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续)
六 信仰危机
七 与上海市消防局的冲突
八 夜访故友，探讨出路
九 偃旗息鼓，逐步退出
十 军宣队要抓学生“反革命”
六 信仰危机
会上的争论在表面上是被制止了。然而，在会后大家都不愿意马上散去，三五成群地各说各话,议论纷纷。等赵拥军和几个认为党中央文件上说这些人是叛徒，那就一定是叛徒，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同学走后，留下来的人可就炸了锅。翟静怡，张均尧和留下来同学们一起围上了范明，王勇和黄桂芳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尖锐的问题，希望听到他们的意见。
王勇向他们解释说：“其实，我们的意思刚才黄桂芳和范明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这些消息包含了什么含意，意味着什么？我们想，大家应该都是很明白的，只是不敢相信就是了。我们认为，这就像是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震前和震后的世界，什么都不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思考，重新调整我们的思想。现在，红卫兵运动已接近尾声，文革的群众运动阶段已经快过去了，形势已经与文革初期完全不同了。现在如果再要起来造反，就是反革命，就会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我们不希望你们在剧烈的争论中说出任何过头话，让人抓住把柄，处于随时可能被出卖的危险中。许多事情只要自己心里想明白了就行，不需要说出来的。以后我们大家说话都要小心谨慎，减少聚会活动，要避免落人口舌，等看清楚了九大的精神再说。”
虽然他们嘴上是在这么说着，劝着他们的“同心干”战友，但是心里的这份振荡，心潮起伏，就像脱了缰绳的烈马，久久无法平静下来。范明首先想到了在文革中成了臭名昭著的刘少奇。从思想上，范明对刘少奇在刚建国时发表的一些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谈话认为是正确的，对他在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也是认同的。相反，范明对毛主席在建国后不顾国情，一反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立场，一味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加速建设共产主义，越搞越左，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采用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肃清，甚至扼杀持有不同看法的党内，外人士，是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的。
然而一个人不管过去有多么风光，一旦被打倒，而且被扣上了一连串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名，在文革中是谁也不能去过问，引火烧身的。原中南局书记，在文革中被突然提升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升到第四位的陶铸，不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还是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话，就被立刻打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且莫管刘少奇在他的一生中到底有没有犯过严重错误，做过坏事？或做过多少坏事？作为一个一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革命，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一个国家元首,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到头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派，惨绝人寰地丢进了监狱，而且无法作任何的申辩，其遭遇是何等的凄惨？
范明继续思考着，问题是二十六，七年前，在延安参与做出这份中央决定，要这些在狱中等待被处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在“悔过书”上签字的人，或知情者，除了毛主席，张闻天和周总理以外，应该还有不少。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根据地，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甚至经常在白区担任中共首席代表的周总理身边的人，可能都知情。在文革中这些人并没有死绝，陈伯达和康生甚至还是担任着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顾问。他们昧着良心，主导和参与了，以在“悔过书”上的签字为证据，不顾事实，做出了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中央决定和公布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叛徒材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这不是正好应了一句老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与过去封建时代的伴君若伴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实质上又有何差别？毛主席自己不也说过，“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然而，毛主席在后来的宣传上，把农民革命改口为无产阶级革命，把新民主主义建设，跳跃为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和方针都脱离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实际。毛主席独断独行，君临天下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还不是农民革命胜利后建立一统天下的帝王思想？
看来刘少奇的最大错误在于：第一，他不该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为了投其所好，公然违反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率先把毛主席捧上了神位。自己一手捧起来的尊神，现在却成了置自己于死地的死神，这也是一种现世的报应。第二，他没能分辨清楚，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当时自己退到二线，要他接过国家主席职务是真心诚意，还是虚心假意？虚位是只能说虚话，干虚事，说不得实话，干不得实事的。刘少奇却想讲实话，做实事，暴露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狼子野心”也就成了后来政治发展的必然。第三，他不该在接位以后成绩如此卓著，几年后就使中国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的困扰，却没有处处突出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的表现却明确地凸显了，毛主席在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方面脱离实际，搞农业共产主义的方向性错误，也使毛主席有大权旁落，被边缘化的感觉。第四，既然刘少奇当了国家元首，想说实话，做实事，就应该要有所担当。在维护人民和国家利益方面，他就应该合理利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而不应该一再地委曲求全，以至于酿成了恶果。
也就是说，刘少奇既然遇到武大郎开店，他如果不能削足去头去适应，就不得不挺起腰杆，奋起改组董事会领导班子。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应该抱有忠臣事君，害怕承担“谋王篡位”，“分裂革命，分裂党”恶名的封建传统旧思想。刘少奇应该义无反顾地利用在党中央政治局和各省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中占有的大多数，拨乱反正，纠正毛主席严重左倾的错误。他不应该在批准搞文化大革命，批判“二月提纲”，改组北京市委，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允许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等方面，一再违心地忍让和配合。刘少奇如此软弱，使得“文革派”的势力逐渐坐大，终于造成了不可逆转之势。
范明在反复思考着，到底什么才是党，国家和劳动人民的最高和最基本的利益？他认为不管搞的是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努力提高和保障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领导地位，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起码要使国泰民安才对。然而，从建国以后就没有间断过政治斗争，老是在搞内斗。
先是斗地主，富农，斗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虽然不应该被扩大化，但是起码斗的还是阶级敌人。其次是三反五反，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斗争，革命的对象是不法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即斗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同路人。随后的政治斗争目标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斗的却是党内有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干部。最后在文革中要清除的是党内的赫鲁晓夫，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的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斗的是党和政府中从上到下，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了一些不同看法的革命干部，即所谓的坚持刘少奇反动路线的走资派。到头来，能够斗的几乎都斗遍了，只差了没有斗一斗自己，伟大领袖就是不愿意作自我批评。
通过这些斗争，打倒和消灭了一批又一批的反对者和不同意见者，形成了全中国只能出现一个声音，只允许一张嘴巴说话，只允许一个被号称为超天才的头脑在思考，这样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些斗争一次又一次严重地破坏了在党和政府运作中必不可少的民主作风，一次又一次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一次又一次地利用鼓吹民粹和盲目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果就这样地继续斗下去，何年，何月，才有一个尽头？
范明认为，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政权，通过镇压反革命，清除一些采用暴力手段，企图颠覆新政权的敌人，如国民党军队残余武装，土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杀害工农和新政府工作人员的现行刑事犯，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所领导的这些斗争却显示，连有不同意见的党外朋友，党内的同志，甚至一起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亲密战友都不能相容，这样的做法对吗？这是真的在维护人民的利益，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吗？
从斗争的效果上来看，经过这些年斗争下来，劳动人民真正地当过家，做过主吗？政治地位的提高，体现在什么地方？剥夺了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人人都成了无产阶级，消灭了阶级，可是阶级斗争却越斗越厉害，人民的生活还是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改善。这样斗法，何时才能有一个了结？党和人民的利益又如何体现？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斗争还要不断地搞下去，这样真的可以保障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真的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吗？范明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在码头上班，跟着三班倒，范明只有在上中班下班后回到家，才有功夫在睡觉前走到阳台，抬头看看南天的星星，认真思考一些问题。在他的记忆中，慧慧永远只是一个只有十三岁，对他很好，思想很敏锐，笑得很甜的小姑娘，而且和他的距离变得越来越遥远。他无法想象慧慧长大后的模样，而且随着失望的增加，慧慧的印象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晚上到阳台透一口气，看看星星，这只是一个他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
只有到他思考的问题找不到答案时，才会联想到远在天涯海角的慧慧和孤身在湖南工作的姐姐，猜想她们可能会怎么解答这些问题？范明在反复琢磨着，如果摆脱了个人崇拜和盲目信仰，看来自己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所考虑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对的。然而，事实即使是这样，又能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别人难道就会看不到吗？我该做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事实是根本就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该做，除非是想找死。
知道了有关刘少奇的中央决定和所谓叛徒的材料，这两份中央文件的真相，从幼稚班开始，一再被灌输了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信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拜，对中国共产党无比忠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的“同心干”大部分成员都心寒了。经过了文革中的振荡和熔炼，再有了这个思想上的剧烈震荡期，怀疑代替了崇拜，藐视代替了崇敬。
他们不禁在私底下质疑，党中央到底还有谁是干净的？还有谁是值得信赖的？党史中所写的以往路线斗争，到底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建国以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又有哪些是正确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者根本就是全部错了？如果说共产党的江山都是靠这些现在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土匪，军阀打下来的，那么他们的总指挥，伟大领袖又是何等样人？在以往的这些大人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间，除了你死我活的路线和权力斗争以外，还有是非，还有公理吗？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吗？他们把祖国的前途放在了什么位置？
听到了“同心干”成员中私下提出的这些疑问，范明只能尽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推说自己也想不通，不予回答，也不附和。其实，受到了这样的愚弄和打击，范明有许多天完全无法入睡，头脑整个地晕了。他似乎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全过程。曾经是那样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柱，拥有众多深受百姓敬仰的金身佛像的神圣殿堂。
如今在圣殿内，因为如来佛不愿意看到其他众神，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各自坐大，分了他的香火。他先是砸了关帝庙，把彭德怀等逼下了悬崖。再是，他打倒了守护圣殿的四大天王，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翻在地。接着他又大闹了天宫，一脚把玉皇大帝踢下了帝位，刘少奇下了地狱向阎王报到，阎王吓得不敢收留，成了四处喊冤的孤魂野鬼。接下去，如来佛又带着他的忠实信徒对众神实行逼供信，扫荡天兵天将，打倒走资派，又砸烂了一百另八位罗汉修身养性的罗汉堂，高等学府都关了们，教授，学者，专家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批斗，游街示众的对象。
由于如来佛率众信徒的大动干戈，使大多数神像已被打得支离破碎，露出了泥身木架的本来面目。剩下的不多几个神像也金皮剥落，光环尽失。尽管如来佛的忠实信徒们还在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形象，远远的尾随着如来佛，面对着前来朝圣的善男信女，也显得捉襟见肘，无发掩饰歼敌一万，自损三千的窘态。
殿堂内是断砖碎瓦遍地，领袖的前呼后拥不再，只落得孤家寡人的凄凉。文化大革命把神秘的面纱全揭开了。往日那被描绘成金碧辉煌的神圣殿堂，到头来怎么会成了充满着阴谋诡计，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血迹斑斑的肮脏场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怎么会被一些私利熏心，不择手段的政客们完全扭曲了？范明许多次猛然从梦中惊醒，吓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
事实证明，貌似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比贪污，腐化更严重的社会灾难。它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人民幸福和国家的前途为赌注的一场又一场的豪赌。人民只是被呼来喝去，被伟大领袖玩弄于手掌心的利用工具。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年轻学子还有什么指望？这些满怀正义感，以天下为己任，意气风发的中学毕业生，内心充满了被上当受骗的屈辱和怒火，陷入了失落，彷徨，怀疑一切的信仰危机中。
了解和面对事实的真相是十分残酷的。以前不了解真相时，范明只是心存怀疑，努力地去查证和探索。与其说是为了要证实自己的见解，还不如说是为了推翻自己的主观分析，判断和疑惑。在他的内心还是存留很大的空间，总希望事实能够维护自己心目中神圣的，不可动摇的，伟大领袖形象和党中央的英明伟大。现在似乎一切都明朗化了，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也会犯上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一切幻想都破灭了。范明心灰意懒，再也不想淌这潭子浑水，只想跳出这个漩涡，退出文化大革命。
有一天，王勇下班后拿了一副象棋，来约范明一起就在港区码头找一个安静角落下棋，放松一下。“大丈夫要拿得起，放的下，活得潇洒一点。你干吗整天不是埋头拼命干活，就是紧锁双眉默默无言的？你就算是想破了脑袋也是无解，还不如把许多问题丢开了什么也不要想。按道理，你应该是最容易想得开的，因为现在许多问题已经证明，你以前的分析和提出的疑问都是对的。这说明你这些年钻在图书馆马列主义的书堆里没有白下功夫，《资本论》也没白学，你应该高兴才对。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只不过这天下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凡事都要靠众志成城一起来顶才行，而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如果只靠一，两个人自不量力去顶，不压死才怪。”王勇开导地边走，边劝说着。
“呵！咱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穷酸书生，是什么时候开的窍？居然能讲出了这么一套大道理。我可想不通，这些天你难道就好过了，不头痛？你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启发？暂且不管是真，还是假，使你变得如此潇洒，想得开的原因是什么？”范明取笑地反问道。
“你这个家伙难道就这么把我看死了？就只允许你来开导，劝解我，不允许我来开导，劝解你？我的思想包袱本来就没有你背的那般沉重，自己给自己加重的责任感也没有你那么强。我比你早放下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你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说到刺激和启发，我还真的确实受到了黄桂芳的影响。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天来，她还是像以往那样，乐呵呵的谈笑风生，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困扰和影响？”
“她从小就是一个乐天派嘛！就算是天大的事，要她发愁也难。不过，表面上的不发愁，乐呵呵的，并不能证明她私底下不在认真思考和伤脑筋。”
“话是这么说啦！不过，我和她私下聊过，请教过她的想法。你猜她是怎么回答的？”
“我估计能猜得着。她会讲，明知不可能想通的问题，就不要去想。明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不要去做。想能够解决的问题，做可以做到的事情。该做事就做事，该睡觉就睡觉，过了今晚天塌不下来，明日的天还是会亮的，何必自找烦恼？”
“你算对她是够了解的。不过这件事对她的打击，一点也不比对我们的打击来得小。她说，这么一来她对许多事情总算是都能看透了，也想通了。领袖也是人，而且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何必一定要以圣人的标准强求他呢？既然他们要一意孤行，我们又没有能力去阻止，根本就挡不住他们。何必去螳臂当车，自取灭亡？还是一切都顺其自然吧！多行不义，必自毙，只是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她又说，就算发生了再大的事，日子总还得过。何必为难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你听听她的这套说法，我算是真服了她。”王勇笑着说。
“这是她的一大优点，确实应该佩服她。可能这就是她从她那三代工人阶级家庭所获得的一种务实，开朗的性格和优良传统吧！至少不会像我们那样，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的忧愁，伤感，杞人忧天。”范明说。
“我又问她，文革结束后，如果还有上大学的机会，她会去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大学都关门了，还上什么大学？学得再多，就算是当了专家，教授，又能发挥什么作用？还不是多了一个被批斗的对象？我是不想了，也灰心了。她认为自己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料，也无法适应这种尔虞我诈，充满阴谋诡计的生存环境，还不如继承父业，上社会大学，当一个码头工人算了。你呢？你还会按照你原来的想法，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去考北大吗？”王勇问道。
“这样看来，这次对她的打击是太大了，简直是万念具灰，哪里是乐天知命那么简单？以后，我也要改邪归正了。我不会再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也不会去考北大。看看北大，复旦这些所谓的名校在历来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我能指望向北大的这些教授们学到些什么呢？学习像他们那样，跟在聂元梓等这些不学无术，只会玩弄权术的政工干部屁股后面吃屎？我才不干呢！我会去学自然科学，向科学技术方面发展。好在我们数理化的成绩，远比文科的成绩高，有什么可担心的？”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我也不会再搞文科了，打算向工程技术方面发展。以后从事工程设计，起码可以充分发挥我数理化和美术的特长，做一份我有兴趣的工作。那你花了这些年的努力，学习的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这么丢下了，你真的会舍得吗？”
“这也会是我的业余兴趣和爱好，完全丢下是不可能的，以后就把这些政治和经济理论作为副业吧！能够学上一门自然科学，发挥一下数理化特长和探索科学本质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不错。天生我才必有用！也许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社会的政治气候变了，变得允许不同意见畅所欲言，一起来献计，献策，探讨国家大事了。等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把主业和副业的位置再转换回来的。”范明沉思着说。
七 与上海市消防局的冲突
在上海市的中山南路，靠近复兴路口的十六浦码头，有一个规模不小，具有五，六辆消防车的消防大队。消防所内有二十几个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的中，青年消防队员。他们都是从部队复员，安排在消防单位就业的退伍和转业军人。消防大队隶属上海市消防局领导，而市消防局却和上海市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归属于同一个政法系统。市消防局的办公大楼和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的同一个大院，一个大门进出。因此，按照当时的政府管理体制，消防大队也是一个准军事单位，有着崇高的地位。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般老百姓所不敢碰，也招惹不起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起先是口诛笔伐，批判“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等大毒草，批“三家村”等反动文人，揪背后黑手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然后就是风起云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唱造反歌，跳忠字舞，热热闹闹地制造红海洋，全国一片红。随后就转化为轰轰烈烈的“扫四旧”，批判“封，资，修”，打倒“牛，鬼，蛇，神”，雷厉风行的打，砸，抢，红色恐怖活动。再接着的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人造反运动和向资产阶级的各级政府展开夺权斗争。后来中央文革又搞起了“文攻武卫”，号召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拿起武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结果闹得群众斗群众，武斗不断，狼烟四起，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支左来稳定大局。
眼睁睁地看着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步一步地展开，这些激动人心的政治斗争大戏在一幕接着一幕地上演，这些跃跃欲试的消防队员们却因为职责所在，无法亲身参与这场翻天覆地，瞬息万变的大革命。文革中的人们革命的警觉性非常高，连小偷和一般的刑事罪犯也不敢轻易作案，唯恐会被当作蓄意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大好革命形势，套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当成反革命，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活活打死。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的犯罪率和火灾的发生率都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因为长时间地没有火警发生，这些精力充沛的消防队员简直无聊极了。他们平时只能苦守在消防所里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或在消防所外宽敞的路边水泥场地洗洗消防车，保养消防器具。现在是冬天了，有些消防员在外面洗车，有的就在消防所外坐着聊天，晒晒太阳。
桃园中学参加码头抢运积压物资的高三学生，如果是在浦东的上海港务局七区北区码头上班，一般就会在十六浦码头搭轮渡过江回浦西市区。他们会在这个有六开大门的消防站前面走过，顺着复兴路回家。如果是在南区码头上班的同学，会就近从南码头搭轮渡过江。在码头上劳动的学生如果是在同一个班次上班的，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下班后洗完澡，一起搭乘同一班轮渡过江。
然而在一天的下午，马树林下了早班，洗完澡，换了一身崭新的工作服。因为他要完成一份报表，必须在下班后先去一下港区指挥部，所以落了单。等他到指挥部交完了报表，其他一起下班的同学早走了，只有他单独一个人在三点半左右，从十六浦码头搭乘轮渡过江回家。在平时，这种学生落单，一个人过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意外。
这一天，不知马树林到底是触犯了哪位煞星？居然会霉运当头，飞来横祸，遭遇到了一场无法躲避的灾难。他被这帮消防队员用凉水冲，吊起，痛打，逼供审讯，还被剃了一个阴阳头。可能是因为他的个子不高，又很瘦，一付标准的中学生模样。码头上新发的工作服，他挑了最小号的，穿在身上还是显得又长又大，太不合身，就像是偷来的一样，太抢眼。
还有一种可能是那天这些消防员实在闲得太无聊，或刚挨了领导的批评，心里不痛快，憋了一肚子的气，正愁找不到发泄的机会呢！马树林兴匆匆地从消防站的门前走过，正好引起了一帮在街沿边上洗车和坐在小板凳上闲着晒太阳的消防队员的挑衅心理。有一个消防员有意无意地用冲洗车子的水管，老是向着马树林身上淋水。马树林躲了又躲，还是避不开，就是盯着他，浇得他一头一脸，连新工作服外套也全湿透了。
马树林很生气地上去与他们理论，但是这本来就是在挑衅，无事生非嘛！在外面其他看热闹的五，六个消防队员立刻趁机起哄，大闹了起来。他们先是动手你推一把，我推一把，大声嚷嚷着训斥马树林妨碍了他们的工作。见马树林不肯自认倒霉，还据理力争，他们就威胁他，硬说他偷了码头的工作服，要把他扭送去派出所。经历了文革的大场面，这样的威胁马树林根本就不怕，反而理直气壮地驳斥了他们的诬告，坚持要他们道歉，使这帮消防员们更是火冒三丈。
为了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倔强小伙子，在消防站里，外消防员们的一阵怒吼声中，他们把马树林拖进了消防所，关起门教训了起来。有些好事的消防员先是把马树林双手反绑了起来，用一只水桶套在他的头上使他什么也看不见，随后就拳打脚踢地训斥开了。打了一阵子听不到马树林的求饶声，他们进而用大麻绳把他吊在了大梁上，用冷水管塞进他的前后衣领，给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浇个湿透，再学着红卫兵审问牛鬼蛇神的模样，用带大铜扣的军皮带不断地上下抽打，逼他跪地求饶。
然而，他们非但没有能够迫使他求饶，反而听到了马树林的怒骂声。这些消防员们火气就更大了。一不作，二不休，他们把马树林强按跪倒在地上，索性学着红卫兵扫四旧时的模样，把马树林的头摁住，找来了理发工具，横剃，竖剪，剃了一个阴阳头。一直闹到吃晚饭的时间，他们总算闹够了，最后就把马树林松了绑，哈哈大笑地扔出了消防所。
马树林哭着跑回了码头求援，正赶上中班的工人在食堂吃晚饭。食堂里的码头工人和桃园中学其他班次的同学看到马树林被整得这付惨样，顿时火冒三丈，立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消防大队欺人太甚，竟敢欺负到了咱们码头工人的头上了，这还当了得？相互一打召呼，六十来个码头工人和四十几个在码头劳动的学生，立刻抓起大铁锹，铁棍和扁担等顺手的工具，一起赶搭轮渡，直奔复兴东路消防所。
在码头指挥部值班的头头，一看事情要闹大，自己又无法阻挡，只得立即向市港务局和市公安局的革委会请示，强烈要求市局领导立即赶赴现场，严惩蓄意毒打在码头支援劳动学生的罪魁祸首，协助解决好这场纠纷，避免重大流血冲突的发生。
正在上中班的“同心干”核心成员李蓓蓓，赵拥军和“文革派”的头头曲大卫商量后，担心力量还是不足，马上打电话回学校“同心干”和学校革委会办公室，要求紧急增援。这一下子可把“同心干”核心成员们心中压抑已久的屈辱和怒火全部激发了起来。
在校的翟静怡和张均尧立刻派出所有的同学，联络和调集学校内联盟的各红卫兵组织赶赴现场，并联络了附近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要求紧急援助。他们还同时在第一时间派人到家，通知下了早班在家休息的黄桂芳，范明和王勇等人，要求他们立即赶到现场主持大局。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但从来没有正式启用过的，各校相互紧急支援的应急网络机制终于第一次启动了。
当上百个码头工人和劳动学生，手抓着铁锹，铁棍和扁担等劳动工具，开始组织围攻复兴东路消防所时，在消防所内的消防员们这一下可真慌了手脚。他们关紧了各道大门，急忙打电话向其他消防所求救。随着从各处消防站开出的消防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在上海港务局七区的南区上中班的一百来个码头工人和劳动学生的增援队伍也及时赶到了。
同时，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的几千个学生红卫兵，更是围堵上了从各处赶来的消防车，迅速完成了分隔包围，及时阻止了各处来的消防车的汇聚和与复兴东路消防大队的内外呼应。面对着越来越多，层层包围的红卫兵，前来增援的消防员们根本就下不了车，车子也动不了。学生和码头工人一方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校内各组织和从各校赶来声援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把附近的所有街道和路口堵个水泄不通。
眼看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就要一触即发。由于马树林是“同心干”的核心成员，又是闻讯赶来的黄桂芳，范明，王勇和张为民等人的同班同学，他们立即与最早到达的李蓓蓓，赵拥军，马树林，曲大卫等人商量后，负起了控制全局的指挥责任。他们要求所有在码头劳动的本校同学和随后赶到的“同心干”成员全部分散到各处，努力解释着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和想要通过谈判达到的目的，并试图阻止武斗的发生。
他们自己则都进入了冲突的中心，消防所的大门前，一边劝阻了码头工人用大铁锹和铁棒，向消防所各大门发动的破坏性攻击，一边向复兴路消防所内喊话，要该消防所的负责人出来承担起责任，并提出了惩处肇事者的要求，要他们还一个公道。可笑的是下午如此嚣张跋扈，严刑拷打马树林的这些凶神恶煞的消防员们，见到了这个场面个个吓得成了缩头乌龟，一声也不敢哼。复兴路消防所的领导，下午胆敢放任他们的下属为非作歹，现在看到事情闹大了，却胆小如鼠，连头都不敢伸出来，就是紧关着门窗，不肯出面。
附近的派出所民警赶来了。上海市和区的公安局和消防局，上海市公，检，法，政法系统的革命委员会有关领导，也闻讯纷纷开着警车赶到了现场。他们看到在复兴路消防所门口虽然人山人海，吵吵嚷嚷的，但是居然秩序井然，形成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局面。显然一切主动权都控制在学生红卫兵和码头工人的一方，连围观的群众都没有一个帮着消防所讲话的。
如果他们不及时插手处理，真的要动起手来，消防大队一方势单力孤，毫无还手之力。面对还在源源不断赶来支援的红卫兵和码头工人，他们只能被大，小通吃了。如果这件事真的闹大了，造成上海港务局码头工人的大罢工，他们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都将吃不了，兜着走。因此，这一大帮子市级和区级有关领导只能硬着头皮，马上挤进人群，来到复兴路消防所门口，要求与学生红卫兵和码头工人的代表，展开面对面的商谈，寻求解决办法。
最早到达的李蓓蓓，赵拥军，曲大卫和随后赶到的黄桂芳，范明，张为民等人，向市公安局，市政法系统和市消防局有关领导，详细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们强烈要求该消防所的负责人，出来承担起放任手下为非作歹的责任，严厉惩处肇事者，并向受害者当面赔礼道歉，讨还一个公道。
这些到了现场的各有关单位领导们，听了情况介绍，又亲眼看到了受害者马树林的情况。他们当机立断，立即表态，原则上完全同意学生红卫兵和码头工人的正义要求，责成市消防局通过进一步了解情况，邀请学生和工人代表一起到福州路的上海市公，检，法大院，市消防局办公大楼中心会议室，通过谈判，协商，严肃处理好这一起恶性挑衅，毒打红卫兵事件。
有关市，局领导一再恳求学生和码头工人一方的代表，不要进一步把事态扩大，希望能协助和平地解散越来越多，义愤填胸，赶来增援的红卫兵和码头工人。既然有关领导已表态，一定会严肃处理，在码头劳动的学生和工人也不想事态进一步扩大。大家一起劝散了前来支援的各校红卫兵和围观群众，处理好了现场。
当晚，他们就在上海市公检法大院内消防局大楼中心会议室展开了谈判。学生代表坚持原来提出的立场。市消防局的谈判代表则要求学生们先冷静下来，提出他们需要时间找复兴路消防大队的涉案人员，调查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了解了双方的说法，再确定了具体的肇事者名单后才能处理。谈判就这么地被一等一拖，拖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市消防局的谈判代表居然自己不出面，只派了一个党委办公室的秘书来和学生代表周旋。他提出了在具体处理上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市消防局领导担心，如果要复兴路消防大队负责人和主要的肇事者，前来当面向大家认错，赔礼，道歉是否会引起新的冲突？何况这些人也不敢来，领导怎么劝也劝不动，现在是文革非常时期，他们也不能用强制的办法。
学生代表们商量后，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缓兵之计。市消防局的领导是在使用拖的战术，拖到学生们的怒气消了，来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就坚决表示不会让步，并且拒绝与办公室秘书谈判，强烈要求市消防局的领导必须出面，直接谈判。这样就又拖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在市消防局大会议室里等了四十几个小时的学生代表，就是等不来市消防局的领导，开展面对面的谈判。李蓓蓓觉得苗头不对，就与范明，张为民，曲大卫等人，到大会议室外商议对策。
他们都觉得这样任凭市消防局的谈判代表拖下去，形势会越来越不利。因此，他们决定安排在事发的第四天上午再调动一千红卫兵，包围了市公检法大院，挤满福州路这一段，搞起游行示威，造成这些政法部门进出车辆的不便，甚至整个大院工作瘫痪，来加大压力。他们同时安排了里应外合，配合外面开展的舆论造势和精神施压，在市公检法大院内也派出同学，向同在一个大院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各办公室干部们展开游说，争取同情和支持。
这一招名义上是仅仅针对市消防局的，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即你市消防局不拿出诚意来解决问题，在同一个大院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等其他单位也就不能正常办公，市消防局不得不面对其他部门的埋怨。这么一闹果然立竿见影，市消防局的第一把手和最早出面的谈判代表，顾不上吃午饭，马上匆匆赶到，并且急出一头汗，叫苦连天。
他们一再地向学生代表说明，他们一刻也没有耽误，在做复兴东路消防大队的批评教育工作，决不是在拖延时间。在谈判中，他们一再解释要该消防大队负责人和肇事者前来当面赔礼道歉，有相当大的困难，也容易造成双方对立情绪的进一步激化。他们提出只要学生代表肯在这一条做出让步，他们就可以当面签发对这些肇事者的全局通报，严重警告和计大过处分的局领导班子决定。
学生代表们经过认真地商量，最后同意了市消防局的第一把手和最早出面的谈判代表的意见，因为学生代表听了在法院工作的一位老同志的劝告。考虑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在一个月前就发出了“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据说军管工作组集训的学习班已经结束，这几天马上就会前来接管。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等军管工作组一到，市消防局革委会的原领导就说了不算了，就会推给军管工作组。
据这位老同志的劝说，他们学生红卫兵们现在的闹法，对中央派来的军管工作组，恐怕是行不通的，事情还有可能会越闹越大，最后无法收场。加上春节快到了，如果再拖下去，等过了春节长假期，这件事可能就会不了了之。最后，就这样双方各退一步，即，市消防大队同意书面成文，当面签发惩处肇事者通告，学生们则放弃肇事者当面道歉的要求，这场冲突才算得到了化解。
经过四天四夜的交锋和谈判，这件事总算落幕。对这些学生来说，这说不上是一场大胜利和取得完满的结果，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出了一口恶气。所有参与其中的学生代表都搞得筋疲力尽，再拖延下去不少人会累得病倒。不过对于受害人马树林来说，对这样的结果还是十分不满意，恐怕只有把这些肇事者，统统也同样的打上一顿，才能真正解了他的气。这场斗争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即文革开展以来，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的“同心干”和“文革派”，在这场斗争中虽然还是以“同心干”为主，“文革派”为辅，却同心协力地完成了一场漂亮的协同作战。
八 夜访故友，探讨出路
桃源中学的高三毕业班学生进入上海市港务局支援装卸货物，加入为缓解港口货物积压的工作，已经有整整四个月了。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由于张春桥，王洪文等上海市革委会头头们全在北京忙着夺权，卡位，市革委会的追查和搜捕活动居然毫无动静，学校里也是一切如常。范明估计暂时不会有事了，就利用工休时间，晚上避开了熟人，在春节过后再次来到了陈宝粟家。陈宝粟的身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健康，精神也好多了。范明到来时，他正在整理着以往自己写的诗词，曲谱，散文，剧本和其他文稿。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大风大浪，以前你写的所有东西，包括我们相互和应的诗，词和词曲，恐怕都不会再存在了吧？”见范明到来，陈宝粟问道。
“是啊！先后被抄了六次家，加上我自己和同学们的提前预防性处理，所有文稿、只要有我字迹的一切，连我珍藏的所有书籍，包括《资本论》已经全部销毁了。以后如果有人要找我所写过的诗和词，只有到你这里来找了。”范明苦笑着回答。
“像你这样一切都处理掉了也好，干干净净，无牵无挂，起码可以轻装上阵，重新出发。”
“你的身体看来恢复得还不错。凡事想开了就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就算发生了再大的事，天塌不下来，地球照转，何必杞人忧天？文革形势的发展，自有毛主席在掌舵，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再说，江山代代自有能人出，就算乱上一阵子，也自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不用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来瞎操心的。”范明心灰意懒地说道。
“听说就在春节前不久，你们不是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大行动吗？你们对抗的可是市消防局，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准军事单位，并有强硬后台的老爷大衙门哎！这得有多大的胆量和魄力才行啊！怎么才过了这么几天，你居然会变得这样消极？”
“与市消防局的冲突和对抗，那是因为形势所迫，受害人是咱们的同学马树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再加上‘同心干’的这些同学，他们的内心早就充满了受骗的屈辱和满腔的怒火，也需要找一个适当的途径来发泄。好在整个事态还不至于失控，我们只是十分勉强地达成了最低目标。迫于军管工作组马上将进驻市消防局和春节的放长假，这件事拖下去，可能就会被不了了之。我们不得不让步求其次，因此算不上是一场大胜仗。”
“你们与市消防局的抗争，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可以说已经是一场大胜利了。你们可不要把期望值定得太高了！你刚才说受骗的屈辱和满腔怒火，这是怎么一回事？愿闻其详。”陈宝粟说。
“你是否清楚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的决议和中央六十一位叛徒材料的来龙去脉？”
“听到了一点，据说这可能是有些人蓄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天大的冤案。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重要问题中的一个，中间确实存在太多的不合理性。”
“在1966年6月文革之初，我们当时迟迟没有加入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对发动文革前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无法理解。后来是为了要拨乱反正，扭转血统论，打砸抢的乌烟瘴气和对老师们的无端迫害，我们正好借着中央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机会，以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揪出误导红卫兵运动背后黑手为目标，加入了文革。过后，就是党中央的这份对刘少奇的决议和铁证如山的‘悔过书’叛徒材料，使我们改变了在文革初期的看法，认可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否则，我们是不会轻易地深深卷入这场毫无章法，乱七八糟的政治斗争的。”范明耐心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我说呢，虽然你有很好的马列主义和经济理论基础，有社会活动和组织能力，但是由于你家庭出身的缘故，我原来估计你是不会，也根本不必要主动投入，去趟这个浑水的。这么说来，是背负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老师们的同情心，使你们主动地投入了这场大革命。那么，在经历了这些大风大浪和烈火的熔炼以后，现在回过头来再对文革前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进行深入思考，你是否对文革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更清晰的理解？理出了头绪没有？”
“这还谈不上。以前，我只是根据历史资料，有关文件，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的心得体会，对照着解放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得出了一些自己初浅的看法。从党史上看，第一次国共合作被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革命破坏后，在党内开始是反右倾投降主义。从建立了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以后，党中央基本上是在不断地反左倾盲动和冒险主义，强调以农村包围城市，稳步积累革命的力量。然而到了解放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毛主席就一改他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一意孤行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走上了他自己当年所批评的‘左’倾空谈主义。先是农村的合作化和城市的工商业改造，紧接着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鸣大放后的反右斗争，随后就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后是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直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喝了一口茶，范明继续说道，“宁左勿右，解放后毛主席只是坚持一味地反右，而且越来越左，没有采取既反右，也防左的平衡做法。我丝毫不会怀疑毛主席的动机是为了人民幸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只是从中国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实际出发，路要一步一步来走。为什么一定要搞得这样的极端，一味地反右，宁左勿右，我无法理解。当然在我的内心，我总是希望能够用事实来否定我的错误看法，但是在文革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事实，却反而证实了我的这些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你应该也可以看得到，现在不满中央文革，不满中央对‘二月逆流’处理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随着军队四野系统将领的势力越来越大，咄咄逼人，占据要职，中央文革与军方的矛盾也突现了，以后恐怕会有更多的冲突发生。”
“是啊！真是难以置信。谢谢你能这么信任我，坦率地说出了你的一些想法。往事不堪回首，在共产主义理论和经济学方面可能我考虑得没有你那么深入，但是我就从对党史，社会学和历史的理解，从以往发生的种种事件对比着看，殊途同归，也可以大致理出了一个头绪来。当然，通过召开九大，各方，各面也许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和统一。反正这些都已经不用我们来操心了。经历了文革的大起大落和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至少使我们能够摆脱了一些精神上的束缚，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改变了必须随时，无条件地紧跟党组织和领导的思维模式，我一开始是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因为也没有了使命感的压力，心里反而感到轻松多了。”
“谢谢你的推心置腹。其实我们还是什么也没说，心知肚明就足够了。以我们现在的资历和地位，我们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无法对社会具体做出什么贡献，但至少可以做自己思想的主人。我们人微言轻，有了自己的思想也不能求表达，更没有资格进言。然而，我们至少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超然立场，来冷静观察这光怪陆离的时代变迁。”
“看来你是比以前成熟多了。从小你就是锋芒毕露，不肯轻信任何事情的，有了疑问一定要追根究底，死追不放。进入中学以后，你一头钻进了马列主义著作，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学习。这些是否与慧慧的爸爸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件事有关？”陈宝粟小心地求证。
“我承认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也与我的父亲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邻居的一个复旦大学高材生被打成右派，押送去北大荒劳改有关。也与我们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只是在党支部会议上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结果她遭到了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不准再担任老师的处分，以及身边发生的太多事情都直接有关。”范明坦率地回答。
“我们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是刘苧老师，她怎么了？是你毕业后回学校听到的吗？我怎么没有听到你说起过？是啊！身临其境，休戚相关，与事不关己的差别太大了。秀慧确实别具慧眼，她没有看错了你。对她的不幸遭遇，你感到愤愤不平。对王秀慧的爸爸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无法接受，就下定决心要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嗨！我为她感到欣慰。我真正理解了，虽然当时因为大家年纪都太小，谈不上是爱情，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对她的爱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唉！造化弄人，慧慧到底去了哪里？怎么会从她走后，我们居然没有得到她的任何一点消息？现在，既然你对这些事情已经参透，何不寻求脱身之策？”
“脱身的想法半年前就有了，只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苦无良策。邹顺发反攻倒算的幽灵一直在徘徊。上码头支援是以肉体上的劳累，求得精神上解脱的一种方法。再说要面临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追查，上码头也是避风头，暂时脱离政治漩涡的一种策略。我来看你，当然必须以不至于会拖累到你为前提。”范明解释说。
“你的考虑我想象得到，就算是真的拖累到了我，我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决不会怪你。反正文革也快结束了，我早就横下了一条心，坚决脱离这场政治斗争。我这次病倒，是真假参半，许多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头痛欲裂是其一，寻求脱身，决心不再淌这潭子浑水是其二。反正我的决心已下，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还有什么是可怕的？我要问你的是，炮打张春桥问题肯定会追查到你们吗？”陈宝粟固执地问道。
“间接的可能会。我们完全了解已经发生了的所有情况，只是没有直接参与和加入这次昙花一现的炮打行动。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出在全民崇拜的伟大领袖身上，炮打张春桥只是一种根除小人，清君侧的斗争策略。我们认为这样做根本无法动其根基，只是一种缘木求鱼，舍身求仁的自杀行为，不值得我们这样做。”
“正是如此！你能这样看问题，那我就放心了。不过，邹顺发出身好，是转业军人，仕途一路顺风，又没有犯过记录在案的任何大错，他的重新被启用是早晚的事。这可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你们不得不防。”
“这个人有些丧心病狂，他不但仇恨打倒他的人，而且也仇恨在他被打倒时没有极力维护他的人。他对你的恨也是一步一步加深的。从智擒淫棍盛东海，你没有事先找他商量开始，你和他最恨的我之间的关系又其次，再加上在他被打倒后，你没有公开地努力维护他。不过，防和堵终究还是处在被动地位，毕业分配又遥遥无期，请教你有何脱身的良策？”
“当兵如何？与其盲目地等待分配，不如主动去当兵。以往每年春天都有征兵，去年在文革中没有征兵，不清楚今年会不会有？如果有，而且兵种不错，我打算就去报名。”陈宝粟征询意见地说道。
“这是一个好主意。好儿女志在四方，换一个环境又是一番新天地。不过，要说服你的父母可不容易，你是他们晚年才得到的独生子。另外，你要养好身体，起码体检要通得过才行。资产阶级子女是当不了兵的，而且就算是进了军营，我想也是不会受到信任和重用的，决不会有好结果。再说，很少有戴着眼镜当兵的，我恐怕体检也不会通过。真遗憾，我当兵是去不成的，政审和体检都过不了关。”范明无奈地说。
“除了这次的偏头痛，我其实和你一样，从来就没有生过病。我的眼睛没有问题，体检估计也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平时体育活动参加得少，到部队去经受一下磨练也好。好了！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我想就这样决定了。说服父母容易，难道他们愿意看着我留在这里等着挨整吗？”陈宝粟下定了决心。
“好吧！我衷心希望你能成功。你的文艺才能在部队文工团可能会大有用武之地的。”
“但愿如此！我只希望邹顺发的得势，能够在你们毕业分配以后才好，否则会很麻烦。你具体有什么打算？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我们会动员一切力量阻止他的提前解放，努力使我们可能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从今以后，我们会偃旗息鼓，使一切归于平静。我想除了当兵，别的出路应该是没有了。我们的毕业分配，听说可能会像六十年代初动员社会待业青年上新疆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或者回乡务农那样。听说要动员66届和67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呢！”
“你认为，等召开了九大以后，有没有重新恢复高考招生的可能性？大学不可能老是关着门，国家也不可能白白养着这些大学教师和工作人员，而不给他们工作和出路。初中毕业生可以继续升高中。要解决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高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按照以往那样，至少可以解决全国的四分之一，如果通过扩招，甚至可以吸收所有高三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如果真的有高考，对我们学校的这一届原五年一贯制的教改试验生，恐怕就会是百分之百进大学了。党中央不可能不考虑吧？”陈宝粟不死心地问道。
“这可是八字没有一撇，连一个影子也没有的事，只能画饼充饥了。大学要不要办？怎么一个办法？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如何贯彻落实？这些问题在九大的筹备工作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中央只是在去年底发出了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和进行修改党纲，党章的通知。九大会在什么时候召开谁也不知道？何况等理清，落实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问题，光是大学的复课和恢复高考的筹备工作，至少也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们66届的高三毕业生是指望不上了。文革搞了两年，城市里的工商业原封不动，能够吸纳的毕业生十分有限，可能只能用来照顾一些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大部分的毕业生看来只有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的一条路可走。”范明分析道。
“希望的确是非常渺茫，能够活动的空间也实在太小，只能一切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排了。唉！我真的为你感到惋惜。其实我认为，你如果能够有机会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成就。已经有了这么好的基础，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你难道就不会觉得惋惜？当然，你的数理化基础从考试成绩上讲，比文科的成绩高得多。小学的两位张老师和秀慧都希望你不要搞政治，建议你学科学。我相信只要你下决心搞科学，当然也会做出成绩的。不过，现在大学都不招生，谈什么也没有用了。换一个话题吧！你们现在与兰明德，张为民，曲大卫等人相处的关系如何？”
“可以说是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在码头工作上相互合作，配合得不错。当然还谈不上信任和友谊，讲话还是有所保留。不过这次为了马树林与复兴路消防大队的冲突，张为民，兰明德，曲大卫，他们也全程参加了。”
“这就好！曲大卫的思想比较活跃，也肯动脑筋。而兰明德和张为民的思想比较僵化，认了一个道理，不容易转弯，盲目性很大。我想要说的是，他们的人品还是应该可以肯定的。”陈宝粟提醒道。
“对他们的人品，我当然是了解的。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愿意结交这些老朋友的。我们个人之间本来就没有大的利害冲突，盲目跟从的无心之过，与有意攻击，恶毒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依我看，邹顺发对他们的怨恨恐怕也化解不了，不知道他们是否看清楚了这一点？”范明问陈宝粟。
“很难说。我暗示过，但是没有看到他们的明显反应。我无法当面直接提醒他们，否则会有离间之嫌。至于能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全要看他们自己的智慧了。”陈宝粟无奈地说。
“你还是再修养几个月吧！码头上的工作可能还需要延续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大功告成，到时候我们在学校见。”范明说完后，就告辞离开了陈宝粟的家。
九 偃旗息鼓，逐步退出
经过了五个来月的埋头苦干，支援码头的桃园中学高三学生，总算可以功成身退了。上海港务局七区码头的煤炭和散装货物积压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了四月初，码头货物的装卸和调度一切都已进入正常轨道。上海港务局七区的临时指挥部在完成了历史使命，要正式解散前，就先召开了对前来支援的桃园中学学生的欢送会。
在码头的劳动结束后，在家休息了几天，星期一所有高三学生都返回了学校。范明，黄桂芳，王勇，李蓓蓓和赵拥军等人，各自先去了自己的班级，随后回到了“同心干”的总部。他们很快就发现，学校里的情况与他们离开时差不多，一切都没变，松松散散，毫无生气。工宣队的人是在学校，但是心还是在他们的工厂。到学校只是因为上级有命令，他们的任务在身，不得不应付过场。
工宣队既不想与红卫兵和造反派为敌，也不想卷入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和学制改革等问题，结果只能无所作为。在文革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教师和负责教育的干部们，虽然有了中央允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说法，然而仍然心有余悸。“臭老九”的身份和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名还是高悬在他们的头上。他们还是人心惶惶，丢盔卸甲，无所适从。中央已经发出了好几次复课闹革命的通告，上海市的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开了也有半年了，学校却还是停留在定期返校，学习中央文件和党报社论的状态。
在“同心干”的总部，他们先与负责留守学校的翟静怡和张均尧等人，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在了解了学校的情况，相互交换了一些有关以后奋斗目标和活动形式等意见后，下午他们就乘着返校日，召开了“同心干”的全体会议。主持会议的黄桂芳首先提出了问题：“这半年来，学校里一直是这样死气沉沉的，好像是毫无目标，无所事事。工宣队似乎根本就没有真正筹备复课的打算。毕业班的分配就业问题，还是遥遥无期。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后的形势又将如何演变？请大家发表高见。”
“我认为自从有军队的介入，支左部队进驻了全国各省，市政府机关，武斗已经被制止。各地的革委会都已经在筹备中，或正在纷纷成立。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撤销了企图动用军队，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总长杨尚昆，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去除了最后的隐患。全国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而且走向了全面的好转。从中央频频召开各种重大会议看，估计等到一切筹备工作顺利完成，开了九大，一个团结，安定，繁荣的新局面很快就会到来。”
赵拥军认真地环视了到会各位的反应，继续发言，“这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被派到学校来，是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实现各红卫兵组织和教工造反组织的大联合，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听说军宣队马上就要进驻学校，具体落实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决定。我们现在当然什么也做不了，也不需要做什么。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同心干’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我同意赵拥军有关等到召开了九大，全国将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团结，安定，繁荣的新局面的说法。军宣队的进驻学校，指日可待。我们现在是的确做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不同意现在就解散‘同心干’。我认为‘同心干’应该在军宣队进驻学校后，等组成了新的学校革命委员会，才能够考虑解散。”一直在校的张均尧说。
“对！这样做比较合理，否则黄桂芳将以什么身份参与校革会工作？组织如果现在就解散了，又如何应对像这次与上海市消防局的冲突等各种突发事件？再说，在军宣队进校，筹建新一届的校革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必须继续防止走资派复辟，反攻倒算，秋后算账的问题。何况局势的稳定只是相对的，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现在‘同心干’组织还没有到应该解散的时候。” 翟静怡跟着说了她的想法。
“是的，局势的稳定只是相对的，通过支左，军方的势力大大加强了，许多军事将领也将成为各省的革委会主任。而从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工总司负责人长期呆在北京，中央文革力捧王洪文的情况看，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改组和重建过程中，还有一个权力再分配问题。周总理和他竭力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也决非等闲之辈。当然，只要有毛主席的健在，总能取得平衡。等到召开了九大以后，一个团结，安定，繁荣的新局面的到来是可以预计的。我们目前除了要睁大了眼睛，防止走资派的反攻倒算以外，确实无事可干。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偃旗息鼓，尽量少引人注目，逐步做好退出和解散组织的准备。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即军宣队进驻前，‘同心干’是名存实亡。在新的校革会成立后，‘同心干’就可以解散。虽然总部撤销了，如果有必要时，我们还是可以随时联络，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范明分析着说。
“对！对！对！按照目前的形势看来，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后阶段。既然做不成什么事，‘同心干’当然应该偃旗息鼓，逐步退出。复课闹革命，没有我们高三学生的事。毕业分配，又八字没有一瞥。我们暂时没有任何事情可干，只能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各位如无好去处，请皈依我佛，壮大我们的桥革会（注：是自己戏称的桥牌‘革命委员会’）。看来，桥革会又可以重开张，正式营业喽！”王勇开玩笑地吆喝起来。
“嗨！‘穷秀才’闲得要去做和尚了！不知是做落脚和尚，还是做行走和尚？是做老实的敲钟和尚，还是做酒肉穿肠过的酒肉和尚，或者是花和尚？你的庙建在何方？请问，你们的桥革会收不收小尼姑？大师傅们是否肯带几个小徒弟？” 翟静怡笑着，也跟着打趣说闹起来。
“留发修行的尼姑嘛！本来就有好几个，多收几个也无妨。不过，这个庙可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看来，如果没有钟馗来坐镇，哪里可以真正做到六根清净，修身养性？” 倪素珍笑着接口说道。
“喂！你们到底在胡乱说些什么呀？又是和尚，又是尼姑的，你们到底想去干什么？王勇，你说的桥革会是华侨革命委员会吗？”对王勇，黄桂芳，范明，倪素珍，马树林等人，在文革初期的几个月里，闭门埋头打桥牌的情况一无所知的张均尧，摸不着状况，不无紧张地问话，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哄堂大笑，直笑得人仰马翻。
黄桂芳赶忙出来制止说：“好了，不要再闹了，事一关己，就会方寸大乱。均尧，你的翟静怡是不会真的去做尼姑的，你尽管放心。他们是在说打桥牌，组织桥牌比赛的事。我在这里必须要明确指出，我对参加新一届的校革委会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也想轻轻松松的打牌，好好放松一下。你们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谁想进校革委会的，请毛遂自荐。”
“黄头头，你还是行行好吧！我们还指望着您在外面广结善缘，职位节节高升，多布施一些斋饭，斋菜呢！”王勇嬉皮笑脸地说道。
“好啊！你们都清高，淡泊名利，做隐士，成了世外高人，还可以在桥革会里轻松快乐，逍遥自在。那么我呢？你们就好意思让我继续去抛头露脸，争权夺利，成为权欲熏心的风头人物？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们都跑去打桥牌了，把我一个人撂在了这边，搞得我连桥牌都打不成了。你们对我是不是太不公平了？”黄桂芳赌气地冲着王勇笑着发脾气。
“黄头头啊！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校革会的所有成员，在全校师生的心目中，你的形象是最光辉灿烂的。德高望重，唯你莫属，别人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在这里我保证，只要你有空，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牌局。只要你一到，如果没有别人让你，我第一个让给你打。” 马树林装腔作势地夸口说道。
“好嘛！你也来瞎起哄。抬得高，摔得重，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把我吹得那么高，也不怕我摔死？”黄桂芳笑得弯下了腰。
会议结束前，张均尧提出：“既然我们有了偃旗息鼓，逐步退出的决定，最好与青年教工造反队和我们联盟的各红卫兵组织都打一声招呼。同时，对在过阴历年前，我们与市消防局的这场斗争中他们的全力支持，你们这些当事人应该亲自去当面道谢。至于其他兄弟学校的支援，我们已经一一到校表示了感谢。”
范明，黄桂芳，赵拥军，马树林，翟静怡和张均尧就在会后，到了青年教工造反队和联盟的各红卫兵组织总部都转了一圈。使他们感到十分诧异的是，青年教工造反队负责人，宋教练的忧心忡忡和意志消沉。他们所见到的宋教练，已经完全失去了一年半前在召开全校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时的豪气和风采，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据其他老师说，宋教练自从去年七月配合“同心干”去区委和区政府，反击了原桃园中学党（总）支书记邹顺发，在区教育局复出后的恶性报复事件，回来后不久情绪就变得很不稳定，经常借酒消愁。
宋教练私下与教工造反队的一些同事说起过，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积极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些恐怕都只是一厢情愿地自以为在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到头来没有一个是会有好下场的。他坚持认为，凡是跟随着中央文革起来造反的，早晚都会被抛弃，被清算。随着被打倒的干部一批接着一批的被解放，造反派就只有等着在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被整肃和各种打击报复的到来。他预计等文革结束后，接着就会来整顿教师队伍，清理阶级队伍。参加了造反派的就该受苦，受难了，随时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决不会有好日子过。
从这次全体会议以后，除了指定的返校日，学校里大白天再也见不到“同心干”的人影。连黄桂芳也除非校革会开会，否则不会在学校里出现。“同心干”在四号楼上的两间办公室和楼下的两间工作室和储藏室，大门紧锁。只有在傍晚，几个机灵的低年级学生，由“小溜子”小杨为首，时而会到学校检查一下“同心干”的办公室和储藏室是否被人动过手脚？巡视查看一下学校的布告栏和大字报走廊，了解学校是否有事发生？所有“同心干”的成员，以低姿态，偃旗息鼓，等待着军宣队的进驻。
而在另一个方面，在家居比较宽敞的同学家里，他们的桥牌战局却进行得如火如荼。王勇，范明，马树林，黄桂芳，倪素珍回头找来了原来打桥牌的老搭档，摆开了一桌，两桌，甚至四桌的牌局，几乎天天通宵达旦。打牌能麻醉神经，消磨斗志。打牌能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打牌能压抑杂念和阻止除打牌以外的思维。打牌也能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和失落。打牌再一次成了他们偃旗息鼓，逐步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灵丹妙药。
就在这期间，传来了中共中央在筹备召开九大之前，会先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在这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可能就要实行大换班。因为党中央的原班人马，在文革中大部分都已经被打倒，这几个党中央的委员会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子。打倒得越多，当然腾出来的位置就越多，能够乘此机会青云直上，顶上高位的人也会越多。据说中央文革剩下来的几位大员，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以及紧跟林彪副统帅的军方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起码都能进入中央委员，还有可能会直接进政治局，当上政治局委员。
还听说，王洪文也可能会当上中央委员，因为他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毛主席说他年纪轻，当过兵，又是上海的工人造反领袖，符合培养接班人的条件。上海市革委会和工总司里是一片喜气洋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这些哥们一起造反，一起夺权，眼看着大大小小的乌纱帽在等着他们拿取，可不是乐开了怀。从一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通过造反，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下子就有可能升上了中共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这可是天子的御赐，也是搭上了中央文革，这个可以直接通天的红色火箭的好处。
从1967年11月初算起来，时间过去有半年了。因为参与了炮打张春桥事件，一直逃亡在外的陆方芳还是音讯全无，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回来过。眼看着中央文革，张春桥的权势变得越来越大，王勇，范明，黄桂芳，翟静怡，张均尧等人，他们只能够干瞪眼，空为深陷逆境的陆方芳感到担忧。使他们更为忧心的是，他们不断地在注意着死对头邹顺发的消息，然而邹顺发居然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人见到过他。桥牌虽然还在继续热闹地打着，可是他们却始终无法放得下心来。
青年教工造反队负责人宋教练的消极情绪，似乎严重地感染到了他们。他们也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一点儿也不踏实。他们总有一种危机在背后偷偷地累积的感觉，好像不久就会有事发生的预感。为了怕动摇军心，范明虽然在表面上一直保持着镇静和乐观的态度，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和烦躁不安，经常失眠。因为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任何危机的逼近，他总是会首当其冲，成为重点的攻击对象。只要一搞阶级斗争，他的家庭出身就会是一个大问题。邹顺发咬牙切齿的恶毒咒语老是在提醒着他。
“不要以为你一口否定，死不认账就可以逍遥法外，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要错估了形势，与我作对，你决不会有好下场！我的被解放，恢复职务是早晚的事。我今天来找你，是看得起你，认为你是一个人才。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一起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为文化大革命作贡献，我可以对你既往不咎。如果你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子弟，不识抬举，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共产党革命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你是不会得逞的。”范明反复地琢磨着邹顺发的思维逻辑，现在看来整个文革形势完全可能会按照邹顺发的思路在发展。
范明想着，上一次的反复辟行动能够取得成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直接有关的。当时的中央文革和上海以工总司为首在夺权中的造反派都立足未稳，担心被他们打倒的干部，在被解放结合进领导班子后的复辟和秋后算账，因此反复辟正好是一股社会潮流。而现在，中央文革和工总司的头头们将进入中央最高统治集团，当官的位置已经坐稳，而且比那些将被解放的干部站在更高，更有利的位置。他们当前的首要目标是重新启用那些可以改造好的干部，收拢在他们的帐下，巩固他们作为统治者的权势，因此形势是完全不同了。
宋教练看透了这一点，变得忧心忡忡和意志消沉，其他“同心干”的成员可能也看清了这盘棋局。现在如果再遇到邹顺发的东山再起和恶性报复，这样的反击行动恐怕是组织不起来了。再说，明知这是逆潮流而动，他怎么能够再拖累了这些能够不顾一切，跟他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同学呢？范明在苦思各种自己可以脱身，而又不会拖累了这些同学和战友的良策。
虽然开春了，上海夜里的温度还是很低。范明夜里如果不是在同学家里打牌打通晓，就是在家里拿了一把小靠背竹椅子，在漆黑的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儿子的默默无语，闷闷不乐，使范明的父母十分担心。尤其是范明的母亲，因为上一次家里出事，范明的父亲和大弟弟都被单位关押起来了，她不得不从武汉叫回了范明。结果，范明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她是又喜又惊。她估计范明一定参加了什么强有力的组织，恐怕还会是一个大头头？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权势，能够让工厂的造反派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低头。
范明的母亲一直在担心，范明可能会为了解决那件事，得罪了什么大人物，惹上了什么大麻烦？可是当她问起来，范明却一再回答说没事，要父母不必担心。带着资产阶级的帽子，解放后就一直处于受教育，挨批判，被批斗，关牛棚的反面教员的社会地位，范明的父母只有干着急的份，唉声叹气，却一点忙也帮不上。他们只怕因为自己的存在，会给他们的大儿子带来更多的麻烦和不幸。范明的失眠，在床上的每一次翻身，都会使他的父母感到心惊肉跳。
十 军宣队要抓学生“反革命”
为了落实三月底毛主席发出的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组成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军宣队很快就来了。在四月中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十来个年轻士兵在一个年纪将近五十岁的军官带领下，在校革委会组织的全校师生夹道热烈欢迎中，进驻了桃园中学。军宣队长姓罗，一米七十出头的个子。他有着一张枯瘦的脸，眼皮下垂，嘴唇抿得很紧，嘴角微微上翘，一脸的严肃相。长年的军旅生涯造成罗队长的皮肤晒得很黑，脸上布满了皱纹。他铁板着脸，不可一世地马上取代了工宣队，对校革委会的赵书记和其他成员发号起司令。
军宣队在开进桃园中学的当天下午，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罗队长在主席台上哼哼哈哈地打足了官腔。他先是按照中央的文件和有关指示，念三个字就作一个停顿地念着讲稿，大讲特讲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丰功伟绩。他再三强调了军宣队进驻学校的重大意义和必须要排除万难，坚决完成的任务。
然而，在他讲到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狠抓在文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新时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讲着，讲着，他就信口开河起来。他讲出了一段使全校师生目瞪口呆的即兴发挥，即扬言要在教师和学生造反派中抓出迫害革命干部的反革命分子。军宣队要抓学生反革命，他的原话是这么讲的。
“虽然，我们今天，来到桃园中学，才第一天，这个，但是，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们真的，不了解情况。嗯！在军宣队的，集训期间，我们可，没少听到，你们桃园中学，的情况。嘿！嘿！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是摸好了底，嗯！是有了七，八分把握，才来捅桃园中学，这个马蜂窝的。啊！这个，有人说桃园中学，就好比是，上海市的复旦大学，阶级斗争，特别复杂，特别不好搞。学校里的人才，多得很，有龙，又有虎的。啊！上得了榜的，牛鬼蛇神，可多了，乌七八糟的，鬼花样，也特别多。这个，上级有的领导，甚至担心地说，我这个大老粗，恐怕会吃不住，扛不起。嘿！嘿！我才不信这个邪呢！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枪林弹雨，打不倒我。在解放后，和平建设时期，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奈何不了我。我相信，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也同样，动摇不了我！”
罗队长的豪言壮语得到了平静已久，习惯了文革中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气氛的全校师生，起哄式的叫好声和如雷般的掌声。罗队长显然不习惯这种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热烈场面，也分不清这其中所包含的，等着看好戏上场和嘲弄的成分，他越来越得意起来。
他继续说道：“啊！听说，在桃园中学，就有着，那么一个，学生反革命，可是了不得。他是一个，白专的典型噢！哈！能说，会道，又能写，这个，他娘的，他骂人，还能不带，一个脏字，搞了人家，当领导的，还能够，让被搞的人，摸不着北，抓不到，他的把柄。嘿！嘿！他只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嘛！这个，他又好像，很有学问，从古到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经济学，还有资本论，嗯！讲得一套，又一套。不过，这个，他可不是一个，红五类，却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狗崽子！嘿！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事实上，却是他，在大模大样地，指挥着，全校的红卫兵。”
看到台下听众一脸的惊讶，罗队长讲得更来劲了，“这个，他表面上，在学校的，校革会，和红卫兵组织，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喜欢，戴红卫兵袖章，实际上，却是一个，在背后，摇鹅毛扇的，一个真正的，实权派，一个狠角色！嗯，他在桃园中学，就通过他的，一帮狐群狗党，做到要风，就是风，要雨，就是雨。嘿！嘿！据说，他的活动能力，非常强。这个，他非常善于，利用群众运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明明是，想维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却偏偏把，坚持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口号，叫得比谁都响。他明明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却偏偏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老挂在嘴上。就这样三下，两下，嘿！嘿！他居然，把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校的，革命干部，党支部书记，打成了走资派！妈了巴子的，却真的做到了，把牛棚里的，牛鬼蛇神，都放了出来，过后，还抓不着，他出手的证据。”
听到台下再一次响起了如雷般地起哄声和掌声，并叫起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坚决粉碎走资派的复辟阴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罗队长有一点糊涂。他闹不明白，鼓掌应该是表示赞成他要抓出学生中的反革命的意思，怎么同时会在听众中叫起了打倒走资派和粉碎走资派复辟阴谋的口号？
不过，罗队长也没有太在意，只是顺便提醒了一下听众，“我在这里，讲的，只是一个，反动学生。他还不够资格，做走资派呢！嗯！这个学生，据说在外面，也很吃得开。这个，他的势力，很大，上到市革委会，和工总司，下到区委，和区政府，的许多领导，这个，啊！到处有人，帮他说话，据说是，谁也搞不了他的。嘿！嘿！我就不信，那个邪！这个，别人说，碰不得，我就是要碰一碰他。啊！我就是要看看，他还能变出，多少花样来？这个，孙悟空，还能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嘿！嘿！我就是要，抓出这个反革命，让你们瞧瞧！……，嗯，这个？”
罗队长讲着讲着，觉得没有得到学生和老师们预期的热烈响应，反而台下议论纷纷，嘈杂声音越来越大。他觉得听众的反应有些不对劲，事情似乎是搞砸了，台下炸了锅。有人甚至还喊出了，“维护走资派的利益，决不会有好下场！”，“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号召！”，“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支左部队必须支左，反对搞右倾翻案！”等口号。
罗队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满以为自己掌握的情况，是铁定的事实，通过军宣队进驻后召集第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的一番严厉的讲话，应该可以起到先声夺人，镇住大局的效果。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会搞成了这么一个场面，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
罗队长看到苗头不对，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并改口说：“嗯？这个，你们听了，都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啊？啊！这个，我刚才讲的，只是我们所听到的，一个方面的反映，是一面之词。不过，这些消息，还是有根据的，应该是十分可靠的。嘿！嘿！当然，我们做工作，还是要全面地，了解情况，不能偏听偏信。支左部队当然要支左，否则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啊！我们当然不能就听一面的说法。你们可以看到，我会主持公道，做好调查研究。这个，我也会听听他本人的说法。这个，这个，我想当面见识，见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利害角色？”
罗队长只能在最后加上了这么几句，草草结束了这一段的演讲。他接下去的讲话根本就没人再想听了，听众在纷纷离场。虽然他的士兵在努力地维持着会场秩序，高声叫着要大家安静，不要离场，但是根本就起不到作用。罗队长原来满打满算的两个多小时的军宣队进驻训话，只讲了一个多小时就不得不草草收了场。他被气得浑身发抖，嘴巴抿得更紧了，嘴角也就翘得更高了。然而，当全校师生离开会场时，各种冷嘲热讽的大声讲话声，却不断地继续向他的双耳灌来。
“才进学校第一天，就要替手上粘满血腥的走资派翻案，还要颠倒是非，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当成反革命来抓，他是把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当成了白痴？”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已经不吃香了！谁还会吃他的那一套？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真的把我们都当成了阿斗了。继续闹吧！斗吧！看他自己最后怎么来收场？”
“安静了这么一段时间，又会有好戏看了。这可是一场龙争虎斗啊！他不要斗斗看吗？不拿出一点证据，就要乱抓反革命？这个如来佛恐怕只能抓抓自己身上的虱子吧！”
“看来他是被人当枪使了，进校也不了解情况，一上台就放了一个冲天炮。他要乱抓反革命，吓唬谁啊？有戏可看总是好的，反正闲着也没事可干。”
尤其罗队长在听到了最后离开会场的一群胆大的学生，冲着他的一番大声议论，看到他的士兵们都满脸通红，一脸的茫然，更觉得下不了台，有一种强烈的受到了愚弄的感觉。
黄桂芳，范明，王勇，马树林，倪素珍，李蓓蓓，翟静怡，张均尧和小杨，小刘等一批“同心干”核心成员，默默地随着各自的班级离开了会场后，又自动地集积在了一起。他们耐心地回应一些好心的老师和同学们的一再询问和致意，随后就一起走出了校门，直奔就近的黄桂芳的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在整个队伍中很显眼地缺少了赵拥军等三人。由于这是在预料之中的，大家也就只是会意地笑了笑，并不太在意他们的缺席。
老话说，夫妻本是同命鸟，灾难来时各自飞。何况“同心干”这只是文革中的一个志同道合，自由参加的群众组织。加上这次的压力是来自权威的军宣队，不管采取什么反击行动，可能都不会有胜算。何况军宣队的斗争目标直指范明一个人，因此如果有人想撇清关系，明哲保身，躲避这场灾难，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而这次赵拥军等三人的缺席，可能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决心与“同心干”分道扬镳，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直接的对立面。
到黄桂芳家，大家坐定了以后，黄桂芳首先说：“看来这次的事情不简单，邹顺发可能要再次东山再起。罗队长先入为主的想法，肯定是被他灌输的，又是他在搞鬼。”
“据我听说，这批支左部队是来自上海军分区的。他们进驻了区委，区政府，区教育局和各所学校。邹顺发和盛东海都是从上海军分区复员和转业的军人，在支左部队里可能会有他们的战友，或者老乡。邹顺发和盛东海想必是趁他们在集训期间，找到了他们，向他们诉苦和作了一番鼓动的。” 李蓓蓓揣摩着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位罗队长看起来头脑非常简单，在第一次大会上就毫无保留地，把他所听到的和盘托出了。站在他的立场考虑，他可能是认为，既然消息来源绝对可靠，理直气壮，期望能借着军威，在全校的大会上能够做到一呼百应，动员起群众，群清激昂，一起来抓反革命。他认为军队进驻了学校，应该先给一个下马威，打一个开门红，以后的工作就会好做。然而，他却没有估计到会落了一个冷场的反效果。” 张均尧进一步分析着会场的情况。
“范明，看来你是头一号反革命，我应该就是第二号反革命。谁叫我们不是红五类，老是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把柄让人家来抓呢？唉！从文革一开始人家就是不让我们参加革命，后来我们革命了，也当不了头头。现在我们可真有了机会，当当反革命头头，过过瘾也好。人生百态，见怪不怪，呜乎哎哉！”王勇自嘲地笑着说道。
翟静怡打断了王勇的说话，“嘿！大家急都急死了，你还在呜乎哎哉的穷酸，说风凉话。都什么时候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才好？从表面上看，这次斗争的矛头又是冲着范明一个人的，实际上却是冲着‘同心干’整个组织的。我们是不是要像上次那样，立刻组织反击？”
“这次的情况与上次可是大不相同的。上次大家都是造反派，对走资派的反攻倒算都深恶痛绝。这回却是面对着一个支左部队，我们可能会连一句话都插不上嘴，人家可是先入为主。这次我们如果不能动一点脑筋，问题恐怕不好解决。” 倪素珍掂量着说。
“是啊！支左部队刚进驻学校，如果我们马上就动员红卫兵包围区委和学校军宣队，要求清算走资派的反攻倒算，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办法。搞得不好会弄巧成拙，反倒如了邹顺发的愿，形成了我们与支左部队的严重对立和冲突。”黄桂芳担忧地说。
“我的看法是，什么也不需要做。以不变应万变，以逸待劳，静观其变。往往是叫得凶的狗，反而不会咬人。不叫的狗，阴丝丝的靠近人，一旦咬起来才是入骨三分。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罗队长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像罗队长这样的人,大大咧咧，只会面对面叫阵，搞阳谋，应该算是一条光明磊落的汉子。这样的人往往是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反而更有正义感，好打交道。他可能是一个大炮，直筒子，不是城府很深，工于心计的人。否则，到了他这把年纪，就不会只是这么一个芝麻大的官了。像他这样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抗上，认为不对的，他敢于据理力争，与上级顶着干。”范明笑了笑说。
“你的意思是，只要他没有公开点我们的名，我们尽可耐心地等着他来抓我们？你要明白，你可是他们要抓的头号目标。等摆平了你，接下来的，就是同样出身不好的我和采取行动，抓了邹顺发的张均尧。再下去，应该是‘同心干’的所有成员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搞人人过关，动员各位来检举和揭发你和我的罪行，将功赎罪了。”王勇看着范明苦笑着说。
“是啊！如果按照军宣队进驻的原本打算，顺利发展，预计会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不过，暂时我们还是不要太着急。依我看来，罗队长应该是一个直性子。在军宣队进驻的大会发言受到了严重挫折，我相信他真的会作调查研究，想搞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解事实的真相。估计不出一个星期，罗队长就会亲自找上门来。我们当然也要抓紧时机，可以主动地，毫不畏惧，坦然地多在学校走动，让他容易找到我们。估计在他找我们之前，会先找教工，原校革会成员一个一个地谈，你黄桂芳更是他必找的人。与他这样的人谈话，不要被他表面的凶相吓住了，要开诚布公，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谈。你一定要心平气和，据理力争。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容易打交道的人。”范明向黄桂芳面对面进一步说明。
“那么，邹顺发东山再起的问题又如何解决？”黄桂芳问道。
“对邹顺发东山再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一无所知，暂时没有好办法。我们必须尽快摸清他的底细，搞清楚现在的状况，才能想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只要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逞，如果我们能够与罗队长交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想也就有了制约邹顺发东山再起的途径。这要看具体情况的变化和发展来灵活处理。区教育局的人事变动，我们要多加密切注意。”范明解释说。
“这样做不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里在座的所有人，都是从一开始就主动加入‘同心干’，在任何风浪面前都没有动摇过的可靠战友。要走的已经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能够肝胆相照，同进同退，死心塌地的好兄弟和好姐妹。难道你真的在打算牺牲自己，一个人扛起来，避免拖累了我们大家？” 翟静怡感情冲动地问道。
“不，不全是这样。刚才王勇不是说了吗？就算我们一味地退让，任人宰割，只能使对方得寸进尺，斩尽杀绝。我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现在采取任何反击的手段，都将与军宣队形成公开的对抗。我们将陷入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困境，而且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只是一种情非得已，无可奈何时被迫采取的下策。上策应该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柔性手段，改变罗队长先入为主的主观看法，争取化敌为友。按照目前的情况，以退为进，不露锋芒，牌照打，棋照下，外弛内紧，摸清底细，等待时机，争取主动，是我们的最佳处理方法。而反应过度，欲速则不达，反而会造成与军宣队情绪上的对抗和对立，搞得处处被动。”范明沉着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