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在情节和人物上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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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群
2001年9月完成初稿，共四卷，于2006年7月完成第五次修改。
目 录
一 回忆中的中学母校
二 在被管教和指点中适应新环境
三 挨饿和思念的日子
四 刚从监狱出来的大伯父
五 上天揽月 书海探宝
六 五年一贯制教改试验被中止了
七 姐姐的毕业分配
八 父亲的挨批判和咸鱼翻身
九 大伯父的出走
十 书生意气 风华正茂
十一 马列主义理论的探索
十二 人生识字糊涂死
十三 入秋的黄浦江畔
十四 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友情
十五 悬崖边上的恐惧
十六 文化大革命的前夜
一 回忆中的中学母校
世外桃源，天下大同，本来就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中国人理想的社会和梦想的境界。范明，陈宝粟，张为民，王勇，周吉和黄桂芳，他们这些从方斜路第二小学（注：原校名为“念慈小学”）考入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就是以桃园为校名，以天下大同为追求的目标。
上海市桃园中学位于上海市中兴路的南端，教学区是在路的东边，学校花园则在路的西边。以1960年9月新生入学时所见到的校区为准，进入校门面对的是由灌木围起的几个篮球，排球，羽毛球等多用途球场。进入大门口，向北顺着水泥地面走，大约在四，五十米外，是学校的一号楼。再右转由西向东是一条有五米宽，约有九十米长的林荫大道。这是桃园中学的主道，路的两边各有着一排几十年树龄的梧桐树和树间修剪得十分整齐，四季长绿的灌木。大道的尽头正对着学校大礼堂的大门。教学楼都在学校主道的北侧，并排的几个多用途球场则在学校主道的南面。
学校有七栋两层楼砖瓦木质结构，非常传统的老式教育楼。青砖，黑瓦，紫红色油漆的大木柱，大门，窗台和屋檐，教学楼设计得十分高雅，别致，古色古香。每栋楼大小不一，设计形态不同，各具特色。教学楼分成两列，南面的四栋从校门口由西向东依次下排为一至四号楼。由于一号楼最大，设计呈转圈的四方型，同时占据了南面和北面两排教学楼第一栋的位置。北面的教学楼，只能错位从相对于南面二号楼的位置开始，接着由西向东依次下排。在七号楼后面的八号楼，是一栋五十年代末新建的四层楼，钢筋水泥结构，呈长方砖块型的“现代”建筑。
作为用来召集全校师生大会和文艺演出的大礼堂，建筑简朴，设备简陋，场地宽大，正好位于学校的中心位置。就在七号楼和八号教学楼的中间，面向北面的运动场，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钟楼。在学校大礼堂前面有一根大旗杆，旗杆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大礼堂的后面向东是学生和教工的食堂，和住校勤杂人员的宿舍。作为当时的学校教学和行政管理中心的八号楼，就在学生和教工的食堂的北面，中间隔着一片绿化地带。在两列教学楼之间的宽敞空地，除了种植了花草树木以外，还建有多个篮球场，排球场和羽毛球场。校区内是绿树成荫，灌木成行，鸟语花香。
在校区最北边，即八栋教学楼的北面，东西朝向有一个八条跑道，环圈三百五十米的露天体育运动场。学校的东面偏北方向，也就是在八号楼的东面，还有一个南北朝向，竹棚结构，四周充满着单杠，双杠，跳箱，平衡木和软垫，等体操设备，内圈约有四十米长的简易室内体操棚。室内体操棚的南面，紧挨着学校勤杂人员的宿舍，有竹篱笆隔开。室内体操棚的东面是校办工厂的厂房和院子。
东西朝向的室外田径运动场和南北朝向的室内体操棚，呈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在室内和室外运动场的交汇直角尖处，即学校的东北角上，也就是田径运动场的东头，体操棚的北头空地上，还有一排面向田径运动场的平房。其中有一长间的乒乓房，然后是体育教研室和紧挨着的体育用品储存室。
校区隔着中兴路的对马路是当时的学校花园（现在的市内公园）和一栋紧靠路边的两层楼的科学实验楼。学校花园是古木参天，读书亭，画廊由林荫小道连接，大湖和小湖相连，小桥流水，碧波荡漾，莲花池中轻舟飘荡，好一派诗情画意的美丽景象。据老教师们说，桃园中学的前身是桃园大学，在抗战胜利后，大学部分并入了复旦大学，留下来的教师和原来的校舍就组成了现在的桃园中学。
最后盖起的八号教育楼，整体就像一块巨大的水泥砖头，虽然不好看，但是却很实用。它的楼层高，使用面积大，房间多，是当时的学校教育和行政管理中心。校长，党支部，教务处，总务处办公室，各学科教研室，除了体育教研室外，大都设在八号楼的顶部三，四两层，还留下了一楼和二楼作为教室。
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文科和数理化各学科不乏在上海市中学教育界杰出的著名教师。据说其中不少人是原桃园大学的教授和市里和区里的民主党派头头，有的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前脚进桃园，后脚进大学”这是老师们在欢迎新生入学时，非常自豪的宣言。桃园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任意选择想读的重点大学，几乎没有考不上的。每当新生入校，桃园中学的教师们都会信心十足，毫不夸张，自豪地向学生介绍桃园中学所具有的各种优势和有利条件。
当时的英语教研组众星云集，教师们都以能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或美式英语教学而自豪。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英语教学环境，进了英语教研组就好像到了外国，充满了洋气。在教研室里只准讲英语，办公室里播放着轻松的洋歌，洋曲，散发着雪茄烟和咖啡的香味。体育教研室也是人才济济，有原国脚刘光彪教练，著名的球类教练，教研组长沈长智等人。田径教练是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或上海市田径队的退役运动员。桃园中学是上海市少年足球队所在地。桃园中学的田径队一向是出类拔萃，在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始终保持着前三名的领导地位，在所在行政区内的各中学中更是稳坐霸主地位。
学校的图书馆坐北朝南，在离校门口不远处的二号教育楼的底层。二号教育楼的底层中间，双开的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古式古香的大匾，上书雄浑粗犷的苏轼字体，黑底镏金 “图书馆” 三个大字。图书馆占居了整个二号教育楼的底层，分成左右两个部分。进门的左边是阅览室，三面靠墙的架子上放着各种报，刊和杂志，以及只准在内部阅读，不外借的参考书。阅览室的中间是由长方形大木桌和长条靠背木椅围成的四个阅览小区。
图书馆的右边以大门为界是藏书室，与左边的阅览室中间有一长条与学生齐肩高的大木柜台分割开。藏书室内一排排高大的书架直达屋顶，一直延伸到了二号教育楼的东部大山墙。桃园中学当时的藏书量据说在上海市所有中学中居冠。整个图书馆是由一位披着齐肩短发，戴着眼睛，端庄，严肃，胖胖的中年妇女蔡蕴晰老师在负责，有一名老年男员工协助。
桃园中学是当时上海市教育局进行缩短学制教育改革，中学五年一贯制试验，首选的两所重点中学之一。另一所五年制试验的单位就是位于上海市郊外的住宿学校，上海中学。桃园中学虽然在市区，但是与在郊外的上海中学一样实行的是全市招生。在1960年，桃园这一届新入学的学生有三百人，分为六个班级，每班五十人。
学校按照新生的来源分班。初中一年级（1）班和（2）班的学生全部来自上海市的实验小学。初中一年级（3）班和（4）班的学生是来自南市区各小学的尖子学生。初中一年级（5）班和（6）班的学生，是从划定的行政区以外的各区和县招来的尖子生。来自南市区方斜路第二小学的陈宝粟，张为民，范明，王勇，周吉和黄桂芳一起被分在初中一年级的（3）班。
由于这是试行五年制教育改革的第一届，由校长亲自挂帅，教师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在各学科中最优秀，最有教学经验的。刘素贤校长是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个出了名的共产党女教育家。她本人才高八斗，富学五车，一手反书（面向学生，反手在黑板上潇洒地书写定理和数学公式）技压群英，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威震群雄。刘校长的年纪当时大约有四十岁左右，个子高Oi，瓜子脸，在近视镜后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她性格豪爽，爱才似渴，在她的领导下，一批教育精英和各民主党派中优秀教育人才汇集于桃园，使得桃园中学的教育质量节节上升，成为上海市第一流的重点中学之一。
这次试行的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重点在于改变过去的填鸭式教学，采用启发式教育。换言之也就是试图以实例，图像，习题，引导学生理解所学的基本概念，定理，定律，公式，启发学生探索和学习知识的积极性，主动地去灵活应用学到的知识。目标是通过对这些高才班学生中学五年的密集教育，使学生在学到的知识上要达到以往大学二年级基础教育的水平（即五年相当于以往的八年），做到因材施教，缩短学制，加快速度为祖国培育精英人才。
教育改革在教学进度上大大的加快了。老师在课堂上不必面面俱到地讲解所有课程内容，只需要抓住重点，让学生理解基本的思路和原理，引起学生的兴趣，用课堂例题讲解这些定律和公式的使用。至于具体的概念确切文字表述，定律和公式的来龙去脉和应用，可以让学生自己课后去看书，做习题，或看参考书解决。学习的效果用上课提问，例题讨论和课堂测试来检验。
事实上是要求的课外阅读量大大增加了，课外布置的作业量相对大大的减少了。教改在教学程序上也作了大调整，如初中一年级就直接加上了原本要初二才上的代数和原本在工科大学一年级才上的制图课。教材全部采用了华东师大特别编写的一本本厚厚大大的五年一贯制试用教材。
这样一改，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在初期很难适应，有些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本来学生只需要在上课前按照教材预习，上课时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下课后认真复习，再做完大量作业即可完事大结。过去由于一节课教学内容有限，这样反复了几遍就应该没有问题了。不过，如果照这么做，学生就不可能有很多课外自己支配的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自己去找课外书籍看。现在一切都变了，必须重新适应，必须变被动型学习，为主动型学习。这种教学方式和学习过程的大变革，对于已经习惯于填鸭式，灌输式教学的大多数老师和学生来讲是一个新挑战，重新适应的过程。
然而，这一切的变化对范明来说，实在是太好了。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守常规的学生，从来没有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习惯，老是抱怨老师教得太慢，早就跑到前面去了。而现在，范明可以腾出大量时间，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看，满足好奇心和解答心中的种种疑问，而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则是他的拿手好戏。
进入了桃园中学，有这么美丽的校园，齐全的体育运动设施和丰富的图书馆藏书，对他来说是如鱼得水，与以前方斜路第二小学的简陋条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场教改也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在课后不能按照教学的进度大量阅读必须的参考书，把它当成是一种自由放任，这样的学生很快就会面临跟不上教学进度，手忙脚乱的困境。
按照课程安排，上午四节课总是排得满满的。下午一般是三节课，如果不上教学课，这三节就都是自修课。如果头两节是老师上课，第三节才是自修课。如果有三节自修课，范明经常喜欢约几个男同学一起到对面的学校花园去学习。秋高气爽，花园里空气清新舒畅，风景如画。在凉亭，或树藤架下自由自在地看书和做作业好不舒服。如果花园里人不多，自修后可以偷偷从莲藕的大叶子中找到公园管理人员专用的小船，划上一会儿船。再晚一点，如果看看没有旁人，调皮的范明甚至偷偷地在船上脱光了衣服，只穿着运动短裤在湖里畅游一番。
下午课后，图书馆阅览室通常会有一些老师在喝咖啡，喝茶，聊天，翻阅书，报，杂志。范明有一点怕与这些好有派头，一脸严肃相的老师打交道，就先去参加体育运动。他到乒乓房，连连打败对手做一会儿“大王”，或者约了同学去打篮球，打羽毛球，踢足球，一直玩到汗流浃背。当他看到时间快四点半了，就抓起书包匆匆忙忙奔向图书馆。他先是在图书馆借书目录里查找感兴趣的书，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就以中外名著小说充数。借齐了限额的四本书，他再匆匆忙忙地查阅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和资料。这些是必须在五点钟图书馆关门前完成的。
二 在被管教和指点中适应新环境
由于好看的书和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没用多久范明就顾此失彼，出了问题。教语文的陈文老师教得非常好，深入浅出，画龙点睛，谈古论今，谆谆诱导，范明听得非常入神，不过有几次却把他布置课外要背的课文给忘了。课堂上他正好被老师点到名，不能准确背出全文，只得到教室门外罚站。好在范明的速记能力尚佳，不消五分钟，他就能敲门，要求回教室，当场背得滚瓜烂熟。陈老师看着他笑着直摇头。
数学老师刘冶申教得出神入化，范明也听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把习题看完了十之八，九，但有时忘了把老师指定的课外作业习题做在作业本上。下一堂数学课上课要交作业，他交不上。刘老师要他上前，到黑板上当场做，如果做不出，就要到墙角罚站。范明因为在上一堂课已经看过习题，总能马上做出来，还能讲解得头头是道。刘老师只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他，要他课后马上补抄在作业本上。
政治老师对范明的意见更大，原因是范明根本不听他的那一套。在那个时期，政治课的教学是非常死板的,对每一个问题老师都规定了若干点固定的答案。老师只要学生按照他给的笔记死背出来，最好是一个字也不要改，几点的前后次序不要动，一个标点都不要错，否则就扣分。他们就是希望原封不动的把这些教条灌进学生的脑子里，根本不要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范明采取的对策是在测验和考试时想要分数，就给他次序不动，一字不改，标点不错的满分答案，而在做平时习题时就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回答，根本不照老师给的答案做。
范明在学校花园湖里划船和游泳被同学检举了，受到了年轻的女班主任，朱燕屏老师的警告。朱老师严肃地警告范明，学校花园湖里是不准划船和游泳的，因为以前出过事。如果再被她发现，就要到家找他父母，范明并且还要受到校纪处分。范明心里非常不服气，心想，“湖里没有不准游泳的告示，我怎么能够知道？不让游泳，只要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朱老师怎么还是把我当成了不懂事的小孩，动不动还威胁要告诉我的父母？”。不过，他最怕的也正是这一招，因为他从来没有给父母惹过麻烦，他的父母也是一直以他引以为傲的。朱老师还警告范明，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课任老师都有反映，说他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这些事情的一起发作，使范明成了一个引起老师们高度重视的有问题的调皮学生。这种倒霉的局面是范明从小以来没有遇到过的。因为在小学里，他是一个好学生，老师们都知道他上课有乱翻书，提前做习题的习惯，只要不妨碍其他同学，老师是不会管他的。他没有想到进了中学，老师会管得这么严，而且上课老师都这么喜欢点他的名。现在的教材每一个章节后面习题有这么多，如果要全部做，他必须要多买很多习题本，连自己看其他书的时间也没有了。
范明更没有想到会被同学“出卖”，这些新同学真不可靠，什么事情都会去向老师打小报告。以前他一直是很受老师爱护和同学尊重的，现在居然被很丢脸地罚站，还被老师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坏学生，范明心里越想越难受。然而，从进了中学以后，他就一直保持着一周读完四到五本大部头小说和其他书籍的习惯，读得正来劲，体育运动他又不想停止，有一点进退两难了。对于能否跟上教学进度？范明并不担心。不过，他不得不注意加倍小心应付这些老师，免得自己再出丑。
谁知道没有过了两天，班主任朱老师就毫不留情地走到范明的书桌前，当面要求与范明同桌的女同学，班长严雅萍，在学校时间看管住范明，并要定期向她汇报他的课外活动情况。严雅萍这下可当了真，她和范明定下了约法三章。下午课后，范明去打乒乓一连击败对手，她去跟着叫好。范明去打篮球，踢足球，她也跟着去叫加油。不过一旦到了约定时间，严雅萍决不放松，紧盯着范明必须停止一切体育活动，跟着她上图书馆查阅资料，看参考书。
范明自修课去学校花园，她也跟着去，要划船，不行，游泳当然就更不行了。自修课后，范明要在花园里走走，严雅萍也跟着去欣赏着学校花园的美丽景色。总之，范明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好几次范明乘她不注意，突然躲进了花园的树丛中想甩掉她，但是看到她找不到自己，着急得要哭的样子范明又不忍心，只得自己又走了出来。
上课时，范明一面听课，一面一目十行的翻阅教科书，她也好奇的跟着翻。有时，范明上课听讲,觉得没劲，在书桌抽屉里打开小说看起来，严雅萍立刻严正警告。上午第四节课，肚子实在太饿，范明偷偷地打开从家带来的菜盒，想偷吃一块，严雅萍坚决不答应。范明在匆忙中碰响了菜盒，被老师叫起来罚站。严雅萍在偷偷笑，范明只能对她苦笑，做鬼脸。
范明的心里实在是觉得窝火透了，心想就是和慧慧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这么管过他。现在，不管他去哪里？身旁总会跟着一个“跟屁虫”，老师的“马屁精”。 再说，严雅萍她怎么能够与慧慧相提并论？慧慧是真心对他好，绝不会到老师那里打他的“小报告”的。而且，慧慧还确实有不少方面比他强的，能够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使他不得不服气，愿意听她的。这个严雅萍个子已经长得这么高了，还动不动就要哭，一点也不坚强。严雅萍她肯定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否则就不会被选当班长了。如果他真的把她弄哭了，他是肯定要挨老师骂的。范明只好自认倒霉了，这个尾巴看来不是短时间能够摆脱得了的。
两个月下来，因为要看管范明，严雅萍耽误了自己的学习，急得又要哭。范明心里虽然怪她管得太多，也没了办法，只好全力以赴在考试前帮她赶上来，连星期天也得到她家一起复习功课。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最合适的数理化参考资料，以最快的速度做完所有老师指定的习题，有条有理地解释清楚，并给予多种解答方法。在古文，诗词，政治，历史，地理方面，范明更是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还能用生动的例子，来帮助她提高记忆。
由于范明所讲的许多资料是教材上没有的，严雅萍将信将疑。上课有时老师正好问到，她应急照着回答，居然得到老师的一再表扬。最令严雅萍佩服不已的是范明临时抱佛脚的“功力”，他能在考前连续几天高效率地集中精力学习，迅速赶上来，几乎是过目不忘，而且还能帮助她一起达到了最佳迎考状态。
期末考试结果，范明和严雅萍都名列前茅。班主任朱燕屏老师在学期结束前的一次班总结会上，大力表扬班长严雅萍，说她帮助范明取得了进步。几个知根知底的同学都在回头看着他俩笑，范明只能翻白眼装傻，严雅萍却被羞得满脸通红。
班会结束后，严雅萍追上了老师说：“朱老师，我帮不了范明的，实际上是他帮助了我。是他帮助我调整了学习方法，提高了学习效率。这次我俩都能考出好成绩，应该是他的功劳。”
看到老师愣住了，接着她又兴奋地告诉朱老师：“在这几个月里，我们走遍了学校各个角落，是他使我了解了学校的花园是这样的美丽，教我如何使用体育运动设施和如何充分利用好图书馆的藏书和资料？是范明使我认识到，除了读书以外，学校生活可以安排得这样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朱老师惊异地指责严雅萍道：“你在说些什么？学生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你说你们走遍了学校各个角落，老是逛花园，打球，看闲书，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我要你看管他，帮助他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好好读书，你反而跟着他学坏了。这怎么得了？范明是什么鬼主意都能想得出的，我真怀疑你们在期末考试中是否有作弊？”
严雅萍气得涨红了脸，着急地分辨：“我们绝对没有。范明虽然调皮，但决不捣乱。他的知识面很广，早就走到前面去了。这样的考试根本难不倒他，甚至拿初二，或初三的考题也难不倒他。他不需要，也没有必要作弊。在课外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我根本比不上他。”
朱老师严肃地批评道：“我知道，范明长得一表人才，看了不少书，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又爱好体育。不过，他是资产阶级子弟，满脑子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你是无产阶级子女，是班长，不要忘了你的阶级立场。一个女孩子整天跟着男孩子逛花园，到处玩，这算是怎么一会事？我要你看管他，并没要你成天跟着他玩。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没有，不是的。” 严雅萍急得快哭了出来，无力的分辨着。
“这样子不行，你以后再也不要跟着他了，要离开他远一点。下一学期我会把你们的座位分开，这是为了你好。” 朱老师坚决地说道。
严雅萍哭着跑开了。自己正在谈恋爱的朱老师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自言自语道：“怎么会搞成了这样？这可如何是好？”。
朱燕屏老师是两年前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到桃园中学任教的。作为一个年轻教师，这次被选拔出来担任第一届五年一贯制教改试验班的班主任，是很难得的机会。她非常想把班级工作做好，希望全班学生都能规规矩矩的按照教学进度开展学习，全力以赴取得最好的成绩。她对刘校长，教务主任和许多杰出的教育前辈，无比的景仰，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她也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认为这是完全一致的，不应该有矛盾，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她又似乎有被夹在政工干部和专业干部中间的感觉，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
碰到像范明这样的学生，使她非常为难。按照政工干部的意见，凡是剥削阶级子弟毫无疑义是属于要严加训斥，管教之列。而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又应该对所有学生采取一视同仁，有教无类的态度，努力引导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全面发展。范明在这一届中学升学考试中是录取分数最高的几个学生之一。几个任课老师都反映，他的接受能力很强，就是太贪玩，不够努力。
她要班长严雅萍在课外时间看着他的目的，不外是防止他贪玩闯祸，学习上不让他太吊儿浪当，免得拖了全班考试总评分的后腿。现在听了严雅萍的说法，她又敏感地想得可能会引起学生谈恋爱问题，这在学生守则规定里是绝对禁止的。她自己正坠入爱河，当然在这方面会特别敏感一些。想到这些孩子才十三，十四岁，还没有到情窦初开的年龄，她也为自己的过度敏感觉得好笑，不过防着点总不会错。
范明看到严雅萍在班会一结束就着急地追下了楼，也就一直跟在她的后面。他躲在一根根教学楼的走廊柱子后面，想偷听朱老师会不会因为他现在表现好了，就不要严雅萍老是跟着他，管他了，却听到了这样的一段对话。范明的心里好气，“朱老师怎么可以乱说话的呢！还要冤枉我和严雅萍作弊？原来我在朱老师的心目中是这样的一个坏人！”
不过，听完了这段对话，使范明对严雅萍却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原来她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她很诚实，她决不是那种只会拍马屁，打小报告的‘跟屁虫’。这次她为了帮我说话，反而挨了老师骂，我以后一定要对她好，来报答她。”
新学期开学后，范明的座位被排到最后第二排，靠近教室的走廊窗口。这个位置可方便于朱老师在走廊观察和监督范明上课时的表现。其他同学的座位也按个子高低稍作了一些调整。朱老师还与范明约定，只要他保证不违反上课纪律，课外时间不闯祸，不影响其他同学，并且保证年末大考成绩要超过上学期期末考的成绩，课余时间可以由他自己安排。
范明总算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个子长高了，也终于取得了班主任老师的信任。对于严雅萍的突然远离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当他有时在玩单杠，或吊环时，明明看到她在远处看着，下来找她却不见了踪影，觉得怪怪的。自己也搞不清是否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过后也就忘了。
图书馆的蔡老师早就注意了这么一个来图书馆时总是汗流浃背，匆匆忙忙，每周要看上四，五本厚书的奇怪学生。她见范明又来了就和蔼地问道：“范明，上学期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女同学怎么不一起来了？她管你管得很严嘛！你是不是得罪了人家？”
“不是的，她是我们班的班长。原来，班主任老师怕我不好好读书，不放心我，要她看紧我。现在朱老师已经相信我了，知道我不会影响学习的，她就不用再跟着我了。”范明不好意思地解释着。
“你每次来图书馆为什么总是这么晚，而且总是汗流浃背的？”
“下午下课后，这里总是有很多老师在谈话和查资料，我来会影响他们的，我就先去打球，锻炼身体。晚一点来他们都走了，我来借书和阅读参考资料比较自由些。”
“原来你还有一点怕老师。其实，你早些来图书馆是不会影响老师的。你不用担心，老师们都是喜欢好学的学生提问题的。再说，你运动后汗流浃背的再来读书很不卫生，也容易感冒。你是否可以把时间调整一下？如果下午课程多，课后就去搞运动。你出了一身大汗，就回家洗澡，换了干净衣服再吃晚饭，晚上还可以认真读书。如果你下午课不多，下课后就直接来图书馆，看书时间也能久一些。这样是否好些？”蔡老师热心地建议。
“这样好是好，不过这么多老师在阅览室，我会觉得不自在。”
“那就这样吧！你算是帮我的忙。每次你到图书馆，顺便帮着把还来的书按编号放回书架，你也可以选好书在藏书室里面窗台边看。反正我也忙不过来，这样你也方便多了。”
“那就太好了，谢谢您，蔡老师。”范明感动地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你。你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什么书都看，在大海里捞针。看书要有一定的目标，要挑好书，挑对你有用的书看才行，不懂就问老师。”
“我现在已经找出一些眉目了，开始有了一定的方向。”
“陈宝粟和王勇也是你们班的吧？他们除了学习上的参考书以外，借书的目标就很清楚。陈宝粟借的主要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如剧本和曲艺等。王勇借的主要是高年级的数理化参考书，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他们经常要我推荐一些好书给他们看。你也要学习他们，不要太盲目，对什么都感兴趣才好。”
“我知道的，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也会这样做的。只是我心中的问题太多，都想找到答案，慢慢的我会集中起来找到方向的。”
“那就好。以后我会找合适的机会，介绍一些老师和你讨论这些问题。”
自从按照蔡老师的建议调整了下午学习和运动时间以后，每当课程不多，范明就到图书馆帮忙，并在藏书室里自由的选书看。他看了一些通俗科普读物，生物学和医学书籍，就看中外名著，历史书籍和老革命回忆录。然后，兴趣逐渐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和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论共产主义的论文集和政治经济学。
由于长时间埋头在书堆里，范明不得不配了近视眼镜。大量的读书增长了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他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增强了自信心。过去使他困惑不解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了。然而，老的问题解决了，更多的新问题又产生了，促使他在书海中越陷越深。
在体育运动方面，到乒乓房去打乒乓的人太多，范明想自己是区少年乒乓体校训练出来的，赢了人家是应该的，老是做大王实在不好意思。篮球场和足球场也往往被挤满了人群，范明的兴趣逐步转向了田径和体操，他想通过田径和体操锻炼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很快地强壮起来。他和几个同学经常注意地观察，学校田径队教练带田径队的训练项目安排，偷偷地自己锻炼，打算等个子长高了以后，拿出运动的好成绩，申请加入学校田径队。
三 挨饿和思念的日子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57，58年轰轰烈烈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所带来的恶果都已经表露无疑。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号召下，各地干部好大喜功，为了争功，图表现，纷纷谎报成绩，弄虚作假，胡吹乱搞，大放“卫星”，吃起大锅饭。从中央到地方，这股盲目乐观的浮夸风，极左思潮，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追求“农业共产主义”的高潮。在“提前跨入共产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各种极左思潮的掩护下，农田荒废了，国库的粮食快耗尽了，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
虽然新闻受到了严密控制，城市人口也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是外地农村闹饥荒，饿死人了，甚至农民暴动，抢劫国家粮库遭到军队镇压的小道消息还是时有耳闻。各地逃荒的盲流和灾民也时有进入上海的，要饭的越来越多了起来。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有名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时期。
由于在196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粮食严重不足，所有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实行了凭票供应。范明家除了正处壮年的父母，其余就是六个嗷嗷待哺正在长身体，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按分配指标凭票供应的粮食和副食品是远远不足的，油水太少了，肚子怎么也吃不饱。肉类和豆制品都是限量的，只能一周一次打打牙祭。蔬菜因为供应量有限，往往连外皮，烂菜叶切了边，也舍不得丢掉。食油的定量在上海是每人每月半斤，按常理还不算太少,但是没有了家禽和家畜肉类油水的补充，缺少了油，铁锅都生了锈，放水煮出来的菜是又黄，又难吃，而且还不够吃。
在外面买任何食品和点心，比如大饼，油条，馒头和阳春面都是要付粮票的。家里的早饭和晚饭只能改为煮稀饭来填饱肚子。每顿饭所下的米，虽然有限，煮成了稀饭起码可以多盛几次,使被饿得发慌的孩子们从心理上得到一定的满足。中学生是在学校吃的中午饭，从家里米缸里取米装饭盒时，姐姐范英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给自己和弟弟范明严格限了量。
每天晚上，父母最犯愁的是开晚饭。看到孩子们都饿得发慌，他们帮孩子们一人盛了两碗稀饭，看着孩子们在狼吞虎咽，自己却犹豫着一碗也不敢盛满。已经懂事了的范英和范明姐弟俩知道父母的为难，只能假装在慢慢吃着，希望在四个弟弟和妹妹吃完两碗后不要再多盛了，锅里还能剩下一些，让父母也至少能再添一点。当然，范明更希望弟弟和妹妹能多剩下一点，因为两小碗稀饭对他来说还是远远没有吃饱。看到大儿子意犹未尽地故意不看饭锅子，犹豫地想帮着一起收拾碗筷，母亲总是理解地把锅底最后剩下的一点，装入了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长子范明的饭碗里。
范英和范明很注意地听到了父母在背后悄悄地商量着。父亲说：“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连我们的脚面都浮肿了，成长中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了？听说有黑市交易，或者买卖票证的，乘我现在还走得动，我想把家里其他日用品票证，能省下来的都换成粮票和吃的副食品。如果用钱能买到粮票，就取出家里的所有存款来买粮票，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们经常挨饿，先保住孩子们必须的营养，以后的问题再说。”
“看来不冒险，不努力是不行了的。不过，你可千万要小心啊！如果给纠察和便衣警察抓着了，可不得了。现在大家都在挨饿，用别的票证换粮票恐怕也难。我看你还是周末骑自行车到乡下去一躺，到我在浏河太昌乡下过去的小姐妹家里去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问问他们有啥法子搞到粮食，或者其他副食品？哪怕是红薯，土豆和芋头也好，这样做可能会安全一些。我们家现在可是绝对出不得事的。”母亲谨慎地回答。
范明上前插嘴建议道：“如果要去黑市换粮票，爸爸不能去，让我去。万一出事我跑得快，就算被纠察抓到了，大人和学生被处理起来是大不相同的。办法看来是一定要想的，姐姐和两个妹妹都有了贫血和体质虚弱头晕的问题，大弟弟和我也被饿得心里直发慌，夜里饿得胃痛，肚子叫得睡不着觉。”
范英抢着说：“弟弟也不能去，他是家里的长子，他各方面都很出色，不能影响了他的前途。还是由我去吧！我是一个女孩子，不会引人注意，而且我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被抓住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然而，可怜天下父母心，由于担心孩子的前途会受到影响，当父母的还是宁可由自己来承担起进入黑市买卖的一切风险。在爸爸和妈妈的一致反对下，范英和范明都被禁止参与。
为了要摆脱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须品的严重紧缺困境，中央政府在人事安排和政策方面都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刘少奇出任了国家主席，开始推行起刘少奇的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允许划分少量的土地为各家农户的“自留地”，允许有限的“集市贸易”，允许私人手工业和个体户的存在，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体经济并存，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使国民经济能走出低谷，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这些政策的适度调整和放宽，至少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活力和生气，也使得范明的父亲，敢于壮着胆子，为解决全家的饥饿问题去铤而走险。
没有过了多久，父亲就从农村的阿姨家搞来了半袋米和一只鹅，全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看着孩子们满足的笑脸，母亲激动得泪流满面，说：“孩子他爸，你可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才好！直到现在，我才算有了一点信心，我们是一定能够保住我们的所有孩子渡过难关的。”
下乡回来后，被孩子们像看待英雄一样地围着一圈，加上再难得喝了妈妈要范明去打的二两廉价散装二曲酒，父亲兴奋得满脸通红。他骑自行车下乡驮运粮食，长途跋涉的疲劳和时刻担心着会被抓住，受到惩罚的害怕心理都被一扫而光。“如果每天晚饭都只加一小暖水瓶盖子的米，这个月是不会有问题了。下个月再去远一些的其他几个集市了解一下行情，另外想想其他办法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是可能会安全一些。”父亲暗自琢磨着。
去过了几次后，父亲带回来的消息是，上海郊区和苏州专区农村的粮食还算充足，私底下有黑市粮食出售。不过人家不要票证，也不怎么喜欢要钱，如果有收音效果好的无线电收音机，以物换物，更受欢迎。当时上海的红灯牌收音机还是紧俏货，在上海是通过分发有限的票证，由单位控制分配给需要的职工购买的。
幸运的是范明的父母，一个是无线电工程师，一个是无线电六级半，当时评为顶级的装配工。他们联手起来设计，装配和制作几只质量好的收音机是不成问题的，何况家里各种测试部件质量的仪器和设备都有。唯一要顾虑的是千万不能被人检举，告发。如果被工作单位和居委会抓到，他们在自己设计，制作和变相出售收音机，套上了开设地下工厂的罪名，问题可就大了。
反正是饿死胆子小的，撑死胆子大的，为了六个孩子，就算是有很大的风险，范明的父亲也不得不走出这一步了。由父亲用下班时间和周末去中央商场和电器商店购买两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变压器，喇叭等所有元件和部件，添补欠缺的工具，采购合适的收音机底板和外壳，负责完成组装设计，底板划线，钻孔，打样和安装后最后的收音效果调试。由母亲每天利用一点晚上的和周末的时间，负责测试所有购入元件质量和收音机内部的装配和焊接。范英和范明在父母的指导下也参与了一些辅助性的划线，钻孔，打样，绕线圈和焊接工作。
全家忙了好一阵子，总算组装好了八台质量可靠，收音效果相当不错，外观也还体面的无线电收音机。注意到邻居和里弄里老有人来探头探脑，有事没事地打探消息，范明的父母心里有一点发毛。他们在完成了制作八台收音机后就马上紧急刹车，停止了一切制作活动。父亲连夜把制作好了的八台收音机运到了在苏州浏河太昌农村，母亲的农村小姐妹家收藏起来。
范明的父母担心会被人检举告发，同时考虑到居住在大吉路上102弄9号一楼的左厢房，房间大白天还是太暗，范英和范明都有了近视，配了眼镜，就考虑调换房子的问题。经过了一番努力，他们换到了一套在王家码头，靠近黄浦江边货运码头仓库的里弄房子。新的住房在二楼，光线充足，是一套有里外两间相通的厢房。新居的面积与在大吉路上的老房子相仿，有利的是从房门走出去几步远就是阳台，缺点是没有公用的厨房，煤炉只能放在楼梯口的角落。
新居在二楼的最大优点，是不像以前住在一楼那样引人注目，少了很多外人探头探脑的机会。搬家以后，父亲每个月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一到两次，对邻居说是去钓鱼，除了能否钓到鱼不确定以外，几乎每次下乡在粮食和副食品方面都能有或多，或少的收获。范明他们全家就是靠着这八台收音机交换来的粮食和副食品，再用现金在农村集市买取食油和家禽，用其他结余下来的票证去集市换来一些鸡蛋，作为按计划配给供应食粮的补贴，度过了这三年的困难时期。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困扰着十四岁的范明。他发觉，最好是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一点空的时间也不要留。否则由于精力过剩，或者在晚上肚子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会胡思乱想，甚至白日做梦，产生很多的幻觉。他经常在梦中把自己当成了许多看过的中外名著中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则往往是王秀慧，当然有时候严雅萍，陈宝粟，王勇和黄桂芳在梦中也会出现。
在他的梦中，一会儿自己成了《三国演义》中的蜀国白袍大将赵云，英勇无比，所向无敌，大败了东吴的周瑜，救回了小乔。这个小乔当然就是慧慧，她笑得真甜。一会儿，他又成了小仲马小说《茶花女》中的男主人公，多情的阿尔芒，而慧慧则成了疾病缠身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看着慧慧病入膏肓，自己心急如焚，恨不能替她去死。一会儿，他又成了《西游记》中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但是又多灾多难，慧慧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每次都幸亏有她的出手才使他转危为安。有时候，他又变成了大仲马笔下，在《三个火枪手》中经历奇特，福星高照的达特安，而慧慧则假扮成了美丽又狡猾的邦那素的老婆邦氏，在和自己逗着玩，搞得他牵肠挂肚，七上八下的。
范明实在搞不懂，自己怎么会变得这样？怎么会在这些小说里胡乱客串起来，而且把慧慧也编进了故事？王秀慧已经走了快有两年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刚进中学的时候，陈宝粟，王勇和黄桂芳偶然还会向他问起慧慧，现在他们再也不问了。而自己老是会这样莫名其妙地想入非非，范明很怕自己真的是得了神经衰弱，当然他更怕会得了相思病。
范明左思右想，翻来覆去地问自己，但是他怎么也分辨不清，他和慧慧之间的感情，到底是同学友情，姐弟的感情，还是爱情？每当想起了慧慧，他总有一种十分甜美和无比向往的幸福感觉，但是又有一种失落，茫然和痛苦的无奈。按照他的体会，只有沉浸在书的海洋里，或用激烈的体育活动，运动竞赛才是最好的缓解方法。看书看累了，加上激烈运动造成的浑身肌肉酸痛，才能使他倒下就睡着，而且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第二天清早起来，一切精神上的疲劳和身体上的酸痛都会解除，他又能精力充沛地投入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中。
不过有时候，特别是在凌晨，他会糊里糊涂地醒来，只觉得烦躁不安，浑身血脉膨胀，朝天一炷香，把被子顶得老高，浑身肌肉紧蹦，有力无处使，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还越来越频繁。他渴望能够和谁打上一架，或者参加一场激烈的体力比赛，甚至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大声吼上一阵子，使自己过剩的精力能得到一种发泄和疏解。而每当这个时候，他总会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慧慧来了，就在他身后。他似乎闻到了她身上的那股很好闻的体味。慧慧抚摸着他的头，轻轻的拍着他的背，似乎在告诉他：“明明，不要动，你要安静下来，这是在长身体啊！要听话，你一定要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范明是多么希望能看到慧慧现在的样子,握着她的手，甚至把她紧紧地搂进自己的怀里，但是他知道这一切可能都是假的。上几次他过后偷偷的转过身来看过,在黑暗中看到的好像是帮他重新盖好了被子离去的妈妈背影。范明十分珍惜慧慧来到他身边的感觉，甚至不再敢睁开自己的眼睛。他怕这种美好的幻觉会由于他的不珍惜而永远消失。在他的心目中，慧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怕因为自己的轻举妄动会使她生气，以后不来了。
范明怎么想也想不通，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王秀慧到现在还不给他写信？她和她的父母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心想，他们真的是去了南方的天涯海角吗？天涯海角应该是指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边的天边。或者海边吧？难道真的有一个地名叫天涯海角的吗？慧慧才是一个“小傻瓜”呢！就算是要比耐心，要比谁能更好地遵守诺言，要玩捉迷藏，也不应该是这么一个玩法。就算她现在没有办法回上海，简单地写上一封信也可以啊！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总该有一个地名，有一个通信地址和单位名称吧？起码要给一个大概的范围，我以后才能够找到他们嘛！
他又想到，也许是秀慧的爸爸病得越来越严重了，或者去世了，她正很难受地在他身边伺候，或者守丧，没有心情写信。不对，不对，病情总会时好。时坏，如果是去世了，再痛苦也会过去。都这么久了，她难道就没有一天心情好一点的时候？为什么她不要我去找她，还说就是有了地址也不一定能找到？在国内怎么会找不到？难道她跟着她的父母去了国外，她爸爸的家乡在国外？这当然也有可能，白求恩不是从加拿大来中国参加革命的吗？
不过，如果是去国外看病，那是不太可能的。外国的医学水平应该是比不上国内的，而且资本主义是唯利是图的，在国外治病要化很多钱，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再说，慧慧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去了国外不是叛国了吗？如果被反动派抓住又要坐牢了，那可就惨了。就算我知道了她的下落，救也不好救了。再说，如果我去参军，人家不一定会要我这个资本家的儿子。
连续读了好几本老革命，老红军的回忆录，可能是思考的角度不同，范明只觉得胆战心惊。原来在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肃反和延安整风，有这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不需要证据，也不经过审判就被随意地处死了。参加了革命，为革命流血，流汗，到头来死在自己人的手中，要比死在战场上还要容易得多。如果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遭遇，会死得甘心吗？就这样死了值得吗？他记得王秀慧讲过，她不能理解，解放前他爸爸坐过国民党的牢，解放后居然又坐过共产党的牢。她不愿意过她父母那样子的生活，她也像两个张老师一样，要他少过问政治，以后当一个科学家。
这样看来，是自己把慧慧她爸爸的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低了，范明急出了一身冷汗。可能是她爸爸真的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像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样，全家被押送去了边疆的劳改农场。姐姐的同学，美芬姐姐的哥哥不是在1959年8月自己亲眼目睹他被押走的吗？后来美芬姐姐告诉说，她哥哥是被关在北大荒的劳改农场接受改造。当然，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因为慧慧的爸爸的地位高，问题严重，可能又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慧慧也跟着她父母住在监狱里了，她不就像《江姐》电影里的“小罗卜头”一样了吗？当然没有法子给我写信了。
因此范明想，他首先一定要履行对王秀慧的诺言，搞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决不做一个盲目跟从的糊涂虫，只有等以后长大了，再想办法去救他们出来。每当一个人安静下来，或者晚上看到南天的星星想起慧慧时，范明就不厌其烦地，不断地在玩着这种自问自答，自我安慰的游戏。他回味着小时候，慧慧最爱唱的沪剧和黄梅戏。她童声童气地唱着：“春季三月草青青，百花开放鸟其鸣。蝴蝶高飞成双对，蜜蜂采蜜百花兴。”
四 刚从监狱出来的大伯父
在1961年立春后某一天的傍晚，范明从学校回到家。母亲在楼梯口拦住了他，轻声地说：“明明，你大伯父被从监狱释放了，刚到家。他好可怜啊！他真的已经妻离子散了呀！他从安徽的监狱出来就直奔无锡乡下，按照我们寄给他信中的地址，去找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后来新安的家，谁知道碰了一鼻子灰。那个解放前夕他从舞厅带回家的女人高小妹，不承认是他的妻子。他领养和抚养长大的两个儿子大康和小康，也都不承认是他的儿子。他们只留他吃了一顿晚饭，不肯收留他过夜，他只好连夜坐火车来了上海。”
“今天大清早，他到了上海，去找他那唯一的亲生女儿曼丽。唉！曼丽也拒绝承认他这个当过不法资本家，又坐过牢的亲爹。曼丽可是连他的两个养子都不如，门都没有让他进，一口水都没让他喝，就把他赶走了。他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逛了整整一个大白天，老是在犹豫着，该不该来我家？他怕会给他那唯一剩下的亲弟弟，你爸爸带来灾难。他还怕你爸爸也会像他的女儿那样地对待他，再次伤透他的心。他犹豫再三，最后才咬着牙来到了我们家。明明啊！你愿意进去叫他一声大伯父，安慰一下一个孤独老人的心吗？何况你大伯父对我们全家有救命和再造之恩啊！”母亲以一种祈求的眼神，十分不安地看着范明。
大伯父？范明虽然在他被捕时还太小，对他没有印象，但是听到他父母经常说起他的过去。大伯父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好坏参半，亦正亦邪，谜一样的人物。现在，他既然已经被释放，还到了家里，就算是出于好奇心，他当然想见识一下，就说：“妈妈，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反对他反革命的所作所为，反对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就算他对我们家没有恩，但他终究是我嫡亲的，爸爸四兄弟中唯一剩下的大伯父。这是一个血缘关系的事实，就算是我不愿承认也是无法改变的。你尽管放心，我会进去叫他一声大伯父，并向他问好。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你愿意，那就太好了！真是难为了你，我的好儿子。你到里间跟他打完招呼后，就可以在外间做功课，顺便帮我听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原来说是判了十五年的，现在安徽正在闹饥荒，你爸爸和我都担心他会饿死在监狱里。我想知道他是怎么会被提前释放的？出狱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没有？他自己又有一些什么打算？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什么？我把你的弟弟和妹妹都叫到隔壁王阿姨家里做功课了。我已经要你姐姐去给你们一人买一只大饼，先垫一下肚子。我会让你爸爸和大伯父两人先吃，喝点酒，叙叙旧，等你大伯父走后我们再吃晚饭。”母亲高兴地安排着。
范明在外间的桌上放下了书包，走进里间，见到了头发已经花白，饱经风霜，满脸皱纹，但是腰板挺得笔直，看上去还是十分有威严的大伯父。他正和父亲说着话，转过身来疑惑地看着范明走进来。
“大伯父，您好！恭喜您能提前出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范明琢磨着用词小心地说。
“哦，你是大头（范明小时候的乳名），明明啊！在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连我的亲生女儿曼丽，都不肯认我这个落泊，坐过牢的资本家父亲，不让我踏进她家门一步，连我的妻子和从小领养的两个儿子都不肯认我这个劳改释放分子。在我穷途没落，妻离子散的时候，你还能叫我一声大伯父，足以使我老泪纵横了。我没有看错你大头，我知道你已经长大了，已经能够帮助父母分担忧愁和困难了。听你父亲说你读了很多书，也很革命，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好！你有你的理想，有你自己的追求。你大伯我很惭愧，没能给你带来任何的见面礼，而且一点也帮不了你，还会成为你的累赘和负担。不过，我会尽量少与你家联系，尽力避免拖累了你们。我只希望你们这些孩子们都能有一个好的前程。”大伯父认真地打量了范明一阵子，感叹万分地说。
“大伯父，您别客气，礼物是不需要的。您刚出来，要适应和安排好新的生活，是需要化很多钱的。曼丽姐姐，大康和小康哥哥，他们是不应该这么做的。他们可以反对你的资产阶级剥削思想，但是亲缘关系是不可以否认的。即使他们不承认父子和父女关系，也不能证明他们就真的革命了。我想，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是会想通的。”范明安慰地说。
“唉！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看到大伯父沉默了下来，范明就说：“大伯父，那我就不妨碍你们谈话了，我去外间做功课。”
范明一边做着作业，一边注意听着父亲和大伯父的小声谈话。他们哥俩喝着劣酒，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谈了好一阵子过去的往事。他们谈到了大伯父原来的振业电器公司和父亲的通艺电器工业社，谈到了宁波祖坟拆迁和祖产的最后处理。父亲告诉大伯父，他只有在1954年公司搞好了，挣了钱以后，领着全家到宁波和亲戚们一起去上过一次坟。公私合营以后他就是想去，因为经济上负担不起的原因也去不成了。到宁波祖坟要被拆迁的时候政治压力就更大了，他有限的工资根本就承担不起这么大的一笔搬迁费用，而且还要担心被套上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的大帽子，谁敢哪！父亲说，他偷偷地到宁波祖坟墓地去最后看过一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府派人把我们家族的祖坟都扒了，用推土机推平了，没有任何办法。
当大伯父谈到了这次他能够提前出狱，政府还给他在宁波一家造船厂安排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每月有一百五十元特批的照顾工资时，范明的父亲提高了声音说：“真是谢天谢地！这要感谢共产党政府，感谢毛主席，感谢祖宗的保佑。大哥，政府开给你的工资要比共产党的厂长和书记都高多了，这说明共产党还是念旧情的，我们当年为共产党做事，吃的苦没有白吃。”
大伯父却也提高了声音说道：“四弟，可能你会认为我的思想很反动。我这次能够从监狱里活着出来，政府还帮我安排了工作，给了高工资，但是我是不会感谢共产党，更不会感谢剥夺了我的公司和所有家产的共产党政府的。当然，我不但会牢牢记得，而且会永远铭记于心，我这辈子有两个大恩人。他们对我恩重如山，我却无以回报，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方毅。是他们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还能够注意到我这个已经陷入万劫不复，处于死亡边缘老人的求救信。他们居然还能够记得，我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架设电报收发电台，为周公馆做过的工作。他们是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也是我，落难了的范志涛的救命恩人。”
吃罢了晚饭，大伯父就急着告辞走了。他要赶到十六铺码头，去搭上宁波的轮船，父亲跟着去为他送行。晚饭后，姐姐，弟弟和妹妹在家里温习功课。母亲把范明叫了出去，在阳台上问话。范明告诉了他所听到的所有对话，母亲感动得轻声地哭了，说：“看来这次真的是周总理和方毅先生救了你大伯父的命，否则他一定会被饿死在安徽的监狱里。周总理和方毅先生还能够记得在解放战争前夕，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你父亲和你大伯父为共产党出过力。他们已经当了这么大的官，还能够不忘旧情，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你父亲和你大伯父能够为这两个有情有义的人做事，冒生命危险也就值得了。”
接着母亲就和范明细细地谈起了他的大伯父。她告诉她的大儿子，“你大伯父虽然是一个资本家，从剥削阶级本性，生活腐化，剥削和压迫工人看，你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坏人。但是，如果从个人的做生意，创事业和为人处世来讲，你大伯父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你大伯父的命很苦，在他十六岁的那年，也就是你父亲八岁那年，你爷爷被日本兵打死在街上，家里的财产被洗劫一空。他作为家里的长子不得不弃学，挑起了挣钱养家，照顾母亲和抚养四个年幼的妹妹和弟弟长大成人的重担。当时只有十六岁的他是很早熟，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到武汉，去投奔一个在担任着美孚洋行总裁的亲戚。那位亲戚告诉他，要在美孚洋行做事必须精通英语，学会财务结算的会计业务。因此，他只能先给他安排一份在洋行打杂的工作，要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英语和财会的夜校，尽快考取证书。你大伯父很聪明，读书的基础好，学习也很刻苦，只化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英语和财会的两门证书，当上了美孚洋行的记簿员。”
母亲回忆着继续说道：“你大伯父年轻时真的很懂事，一个人在外，把时间和精力完全化在工作和学习上，省吃俭用，尽量省下每一个铜板寄给家里。两年后，他居然能够做到精通了洋行业务，英文对答如流，可以直接用英文打字机作会议记录，受到了重用，升到高级职员的位置。出门三年后他第一次回家，家里的母亲已经给他在农村找了一个目不识丁，还有一点疯疯癫癫的媳妇，她就是曼丽的妈妈。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得越来越厉害了，没有过了几年，她就在你的三伯父死后，不久也死了。”
“你大伯父常年在外工作，一年最多能够回家一到两次。据我所知，你大伯母的发疯真的不关你大伯父的事。这门亲事是你奶奶定下的。那时候家里非常穷，好人家的女儿怎么肯嫁进穷人家呢？大伯父和她之间是没有感情，但是大伯父也确实没有辜负她，一向视她为结发妻子，至少在她死前他没有再娶过别的女人。他女儿曼丽在当大小姐的时候尽情享受，从来就不提，也不关心她母亲的事，现在却反而拿这件事作为她不认她父亲的理由，这只是一种借口。”母亲愤怒地说。
“那么，我的二伯父和三伯父又是怎么死的呢？”范明问道。
“是的，你二伯父的死是使你大伯父永远耿耿于怀，会自责一辈子的心头之痛。你的二伯父是在你大伯父刚当上了洋行正式低级职员那年，从宁波到武汉投奔他的。你大伯父找了那位当总裁的亲戚，也同样安排他先在洋行当杂工，上夜校学英文和会计。然而，你二伯父却没有用心读书，偏偏迷上了一个在茶楼卖唱的女子，几次考试都不能及格。你大伯父发现后，多次劝说他也不听。你大伯父就说了重话，要你二伯父如果再不能考到证书就别回来了。后来听说，你二伯父还是没有考过，到了晚上你大伯父没见弟弟回来，却听人说有人跳了江。你大伯父雇人打捞了多日，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些都是他自己回家跪着向你奶奶请罪时，当着全家人的面说的。其实，你二伯父到底是死了，还是跟着那个卖唱的女子走了？谁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和你大伯父住在一起，至少我们知道，每年在你二伯父失踪的忌日，你大伯父总是一天不吃饭的，他推掉所有应酬，一个人一声不响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忏悔，发呆，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才信了基督教的。”母亲继续说道。
“后来真的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二伯父的消息吗？”范明追问道。
“是的，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不过，你父亲和你三伯父却一再坚持说，是你的大伯父害死了他们的二哥，你奶奶怎么劝说都没有用。他们不愿意再去投靠你的大伯父，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你三伯父十五岁就去了上海，在一家商行当学徒。你爸爸也在十三岁那年就去了绍兴，在一家纺纱厂当学徒。你的三伯父学徒期满了以后就在这家商行当上了伙计，后来又当上了会计。谁知道他却不学好，沉迷于一个烟花巷的妓女，染上了肺病和梅毒。你爸爸在当着学徒的纺纱厂后来被日本飞机扔炸弹给炸了。那天他正好换班休息不在厂里，拣了一条命，就只好到上海去投奔他的三哥。你大伯父知道了他的两个弟弟的情况很着急，就辞去了在美孚洋行的高薪职务也跑到了上海。后来，他在上海开了一家洗衣店，就在你外公的珠宝店边上，离得不远。”
“那么，外公和大伯父就是这样认识的？”
“是的，当时你爸爸老是吵着不愿意在他大哥的洗衣店里干。你大伯父没有办法，就拿出了一笔钱让他在隔着几条街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小的自行车行，卖车，也修车。你外公是一个非常豪爽，很能干，也很善于做生意的商人。他的唯一缺点就是好赌败家，不过输光了几次，他都能东山再起。当时他很有钱开着一家金银珠宝店，是你大伯父洗衣店的老顾客。你外公知道你大伯父缺少钱周转，又注意到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金融和商务方面很内行。你外公了解到他原来是美孚洋行的高级职员，为了两个不争气的弟弟居然能够辞去高级白领的工作，到上海开洗衣店，脚踏实地从小生意做起。你大伯父有情有义，能上能下，充满干劲，有志气，有能力，这些都很对你外公的胃口。你外公非常看重他，数也不数就从自己金店里扛了一麻袋钱扔给了他，建议他把洗衣店开到英租界去，闯出一个名堂来。”
母亲稍作停顿，又继续说：“没用多久，你大伯父就在英租界开了一家洗衣店。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不但加倍还了你外公借给他的钱，而且他的洗衣店生意越做越大，发了起来。你外公十分欣赏你大伯父，知道他已经结婚就把我许配给了你爸爸。那时候，你三伯父的情况却越来越糟了，整天沉于酒色，拉琴和那个相好的唱唱戏，你大伯父和你爸爸怎么劝说他，他也不听。他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为了治病还欠下了一大笔债，被老板解雇了。那时候，你的奶奶早死了，你大伯父只得帮他付清了债，并拿出一笔钱，劝你父亲卖了自行车行，要我们送你三伯父和他的那个相好的去宁波老家治疗和养病。这次，你爸爸倒是很听话，我们就在宁波照顾着三伯父他们好几年，直到他们和你大伯母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先后死了为止。我们当时也搞到了山穷水尽，连我的嫁妆，你外公送我的所有金银首饰全部都变卖化光了。你父亲只能翻山越岭又去和人一起去跑单帮，我在家里帮人家做一些针线活，勉强维持生活。亏得你大伯父及时赶到，带来了钱处理完了他们的后事，他就带着我们回到了上海。”
“那么，大伯父是什么时候转做起电器生意的？”范明又问道。
“应该就在我们护送你三伯父和他的那个相好去宁波的那年。那时候，他正在结束所有洗衣店的业务，请了好几个英国的工程师筹划着开振业电器公司。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只用了短短的几年，他就能够把生意做得这么大。等我们回到上海时，振业电器已经是一家很大，很有名的公司。我们住进了他新买的洋房，也有了汽车。这下子你爸爸对你的大伯父算是真的服气了。你大伯父要求你爸爸不要管别的，先跟着几个英国的工程师学技术，学英语，学得越多越好。后来，他又把你爸爸介绍给他的生意伙伴，带他出去学做生意和应酬，慢慢地就当起了他的助手。我估计你爸爸只不过学到了你大伯的本事十成中的二，三成。不过，也正因为你爸爸肯学，还是学到了这些，他才有能力后来办起了通艺电器公司。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的所有客户和合作生意伙伴，还是你大伯父原来公司的关系，连后来电位器生产的整套工艺也是搬用了原来振业电器公司的。”
“那么，大伯父他在生意上这么成功，怎么会娶了一个舞女，还带来了两个养子？”
“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大伯父的为人处世了。那个高小妹是在我们回到上海以后，他从百乐门舞厅带回来的。她长得并不漂亮，那时岁数也有三十多了，根本就不红了。她家里很穷，为了操办她父母的丧事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你大伯父应酬客人在百乐门舞厅和她跳过几次舞，他们才认识的。你大伯父知道了她的困境，很同情她，就帮她还清了债务。高小妹不想再当舞女了，又举目无亲，无处可去。她求你大伯父收留她，她愿意为奴婢，来报答他的恩情。你大伯父看她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就先带回来要她当管家，掌管家务。后来，他看她待人接物还得体，为人还诚实可靠，虽然明知道她不会生育，还是正式娶了她。大康和小康是他在外地江淮一带看到的，两个没有了父母的小乞丐。他回来与高小妹商量领养的事，她表示愿意带他们，你大伯父就带着她再去找到了他们，把他们领回了家。他把他们当亲生儿子一样地养了起来，供他们读书，从里到外都换了新衣服，当起了小开。他女儿曼丽对高小妹和大康，小康总是看不顺眼，不过高小妹和大康，小康还是挺投缘的。他们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现在，你大伯父落难了，他们倒是成了一家人，住的房子还是你大伯父以前出钱给高小妹在她家乡造的。他们却昧着良心，怕受到牵连，把收养了他们的恩人给抛弃了。”母亲十分伤感地说着。
“妈妈，这么说来大伯父的生活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么腐化。他是在大伯母死了以后再娶的，这不应该算是娶了大，小老婆的。以前我怎么听到你们说，大伯父和外公都有大，小老婆的呢？你们是知道的，老婆死了以后再娶的应该叫续弦，家里还是只有一个妻子。如果老婆还在，另外再娶的，家里有了两个妻子，后来的那位才叫小老婆。”
“你说得对。只是那时候厂里要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办法才不得不这么说的。我们只好把什么事情都往坏里说，有时候还必须挖空心思编造出一些腐化堕落的例子来，否则是过不了关的。不过，你大伯父在生意做大以后生活上的腐化堕落也是真的，旧社会做生意人就是那副样子。我是听高小妹和你父亲说的，你大伯父为了显示阔气和场面，曾经在上海各家大舞厅先后包过八个当红舞女，那个高小妹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在你的大伯母死了以后，也只有她是你大伯父正式摆了酒席，娶了过门的，其他先后的七个都只是摆个花瓶。”
范明母亲想了想，接着补充道：“虽然你的大伯父什么也没有讲，我想真实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在解放战争初期，为了给周公馆和徐州，济南，上海各地共产党安装军事电台，你爸爸多次出入周公馆，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先是你爸爸和我被捕，随后你的大伯父和公司的主要工作人员都被捕了。所有在外面开展的营救活动，都是高小妹按照你大伯父的意思，变卖公司财产，打通各种关系，在不辞辛苦张罗着。那时候她身怀巨款，但是她没有乘着这个机会卷款逃走，可见她是真心实意爱着你大伯父的。我是因为当时你快生了，先被放出来的。在他们都被救出时，你已经出生了。你的大伯父高兴地抱着你不肯松手，连声说他们四兄弟，范家总算有后了。”
范明母亲接着说：“为了庆祝平安出狱，扫除晦气，你大伯欢天喜地张罗着要摆你的满月酒，加上你的大伯父和高小妹的婚礼，酒席和庆祝活动连续搞了一个礼拜。你的大伯父年轻时，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而且事业有成，在上海摊可以说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是多少大家闺秀梦寐以求的金龟婿。可是，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他毫不犹豫地娶了出身卑贱，明知不能生育的高小妹。不容易啊！我想这是他在感恩图报！也表示他对高小妹由同情到佩服，由可怜她到真正爱上了她。公司上下和他的那些资本家朋友，包括当时的各家报纸都作了报道，对他的那份有情有义，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那些他曾经包养过的当红舞女，也没有一个说闲话的。”
“那么，大伯父他到底做过了一些什么违法的事，犯了什么罪？使他在三反五反中会被当成了一只‘大老虎’，不但打倒，而且还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并且把他关进了监狱？”范明追问道。
“详细的情况我不知道，你爸爸其实也不清楚。那时候他正好出差，等他回来就一切都已经晚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你的大伯父突然被抓了起来，我和高小妹都很害怕，坐在远处后排去听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当时的领导说，他是抗拒革命，公然殴打工作组人员，对抗三反五反。他们说他是一个不法资本家，在支援抗美援朝的通讯器材上偷工减料，以志愿军战士的鲜血牟取暴利，简直是该杀一千次，一万次。后来，你爸爸和一起出差的沈伯伯，曹伯伯，几个工程师回来了，都一起去找过工作组。他们反复说明这批支援抗美援朝的通讯器材选用的都是最好的器材，都是他们亲手制作和检验过的，质量绝对可靠。结果，他们也被扣押审查了好几天，而且还全部被开除了。接着，我们家和高小妹他们就都被赶出了家门。更多的详情我也说不清楚了，嗨！真相只有天知道吧！”
五 上天揽月 书海探宝
在初中二年级的第一学期（1961年秋天）的某一天下午课后，范明在图书馆藏书室里把还来的书按编号放回书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本好书，就坐在高脚凳上看了起来。戴着瓶底厚近视眼镜，教语文的陈文老师摸进了藏书室。他低着头在大书架之间寻找着，直到踢到了高脚凳脚才发现了坐在高脚凳顶上的范明。
陈文老师四十来岁年纪，一米六十刚出头的个头，体格瘦弱，脸色苍白。他戴着一付金丝边深度近视眼镜，衣着讲究，好摇头晃脑地高唱古文。虽然经过思想改造，他嘴上也能讲上一套革命的大道理，还是掩盖不了一付士大夫，旧知识分子的架式。陈老师的脾气很好，在课堂上只要学生有要求，他就会装模作样地唱起来古文来。他还经常在文汇报，或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些词句十分华丽，描写湖光山色，田园风光的散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才子。同学们既喜欢他的学识渊博，好脾气，又调皮地老是在背后议论和嘲笑他的迂腐，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老夫子”。
“爬得这么高？慢慢下来，当心摔了。蔡老师说，你有不少问题想问我们。今天你们班的任课老师，班主任和校长，教务主任正好都在，校长和我们也都想和你谈谈。来吧！跟着我到阅览室去。”陈老师抬头对着范明说道。
范明吃了一惊，以前他是听蔡老师说起过要找老师来和他谈谈，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他却没有想到她怎么会真的把校长，教务主任和任课老师都找来了？范明忐忑不安地跟着陈老师来到阅览室。老师们在四个阅览室小区中靠东北角的那个区围坐了一圈，范明忙着向老师们一一问好。
刘校长笑眯眯的招呼范明坐到她的身边，并说：“在藏书室的书堆里看书还好吧？怎么也配上了眼镜？你要保护好眼睛，眼睛也是要休息的，看书一个多小时后应该停下来喘一口气，看看窗外远的地方。”
“从方斜路第二小学一共来了陈宝粟，张为民，范明，王勇，周吉和黄桂芳六个学生。以前面四个的成绩最好，还各有特长。周吉和黄桂芳的成绩在中上。除了范明不守常规，是靠小聪明，临时抱佛脚瞎混的以外，其他五个基本上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跟着教改的进度走的。”班主任朱老师面向着刘校长作汇报。
“好！好！”刘校长微笑着转过身，对着身旁低着头的范明问道：“范明同学，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的？比如，平时化在预习，复习，看参考资料和做功课各有几个小时？体育锻炼和看课外书籍的时间是多少？每天睡觉几个小时？”
“我化在看教学参考资料和做功课的课外时间大概每天平均一个小时，体育活动每两天三个小时，看课外书籍平均每天三到四个小时，预习和复习是在上课和自修课时完成的。我每天睡六个半小时，不过够了。”范明小声地回答。
“上课时，你老在翻书，好像根本没在听。不过，当我问你时你又能回答，你能一心两用吗？”地理老师好奇地发问。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一心两用？由于每天晚上我姐姐，弟弟和妹妹要做功课和复习占了我家里间的大桌子，我只能坐在门边的椅子上看课外书籍等他们做完。父母在外间桌子上做事，同时爱听收音机电台的评弹说书节目，但又老是要去厨房，忙进忙出的顾不上听完全，随时要我重复讲到了什么地方了？这样，每天晚上我是一面看书，一面听收音机，一面要回答姐姐，弟弟和妹妹在功课上的问题。只有等他们都睡了，我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做作业，再睡觉。”
“我也注意了，你上课时不太专心听讲，老是爱翻后面的教材。不过，每节课的课堂笔记我看到你还是抄了的。为什么只有在考试的时候你才按照课堂笔记里的答案回答，在平时作业和小测验时你就随心所欲地自己乱写一通？你要知道，我在课堂上教课时给的都是统一的标准答案。”政治课的张老师问道。
“其实，您上课教的内容我都是知道的，我从报上和许多书上都看到过。如果我只是按照您的上课笔记背出来回答，当然是很容易得到高分的，不过却一点意思也没有，也学不到真正的知识。我在平时作业和小测验时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分析来回答问题的。我想看看您对我的知识水平，分析和理解能力的评语。”
刘校长看着目瞪口呆的张老师笑了笑，回过头来继续问道：“好啦！不要谈这些了。范明，在同学中你和谁最要好？以你看来，你们同学中谁最聪明？谁学得最轻松？”
“我和陈宝粟，张为民，周吉和黄桂芳，从小学一直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同一个温课小组，我们是一起长大的。王勇和我们也是在同一个小学，不过在不同的班级。他是我在学校知识竞赛的老对手。我和王勇，陈宝粟，黄桂芳最要好。同学中王勇，陈宝粟和张为民最聪明，他们学得也最轻松。”范明兴奋地介绍着他好朋友。
“你认为自己很聪明吗？你姐姐功课上有问题你也能回答，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平时课外根本没化时间在预习和复习上，还能保持好成绩，你是怎么学习的？”
“我并不聪明，只不过我早走了一步。我姐姐大我两岁，她提前一年入学，高了我三个年级。她是上海市第九护校的学生。她在市十女中读初中一年级时出了车祸，伤了脚，在治疗养伤期间耽误了学习。妈妈要我帮帮姐姐，我就停止了自己的一切课外活动，读了她的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课本。这样，我就可以讲解给姐姐听，和她一起讨论。后来一直是这样，她护士学校的教材我也都看，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讨论了。
范明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另外，我家楼上有一个姓柴的大姐姐，她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我从小就跟着她学诗词，散文和古文。她经常借书给我看，看完了还要我复述全部内容，和她比谁的记性好。她的弟弟，柴哥哥是财经学院的大学生。我跟他学下棋，学速算和验算。放假时，他借我高年级的教科书和各种习题集和竞赛题，要求我不懂就自己找书看，并在他规定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习题，他要我多学点，学快点，学了本事再来和他比谁最聪明？他还帮我讲解多种不同解题方法和技巧。他们姐弟俩对我非常好，我现在学得轻松全靠他们的帮助。”
“教改的目的，就是要选拔最优秀的学生，加快教学进度，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针对那些超前的拔尖学生，挖掘他们的潜力，缩短时间为国家培养最杰出的人才。 姓柴的姐弟俩在范明身上成功的试验证明，基础要从小打起。这些学生的潜力很大，只要教导得法，前途不可估量。”刘校长感叹地向着各位老师解说。
班主任朱老师插嘴说道：“我早就看出你和王勇就是不肯用心，老是马马虎虎的，对考试也不太在乎。其实，我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认真些，哪门功课你们都是可以拿到最高分的。”
“告诉我具体的，除了体育不是百分制，他们几个初中一年级的年末考试九门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多少？”刘校长紧接着问朱老师。
“陈宝粟是第一，总评分99.2,王勇和范明是93上下, 张为民是90分，周吉和黄桂芳是85分左右。” 班主任朱老师回答。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王勇和范明语文都很好，思想很活跃，都是我喜欢的学生。不过，上次大考我各扣了他们10分。考卷上的最后一题是要求阅读一篇短文，写出五十字左右的摘要。范明是用文言文，之乎者也地写了三十来个字的摘要。王勇是写了一首诗，画了四幅小漫画，来表示摘要内容。我不好评分，他们也太调皮了，我不能鼓励他们这样做。”教语文的陈文老师忙着说明。
“陈老师，我们不会怪您的。我们本来就不太重视分数，认为它只是度量知识的一种方法，目的还是学知识。您不是说过‘一字千金’的吗？考试时，我完成得比较早，还有很多时间，我就想把摘要写得越短越好，忘了五十字的要求。我用文言文写，是想通过你的批改知道自己古文的程度。王勇恐怕也是因为余下时间太多，想试试用诗和漫画表达。我答应过朱老师，年末考成绩要超过上次的期中考。在计算分数够了以后，我在政治考试中余下时间也很多，在最后一道题就没有按照张老师要的八点回答，而是按自己的观点回答的。这可能也扣掉了不少分数。”
“好了！先不谈这些了。讲讲你们各有些什么特长？课外活动你们还想多学些什么？”刘校长笑着接着问道。
“陈宝粟擅长文艺，弹，拉，吹，唱都行，特别喜欢写剧本和搞戏剧编导。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很强，在小学是大队文娱委员，学校乐队和戏剧组的负责人。张为民写得一手好字，擅长搞宣传，办墙报，在小学是大队宣传委员。他们俩文科方面特别强。王勇最强的是数理化，课外书籍看得很多，知识面很广。他琴，棋，书，画也都不错，我们经常一起玩。黄桂芳是一个大好人，热心地为同学服务占去了她不少时间，其实我们会的她也会，只是不算很强。周吉从小就爱看小说，现在课余时间在练习写小说，想当一个大作家。他的美术和戏曲表演能力也是很强的。黄桂芳和周吉其实都很聪明，只是没有全力以赴化在学习上。他们在学习上如果有问题，我们都会帮忙的。我没有什么特长，数理化竞赛成绩好一些，比他们都强的是体育运动方面。”范明回答。
“图书馆的蔡老师告诉我，你们同学中王勇，陈宝粟和周吉也是来图书馆来得最多的，他们除了看参考资料以外，主要借的是文学作品，美术，书法和曲艺方面的书籍。周吉看得最多的是长篇小说。不过，他们看书都不像你这样杂，这样快法的。你先是什么书都读,把通俗读物,生物学和医学常识，文学，历史和中外名著几乎全读遍了,现在又啃起了马列主义原著和论共产主义的有关著作，你到底今后打算做什么？另外，你读书读得那么快，那么杂，又能记住了多少？”
“凡是读过的书，在读后几天内我都能记住，还能复述的。当然，一周后就只能记住主要内容了，时间久了就只剩下主要情节，重要人物和观点了。不过，只要重新翻看一下，我就可以记起来的。只要是好书我会多看几遍的。”
范明看着校长继续说道，“我打算在以后的三，四年内，读完我能找得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中共和联共（布）党史和革命先驱论共产主义的所有有关论文。然后就专门读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的目的是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做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我想要搞清楚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要真正搞懂马列主义。我想找到一条能够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建设和发展的道路。现在，我对许多问题还搞不清楚。因此，我首先要做到的是明辨是非，正确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要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我不想做一个盲目的跟从者。”
“好大的口气！你这等于是要上天揽月，在书海里探宝啊！” 语文老师陈文一只手扶起他的金丝边眼镜，瞪大了眼睛看着范明，惊奇地大声叫了起来。
“蔡老师原来是大教育家蔡元培的秘书,怪不得她会那么器重你。全校也只有你一个学生被允许自由进出图书馆藏书室，任由你选书看。你读了很多政治理论书籍，政治课当然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回答问题的。政治理论书籍要读得透，理解得深，却万万不能死读书，读死书。不过，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可都是大问题，是许多人穷其一辈子也解答不了的。你长大了以后，打算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家吗？”刘校长很感兴趣地问道。
“不，我不想，实际上也不可能。我和王勇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入团都很困难，更不可能入党了。我只是想通过读书回答我心中的许多疑问，从书本中找到答案。长大后，我想要做一个科学家，是自然科学的，还是工程方面的？方向以后再确定。只要努力，我想这是我能够做得到的。”范明坚定地回答。
“家庭出身不由自己，走什么道路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只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的学生为什么不能入团？朱老师，你代我去找一下团委书记，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你们看，方斜路第二小学，这样一所默默无闻的学校，给我们送来了一批这么出色的学生。我们当老师的就要更上一层楼，好好辅导他们。学校要努力创造条件，让他们有充分发挥的机会。”
刘校长又接着说，“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和竞赛小组，已经有的必须马上扩充，把这批学生吸收进来，没有的也要马上着手筹备成立起来，准备参加上海市中学生的各种知识竞赛活动。范明，你要告诉你的同学，都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兴趣小组和竞赛活动。你们的老师将都是各个组的指导老师。他们都是最出色的，可以帮助你们学得更好。”校长马上向在座的老师和范明布置了任务。
在校长和各教研组老师的倡导下，学校的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和竞赛活动小组迅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当时最活跃的有数，理，化竞赛小组，文学写作组，英语园地，文艺编剧创作组，美工和书法小组，气象和船模小组，文工团和乐队，学校田径队和足球队等。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按照自己的特长，选择了喜欢的课外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地调动了全校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使桃园中学在上海市和区中学生的各种竞赛活动中都能频频得奖，独占鳌头。桃园中学欣欣向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学风和展开各种兴趣爱好竞赛活动的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