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路工程完成后回到连队，我向连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修路过程。
张连长说：“经历千辛万苦，打通了就好，及时打通了没有带来损失就更好。你们想保质保量把路修好，有些领导只想应付眼前的，立即打通，先把粮运出去，出发点不同，有分歧不奇怪。没有出什么问题吧？”
“没有，所有机械完好无损，所有工作人员健康，安全，没有一个病倒，受伤，出问题的。”
于指导员说：“我们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现在你必须静下心来，回头做好连队秋后收尾，安全过冬的工作。在你走后，我找小苗谈了。他承认你做得比他好，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他也承认在许多事情上因为赌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话。他愿意端正态度继续与你合作。我们担心大田蔬菜回收和过冬储存出现问题，我又找他到食堂帮忙了。”
“谢谢，已经十月中旬了，有老苗在张罗就能把损失减到最低。我接任司务长工作才九个月，却出外执行任务两次，离职时间达三个多月，全靠老苗在顶班张罗，真是难为他了。我谢谢他都来不及，怎么会有意见呢？”
“你能这么想就好。树一个敌人，结一个冤家容易，要解开这个结就难了。有不同意见，调开并不是好办法，最好是在一起工作中能把话讲开，消除隔阂。”
“我知道了，我会这么做的。”
这次回到食堂与半年前回来大不相同，炊事员们为我能提前完成任务，安全归来感到高兴。老苗告诉我已经跻好了四大缸酸菜，拉回来的各种蔬菜正在抓紧修整，存入地窖。还有大批的各种蔬菜正在组织人力用车往回拉，就是不知道原来我讲的要大规模腌制各式咸菜，酱菜，泡菜，该怎么做？用什么做容器？
我告诉大家，大规模腌制各式咸菜，酱菜，泡菜，需要提前向供销合作社预定上几百个中等大小的咸菜缸，酱菜缸，泡菜坛子，预定好几百公斤盐，辣椒粉和各式酱料，等于在开设一个相当规模的加工厂。如果这样做了，不但可以改善我们连队的生活，提供各式小菜，也可以提供团部和其他连队来改善生活。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没有咸菜缸，酱菜缸，泡菜坛子，没有几百公斤盐，辣椒粉和各式酱料，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只有改为扩大各种蔬菜的储存，满足自己连队各家各户在青黄不接时蔬菜的供应。
另外，我们必须有个思想准备，好好想一下。今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我们不但做到了食堂的收支平衡，而且创造了四千元的收入。一千五抵消了春天的亏损，一千补贴了农忙季节的伙食，还有一千五可用于元旦和春节的聚餐。我们的日子能好过，是因为坚持成本核算奠定的基础，是杜绝浪费，扩大服务项目菜园子，豆腐坊，自己养猪增加的收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辛苦，满足了连队生活的需要。我只是在想，开设一个相当规模的咸菜，酱菜，泡菜加工厂，我们能不能做？当然，如果我们搞了，食堂的收入可能会增加好几千，甚至上万，老苗去年亏的五千马上可以销帐。但是会不会被人攻击成搞资本主义？我们吃苦，受累，为食堂创收，如果还被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就得不偿失了。
老苗马上说：“这个是必须要当心的，搞起政治运动是会要人命的。小范，你千万不能为了我冒这个险，我们宁愿慢慢来。如果你小范为了这事被批判搞资本主义，那我会坐立不安，更睡不着觉了。”
忙忙碌碌了一个月，连队终于完成秋收任务。在此期间，我们迎来了一大批北京知青。真不敢相信，他们的年纪这么小，还稚嫩得像个孩子就被送来了北大荒。他们的运气真不好，一来就陪着我们吃上了粘面馒头，吃得直粘牙，还肚子疼。秋收前半段，天气好的时候收下的商品粮都被装上卡车运走了。剩下在田里的被连绵秋雨泡发了的小麦收割回来，有的已经发了芽，晒干后磨出来的面粉就是这样了。这些用发芽麦子磨出来的面粉,加上近50%的粗粮（玉米面，高粱米和小米）就将是我们下一年的口粮。现在每餐是少不了汤了，至少汤可以帮助下咽。
全团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召开了，我被授予了“模范司务长，红色当家人”的称号。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经常想起寂寞，孤独的梁参谋长，想起他说过的一些话。是啊！团里只要有麻烦一些的大工程，都会想到要他去挂帅，如九连的修水库，冒着狂风暴雨打通运粮通道。只是凡是由梁参谋长主持的工程好像都成了是轻而易举应该成功的事，没有人会在意的。他主持完成了工程还总是会落一身的不是。难道凡是有能力主事，脚踏实地为工作尽心尽力的人，在这些坐办公室当官的眼里都是可以任意贬低，践踏的吗？
老苗找我商量：“现在食堂就餐人数达到了一百五十人。按照规定我们可以再增加一到两个炊事员。封冻了现在没活可干，我们就算加三个也不为过，这样就可以抽两个到菜窖去管理存菜。”
我说：“今年冬天没有外出任务，这么多知青聚在一起够热闹的，伙食必须搞好。你推荐的那个大佬魏不是能出几道拿手菜吗？过年让他露一手试试。另外调富拉尔基的小陈到食堂负责烧火就够了。菜窖的存菜管理可以雇两个家属干两个月，由食堂开支。北京的那帮孩子太小，连队冬季的活反正不多，也不重，让他们轻松些适应一个冬天吧。等清明春耕前，或秋收后再作食堂人员调整时，食堂可以考虑进北京知青。”
“为什么要花钱雇家属？用连队人工不可以节省下开支吗？”
“老苗，你不知道姜会计一直在监督着我们食堂是否沾了公家便宜吗？不能让他有话柄。我们连队有几家困难户，连队困难补助款太少，照顾不过来。我们临时雇佣他们的家属，给她们开工资，不是雪中送炭吗？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大量储存了各类蔬菜，目的是为春荒不接时满足全连家属所需。如果不收钱就会乱，不花钱得来的就不会珍惜，储存的蔬菜就会被糟蹋，恐怕连食堂自己的储存也会保不住。现在，我们是自己雇人管理的，适当收费就合情合理了，这样不两全其美吗？”
1970年春节前，我请假回上海探亲。到北大荒一年半，有探亲假十八天，加上去上海回北大荒路途各三天，我将离开连队二十四天，司务长由老苗代理。
高高兴兴回到了上海，我在吃晚饭时向父母和家里仅剩下的小妹妹和小弟弟说着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父母又惊又喜，只是默默地听着。经过文革中的六次抄家，我家变得家徒四壁，只剩下了父母和我们五个孩子。家里原有的两台照相机，电唱机，收音机，西装，旗袍，进口餐具，银行存折，金银首饰，连好一点的衣服，皮鞋，帽子都搜走了，书架也是空空如也。我姐姐是在1963年从市第九护校毕业后被分配去了湖南岳阳。1968年8月我被分配去了北大荒后，紧接着我大弟弟被分配去了大西北甘肃张掖地区插队落户。大妹妹去了湖南华容地区插队落户。父母亲是欲哭无泪，家里已经很久失去了欢笑。
我出去看望同学和老师，到崇明岛探望下乡到同学，在市区到处走走，只觉得气氛有些不对，买来报纸翻翻，才知道了原因所在。自从中央文革大员和副统帅手下大将都进了政治局后，政治风暴是越刮越紧了。凡是再次上了位的被打倒干部，纷纷以被害者身份，以忠于领袖，以革命的名义出重手打击报复，无所不用其及。全国到处在抓着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三反分子，叛徒集团，内人党，只是我们身在天涯海角，远在七千里外的北大荒，消息不灵通，连队只有一份人民日报还不能按时送到罢了。
文革已经一改初衷，走向了反面。只为这些新贵杀出了一条通往中国权力中心的血路而已。凡是在文革中被鼓动起来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只是充当了一时需要的打手和破坏者，在这些新贵巩固政权，争夺势力范围中只要挡路，或被认为挡路，都将被抛弃和清算。清算运动一阵又一阵，一次比一次紧，平头百姓噤若寒蝉，谁还敢自讨没趣，自投罗网？各地以维护伟大领袖的名义，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名义，以捍卫中央文革的名义，以捍卫林副统帅，保卫钢铁长城的名义，处决“反革命”也时有耳闻。
探亲期满，我从上海坐船到大连，遇到大风大浪。客船摇晃，起伏得很厉害，船舱内旅客吐得气味难闻，无法呼吸。我上船台扶着栏杆直面惊涛骇浪。船台上空无一人，不时有大浪劈头盖脸打到身上，如双手不紧紧抓住栏杆随时会被巨浪卷入大海。我想，人生中遇到的大风大浪也只不过如此吧！既然已经被卷入了政治旋窝，我不得不正面应对。我的命运也将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跌宕起伏。我已经做好了被打入谷底，甚至坐牢的思想准备。
回到连队一切依旧，老苗把食堂和菜窖都照看得很好，只是食堂的老母猪闹圈跳出猪栏失踪了。开春了，为了应对春播，春耕送饭的需要，食堂人员作了局部调整。去年负责菜园子的老付头，因为干菜园子坚持原则得罪人多，对善于做好人的老苗来领导他有意见，不干了。政治风向不对，我不会再像去年那样大张旗鼓地展开工作了，只要坚守食堂成本核算，基本面不亏本就可。至于菜园子，豆腐坊和食堂养猪能够带来多少额外收入，由着老苗的性子去干吧！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保证伙食品质，让就餐知青们满意，保证田间送饭，保证农忙季节的伙食供应和在菜园子试种从上海带来的各式蔬菜。
平平安安一直保持到小麦播种完毕。然而，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我的侥幸心理很快被打碎了。五月初，从团政治处来了四个专案组工作人员，向连长和指导员介绍了我在文革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打倒革命干部，反对中央文革的滔天罪行。接着，把我叫到了连队办公室，坐在被审问的被告席上，展开了拍桌子，叫口号，大声叫骂式的审讯。
“姓范的，你的伪装该被剥去了。你在上海犯下的反革命罪行已经被立案调查。我们收到了上海来的函调材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实交代吧！”团保卫股长问。
“股长，看来帽子不小啊！不知道这些帽子是哪里捡来的？也得看看是否合适对不对？很可笑！你们这样大叫，大吼，口口声声要打倒反革命，有证据吗？”
“我们这是在给你主动坦白交代的机会，等到我们亮出证据，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谢谢了！我不需要你们给的这种机会。还是摊牌，直接拿出证据来吧！”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更不要心存侥幸，心存幻想！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自作聪明！我们团里已经成立了你的专案组。这次你不可能轻易过关！”团保卫股张干事大声说。
“好啊！张干事同志。不管敬酒，还是罚酒，端出来的都是酒。就干脆一点，端上来吧，我都会喝了它。”
“谁是你的同志？你不用拉关系，这一套对我没有用！我怎么会与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成为同志？我当然会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决打倒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毫不留情。”
“好！了不起！我知道了，翻脸无情就是你的无产阶级立场？既然已经是敌对关系，我也不会再对你客气。不要再拖了，立即拿上证据来吧！”
“如果你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你去读了这么大量的马，恩，列，斯的原作干什么？读资本论干什么？你敢说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有怀疑？”
“对不起，请问你读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著？”
“我有红宝书，有毛泽东思想！我去读那些玩意儿干什么？”
“请问，毛选四卷你学了几篇？能背几篇？”
“你管我呢！现在是你在审查我，还是我在审查你？”
“我只是奇怪，自称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怎么能够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许多工人，农民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难道就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这在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你我都是高中生，没文化学不了有情可原，有文化不肯努力学，不想知道毛泽东思想，怎么忠于毛泽东思想？”
“你这是在给我设圈套，给我扣帽子！”
“再说，学习马列主义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著作和语录中都有。你却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立了起来，还把马列主义说成是那玩意儿。我不想说你这是在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不过，如果有人想整你，你却是死定了。只要有我们在座的三人证明，你说了这样反动的话，你就会被立案。如果你调转到了别的单位，你单位就会收到函调，成立专案组，你就会像我现在这样接受审查。对我而言，没有任何证据，只有伪造的罪名和口号。对你就不同了，有事实，有证据。你罪责难逃！”
“气死我了！你这是污蔑！你太嚣张了！真的以为整不了你了？你这是欠揍！只有揍老实了，才会低头认罪！”
“呵呵！嚣是大叫大喊，张是张扬跋扈，这两样你都具有，只有用在你身上才合适。你还想打人？请问你练过武？练过拳击？还是练过摔跤？”
“你问这些干什么？难道你都会？”
“我只是担心你当着政工干部却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都不懂在瞎混也就算了，还想打人？却又什么都不会，就不怕别人借力使力，让你把自己打得满地找牙？你是共产党的政工干部，怎么能够学得一身匪气？”
“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张干事脸色铁青，夺门而出。
政治处副主任说：“你不要再作弄他了。对待政审你得端正态度。你否认了其他指控，总不能否认你在文革中打倒过革命干部吧？”
“这正是我要直接否认的。您口中的革命干部就是我们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周复三。在文革中他不断抛出一些优秀教师的档案资料，引发学生对校长和优秀教师的批斗，迫害和关押牛棚。有两位老师被迫害自杀。在全校红卫兵大联合大会上，他被作为黑手走资派揪出打倒，这是理所当然。何来打到革命干部之说？我们学校到五十三团共有二十八人，你们一问就清楚。”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收到了上海来的政审函调，我们成立专案组展开审查。这是按照程序办事，这不是专门针对你的。你也不必有负担，司务长工作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不要受影响。如果还有问题，我们会再来问你。”
事后，张连长说：“小范，你很能说，把事情也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正像政治处副主任所说的，对待政审你得端正态度，不要直接对着干。你到底还是年轻，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审查，清查，都是会抓出典型，都是要死人的。于指导员没有沉住气，与工作组发生了顶撞。我不得不当白脸，当着他们的面，训斥你，批评你。我必须保持对整个审查过程的参与，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候帮到你。”
于指导员也对我说：“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但是你不能再这样针锋相对，作口舌之争。在运动中许多问题是讲不清，道不白的，需要时间来证明。讲得越多，出错也多，你千万要记住，沉默是金。让他们讲，让他们批判，甚至批斗，只要没有事实，没有证据就定不了案。拖着吧！就让这样拖着吧!至少不吃眼前亏，不能让他们抓来当典型。”
团专案组是走了，我正在接受团政治处专案组审查的消息不翼而飞。文化大革命，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由中央文革具体操控，执行，以林彪副统帅军事团队为后盾，全国规模，全民参与，忠于伟大领袖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反修，防修政治运动。现在领袖崇拜已经压倒了一切，多少罪恶都在假借着领袖的名义进行着，运动已经走向失控。大浪淘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只是沧海一粟，一个不经意间被卷入了政治旋窝的高中毕业生，我又能如何？怎样做才能得以生存？是我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来到边疆头两年，在连队受到众星捧月般的拥护和支持的场面不再，取而代之是冷漠，躲避，甚至仇视。有时候我在连队走着路，也会被有的知青莫名冲到面前当胸打上几拳，或遭受撞击，到团部办事会被驾驶员无辜撇下，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当人们以一种同情，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躲避我时，我的心在抽缩着。特别是我与连队老职工和知青中的那些积极分子，原来的那种信任感再也不复存在了。不知道是因为消息传布的局部性，片面性，还是因为见多识广，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谣传，只有北京来的这帮孩子，连队多数老职工和先后到来的大部分知青对我的态度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