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续)
十二 人生识字糊涂死
十三 入秋的黄浦江畔
十四 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友情
十五 悬崖边上的恐惧
十六 文化大革命的前夜
十二 人生识字糊涂死
散会后，翟静怡与范明走在一起。面目娇嫩的翟静怡留着过肩秀发，用发带扎起，身穿着合身的学生服，凸现了健美的身材。“真没有意思，这样的活动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了。蛮好的学习讨论活动，只要党支部邹书记，副书记盛东海，跟屁虫‘6点另5分’和‘大吵包’施小宝来参加了，就搞成了叫口号，扣帽子的会议。如果按照邹书记的话去做，倒是很简单，根本不用学习，也不必用脑子，只要跟着走就是了，越蠢越正确。” 翟静怡对着范明嘀嘀咕咕地说着。
“是的，翟静怡，我们的活动已经惊动到了学校领导。他们近来每次都带着一些政治老师和他们的一批干将来参加旁听，似乎我们的活动已经成了学校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我们是不能再搞了。依我看，邹书记和我们班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的心术都不正，他们基本上都是抢功推过的好手。从上次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过程中就能看出，他们对刘素贤校长是阳奉阴违，背后上窜下跳，大搞阴谋诡计，证明他们决非善类，我们都要十分小心了。因为这些政治活动不是他们组织的，也不是他们的上级布置和支持的，我们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可能都已经成了被他们重点监视的对象。”范明沉思地说道。
“我才不在乎呢！我只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学校的这些政治老师和政工干部恐怕对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性的探讨都不会认真下工夫的。他们的职业兴趣在于如何领会党报社论和上级的文件精神？心领神会领导的意图，如何迎合和讨好领导，取得领导的信任和欣赏？从而能平步青云，一步登天。”范明说。
“这样子还有什么职业操守和道德，不都成了御用文人，或走狗文人了？他们只是把他们的这份职业，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了。其实，我不但爱听你的演讲，也喜欢看你参加的各项体育比赛。你跳高的越杆动作简直太棒了，身上的肌肉条条块块的好看极了。”翟静怡笑着转换了话题。
“我也看到你参加女子一百米决赛了。你跑得不错，潜力很大，本来应该可以进入前三名的，只是平时训练得少，起跑反应慢了一些，加上在最后三十米的后劲不足。只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提高耐力，多练几次正规比赛的起跑，你的百米成绩是可以得到很大提高的。你想不想参加学校田径队的径赛组？如果想参加，我可以直接向径赛组教练推荐。”
“好的，我想参加的。我还想知道，你是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学习的？数理化这么强，是全校尖子中的尖子，体育运动方面是两项区记录和三项校记录的保持者，想不到在文科方面，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理论，也会研究得那么深。如果你不是特别聪明的话，就一定有绝对高明的学习方法。你能教教我吗？”翟静怡继续问道。
“嗨！其实我也讲不出什么特别的好方法。说起来，不外乎是多看，多做，多练习，要坚持不懈。如果知识面比较宽，基础扎实，再提前多走出了几步，学什么东西都会容易一些，也容易记住，这就是触类旁通的道理吧！有些能力是自己平时可以注意培养的，如速记，过目不忘的能力；快速反应，出口成章和对答如流的能力；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心两用，或一心多用的能力；坚持不懈和持之以恒的能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只要对自己有信心，肯用心，决不轻言放弃，什么事情都好办。平时要经常注意去不断尝试，我也正在不断地努力中，希望能做到以上所说，我相信你也是能够做得到的。实际上，你已经相当不错啊！文采飞扬，我看过你写的得奖文章，文笔很好。你还是一个多产的学校文艺创作组成员呢!”范明笑着回答。
“你说的这些可不是人人做得到的，我就做不到。你可知道，你是低年级同学的崇拜偶像，你的一举一动在全校学生中有多大影响？我想邹书记他们也不敢轻易动你的。”
“这你可太天真了。大权在握，假借着执行上级指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没有什么事是不敢做的。刘素贤校长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出了名的女教育家，大才女。有她在，就根本显不出邹书记他们这些政工干部的重要性。他们还不是上窜下跳，阳奉阴违，耍尽了阴谋诡计要搞倒她？人心叵测，不得不防。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是宁可与真小人决斗，也决不会与这些伪君子为伍的。”
“教育工作者不抓教育抓什么？教育方面的成绩对党支部的脸上也有光啊？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斗来斗去的只会危害国家。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你怎么会说，宁可与真小人决斗，也决不与伪君子为伍，这样莫名其妙的话？”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真小人虽然行为卑劣，为人所不齿，但总算是敢做敢当，做事在明处，有他自己的明确主张，不失为一条汉子，是一个值得斗一斗的对手。而伪君子则不但行为卑劣，为人所不齿，而且藏头缩尾，满口仁义道德。他们高喊着革命口号，打着党和政府的旗号，竭尽攀龙附凤，欺下瞒上之能事，来实现他们踩着别人的尸骨从上爬的罪恶目的。他们只是一些躲在红旗下，阴暗角落处，挥之不去的社会蛀虫。”
“一提起这些人，头就痛，我也从心底里瞧不起他们。这些人也能代表党？代表政府？真是活见鬼了！理他们做什么？少与他们打交道，乐得自己过得逍遥自在一些。” 翟静怡深情地看着范明安慰着说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由不得我们。一旦有风吹草动，搞起阶级斗争，这些人就会异常活跃，物色猎物和攻击目标，把他们踩在脚下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许多时候我们是不得不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奋起应战的。应战时有准备和没准备差别就大了。他们这几年来一直在扬言要抓白专学生，很明显是针对我们的。”范明提醒道。
“这是在强加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才真的白得可怜，连半点马列主义也不懂，还谈得上什么又红又专？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什么错？就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成绩好了一点，某些方面突出了一些，怎么反而成了白专典型了？学习成绩好也有罪，真是岂有此理！”
“老话说，人生识字糊涂死。按道理说，读书越多眼光就会变得更敏锐，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应该会更全面，更正确一些。可是碰到了我们的社会现实又不对了，变得懂得越多将会遭遇到的麻烦也会越多。有一种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意思是我们懂得越多，对那些无法无天的当权派行使职权的质疑就会越多，对他们的权威的挑战也就越大。如果我们不能装糊涂，甚至用装傻来突显他们的英明伟大，必然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不要被他们满口的革命口号所蒙蔽。如果我们不多留一个心眼，认真看清他们的本质，认真对付，到头来挨了整，栽了筋斗，连怎么死的可能都不知道呢！”
“想想也真使人感到心寒，台面上满口的革命大道理，共产主义道德，私底下干的却是男盗女娼。这些人一心一意只想着如何才能搞倒比他们有真才实学的人，可以踩着别人的身躯向上爬。这些不务正业，专搞歪门斜道的家伙，居然在政治运动，路线斗争中还如鱼得水，春风得意。我怎么也想不通，依靠这些一心牟取私利的社会蛀虫，怎么领导人民一起继续革命，怎么建设得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翟静怡不解地问道。
自从进入高中以后，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所有学生每年都要安排几周的时间，去工厂学工，下农村学农。每年五月份，上海市各中学都会组织高中学生以班级为单位下乡，支援农村的双抢（即抢收割早稻和抢插夏季稻秧），时间大约是半个来月，二十天左右。这是在高二的下半学年，范明，陈宝粟他们所在的高二（2）班被安排去了金山，在黄浦江上游的一条分支，叫廉坡塘边上的一个生产大队。
凡是这种组织体力劳动的工作，班主任，学校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当然都会交给体格强健，组织能力强，干劲十足的副班长，兼团支部军事体育委员范明来带队，由体格文弱的团委委员陈宝粟和张为民协助。盛东海还指定由热心为同学服务，心宽体胖，精明能干的团委委员黄桂芳负责后勤，团支部书记兼班长严雅萍协助。
想起了上一年去宝山县支援双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与生产大队负责人的交往中，范明不得不更进一步地放低了身段，收敛起自以为是的傲气。在去年宝山的双抢中，范明是按照同学的体格强弱把全班同学组成了三个生产小队和一个采购和做饭的后勤组。他把自己和班里一批好体格的男运动员组成了一支扁担队，打算与生产大队的壮劳力比个高低。另一个队由体格比较文弱的男同学组成，去做一些插秧和其他辅助性质的杂活。全班一共有十六个女同学，除去三个去了后勤组，余下了十三个女生组成的小队，则并入生产队的妇女队一起工作。
作为班主任的盛东海对这些事是不会过问的。他只是把学生送来，等看看安顿得差不多了，就不见了踪影。几天后他又会来看看，像领导视察一样转一个圈又不见了。从小在苏北农村长大的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似乎对干农活十分厌恶，对与公社和大队干部们的交往也是敷衍了事。天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反正他是不会参加一起干农活的，甚至一天也不想待在农村。
范明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同学的体格从外表总体看来，不论男，女都要比生产队的男，女社员高大强壮一些，可是到真的干起农活却全面地败下阵来。其中他自己率领的扁担队输得最为狼狈。第一天，他们不听生产队老农的劝告，坚持生产队男的壮劳力挑起多少收割下来的早稻，他们也挑多少。只是他们遇到了困难，走步时前后平衡不好，扁担负重后的上下跳动和步伐不能协调起来。半天后，平衡和协调问题是适应了一些，不过他们的肩膀和双腿却酸痛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更是觉得浑身酸痛，连爬起来都困难。两天后，病号大量出现，在随后的一周中，他们不得不听取了生产队负责人的意见，把挑担的重量几乎减半。一个个外表看来强壮结实的小伙子，挑起担来居然连农村的妇女都比不上，真是丢够了脸。学校里功课再好，学的知识再多，体育成绩再好，这些对干农活却一点也帮不上忙。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范明觉得自己与真实的社会脱了节，简直像是一个废物。
这次范明吸取了教训，再也不敢自作聪明了。他采取了实事求是地向生产队领导介绍全班同学具体情况的做法，特别指出了那些身体差需要照顾的男，女同学，由生产队根据各处劳力的需要统一调度。他要求同学都要放下身段，不要再逞强，努力向老农学习，与同龄的农村子弟打成一片。
在劳动中范明结识了好几个同龄的本地男，女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当然都是生产队中最强壮的劳动力。其中包括了大队书记的儿子，个子不高却很壮实，主意很多，但不爱读书的阿牛；精明能干，紧跟领导，唯唯诺诺，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的刘善本；出身于贫农家庭，十分能干，但又沉默寡言，随和的刘大江；精灵古怪，新点子不断，花样百出，成天乐呵呵的刘大江亲兄弟刘大军；在大队文娱演出中舞蹈跳得很棒，又很能干，不大讲话，在同龄的本地女青年中长得最漂亮，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小翠和活泼可爱，好打抱不平，心直口快，嘴巴不让人，出身于下中农家庭的小红，等七，八个人。
由于这次减少了每天向生产队长领任务，再自己分组安排的环节，范明轻松了许多。他只需要在吃早饭时了解一下能够出勤的人数，报告生产队长，晚上再到各宿舍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与生产队长及时沟通就没事了。他自己和一些体格好，又不服输的同学则参加了生产大队里最强壮劳动力的一组，与这些新认识的同龄本地青年打成了一片。他们在劳动中学到了许多干农活的技巧，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晚饭后的聊天和一些格外有趣的晚间活动中，听到了他们口中的农村生活种种趣闻。与此同时，范明也了解到农村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他更多深入地思考。
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精力充沛，根本没有把干粗重体力活当成一会事。他们交了这些城里来的同龄新朋友，晚饭后闲着没事，就老来邀请一起去玩，想方设法让这些新朋友也享受到在农村生活的种种乐趣。从城里来的范明他们，一天重活干下来则浑身酸痛，但又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心，往往只有范明等不多几个同学应邀前往。
刘大军是花样百出，每回都有新的提议。为首的阿牛则果断地拿主意，领着这帮小伙子，一会儿掏干河沟抓鱼，抓泥鳅，一会儿提着风灯在秧田里抓田鸡（青蛙），一会儿拿起三根长竹竿挂上了渔网，兜住了向月亮一边的竹林，随后朝向月亮的方向拍打竹竿来抓麻雀，居然次次都能满载而归。小翠和小红则协助负责这些“猎物”的处理，清洗和烹调，再弄来一，两坛子自家酿的米酒。
他们就在房屋前院空地摆上桌椅，边吃，边喝，边聊天，不亦乐乎！天上有一轮明月高挂，周围一片宁静，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的炊烟和稻谷的香味，只有河里潺潺的流水声，晚风吹拂过黑沉沉的树林和竹林带来的叶子摩擦声，和间或传来大田里青蛙的阵阵叫声，真是一派诗情画意，世外桃源的景象。
这些田园风光，小桥流水人家，图画般的景色和农村生活的悠闲，自得其乐，都是城里人所享受不到的。然而，当经过比较深入的交谈以后，范明他们也了解到农村人有着他们的痛苦，烦恼和无奈，这些也是城里人所感受不到的。原来刘阿牛，刘善本，刘大江，刘大军，小翠和小红都是从小一起长大，差不多年纪，在同一所小学和同一所中学读书的同学。
阿牛的父亲是当地一言九鼎的大队书记，因此阿牛从小就仗着他父亲的权势，很霸道，什么都想说了算，别人只得让他三分。时间久了，他也就成了他们这帮子年轻人的头。范明注意到原来他们的性格，脾气，为人处世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背景和经常在搞的阶级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与他们聊天中，有一次小红说到了有关小翠的婚事，使范明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初中毕业后，刘大江，阿牛和小红的读书成绩差，没有考上技校和高中，就先后回村务农了。刘善本，刘大军和小翠的学习成绩好，先后都考上了高中。阿牛早就看上了漂亮的小翠，又自觉文化低，个子不够高，相貌不够俊，怕会遭到断然拒绝，一直不敢当面向小翠示爱。
然而进入了高中后，小翠与临村的一个高中男同学，读书成绩好，又长得高大，英俊的李建国走得越来越近，谈起了恋爱。这个消息传到了阿牛的耳朵里，阿牛可是真的急了眼。他不但一次又一次地到学校去找小翠示爱，不顾小翠一再地坚决拒绝，周末还到她家死缠烂打。他并且放出了恨话，说小翠是他阿牛的对象，未婚妻，如果谁敢当第三者，抢夺他的未婚妻，那就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李建国的家也是贫农出身，但是阿牛的父亲是大队书记，加上阿牛用的是十分蛮横，霸道，威胁的手段，死缠烂打的卑劣手法。而且，还有一些拍马屁，瞎帮腔的生产队干部专门到李建国家，规劝他的父母要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使李建国的父母感到压力很大，也劝着要儿子放弃这段感情。小翠的父母感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生产队的干部们警告他们说，要好好接受劳动改造，管教好女儿，不准乱说乱动。
李建国和小翠一筹莫展，只能偷偷地相拥哭泣。李建国听说如果他去当了兵，他和小翠的关系，只要公开订了婚，地方上就有责任保护军婚。然而，大队干部都说他是全大队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去考大学，读大学才对，连报名参军都没有让他报成。而阿牛的母亲却亲自和好事的“媒婆”带了聘礼，到小翠家登门提亲了。小翠的父母不敢当面拒绝，事后也不敢去送回聘礼。因此，阿牛和小翠的婚事，因为小翠家接受了阿牛家的聘礼，似乎就名正言顺地被定了下来。
小翠，小红和刘大军在一天晚上来找范明，一起到廉坡塘大堤上散步，商量起小翠的婚事。他们想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小翠，有效地达到抗婚的目的？小红说：“范明，事情的经过已经都告诉了你。你是城里人，见识广，我们找你来帮助小翠出出主意，怎样做才能既不与阿牛家结怨，又能达到抗婚的目的？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们，城里人碰到了这种逼婚的事是如何处理的？”
“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天下竟然会有这种荒唐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你们说，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只是从小说里看到过，解放前在农村的地主，恶霸，或者城里的官僚，军阀和大资本家才会干出这种逼婚的事。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说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吗？既然生产队干部要李建国家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你们也可以要求阿牛和作为大队书记的他爹，更要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范明建议道。
“这一招人家可能早就想到了。刘书记不顾生产队其他干部和左邻右舍的阻挡，在村里大叫大喊地追打和痛骂他的儿子阿牛。他骂他的儿子是个糊涂蛋，居然被地主女儿鬼迷了心窍，忘记了阶级仇恨。他还骂小翠是一只狐狸精，勾三搭四，企图分化和腐蚀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他已经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出头提亲的是他的老婆，理由是出于无奈，一片爱子之心。”刘大军无奈地说。
“明明是小翠和李建国谈恋爱在先，阿牛死缠烂打在后，阿牛才是霸道的第三者。怎么反而怪小翠在勾三搭四？明明是阿牛在一厢情愿地苦苦追着小翠，而小翠已经一再拒绝了他的追求，怎么反而骂小翠是一只狐狸精，在企图分化和腐蚀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明明是刘书记他老婆亲自去小翠家提的亲，根本就没有给小翠父母说话的机会，丢下了聘礼就走，怎么反倒成了作为地主的小翠父母在利用女儿的美色，刻意巴结和腐蚀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你们的这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可真不简单啊！”范明说道。
“是啊！我现在已经是一只臭名远扬的狐狸精。我的婚事居然很荒谬地成了是我父母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我们这是在鸡蛋碰石头，孙悟空的本事再大，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我想到过和建国一起逃婚私奔，但是我们农村人是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本的。我们不可能得到大队和公社的介绍信，天下之大不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也想到过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可是，可怜我那把我养育成人的父母和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可能日子会更不好过。其实，我爸爸也只是一个地主的儿子，真正的地主是我的爷爷，解放后不久就死了。这件事说到底，我也只有委曲求全，老老实实地嫁给这只‘秤砣’，事情才能有一个了结。否则，我家在村里恐怕是待不下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了立足之地。”小翠百般无奈地勉强笑着说。
“你如果真的嫁进了他家，日子就能好过了吗？你会成为大牛父母的出气筒，他家的奴隶，你有得气受了，恐怕会生不如死呢！”小红气愤地说。
“不对，你还有一个机会不应该主动放弃。你不是读书成绩很好的吗？你应该向阿牛反复说明，坚持如果他是真的爱你，就应该让你读完高中，并且参加大学的高考。读高中的目的就是考大学，至少要让你圆了考大学的梦，否则就坚决拒绝和他结婚，宁死不嫁。你可以和李建国商量后，选择去考录取分数线低，又是全国分配的工科大学，这样考取的机会大些。学工科的毕业后会去工矿企业工作，就不会被分配回农村了。如果你们能努力考上大学，只要上了大学，你们就等于获得了自由。大学毕业后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到时候大队书记权力再大，也管不到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在外地大城市，或大型工矿企业里工作的你们了。”范明建议说。
几天后，班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找了范明，警告他不要参与生产大队的内部事务，惹事生非。他告诉范明，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插嘴。后来，小红一个人偷偷地来找过范明，问他是不是资本家的儿子？范明奇怪地反问小红，是哪里听来的？小红告诉他，有人见到盛东海和大队干部们在阿牛家喝酒。现在村里人都在传说着范明是资本家儿子的消息。刘书记还找了他们几个，警告他们不要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因此，小红说他们几个再也不能来找范明了。不过小翠下定了决心，她一定会拼了命去努力考取大学的。
十三 入秋的黄浦江畔
陈宝粟和范明从小就是亲密的好朋友。原来有个王秀慧把他俩紧紧地拉在了一起。在慧慧走后，特别是进入了中学，学习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就不再形影不离地老是在一起了。自从进入高中，范明成了副班长和团支部的军事体育委员以后，他们在组织各项班级和支部活动中还是配合无间，相互支持的。陈宝粟在学校文娱宣传队排练节目，或乐队排练缺了角色，范明和王勇是保证一叫就会到，并且努力顶上角色，予以配合。范明如果要组织体育，郊游等活动，陈宝粟，黄桂芳，严雅萍和王勇都会积极参与，出谋划策，同样给予支持。
陈宝粟和范明都爱写诗，一个写了诗，另一个看后就接着和上一首诗，一个作词，另一个就谱曲，一唱一和，竟也合成了一本诗集。范明参加校内，区里，或上海市的中学生运动会，陈宝粟只要有可能，必定会前往助阵。陈宝粟爱去听音乐会，买票时一定不会忘了范明。现在又多了一个主动和他们走得很近的翟静怡吵着也要跟去听，陈宝粟只能多买了一张票，往往就成了三人行。
一次是在人民广场主席台西侧的露天场地听交响乐团演奏。翟静怡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坐在两个男生的中间，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说个不停。谈论到音乐，范明当然就全部推给了十分内行的“导演”。陈宝粟耐心地从小提琴，大提琴，扬琴，钢琴，竖琴，长笛，黑管，单簧管，小号，大号的性能，以及如何配合，协奏，如何指挥，向翟静怡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听了一会儿音乐演奏，翟静怡就觉得累了，眼皮直打架。她调皮地对范明打了一声招呼，说他的个子高，肩膀上肉多，借来靠一靠，说罢就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范明只得挺直了腰板，保持不动，陈宝粟在一旁看着直想笑。音乐会结束后，时间还早，翟静怡坚持要去外滩看夜景。他们就一起散步沿着南京东路走到了黄浦江畔。
秋后的江风夹带着一阵的寒意。浦西的灯光亮似白昼，沿江边高楼林立，像是开博览会一般，展示了西欧各国的建筑艺术和风格。隔着黄浦江望向浦东，却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色。六十年代的浦东还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对岸除了沿江的上海港务局码头和为数不多，从市区迁到浦东的工厂和居民住宅区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灯光以外，几乎是一片漆黑。对岸码头上停泊着的驳船和万吨巨轮庞然大物，黑沉沉的一大片，只有穿梭于两岸的轮渡间歇地发出的汽笛声打破了这黑暗中的宁静。顺着沿江大道，向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方向走去，有一个绿树成林的江边公园。那就是解放前法租界上，门口曾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黄浦公园。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因为处在中国中部沿海长江口的有利地理位置，相邻的江苏和浙江两省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饶的鱼米乡，所以上海从清朝后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手工作坊，轻，重工业，商业，金融，交通运输，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解放前后，上海都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上海人口密集，活跃于上海各界的精英，甚至各行各业的人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上海每日往来旅客的流量非常之大。
解放后，上海成了中央政府财政需要的提款机，财政盈余留成作为市政建设的比例过低，长期忽视了老厂和商业区的翻新和居民住宅区的建设。新建居民房所增加的住房面积，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对住房的需求，使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积过分窄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无法拥有两人世界的空间和场所。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黄浦江畔成了上海年轻男，女谈恋爱的风水宝地。青年男，女成双成对地手牵着手，搂腰搭背地在黄浦江畔散步，或者在江边石凳坐下，毫不遮掩地打情骂俏，或窃窃私语。在当时民风还是十分保守的年代，黄浦江边出现的恋爱圣地成了上海特有的一大景观。特别是就处在江畔的黄浦公园，更成了恋人们约会和亲热的天堂。
这是范明他们三人第一次在傍晚时分进入黄浦公园，只见在阴暗的路灯下，林荫深处众多的青年男，女，成双成对，搂腰搭背扭成了一团。更有甚者在拥抱着剧烈地热吻，把蒙在头上的遮羞布衫弃之一旁而不顾，直看得他们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翟静怡紧紧地拉着范明的外衣袖管，害羞地躲到了范明和陈宝粟的身后，一边说着：“这些人胆子怎么这么大？也不害羞，不怕别人看到？”一边两眼左右乱转，偷看着热恋中青年男，女的千姿百态。
范明和陈宝粟十分惊奇地对望了一眼，因为他们从书上看到的谈恋爱应该是很神圣，很高尚的事，怎么会这么“低级下流”，“丑态百出”？ 范明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在公共场所，在公园里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公开“耍流氓”呢？尤其是这些女青年，她们为什么不反抗呢？反而好像还很高兴，很投入，在心甘情愿地接受“调戏”和“侮辱”？想不通，也看不惯，范明认为这些人可能都不是“好人”，起码不会是“正人君子”，就拉着翟静怡和陈宝粟快步离开了黄浦公园。他们默默地搭上了65路公共汽车坐到小东门下车，又改乘11路无轨电车到老西门，送走了翟静怡。
在一起步行回家的途中，陈宝粟问范明道：“这些人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这样肆无忌惮，大胆妄为，败坏了社会风气。不过，你是否真的分得清楚，什么是正常的男欢女爱？什么是调戏妇女，卑鄙下流和耍流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还有，你是否注意到翟静怡对你有一点爱慕的意思？你打算如何处理？”
“其实我真的搞不清楚，好像应该要以结婚作为界限的。不过，我们平时看到有这么多结了婚的夫妻，可没有一对会这样做的。在家里他们会怎么做我不敢说，至少我从来就没有看到我的爸爸和妈妈这样做过。我总认为爱情应该是很纯洁，很高尚的事情，看到了这些丑态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感到十分厌恶。说到翟静怡，我的观察与你的不同。我觉得她对你十分崇拜，好像有一点迷上了你。她在我的面前老是说到你的文学和艺术才能，可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其他的意思。翟静怡是一个聪明，美丽，热情，大方的好女孩。如果她真的对我有意思，我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只能辜负她了。她可能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忧愁善感，我很怕会无意中伤害到她。我会注意与她保持距离，逐步疏远。我会让她明白，我在二十五岁以前根本不会考虑恋爱问题，与她谈恋爱这是不可能的。”范明认真地回答。
“我认为要判断是在谈恋爱，还是在耍流氓的标准，应该是双方是否你情我愿？如果有一方不愿意，另一方强迫对方接受，那就是在耍流氓。如果是男，女双方都乐于接受对方，表现得很亲热，那就是在谈恋爱。说到结婚，那可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结婚当然要比谈恋爱更高级，更加神圣得多了。其实，如果你真的想牵翟静怡，严雅萍，或者黄桂芳的手，我想她们都会乐于接受你的。不过，我看你是对谁都不会有兴趣的。看到你对严雅萍和黄桂芳装傻，环顾左右而言他，好像根本不懂男，女感情，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你是不是还忘不了慧慧？”
“说实话，如果我面对的是王秀慧，我不会觉得有距离，交往起来会很自然，根本不会产生抗拒心理。当然，我们是绝对不会像这些人那样做的。至少我们会相互尊重，敬重对方，保持应该有的仪态和矜持。秀慧已经走了五年多了，只怪我当时太不懂事，不能很好理解她的心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太小，我至今也分不清当时对王秀慧的依恋和愧疚之心是不是爱情？对其他人，我根本没有想谈恋爱这方面的感觉，也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范明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女孩子发育得比男孩子早了几年，十六，七岁，从生理方面讲已经基本成熟。在终身大事方面，她们可能会考虑得早一点，也多一些，这一点我们还是需要给予理解的。你还不是这样？郭小霞和张美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关心得无微不至，你却像是老僧入定，不为所动。许多时候你是用忙东，忙西来摆脱纠缠。你也是不想伤害了她们的，只是苦于没有更好的办法罢了。宝粟，你难道就忘得了慧慧吗？”
“忘是不会忘的，我主要还是根本就没有谈恋爱的愿望。如果真的遇到了像慧慧那样的，真正能使我心动的，我想我会不顾一切地去爱她。爱就要爱得轰轰烈烈，不过我们的年纪还太小，现在根本不是谈恋爱的合适时间。中学生的学生守则也规定是不允许的。看来，你是什么书都看，懂得还真不少。少女怀春，我也理解啊！”陈宝粟回答。
“说得好啊！爱就要爱得轰轰烈烈。你这么说才有那么一点儿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你说得对，我们自己的前途还无法预测，需要全力以赴去奋斗，怎么能为儿女私情而迷失了方向，丧失了斗志？我是这样想的，爱就要发自内心，两情相悦，心心相印才行，否则只会害人害己，成终生遗憾。”范明感叹地说
“好一个爱就要发自内心，两情相悦，心心相印，只是许多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
陈宝粟感叹地继续说道：“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注意了。现在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很繁杂。你千万不要锋芒毕露，要学会藏拙。枪打出头鸟，只有大智若愚，深藏不露，运筹帷幄，我们以后才能有所作为。你一直是学校领导注目的人物。以前有刘校长在护着你，现在刘校长自己的处境也相当困难，你更要小心了。张为民在领导面前也是为你辩护的，在公开场合他不得不站在邹书记一边，你不要误解了他。你知道扬州的历史名人郑板桥吗？他有‘难得糊涂’之说，你应该有所体会才对。”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了，谢谢你的忠告。不过邹书记和他的一伙人心胸狭窄，有功劳就强抢占为己有，厚颜无耻，向上积极表功。他们对刘校长和教务主任赵老师阳奉阴违，背后耍尽阴谋诡计，恨不能置她们于死地。你在他们身边也要小心谨慎，不要陷入太深，要防止一旦意见不合，翻脸引起的疯狂报复。另外，你有否注意到我们的班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有问题？他经常把女同学叫到他的寝室去谈话，而凡是去过的女同学表现都有些失常。”范明把话题转向了另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你也注意到了？这种人真是太无耻了。我们如果想要把他绳之以法，关键还是要抓住证据。这件事我已经注意有两个星期了，你不方便插手，而且光靠我们学生很难搞得了。我要通过党支部，教师和学校工友一起来抓住他的把柄。你放心吧！我会仔细安排，找出问题，抓到证据的。”
没有过了多久，党支部副书记盛东海奸污多名女学生和青年女教师的恶行终于东窗事发，受到了免除副书记职务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学生和老师们都义愤填胸，认为处理得太轻，但是在党支部书记邹顺发的竭力维护下，大家对盛东海也无可奈何。原来，陈宝粟早就考虑到，把自己的怀疑向邹书记汇报等于白说。盛东海是他的得力助手，已经有过先例，只要是他线上的人，事情再丑陋，他也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了了之。陈宝粟就找上了正直无私的学校老党员，校工李师傅和教务主任，党支部委员赵老师。他们俩动员了几位体育老师和工友，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盛东海带着女学生进入他的寝室进行诱奸时，在事发现场当场抓获，使他根本无发抵赖。
学校党支部领导班子，党支部书记邹顺发，及其一伙，由于副书记盛东海的恶行东窗事发，丑态百出的拖累，已不能再理直气壮，盛气凌人了。校内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已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国际上批判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国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所取代。
在学校里，虽然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但是刘校长和教导主任赵老师的教学安排还是得到了全面贯彻。暂时在表面上，专业干部坚持教育工作有其本身的特点，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流人才和那些坚持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党支部书记及其一伙政工干部们是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学生中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按照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讨论会已停止多时了。经过那次讨论会，党支部书记邹顺做出了这么一通警告式的总结，作为这项马列主义学习活动的几个学生组织者当然都必须学乖了，有了防卫之心。他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活动方式，改正式的研讨会为三五成群自发，随机，轻松的小型笔友会，棋友会和座谈会所取代。按照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他们对那些处处紧跟，事事服从党支部书记邹顺发的“红人”提高了警觉。因此从表面上看，双方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由于政治观点上的不同，使这些桃园中学最活跃，最有号召力的学生干部们双方都变得小心谨慎，相互戒备，无形中在桃园中学的高中学生中很自然地形成了两股互相不服气，相互看不顺眼的学生干部队伍。一方是由一些紧跟党支部书记，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团委学生干部所组成。另一方则是由一些学校的读书和体育运动的尖子，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和学校组织的各种课外兴趣小组中多才多艺的活跃分子所组成。
随着学校对面的校内花园被政府正式划出，成了对公众开放的市区公园。花园旁边的科学楼被划出成了一所中学。一号教学楼和室内体育棚旁边的校办工厂又组成了另外两所新的初级中学。学校的总面积等于被划出了三分之二。在一进入校门口，就直接面对的一片树木后面的一排室外网球，排球，羽毛球，多用途球场都被毁掉了。在这一片地面上新盖起了一栋六层楼的由钢骨水泥预制板块构成，十分抢眼的新教学办公大楼。
这些学生在学校里要找到一个安静的自由相聚场所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加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被叫得越来越响亮。党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在人民日报上接二连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抨击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像一发，又一发的重磅炸弹，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轰炸得有声有色。从中央到地方的几乎所有报刊上，把“三自一包”，“两条腿走路”等，在60年代初期为渡过三年“自然灾害”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批得体无完肤。原有的，由一些热衷于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学生，所自发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就不得不自动解散了。
十四 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友情
学校一年一度的秋季体育运动会又快来临了。作为一个高三学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范明从高一夺取了跳高，三级跳远和三项全能（少年运动项目）全校第一名，特别在跳高和三级跳远项目还打破了学校和区的中学生记录以后，运动成绩在每次比赛都有提高。现在他的年龄已过了十八岁，不能参加少年运动三项全能项目了。跳高的区中学生记录和学校记录还是范明的，他将继续参加卫冕战。三级跳远的记录已经被高三（1）班的一位学校田径队,径赛组的同学打破，他已无力再去拼夺回来，不过得一个名次，为班级总分加分还是可以做到的。
在去年，也就是他刚进入高二那年的秋天，范明在江湾体育场参加的一次全国中学生通讯比赛的三级跳远中，左腿膝盖受过很重的伤。在他打算为破全国通讯比赛三级跳远少年记录而奋力一搏时，一个蹲在助跑跑道一侧围观的女运动员受到突然推挤，就倒在他加速冲刺的跑道正前方几步远处。为了避免踩伤她，他在紧急止动，猛然中途跃起，高高地跳过她身子，硬着地的过程中造成了左腿膝关节半月板破碎。自从那次受伤以后，伤处在再作猛烈弹跳时总是会发出一阵酸刺痛，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弹跳力。
范明保留了跳高，三级跳远两个单项和4乘100米和4乘200米接力集体项目外，还可以选一个单项。他在选撑杆跳高，推铅球，还是跳远项目上尚未确定。按他的运动成绩是撑杆跳高夺冠的把握比较大，但是当时撑杆跳使用的是竹竿，沙坑里是用着堆高的沙子，而不是后来才有的塑料撑杆和泡沫软垫。自从在一次练习中范明过杆后落入沙坑，后脑碰到了沙坑边上的木板，差一点被摔晕了以后，对撑杆跳高就有了畏惧心理。虽然报名时他是硬着头皮报了撑杆跳高，但是在内心还是犹豫着拿不定主意。
按照学校的规定，只有参加比赛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进入场地，不是正在参加比赛的学生和老师只能在跑道外圈齐腰高的竹子围栏外观看。跳高的场地在运动场的东头，经过六，七轮的比赛，杆高每次加高五公分，已经升到了一米七十厘米，参赛的运动员只剩下了两人。范明第一次试跳就成功了，在一旁休息，另一位运动员是范明在田赛组跳高小组的队友，他在继续尝试着。范明在运动场跳高场地见到了翟静怡。换上了学校田径队运动服的翟静怡，显得更是英姿飒爽，精神百倍。她是利用女子百米赛跑复赛停顿的空隙时间来看范明的跳高最后决赛。
范明在上午已完成了三级跳远比赛和两个接力集体项目的预赛和复赛。现在跳高场地的杆高升到了去年他创下的学校记录一米七十三，他正在为最后决赛中采用什么姿势拼一下？和拼完后自己还是否有能力参加第二天的撑杆跳高比赛而犹豫不决。在上午的三级跳远比赛中，他的成绩平平，前三次试跳还算勉强。决赛时他就觉得旧伤复发，发不出力，根本就跳不起来，靠着预赛成绩只拿了个第三名。
经过中午的休息，范明在下午的跳高预赛试跳中，已经试了俯卧式，平翻式和背越式。 他想比较一下如何才能减轻伤痛的影响，发挥得好一些？他考虑新学的背越式在平时的练习中成绩跳得要高一点，只是他感到在起跳时的120度转身动作，由于左腿要急剧扭曲对弹跳腿，左腿膝关节的压力太大。范明想关节既然已经痛了，而且疼得很厉害，还是改用直接能够起跳，而且已经习惯了的平翻式好一些。不过，在决赛中采用平翻式，他对能否战胜队友也就没有了把握。因为他的那位在跳高小组的队友，在平时训练时与他成绩差距不大，尤其当他左腿膝关节半月板受伤以后，范明在弹跳力方面的优势已经失去，靠的只是技术动作方面的优势。
翟静怡悄悄的来到了他身边说道：“我已经问过高教练了，她说你的伤痛在上午三级跳远时已复发。我看跳高就到此为止，不要再硬拼更高的高度了。我认为你不应该把输和赢看得太重。这个沙坑的沙堆有点湿，也太硬了些，你用平翻式是对的，侧面着地会缓和一些。明天的撑杆跳高项目你最好还是放弃，免得影响了明天的两个接力集体项目决赛。在这里跳高决赛结束后，你就去看我的一百米最后的决赛，听我一次话好不好？”
“好！既然高教练和你都这么说，我就不犹豫了。明天的撑杆跳高我正拿不定主意呢！放弃就放弃了吧！反正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也报了名。他是去年的冠军，估计他可以稳拿第一的。我们班在一些强项都是报两个人，搞双保险的，我的不参加不会严重影响到班级团体总分。学校这个跳高校记录是去年我采用了苏联波尔梅儿的平翻式创下的，想想也应该更有信心才对。”范明有些无可奈何的对着翟静怡苦笑着说。
在围观的同学鼓励下，范明终于在第三次试跳中越过了横杆，取得了第一名。范明的队友顺利地越过了一米七十厘米，达到了二级运动员的标准，取得了第二名。高教练及时赶到，阻止了横杆的继续升高。她解释说，范明在伤痛复发的情况下平了校记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能再跳了。这个学校记录就让以后的学弟们去破吧！想不到这个记录是在事隔多年以后，由同一个启蒙教练培养的，被长着细脚长腿的前世界冠军朱建华轻易地跨了过去，使得范明当年为破学校记录作的种种努力似乎变得不足为道了。
翟静怡在女子的一百米决赛中获得了第二名。她在最后三十米的冲刺中越跑越快，耐力明显有了提高。赛后范明对她表示祝贺，翟静怡红着脸说：“我知道的，你不会满意。你的目标永远是第一。不过，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潘虹大姐也是你们班的，她身轻似燕，是校记录保持者，国家二级运动员。我有自知之明，再努力也追不上她的。不过，这次我也能得到三级运动员证书了。”
“太好了，恭喜你了。其实，我并不要求你一定要超过潘虹。你能够紧追其后，在最后的三十米冲刺中还能追近了她，已经相当不错了。你的缺点在于起跑反应比她慢，用起跑器的后蹬力不足，因此在前三十米被潘虹拉开了距离。如果在以后的训练中，你能加强针对性的练习，追上潘虹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奋斗目标当然应该是第一，目的却是培养自己，不屈不饶，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人贵有自知之明是对的，不过我们必须同时也要不断鞭策自己，不断挑战极限，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所取得的进步来提高自信心。”
“你总是这样，好像永远也不会满足，什么时候都是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范明，我现在想跟你说，我愿意永远把你当作自己尊敬的大哥来对待。你愿意要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吗？” 翟静怡试探地问道。
“哦！你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你很聪明，也很懂事啊！突然间，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范明有些奇怪，反问道。
“说实在的，过去我是有点恨你对我采取的不冷不热，不远不近的态度。我一直以为你是看不起我，嫌我不够聪明，不够努力，长得也不够漂亮，不配和你做最好的朋友。在上周的一次文艺创作组活动后，陈宝粟和我谈到了你。他告诉了我你的过去，告诉了我你的青梅竹马，刻骨铭心，可歌可泣的初恋故事。我才明白，是我错怪了你。当时陈宝粟也哭了，我哭得很伤心，后来又哭了好几次。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忠于感情，我决不会把你当成我尊敬的大哥的。”翟静怡红着眼眶，真诚坦然地面对着范明。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向你解释才好？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崇高，那么浪漫。我也怕你们这些搞艺术和搞文学的会把故事编得太过离奇。这是我和一个女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开学初的一段童年的往事。只怪我当时太年幼无知，无法深深地体会到她对我的感情，也不少次伤过她的心。我小时候很调皮，出过不少洋相，闹过不少笑话，尤其是最后一次我肯定伤透了她的心，最后连向她说一声道歉和再见的机会都成了不可能。”
“你所说的她，是不是名字叫慧慧，陈宝粟为什么会了解得那么清楚？”
“她的名字叫王秀慧。她的父母和我们平时习惯上都叫她慧慧。王秀慧，黄桂芳，张为民，陈宝粟和我，还有一个周吉，我们都是一个小学，一个班，一个温课小组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勇和我们也是一个小学，不同班级，一起长大的小时玩伴。秀慧，陈宝粟和我，从小就是最好的朋友。我知道陈宝粟十分喜欢慧慧，慧慧也一直把陈宝粟当哥哥一样对待。陈宝粟对慧慧的思念之情决不会在我之下。黄桂芳和王勇也是永远不会忘了她的。其实，说来也惭愧，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我和王秀慧之间的感情是不是爱情？”范明解释着。
“不过，陈宝粟说的，王秀慧喜欢的是你。真没想到你们几位在桃园中学的读书和社会活动尖子，多才多艺，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会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
“我们相识一场，能够从小就相互勉励，一起成长，这是一种缘分。对我个人来说，正因为悔恨我年幼时的无知，促使我竭尽全力去吸取知识。也正是因为三面红旗，大跃进和后来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运动，使我和慧慧从有缘变成了无份。由于我对慧慧的爸爸这样的一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十分不理解，鞭策着我一定要搞懂马列主义，搞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
“我能想象得到你的感受。刚进桃园中学时，我就听说有人要在中学期间把图书馆的书翻遍，以此获得真正的知识。我认为这个要在书海中寻找真理，被‘老夫子’陈文老师称为要上天揽月，书海探宝的人一定是一个疯子，或者是一个狂人，想不到这个人就是你。我懂了，你这是在刻骨铭心的深情，生死离别的大悲，浑沌不清的是是非非，探求真理的求知欲望的驱使下这样做的。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你疾恶如仇的性格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翟静怡感同身受地说着，流下了眼泪。
“翟静怡，不要这样。我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大，而且距离要想达到的目标何止千里？事实上，我发现书读得越多，问题也就越多，探索的问题越深入，前面就越黑暗，越凶险。真是所谓的人生识字糊涂死，难怪郑板桥要以‘难得糊涂’自勉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不像你平时的为人啊！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题？碰到了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噢！我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书读得越多，想到的问题也就越多，探索得越深入，问题就会越大。当你越是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光辉型像就会破碎，神话就会破灭，光环就会消失，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就会触及暗礁，进入地雷区，使自己害怕，思想陷入无比的痛苦和混乱之中，如此而已。”
“我知道你的大概意思了，不过我现在还体会不到那么深。范大哥，我更想知道的是，能和你和陈宝粟这样的人成为没齿不忘的朋友，王秀慧大姐一定有许多过人的才华和品德，你能不能多告诉我一些有关她的情况。”翟静怡继续追问道。
“是的，她的确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孩。她不但美丽大方，多才多艺，而且，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更可贵的是她的真诚，正直和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护。其实谈到我们的往事，一切都是很平常的生活琐事，你要听，我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地讲给你听。”范明感叹地回答。
“范大哥啊！从王秀慧大姐不得不随着父母离开了上海，到现在已经有整整六年了。据陈宝粟讲，你俩都没有能保留下来一张她的像片，或者画像。你还能清楚记得她小时候的模样吗？她离开的时候才十二，三岁，现在可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你能够想象得出她现在的模样吗？恐怕就算是面对面走过，你也没有办法认出她来了。”
“这倒也是的，照照镜子，比较一下小学六年级和现在的照片，我自己也变化很大。她虽然很善于画素描，手边有我的很多画像，现在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我来。老话说女大十八变，她的变化可能会更大。我只有她走的时候的印象，现在如果在路上面对面走过，我完全有可能认不出她来。不过，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交谈，从她的眼神，行为举止，我能够感觉得到她的存在。她如果真的回到了上海一定会来找我们的。我和黄桂芳都搬过家，我拜托过老邻居，留了新地址。陈宝粟和王勇的家还住在老地方，她肯定能找到我们的。”
十五 悬崖边上的恐惧
到了高三的寒假，范明还是一直被一些十分伤脑筋的问题困绕着。范明认为，我们中国的情况应该与苏联的国情是有很大不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比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沙俄帝国更要落后得多。建国没有几年，经济稍有恢复，党中央就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即放弃了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时期，直接大步跨入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当初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根据什么理由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是因为朝鲜战争和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走向冷战，非此即彼的严峻社会现实？还是中国革命领袖们自己的头脑发热，一厢情愿地一头栽进了苏联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大试验？
当时中国应该是有可能，或者说国际大环境是应该允许中国继续坚持走新民主主义的既定方向的。如果当时通过充分鼓励民族工商业和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把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延长个二，三十年，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工农业基础搞好了，看清楚了苏联试验的结果再说，不是对中国更为有利吗？跳过了这么一段应该是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缺乏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方面的补课，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封建，保守，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脱节，这不是在搞着规模空前的空想共产主义大试验吗？图书馆里那本由一些空想共产主义先驱们所写的论文集“论共产主义”，书中不是记载了很多空想共产主义试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总结了这些试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才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吗？
毛主席难道忘记了他在1940年写下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十分清醒地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当时，毛主席还是比较客观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是在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然而，即是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全面照搬斯大林搞的这一套，处处要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而不能按照中国自己的情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构想，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难道社会主义就只能有斯大林制定的一个模式吗？各国有各自的国情，要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应该有多样性才是合理的。
在所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他最不爱看的就是斯大林的全集，但是又不得不看，还得细细地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是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定下的基调，然而只有从斯大林的文章中，才能看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原则，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实行细则的形成过程。
斯大林的文章没有什么文采可言，枯糙无味，形同嚼腊，许多只是一些通告，宣言，命令，决议和大量的会议发言。从阅读他的全集过程中，范明却能明显感觉得到斯大林君临天下，军令如山，权势的威严，体现了铁腕统治的强硬和血腥。他想道，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霸道？只要有一点不同，像南斯拉夫铁托那样就一定是修正主义，就被定性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这样武断地硬性打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合理吗？
再说现在，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出现了批判斯大林的暴政，要搞全民国家，全民党，一些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变化，这可能反应了苏联经过四十八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出现的新情况。十月革命剥夺了封建贵族和官僚，地主，富农和工商资本家的所有私有财产，作为以私有财产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而划分的阶级，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早就不复存在，而且经过了至少两,三个世代，应该说已经消灭了阶级。
中国共产党中央把苏联的这些变化，强行定性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指责苏联放弃了阶级斗争，还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把苏联的新领导班子批判得一无是处。范明继续想道，这么做有道理吗？这不是在指手划脚干涉苏联的内政，强行限制苏联只可以按照斯大林规定的去做？这也就等于说，苏联的新领导班子不能根据他们国家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制定他们新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也没有自主的权力来管理他们的国家？
范明对每一篇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都极为重视，反复阅读和思考。他注意到，中共中央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写得大篇大论，慷慨激昂，评头论足，但是许多论点是在走极端，而且自相矛盾，等于在打自己的嘴巴，捆绑自己的手脚，只是把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这样的唱高调,对中国自己本身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会更大，思想会越来越僵化，路只会越走越窄。
范明觉得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资本论》，因为时代间隔遥远，历史背景不清楚，往往第一遍很难读得通，读得懂，必须参考很多同时代的其他书籍和历史资料，需要隔了一段时间后再读第二遍，第三遍，才能真正理解。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大学问家，学习《资本论》和他们的早期文章很重要，因为他想知道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了解他们的本意和做出这些判断的科学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虽然不好读，但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和资料考证却是十分清晰，而且严谨的，顺着他们的思路一路看下去并不困难，也不觉得乏味。
范明也许是受了《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等电影的影响，对列宁的看法一直很好。范明认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革命激情，也有丰富感情的伟大革命领袖，还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和才高八斗，充满着智慧的杰出学者。列宁的文章很好读，翻译家的文笔也了不起。列宁分析问题丝丝入扣，逻辑性很强，很有文采，也很有气势，许多文章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尤其是列宁的演讲稿，充满了智慧和演讲技巧，气势磅礴，常常成为范明朗读和练习演讲的楷模。
范明在学习毛选四卷上，下的功夫最大。他对于毛主席的文韬和武略，佩服得五体投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雄才大略，毛主席的哲学理论《矛盾论》和《实践论》，毛主席通过社会考察写下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写下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为建设新中国写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章，都使范明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毛主席的文学才华，空前绝后的诗词佳句，气势磅礴，如流水行云，龙飞风舞的优美书法，连写下《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短文，都能把立意表达得如此通俗易懂，写得这样有声有色，使范明佩服不已。
不过，也许是读领袖的著作读多了，比较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想法，范明甚至觉得他能够体会得到这些伟大领袖们的心情和感受得到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失和失落。如果实实在在地讲，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都只有十分佩服和敬仰之意，却没有盲目崇拜的那股激情。然而，他对斯大林则更是连佩服和敬仰的感觉都没有，只有厌恶和畏惧。对思想比较早熟，带着十万个为什么在书海里寻找答案，企图寻找真理的范明来说，从大量的阅读中，他也发现了这些领袖们许多前后思想不一致，言行不一致和明显犯下严重错误的地方，使他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沉重起来。
尤其是到了马克思体弱多病的晚年，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走入低潮失望之余，他在《人类学笔记》中把希望转向了东方，认为非资本主义的俄国将有首先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议论到东方社会有可能逾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而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的这番议论显然违背了他们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一个十分明确，而且严重的错误。恩格斯也曾经公开表示怀疑这番议论的正确性。范明认为，这可能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真正源头。
经过大量阅读各类书籍，生吞活咽，咬牙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全部发表了的著作后，范明是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真学问，但是他又感到十分的无奈和迷茫，因为许多问题根本就找不到答案。要真正搞懂马列主义，做到明辨是非，不做一个盲目的跟从者谈何容易？他只觉得学得越多，问题就越多，想得越深入，心里也就越烦躁不安，懂得越多，对建国以后毛主席和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的依据和合理性的怀疑就越大。
范明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可怕的万丈悬崖边缘。他经常扪心自问，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造成了认识上的局限性？是否是因为自己的狂傲不忌，怀疑一切，造成竟敢对这些万民敬仰的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们如此不敬？自己怎么居然会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做法提出怀疑？难道在反右斗争中有人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真的会有道理？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范明不止一次反复地问过自己。
范明实在搞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如此的美好。如果严格地按照他们的学说，共产主义本来就应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全部物资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理想社会，社会主义只是这两个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怎么经过斯大林的具体做起来却变成了在封建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环节的农民和劳苦大众起来革命，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斯大林怎么可以把资本主义当成了万恶之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演讲中，甚至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曾经多次提到过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为什么在革命胜利后，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这些领袖们和马列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们，都把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抛在了脑后，根本不当一回事？这到底是自己思想上的右倾保守，还是这些领袖们如毛主席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写的那样，犯了“左”倾空谈主义的错误？
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期间，对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他和马克思以往的许多带有偏激的思想和想法，都作过反省，重新评估和不同程度的修正。范明认为这是一些十分重要，十分精辟的见解，为什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也不被这些领袖和马列主义理论家们所理会？难道因为恩格斯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自己对恩格斯的仰慕之情是出于资产阶级立场的一致？范明觉得苦恼极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从来没有提倡过个人崇拜，更没有提倡过像现在中国实行的城乡严格分离，实行户口近似元朝时期和日本侵华时的保甲制。他们更没有要强制人民服从人民公社，社会主义企业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各种企业和单位的严格管理，没有说过要坚持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强化国家机器，甚至强制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和在中国所搞的斯大林那一套是社会主义吗？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不是一回事，与更早期的被称为空想共产主义的伟大先驱们所描述的共产主义更是南辕北辙。
范明清楚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却是正好相反。在继承资本主义全部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要消灭城乡差别，而不是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归全民所有是为了消灭阶级，而不是为了坚持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消除私有制和阶级差别是为了保障人民具有更多的自由和自我发展的空间，而不是为了控制和消除不同意见。实行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保障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机器，用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对人民实行强权统治。
范明又进一步想到，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民政府难道不应该把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力和参政，反映不同意见，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放在首位？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人民的领袖为什么还要搞封建帝王式的神化和个人崇拜？1956和57年的反右斗争，以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方式，扼杀了知识界和人民中的不同声音。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更进一步扼杀了从国家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的不同声音，使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出现。
这样的做法与历代的封建王朝到底有些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难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创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时所期待的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敌和反对意见是采用公开的论战来解决分歧，当然他们当时手中并不掌握权力。在革命胜利后，掌握了权力的列宁不也是那样做的吗？他能容忍联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中存在有不同意见，而且还能和托洛茨基，布哈林，考茨基和斯大林等人和平共处，并对他们委以重任，携手一起工作。然而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则利用各种手段和所掌握的军权，不但全面夺权，而且还把所有政敌置于了死地。
最典型的大规模血腥镇压不同意见和不同政见者，发生在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和中国的延安整风运动。多少正直无私的革命干部和战士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死于非命，成了屠刀下屈死的亡魂？理由只是为了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和永远正确。这些血迹斑斑的事实可以从图书馆里老革命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查找得到，更不用说范明亲眼目睹的57年反右斗争和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范明想，如果是我因为发表了不同意见，遭到了这样的命运，我会甘心任凭宰割吗？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出谋划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强加了罪名，莫名其妙地牺牲掉了，值得吗？如果采取反抗的态度，就会成了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但这与被强加一个恶名死掉又有什么区别？这些因为发表了不同意见，被残酷杀害或监禁的革命干部和战士，他们为什么不能奋起反抗呢？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甘愿牺牲小我，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还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愚忠？范明觉得很难区分。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是写得很好，可是到了社会实践就都走了样，变得那样的残酷，那样没有人性，那样血淋淋的。建国后不断在搞运动，搞阶级斗争，继续维持多数人对过去的剥削阶级，及其子女和后代的压制和专政，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打击面。凡是有不同意见的都被套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各种名义打倒了。在农村搞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在城市搞了三反五反，城市工商业改造和反右斗争，已经强行实现了国有化，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以前按照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为依据划分的阶级已经不存在十六，七年了。阶级斗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了结？
阶级斗争，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立场和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划分阶级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了划分思想上阶级立场的基础。然而如果把现在搞的阶级斗争落到实处，就是把剥削阶级的帽子延续套在无辜的原剥削阶级的子女，甚至第三代的头上，套在因为持有不同政见，而被打倒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他们无辜的下一代的头上，继续在制造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制造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压迫，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对国家有好处吗？为什么不能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新中国，大家平等地携起手来，同心同德，心情舒畅地一起奋斗？
农村是农民们世代居住和耕作，赖以生存的地方。解放后，打倒了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土地改革，贫下中农翻了身，随后又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成立了人民公社。按理说，从此以后农民们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同一个村庄的各家各户抬头不见，低头见，应该和睦相处。可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使得农村中的各家各户关系还是相当紧张，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
解放前是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欺压贫下中农和雇农。解放后颠倒了过来，是乡村干部，大队和公社的书记和干部可以任意决定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后代，及其子女的命运。而且大队书记和队长在乡间更是说一不二的“父母官”，连出身贫下中农的各家各户都招惹不起他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农村户口把农民牢牢地绑在了土地上。农民只是一些连什么身份证件都不配有的末等贱民。
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剪刀差”，农村成了国家财政的提款机，是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是转移经济危机的避风港，是滞销商品的推销地，是征兵的兵源，是发展工业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和后备军。如果没有大队和公社开出的一纸介绍信，离开了人民公社，在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农民居然是寸步难行，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更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可走。
正如下乡参加双抢时，听到同龄的农村子弟所说的，现在如果为了要逃避被棒打鸳鸯，被逼婚，连传统的“私奔”，换个地方，隐姓埋名，私自结婚，重新开始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作为农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也领不到各种票证，离开了家乡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说工作和居住的问题，根本就无法生存。
在过新年的春节期间，范明家很少有亲戚来往。表哥董源和堂姐曼丽是不会来为使他们蒙羞的资产阶级舅舅，或叔叔拜年的。范明的大伯父从1963年夏天决心离开宁波，下了广州，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范明家与外公家本来就来往不多，现在范明的外公死了，母亲与娘家后母，及其子女的交往也就冷淡了许多。大年初一和初二反正是全家自己过，范明就抽空自己去方斜路，林阴路，大吉路，老西门，各处转了一圈。他还与小妹妹去了一趟，方浜中路上的“老神皇庙”和“豫圆”，吃吃小笼包，逛逛小商品市场，乘机也轻松了一下。
初三，父亲的几个同事和徒弟要来吃饭。范明就躲了出去，跑到苏州专区靠近上海宝山县的浏河乡下，母亲的家乡。那里有母亲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小姐妹，范明可以到从小带过他长大的阿姨家拜年。他希望能够在农村住上几天，在镇上走走看看农村的过年，在河塘里钓鱼，在阿姨家与头脑灵活的当地小有名气的才子姨父一起开怀畅饮，听听阿姨和姨父他们谈农村的生活趣闻，使自己的头脑得到清静。他努力限制自己不要再去触摸任何马列主义书籍，也不要再去想任何政治问题，自寻烦恼。
新学期开学后，范明就不得不集中心思搞好复习，准备迎接夏天的高考。有了美芬姐姐她哥哥被打成右派和王秀慧的父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先例，范明既不想当被枪打的出头鸟，也不想做待宰的羔羊。何况在许多问题上他还搞不清楚，根本就看不透，一直在怀疑问题可能是出在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他冷眼注意观察过周围的大人，邻居长辈，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政治和语文老师们，负责教育的干部和政工干部，他们在平时和在政治运动中是怎么想的？他们在关心些什么问题？
范明居然发现，他们全部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没有人在关心着这些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他心想，也许他们都是知道的，只是在装傻，不想触及这种敏感的问题，当被枪打的出头鸟。郑板桥说，难得糊涂。他们可能都是大智若愚吧？自己就别自以为是了，好像自己真的比别人聪明似的，不要在实际上却做了一个十足的大傻瓜？范明只有想方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来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
十六 文化大革命的前夜
经过1960年到1965年的政策开放和休生养息，中国终于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天灾人祸中恢复了过来。全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市场繁荣，物资供应逐步丰富起来，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在开春前，流窜在城市里的乞丐和逃荒的人少了很多，能回乡的都回乡去务农了，大家对过上好日子又有了盼头。
1966年2月初，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就像是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紧跟着登出了大量批判田汉的文章，指出《海瑞罢官》等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林彪和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旨意，选择文艺界为突破口。他们在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政，使中共中央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走向了公开化和表面化。
针锋相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他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的《二月提纲》。2月12日毛泽东立刻反击，对《二月提纲》做出全盘否定，并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判《二月提纲》。范明心中暗想，经济刚好转，四清运动刚过去又要斗起来了，看来这次是针对文艺界的。文艺界有人看不下去，要用戏曲的形式为彭德怀元帅叫屈，翻案。不过，现在连毛主席和彭真也扯了进来，估计有一批宣传部和文化部的干部要遭殃了。
范明读着报纸，注意着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太在意。他只管自己认真读书，希望能考上一所自己喜欢的全国重点大学。然而到了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更进一步提出，要解散北京市委，打倒中宣部阎王殿，解放小鬼，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相继登出了大批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一时间文字狱大兴，凡是参与了《燕山夜话》的诸公，均受到了严厉地抨击，罪名是借古讽今，反攻倒算。《海瑞罢官》剧本的内涵，被明确认为是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黜的原国防部长彭德怀翻案。这些批判文章都扬言要揪出背后黑手。范明只觉得这是在借题发挥，小题大做了，可能又会掀起一场政治斗争的大风暴。
他认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把针对三面红旗，在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浮夸风，搞得民不聊生的问题递交了万言书，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本来就是一个应该得到纠正的重大错误。现在看来，毛主席非但不肯纠正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还要将错就错把事情闹大，号召地方造反来杜绝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中的不满情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范明看到了这场斗争的真正目标是要搞倒比彭真更大的“后台”，带领了中国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境，成绩卓著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在风平浪静时，学校搞教育改革，抓提高教育质量，这些政工干部很少能够插得上手。只有当政治运动来了，他们才变得异常兴奋和活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有搞冷酷无情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才能搬开挡在这些政工干部仕途前面的碍脚石，打倒一些位高权重的“拦路虎”，使他们能攀龙附凤，获得升职加薪，夺得高位。学校党支部邹书记不失时机地充分显示了他领导一切的权力。为了壮大组织力量，党支部在青年教工和高三学生中抓紧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在高三毕业班中，钱绍明，叶向荣，王沪生，施小宝，张为民，陈宝粟，兰明德，曲大卫，倪敏治，这九名由邹顺发精挑细选，认为出身好，靠得住的学生干部，相继第一批“火线入党”，并成立了学生党支部。有了青年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再加上原来的学校党支部，桃园中学已经搭起了成立党总支部的架子。估计支部书记邹顺发会理所当然地被升级，他的追随者们为了投其所好，马上把他叫成了党总支书记。
不过，由于这场斗争到三，四月份还是停留在文艺界和宣传领域，局限于首都北京和中央高层。邹顺发和他的那些追随者也只能停留在原地，信誓旦旦，积蓄力量，整装待发，处于随时准备加入大规模战斗的状态。到了5月份，毛主席发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五七指示》。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判了彭，罗，陆，杨（北京市长彭真，三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撤销了他们的党，政，军全部职务，改组原来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扬言要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信扫地。同时，报上还登出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在5月25日炮打北大领导班子的大字报，即毛泽东称它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消息。这就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更大规模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到来。
面临这么一场更大规模腥风血雨的斗争，范明的头脑里乱成了一团浆糊。因为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和能预见的规模，使他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许多问题纠集于心头，百思不得其解。看来事情是越闹越大了，从文化艺术思想方面的斗争，扩大成为了半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高层内部的明争暗斗。从文艺和宣传领域扩大到了教育界和学术界。教育界和学术界难道也有人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黜的原国防部长彭德怀翻案？
四清运动是整顿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走向堕落的和平演变问题。其实，在中，上层党组织和高干队伍中的当官做老爷，搞特权，腐化堕落问题更要严重得多，当然也该好好整顿清查一下。不过范明想，这既然是党中央和政府内部高层的斗争，按理说只需要关起门来开会，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委对有问题的干部搞好审查，做出处理，再从体制和制度上作好监督的保障就可以了。干嘛非要扯上了知识界的专家，学者，权威，还要彻底否定教育路线？把斗争扩大闹到学校来，甚至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这不是在号召老百姓向党中央，向中央政府造反，重新闹革命，要搞得天下大乱吗？
范明回想起小时候所听说的反右斗争和亲身经历的大跃进年代，以及在1959年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他想起姐姐最要好同学的哥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高材生被打成右派，几次自杀不成被押送劳改，想起无辜被逐出上海，被押送回安徽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可怜无助的小学同学乌梅珍和她的妈妈，又想到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国革命，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被打倒的小学同学王秀慧的爸爸。她的爸爸只是指出了高举三面红旗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却受到了残酷打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十分悲惨，极不公平的遭遇。
从建国后展开的每一场政治斗争，都会对他那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家庭带来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使范明对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充满着恐惧和不安，从心底里产生一种抗拒和反感。何况在他的理解中认为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本来就没错，现在非但不肯为他翻案，还要打倒努力搞好了经济的刘少奇主席，把斗争无限扩大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中国真的出了修正主义，非得以这种再一次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难道自己这些年的埋头苦读都白学了，因为家庭出身的阶级局限性，使自己从来就没有站对过立场，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尤其使他不能理解的是，大多数革命领袖也都是剥削阶级出身。他们能够背叛家庭，领导革命。然而，在革命成功后，现在他们却反过来，非但对剥削阶级展开无情的斗争，而且同时压制和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女。消灭私有制，实行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制，目的不是消灭阶级吗？为什么阶级斗争还越搞越频繁，越斗越厉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和他们的父母连坐？这样搞下去，子子孙孙何时才能有一个了结？在人民内部发动大多数人，对少数也是一无所有的人民实行压迫和专政，这样做合理吗？出现了这种不合逻辑，不正常的行为，范明无法解释。
经过近六年来埋头苦读和探索，他觉得许多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范明认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论述和王秀慧的爸爸认为应该停止内斗，集中所有的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人民能安居乐业的观点是正确的。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有关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文章，以及当时中央政府有关的政策和法令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也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
问题出在后来根本没有照说的去做，犯了毛主席自己所说的“左”倾空谈主义的错误。更危险的是在建国后，毛主席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断然否定了他自己曾经一再倡导和论证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向，跳过了他曾经一再强调为了顺利进入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相当长时期的“过渡时期”。毛主席把所有的政治活动，群众运动，路线斗争，全部提高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无限制地上纲上线，使斗争被不断地扩大化。他越来越走向偏激，热衷于绞杀任何的不同意见和主张，陷入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亢奋中。
在建国后，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十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是都不同程度地被不断发动的政治斗争所抵消了。每一场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都会带来一场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灾难和破坏。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结果是毁了成千上万户家庭，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阶级敌人。
范明认为，毛主席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在搞经济建设方面恐怕就不内行了。除了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过一些涉及战略总体布局和平衡的，重，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外，至少他没有写出过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专门论著。在经济建设中，如果还是一再地采用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方式，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许多方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守承诺，建国后经济稍有好展，他的一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章，打乱了土改后农村的繁荣景象。他只注意到了一些贫困农民无力耕种好分得的土地的问题，却打击了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希望靠自己劳动来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政府在农村大抓土改后努力扩大农业生产，产生的“新地主”和“新富农”，而不是采用政策规范来指导农村的发展。
在农村合作化的同时，在城市也开展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先是“三反五反”，抓出了一批“不法资本家”。接着又抓出了一大批响应中央号召，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新资本家”和“小业主”。最后党中央决定一举消灭了城市中的私有制，完全照搬了苏联模式。用国家垄断资本取代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应该有的多种经济形式。反正一句话，现行的政策是见不得有人富裕起来，要穷大伙儿一起穷。有人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他就是在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无法摆脱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这种平均主义和农业共产主义的思想，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文章中也一再批判过，但是具体做起来不正是如此吗？正是毛主席一手策划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反右斗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才搞了一半，就祭起了三面红旗的法宝，搞起了群众运动式经济建设，高产田大放卫星，吃大锅饭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大炼钢铁，搞得劳民伤财，天怒人怨。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被穷开心，庸俗化的光怪陆离的农业共产主义取代了。
这不正曝露了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无知和偏见？又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一天之中扭转乾坤，把批评他的大跃进，大锅饭，浮夸风搞得民不聊生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人一举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吗？这是心胸狭窄，唯我独尊，容不得不同意见？还是伟大领袖的确英明伟大，确实洞察了反党集团反叛的先机？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就真的找不到一条更好的路可走了吗？
经过三年的政策开放和不懈努力，克服了因为高举三面红旗带来的经济萧条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现在经济稍有恢复，更大的一场政治斗争风暴已经到来。一大批国家领导人已经被打倒，斗争的矛头直指他们的后台，注重经济发展的刘少奇主席。看来问题是不是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的身上？是他不甘心大权旁落，急于要收回自己交出去的行政权力，卷土重来？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真的如报纸上说的，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还是另有乾坤？而现在正在大张旗鼓搞的个人崇拜和唯我独尊，是历代农民革命成功以后帝王所追求的必然目标，还是为了要达到统一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需要？
范明觉得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党内第一个，在延安时期就称毛主席为伟大领袖，开了个人崇拜先例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主席。改变了有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热情支持毛泽东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正是彭真等这些现在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反右斗争中，主持人正是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突然转向，站到毛主席一边，把彭德怀，周小舟等人打入无底深渊的不正是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吗？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又是邓小平总书记为首，代表中共中央组织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些所作所为是他们自己的本意？是一种维护和巩固政权，思想认识上一致性？还是一种官场倾轧，争宠，出于明哲保身的无奈？或是出于农民领袖的局限性，是一种愚忠的结果？难道这也是因为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立场，把这一切的问题全部看颠倒了，是在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范明想，连他一个中学生都能看到的问题，别人怎么都视而不见？国内这么多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党中央的领袖们为什么都听任摆布，置若罔闻？
是因为像彭大将军和慧慧的爸爸一样，凡是看到，并指出问题的都已经被打倒了，敢于说真话的干部不再有？还是他们本身在斗争中也是乐在其中的推波助澜者，也许他们只是一些出于利害关系，随风转舵，明则保身的墙头草，或者他们自己也只是被玩弄于手掌心的一些棋子？这中间是否还有别的不为人知的隐情？还是他，范明，真的已经走到了反对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危险边缘？
人人皆醉，我独醒，头痛欲裂，欲哭无泪。范明只能在迎接高考的紧张复习中来麻醉自己。为了避免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见面时议论纷纷会引起的麻烦，范明采取了尽量躲避的姿态，能不来学校就尽量躲在家里，或者去上海图书馆，上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和新华书店泡上一整天。他十分希望自己所有的看法都是错的，心想先考上中国第一流的北京大学，在北大图书馆里查证更多的资料，再慢慢重新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也不迟。
如果说是由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那么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则起到了煽风点火作用，使熊熊烈火烧遍了祖国大地。毛泽东于8月5日，在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像是一颗重磅原子弹，投入了沉睡中的中国大地。这张要比一颗原子弹的实际威力大得多的大字报，撕裂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直至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中的夫妻，父子等亲情关系。它激起了处于愚忠领袖，盲目崇拜状态中人类的兽性。
空前规模的群众大革命运动，近似疯狂的革命热情，横扫一切的磅礴气势，颠倒乾坤的大破大立，使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达到了巅峰，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道德和公理被颠覆。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乱，鱼目混珠，残渣泛上，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被撕裂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商业单位和部门，恶斗不断。从文革初期掀起惊涛骇浪的红海洋，演变成红色恐怖的红卫兵运动，发展到打倒了各级政府，武装夺权，风起云涌的工人造反运动。从单位里斗，社会上斗，发展到家庭里斗，群众斗群众，夫妻，父子之间的恶斗，直至引发了社会上各造反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造成了神州大地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