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以来，戴殷一直在试图解答周建新留下的难题。戴殷考虑，在第三势力创建人和元老都引退后，一批早期加入运动的忠实幕僚，年龄在六，七十岁，现任联合国和各国大联盟的负责人，毫无异议会顶上空缺，继承已经开创的事业，不过他们很快也会老去。各国追随第三势力的年轻一代，即现在四，五十岁正在崛起，承担起越来越重的领导责任和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能否挑起这副千斤重担？他们会否继续坚持老一代第三势力核心所认定的前进道路和方向？很难把握。戴殷注意到这一代的政府官员，政党，大联盟和社区领袖，大都是律师，或者大企业总裁，学者，专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出身，很少有横跨行业，融合多专业知识的综合性全才。相比较他们会更注重于自己专业学者和民选官员的身份地位，乐于工作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和迎合选民的需求。他们会遵纪守法，照规矩做事，比较洁身自爱，自鸣清高，但普遍存在四平八稳，安于现状，缺乏进一步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和动力。
想当初，这些第三势力的发起人和核心成员，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有强烈的使命感。这些人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自发团聚了起来。他们能够取得领导地位，是因为他们始终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引领挽救人类和挽救地球的理念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他们各自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和商业竞争中出类拔萃，有能力获得巨大的社会财富，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和领导能力，具有高明的生存手段和发展策略。而现在这批后起之秀是在第三势力逐步壮大，取得节节胜利过程中加入，按部就班，分工合作，按政绩和民意当选，获得步步高升的。因为成长背景，个人经历和阅历的大不同，这些政府官员，政党，大联盟和社区领袖，没有老一辈人那样执著的理想主义追求和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代价的奋斗目标。这些未来的接班人各自代表着一定的民意，具有有限的行政权力和组织能量。但是，他们不象第三势力老一代人那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自为战，有能力在任何恶劣环境条件下奋发图强，杀出重围。老一代第三势力核心人物多人手中都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为了达成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可以义无反顾，不受民意，资金来源和行政权力的支配和牵制。
戴殷记得他的妻子赵妍萍（蓝燕）从加勒比海处理完早年留下的故居和她的公司回到北京时跟他说的一段话。蓝燕说：“经过了这些年的呕心沥血，发愤图强，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巧合，我们第三势力已经达成了，或说超额完成了所有的奋斗目标。现在是到了我们该退场的时机了。如果该退场时却因为放心不下，或贪恋权位而迟疑不决，今后恐怕会越陷越深。结果，思想可能会越来越主观，偏执，甚至老糊涂，步步走错，落个就如掉进了粪坑，洗也洗不干净的下场。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远的不说诸葛孔明，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父子，就讲近代的清朝康熙和乾隆，和现代的毛泽东吧。他们早期哪个不是雄才大略，纵横天下的英主？可是老了不退，却没少干糊涂事，犯下了各种错误，结果前功尽弃，空留遗憾。
我知道你早有退意，可是你有做事尽善尽美的弱点会使你迟疑不决。要求把事情做得太完美的本身就不完美。有时候放手了，让手下，或其他人去做，也许可以做得更好。而自己只有置身事外，作为旁观者才能把许多事情看得更透彻，更全面。我估计可能你还想总结各种哲学和宗教理论写下一些论著，你可千万别写。这二，三十年来你留下的讲话，书写的文字难道还嫌少吗？这些应该足以表达了你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实例，完全不必多此一举。你的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社会的现实。你身处庙堂之高这些年，已经逐渐脱离了实际。如果你实在想写，还不如等你退下来后，作为一介平民到处走走看看后再写。这样就不至于会太出格，写出败笔。再说了，你不是还想抽空把生物体的发育，再生和自我修复能力，人类的抗老化和延年益寿等专业课题继续搞下去吗？你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起码可以多活个几十年，本来就是一个老不死的。只要事先作出一些安排，你退下来后只要死不了，到处走走，再偶然露个面，不就可以起到一个无形的监管作用了吗？按照柳杏儿和我这五年来的体会，无形的监管要比自己盯着督促起的作用更大。这样建新留给你的难题不就解了吗？”
戴殷想想不由得苦笑，知己者蓝燕也。周建新的本意恐怕也是如此。要自己象老子那样，骑着毛驴过西关，留下悬念，做一个老而不死，时隐时现，虚无缥缈的事业监护者。这不也是一种弃而不舍，作茧自缚，见怪不怪，无力回天，自作自受的苦日子吗？蓝燕说自己身居庙堂多年，已经脱离了实际，思想大大超越了社会现实，这正是自己最担心的。戴殷早就断了写下一些哲学和宗教理论论著的念头，担心的也正是自己会在理想主义，主观主义，想当然的漩涡里陷得太深。对一些事物的过分执著即成痴，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何不放开心胸，接受现实，退出后开始一个重新的学习和适应过程？以一个凡夫俗子的新人姿态，乐呵呵地看待以后发生的一切？
在2034年12月初，一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想模式的学术探讨国际会议，在北京的北大和清华拉开了序幕。各国的专家和学者云集北京，慕名前来参会的人数远远超出了会议组织者的预估。正好赶在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会期空挡，文化部应北大和清华校方的要求，决定开放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厅和大会场用于此国际学术会议。登记要求演讲的学者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论文所涉及课题范围之广更是空前绝后。规模庞大，具有众多分会厅堂的人民大会堂居然还是不付使用，会议组织者不得不在北大和清华增设了若干个分会场。
这些学者所递交的论文涉及人性和自然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讨论，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探讨，人种，族群，民族，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论述，更多的论文则围绕着大会的中心议题，即人类社会发展理想模式，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心大会场摆下了擂台。联合国秘书长克拉克，中国总统戴殷，总理张扬和文化部长李圆圆，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也时常抽空到会旁听。整个会议由北大和清华两校的教授和学者独立组织和安排，由文化部有关部门和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协助，由北京公安提供安全保障。会议安排得有条不紊，有集中的大会综合课题的重要演讲，有众多分会场的专题演讲和讨论会。每位演讲者按照预定的时间宣讲他的论文，随后回答提问，开始时进行得很顺利。
老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在这次学术探讨会论文中也有借助空幻魔术，宗教和唯心理论，引出了不少神灵鬼怪，时空转移，从真实到虚幻，从物质到反物质，前世今生，百年幽灵，千年僵尸，人，鬼，神如何相处？嘲讽人类的认知局限，宣扬不可知论等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也闹出了不少令人喷饭的笑话。针对人性，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探讨和人种，族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大讨论，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人性本恶，驱利避凶是人的本性所致，无可避免，也无可指责。唯利是图，有钱能使鬼推磨，历来如此。为得到一份利，可以起早贪黑，不辞辛苦。为了取得两分利可以忘恩负义，抛弃友谊亲情。为了获取三分利，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认为追名逐利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生的追求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无法更改。
当然，众多的东方学者坚持认为人性本善，连动物都能有善心，何况人类？这一部分学者认为，善心和恶念的产生，与社会生活物资的是否充分，还是严重匮乏？直接有关。当人们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后，就会转而追求社会名誉和地位。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其他人对他人格的尊重，就会促使社会人的分化，走向高尚。慈善事业在各国的兴起，社会义工团体的蓬勃发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生活物资已经极大丰富了的今天，人类社会就可以逐步摆脱唯利是图，功利社会的丛林法则，走向社会文明。从第三势力的崛起，第三势力亿万之众上下齐心，为挽救人类和挽救地球，抛弃名利，地位，散尽家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只有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地球作为人类居住和繁衍地的生态平衡和稳定，进而探索宇宙的奥秘，才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驱利避凶是当人类生存受到威胁时的本能反应，并非是人的本性。追名逐利是人类的贪婪所致，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论战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主张人性本善的还略占上风。
由于戴殷事先已经在思想上完全放开了，再也不把这次的学术探讨会看成是一场改革，还是倒退的大对决。摆正了心态，他也没有了强烈的对抗和控制意识，并与克拉克打了招呼，即还是要坚持冷静处理，以平常心对待。学术会议就交给学者们自己去处理。克拉克和戴殷自始至终只是作为一般听众，对会场出现的各种突如其来的纷乱和骚动不作任何干预，也不发表任何的讲话。一切均由会议的组织者和到会的学者们自己来处理。到会的学者们自由发表评论，由自己作出判断，通过公议来解决纷争，会议主持人顺势引导大会回归会议主题。这样处理的结果效果反而更好，突发的纷乱和骚动只是小插曲，很快就被制止了。会场始终保持了轻松，愉快，但又严谨，科学的学术气氛。
人类社会发展理想模式的论证是这次学术探讨会的主题，也是中心会场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学者们提出了自古以来就有的，比较和平稳定的社会体制，有古希腊的城邦市民公议模式，中国古代的公议禅让制，日本神道皇族簇拥皇室自律的世袭制等。现代文明相对平和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三权分立，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精英治国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三权分而不离，市场经济加宏观调控，议会民主协商，社群自治，中央集权的中国模式；欧洲各国坚持的福利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或总统和内阁的双首长制，一共三个可供各国选择仿效，比较成熟的体制。学者们自吹自夸各自研究，并推荐社会体制的优越性，竭尽全力排斥和诋毁其他社会体制，争得脸红脖子粗，互不相让，难分高下。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学者试论在自己国家对这三种体制采取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经验，只因为无法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来而不被重视。
在中心会场的人类社会发展理想模式论证，各方固执己见，相持不下。有学者提出想听听为世界和平，繁荣和环保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第三势力主要负责人的说法。希望第三势力领袖能够提供一些见解，作出一个公正，客观的评判。戴殷上台不得不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首先指出，“所谓的理想发展模式都是发展起来后，才被学者和媒体评论员归纳总结出来的。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和发展过程中，只有大量参考各种各样的成功经验，摸透自身关键的问题所在，随后针对问题找到能够解决好的最佳方案，把事情做好了才是最重要的，并不关心这是属于什么模式？等到把关键的，主要的问题一一解决好了，次要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只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至于被总结成了什么模式的名称并不重要。离开了具体社会实践，停留在模式名称和不同模式优劣的争论，毫无意义。”
戴殷接着说，“中国的发展过程，大量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犯过不少错误，也走过不少弯路，最后总算还是走出来了一条自己的路。说到中国发展的过程，本人自以为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至于说到中国模式，就讲不明白了，还是看了媒体的评论和学者的总结论文后才知道了这回事。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只是中国模式这个瓜，我可不敢随便卖，更不敢推销。因为生搬硬套的成功率很低，本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苏联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模式不是在全世界大力推广过吗？成功的例子有多少？生存下来的还有吗？因此，还是要多琢磨，学习人家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发现关键问题，如何通过广泛学习，毫无偏见地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并坚决贯彻落实的思维方法和操作手段。也就是说要学习解决问题的思想过程和实施的具体方法，比较有实际意义。”
戴殷认为在众多演讲中，大家把中国模式总结得相当透彻，三权分而不离，市场经济加宏观调控，议会民主协商，社群自治，中央集权的中国模式。这里三权分而不离，是针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牵制，钳制，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议而不决，互相推诿责任而设计的。分权是为了防止独裁，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因此三权可以分立，可以相对独立，而不能分离，各自为中心。必须要由直选总统和副总统来协调，平衡行政，议会和司法，这三权的关系。议会民主协商，是指我们的人民代表和常任代表是各地区选民直选的，政协委员则是在各党派，各族群，各工商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社区组织中按照协商配额选出。政协的协商选举可以弥补在人大代表直选中可能出现的不足，让各党派，各族群，各农工商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社区组织代表都有充分表达政见和提案的机会。民主选举，民主表决，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意。协商机制则可以通过说理，化解和防止政府被盲目冲动的民意绑架，被民粹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挟持。即把道理讲清楚了，把各种利害关系讲透彻了再投票，就会冷静，客观得多。
戴殷进一步说明：“社群自治是指市，区，县，或相当于县级政府以下的乡，镇，城市居民社区，工业园区和集中居住部落，在县级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监督下，由当地居民民主选举，自治管理。其中包括在县政府注册的各乡，镇，社区农会，工会，商团，各种群众组织，党派和教会，都必须按照法律在乡，镇，社区民选机构的监督下完成换届选举，并上报县级政府归口部门备案。军队的国家化和中央集权是指中央政府和总统的依法统筹管理。目的是为了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保留中央政府紧急应变突发的自然灾害，重大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统一调度能力。中央集权并不意味着独裁和专制。由总统，副总统，人大委员长，政府总理，政协主席所组成的五架马车，代表了各方各面的利益。按照中国法律，民选总统是三军统帅，主导国际政治，国家发展方向和国家安全，督导国务院的正常，有效运作。民选副总统是备位总统，是司法的代言人，负责协调行政，议会和司法三权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立法和政府计划和开支的审核机构。政协是人大立法和重大议案正式表决之前，代表各地方，各政党，社团，族群利益的协调机构。国务院是中国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机构。”
戴殷特别指出：“中国只是按照中国的国情，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摸，爬，滚，打，经历了挫折和失败，才闯出这么一条路来。这么一条路至少对目前的中国还是合适的，可以提供给各国参考。美国和西欧的发展模式，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经典模式。经历了这么些年的实践检验，至少可以证明对美国和西欧是合适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模式的信息反馈和自我调节功能相当出色。美国和西欧现在恢复经济，出现的欣欣向荣景象，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值得中国好好学习的。这三种模式各有侧重点和优缺点，都是脚踏实地，土生土长，经过长期实践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检验证明了的。应该说这三种模式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哪些过程适合我，哪些过程不适合我？哪些做法可以仿效，哪些做法不可以这么做？的问题。就像根据美国经济作出的一个经济模型，无法套用到中国经济。每一个国家必须按照本国的国情发展出自己的经济模型才是最合适的一样。”
戴殷接着以一个生物学家的身份试图论证，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来就是多样性的。正是因为有了事物的多样性，才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动，植物品种和微生物种类，出现了生机蓬勃，五彩缤纷的各地不同的生物圈，美丽的大自然景色和多姿多彩的人生和人类社会。如果人类社会，真的被某一种宗教，某一种意识形态，或某一种社会体制完成了一统天下，千篇一律，人类的思想将会僵化，思维将枯竭，人生和社会活动由于单一化将变得枯燥无味。如果由于人类无止境的贪婪和野心，事情真的发展到了这一地步，可能也就意味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到了尽头。其结果不是引来一场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大崩溃，大革命，甚至人类的大浩劫，然后回归自然，或者走向人类的灭亡。只有保持一个多样性和多极的世界，人类社会才会学会彼此容忍，相互制约，和平共处，在有比较，有竞争，相互学习中有进步，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