马上帮我们安排见谢佛教授。我刚从国家科委争取到了一个国家重点攻关课题，这次是专程前来向他讨教一些科研上的问题，你得给我们当翻译。在BLUE和BLUP理论方面，除了他的导师汉德森教授以外，谢佛应该算是国际上第一块牌子了吧？你得抓紧点时间，今晚我们要赶回多伦多，朋友的车子还在外面等着呢。”于谓江教授不等坐下就向我布置起任务来。
“您事先和谢佛教授预约过吗？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忙着什么事，是否方便？”我说道。
“如果预约了还用得着找你吗？苏珊说，你正好在做着谢佛教授的助教，你去找他还用预约吗？我们就直接去吧。”
“等一下，我先给他打一个电话，看他是否在办公室？能找到劳雷•谢佛当然最好，否则找布莱恩•肯尼迪教授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同门师兄弟，在BLUE和BLUP方面各有所长。如果你们能早来半个月，就能见到他们过去的导师汉德森博士。他在1982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职务上退休后，就长住在圭尔夫写他的专著。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的专著1984年在圭尔夫大学出版了。他简直把这里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每年都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月。”我说道。
“那真是太遗憾了，如果我们能够直接见到BLUP的创始人汉德森教授的风采，那回国就有得吹了。不过，他都已经退休了，专著也出版了，他不是美国人吗？还到圭尔夫来干什么？我们当然最想见的是谢佛本人。你说肯尼迪教授？他们可都是齐名的国际著名教授，实在见不到谢佛，见他当然也是可以的。”于谓江教授高兴地回答。
“教授只是一份工作的职称而已，不干了，或者退休了，按这里的习惯就不会再叫他教授了，只有个人获得的博士学位才是终生的。汉德森博士的家在美国，他迷恋着圭尔夫，主要是不舍得脱离这里家畜遗传改良中心浓厚的学术研究环境。他虽然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但是还在继续做着一些不用花大钱的理论探索研究。在这里，他可以与众多的国际权威级教授一起讨论，也可以把他的论文放到每周的学术交流会上接受各种批评意见的炮轰，引起许多其他专题的讨论，他可真是乐不思蜀呢。”我解释着。
“那就对了。还有我们听说奶牛和肉牛界的遗传育种国际权威，伯恩赛德教授和威尔敦教授，和原来在英国爱丁堡的数量遗传国际权威，史密斯教授也在这里吧？伯恩赛德教授还是加拿大卖给中国大量奶牛冷冻精液和冷冻胚胎的希麦克斯公司的顾问吧？”于教授问道。
“是啊，垄断了世界上70％以上奶牛冷冻精液和90％以上冷冻胚胎交易的希麦克斯公司总部就在圭尔夫嘛，伯恩赛德教授是他们公司的顾问。威尔敦教授是我的导师。你说到的这些教授都在这里，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层楼，是紧靠着的。还有一位国内比较熟悉的安•麦克米伦教授，他是从数学统计系转过来才两年，在开着本科三年级的数量遗传基础课。他已经两次受邀到北农大和中科院畜科所作遗传育种和数量遗传讲学了。我们大家都在搞不懂呢，有这么多真正的遗传育种和数量遗传的国际权威教授一个也不请，怎么就请他这个跨系，跨专业刚转过来，在本专业还没有任何建树的数学统计教授，来讲遗传育种和数量遗传？你也想见见他们吗？”我问道。
“哦，麦克米伦教授我们见过面。至于为什么只请他？这我就不清楚了，也许是他讲得比较浅，容易懂吧？这样吧，其他人就都不要见了，时间上也来不及。你就先直接联系谢佛教授，我们就去见他。”于谓江教授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打电话过去，正好劳雷在办公室，经过我的说明，他表示欢迎于教授夫妇到访。我领着于教授夫妇走进谢佛教授的办公室，作了简单介绍。劳雷以十分震惊的眼神瞪着我问：“中国的教授是不能退休的吗？怎么他们的年龄比我早就退了休的老爸大多了还在当教授？”
我也实在搞不清于谓江教授夫妇的实际年龄，看到他们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模样，内心感到十分迷茫。按照他们的年龄，如果是一般平民百姓也许早该退休，在家享享清福，安度晚年了。不过，如果要他们这些大牌的专家，教授退休，他们会肯吗？搞行政的可能也会想借用他们的招牌，向上面申请搞钱，又有谁会去惹这种麻烦事，落个不尊重的恶名？我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向劳雷解释。
于谓江教授似乎有一点听明白了谢佛教授说他们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在当教授？的意思。他十分自豪地用中文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嘛！我们虽然年纪大了，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继续为国家作贡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夫人也随着深表赞同地连连点头。
我一边在为他们作着翻译，一边琢磨着，这可是搞得两叉去了。劳雷是在奇怪，他们这么大把年纪怎么还不退休？还要把持着职位，不让年轻人出头挑大梁？于教授夫妇则把劳雷的疑问当成了是对他们的恭维，还在以老卖老，自我吹嘘呢。这到底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还是一种名利场上的追逐，不死不休，谁又能说得清，道得白呢？于教授夫妇至少能听懂一部分英语，翻译还必须按照他们的原话翻译，我只能附带说明几句，尽量使劳雷能够理解，不要再在年龄上扯下去了，赶快转入到访的主题。
还是于夫人敏感一些，她可能是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协调，马上转过头来夸奖起谢佛教授的年轻有为。这么一来，我明知这不是已经四十来岁的劳雷所爱听的，翻译得直感到头皮发麻，啼笑皆非，也搞得劳雷坐立不安起来，苦笑着赶忙向我打手势叫停。
在我的要求下，于谓江教授开始向谢佛教授说明，他从中国国家科委争取到了一个国家重点攻关课题，即打算用公畜模型对这些年来大量引进冷冻精液的后代作个体育种值后裔测定，也对各省，各地区的饲养管理和牛奶生产水平作出一个评估。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些具体情况，说明这次专程前来向谢佛教授讨教的问题是，在数学模型设立过程中的固定因素和随机因素该如何确定？性能测定标准化和数据资料库的设立？如是等等。
谢佛教授越听越糊涂，不得不轻声问起我来：“这个研究课题不是你在三年前刚来不久，介绍中国畜牧业发展现况时就谈到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做？这是个大学毕业生就可以做的项目，怎么会成了你们国家的重点攻关课题？这些公畜模型的技术性问题，你在中国，没有到遗传中心来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的，而且我的育种课中的这部分内容，不是划给了你在练习课中讲了吗？他们有问题直接问你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非得来问我呢？”
这些话当然是不能翻译给于教授夫妇听的，我为难地看着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听懂了多少？只见于谓江教授的脸已经拉得很长，手一挥指着劳雷，于夫人则说：“你跟他讲，还是要他回答，你来翻译。”
有了这样的话，我只得与劳雷商量，无论如何请他帮一下忙，由他亲自来讲解，我来翻译。仗着我们三年来亲密的师生关系，我配合他做过两学期的助教，我们一起还都是系棒球队和足球队的队员，这点忙他总是还会帮的。我对他说，谁要他名气这么大，人家是慕他的名专程来向他请教的，他不直接回答于教授夫妇的问题，他们回国就不好交差了。劳雷虽然还是不太理解这其中的奥妙，也只能连声说OK了。
公畜模型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并不复杂，不到二十分钟于教授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他们又再三表示感谢，客套了一番就提出要告辞。谢佛教授十分给面子地一直陪同他们送出了他的办公室，穿过教授办公室走道和外面的秘书大办公室，到系办公楼的走廊才告别。于谓江教授夫妇对他们受到了这位国际著名教授的礼遇和尊重，感到十分满足，对谢佛教授赞不绝口。他们还为我能有幸在这么些国际上最著名教授们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感到欢欣鼓舞。
三
在教授秘书大办公室外面走廊，我们遇到了早就闻讯等着的王小姐。她是77届北农大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畜科所工作，再公派出国，经过两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硕士学位，也正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见了面难免又要相互介绍，客套一番，反正时间还早，于教授夫妇也意尤未尽，他们的外衣还在我的办公室呢，他们就在我的办公室又坐下来聊了起来。
于教授夫妇一再强调，王小姐和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最强的遗传育种中心，在这么些名师的指导下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如果学成后回国必定将前途无量。我们倒反而对回国工作充满着疑惑，忧心忡忡，也从来没有把前途看得那么乐观。
“于老师，我们大学的领导和教研室主任都来过加拿大。从他们介绍的情况看，国内经济是在蓬勃发展，各大学和研究所也都在忙着广开财源，努力向产业化的方向在发展，而学术研究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看来反而被忽视了。我们认为自己被派出国的任务，是要尽最大努力吸收西方国家发达的科学技术，攀登科学的高峰，回国后能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赶超世界水平。现在看来，我们在这里的努力方向和国内高等教学和科研发展走的方向似乎是不同的，走了两叉。您是怎么看的？”我问道。
“怎么会呢？方向应该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大家都忙着向钱看，大学和研究所也不务正业千方百计地搞钱，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现象，乱过一段时间后应该还是会回头的。这方面你们不用多担心了，党和政府对你们的期望很大，你们回去后是要去接班，准备挑大梁的。”于教授信心十足地回答。
“那么，国内大家都在忙着搞钱，开发新的财源，连我们中科院畜科所都在搞‘包产到户’，承包责任制，这哪里还算是在搞科研？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学了这么一大堆东西有什么用？回去又能做些什么呢？听说有些比我们早出国的，在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满怀着一腔热血回到国内，希望能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可是，回去后他们马上感觉到完全不是那回事。在国内的原来同事认为，他们的出国是即成了名，又发了大财，在国外呆得好好的，如果不是混不下去了回来干啥？说什么因为爱国，为了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回来的，没有人会相信，被当成了傻子。他们回了原派出单位，好不容易学来的那些知识一点也用不上，想干什么也干不成。在浪费了半年，或一年后，最后总算得到了单位领导同意，他们只得又自己联系再次出国了。”王小姐说。
“是的，这些取得了博士学位后热心回国的，因为回原单位干不成事，最后不得不自己联系再次出国，在国外的留学生中引起的振动很大。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普度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回到了在杭州的四个现代化研究所，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困境，不得不很伤心地再次联系出国。事实上，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向外派出大量留学生以来，就像放羊似的不管了。在如何吸引大批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如何作出一些合理的安排，使这些回国的博士们能够发挥所长，集中起来解决一些国内急需攻关的研究课题，传授所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内什么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反正来个哪里出去的回哪里去，教育部和国家科委没有人会管这些事。光有一些领导和大学校长组团出国口头召唤留学生取得学位后回国，但又不解决留学生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又有什么用？”我说道。
“现在，中国留学生的思想都在彷徨中，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完成博士学位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纷纷在找博士后的职位，想先干着，等等看清楚了再说。我有一个师兄和一个学妹都比我早出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马上就要毕业了，可能也会先做博士后。留学生对回国顾虑得最多的，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不外是希望能够学以致用，发挥所长。留学生回国，被分散了回原单位，教学和研究的基础条件不具备，回去做不成事，这样回国就变得毫无意义。不进则退，好不容易在专业研究领域取得了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只要荒废一段时间，就会跟不上，不是太可惜了吗？”王小姐继续说着。
“怎么会这样？这些问题可能是教育部，科委和派出单位和外事部门都没有考虑到的。你们应该向他们反映才是啊。”于教授疑惑地说着。
“怎么会不反映？不过我们人微言轻，会有用吗？这些当官的只要不怪我们多事，我们的建议只要能够起到一些提醒的作用就算是万幸了。我不但和领事馆的教育领事反映过这个问题，而且还专门给农牧渔业部领导写过信，建议马上成立中国的家畜和家禽的遗传育种中心。中国是个畜禽品种资源的大国，遗憾的是至今只有小打小闹的各级政府畜牧研究所机构，而没有建立起全国规模的良种登记注册，性能测定和资料记录系统数据库，更没有一个聚集起大量博士专家，配备有各种必须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大规模家畜和家禽的研究基地和遗传育种的中心，充分利用好中国的品种资源。不用和有了这些已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比，就是印度，东欧的捷克斯若伐克，匈牙利都有这样的一个由国家政府经营的大规模遗传育种中心，大国中唯独中国却没有。中国每年还在化费着大量的外汇，从国外采购着家畜和家禽的良种。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家畜和家禽良种进口国。许多中国的优良品种，被原种出口，或作为礼物送给了外国，人家有条件作出了改良和利用，繁殖后作为优良品种高价出口到世界各国，改良品种后代再大批量卖给了中国，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和极大的讽刺。”我说。
四
“建立一个中国的遗传育种中心，大规模的家畜和家禽遗传改良的研究基地，这在文革前有人提出过，据说当时已经列入了国家科委的计划，后来发生了文革就泡了汤，此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现在，政府的眼光都盯在高产值，高回报，在短期内就能取得经济效益的项目上。建立一个遗传育种中心得化不少钱吧，而且也不可能马上见效，还必须连续不断地大量投入，当然，目前就更不可能被列入议事日程了。”于教授思考着说。
“其实，搞一个遗传育种中心就像搞一个大型的国营农场差不多，只需要开始几年的基建，仪器设备和引进各品种种畜的大笔投资，招聘合格的博士研究员，大学生研究辅助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的人工开支。只要把每年大批量进口种畜的外汇省下来，就应该足够了。遗传育种中心在正式成立和运作后就会有产出，范老师本来就有开垦北大荒，多年经营管理大型国营农场的经验，加上他导师威尔敦教授又是遗传育种和系统工程经济管理的专家，我还上过他的课呢。范老师经过他导师的重点培养，还到经济系，统计系和计算机系读了不少研究生课程，如果由他来主持就太棒了，很快就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范老师的导师的导师，文•维拉克教授十分器重范老师。他已经离开了康奈尔大学不当教授了，到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美国农业部USDA的研究中心接替了原主任，迪克逊博士的职务。范老师的导师威尔敦教授也马上要接替伯恩赛德教授，担任加拿大家畜遗传改良研究中心CGIL的主任。这么一来，中国的遗传育种中心与美国的和加拿大的遗传育种中心马上就可以建立起亲密合作的关系。不但可以互派人员合作开展研究项目，他们不断更新替换下来的设备也可以运到中国，省下大量投资，还可以吸引他们的大规模研究课题到中国来做，带来大量的研究经费。有文•维拉克教授和威尔敦教授的推荐，中国的遗传育种中心也可以申请到国际的科学研究经费，吸引大批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优秀留学生回国。不用十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世界上第一流的遗传育种中心。”王小姐越讲越来劲。在她讲话中途，四名由CIDA项目派出的中国硕士研究生，也闻讯赶来，坐下听起了我们的谈话。
“真的是这样？你们可讲得连我们都心动了呢。可惜我们的年纪太大了，只能等着退休了。如果能够年轻二十岁，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和你们一起来建设起中国自己的遗传育种中心。要开创一番事业是十分艰苦的，你们真的愿意舍弃现有的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研究环境？有了博士学位，你们还会不顾一切地去承担起这么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教授流露出廉坡老已，力不从心的感叹，并好奇地问道。
“于老师，人生能有几会搏啊！如果政府真的能够放手，让我们建设起中国自己的遗传育种中心就算是为此丢了性命，也算没有白来人世间走了一趟。对我来说，当年为了开垦北大荒，在天寒地冻，荒芜人烟的恶劣环境下，睡‘地印子’（在向阳坡地挖坑搭起的简易窝棚），啃火烤的冰窝窝头的日子都熬了下来，还会再怕什么困难？何况现在的条件已经要比当年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担心的是连一点机会都不会有啊！甚至连自己想回国找一个能够发挥专业特长的单位都会是一种奢望。”我说道。
“这倒也不能这样说。如果国家有决定权的领导也能够知道你们的想法，或者看到你们的详细计划书，说不定还是有可能被列入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你写回国的建议书有回应吗？”于教授坚持着他的想法，并问道。
“国内政府的运作机制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写出了信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会收到回信，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部里的有关领导能看到，引起重视。我的信也许到了办公室在秘书手里就被截住了，领导最多被告知有这回事，甚至连标题都不知道，当然也有可能部长和局长连收到过我的信都不知道。”我苦笑着回答。
听了一会儿，后来的四名研究生之一，老周忍不住插言道：“你们怎么就是赶不上趟呢？思想还是停留在三，四年前。现在全国从上到下到处都在想方设法捞钱呢，整个社会已经变得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谁还会关心什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你们要知道，每年光进口种猪一项，从下向上各级的申报审批权，派出国外的具体采购人员名额的分配权，这中间的红包，公费招待各种服务，公费出国旅游和津贴，买卖回扣，涉及了多少经济利益？你们又是否知道，是哪些国内有名的遗传育种教授尽管不是研究猪的，在不务正业，当着这些部门的顾问，一年几次出国在做着进口种猪的倒爷？你们要成立中国自己的遗传育种中心，停止进口种畜不是要断了人家的财路？成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头号敌人？正是因为你们是会在CGIL取得博士学位的，太正点，太耀眼，你们回去不等于要抢了人家的风头，夺了人家的垄断权威地位？人家怎么能够不想方设法来全面封杀？你们的想法完全不切合实际，回去是在找死啊？”其他三位后来的中国研究生也跟着哄堂大笑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于教授拉长着脸，站起来严肃地大声说：“他们敢？谁敢为了私利，阻挡留学生回国，阻挡中国的现代化，谁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从进入我的办公室就一直没说话的于夫人，这时候却接着说：“老于啊，我们恐怕也落伍了，跟不上趟了。我们在内地贵州工作，消息不够灵通，不过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说法。他们说的恐怕都是实情。世道已经变了，我们相信的那一套可能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生气也没有用，人家见到我们叫一声教授，打一声招呼已经算是够尊重的了。谁还会来听我们唠唠叨叨的说道理？而且，我们也根本无法掌握到确凿的证据。”
于谓江教授还是怒气冲天，愤愤不平地穿上了外套和他的夫人一起告辞走了。不过，他那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的话语和满面怒容的神态，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五
在他们走后的第二年六月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一下子我们与国内母校和中国领事馆的联系全断了。因为不愿意委曲自己，填写这种实质上是准难民身份的移民申请表，我们一批中国留学生因为坚持不申请移民，遭到了民运分子的恶毒攻击。他们唆使已经申请了移民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制造了种种“罪证”，向加拿大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诬告我们是中共特务。他们把制造的“罪证”寄向了我们这批人的母校，诬告我们在国外积极反共和反政府。他们还把制造的“罪证”寄给了我们之中配偶还在国内的，诬告有婚外情，试图挑起家庭纠纷，造成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
在完成学位前的一年半中，本人曾经试探着向国内许多稍有名气的大学和研究所发出了大量求职信，遗憾的是连回信都收不到。毕业了，回国没有接受单位，直接回母校又担心由于那些匿名检举信和电脑“证据”而引发的政治审查，因为这下子可是“罪证确凿”，本人有口难辩，只要人家相信，或者想整我，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死定了。正好导师介绍加拿大农业部有一份短期的研究工作（不清楚国内后来怎么会把博士后工作当成了一种学位了？），本人想，就先干着吧，回国的问题等摸清了国内的态度，收到了母校的回信再说。
八个月后，本人辞职，离开了加拿大农业部的研究中心，接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的邀请，心想新加坡是个华人社会，离中国也近多了，可以更方便摸清楚国内的情况，再决定何时回国工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期间，本人曾经三次回上海探亲，上北京开会，回湖南长沙的母校了解情况。只知道国内经济起飞了，财大气粗，从国外进口种畜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把有的国家种猪场的猪都买空了。到部里问起，是否有计划成立中国自己的家畜遗传育种中心？连有关部里，局里的干部都没有听说过。说起想回国内工作，老同学，老朋友和老领导都反问我，你在外面混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不过，敏感的政治问题倒没有人提起，使我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看来，靠政府建立起一个中国自己的家畜遗传育种中心是没有指望了。从联合早报和英文的海峡时报上看到，新加坡有一个企业集团和政府公司打算联合在中国投资十几亿美元，成立一个独资的年产百万头肉猪的大型联合企业。我心想，既然中国政府不搞，如果利用外资能在中国先搞起一个猪的遗传育种中心，再慢慢扩大到其他物种也不错，可以把国内的优良品种资源先保留下来。在国内培育出能与国外比美的良种来，既能为公司赚钱，又起码能为国家省下大笔的外汇。本人就离开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以遗传育种专家的身份加入了新加坡的企业集团，孤身一人来到了上海崇明岛。
到了公司后才发觉，号称十几亿美元的投资才到位了三百万就中止了，号称年产百万头的规模，才建了一个种猪场也就停止扩建了。找来整个设计方案看了一下，不禁哑然失笑，这简直是一个门外汉在胡言乱语，连最基本的土地面积载畜量，防疫，猪粪便和污水处理的合理配套和环保概念都没有。本人也实在搞不清楚这样的方案，当初董事会是怎么审查和通过的？老板重视的只是产量和销售的业绩报告，以及每个月他可以到公司提走多少钱？因此，没有多久本人就清醒地意识到，指望外资在中国建立起遗传育种中心是完全不现实的。
广东省的养猪业搞得轰轰烈烈，杭州也有一家养猪大户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利用种猪销售的业务关系，本人去了多次，发现各种猪场都只是在热衷于依赖进口外国种猪繁殖后卖高价，这两个省畜牧研究所的种猪场的种猪品质不错，因为没有洋招牌，就是卖不出价来。广东省的种猪鉴定站和养猪协会只是政府一个处级机构在经营的事业，被委任担任着顾问的教授和专家，就是想顾也问不上，根本没人理。而发达国家现有的一套种畜注册，性能测定，人工受精，胚胎移植和整个省级和国家级的育种资料记录系统数据库，则根本不存在，也不会被考虑。联合了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各种猪场和养猪大户，成立了自己的两省一市的养猪协会。然而，要使协会成为一个固定的常设机构，就涉及到统一的性能测定，技术支持，经费分摊和瓜分市场等具体问题，没有政府的参与很难展开，不是一时能解决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看看这样还是搞不成，不依赖政府的力量，只依靠民间的力量，要搞资金投入量大，技术含量高，这样大规模的组织工作，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是不可能的。本人又想到再次去碰碰运气，给中央和上海市政府有关领导直接写信，讲明成立中国的遗传育种中心的重要性和具体规划，还毛遂自荐，附上了自己的材料。公司的同事却给我大泼冷水，告诉我说别异想天开啦！在中国，是官就比博士大，人家会以为你失业了，在向他们讨饭碗呢。现在哪个政府机关的部门都在抓创收，如果按照我所说的一套真的搞了起来，会挡了多少人的财路？什么保护国家的品种资源，发展畜牧业优良品种绝不能依赖进口，这些道理人人都懂，就是没有人会去理会。国家利益不如放在口袋里的个人利益来得实惠，这是明明白白的真道理。
两年半一晃就过去了，我也黔驴技穷了，看来成立中国自己的家畜遗传育种中心，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到杭州参加过一次中国数量遗传协会的学术会议，没有见到于谓江教授，也没有听到有人提起他来。在加拿大的圭尔夫大学，家畜遗传改良研究中心，与于谓江教授夫妇一别已经过去了十年，估计他们早该退休了吧。正好碰到新加坡的私人企业集团和政府公司合作得不愉快要拆伙，报上也登了减资的广告，我的梦也该醒了，是拔腿抽身撤退的时候了。
离开大学和官方的研究机构，搞了几年企业管理，使自己的心也活了起来，心想要做成一番事业，靠谁也不如靠自己，何不自己投资搞企业？不管是教书，还是做研究，就算是高级打工，收入终究还是有限，个人的资本积累速度还是太慢，自己开公司可能就不同了。在上海注册一家外资公司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了，几百万人民币的投资，人家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正好在新加坡读书的儿子大学毕业了，也想自己创业，本人就拿出了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一家科技私人有限公司，并做起了股票。本人可是真的盼望着能早日发财，再集资到中国的大西北搞起自己的家畜遗传育种中心。
说到了这里，读者大概会笑了。你啊，你啊，成天做着你的“家畜遗传育种中心”梦。这下子可要吃了大亏，美国华尔街股市的大崩盘，科技股泡沫的破局，911恐怖攻击，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再加上SARS的袭击和东南亚的恐怖袭击，够你受的。股票套住了吧？公司惨淡经营也快倒闭了吧？说实在这些倒是难不倒我，有这么些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学了这么些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生课，如何回避风险的能力还是有的。只是早日发财，希望在银行户头上多加几个零的计划是落空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原来我盘算着，如果有了相当于五千万人民币的私人资本，再通过融资达到一亿，大概就可以到大西北独立自主地，由小到大，搞起一个“家畜遗传育种中心”了。现在，碰到了经济不景气，发财发不起来，原计划的时间表不得不大大推迟了，而我的年龄却每年还是要加上一岁的。再过几年，担任着美国USDA研究中心主任的文•维拉克博士和担任着加拿大家畜遗传改良研究中心主任的威尔敦教授也将退休了。更值得担心的是，国内土地和人工开支的成本也在快速增长。就算到时候我挣到了这些钱，要是抵消了土地和人工开支成本的增长，恐怕还是做不成事。如果人民币汇率再来一个暴涨，我的一切希望都会落空。看来成立中国自己的家畜遗传育种中心，只能是我头脑里的一个美丽的，而又挥之不去的梦和我心中的一个永久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