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续)
十一 军宣队罗队长的智慧
十二 红卫兵组织的解散
十三 姐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四 参军带来的希望和失落
十五 “胡汉三”要回来了！
十一 军宣队罗队长的智慧
在欢迎军宣队进驻的全校师生大会后，好几天过去了，学校里却是平静如常，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军宣队罗队长安排他的士兵带头清扫学校的所有走道，教学楼和教学办公楼的走廊。看到军宣队行动起来了，全校的教职员工不好意思地马上积极配合，一起清理起了校园里的残枝落叶，大字报栏的破碎纸片，搞起整个校园的大扫除和大修整，并且全面进行了办公室，大食堂，大礼堂，仓库，工具房，教职工宿舍的大清理。在军宣队的带动和号召下，全校学生也按照各班级原来划定负责的教室和卫生责任区，搞起了彻底的大扫除。经过全校师生和军宣队士兵一起几天的努力，使得整个学校的面目焕然一新。
在此期间，罗队长却在学校革委会的几间办公室，不断地约见校革委会成员，各教工造反队和各大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与他们展开了单独的，或以小组为单位的摸底谈话，并要求他们各自回顾自文革以来，桃园中学所发生过的所有重大事件和冲突，回忆文革的全过程。他还依次向原校革会成员，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征询了如何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关于复课闹革命指示的意见，讨论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筹建新的校革会等问题。
范明根据自己这一边，被罗队长约谈过的人纷纷前来通报告知，罗队长在与他们的约谈中，都避而不再谈要抓教工和学生反革命的问题，只注重细问各组织在成立后具体干了些什么事？以及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学校发生过的所有重要事情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罗队长还十分认真地不但自己记笔记，还请了一位军宣队的文书和一位原校革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帮着作访谈记录。
罗队长在与黄桂芳约谈时，他问到了“同心干”的组织形式，成立的目的，与其他教工和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关系？他还特别问到，谁是“同心干”的真正头头，是否真的有内外的两套领导班子？“同心干”自成立以后组织过一些什么活动？怎么组织展开活动的过程，以及效果如何？他还一再地问到，为什么“同心干”的人不多，在学校的影响力会有这么大？与校内和校外的各种红卫兵和造反组织是否有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心干”是否是一个在校内外，十分庞大的造反组织的总部？以及范明与邹顺发的结怨过程，为什么“同心干”与原党支部的关系会这么敌对？等等。
看来受了挫折，罗队长是认了真。他想通过广泛地约谈，摸清桃园中学开展文革的全过程，间接地核实他在进驻以前听到的消息，搞清楚事实的真相。了解到了这个情况，范明心里就更有底了，不由得从心里对罗队长产生了好感。范明相信，罗队长了解的情况越多，对自己和“同心干”就会越有利。尤其是罗队长在每次约谈时，还请人作了双份完整的笔录，这可是他可以用来说服他的上级改变初衷的最好办法。这些作为能够充分证明，罗队长是一个相当正直的好干部。他没有把开大会的挫折感，归罪和记恨于他范明，反而动了心思，用了智慧，还真是粗中有细，在下功夫做出自己的判断了。
在军宣队进驻学校正好过了一周的星期一下午，罗队长戴着一副老花镜，亲自摸到了二号教学楼，图书馆楼上的高三（2）班教室来找范明。两人照了面，罗队长板着脸，从上到下，从下往上，把范明打量了好几遍。范明则是不卑不亢，笑嘻嘻地任由他看一个够。
罗队长首先开了腔：“嗯！嘿！嘿！好样的！看来我还是把你给说差了。他们都告诉我，你不但能文，原来还是一个运动健将，是一个文武全才，不错嘛！而且你还很会做人哦！学校里居然会有这么多老师和学生都来帮着你说话。我的大会讲话没有把你给镇住，也没有把你吓得趴下。你这个小子的胆子够大，脖子够硬。好啦！我们是不是应该面对面，好好谈谈啦？”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毛主席要求我们学生必须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哪里会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搞过无法无天的事情，没有私设过公堂，没有打过人，没有关押过任何人，也没有搞过打，砸，抢。我们从来就主张搞文斗，反对搞武斗。我们一直在努力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只要站得直，走得正，当然胆子就大。不做亏心事，当然理直气壮。我相信，只要您作了调查研究，就会客观地看待我们的，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来找我谈，当然最好了。我们上哪里去谈？我随您。”范明高兴地回答。
“嗨！我才说了几句表扬你的话，你就喘起来了，给我来了这么一大套？你可别得意得太早了！有几件事情，我还是要向你当面问清楚才行。我们就在学校里到处走走怎么样？顺便也可以看看这几天大扫除，把学校搞干净了没有？”
“好啊！打扫了一下，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桃园中学的整个校院还是挺不错的吧？不过，学校的规模和景色现在已经差多了。我们刚进校时校院要比现在大一倍多。学校对面的公园原来也是桃园中学的校内花园。您知道吗？桃园中学可是原来桃园大学的旧址。”
“哦！怪不得呢！老师的队伍这么复杂，有不少是喝过洋墨水的，还有不少是民主党派的。桃园中学的教育质量高，可真不是吹的。”
“中央不是要我们复课闹革命吗？如果要复课，按往常情况，校长必须要协调好全校各部门的工作，教务处要召开教师会议，安排落实教学任务，后勤处要抓好教育设施维修保养，教工和学生食堂整顿，教材和教学用品的后勤服务准备，财务室和各教研室都应该忙起来了。不知道军宣队进校抓不抓复课？”
“是学校当然要上课啦！整顿好学校，复课闹革命，这是军宣队进校的首要任务。说起来问题可不少，这些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教研室负责人都被打倒了，还要防止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复辟，怎么搞好复课？整顿好学校，就要争取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和配合。要具体落实好中央的指示，困难可也不少。”
“我想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阻力，您说对不对？其实，你可以马上以军宣队的名义，召开原来的校革会成员开会，成立起新的校革会，人员不用作大的变动。反正只要你担任了新的校革委会主任，你就可以依靠这些人展开工作了。复课闹革命是党中央的指示，谁敢不听？谁敢不配合？以后上级如果召集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的，不重要的会议，有关党务和校务工作的就派副主任赵书记去，有关群众组织的你就派‘红革会’的陈海涛，或‘同心干’的黄桂芳，两个副主任去开。你要他们把会议文件多带几份回来，再传达会议精神，这不很重视他们了吗？这样，他们还能有什么意见？新的校革委会成立以后，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就都可以马上解散了。”
“不对原校革委会的成员考察清楚，就捞现存的？这些人可靠吗？这样做不会搞出乱子来吧？再说他们对复课到底是什么想法？新的校革委会一成立，就要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全部解散，他们会这么听话？”
“你就放心吧！原校革委会成员都是经过全校各组织反复协商后推荐出来的，赵书记是应原校革委会筹备组成员的一致要求，请求上级派来的。如果有人敢捣乱，那是他的问题。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根本就不必为他负责。解散群众组织，只要你提出，他们肯定会听。我们‘同心干’会带头解散，你也可以要黄桂芳去说服我们这一边的其他组织。我们这一边的组织全部解散了，‘红革会’，‘文革会’ 他们那一边的组织敢不解散？另外，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复课闹革命的。上海市中学复课闹革命的万人大会半年前早就召开了。”
“瞧你说的，就这么容易？如果真的能这样就好。要复课没有老师可不行，你来说，在老师这方面又可以依靠哪些人？怎么才能做通广大教师的思想工作？”罗队长根本就不顾一路走来，周围学生和老师们投射来的疑问的目光，兴致勃勃地与范明讨论开了。
“刚才你说到，学校里许多负责教育的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这还不是邹顺发搞的鬼？上级有文件说她们被打倒了吗？根本就没有。‘红革会’和‘文革派’就是文革初期在邹顺发的支持下，按照血统论搞起来的组织。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为名，把一大批教育骨干和负责教育的领导干部都打倒，搞臭，还戴高帽子游街，关进‘牛棚’审讯，不都是在他的指使下干的？刘素贤校长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出了名的共产党教育家，职位要比他高多了。为了要搞倒她，邹顺发就利用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把学校负责教育的领导干部全部打倒了。她们根本就不是被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自发起来打倒的。”范明乘机详细地解释起来。
“不管怎么说，她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总没错吧？”
“罗队长，知识可是没有阶级的。资产阶级可以用知识来造飞机，大炮，无产阶级也可以用知识来造飞机和大炮。老师是按照书本教的课，总不会教出别的花样来。课本是在国家教委和教育部领导下编写的，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有教育路线问题，编写书的是什么路线，老师们教的就是什么路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怎么算，也不能算到她们的头上啊！她们最多只是犯了执行的错误。教育部发下来的教科书和教育大纲，她们不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做，行吗？就像您，如果不听中央的指示，自己搞出一个罗队长路线，行吗？”
“你这小子，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那不成了反党，另立山头了吗？嗯！不过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去请她们出来恢复工作，学校里的广大教师和学生根本就不会反对，是吗？”
“当然，全校师生都是很敬重她们的。校长和教务主任的职务也没有被上级组织正式撤消过。只要你能使她们消除了不做不错，多做多错，随时会被耍猴一样地玩弄，被打倒当替罪羊的顾虑，她们就会兢兢业业地把复课工作全部承担起来。唯一的，只有邹顺发会强烈反对。他还会到处扇阴风，点鬼火，在区委和区教育局的军宣队和革委会到处捣鬼，使坏，甚至连你也不会放过。”
“邹顺发？他敢！说起来他在部队时，我还曾经是他的上级，负责过他们的军事训练。我想，他也得怕我三分。对他后来拼命巴结领导，走上层路线搞的那一套，我早就看不惯了。你说校长和教务主任的职务从来就没有被上级组织正式撤消过。邹顺发的职务难道是被上级组织正式撤消的吗？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被打倒，不都是一样的吗？哪里会有上级组织正式撤消职务的文件？” 罗队长有点不信地说。
“这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校长和教务主任的职务没有被上级组织正式撤消是一个事实。而邹顺发和盛东海的职务被上级组织正式撤消了也是一个事实。这些都是可以在学校的组织文件档案中查找得到的。由区教委派来的赵书记取代了被正式撤消了职务的邹顺发，这是有上级组织正式下文通知的。现在基层党组织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如果邹顺发的职务没有被撤消，赵书记是来不了的。”范明努力地说明着。
“呵！呵！给你这么一说，我们要校长和教务主任出来工作就更理直气壮了。我真的得把这两份文件找出来好好看看。”
“只是学校有两位被逼得自杀的老师死得太冤。他们教书教得非常出色。邹顺发整他们的借口，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俩一个是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一个是民主党派的小头头。在文革初期，他们就是被无限地上纲上线，穷凶极恶的逼供，拷打，无穷无尽地批判斗争给吓破了胆，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就这么给逼上了绝路。”
“不是说这两位老师是因为抗拒文化大革命，在家里自杀的吗？你说这也是邹顺发搞的鬼？不过，我们说话得有根据，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他搞的鬼呢？”
“他们只是一般的教师，怎么抗拒文化大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文化大革命？人都给逼死了，还要加上这样的一个大罪名。你说要证据，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档案都保管在学校的档案保密室，只有党支部主要负责人才能控制和使用这些档案。只有邹顺发才有权决定，抛出哪些被他内定为牛鬼蛇神的档案。在文革初期，‘红五类’学生红卫兵如果没有得到党支部给的可靠消息，他们自己又能够知道些什么？这两位老师的出身不好，他当然找好欺负的下手啦！他整的人多了，否则他在学校怎么会这么不得人心？人如果不是被逼到实在无路可走了，怎么会自杀？整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杀鸡给猴子看，因为他们是教育骨干，目的还是为了斗垮刘校长。”
“是啊！居然还整死了人！邹顺发可是真够狠的。档案保密室当然归党支部直接掌管。那时候，邹顺发当着党支部书记，没有他的话，教师的档案材料怎么可能泄漏出去？这当然在理。不过，这件事只凭揣测还是不行的，需要作进一步地调查，要确实掌握到证据才行。那么，你自己说说看，他那么恨你，又是为了什么？”罗队长继续问道。
“真正在文革中被全校师生自发起来打倒的走资派，只有他和他的助手大淫棍盛东海。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开始的。邹顺发是一直到1966年的10月下旬，全校师生联合召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誓师大会那天，被到会的师生一起揪出来打倒的。在此之前，他通过由他一手培养的学生党员和团委干部所组织的‘红革会’和‘文革派’，这两大清一色的‘红五类’红卫兵组织，在学校开展批斗和关押校长，教务主任和一大批教师，私设了公堂，搞了血统论，抄家，打，砸，抢，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在听到这两位老师，屡经批斗，关押，殴打审讯，最后被迫自杀了以后，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认为，他是在背后操控搞了这些红色恐怖的真正黑手，这才犯了众怒，被打倒的。”范明试图从头讲起，解释起来。
“这些我倒是也听有些人说了，只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既然是大家一起打倒他的，为什么他要特别针对你，这么恨你？而且死死咬住你一个人不放。这中间一定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吧？”
“文革中，邹顺发一直是在学校里呼风唤雨的，突然被打倒了，他就恨所有人。他不光恨我们‘同心干’，恨教工造反队，也恨他自己培养的学生党员和青年教工党员，怪他们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他。他恨我是因为‘同心干’不是他所支持的学生组织，而是在这两个老师自杀后，出于对他倒行逆施，迫害教师的愤慨，由我们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同心干’的影响力很大，战斗力强，当然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我是‘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之一，又不是红五类，抓阶级斗争起来好欺负。”
范明注意到罗队长皱着眉头在认真地听，就继续说道：“加上那次全校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誓师大会，原来应该是由黄桂芳代表‘同心干’发言的，她搞丢了发言稿。我知道她发言的内容，只能临时要我在没有发言稿的情况下上台去代替她发言。因此，邹顺发一直坚持认为我才是‘同心干’的真正头头。再加上邹顺发在被打倒后单独找过我，要我去说服全校各大红卫兵组织和教工造反队，让他第一批解放，进入刚筹建中的学校革委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我做不到的。他还威胁我说，与他合作就会给我好处，如果不合作就要整死我，把我打成反革命。他丝毫没有知错悔改的意思，简直太嚣张，太气人了，我当然当场拒绝了他。”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有了这么一些使他恨你的理由应该足够了。好小子，公报私仇，假公济私，简直无法无天了。算他狠！还敢给我下药，坑我！把我当炮使，我饶不了他。不过，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向你当面问清楚的。你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搞过武斗，更没有搞过逼供信，可是有人检举你们搞过。你们组织对盛东海的批斗会，不是什么都搞了吗？盛东海虽然是犯过错误，组织上不是已经作了处理吗？你们还把他打得不成人样，你们这样做，对吗？”罗队长追问道。
“这件事是讲得清楚的。你可以召集我们高三（2）班的全体同学，还可以找‘文革派’的负责人，我们的同班同学张为民和陈宝粟当面调查。那次批斗会是由班级同学一起发起召开的。会议还没有开始，有个别同学讲，对这种大流氓，大淫棍，开展大批判是没有用的。他们就动起手来，开始用皮带抽打盛东海。盛东海则从一开始就赖在地上到出乱滚，躲避。看到批斗会无法正常举行，还担心会打出毛病，我们就一起决定批斗会不搞了，要盛东海赶快滚。盛东海一听说可以走，立刻就跳起来逃跑了。只被打了几下屁股，哪里会有被打得不成人样的事情？他能拿得出医院的验伤证明吗？”
“如果真是这样，又有这些可靠的证人，那就不成问题了。这件事我会继续调查再结案。按理说，邹顺发和盛东海原来在担任着桃园中学的党支部正，副书记，邹顺发还一直被评为优秀党员，好干部的，他还担任着区教育局的副局长，想不到他们怎么会把干群关系搞得这样差？这么不得人心！”罗队长皱着眉头，感叹地说道。
“这就要看，他们是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如何对待一起工作的同事和学生了？如果搞惯了一手遮天，欺下瞒上，对不顺从的同事背后下毒手的勾当，怎么可能会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尊重？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现在如果还有人想要借着党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欺骗群众，胡作非为是行不通的。这就是邹顺发在学校里一直不能得到全校师生的谅解，不可能被解放，更不可能被结合进校革委会领导班子的真正原因。他只能在区委，区教育局，军宣队面前装可怜，靠搬弄是非，利用别人的不知情来兴风作浪。”
“不谈他了。你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和打击，校长和教务主任她们还会肯出来工作吗？”
“刘素贤校长和教务主任赵敏真老师，都是任劳任怨，根本不会计较个人名利的好党员，好干部。只要能够打消她们会被再次愚弄的顾虑，她们是不会计较这些个人得失的。不过，在现在的形势下，发通告，召集会议，出面的还是由军宣队和学校革委会比较合适。她们只做具体的工作，低调一些为好，免得她们有后顾之忧。”
“这不等于事情都要她们来做，功劳却都归了军宣队和学校革委会？怎么可以这样？”
“我想，她们是会理解的。有事有你们军宣队顶着，这也是为了保护她们。”范明说。
“嗨！如果她们真的是这么好合作，我这个校革委会主任就好当了。人家什么都让着他，人心不知足，邹顺发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来！好小子，还是你的鬼点子多，我们现在就去找她们。”罗队长来了劲，一定要范明一起去校长办公室，找刘素贤校长和教务主任赵敏真老师当面去谈谈。
十二 红卫兵组织的解散
范明跟着罗队长边走边聊，在校园里里外外地走了一大圈，听到罗队长提出要他一起马上去找校长和教务主任，不由得楞了一下。他在考虑，他是否应该及时退出，见好就收了？该讲的话都已经向罗队长讲了，看起来也取得了罗队长的信任和谅解。自己的目的都达到了，最好还是不要干涉军宣队的执行任务。
于是，范明对罗队长说：“这是你们当领导的一起商量工作。我只是一个学生，还是不要参加了吧？我在场可能会使你们谈话不方便。”
“只是一起谈谈话，增加一些相互的了解，这会有什么问题？我进校后和她们只见过一次面，都不熟，你却是十分了解她们的。你一起参加，可能还可以使得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一些。你不会是想溜了吧？你嘴上说得这么轻松，这好办，那也好办的。我可得一样，一样地验证，你说的是实情，还是在说大话，敷衍我。”罗队长板起了脸，紧咬着就是不松口。
刚才听了罗队长说他鬼点子多，范明就有一点心惊，怕话说多了会弄巧成拙，现在又听到这么一说，才松了一口气。他心想，如果只有罗队长自己直接找上门去，他那一付死板，严肃的苦瓜脸，欠他多，还他少的表情，还说不定真的会把校长和教务主任吓一大跳，摸不透他的来意，别真的会谈僵了？自己如果也在场，只要尽量做到少插嘴，必要时帮着调节一下谈话的气氛，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现在，自己反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走到了这栋新建的办公教学楼门口，来也来了，就上去吧！
范明笑着说：“我怎么敢乱说大话，敷衍您呢？上去就上去，我所说的是学校现在的实际情况，保证不带假的，您可以一一验证。”
他们来到了四楼的校长办公室。刘素贤校长正好在办公室里看报，见到敲门进来的是军宣队的罗队长和刚在一周前的全校大会上，只差没有被罗队长直接点名批判的学生范明。她很惊讶，摸不清来意，就站起来忙着让座，表示欢迎罗队长的到来。
为了避免罗队长和刘校长相互之间初次接触的拘谨，范明只有先说话了，“刘校长，您好！我和罗队长刚才在校园里一边走，一边聊。我们什么都谈，谈了一个多小时，正好走到了这里。刘队长想与您和赵老师也好好谈谈，交流一下想法，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复课闹革命指示的一些问题。你们先聊起来，我得去把赵老师找来。”
范明跑步到了教务处，见只有赵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清理一些资料，就乘机简短地把自己与军宣队罗队长的谈话经过告诉了赵敏真老师。赵老师听了又惊又喜，将信将疑地和范明快步来到了校长室。
“刚才小范同学告诉我，说你们都是出色的无产阶级教育家，都是任劳任怨，根本不会计较个人名利的好党员，好干部。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过程中，你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受了不少的委屈。但是，你们能够相信党，相信人民，勇敢地挺过来了。我认为，小范同志讲的有道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应该是教育部的问题，是制定教学大纲和编教材的问题。你们不可能会自己搞出一条什么路线的，最多只是一个执行的错误。再说教育部定下来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你们不执行，行吗？”罗队长对着刘素贤校长和教务主任赵敏真老师一个劲地说着，见到她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明显的反应，着急地回头看了一下范明。
范明乖巧地挠了一下头皮，装得十分委屈地说：“罗队长，您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算了。您叫我小范同学，或者小范同志，如果不小心把最后一个字忘了说，那就不好听了。”
“小饭桶，哈！哈！哈！这可是真的不好听。你的同学有这样叫你的吗？不过，是这样叫你的人不识货。你才不是饭桶呢！应该叫你小智多星才对。”罗队长难得咧开了大嘴，大声笑了起来。
“小的时候，同学们给我起的绰号是小饭桶。后来长大了，加上我的饭量大，同学们就叫我大饭桶。以后等我老了，同事们可能又会叫我老饭桶。反正姓范的，不管是叫范同学，还是范同志，最后都可能被叫成了饭桶，想躲也躲不了。”听了范明的这么一段解说，罗队长哈哈大笑起来，刘校长和赵老师也抿着嘴笑。他们的谈话气氛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起来。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罗队长正式邀请她们出来，恢复正常的教育工作。他一再解释，虽然她们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是并没有接到上级正式免去职务的公文，低调一些协助搞好复课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他说，军宣队对学校的干部虽然没有审核，作结论的权力，但是汇报，建议的权力总还是有的。他相信等九大开了，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对她们这些负责教育的干部，总应该会有一个正确的说法。
为了免除刘校长和赵主任的顾虑，罗队长拍着胸脯向她们保证，如果因为她们的出来工作，而引起的任何麻烦和阻力，一切由他来想法子排除，并由他来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她们要组织的教育和行政工作会议他都会参加，只要先告诉他一声，通知都可以由军宣队和革委会的名义发出。他承诺，他会把赵书记一起拉来，全力支持她们的工作。因为军宣队终究是临时性的，以后恢复正常了，还是要赵书记和她们配合起来工作才行。
经过面对面的交谈，罗队长诚恳的态度和爽直的个性，以及他能够丢开面子，实事求是地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与范明化敌为友，不摆军宣队长官的架子，使刘校长和赵老师都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深有好感。她们当场表示，保证会全力以赴协助好军宣队的工作。复课，搞好教育是她们的本职工作，只要她们一天没有被正式免职，她们就有一天的责任把复课的准备工作先做起来。罗队长对这次谈话的结果十分满意，在告辞离开了校长办公室，走在走廊里还在哈哈大笑。
他回头对范明说：“好小子！真有你的，你还真的没有胡说八道。这也算是你立了一个大功。接下去，我就挨个找原学校革委会的这些人谈去，看看你在成立校革委会这方面说的话灵不灵了。如果有可能，我会争取在一周左右就把新的革委会成立起来。那么，你要保证做到解散所有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
范明赶忙回答说：“只要能够基本不动原校革会中各派的力量平衡比例，在新的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保证会带头贴出解散‘同心干’的告示，也会动员我们这方面的所有组织自动解散。这样一来，‘红革会’和‘文革派’，以及他们那一方的所有组织也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必要。您尽管放心，做到这一点，我想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我心里有数，原校革委会的人我不会去动他们，只要你们能够保证做到就好。这样就一切都好办了，军宣队工作的局面就能够完全打开了。范明，你担心的事情，我自然会尽量想法子去处理。不过，你以后最好还是少说话，少出鬼点子，不要再惹事生非了，不要逼得我来收拾你，知道吗？”罗队长突然板起了面孔，对范明十分严肃地说道。
“知道了，您尽管放心，我决不会这样做的。”范明确实被罗队长突然板起了面孔的训斥吓了一跳。其实在后段，罗队长与刘校长和赵老师的谈话中，范明就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插过一句嘴，结果还是遭来了罗队长的一顿训斥。
他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回味着罗队长的弦外之音。范明意识到，罗队长的意思是，他会去说服他的上级，消除邹顺发所造成的，对范明和‘同心干’组织的所有不利印象。不过，罗队长的条件是要他销声匿迹，尽量隐藏起身子来，不要再多管闲事，更不要再发表任何意见，避免造成他工作上的困扰。范明暗自心惊，看来罗队长这个大老粗一点也不糊涂，内在还是有他精明的一面，自己还是低估了他。
一周以后，新的学校革命委员会果然顺利地成立了。校革委会的成员基本上没有更动，罗队长是主任，赵书记，黄桂芳，陈海涛，他们三个都是副主任。黄桂芳的副主任名次居然还第一次被公开排在了陈海涛的前面。在“同心干”和“教工造反队”，及其他红卫兵组织的带动下，桃园中学所有红卫兵和造反组织都主动在学校的大字报栏里纷纷贴出通告，宣告解散，并撤销了各自的总部，让出了所占据的教室和办公室。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有教学工作已经被延误了将近两整年。现在学校各部门都开始积极为复课，并为下半年9月1日重新正式开学作着准备。学校里又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忙新景象。
由于桃园中学是军宣队进驻后，在行政区里所有中学中第一个成立新的校革会的，也是第一个成功地解散了所有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各种群众组织的，更是第一个成功地实现复课和积极准备秋季学期就能重新开学的，罗队长可是春风得意。他受到了区支左部队领导和区教育局支左部队负责人的一再嘉奖。他被树为派到各中学军宣队中，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支左和复课闹革命指示的先进典型，还被邀请去区里，甚至上海市其他行政区的一些中学巡回演讲，传授军宣队支左的成功经验。
学校复课了，低年级都开了课，搞起了各门功课的全面复习，只有高三和初三的毕业班学生没有课可上。学校只是定期在上午召集全体高三和初三毕业班的学生，传达一些上海市革委会，和市和区的教育系统革委会的有关文件，组织对毛主席有关教育改革的“五七指示”和以往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支农支边有关指示的学习和讨论。其余时间基本上就没有作任何的安排。
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衰退，大专院校都早已关闭，停止了招生，上海市的工商业各部门也无法吸纳所有在校等待分配的毕业生，毕业分配的前途问题确实不容乐观。这些毕业生看不到出路在哪里？毛主席历来就提倡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支内，支边，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从五十年代末到1966年的文革前，光上海就有几十万失学和待业青年被动员下了乡，其中有很大一批人是去了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
范明心中暗自估计，这次毕业分配的情况可能会非常糟糕，还不得大部分，或绝大多数去务农，或支边？原来国务院的通知是说大学招生只推迟半年的，给文革这么一闹，大学全部都关起了门。在文革中，各工矿企业和其他工商界，全民和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因为没有拓展业务，扩大招工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就算有招工，数量也是十分有限。有的同学在考虑投亲靠友，自找出路的可能性。然而，因为户口和粮食关系等原因，在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计划经济和组织单位领导统一安排的体制下，靠个人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好的出路。
范明在猜想着，假如他站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立场，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会如何去解决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恐怕他也只能试图打着学工，学农，接受再教育的旗号，要等待毕业分配的学生去农村，去边疆，把因为文革造成的这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危机和负担，转移向内地农村和边疆地区来分担，并用中，苏边疆的冲突和反帝，反修等国际矛盾，来转移国内社会舆论的注意力。学生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国家统一分配的政策把一切都限制死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谋职的可能性。等待着他们的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服从党的分配，一条路可走。他们将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首当其冲的承受者。
政治角力，风云变幻，不得而知，也不想过问。
求学无望，前途茫茫，不可自主，也不能考虑。
对这些陷入困境的66届高三毕业，等待就业分配的学生来说，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桥牌，下棋，写诗，作画，闭门自娱，苦中作乐。以退为进策略的成功，也没能给原“同心干”核心成员们带来很大的喜悦，只是取得了一段免受迫害的稳定时间和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对前途的忧虑使他们无法放开胸怀。
有一次，翟静怡在黄桂芳家里碰见了范明，就好奇地问道：“范明大哥，事情真的是按照你预料的那样一件一件的办到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以退为进，不露锋芒，难道就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做吗？”
“是没有做什么呀！罗主任在军宣队进驻学校一周后找了我。我们就顺着学校走道转圈地一路走，一路聊。最后，我们又去了新办公楼找了刘校长和赵老师，一起谈了一会儿。就是这样啊！”范明笑着回答。
“就这么简单？我才不会相信呢！黄大姐，你应该是知道的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来听听，可别让我蒙在鼓里。” 翟静怡催着问黄桂芳。
“其实，我也搞不懂事情是怎么变化的详细经过。我只知道罗主任刚进校时，是公开讲要抓大饭桶，这个学生反革命。谁知道一周后，他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许多场合公开表扬范明，对我也好得不得了，还故意把我这个副主任排在了‘红革会’陈海涛的前面。我知道罗主任和范明真的就只谈过一次话。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范明，你这个大饭桶，不管你答应了罗主任一些什么，你敢对我们保密？你真的应该告诉我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起码让我们心里也有一个底。”黄桂芳说。
“好吧！就从军宣队进校的第一天说起。那天会场的气氛至少使罗主任觉得事情不对，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大差错。我们的不作任何反击，就给了他时间冷静思考，去逐个约谈，了解真实情况。实际上，我们的不吵，不闹，不露锋芒，只会使他觉得我们的老实可靠，也等于给了他台阶可下。应该怎么处理？全在他内心思想斗争的一念之间。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一点冒险，等于把赌注都下在了我们对他的为人和人品的判断上。”
范明看着她俩继续解释，“如果他不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好干部，他就会连同把在大会上受到的羞辱都变本加厉，算在我和‘同心干’的头上。这样矛盾马上就会激化，他可能会采取大动作搞我。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也会激起全校师生更大的反感。如果是这种结果，我们就得被迫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结果很可能会是两败俱伤。而在军宣队进校一周后，罗主任来找我时，应该说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全新看法，虽然可能还会有一些成见和疑问，却已经没有了敌意。事实证明罗主任是一个坦诚，正直的军人，我们没有看走眼，这是这次能够顺利化解危机的关键。”
“在你们的谈话中，罗主任具体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你又回答说了一些什么，居然能够使他对你言听计从？”黄桂芳问道。
“他说，有人检举我们在组织对盛东海的批斗会上搞过严刑拷打和逼供，我该如何解释？又问到‘同心干’成立的真正目的？是一个校内的学生组织，还是一个全市，或区内红卫兵的幕后领导组织？‘同心干’是否真的有里，外两套领导班子，我是不是实际负责人？还问了邹顺发为什么会对我这么恨的理由？以及邹顺发和盛东海曾经是学校的党支部正，副书记，他们到底干了一些什么？怎么会这么不得人心？最后，他就问到了刘校长和赵老师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问题和她们的为人？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了。”范明回答。
“这其中有一些问题他也问过我。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应该是很轻松的。关键是你如何回答关于刘校长和赵老师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及你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做到，把你的想法变成了罗主任的想法？”黄桂芳紧接着问。
“我说凭刘校长和赵老师自己搞不了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大纲和教材都是教育部统一制定和编写的，她们怎么可以不执行？最多只是一个执行的错误。她们不是被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自发打倒的，上级主管单位从来就没有正式免去过她们的职务。而党支部书记邹顺发才是被全校的师生自发起来打倒的，上级主管单位还正式下文免去了他的职务，这才派来了赵书记。我说的话都是有案可查的，当然罗主任能够听得进去。其实，事情的关键是罗主任本身就有这些个意愿，想做这些事而在犹豫不决。军宣队进校的任务就是要团结稳定学校，贯彻落实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成立新的校革委会，解散红卫兵和造反组织，这么几大项。我只不过顺水推舟，告诉他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如何才能避开一些可能的麻烦，可以轻松地一一做到的途径。这些都是他最爱听的，罗主任当然会听得进去。”范明说明着。
“那么邹顺发东山再起的问题又怎么来防止呢？” 翟静怡接着又问道。
“罗主任曾经是邹顺发的上司，但是他对邹顺发后来热衷走上层路线，钻营谋私也看不惯。我在一些问题上作过说明，并把学校自文革以来发生的所有批斗教师，打，砸，抢，逼死了两位老师，造成了教师队伍和学生红卫兵的大分裂，都与邹顺发的幕后操纵挂上了钩。还把邹顺发恨我和恨‘同心干’的理由，包括邹顺发私下找我要第一批解放他，我做不到，拒绝了他的经过，全部告诉了罗主任。我相信罗主任会理解的。邹顺发问题他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至少在军宣队还在的一段时间内，邹顺发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范明继续解释。
“原来军宣队进校一周以后，所做到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你说的做的。这样你不成了罗主任的高参了？他应该把你拉进校革会才对。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过河拆桥呢？”翟静怡气愤地说。
范明赶忙打断了翟静怡的问话，“不，你们的嘴巴一定要严，千万不可这么说。相反，我会销声匿迹，离他远远的，让他自由发挥。像罗主任这样的人，自尊心一定非常强，并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指手划脚的。现在他做的一切，最好也被他认为是自己的主意，是凭自己的能力做到的。我躲得远远的，才能适得其好。你们也不好好想一想？他在大会上公开要抓我反革命，仅仅过去一周后，就能够和我肩并肩在校院里当众说说笑笑走了一大圈，这本身就等于在为我和‘同心干’作了公开的平反和道歉。他能够不顾自己的面子在校革委会和一些场合公开表扬我，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限。”
范明接着说明，“再说，如果公开说军宣队是在按照一个被怀疑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子弟的意思在展开工作，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们想过吗？这会给邹顺发正好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罗主任这个校革委会主任还能当得下去吗？我的日子还能好过吗？像现在这样，各取所需，我认为是最好的结果。我们不也正想跳脱出政治漩涡吗？急流勇退，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决不能坐失良机再陷进去。黄桂芳在校革会里要配合罗主任工作，但也不能太积极，要做一个被动型的助手。平时只要点一个卯，报一个到，应付一下即可。”
十三 姐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范明的姐姐范英是在1963年夏天，被上海市第九护校分配去湖南省岳阳县人民医院支内的。这一去已经快五年了，她只是在1965年秋天回来过一次。据她在那次回来时说，和她一起去岳阳支内的七位女同学，因为医院条件太落后和当地住宿条件太差，蚊子也多，再加上湖南人在所有菜里都有尖辣椒，她们吃不惯，刚去时几乎天天晚上抱头痛哭。就只有她咬牙挺住了没有哭过，并慢慢适应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她现在不但能像湖南人一样吃辣椒，还可以说一口标准的岳阳话。
按照国家规定，那时候她们都没有结婚，每年有十二天回上海的探亲假。1964年秋后，她们有了第一次探亲的机会。由于同学们都要抢着回上海过年，医院里过年忙不过来，范英只好主动地推迟了自己的探亲机会，在医院里值班。据她说，她还参加了春天的洞庭湖区抗洪救灾的医疗队。湖南当地报纸上还报导过她，说上海姑娘奋斗在湖南抗洪救灾的第一线，可惜在上海看不到湖南的报纸。她说，因为她在护理技术上不断的精益求精，医院领导很重视她，要她负责加护病房，做专家医生的助理，还特别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范英还告诉她的父母，要他们尽管放心，当地的领导和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和同事对她都很好。他们知道她脚受过伤，走不了长路，下乡巡回医疗时只要有车就一定要她坐。走乡间小道时，他们甚至会用自行车驮着她走，使她十分感动。当地老百姓对她可好了，她走在岳阳大街上好多人都认识她和她友好地打招呼。每逢过年过节，同事和好多她根本不认识的人，也可能是她护理过的病人家属，都给她送来了好吃的年糕，年货。她根本吃不完，只好做熟了请一个院子的同事和小孩一起来吃。
范英向父母说，一起去的同学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走门路调回上海。只有她不想调回上海，因为她在湖南找到了第二个家。她认为这是一个她可以充分发挥她所学到的所有知识的地方。她省吃俭用积蓄了一些钱，给父母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小礼物，并且把她两年中靠微薄的工资，一点，一点积蓄起来钱，都给了母亲。姐姐说家里弟弟，妹妹多，花费大，这些钱给家里补贴家用。
弟弟，妹妹们手里拿着礼物，听着大姐姐兴奋的侃侃而谈，既好奇，又羡慕。平时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父亲也露出了为自己大女儿感到自豪和满足的表情。心情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的母亲脸上也出现了难得的灿烂笑容。范英在每个月寄回上海的家信中都是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向父母汇报她参与了多少次抢救紧急病人的战斗，她所在的病房又有多少病人恢复了健康出院了的喜讯。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刚开始时，范英正在洞庭湖流域防治血吸虫医疗队，奔波于受到血吸虫感染的生产队，村落和乡镇。她不顾自己也会受到感染的危险和其他医疗人员一起下水在河边，池塘，湖边杀灭血吸虫的寄生传播源钉螺，在乡镇简陋的诊所护理受到血吸虫感染的病人。因为工作太忙，范英放弃了1966年和1967年的探亲机会，在防治血吸虫医疗队一干就是两年多。她在来信中告诉她的父母，她找到了值得她奋斗一辈子的工作岗位。她觉得自己在努力干着的工作是遭受到血吸虫感染的贫困农民最需要的，她也发现了她自己生命的价值。
现在父亲接到范英的电报，她要回来探亲了。范明心里想道，只比自己大了两岁的姐姐可真是了不起，她总能给全家带来自豪和希望。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姐姐总是把自己遇到的困难和受到的挫折，只字不提，留给自己来应付，而把欢乐带给家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次姐姐回来不知道会有何变化？他拿出了姐姐第一次回家探亲时买给他的那支钢笔，小心地擦拭着。这支钢笔虽然不是很贵，却是他姐姐用她辛苦挣来的钱买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他不舍得用，一直珍藏着。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从1965年秋天，也就是范明进入高二那年，姐姐回来探亲以后，范明就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姐姐与小学时最要好的女同学王秀慧作比较。每当晚上范明抬头望着南方天空上的星星思念着慧慧时，也会同时想到了在西南方，遥远的湖南岳阳孤身奋斗着的姐姐。范明虽然努力地回忆着慧慧的长相，估计着她现在可能的模样，但是他感到慧慧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而姐姐的形象则是那样的清晰和具体。
他认为从小体弱，娇柔，美丽的姐姐能够做到的，坚强的慧慧也一定会做得到。不过，慧慧到底在哪里呢？如果在国内，这些年过去了，为什么连一封信都没有收到？如果去了国外，现在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可就更不好办了，连通信都是不可能的，就算她努力赚钱，有了足够的钱也回不来啊！范明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能够使王秀慧心灰意懒，连写上一封信都懒得写，或者连一封信都发不出？
这次范英回上海探亲有一个多月的假期。从上次回来后已有两年半，共有三十天的探亲假，加上了一部分她在防治血吸虫医疗队积攒了的周末假和法定假日的补假。不过，范明从火车站接回姐姐时，她就说因为工作太忙，她在上海不可能安心地休假这么久的。范英在饭桌上告诉父母，她在防治血吸虫医疗队里因为表现突出，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预备党员。她的工作关系也从岳阳县人民医院转到了岳阳地区人民医院，还被任命担任了地区人民医院住院部传染病房的护士长。
范英说，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几个月，也就是在1966年的春节过后，她就随着医疗队一直工作在穷乡僻壤，大山沟里，交通不方便，医疗条件十分差的地区，许多时候连报纸也看不到。她们工作都忙不过来，因此文化大革命对她们的影响不大。关于文革的许多事情都是在离开医疗队，回到医院后才知道的。范英继续说，医院领导要她回上海探亲，好好休假，回去后就正式上任。
范明听到姐姐报的全是好消息，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姐姐变了。经过去湖南岳阳五年多岁月的磨练，姐姐变得成熟多了，也变得沉默了，失去了以前的那份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无所谓，只管自行其事，自得其乐的潇洒。现在的范英经常会眉头紧皱，若有所思，好像有了许多排解不开的烦恼。范明想找机会与他的姐姐聊聊天，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感情生活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
当然，范明更想知道他的姐姐是通过怎么努力，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才能够入党的？入党以后，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是否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就会变得不重要了？到了晚上十一点钟，弟弟和妹妹都睡了。范明看完了书习惯性地走到了阳台，呼吸着新鲜空气，抬头看着南天的星星。范英悄悄地跟了出来。
“明明，你从小就爱看天上的星星。记得原来住在大吉路的时候，你每天晚上都要特意走到大街上去看。自从搬到王家码头来以后，住在楼上有了阳台，你看起来就方便多了。看了这么一些年的星星，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范英问道。
“我看到了你，那颗西南方向最亮的星星一定是你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经常来我们家的慧慧吗？”范明反问道。
“记得啊！还是你告诉我的，说是她那当革命干部的爸爸好像犯了大错误，而且身体也垮了。她是随着她的父母去了南方什么地方养病去了，对吗？她现在怎么样了？”
“至今我们都没有接到过她的一封来信，简直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怀疑她家可能出了什么难以想象的大事，也有可能她随着她的父母去了国外。她在临走前写给我的信中说，她会想方设法与我们联系的。而且她会在天涯海角，天天晚上看着北方天空的星星，思念着我，她会竭尽所能回来找我们的。”
“可怜的弟弟啊！孩子时期说的话，怎么可以当真？人生中有太多的无奈，许多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握的。我知道，当时你就不舍得她走，连做梦时也会叫着慧慧的名字。但是那时候她才十三岁，尤其是她家里遭了难，她父亲又病得很重，她是必须跟着她的父母走的。我猜想也许她真的是遇到了一些她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通信，也无法回上海。也有可能由于生活环境变得差别太大，她不得不认命，去结识新的朋友，适应新的环境。她不想拖累了你，就主动切断了与你们的联系。总之，她已经走了快有九年了。如果她能够与你保持联系，你们早就应该联系上了。如果到现在还是联系不上，可能就没有可能再联系上了，你要想开一些才对。明明，你当真相信我们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吗？”
“我并不相信，只是无聊时用来自己安慰自己罢了。姐姐，你这次回来变得沉默多了，你可能有什么心事吧？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来给你当当参谋？”范明问他的姐姐。
“是的，我有很多事情想不通，也无法理解。譬如说，文化大革命到处造反，打倒了许多很好的领导干部，闹了这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参加医疗队去做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才两年半。在穷乡僻壤，交通十分不便利的大山沟里，我们真的好像与世隔绝了。有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大捆过期报纸，看到上面登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大消息，我只觉得新奇，好玩。因为离我们太远，虽然组织讨论了，我也没把这些当一会事。回来后我才发现，一切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范英困惑地说。
“什么文化大革命，扫四旧，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都只是幌子。实质上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是因为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些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有不同意见，而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地方上的斗争只是中央斗争的延续。
然而，文革却给了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可乘之机，以文化大革命为名，打倒反对派和排除他们向上爬的阻力，夺取更高的职位和权力。造反的各方都是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以毛主席语录为依据，巴结中央文革。这里根本就没有是非，没有对和错，有的只是凡是属于我这一派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革命派，凡是属于敌对那派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派。”范明十分气愤地说。
“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连我都看出来了。弟弟，你说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目的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人，有好日子过吗？革命成功已经快有十九年了，老百姓有过上好日子吗？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洞庭湖流域还是鱼米之乡。你如果去过那里的农村，去过偏僻的山村，你就会知道，广大农村地区是那样的贫困，落后。许多地方的农民还是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日子啊！在乡下组织搞忆苦思甜活动时，农民们忆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所受的苦，说现在与旧社会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你说这些大干部，革命领袖，为什么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做一点对改善人民生活有帮助的实际事？在他们之间斗来斗去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为人民多想一想？”
“这样的政治斗争又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从建国以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慧慧她爸爸早就提出过，必须停止这些政治斗争的内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做到国泰民安，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结果，他这个对党赤胆忠心的革命老干部，居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算是开国元勋，当着国防部长和大元帅的彭德怀这样说也不行。据说他亲自到湖南的农村做过详细的考察，写了万言书，结果他和一些同意他观点的老干部，都被打成了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党集团。”
“这样继续搞下去该怎么办？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具体的工作谁来做？我们防治血吸虫病医疗大队的总负责，冯大队长也是一个革命的老干部。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辞辛苦带领着我们爬山涉水，访贫问苦，脚踏实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可是，等我们完成了任务，医疗队一回到岳阳才没有几天，他居然被隔离审查了。据说他有历史问题，说他主动带领医疗队下乡，是为了要逃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都赶到地委有关部门，为咱门的冯大队长鸣不平，证明他是一个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但是组织部门说了，这是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问题。还问我们，谁能担保得了他历史上没有问题？”
“哦，原来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你。不过，一扯上历史问题，你们就谁也说不清了。生杀大权全在当地革委会和组织部门的手上，这不是你们这些医疗队员能够干涉，也不是你们托人求情就能够解决的。哎，姐姐，你是怎么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没有给你带来很大影响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全心全意地工作并不是为了要入党，只不过是出于做人的基本良心。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多救一些病人，至少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我主动报名去参加防治血吸虫医疗队，是因为看到了血吸虫对洞庭湖流域造成的危害。这些反映灾区受害农民，特别是那些枯瘦如柴，肚子涨得老大的小孩照片，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我无法忍受，睡不着觉，连续作噩梦。我觉得我应该去为他们做一点事，尽到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可能是我表现得比较好吧！医疗队党支部书记后来找我谈了话，并直接发给了我入党申请表格，就这样很顺利地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回到医院看到头头们斗来斗去，成天要开会，叫口号，我实在不感兴趣，也有些糊涂。我不认为入了党，真的会有什么用。”
“可能有人会说，你表现好，就是为了要入党，为了向上爬。现在，你不但入了党，不是还当了官吗？如果你不是一个党员，按照我们家庭的阶级出身，你怎么可能被提干？”范明继续问道。
“这只能说是天知道了！不过，你怎么会知道的？还真的有人在那么说我呢！你以为，在地区人民医院当住院部门传染病房的护士长是那么好当的？我就这么想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芝麻绿豆官吗？我就向那些硬要这么说我的人说，你们如果谁想当，我马上可以向组织打报告让给她们。你猜她们又怎么说？她们说我这是在翘尾巴，打算向组织打小报告整死她们。反正，怎么说也是她们有理。我只好装聋作哑，随她们说去了。”
“姐姐，你在申请入党的过程中经受过什么样的严格考验？现在，你已经入党了，家庭出身是不是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是不是可以说你已经摆脱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包袱？”
“谁说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包袱怎么可能摆脱？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只要犯了一点小错，人家马上就会乘机上纲上线，抓起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永远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你说的也对，只有入了党，才有可能被提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已经加入了组织，只要不犯错误，起码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不必像以前那样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在我申请入党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有过什么样的严格考验，也许人家考验了，只是我不知道。”范英疑惑地回答。
“文革中的许多造反头头都是党员。你们医院这些新上台的革委会领导肯定也是党员。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造反司令王洪文，现在都去了党中央，他也是共产党员。凡是能够通过三结合进入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应该都是老党员。现在，你也成了党员。你认为，你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认为，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可大了。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不必做具体工作，只负责忙着搞政治斗争的党员大干部。我呢！只是一个在具体部门，领着一帮小护士，带头做事，要对病人负责，还要对上级承担起责任的党员芝麻官。他们是做官，不必做事，也不用实际负责，更不必承担责任的大党员。我是一个要具体做事，还必须对所管的部门负起一切责任的小党员。你说，我们会相同吗？”
“这到也是。嗨！这些头头们如果能够多想到一点人民，整个国家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在中央的那些能够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和方针的领导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可能不贪污钱，不腐化，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坚持原则，努力把握好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还热衷参与权力斗争，把保住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为私，是比贪污，腐化更可怕的谋取私利。个人，或宗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以毁坏整个国民经济，舍弃革命成果和辜负人民的信任，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代价的。”范明深有感触地说。
“是啊！我们做医护工作的，治得好病人的病痛，却治不了贫困。你可知道，就在当年关云长捉放曹操，华容道的山区农村，一个成年的壮劳力在田里努力工作一天，十个工分才挣7分钱，农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范英说道。
“鱼米之乡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敢想象了。姐姐，这些年来你的感情生活怎么样了？你长得这么漂亮，又很能干，不怕没人追吧？”
“追的人多有什么用？要有我喜欢的才行，你说对不对？马上要接任的护士长工作对我的压力很大，等稳定了再看机会吧！你姐今年才二十三岁，还很年轻呢！这么着急结什么婚嘛？再说，我现在根本就顾不上谈情说爱。明明，你学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平时是这样的意气风发，这次我回来觉得你的情绪很低沉。你在书架里珍藏的那些书怎么一本也没有了？听妈妈讲你好利害，从武汉串联一回来，第二天爸爸和弟弟的问题就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你都干了一些什么？”范英问道。
“反正你的弟弟决不会去做坏事，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正是因为看清了文化大革命整个运动的本质，我才会感到非常失望，并决心退出这个政治漩涡。我原来收藏的所有书籍都烧掉了，做到了凡是有我字迹的所有书和材料全部烧毁，一个字，一张照片也不留。参加了政治运动，就要有随时处理危机的思想准备。如果我一旦出了事，我不想连累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不能留下任何可以被利用的证据。”范明回答。
“你可千万要小心。你是否还记得我同学美芬的哥哥？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那么的年轻有为，只是发表了一点不同的意见就不幸被打成了右派，毁掉了一生。”
“我知道，这些人是随时想要吃人的。更令人失望的是现在大学全部关了门，求学无望，前途茫茫。看来我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留在上海的名额是不会给资产阶级子弟的。”
“明明，我知道你读书读得很好，一直想当一名科学家。只是现在连读书也读不成了，我真的很为你感到难过。”范英说。
“当一个科学家是小学教过我们的两个班主任，张慧慈和张深恩老师和慧慧对我的期望，他们不希望我去搞政治。当然，现在大学是读不成了，想当一名科学家，成名成家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就算是要上山下乡，支内，支边，我也会面对现实，勇敢地去接受任何的挑战。我相信鲁迅说的，世界上原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是有土地，有人群的地方，我们就一定可以努力去闯出一个新天地。”范明告诉他姐姐。
十四 参军带来的希望和失落
从四月底学校复课以后，陈宝粟病愈回到学校，参加了班级组织的所有活动，只是比起以前沉默了很多。虽然范明已经告诉过他，如何巧使以退为进，不露锋芒，因势利导之计，与军宣队化敌为友，间接地阻止了邹顺发的东山再起，陈宝粟却变得更加忧心忡忡。他警告范明，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仇恨在越积越深，已经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运气也不会一再降临，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
他坚持说，在目前前途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要想摆脱邹顺发的继续纠缠，他唯一只有选择从军一条路可走。他认为，如果能够光荣参军，应该是当前最好的一种出路。他希望参军后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闯出一片新天地。他的去意已决，只因为他是独子，父母年纪已老，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在陈宝粟家，范明遇到了高三（1）班的同学王沪生。他是党支部在文革刚开始，发展的最后一批学生党员之一。他和陈宝粟都是“文革派”中一直采取低调的核心成员。现在部队已在开始征兵工作，他打算和陈宝粟一起从军。王沪生认为，从军虽然会很辛苦，却是一条光明大道。现在中苏，中印，甚至中越边境都不稳定，蒋介石又一直在叫嚣要反攻大陆，当兵去保卫祖国，总好过生活在彷徨中，茫无目标地等待分配。
王沪生说，当兵虽然危险，可能随时会上前线，上战场，如果能够为国捐躯，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也算是不枉此生，就算牺牲了，也是死得其所。同学的豪言壮语使范明深受感动，但是当兵也是要讲家庭出身的阶级成份的，对他来讲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通的。范明只能十分羡慕地听着他俩充满着无限憧憬的热烈讨论，而他自己只能继续在无奈中，被动地等待着国家和组织来决定他的命运。
在五月初，陆方芳也从广东回来了。在外面逃亡了五个多月，他被晒得很黑，变得更消瘦，也更沉闷了。他告诉黄桂芳，范明和王勇，在这几个月中他走了不少地方，见识了不少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感受良多。他感叹地说，以前的许多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想靠红卫兵运动，工人运动，靠写几篇大文章，大字报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揭穿和阻止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阴谋诡计，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是多么的不切合实际。
他说，当把什么都看穿了以后他已经正式封笔，现在以学木头雕刻为自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通过原来在市革委会工作期间认识的一位上海市军分区首长的介绍，认识了一位某省军分区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可能是听了上海市军分区的这位首长对他的推荐，对他很赏识。现在，为了要摆脱被追查炮打张春桥的沉重压力，他打算直接去某省军分区从军。正好这个省军分区也在上海招兵，他们招兵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到了上海。
黄桂芳，范明和王勇都提醒他，上海市军分区的这位首长是否清楚他参加炮打张春桥的情况？这位首长经常出入上海市革委会，是否也是市革委会的负责人之一？如果这位首长清楚他参加了炮打张春桥，本身又是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居然肯帮助他摆脱困境，公然与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事情可能就不会那么简单。不要只想到他们可能是惜才和好心，冒了得罪中央文革的风险来帮助他，应该是另有所图才对。考虑到军方和中央文革的微妙关系，这两个军分区的首长是否会别有用心？他会不会逃脱了虎口，又落入狼群？然而，陆方芳无奈地说，这些问题他都想到过，其实他对这两位首长都不了解，只是他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要能够先躲进部队，不被张春桥的党羽和爪牙轻易地抓到手，就算是刀山火海，他也不得不去闯一闯了。
施小宝也要去从军了。在文革中当上了“红革会”头头的施小宝，很早就和市八女中的“红革会”头头黄雅芬，在不可一世的血统论，扫四旧，打，砸，抢，豪情万丈，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红卫兵运动中建立了感情，陷入了相互爱幕的情网。尤其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红卫兵运动基本上已经停止，他们都成了所在学校的“红革会”的头头，或校革会的成员。在市，区教育系统和各校红革会联席会议上，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地有了私下约会，有了更多的时间卿卿我我。他们已经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正好现在有各大军种在招兵，他们无法接受盲目等待分配的命运摆布，决心一起从军，在军中继续他们的爱情长跑。
经过报名，政审，体检，与军代表面对面的约谈，一道道的审核关卡，王沪生，施小宝，陈宝粟和陆方芳果然都心想事成，在五月下旬同期入伍了。施小宝和黄雅芬一起去了南京军区驻扎在某省，新组建的陆军机械化部队，原因是只有这支部队也同时招收女兵。他们根本就不管参加的是什么兵种？也不管要去什么地方？只要能够去同一支部队，使他们还能有经常见面的机会，免去相思之苦，就心满意足了。陆方芳的参军过程居然一切如他所愿，直接去了他想去的某省军分区。陈宝粟和王沪生则报名的是海军部队。他们一起去了某舰队，加入了新组建的鱼雷快艇部队。
他们四个人在学习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在文革中又都是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王沪生，施小宝，陈宝粟是学校里屈指可数的学生党员。他们曾经毫无保留地紧跟着党组织，紧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毫不犹豫地听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号召，坚定不移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大刀阔斧地在文革中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
而陆方芳，则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正义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优秀青年。他也是一颗文学上闪闪发光的新星。由于在文革中，他参与了上海市工人造反司令部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整个筹备过程，知情太多，但又义无反顾地从中反叛了出来，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受到了有利害关系的各方的扼杀和争夺。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时势造英雄，乱势也毁英才。他们是从军的四剑客。凭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追求理想的热忱和勇气，在这动乱的年月，他们在部队里各自都有过出人意料的杰出表现，纷纷立功受奖，快速得到提干，晋级。他们在往后短短的三，四年里，最低的升到了正连级，其中两人升到了副团级，一人甚至升到了副师级军官。他们就像是四把利剑，突破了一切阻力，刺向了天空，遗憾地是只留下了短暂的光芒。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一个值得骄傲的奋斗崛起过程，也各自有着遭受打击的磨难经历和刻骨铭心，凄惨动人的爱情故事。尽管他们参军时，或许曾经带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也做过各种绮丽的美梦，最后的结局却是那样惊人地一致。他们都遭到了“飞来横祸”，成了政治斗争，或者政治权谋的牺牲品。他们先后都倒下了，而且失败得很惨，还被加上了各种莫须有的大罪名。最后，大约在他们参军后的三到九年期间，分别都是被部队士兵押送，或“护送”回到了上海。
八年后，范明从许多朋友处了解到了他们的情况。首先是，从某舰队文工团编导职务上被强制退伍，犯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错误，受到降级，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处分，忍受着感情上柔肠寸断之苦，病得奄奄一息的陈宝粟，被士兵用担架抬着，“护送”回了上海。接着是，曾经当上了野战军连长的施小宝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军籍，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和发了疯的原师部机要秘书黄雅芬一起被押送回沪了。
再后是，曾经当上了某舰队新组建的鱼雷快艇纵队司令的王沪生，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军籍，戴上了林彪反党集团，小舰队骨干分子的帽子，从军事监狱释放，被士兵押送回上海了。最后是，曾经是某军分区的文化参谋，党委秘书的陆方芳，因为“四人帮”的被打倒，在他的罪名里减少了一条“反对中央文革”的大罪名，从长期单独监禁的军事监狱里被放了出来。然而，他还是被认为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喉舌，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军籍，披头散发，带着满脸的胡子和无奈，被士兵押送回沪了。
当年，他们在参军时满怀着美好的憧憬和理想，在部队里努力奋斗曾经洒下的汗水和做过的强国梦，都成了他们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伤痕累累的他们，只能面对严峻，冷酷的社会现实。他们含着眼泪，添干净了身上的血迹，咬紧牙关，包扎起了伤口，忍辱负重，重新顽强地抬起头来。
挥手告别了过去曾经有过的辉煌，他们被迫背起了军旅生涯给他们绑在背上各种罪责的沉重十字架，重新站立起来。他们不得不从负数开始，付出比同龄人多出几倍的努力。后来，除了王沪生不幸遇难，其余三位又各自突破了重围，再次闯出了他们的辉煌人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讲到这里已经偏离了主题。关于他们《从军四剑客》的故事只能在以后单独介绍了。
范明眼看着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的陈宝粟和在文革中，日夜并肩战斗的知心好友陆方芳，都满怀着希望，带着逃避了迫害，跳出了牢笼的雀跃心情要走了，心里难免感到羡慕和失落。与锣鼓喧天，口号声，欢呼声不断的欢送场面不相协调的，是为从军者送行的亲人，同学和亲密朋友的抽泣声。看到陈宝粟，他那颤抖地追着启动了的军车，嘶声力竭喊着陈宝粟小名的年迈双亲，同班的许多女同学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郭小霞和张美芬赶忙追了上去，搀扶起两位老人家，也陪着他们哭红了双眼。
“你们这些大男人都是铁石心肠，借口说有远大的志向，伟大的抱负，根本就不顾周围关心你们，爱护你们的人的心情和痛苦。陈宝粟，陆方芳，也包括你们俩，都是胆小鬼，对关心和爱护着你们的人，就是不敢做出回应，更不敢做出承诺。”黄桂芳看着哭红了眼的郭小霞和张美芬，终于忍不住对着范明和王勇指责了起来。
“桂芳，不是我们不敢，而是连想都不能想。你是应该清楚知道的，在我们的头上都压着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包袱，而且前途茫茫。我们拿什么来做出承诺？就说宝粟和陆方芳吧！他们虽然没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包袱，然而，就这么一走，也是前途未卜。这是去参军，可能会上战场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男子汉，他们又能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呢？”王勇小心地回答。
“不要再找借口！真正关心，爱护你们的人，还会考虑你们的家庭出身和所谓的前途未卜吗？你们这也是一种自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放不开你们各自的心结。难道就只有你们才是有情有意的？你们根本就无视别人对你们的感情，这样铁石心肠，难道就对吗？”黄桂芳继续哭着说道。
看到他们的大声说话已经引起了周围其他同学的注意，同样是泪流满面的翟静怡，倪素珍和严雅萍等女同学，不知所以然地看了看沉默无言的范明和王勇，赶忙拉走了黄桂芳。
王勇对着落落寡欢的范明说：“我这可是代人受过了。你应该知道黄桂芳从小就喜欢你。我也知道，你和陈宝粟从小都喜欢王秀慧。可是，这么一些年都过去了，怎么你们到现在也放不开这个心结？陈宝粟对郭小霞和张美芬不公平。你对桂芳也确实太不公平了。看到宝粟冷漠地对待郭小霞和张美芬的样子，黄桂芳怎么能不触景生情，气愤地叫不平呢？”
“王勇，你忘得了邬梅珍吗？我知道你从小就偷偷地暗恋她。你在画册里保存着的她小时候的那些画像一定还在吧？你能够烧掉你所有的书籍，手稿和信件，但是你绝对不会舍得烧掉她的这些画像。我还注意到，在前年底，在区公安分局清理和翻阅敌伪档案时，你也仔细地查阅了邬梅珍父亲的所有档案，还抄下了她家在安徽的地址。”范明同情地看着王勇说。
“我的情况与你的不同。我是早就死了心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能力保护她，不可能给她带来幸福。我甚至都怀疑她会活不下来。我抄下她的地址，是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去安徽偷偷地看望她。我想知道她现在生活得怎样？如果她生活得很好，我会祝福她。如果是死了，我会在她的坟前把她的所有画像都烧掉，来祭奠她。其实，在邬梅珍和她母亲被押走的那天，我很早就到了。我亲眼看到王秀慧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想安慰她，与她道别。而我只敢在对马路偷偷地为她送行，因为我怕会给我家带来灾难。尤其当我后来知道，那时候王秀慧的父亲已经出事，她还能这样不顾一切地关心着邬梅珍的命运，真使我感动，也使我无地自容。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骂我自己是一个胆小鬼，有着一份愧疚感。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谈恋爱，连想都不敢想。而你却一直抱着希望，期望着王秀慧会回来。可是王秀慧这一走，却是杳无音信。天各一方，天涯海角的，你能去哪里找？现在就算她回来了，你们见面恐怕也认不出来了。”
“是啊！我无法估计她现在的模样，只觉得她小时候的模样也越来越模糊了。可惜我没有她的照片，或画像，现在就算是面对面走过，恐怕也会错过了。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是根本就没有想要谈恋爱的愿望，唯一只有对王秀慧是不同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心灵是相通的。她是真心诚意地对我好，而我却老是伤了她的心，我是永远欠了她的这份情，使我无法释怀。”
“我知道，你一直在注意和爱护着桂芳。无论在以前读书时，还是在文革中，你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她，提醒她，关心着她。现在都到了毕业分配的关头，你真的就不能对她再好一点吗？”王勇问道。
“不能。你也知道，邹顺发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我是他最痛恨的报复对象。我分析过，我的出路只有支农，支边一条路可走，而且随时有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处处有陷阱。无论是黄桂芳，还是严雅萍，她们对我都很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们都是她们父母的独生女儿，掌上明珠。你说，我能拖着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离乡背井，去陪着我受苦受难吗？”范明无奈地说道。
“是啊！我想，你如果真心地爱护她们，你是决不肯这么做的。这是为了她们的以后幸福着想。这是不是也算自私，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
范明的姐姐范英在家闲不住，老是担心着湖南的工作。探亲假期没住满，她就急着赶回湖南岳阳去了。自从送走了陈宝粟和陆方芳，又听了桂芳和王勇的一番话以后，在范明的心头上压着沉重的负担，他变得更加沉默了。范明深居简出，减少了与黄桂芳和严雅萍等人的碰面机会。他在家里写了诗，作了词，又亲手烧掉，买了新书看，再也不作任何的眉批和笔记了。他似乎已经感觉到危机快要到来，每天晚上化上更多的时间在阳台上，看着南天的星星，回味着已经十分遥远了的童年时代的甜蜜回忆。
十五 “胡汉三”要回来了！
“?Z！?Z！?Z！军宣队要撤走啦！胡汉三要回来喽！”
在六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原“同心干”低年级的核心成员小杨，外号“小溜子”的，学着电影里的小八路，高声叫着还乡团头子胡汉三要回来了的消息，率先跑步闯进范明家楼下的天井院子大门，冲上楼，踩得楼梯板怦怦作响。一起来的翟静怡和张均尧，也紧跟着小杨快步上楼，进入范明的家。他们气喘吁吁地告诉范明，根据从区委，区政府得到的最新消息，军宣队可能很快就会撤走，邹顺发正在蠢蠢欲动，到处找关系，企图东山再起。
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说都是在范明预料之中的。不过，事情来得出乎预料的快，还是使他有些措手不及。要来的终究是要来的，范明考虑再三，觉得目前只有两步可以走，即自己去找军宣队的罗主任了解情况和请求帮助，再和黄桂芳等人一起去找原区革委会筹备组长寻求帮助。他希望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起码可以起到暂时抵消邹顺发到处找关系，企图东山再起的一切努力。范明心想，如果事情的发展正如陈宝粟所预料的那样，邹顺发的被解放和被重新启用是早晚的事，那么他只能被动地走一步，看一步，尽量努力去设置障碍和阻力，推迟邹顺发的被解放和被有关部门重新启用的时间。
范明在学校军宣队办公室找到了校革委会罗主任。“好小子，这些日子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嘿，嘿，消息很灵通嘛！来，坐，坐，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为了什么事？”罗主任先开腔。
“听说军宣队很快就要撤离，这是真的吗？据说邹顺发正在蠢蠢欲动，到处找关系，企图东山再起。看来我送完你们走，又得挨邹顺发整了。我特地来向您请教，有什么好方法能阻止他的这种报复行为？他是恨不能置我于死地啊！我需要怎么做，才能避开这场灾难？”范明真诚地问道。
“军宣队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然是要撤离的。邹顺发的问题的确不太好办。支左部队在区里的时候，他没有被结合进区教育局领导班子，我们走了以后就很难说了。你说的他逼死了两个老师的问题，虽然学校里许多人也都是这么认为，但是他却推得一干二净。在这两个月中，我也作过调查，就是抓不到他直接指使的确凿证据。他看到指望不了支左部队，就上窜下跳，到处活动钻营，区支左部队领导对他的看法也不好。这样吧！我会尽量使他进不了军宣队推荐的进入区教育局领导班子名单。我大概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自己也动动脑筋，看看是否还有化解这个仇恨的可能性？”
“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以前有权有势的时候就是独断专行，横行霸道惯了。这次如果他能够东山再起，积压在他心中的这股怨气和仇恨，还不得使他变本加厉？化解仇恨，根本就不可能。”
“可惜啊！你们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到现在还没有下来。如果你们能早一点分配出去，走了，这个问题倒也自然解决了。好吧！我还是会注意的，你们也再想想其他办法看。”罗主任无奈地说道。
范明心想，军宣队罗队长如果真的能使邹顺发被排除在区军宣队的推荐名单中，应该说已经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尽力达到极限。接着，范明就约了黄桂芳和王勇一起到区委，找到了原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他们告诉了他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三说明邹顺发如果东山再起，会对桃园中学带来的危害，请求帮助。这位原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的回答是，他现在不在其位，不好做出什么承诺。不过邹顺发去年七月的那次冒用区革委会筹备组名义，反攻倒算，他还记忆犹新，他会注意的。
这位原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范明他们也无话可说。想想当初决定把邹顺发踢出区教育局革委会筹备组的就是这位领导。邹顺发如果东山再起，以他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以往行为，对这位领导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只要有可能，这位原区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应该会尽力遏制邹顺发被重新启用的。这么想想，范明他们算是在万般无奈中还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等到六月底，军宣队撤走了。邹顺发果然还是没有被结合进入区教育局领导班子。然而，到了七月初有消息传来，邹顺发在市里找到了靠山。有一位原来欣赏他的市级领导干部被解放了，结合进了上海市教育局领导班子，还担任了正职。据说，这位新上任的市教育局领导曾经公开表态，邹顺发年纪青，出身好，当过兵，是紧跟党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没有动摇过，也没有犯过错误，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文化教育界年轻有为的干部，正好符合了接班人的各项条件。参照毛主席对培养接班人的标准，以及毛主席对提拔上海工总司司令王洪文的评语，邹顺发要被重用了。
听到了这个极端不利的消息，对于范明和原“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们是当头一棒。他们原本以为通过军宣队和区委的双管齐下，起码可以遏制邹顺发东山再起一段时间，想不到他却在市里找到了靠山，爬起来居然会比他们预计的反而要快得多。邹顺发在市里的靠山，如果从上向下，点名要启用，并且重用他，还搬出了毛主席对培养接班人的标准，恐怕就不是区革委会能够硬顶的，也不是通过学校和区政府教育局，这两个基层单位的反对解放邹顺发，可以阻挡得了的。这么一来，范明就无计可施了。
机关算尽一场空，山雨欲来风满楼。
黑云压顶无处躲，任凭宰割理难容。
眼看着邹顺发的东山再起，已经势不可挡，这些原“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们都傻了眼，研究不出一个应对的有效办法。范明左思右想还是不得要领，任凭宰割又实在不甘心，彻夜难眠，心潮起伏。难道他们当初为了解救这些遭受了无妄之灾的老师，打倒在背后操控红卫兵运动，兴风作浪的邹顺发，真的做错了吗？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如果文革的结果却是让像邹顺发这样的社会蛀虫，打着红旗反红旗，走上层路线，不择手段，争权夺利，一切以党的名义，假公济私，残害百姓的伪君子上台，可以说是已经走向了反面。如果文革到头来是为他们这些假马列主义者的升官扫清道路，只会使党和政府加速腐败和堕落，加快走向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更快地和平演变。经过了这么一番考虑，范明觉得理直气壮多了。
范明不得不承认，在打倒邹顺发的过程中，他们的确利用了中央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然而，这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而且全国各地都是这么做的，凭什么他们就应该忍声吞气地接受邹顺发的恶性报复？可是，如果想继续阻止邹顺发的东山再起，现在居然连一个着力点都找不到，计将安出？他进一步意识到，现在这不单纯是一场他和邹顺发个人之间的斗争和角力，还涉及到原“同心干”，“教工造反队”和在文革中受尽屈辱和迫害的老师们的共同利益。范明的心里很清楚，这场斗争已经没有了任何调解和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后退的可能性。这将是一场智慧和力量的决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
范明想，按照目前的形势，只能先静下心来，置于死地而后生，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阻止不了邹顺发的东山再起的关键，还是因为无法得到他在文革中迫害教师和教育干部的确凿证据。这就需要在查找证据和抓住他复职后搞打击报复的实例，两个方面来努力。范明决定，先冷眼看着邹顺发被重新启用，看着他复职，甚至升官后的一举一动，再与伙伴们一起讨论，采取相应的行动与之抗衡。范明估计，查找迫害教师的罪证会很困难，因为知情者都是邹顺发的嫡系和亲信。现在他要复出了，这些人就更不可能出来举证。
然而，只要邹顺发像上一次那样，一旦得志就采取咄咄逼人的报复行动，敢于明目张胆地搞秋后算账，事情也就有了转机。好在文革还没有结束，只要他露出了狰狞面目和狐狸尾巴，抓住了他的把柄，这把火还是容易点着的。如果在学校里，凡是担心邹顺发复出后秋后算账的老师和学生能够齐心合力，抓住他泄私愤，图报复的证据，闹到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他的位置也就难保了。置于死地而后生，虽然危机重重，希望渺茫，但是转机还是有的。关键要看如何能够及时把握这一线的机会，如何准确地判断形势和有效地做好组织发动工作？范明想到这里，心情终于逐渐平静了下来。
随着中苏边境的冲突不断，中苏关系的恶化，国务院决定在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上，再沿着中苏边境筹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中央打算在中苏边境上，囤积起主要由知识青年组成的准军事部队，用百万知青的生产建设兵团，去对抗苏联现代化部队的重兵压境。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步骤。这么做起码可以一箭双雕，用苏联的军事威胁论，转移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舆论导向。同时树起了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大旗，把知识青年号召在这一面义不容辞，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旗子下奔赴边境。一举解决了无法给青年学子提供求学和就业安排的困难。
没有过了几天，邹顺发果然在随从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到桃园中学来视察工作了。今非昔比，不但复了职，而且升了官的邹顺发，容光焕发，皮笑肉不笑地与到校门口迎接他的学校革委会成员一一点头示意。个子不高的他，把头抬得过高，两腮浓密的胡子根，使他的脸呈青灰色。邹顺发的两只小眼睛躲在近视镜片后左右漂移不定，洋洋得意地打量着在迎接他的队伍中的每一位。越过了校革委会成员所在的前排位置，主动走上前去与邹顺发热烈握手，表示欢迎的基本上还是过去那些，他一手培养和提拔的学生党员，团委干部，原“红革会”和“文革派”的核心成员和一些原政工干部下属。
然而，在军宣队走后担任了学校革委会主任的赵书记和其他革委会成员，以及在邹顺发倒台后，没有继续死心塌地维护他的各位学生和教工党员，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因为邹顺发虽然作过不少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得到他原来的工作单位，桃园中学的革委会，解放走资派和作为三结合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认可。按照常规的做法，这一道关就能把他卡死，使他起码在一段时间里无法翻身。而他这次的复出是由上而下的提拔，是靠运气和干部体制的背后黑箱运作和桌下交易，才可以轻易地越过了基层和区教育局这样两道关卡。这其中的微妙利害关系，又有谁能够说得清，道得白呢？
作为校革委会的副主任黄桂芳和革委会委员的原教工造反派头头宋教练根本就没有在欢迎的队伍中。他们说的理由是，只要有人去欢迎，就已经给足了邹顺发的面子。自己犯不上这么作贱自己，何必用自己的热面孔，去贴邹顺发的冷屁股呢？何况，又没有接到校革委会要召开会议的通知。他俩和范明一起站在二号教育楼二楼走廊上观看的学生和教工之中，远远地看着这场奇怪的欢迎仪式，注意着那些主动前去巴结，讨好，宣誓效忠的哈巴狗式摇头摆尾表演。观看的学生和教工中议论纷纷，有谩骂的，有冷嘲热讽的，多数人却是保持着沉默。
邹顺发一到学校，就立刻召开了毕业班学生党员会议，宣读了毛主席要求知识青年学工学农，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他要求所有学生党员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头报名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要他们当场一一表态。邹顺发再三强调，作为党员学生必须对党赤胆忠心，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献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不折不扣地做好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要像一颗革命的种子，在什么地方发芽，扎根，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他表示，学生党员必须带头表决心，积极报名，至于最后去，还是不去？谁去，谁不去？一切都由党来决定。
本来就内心忐忑不安的学生党员们，在这种气氛场合下，只得纷纷出来表态。他们表示了支边的决心，并在学校的大字报栏贴出了他们报名支边的决心书。为了显示对党的忠诚，学生党员倪敏治更是热泪盈眶地咬破了手指，贴出了血书。在邹顺发一行人走后，学校革委会和党支部又通过高三和初三各个班级的团支部和班委会，展开了层层发动，动员毕业班学生积极主动报名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行事乖巧，从军宣队一进校召集的全校大会后，就与“同心干”完全脱离了关系的赵拥军，在这次邹顺发到校视察过程中，却很突然地一下子冒了出来。他摇身一变，成了邹顺发面前的大红人。赵拥军是等在校门口外，比学校革委会成员赶前一步迎接邹顺发的。随后，他就跟着邹顺发等一行人的后面，一起进入学校，接受学校革委会成员和其他同学和老师们的欢迎。赵拥军毫无羞愧地跟随在邹顺发的左右，上楼，下楼，神气活现地狐假虎威，传递着邹顺发的指示。他一路高呼着支边口号，积极扮演着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急先锋。
奇怪的是这次邹顺发的到校，对于秋后算账的问题却只字不提，给过去屡屡遭受过他攻击的人和那些过去在有意，或无意中得罪了他的人留下了一个大问号。范明，王勇等人是决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们意识到这次邹顺发可能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玩起阴的了，背后肯定有了更大的阴谋。他们尽一切可能努力去了解，邹顺发和他的那些随行人员在到校的两个多小时里，去过那些地方？找过那些人开会和谈话？说了些什么？他们希望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判断邹顺发的真实意图和打击目标，然而却一无所获。
范明提醒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有了对“同心干”知根知底的赵拥军的公开投靠，邹顺发应该对“同心干”的思维模式，斗争策略和组织活动能力，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可能原本考虑的查找他在文革中迫害教师的罪证和复职后打击报复的证据，一项也不容易做到。反正现在邹顺发是大权在握，要报复的机会有的是，不必急在一时。让大家干着急，自乱阵脚，甚至等有第二个，第三个赵拥军主动投靠过去，对邹顺发最为有利。
另外，因为他只是在区教育局任职，在桃园中学并没有兼职，中间隔着学校革委会这一层。因此，他的秋后算账不可能做得很明显，完全可能会采用借刀杀人，借他人之手来达到目的。为了看透邹顺发的阴谋，引他出手，所有高三的原“同心干”核心成员决定先不报名，看看他的进一步做法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