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续)
六 “同心干”的拨乱反正行动
七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八 批斗大淫虫，清查洋教堂
九 谁是真正的敌人？
十 炮轰上海市委的“康平路事件”
六 “同心干”的拨乱反正行动
由于“同心干”的大多数核心成员都是高年级学生，其中许多人都是全校知名的学习，运动，文艺，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学的尖子，在全校学生和老师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同心干”的组织内，不乏通读中外历史，政治，哲学，具有思想理论根底，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善于表演和通晓艺术的各种人才。他们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且能够齐心合力，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从“同心干”组织一成立，连续张贴出几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中肯，论点有理有据的大字报，虽然点名挑战的擂台辩论，因为对手的拒不应战没有搞成，然而“同心干”组织的出现本身，却显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实力，获得了全校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当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组织和领导作用都已经瘫痪。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借着毛主席的名义在到处张牙舞爪，试图掌控一切。毛主席继续在北京天安门大规模组织接见红卫兵活动。在北京，自从中央把部分中学生自己成立的，嚣张跋扈的“联动”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以后，气焰嚣张的血统论，大张旗鼓的“扫四旧”等活动已经得到了收敛，逐渐淡漠了下来。
在桃园中学，“文革派” 和“红革会”，以及各年级，或以班级为单位的许多红卫兵组织，都逐渐失去了奋斗目标。“文革派” 和“红革会”一心想的是如何巩固他们在学校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一般自发成立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以及大量自称为“逍遥派”的学生，对校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了兴趣。青少年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借文革之名，到外面出去走走，都纷纷蠢蠢欲动想出去大串连，到北京去朝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同心干”几乎同时成立的青年教工造反组织则内部议论纷纷，对如何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下一步踢开学校党支部，打倒走资派该怎么走？正拿不定主意。
随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上海市的各学校红卫兵组织也在整合中。在这种形势下，“文革派” 和“红革会”的头头们也纷纷到“同心干”总部前来联络，要求实现全校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组织一个全校师生的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黄桂芳，范明，王勇，陆方芳和赵拥军等人一合计，估计这一定是转入不公开活动的党支部的意见。因为在全校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中，就数“文革派” 和“红革会”的资格最老，规模最大。邹顺发试图通过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达到对学校间接全面掌控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好在“同心干”也非常想找一个主动出击的机会。他们要进一步揪出在前一时期误导“红五类”红卫兵运动的黑手，打倒“文革派” 和“红革会”的后台。他们要提高“同心干”在全校师生心目中的威信，并进入学校的领导核心，插手“牛棚”管理，达到砸烂“牛棚”，放出全部被关押老师的目的。因此，既然有了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正中他们的下怀，一拍即合。
由于这是“同心干”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动作，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精心布置，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同心干”全体会议在四号楼二楼的大教室举行，由黄桂芳主持。
黄桂芳首先发言：“这是我们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次参与大型活动，我们必须好好策划一下，这一炮必须要打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能否利用适当的途径帮助这些被批斗的老师罢脱困境。”
“我们成立‘同心干’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拨乱反正，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引入正途。首先，如果真要对刘校长，赵老师和许多教学有方的老师有所帮助，我们就必须抓住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大方向，揪出误导前期红卫兵运动的幕后黑手。其次，如果我们能够把邹顺发及其一伙伪君子也同样打进‘牛棚’，一起圈入批判斗争对象，就能顺利转移，或者削弱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势头，粉碎他们对学校文化大革命暗中掌控和对学校教师们的无端迫害，并且争取得到参与看管‘牛棚’的权力。第三，只要我们把邹顺发及其一伙打成与刘校长等老师同等的受批判的地位，而且成为主要的革命对象，这样我们才会有十分有利的谈判筹码，才有可能达到解放所有被关押老师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以左制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谋略。在实施的具体策略上，我们不能孤军作战，要派出人员联络青年教工造反组织，各年级红卫兵组织，做到层层发动，联合一起行动。在操作手法上，要尽量避免‘同心干’首当其冲，成为邹顺发及其一伙以后反扑的直接对象。要利用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做得干净利落，查无证据。”范明说出了他的想法。
“对！就得这么干才行。不打倒邹顺发及其一伙伪君子，根本就达不到拨乱反正的目的。至于打倒走资派的具体行动的组织和操作，有了中央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要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的文件，这个就容易办到了。我们只要事先留意‘牛棚’的位置和谁在负责，同时留意邹顺发及其一伙的动向，人员事先准备妥当。在开大会那天，他们进入学校大礼堂前，只要有几个人及时冲着他们振臂高呼打倒走资派，学生的情绪就能调动起来。到时候，早已有备的我们和青年教工组织再出面维持次序，阻止学生对他们的围攻和殴打，顺便给他们脖子挂上准备好的走资派大牌子，把他们押入誓师大会的会场，一起批斗就是了。会后，理所当然我们就能参与‘牛棚’的管理，取得最后处理的主动权。” 身高马大的高二学生，校田径队的径赛组负责人张均尧建议道。
“太妙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充分利用好天时，地利和人和，发出致命一击，一举成名，而且还可以不让替死鬼知道是怎么死的，以及死在谁的手里？这样做狠是狠了一些，不过十分有效。看来我得对范明，我们的这位范克思刮目相看了。你可不是只知道啃《资本论》，背颂领袖语录的书呆子，还是一个决策于千里，谋定而动的阴谋家，策略家。谁做了你的对手，可都要十分小心了。”一向十分自负，被同学们戏称为赵克思的赵拥军扶正了他的眼镜，看着范明感叹地说道。
“为什么要把话说得这样难听？我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这些挨批斗，被关押的老师摆脱困境。我们决心要揪出误导前期红卫兵运动的幕后黑手，也只是为了拨乱反正，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引入正途，并没有要置谁于死地的意思。打倒邹顺发和那些跟随他的人，也只是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为那些受到迫害的老师讨回一个公道。把牛棚砸烂了，把老师都放出来了，他们当然也就跟着放了。谁真的有兴趣来关押他们？再说谁是走资派？真正说了算的又不是我们，最后还不得由上级党委和区教育局来决定？”主持人黄桂芳反驳了赵拥军的说法。
“对！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可没有想过，要打倒谁，迫害谁，更没有要置谁于死地的意思，不必要把事情讲得这么严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要他们也体会一下，那些被他们迫害和关押的老师的痛苦而已。我认为整个斗争策略和行动的组织安排都很好，办法不错，也不难办到。这个全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的誓师大会，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全校会议。我们‘同心干’组织在大会上的发言十分重要。我主张由我们的头头黄桂芳出面上台发言。发言稿要写得稍左一些，有一些煽动性，但不能过分，必须要使大家信服。这也等于是我们‘同心干’的成立宣言，当然要写得漂亮一些。范明的思路很清晰，最好范明能帮忙写一下发言的草稿。” 陆方芳建议。
“好吧！大家继续讨论其他的一些细节。我现在就边听，边动手写起来。”范明回应。
“在誓师大会前，我们还是先要准备出一批大字报，从不同角度阐明我们的观点。基调要与我们的大会发言，‘同心干’的成立宣言保持一致。这是为这次誓师大会造声势，也为我们的抓走资派行动埋下伏笔，做好舆论准备。”王勇考虑着说。
“这一点很重要，最好能组织写出二十来篇大字报，足于覆盖学校大字报栏两遍，以此作为我们‘同心干’第一次出击的造势。至少我打算写两篇。至于说到为了筹备誓师大会与‘文革派’和‘红革会’的联络，黄桂芳是学校的知名人士，妇联主任，团委常委，在全校学生中的威信高，也是我们‘同心干’的主要负责人，你还是要亲自出面，我来参与协助。另外，我们还要广泛联系学校所有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和教，职，员，工的造反组织，组成一个统一阵线，壮大我们的力量。” 赵拥军发言道。
“低年级同学的红卫兵组织联络工作，可以由我和黄头头，倪素珍，再加上初中的四个成员一起去做。教工造反队负责人是宋教练，这得由范明和张均尧两位学校田径队的田赛和径赛组负责人，和其他学校田径队和足球队员去联系。联系高年级的其他红卫兵组织，由范明，王勇，陆方芳，张均尧，黄桂芳，赵拥军，李蓓蓓等人，大家一起出动，分头进行。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动员工作，在誓师大会那天就要做到一呼百应，声势浩大。黄头头一上台就全场起立欢呼，搞出一个气势来。” 翟静怡发言。
“我打算就我们桃园中学的‘同心干’成立的宗旨和目标，我们的成立宣言，写一篇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上海市也提高一下我们的知名度。搞出一个气势来，有利于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和结盟。” 作为解放日报通讯员的陆方芳说道。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在大会筹备期间，由我和赵拥军负责与‘红革会’，‘文革派’联系，并参与筹备工作的具体事项。翟静怡，倪素珍，小杨，小周和我，一起负责联络低年级红卫兵组织。小敏和小兰以后不再参加《同心干》的会议和活动，另有重要任务，会后再个别作安排。联合和发动教工造反队和高年级组织，由大家会后再具体分工，落实。与外校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大联合的联络工作，由陆方芳为首，再挑三个助手一起去做，具体需要多少人手可以按实际工作需要再增加。抓‘牛’和赶‘牛’行动由张均尧，马树林和李蓓蓓具体负责，再由你们点上五将，一起发动群众，精心设计来独立完成。
在范明完成大会发言稿，宣读通过以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必须一起努力，自告奋勇选题，分别担任写稿和大字报的抄写，两天之内准备出二十来篇大字报，长度足以覆盖学校大字报栏两遍。在全校红卫兵大联合誓师大会前，由马树林组织人员把这些大字报分两次贴出。”黄桂芳布置着具体分工。
在会议讨论各项细节将近尾声时，范明写完了大会发言草稿，当场宣读通过后，交黄桂芳誊抄准备发言。王勇，陆方芳，翟静怡，马树林，赵拥军，倪素珍，李蓓蓓等人也纷纷按照发言稿的基调，列出了二十来篇大字报的标题和要点提纲，分工安排具体人员落实文章的写作和大字报的抄写。
会后，赵拥军要去参加全校大会筹备会议。一部分同学被安排去校园四处走走，了解学校最近的文革动态和大字报的中心议题。马树林也带着一部分同学去学校教务处领取纸，墨，毛笔，浆糊，印刷机，油墨，印刷纸，等宣传用品。黄桂芳，范明，王勇，陆方芳，翟静怡，倪素珍，李蓓蓓，张均尧和初中的四位男，女同学留了下来，继续讨论如何联络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事项。
王勇说：“与各组织的联系，要具体解决联盟的合作基础，共同目标，联络地点和方式，以及具体联系人，这样几个问题。我们要与他们一对一的进行会谈，可以根据各组织自愿，作公开结盟，也可以是秘密结盟。公开结盟可以壮大声势，秘密结盟的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是的，我们要指派人员与可能联盟的各组织分头进行会谈。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如何深入‘红革会’和‘文革派’内部，了解他们的动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不但在校内要与许多志同道合的组织结成联盟，形成支持人数上的优势。在全校红卫兵大联合誓师大会后，我们还要联系校外的组织，如上海市和本区的体育司令部，合适的上海市各校红卫兵组织大联盟，或司令部，区和市的工人组织，以及附近的各中学红卫兵组织等等，形成一个相互支持，彼此呼应的联系网络，组成一个校内和校外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样才能真正有力量，能够承受得起狂风暴雨的冲击。”范明说道。
“在学校内部的组织联盟具体事项由王勇总负责，我和范明配合。校外的大联合由陆方芳总负责，由他挑选人员来具体落实。深入‘红革会’和‘文革派’内部，了解他们动向的工作还是由王勇，范明和我一起来承担吧！这是要绝对保密的。我们还需要选拔一些，绝对可靠，又不会引人注目的低年级同学来担任校内联络的秘密交通员。”黄桂芳想了一想，看着范明说。
“与外面的红卫兵组织和工人组织联络工作由我，李蓓蓓和张均尧，再配上两个人先做起来，如果人手不够以后再加。上海市‘红革会’组织太庞大，而且杂乱，许多人的背景也很难搞清楚。还是上海市‘红反会’在思想理念上与我们比较接近，组织比较松散，参与的各校背景很清楚。相互支持，彼此呼应的联盟单位必须要相互距离接近才能有用，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附近的各中学和本区的群众组织最重要。我们还会努力打入上海市和我们区的工人造反组织，更多地了解文革的新动向。现在他们也才刚开始，要用到笔杆子，我们要加入进去还是比较容易。在我们联系好了以后，你们再派人作深入了解，落实具体的结盟事项。” 陆方芳说。
“与上海体育司令部和区体育司令部的联系工作，可以由我和青年教工造反队的宋教练一起去具体落实。” 张均尧自告奋勇地说道。
最后，在落实联络建立统一战线的会议结束后，王勇，翟静怡，范明和黄桂芳又叫来了初三的小敏和小兰两个女学生，具体讨论如何深入“文革派”和“红革会”内部，及时掌握他们的动态，策略和与外校的联系，以及了解邹顺发对这两大组织的具体控制作用。
“我们的意思和你们具体承担的工作，翟静怡事先都和你们谈过了。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布局，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使‘同心干’立于不败之地。你们最好跟着你们已经在‘红革会’和‘文革派’里的同学，或要好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些他们的活动，然后再想方设法与他们组织核心人物中的张为民，陈宝粟，兰明德和林平，等人接近，争取他们的信任。当然，你们要适可而止，也不能表现得过分热心，否则很容易被识破。张为民，陈宝粟和兰明德都是很正统，非常正派的学生党员干部，只有林平是文娱表演组的，可能稍微滑头一些。他们的才华和人品你们可能早有耳闻，也是我们过去最信得过的好朋友。尤其是张为民和陈宝粟是我们三人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同一个小学，甚至同一个幼儿园一起长大的最熟悉的人。你们只要能够跟上，或靠近了他们，应该是绝对安全的。”黄桂芳详细说明着。
“你们的意思是要我们当打入敌人心脏的女特务？这个刺探情报和传递情报的任务真够刺激。只有我们两个人吗？如果接近不了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参加了今天的全体会议不等于已经暴露了吗？他们还会相信我们吗？”小兰问道。
“在他们的组织里有不少我们过去的好朋友，只是他们不在最高决策层，也不方便与我们‘同心干’的人有直接接触，人员名单等你们进去站稳了脚跟以后再告诉你们。你们是最后进去的低年级学生，不会引人注目。你们不用故意隐瞒参加过一次我们的活动，只要解释说‘同心干’都是高中生，大多数是高三的，讨论起理论问题没完没了，你们插不上嘴，没有意思就行了。你们可以故意和他们好奇地谈论起我们，这样就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交谈多了就可以接近的。当然，我们刚才讨论的计划和行动方案是要绝对保密的。你们一定要明白，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有所不同。你们也不是打入敌人心脏的女特务。把你们安排在他们的身边，目的是可以方便我们彼此之间的传话，有利于消除误会，避免组织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彼此间伤了感情。他们都是聪明人，即使你们被他们识破了，以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只要你们实话实说也不会有危险的，他们相反还会保护你们。”王勇进一步解释着。
“我们组织在了解对方动态方面工作的具体最高负责人是翟静怡，再由小杨和小周，加上另选两个十分可靠，又不会引人注目的初中同学担任联络员。联络方法和在校外的联络地点由你们一起商量后再确定。在会上我们宣布是由我们三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起到掩护翟静怡和你们之间联系的作用，引开大家的注意力。我们要你们去接近的人，他们不是敌人，相反都是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的高三学生，是我们从小到大最贴心的朋友，或者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思想交流中了解得最多的同学。他们因为是党员和团委学生干部，从一开始就跟着党支部，跟上了邹顺发，积极投入了红卫兵运动。而我们却一直持有保留态度，甚至现在还不得不出来反对他们，拨乱反正。如果你们真的被他们怀疑和识破了，不妨私下直接告诉张为民，陈宝粟和兰明德，是黄桂芳，王勇和我安排你们去他们身边的，主要是为了方便通话，交流想法，避免误会和冲突。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和具体困难？请直接提出来。”范明问道。
在小敏和小兰提出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答后，王勇，范明和黄桂芳就退出了会议。翟静怡叫来了等在楼下的初中同学小杨和小周，商量起如何开展工作的细节和具体事项。
七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桃园中学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大联合，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在学校的大礼堂顺利举行。在大礼堂的内外,人山人海，被到会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围得水泄不通。邹顺发及其一伙果然毫无戒备，得意洋洋，前呼后拥地走出了办公大楼打算去会场。等他们走到靠近大礼堂的十字路口，好几个学生从四周同时发难，在人群中高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邹顺发！”，果然激起好大一阵子的骚动，群情激昂，造成了站得靠近的大多数学生对邹顺发及其一伙的激烈围攻现象。
“青年教工造反队”和“同心干”所委派和组织的红卫兵，叫上了莫名其妙的“文革派”和“红革会”红卫兵一起，迅速进入内圈，拦开了正在围攻邹顺发等人的学生，把他们当场擒获，并在邹顺发等人的脖子挂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走资派”大牌子。可能是他们以往的积怨太深了吧！在众口一致的声讨和打倒口号声中，邹顺发及其一伙惊慌失措，被吓得面如土色，只得老老实实地听任摆布。他们被与所有关押在“牛棚”里的刘校长，赵主任，以及“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汇合到一起，被斗志昂扬的革命群众，“同心干”派出的学生红卫兵，青年教工造反队成员和原来负责看守“牛棚”的“红革会”和“文革派”红卫兵们顺利地押到了会场。
大会由“文革派”的张为民主持，会议安排由“同心干”的范明，“红革会”的施小宝和“青年教工造反队”的宋教练,依次做主要发言，加上其他教师和学生组织代表的发言。当邹顺发及其一伙被一起押进会场时，引起了会场内，外，一阵很大的骚动，接着就爆发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群情激昂，使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在“打倒走资派！”，“揪出误导和操控红卫兵运动的黑手！”，“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口号声中，不可一世的邹顺发及其一伙，不得不识相地低下了头，一再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批判。他们几个表现得十分配合，成了大会主要的批判对象。
“文革派”的学生惊恐万分，在主席台边上的张为民瞪大眼睛，用十分怀疑的眼光不理解地看着范明，不知所措。“红革会”的学生为了显示要与走资派邹顺发划清界限，口号叫得比谁都响，行动比“同心干”和与“同心干”结盟的教工和学生组织更激烈。站在主席台边上的施小宝显得十分激动，冲动地走到主席台中央，抓起了台上的话筒，带领着台下的与会者一起高喊口号，就好像打倒走资派，捉拿邹顺发及其一伙，是他们“红革会”组织的一样。看到施小宝出乎预料的表现，同样在主席台边上的宋教练和范明，见有人出头要“争功”，正中下怀，笑着对望了一眼，拍手叫好。
范明是临时被推上台的。按照原来的安排，应该是“同心干”的头头黄桂芳代表组织发言。谁知道到了开大会前，黄桂芳突然发现准备好的发言稿不见了。临时重新写讲稿是来不及的，何况“同心干”代表是安排在大会的第一个发言。发言人只有上台后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不用讲稿发表讲话了。这份“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发言稿的起草人范明头上。范明不得不硬着头皮，在“同心干”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就被推上了第一线。
在上台前，他心里对“血统论”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有所顾忌的。谁知道，当他在主席台中间一站，却受到了全场师生的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同心干”，“青年教工造反队”，和与“同心干”联盟的所有红卫兵组织成员带头起立欢呼下，把会场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站在台边主持会议的“文革派”负责人张为民和一旁的“红革会” 负责人施小宝和“青年教工造反队”负责人宋教练也就一起站到了范明的两边，高叫口号，回应欢呼的群众，体现了全校造反派四大组织的大团结。
范明的脱稿演讲和会场群众的热烈气氛融成了一体，十几次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他的讲演中，反复强调了，“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范明指出，“决不允许走资派利用群众运动，泄私愤，图报复，排斥异己，打击一大片。走资派的目的很明显，是要利用血统论和打击一大片来模糊斗争大方向，引起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我们要使他们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一切妖魔鬼怪无处遁行。”
范明重申，“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焦点，必须集中在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我们要团结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全体同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实现全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联合和大团结。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教育方式来解决。”
他再三强调，“我们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打，砸，抢。我们要充分说理，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对诬陷，抹黑，栽赃嫁祸和各种人身攻击。我们要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逼供信，动私刑，私设公堂。只有对一小撮死不悔改，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们不但要把他们打翻在地，还要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阻止他们假借支持文化大革命为名，误导红卫兵运动，乘机泄私愤，图报复的卑鄙行为。我们要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拨乱反正，把文化大革命领向正确的毛主席路线的轨道上来。”
在范明的整个发言过程中十分注意避免提到教育路线问题，反复指出要拨乱反正，纠正前一阶段“血统论”，“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指控有人在误导红卫兵运动，企图泄私愤，图报复。他对林彪只重视毛泽东思想，贬低马列主义理论的说法非常反感，因此强调要把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重，呼吁实现全校的大联合和大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斗争的焦点马上转移到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范明的发言，想表达的意思很多，但又不能违背了时代的大潮流。他既想要为被关押在“牛棚”的老师摆脱困境铺路，又想使“同心干”能够夺取全校红卫兵运动的主导地位。其实，在群情激昂的群众运动中，谁会真正注意发言者的咬文嚼字？指望通过一次大会发言达到这么许多目的显然是不现实的，范明未免也太天真了。真正起到了决定作用，扭转乾坤，把斗争引向打倒一小撮走资派的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中央文革下达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红头文件。不管是什么组织，或派别，在这种近似疯狂的政治大潮中都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任何一个自认为很聪明，理智的个人，或者集体，只要一旦陷入了这场大革命的旋涡，就会不由自主，越陷越深，不可自拔，直至万劫不复。
在誓师大会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同心干”代表范明发言讲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打倒坚持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 时，在靠近大礼堂门口看押“牛鬼蛇神”处，传来整齐的众人倒地声和跺脚声，引来一阵惊叫声和口号声，把在台上发言的范明吓了一跳。他的发言停顿有半分钟之久，亏得不断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把发言的停顿掩饰了过去。
事后他了解，原来这是张均尧的刻意安排。他知道范明在发言中会讲这句话，他就要求负责押送的所有红卫兵一起配合，一听到这句话就把“牛，鬼，蛇，神”都推倒在地，并在地上猛踩一脚，并非真的踩在他们的身上。他说这是为了突出“同心干”的权威，增加会议的气氛，对邹顺发和他的一伙政工干部来说，这也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张均尧自鸣得意，还觉得挺好玩的。
誓师大会后，“文革派”的负责人，学生党员张为民，钱绍明和倪敏治等，坚持认为党（总）支部书记邹顺发和紧跟他的几个政工干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为他们辩护，遭到了“红革会”的学生领袖，陈海涛，施小宝和林平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批判。“同心干”的代表黄桂芳和赵拥军当然顺水推舟，反而闪在了一旁，附和了“红革会”的意见。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学校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化革命派（文革派），从此在学校被学生们改称为“保皇派”，顿时就失去了号召力。
全校红卫兵实现了大联合，原来没有被“同心干”当作主要对手的“红革会”，他们成立得早，组织庞大，而且在打倒走资派的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同心干”的代表黄桂芳和“青年教工造反队”的代表宋教练的一再相互推让，不愿意担任大联合总指挥的职务。在“文革派”的坚持推举下，“红革会”的学生党员，陈海涛担任了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召集人，总指挥。“同心干”派出了黄桂芳，“青年教工造反队”的代表宋教练和“文革派”的张为民，都担任了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副总指挥。
这一次“同心干”的拨乱反正出击行动，基本上说是成功的，达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预定目标。按照他们原来的设计，揪出了校内误导“红五类”红卫兵运动的背后黑手，打下了“文革派”的绝对控制地位和嚣张气焰，夺回了主宰学校文革运动方向的主导地位，取得了负责看管“牛棚”的资格，为取消“牛棚”，制止对老师的随意批斗，关押和审讯创造了条件。他们原来也只是希望能够进入领导核心，便于了解和掌握形势的发展，并不打算大权独揽，被绑在第一线，被红卫兵运动的盲目发展牵着鼻子走。
至于全校红卫兵总部的领导权落入“红革会”之手，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意外。由于“红革会”的突然及时转向，充当了打倒“走资派”的急先锋，不但使“红革会”毫发无损，反而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大收益者，坐收了鱼翁之利。使得一直藐视“红革会”的“同心干”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了。“红革会”也是由党支部书记邹顺发私下一手扶植起来的嫡系组织，只是不像“文革派”那样正统，那样招摇。从此以后，由“红革会”取代了“文革派”，成了与“同心干”在校内开展政治攻防战的主要对手。
经过了几天的思考，在黄桂芳，陆方芳，王勇，翟静怡和范明的一次碰头会上，王勇说：“不对，我还是无法相信‘红革会’的陈海涛，施小宝和林平会如此高明。从步步紧跟，绝对忠于邹顺发，到突然180度转弯，成为了反邹顺发的急先锋。他们好像从上到下步调基本一致，早有布置，有准备的。你们说，这是他们突然觉悟，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还是我们的计划方案泄露了？我们在事先，居然连一点儿预兆都没有觉察到。是我们错误地低估了‘红革会’的智慧，还是过高地估计了‘文革派’的实力？”
“我们熟悉了解‘文革派’中超过半数的核心成员，当然不会低估了‘文革派’的实力，而对‘红革会’我们却只了解施小宝和林平，不多几个人。‘文革派’的核心成员中，多数是高三学生，不少人虽然在文学，艺术和思想理论方面很有才华，不过他们是一帮文质彬彬的书生，是很典型的，老实听话的学生干部。他们往往只会听命令做事，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行动方面主动性很差，是不敢自作主张的。而‘红革会’的情况就明显不同了，他们的核心成员主要是高二和高一的学生，我们对他们缺乏了解。从前一段搞血统论，扫四旧和抄家，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行动中，他们表现得比‘文革派’更积极，肆无忌惮，毫无顾忌，显示出来的杀伤力更强。”
范明继续分析，“我认为他们对中央文革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会否造成打倒邹顺发的局面？可能早有清醒地估计，事先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他们能够步调一致，马上转向，跟着民意打倒邹顺发，背后可能经过‘高人’邹顺发的直接指点，也许是邹顺发的提前布局。‘红革会’的陈海涛，我们对他了解得不多，看不出他有什么才华和特长。他为人比较阴沉，不爱表现自己，却与党支部书记邹顺发等人走得很近。他很可能善长谋略和策划。他的突然窜起，压倒了施小宝和林平，成为了‘红革会’的第一把手。他也受到‘文革派’的竭力推荐，成了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召集人，总指挥，看来决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们工作布局上的重大疏忽。我们的人几乎都在‘文革派’一边，忽视了‘红革会’，以后必须要做出一个很大的调整。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说明陈海涛这个人不简单。他是邹顺发最忠实的走狗，也是邹顺发最信任和重视的得力干将。在前一段时间制造红色恐怖活动中的许多大行动，都是他根据邹顺发的指示一手策划的。因此，我们的全盘计划虽然是基本成功的，但是在夺回学校文革运动方向的主导地位方面，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红革会’的崛起，并且取代了‘文革派’的地位，虽然在红卫兵大联合总部七个常委中，我们双方表面上是势均力敌，实际上我们还是处于下风。教工造反队和‘同心干’代表都是副总指挥，但是陈海涛担任了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召集人和总指挥，‘文革派’代表也是副总指挥。‘红革会’同样是邹顺发一手扶植，效忠于邹顺发的组织，所以主宰学校文革运动方向的大权，还是间接地掌握在邹顺发的手上。”翟静怡说。
“这样说来，在这次行动中‘文革派’为了维护邹顺发，成了最大的输家？看来邹顺发并没有通知他们，在有必要时可以在表面上放弃他，争取主动，而使得最忠于他的‘文革派’当了他的陪葬品和替死鬼。‘文革派’做了冤大头，岂不是很冤枉？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把‘文革派’拉到我们这边来？”黄桂芳问道。
“我看这个希望不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把邹顺发当成了党组织的代表，党的化身。他们认为紧跟党支部，就是紧跟中央文革，就是紧跟党中央，就是紧跟毛主席。现在邹顺发被打倒了，他们就像是没有了娘的孩子，会无所适从，也许他们会与邹顺发保持距离，但是要他们明确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绝对不敢的。何况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敢怀疑和埋怨邹顺发事先没有与他们打招呼，只认为是中了我们的圈套，对我们的怒气还没有消呢！”
陆方芳迟疑地接着说，“据说我们这边有人因为太得意，事后在外面吹过牛，透漏了我们事前策划的过程。再加上范明在全校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大联合誓师大会上，代表‘同心干’的精彩发言，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使他们把斗争矛头都对准了范明。据我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非常恨，但是又特别佩服范明，认为范明诡计多端，把他们‘文革派’整得很惨。他们有人还扬言要报复，要把失去的重新夺回来。”
“看来我这个‘坏人’是做定了，把你们的‘功劳’都抢到了我的名下。我以后不得不十分小心，尽量少出头露面，免得成了众矢之的。有一点是必须在全体会议上再三提醒大家的，绝不能把我们内部会议讨论的内容和组织行动的决策过程泄露出去，就算是在事后也不能在外面乱说的。否则，等于是把自己人给出卖了，也会造成我们内部的相互猜忌，设防，甚至严重不和。不过至少我认为，我们的计划在誓师大会前并没有被泄露，不然抓黑手的行动就不会那么顺利，‘文革派’也不会束手无策。翟静怡，我们的人在那边还好吧？”范明问翟静怡。
“她们很好。不过，她们觉得很奇怪，没有想到会这么容易就接近了她们想接近的目标。尤其是陈宝粟，他不但帮她们引见，介绍，这几天还好像是故意在她们面前，不动声色地说一些她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你们看，她们是不是已经暴露了？”翟静怡反问道。
“我早就说过嘛！她们的突然加入，又热心想接近他们，时间上就在‘同心干’的成立以后，凭陈宝粟的智慧和对我们的了解，他们很快就能识破的。现在陈宝粟看来是第一个识破的，张为民和兰明德也不会等得很久。反正‘文革派’已经边缘化了，为了她们的安全，我们是否还是把她们撤回来？”黄桂芳问道。
“我看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不要忘了，我们派她们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互相传话，避免误会，防止不可预测的冲突和事故的发生。这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安排。他们都是明白人，也十分了解我们的为人。尤其在遭受到这次重挫以后，他们应该对邹顺发感到很失望，有被出卖的感觉。我想，我们的安排不会这么快就被识破的，除非有人出卖。再说，就算是被他们识破了，他们也会装得若无其事，可能还会想反利用呢！大家都心知肚明，维持一个心照不宣就是了，不会有事的。”王勇回答。
“需要提醒的是，要她们暂时离开张为民远一些，不要去招惹他，让他越晚发现越好。虽然他的为人是靠得住的，但却是一个死忠派，不会见风使舵，就是真的撞了南墙，他也不会转弯的。现在他可能对我的火气最大，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们两个。正是因为他对我们三人知根知底，他也决不会低估了你们的智慧。在他的想法，他对我们可说是仁至义尽，从来就没有招惹，或针对过我们，而我们却摆了他一道，使以他为首的‘文革派’栽了个大筋斗。据我的估计，陈宝粟，兰明德，王沪生，曲大卫等人，他们对血统论，打，砸，抢，私设公堂，关押和批斗老师，制造红色恐怖早就有了保留意见，思想上充满了疑惑和不解，尤其是经过这次的教训，他们应该会逐步急流勇退了。”范明补充道。
开完誓师大会后，邹顺发和他的得力助手被红卫兵，与原来就关押着的教育干部和老师一起，押进了他们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所谓“牛棚”。“同心干”的张均尧等人自然都成了看管“牛棚”的重要成员。按照“同心干”的计划，张均尧等人巧妙地扮演起了极左的“狠角色”，尤其对邹顺发及其一伙，实行单独看管，重点审问。
他们组织起原来负责看管“牛棚”的“红革会”和“文革派”的红卫兵，一起大呼小叫，挥动着军用皮带，对邹顺发及其一伙，进行了雷声大，雨滴小的轮流逼供。他们还故意有意无意地一再表示，要追查陈文和刘冶申，两位老师的自杀原因，追查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实行分化，瓦解。
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特意做给其他被关押的教学干部和老师们看的，想帮这些老师出气，说明公理自在人心。他们当然也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尝到飞来横祸，被诬陷，受到人格侮辱，被乱加上莫须有罪名的无辜，面临逼供和拷打威胁的无奈，对自己的命运惶惶不可终日的忐忑不安。
而在背后，他们又向原来负责看守牛棚的“红革会”和“文革派”学生大谈大串联，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的计划。这些在负责看守的早期红五类红卫兵，对这份差使早就感到十分厌倦，现在听到要追查陈文和刘冶申，两位老师自杀的真正原因，更是心惊胆战。他们也想出去大串联，谁也不想再多管闲事，承担责任。他们看到既然有人来主动承担起看管“牛棚”的麻烦事，这可正是求之不得。不用几天，他们就纷纷偷偷地溜之大吉，最后一哄而散。
在这种情况下，张均尧和他带去的几个“同心干”组织的学生也就哈哈大笑，顺水推舟，打开了所有的锁头，敞开了所有的大门，把“牛棚”里关押的所有人，也包括了新关进来不久的邹顺发及其一伙，都赶出了“牛棚”。在张均尧等人兴高采烈地跑回四号楼，向“同心干”总部的战友们报捷时，据说连同邹顺发在内，有好几个原来被关押着的老师，还在原地彷徨，犹豫着不敢走。他们在团团打转，相互打听着，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他们担心，如果没有组织出面正式宣布“无罪释放”，他们自己走了，会不会遭到更大的报复？
八 批斗大淫虫，清查洋教堂
成立了组织，而且一炮打响。“同心干”的战斗力更表现在当学校大字报栏出现了奇谈怪论，或十分偏激，煽情的文章和标语时，组织成员大家认为应该纠正，就会立刻分工合作，用说理，论证的方式给予纠正。他们自认为是一股正义的力量，在维护着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维护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只需要一个晚上，他们就能就不同问题，从不同角度，写出十来篇文章，把学校的所有大字报栏，甚至区里的主要公共大字报栏,全部改头换面。
陆方芳原来就在学校里被同学和老师们称为文学“神童”。他从小学到中学在连续好几届的区和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奖，是好几家大报社的通讯员，或业余通讯员。每当有了好的议题，“同心干”马上组织专题讨论。讨论刚结束，陆方芳向报社发的通讯草稿就能及时完成，宣读征求意见后就可以立刻定稿，第二天，或隔天就能在《解放日报》，或《文汇报》见报。另外若干人分工承担的几个大字报专栏也能及时完稿，张贴出去。
“同心干”的所作所为和杰出表现，使“同心干”成了许多低年级学生心目中的崇拜偶像，纷纷要求加入，甚至有的是家长带着在校就读的子女前来要求加入。“同心干”的核心成员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壮大自己一方的力量是十分需要的，但是目前自己在许多问题上还是理不清头绪，有不少疑问，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所作所为,仍然持保留态度，“同心干”不应该轻易谈到扩大。
自己的前途未卜，还需步步为营，而且充满凶险，为了避免混入内奸，便于进退自如，大家认为“同心干”的核心队伍，还是要以保持最佳战斗状态为好，人员也越精炼越好。他们决定还是采取鼓励和协助要求加入的同学，另外成立自己的组织，或者加入与“同心干”结盟的其他组织比较合适。这样做的好处是等以后一旦政局有了大的动荡，“同心干”因为参与了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而出了问题，就不至于会牵连太广，被一网打尽。
当然，有这么多同学要求加入，除了婉言谢绝，推荐去壮大结盟组织以外，也得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才行。“同心干”时而也邀请一些公开与“同心干”结盟的组织负责人开联席会议，分析形势的发展和确认必须展开的一些工作。由黄桂芳和王勇出面，把“同心干”的意图和决定告诉相关组织，并征求其他组织的意见，分工合作。
“同心干”揪出误导学校前期红五类红卫兵运动的幕后“黑手”行动的成功，实现了拨乱反正，解放了被关押老师，并且在全校红卫兵和造反派大联合，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上树了名，立了威，壮大了声势所带来的兴奋和荣耀很快就消退了。他们遇到了当初“文革派”和“红革会”所遇到的同样问题，那就是为了维护组织的团结，维持组织成员的高昂斗志，必须不断地发现“革命的对象”和“斗争目标”，经常组织一些能够被大家认同是革命的，有意义的活动。
当初的“文革派”和“红革会”背后有党支部书记和一些行政干部作后台，只要一切遵照中央文革的号召和党支部的具体指示办就行。而“同心干”则是一个完全由学生自发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后台。“同心干”的学生们只有靠自己阅读中央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党报，不断地从派出人员收集到的各大专院校，各地工人造反组织的动态和社会小道消息，来追踪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方向。自发组织当然得由自己当家作主，以自己的认识水平为基准，不断地去纠正运动中出现的不良思潮和错误行为。
黄桂芳，倪素珍和马树林提出应该组织批斗坏分子盛东海，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原党支部副书记，高三（2）班的班主任盛东海，假借他的党支部副书记和班主任的权势，以个别约谈为名，用威胁和利诱等手段，肆意奸污和蹂躏大批女学生和青年女教师的恶行，于1965年秋天在教导处的赵主任，老党员工友李师傅和部分青年教师的一起努力下，已被抓获。
然而，盛东海有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邹顺发为后台。邹顺发利用受害女学生和年轻女教师怕名节受损，以后没法做人，不敢声张的弱点，按照她们都是顺奸，是两相情愿地乱搞男女关系为理由，把整个事情都压了下来。盛东海根本就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只受到撤去党支部副书记职务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
文化大革命以来，斗争矛头主要对准了学校负责教育的干部，优秀教师和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盛东海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冲击，反而落得轻松，逍遥自在。惩罚这样一个腐化堕落的坏分子是许多学生和教师的愿望，是深得民心的。由“同心干”中高三（2）班的同学出面召集以全体高三（2）班同学为主的批斗坏分子盛东海大会，不但得到了“逍遥派”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了在“文革派”中负责的同学陈宝粟和张为民的响应。
批斗坏分子盛东海的大会就在高三（2）班原教室举行，陈宝粟和张为民也到了会场。会场上同学们都义愤填胸，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这样的坏分子，一般批判会是不起作用的，也根本解不了恨，而且还会在语言上无意中伤及受害的女同学。既然从制度上，法律上都制裁不了他，文革中公，检，法这些政府机构本身也是形同虚设，只有具体的给他一些肉体上的惩罚，给大家消气，解恨罢了。不过，这样又会与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同心干”组织的宗旨不符。
听了同学们的这些议论，主持会议的黄桂芳和倪素珍感到为难了。她们担心会压不住阵，赶忙找来范明，陈宝粟和张为民一起商量。在这个批斗会上，这些在以打桥牌麻醉自己，拒绝投入文化大革命，自称是“逍遥派”的一些同学最为积极。他们大声欢呼过瘾，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采取过的所有行动中最为正确，最有意义，最大快人心的一次革命行动。
他们极力主张不要搞什么书呆子的一套，不要一个一个轮流读批判稿的形式主义，还是应该放开思想，让大家自由行动吧！他们认为，也应该让这个衣冠禽兽吃吃苦头，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了。一些心急的同学，章学锋和马元洪不等会议主持人发话，早就操起了当年时髦的红卫兵军用宽皮带，劈头盖脸地狠揍了起来。
看到盛东海鬼哭狼嚎地在地上打滚，躲避着抽打他的皮带，倪素珍，范明和黄桂芳既兴奋，又担心，可傻了眼。陈宝粟和张为民只是很冷静地站在一旁，注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看来一般地劝阻是行不通了，这个批斗会可能真的会失控，黄桂芳急得没了主意。倪素珍安慰地说，群众情绪起来了，不让他们发泄是不行的，估计这些同学还不至于会往死里打吧！担心会闹出人命，范明只能挤进人群，暗中一再提醒那些打得起劲的同学，要他们找肉多的屁股和大腿上打，不可以用皮带铜扣打在盛东海的头部，要避免失手打死人。在一片叫好声和口号声中，坏分子盛东海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
除了极少数最早一批搞过打，砸，抢的红五类红卫兵，到会的绝大多数是66届高三，书生气十足的年轻学子。他们对打人和骂人没有任何经验，更不会搞逼，供，信那一套，真动起手来根本就不知下手的轻重和应该掌握的分寸。作为“文革派”的头头，陈宝粟和张为民是被“同心干”邀请来参加的，本来这两个组织之间就存在隔阂。他们只旁观看着和大家一起叫叫口号，是不会主动插手指挥，取而代之的。盛东海可是真的会装熊，先是叫痛，大叫饶命，然后是装痉挛，口吐白沫，再是装死，赖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怕真的会弄出人命，没有打了几分钟就被范明叫停。大家就泄了劲，不知道接下去该如何处理为好？黄桂芳心惊胆战地总算等到停了下来，看到盛东海缩成一团的那付德行，也不知道到底打成了什么模样？哪里还有心思再组织大批判？她赶忙大声说，赶快滚，要他滚得越远越好。正当大家大声吆喝，要盛东海快滚时，他却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这一下子又把大伙儿给看傻了，谁也不好意思再提出把他抓回来重新打一顿，也都担心如果抓来再打是否会闹出人命？只能给他一阵哄笑，就散了会。
章学锋和马元洪大叫不过瘾，同学中就七嘴八舌地埋怨开了，“才打不几下，就被你们限制这，限制那的。你们看，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痛这个衣冠禽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教训他呢！”
“你们真是一帮书呆子，老话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你们回校后搞的‘同心干’，理论上是有一套，怎么一动起真格的就乱了套？”
“先别管是对，还是错，人家‘红革会’和‘文革派’搞什么都搞得轰轰烈烈的，有那份不可一世的嚣张气势。你们太胆小了，狠不下心，下不了手，还能成什么气候？做得成什么大事？”
“算啦！算啦！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是造反，自当草头王的料！还是回来和我们一起继续打桥牌吧！我们逍遥派的‘桥革会’（注：他们自己把打桥牌的团伙，戏称为时髦的桥牌革命委员会）现在可是人丁兴旺着呢！”
有了这么一次不成功的组织批斗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同心干”在组织活动时就更小心谨慎了。他们又在积极策划下一个行动，并决心一定要选好目标，准备充分，只能成功，不准失败。王勇，李蓓蓓，翟静怡提出应该去清查一下洋教堂，证实一些社会传言。当时社会上一直在谣传，洋人在中国办的教堂，都是在中国搞药物试验的秘密据点，在教堂前，后院，包括地板底下，都可能埋了中国婴儿和儿童的尸体。
首先由黄桂芳，范明，王勇，赵拥军，翟静怡和李蓓蓓出面，一起前往与一所洋教堂负责牧师联系和交涉，说明这次红卫兵前来清查教堂的目的。王勇慎重声明，前来清查的目的是为了证实社会传言，了解洋人到中国来传教的真正目的和具体职能。为了在清查过程中能够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希望教堂牧师能配合回答问题，毫无阻碍地打开红卫兵想要检查的所有关闭着的房间和仓库。如果学生要去清查有贵重物品的场所，王勇要求有教堂牧师在场见证。不管清查的结果如何？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和结论。只要教堂的牧师们努力配合，由他们带队前来的红卫兵就可以保证不会损坏教堂的任何财物，也不会发生武斗和牧师被批斗和羞辱的情况。
当时陆方芳和张均尧带着几个同学已全力以赴参加和采访复旦大学红卫兵运动和上海工人造反运动，经常不在学校。其他“同心干”核心成员讨论后决定，抽取一半的“同心干”成员，加上调动其中一个结盟红卫兵组织参与这次行动。整个行动由王勇和李蓓蓓做正副总指挥，其他人作配合。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所洋教堂已经多次受到过红卫兵的冲击。因此教堂负责牧师对红卫兵组织的要求，丝毫不敢怠慢，有求必应，保证配合。这所教堂的牧师全部是洋人，大多数是中国通，除了讲英语，也会讲一些华语。桃园中学的英语教学很强，高年级学生都有相当不错的英语口语能力，语言交流上不会有任何障碍。
第二天，他们由王勇和李蓓蓓挂帅，带领着五十名红卫兵按时，井然有序地来到了教堂。教堂仅有的四位圣职人员全部到门口表示迎接。李蓓蓓按原定计划迅速分出二十个红卫兵，在教堂前后院的大小门口和交通要道，以五个人为一个小组佩带红卫兵袖章，布局站岗，防止别的红卫兵组织，或不明身份的闲杂人进入教堂混水摸鱼。
剩下的三十名学生就分成三大组，分别由赵拥军带队负责教堂建筑外围，前后院的搜查和可疑地点的挖掘。由范明带队负责搜寻教堂建筑的地道，地下室，或墙壁夹层密室，以及一楼地板下泥土有否松动和挖掘过的迹象。由翟静怡带队负责教堂室内，包括大厅，会议室，餐厅，厨房，居室，阁楼，储存室，等房间的总体搜查。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地毯式反复大搜查，所有能够走到，看到的地方，他们都毫无遗漏地多次仔细检查了，结果是一无所获。赵拥军所带领的队，在教堂的前，后院，无论是灌木丛，小树林，草地和石子路，或青砖铺的小径，甚至移动了所有的大花盆和盆栽，都找不到有掩埋物体，地面挖掘过和暗藏的地道口。
范明带领的队，找到三间可以下楼梯直达的地下会议室和储存杂物室，一间比较隐秘的墙壁夹层密室，里面放了一些教堂的重要物件，文件和书籍，但是没有发现地道。范明不甘心，还脱去了外衣钻进了一楼地板下面和地面之间十分狭窄的空间，拿着手电筒爬行，查看地板下的地面有否挖动过的痕迹。他的膝盖，手臂和后背多处被地板向下的毛面，砖和水泥柱子和地面的石子擦伤了，结果还是空忙了一场。
翟静怡所带领的队，也没有发现任何一间可以适合做实验室和化验室的房间，甚至连作为一个实验和化验室必定会有的烧瓶，量杯，吸管也没有找到。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化学试剂和药品的大批量储存，也没有找到任何仪器设备，甚至没有看到一个实验室必须具备的众多电源插座，水管，下水道和排气管道。
既然搜索遍了所有地方，还是一无所获，作为总指挥的王勇和李蓓蓓经过与三组负责人商量后，不得不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从与牧师的问答中找出蛛丝马迹。三队人马集中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大厅，七嘴八舌地向教堂的四位牧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四位洋牧师的年龄，估计大约在三十来岁到五十来岁。看来这些牧师是经过神学院的严格训练，又经历了前一阶段的红色风暴和红色恐怖运动的冲击，见多识广。牧师们对“同心干”红卫兵前来查证谣传，表示理解和配合，回答起问题，态度友好，不卑不亢，有条有理，简洁明了。
尽管到教堂里搜查的三十个学生挖空了心思，问遍了所有认为有可疑的问题，牧师们的回答还是滴水不漏。他们无法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事实证明传言不实，眼看着有些同学与牧师们越聊越热乎，越友好，有的还练习起了英语口语，王勇和李蓓蓓只得决定提早结束这次行动，带队迅速地撤离了现场。
九 谁是真正的敌人？
从搜查教堂结束回到学校后，范明只觉得膝盖，手臂和后背的擦伤处越来越痒，而且红肿了起来。有些同学怀疑范明是中了毒，说这些牧师都是笑面虎，决不会按好心，可能地板下都被下了毒，说得范明心里毛毛的，疑神疑鬼起来。他觉得痒得实在无法忍受，就赶紧跑回了家，烧热水洗澡。
从工厂下班回来的父母亲，见他们的大儿子秋天了居然还光着膀子在使劲地擦身，挠痒，身上许多地方的皮肤挠得快出血了。他们焦急地仔细检查了儿子的伤势，也有些拿不定主意。当范明告知他的父母，是因为钻进了教堂一楼地板下面狭窄空间被柱子，石子和地板毛面擦伤的原因时，把他的父母亲弄个啼笑皆非。
“你好好的去钻进了教堂地板下面干什么？那里难道还会藏着什么秘密？这阴暗潮湿的地板下面该有多脏？什么细菌都会有，擦伤的地方受了感染，怪不得会又痒又肿呢！你们红卫兵要跟着毛主席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不会管你们。不过你也不能认真到非钻进地板下面的夹缝去不可啊！用手电筒照一下难道就不行？我们只是用碘酒把你的伤口涂了一下消消毒，家里没有其他消炎药。如果明天早上还是不见好转，你就必须去医院找医生看看，或到药房买对症的消炎药来。现在你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了，否则伤口会进一步感染，化脓，可能还会落下疤痕了。”母亲姥姥叨叨地说着。
范明趴在床上认真地思考着，清查完了洋教堂，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不管好赖，去了这一趟总算是证实了一件事，起码这一间洋教堂没有做过把中国人的孩子作药物试验的罪恶勾当。有个别洋教堂披着宗教的外衣，解放前可能干过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传闻不会空穴来风，只是我们没有找对教堂。
看来我们把事情估计得太简单了，到中国的传教士来自西方许多不同的国家，良莠不齐。他们来到中国传教的真正目的和社会背景，也可能各有不同。何况建国已有十七年了，就算有些传教士原来干过坏事，经过了这些年的掩盖，转移和湮灭罪证，再经过前期红卫兵的多次查抄教堂，我们现在才去怎么可能再找到罪证？我们预先不做深入的了解，就贸然采取行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应该可想而知的。
因为背后红肿，好多天痛得不敢粘床，范明老是趴着躺在床上很不舒服，连看书都累得慌，就索性闭上了眼睛进一步思索起来。从全校的文革誓师大会开完以后，我们组织了两次大的行动，即批斗大淫虫盛东海和清查洋教堂。结果呢？批斗会根本就没有按计划开起来。盛东海被到会的同学稀里糊涂地乱打了一通，会场差一点就要失控，只能草草了之。搜查洋教堂，又什么也没有搜到，还让这些牧师反过来给“教育”了一顿。因此这两次行动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连一点革命造反的气势都搞不起来，真是差劲透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那么以后应该怎么做才能搞得好呢？
当初我们组织“同心干”的目的，是为了拨乱反正，纠正“红五类”红卫兵的胡作非为和打倒误导前期红卫兵运动的幕后黑手，把被关押在“牛棚”的老师给弄出来。我们的目的基本都达到了，接下去又该怎么办？在文革中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组织，我们当然只能听从毛主席的号令。不过，毛主席不可能直接来指挥我们。没有具体的上级领导，我们只能靠看党报所号召的来自己做出判断，这样做法的对和错就很难说了。如果党报像1957年反右斗争时那样，突然翻转了方向，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恐怕都会成了反革命分子，连怎么死的也会搞不清！再说，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干下去，总得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像没了头的苍蝇一样盲目乱闯吧？
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毛主席说过，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革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打倒一小撮走资派应该不难，发现一个走资派，就可以通过组织罢免一个，还不是毛主席说了算？他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谁有不同意见，谁就倒霉。但是总不能像前半年那样，一大批，一大批地全部打倒吧？中宣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再加上北京市委，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这些革命领袖，开国元勋都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哪还了得？
此外，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发动中学生和大学生组织红卫兵来造反？结果搞成了红色恐怖，弄得人人自危，难道这就是毛主席想要的吗？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否定各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把整个社会都颠覆了，自己搞乱了阵脚，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毛主席想要的吗？真的有此必要吗？作为一个社会基层单位的中学，我们要打倒和推翻的主要革命对象究竟又是谁呢？说邹顺发及其一伙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够格吗？假如我们连这些基本问题都搞不清，只是盲目地跟随文革的潮流，可能会被各种极端势力利用了也不知道。与其盲目跟风，糊里糊涂地干革命，还不如真的赶快退出这场文化大革命，去继续打桥牌呢！
不知道慧慧到底在哪里？现在她在干些什么？她也会像我一样，按照她自己所说的，天天晚上抬头望着北方的天空，思念着我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的立场和想法又会如何？会和我的想法一致吗？如果她也在上海，她会和我站在同一个阵线，还是站在我的对立面？也许她根本就不会允许我参加任何组织和政治运动。晚上十点来钟，范明习惯性地走到了家里的阳台，两手撑着阳台的水泥栏边，继续思考着。
见范明连续几天没来学校有些放心不下，“同心干”的一帮核心干将们都到范明家探望来了。范明就与他们谈论起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想法。谁知道，不等范明把话讲完，就引来了一致的反对声。
陆方芳说：“参加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圣的义务和责任。刚开始时红卫兵运动搞得乱糟糟的，我们看不清，也猜不透，不参加还有情可原。现在可以肯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大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反修，防修，打倒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我们要打倒的敌人和具体革命对象就是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还有什么是不清楚的？再说我们已经发动了向走资派的进攻，并取得了初步胜利，应该再接再厉，乘胜追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王勇接着说：“不参加时，我们作为‘逍遥派’可以说出许多不参加的理由。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加入了进来，还成功地拨乱反正，打倒了误导红卫兵运动的黑手党支部书记邹顺发及其一伙，使受到迫害的老师们摆脱了困境。我们既然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初加入文革的目的，当然应该继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范明，你认为我们还有退路吗？如果让邹顺发及其一伙东山再起，还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我们只有不断地壮大我们的力量，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无法翻身，这么一条路可走。这些话不是你在全校文革誓师大会上讲的吗？这可也是中央的精神。”
赵拥军也发言说：“不知道范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打倒邹顺发及其一伙是按照你的布局采取的行动。现在我们胜利了，你的名气当然就更大了，还怕什么？是好汉的就要敢做敢当嘛！何况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后决定的，邹顺发要秋后算账，也不能只算在你一个人的头上。我们捍卫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怎么可以打退堂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根本就没有退路。我们应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范明一看话不对路子，而且想来已经无路可退也是事实，就马上转换了话题，“我只不过为你们提供了一些不同方向的思路和想法，很想试探听听你们的意见，怎么反而开起我的批判大会啦？思考问题不能只想一面，要正面和反面，前，后，左，右都想到，才能避免犯错误，走极端，立于不败之地。既然大家的态度很明确，意见很统一，我也就不必顾虑太多，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更仔细地计划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讨论一下我们‘同心干’在文革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和再次考虑重新安排我们的总体布局了？”
黄桂芳，倪素珍，张均尧和李蓓蓓一起表示，“范明想到的问题，我们大家或多，或少也会想到，只是没有静下心来考虑得那么全面。我们的‘同心干’是一个大家志同道合，自由参加的群众组织。如果有人觉得不方便，要退出，也是完全自由的，别人无权给他任何的压力。要使‘同心干’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团体，我们每一个成员必须同心同德，参与一切活动，并且心甘情愿承担一切后果。范明，你就不要让我们猜哑谜了，把你所想到的都说出来吧！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
“我们这些人为了要拨乱反正，已经主动跳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正如你们所分析的，既然我们加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紧紧地抱成一团，非常谨慎地不断探索，求证，牢牢地把握斗争的大方向，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战斗。先前我们组织的两次行动，虽然没有取得轰轰烈烈的战果，但是我们还是把持了分寸，坚持了我们不搞武斗，以理服人的原则。”
稍作停顿，范明继续说道：“现在，我认为红卫兵运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以后只会是配角。工人运动已经逐步形成了规模，他们将成为文革的主力军。以后的形势发展将会变得更为凶险，难测。陆方芳和张均尧带回来的上海市和区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最新动态，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陆方芳和张均尧作为‘同心干’的全权代表，你们可以用你们个人和组织的名义，千方百计打入市级和区级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当你们需要以‘同心干’的名义对某一重大事件作表态，或要求大家集体加入某项行动时，要谨慎考虑，最好要经过大家讨论。以后我们要抽调更多的主力，去协助你俩的工作，把重点放在关注区和市的运动发展方向。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在运动中随时都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避免误入歧途。”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范克思考虑问题面面俱到，还能有错？不过，你的顾虑也太多了，自己把自己用条条框框束缚起来了，还能做什么事？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文革的本身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对自己的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般的冷酷无情。你不考虑再接再厉夺取学校的领导权，也不考虑对死不悔改走资派的穷追猛打。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你会后悔的。另外，你既然派出了陆方芳和张均尧作为‘同心干’的全权代表，就不能限制他们以‘同心干’名义加入任何行动。总之，你的意见是不想在学校里再采取任何重大的行动，要把视野和工作重点移向社会了？”赵拥军提出了质疑。
“我们的目标既然都已达到，我也认为学校里的拨乱反正行动应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投入文革的目的不在夺权，也不在把邹顺发及其一伙置于死地。他们只是一些私利熏心的政治投机者，要说他们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未免太抬举他们了，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就好。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重要的阶段，敌我阵营狼牙交错，真假难辨，暗潮汹涌。我认为范明的考虑和布局是合理的。我和张均尧各带着几个兄弟，代表组织负责对外联络和深入工人运动，一般都会以个人名义，决不会玷污了我们‘同心干’这面战旗。如果要以‘同心干’的名义加入某组织，或者要大家集体参加重大行动前，我们当然应该得到全体会议的批准。我认为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不过，现在上海市红革会正在计划着一项重大的行动，好像北大的聂元梓带了中央文革的密令来了上海。据大家估计，他们的攻击目标可能是《解放日报》，这是炮轰上海市委的前奏。我们该怎么对待？”陆方芳说。
“我同意范明的通盘考虑，也同意陆方芳的说法。在这场翻天覆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问题我们看不清，搞不懂。在真假难辨，暗潮汹涌的情况下，不应该再局限于校内的权力斗争。我们应该开阔心胸，把视野和工作重点移向社会，深入了解整个形势的发展，冷静以对，运筹帷幄才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走错一步，更不能落入任何的圈套被人利用。我们在文革中的一切作为都必须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决无私心。市红卫兵司令部核心由红革会把持,市红革会背着其他三大红卫兵组织，在密谋，计划炮轰《解放日报》，这我也听说了，只是不清楚原来还有后台。聂元梓带了中央文革的密令到了上海，组织炮轰《解放日报》的目的，只是来夺取上海的宣传阵地，还是真的有更大的野心？这一点现在还无法估计。”张均尧接着问道。
“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已经办起了一份《上海红卫战报》，陆方芳，你不是代表市红反会直接参与其中了吗？你们分析得对，炮轰《解放日报》，应该是炮轰上海市委的前奏。自从中央文革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以来，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部，委，司，局都在造反，连外交部都造了反，各省，市，县也都在造反，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和党委都已经靠边站。我一直在疑惑着，这么造反下去，最后该会怎么收场？如果由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委派靠得住的干部，接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党委，哪里去找这么大批量靠得住的干部？各级的干部该打倒的已经都打倒了，不该打倒的也打倒了。如果依靠造反派来夺权，就会搞得天下大乱。现在看来很可能真的就是后者，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炮轰《解放日报》既然是市红革会在密谋的，背景和目标都不明确，我们不宜盲目尾随去当炮灰，还是静观其变为上策。”范明说。
经过讨论，范明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在讨论到下一步的行动时，倪素珍和赵拥军建议，组织队伍去协助区公安局清理敌伪档案。他们认为真正的牛鬼蛇神一定干过很多坏事，肯定会有记录。通过查阅敌伪档案，这样抓坏人有根有据，就不会冤枉了好人。倪素珍讲，她的阿姨正好在区公安局管理敌伪档案部门上班。她阿姨说，有关部门也需要大量可靠的人员，帮助清理这些从国民党手中接受过来的陈年老账和解放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斗争中建立的无数档案宗卷。于是，“同心干”只留下了少数人在校值班，注意校内的文革动态，其余由倪素珍和赵拥军带队，全都出动去协助区公安局管理敌伪档案部门清理这些陈年档案。
“同心干”参与这项行动的三十来名学生，起早贪黑地在这些发了黄的陈年纸堆里忙了整整二十来天。他们按照档案管理人员的要求，分类归档，清除无关和重复的记录和材料。他们学到了查阅和整理历史档案的方法和技巧。不过，他们想从中得到准确的资料，抓出坏人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因为这些档案里所记载的坏人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被判刑关在监狱里，即使刑满释放了的也都去了外地，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在上海的。
在此期间，市“红革会”组织红卫兵，炮打《解放日报》却闹得满城风雨。他们在口号中喊出了《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上海黑市委的宣传喉舌等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上海市委的意图已经显露无疑。不时有冲击报社，发生肢体冲突，甚至红卫兵占领报社的消息传来。为此，《解放日报》停刊了好几天，报纸已经无法正常发行了。后来，据说上海市委作了让步，由市委书记曹荻秋出面，通过谈判答应了红卫兵的一些要求，事情才告了一个段落。
由于冲击《解放日报》的整个过程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同心干” 进入区公安局管理敌伪档案部门，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基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对范明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他查遍了所有国民党特务的档案，总算找到了可能是小学同学邬梅珍父亲的材料。从照片上他看到邬梅珍的父亲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大学生，在日伪时期就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特务，还立过不少大，小功劳，受过国民党政府不少嘉奖。大学毕业后，他当了国民党军官，在军事情报部门任职。解放后，他没有跟着国民党撤退去台湾，是作为潜伏特务被捕服刑的。
就在范明身旁的黄桂芳和翟静怡看到了拿在范明手中的国民党特务照片，都十分惊讶的说：“电影里的特务不都是歪嘴歪脸的，这个特务怎么会这么英俊？”弄得公安局档案室的一些工作人员为她们幼稚和天真，笑得人仰马翻。
倪素珍的阿姨说：“这个人是国民党的少校特务，在左边的档案柜里还有他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看上去更精神呢！他是一个上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抗战时就在上海搞日伪情报的，立了不少功，也经历过很多危险，很勇敢。他是舍不得他那如花似玉的姨太太和当时只有两岁大的女儿，没有跟着国民党军队逃去台湾，自愿留下来做潜伏特务的。也亏得他没有什么血债，又是主动自首的，才保住了性命。”
范明插嘴问道：“他既然是一个抗战功臣，没有血债，又是主动自首，应该坦白从宽才对啊！不知道最后判了几年徒刑？”
“法院的判决书在左边的档案柜里，你拿的是当时刚立案时的材料。那时候刚解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当时都判得比较重。详细的我记不清了，如果是判了十五年，现在也该已经放出来了。” 倪素珍的阿姨随口说着。
范明没有敢当面直接告诉黄桂芳和王勇，这个人估计就是他们的小学同学邬梅珍的父亲。他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想着：“邬梅珍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希望她的父亲是在文革前就出狱了。如果是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出狱，她和她的妈妈还能从安徽老家来上海接他爸爸出狱吗？”
十 炮轰上海市委的“康平路事件”
由上海市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复员军人王洪文，带头闹事开始的上海工人造反运动，在中央文革，特别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背后亲自支持下，越闹胆子越大。有中央文革在后面撑腰，好闹事的人当然到处都有，何况能有机会攀上党中央，毛主席跟前的大红人张春桥，还有利可图。上海各工厂的工人造反队纷纷响应中央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成立了起来，还公开跨厂，跨区地搞起革命大串联，人多势众，风风火火，大张旗鼓地到各单位搞各个击破，开展了造反行动。
1966年11月9日，他们宣布上海市工人造反司令部正式成立，并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公开承认他们为合法组织。在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王洪文纠集了几千人拦截火车要上北京告状，被阻止在上海市的郊外安亭车站。王洪文带领他的一伙造反头头采用卧轨等极端行动，拦截了来往上海凡要路过安亭的所有列车，切断了津沪铁路，这条中国沿海南北交通和运输的大动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
背后唆使者张春桥，看到上海工人造反运动已经按照他的计划鼓动起来了，他又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直接到安亭，在造反工人的欢呼声中公开表态，全盘接受工总司的要求，根本不理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刚发出的维护铁路运输的通知，并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检讨错误。
正在忙着整理区敌伪档案的“同心干”成员，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消息十分震惊。因为他们通过派在外面了解工人运动的陆方芳带回来的消息清楚知道，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是张春桥一手策动和导演的。他们想不通，如果毛主席真的认为上海市委烂掉了，党中央可以下令改组上海市委啊！为什么要张春桥在上海采取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手段？张春桥根本无视国务院维护铁路运输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小组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直属于毛主席，凌驾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之上的权力机构。可以预见，国务院也将会是中央文革以后的攻击目标。
留在学校“同心干”总部的高二学生张均尧派初中二年级的小杨同学，来区公安局敌伪档案管理部门找黄桂芳和范明。“小溜子”通知说，从校“红革会”内部得到消息，冲击完了《解放日报》胜利归来的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攻击目标。他们会再次展开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动，对刘校长，教务主任赵老师和其他一些老师再次展开批斗行动。“同心干”核心成员们听到了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一股“红色恐怖”运动的回潮，必须给予制止。他们当机立断，只留下了少数人善后，决定主力立刻撤回学校，针锋相对，见招拆招。
在当天晚上的“同心干”全体会议上，大家认为再次回头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又要批斗这些老师，这件事情来得蹊跷。这不可能是党中央的统一号令，报纸上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真正的起因和背景都不清楚。大家认为最佳方案是避免直接对抗，落人口舌，还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让“红革会”和“文革派”的批判斗争会搞不成气。他们计划尽快在拥护“同心干”的低年级同学外围组织中找到一批忠实可靠，但又不引人注目的男，女学生。由这些学生负责到各位可能会被揪斗的老师和负责教育的干部家传达，要求他们暂时离家躲避的口信，但是又不能披露这是“同心干”所为，以免被作为引起与“红革会” 和“文革派”公开正面冲突的口实。
由黄桂芳以学校红卫兵副总指挥的身份和以前当校妇联主任，与老师们的良好互动关系，想方设法搞到有关老师们，教务主任和校长的家庭住址。由翟静怡和倪素珍，加上初中的两个男学生小杨和小周的协助，在低年级同学外围组织中物色，找出合适人选，具体落实转达口信。刘校长和大多数有关老师的家都离校比较远，起码会有公交车的几站路的距离，估计通知躲避不会有问题。
唯一的困难是不知如何通知教务处主任赵敏真老师，并让她顺利躲避？因为她家就在学校旁边，只隔一道围墙。而且她家是一小栋独立的简易房子，处于来往学生和老师们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派人通知太显眼，恐怕已经不易走脱。黄桂芳，范明，王勇，翟静怡和张均尧经过反复琢磨后认为，决不能冒险，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就要干彻底。“红革会”要搞批斗会，我们也可以搞“抄家”，索性演出一场假抄家，真带人的闹剧，来一个金蝉脱壳，协助赵敏真老师走避。
第二天，他们就通过熟人从工厂借出了一辆面包车，黄桂芳，范明和王勇随车。翟静怡和张均尧直接从学校带上了二十来个低年级红卫兵，按约定时间直奔教务主任赵老师家。到家后，翟静怡，张均尧和其他红卫兵迅速完成对赵敏真老师家的包围，并驱散了围观群众，使他们与赵敏真老师的家，能够保持出一定距离。面包车随后到达，用车的侧门，堵上她家的大门口。黄桂芳，范明，王勇在翟静怡和张均尧等人的掩护下，从车门直接进入了赵老师家的客厅，并立刻示意赵老师跟着他们三个一起到里间，告知原因。
翟静怡和张均尧等人就在客厅里找一点东西敲敲打打，大喊大叫，做出一副翻箱倒柜，抄家的样子。待赵老师收拾好了简单行李，把家里安排妥当了，他们就在两边各安排三个大个子夹着，挡住外面窗户的视线，假装是在抄家，抬东西，使外观的人群隔着窗户，看不清赵敏真老师也随着黄桂芳，范明和王勇进入了面包车。上了面包车的赵主任由黄桂芳，范明和王勇亲自一路护送，直奔她想去的亲戚家。翟静怡和张均尧等人再继续装着在抄家，闹上半个小时后全部撤离。
过了几天，等到“红革会”和“文革派”的人想再搞批斗会时，他们发现他们想要批斗的主要对象一个都找不到了。“红革会”和“文革派”的负责人，他们心里虽然明白，这可能是“同心干”在从中作梗，但是也无可奈何。一来，他们找不到确凿证据来证明“同心干”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二来，他们如果真是要把事情挑明了公开叫阵，只会逼得“同心干”展开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邹顺发。如果要迫使学校大多数红卫兵和教工组织在“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公开选边，他们没有决胜的把握。如果决战的最后结果是支持“同心干”的占了大多数，就会造成“红卫兵大联合指挥部”的大改组，他们将失去领导权，因此只得作罢。
到了1966年12月中旬，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变得越来越明确。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党，反人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顽固不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愈演愈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五千人的批斗大会。到了12月底，在外地主持三线建设的彭德怀也被揪回北京批斗了。进一步消息传来，中央文革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都烂透了，都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控制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一个大走资派必须打倒，号召要炮轰上海市委。
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了解情况的陆方芳，连夜赶回学校四号楼“同心干”的大会议室，向已经召集起来等着他的全体成员，报告事态发展的最新动向。他说，工总司的头头们很重视他这个笔杆子，因此他可以深入工总司的内部，成了工总司宣传组成员，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到工总司的动态和中央文革下达的意图。他告诉“同心干”成员，第二天将有几千个工人造反派成员会涌向康平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展开正式炮轰上海市委。
范明内心充满着疑惑，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到底打算干什么？说什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都烂透了，都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控制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真是打算要依靠造反派全面夺权了。换一句话也就是说，当年跟着毛主席打下江山的几乎所有功臣，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如今全部都变了色，都跟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毛主席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只能依靠几十年造神运动在人民中造成的个人崇拜和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在发号司令，只能通过鼓动学生和工人群众造反的手段来重新夺回政权。
再进一步想，又觉得不对，如果情况真的是如此，就不会任由毛主席为所欲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什么不利用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掌握的多数，对毛主席进行反制？现在明显的事实，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咄咄逼人，采取主动，想要打倒当年跟着毛主席打下江山的几乎所有功臣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不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采取主动，真的想抢班夺权，搞和平演变。
这一笔帐应该怎么一个算法？为什么从文革开始以来一直在强调有时候真理往往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有什么具体证据来证明现在这些少数人确实掌握了真理呢？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为什么不可以在党内开展一场理论和路线的大辩论，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一定要采取“红色恐怖”，革命和造反等暴力的手段来解决思想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们，如果真的都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张，也并不能证明他们都烂掉了，成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就算是这些党政干部真的全部都腐化堕落了，也要证据确凿，应该依法审判嘛！怎么可以无限上纲，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要打倒，就成了反革命，还要利用群众运动把他们置于死地呢？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难道在造反，在大吵大闹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造反派头头们，会比干了几十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更可靠，更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真理是在毛主席的一边，为什么不能以理服人，团结大多数，采用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党内的问题？为什么不按照法律和使用行政的手段来解决政府和军队内部的问题？而一定要采取不惜分裂党，分裂国家，不惜毁掉所有经济建设成果，置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顾，冒着重开内战，重上井冈山的危险？为什么一定要采用造反，继续革命等非常手段和非常行为，利用处于盲目崇拜，无限信仰领袖的状态下的中学生和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来夺回政权？
“同心干”的核心成员对于陆方芳带回来的消息十分震惊，都觉得不可理解。他们内心的怀疑会犯了“大忌”，是绝对不能，也不敢讲出来的。会议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是上海的特大事件，也关系到今后运动的大方向。“同心干”的核心成员只要有时间都应该去亲自观察一下，了解他们到底在搞些什么？第二天早上，等“同心干”的十二个主要成员赶到原上海市委办公所在地，康平路上的机关大院附近，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当时围在市委机关大院附近的人还不是很多。市委机关的大门紧闭，只有为数不多的一帮人在门前吵吵闹闹地与门岗交涉。
“同心干”的成员不想被深深地卷入进去，只是站在隔着一条街的十字路口，朝着市委机关大门方向静静地观看。中午过后，人渐渐多了起来，好像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多数还是来看热闹的。围观的人群逐渐达到了二千人左右，吵吵嚷嚷，呈无组织状态。“同心干”来的十余人被挤得摇摇晃晃，离市委大门越来越远。为了看清现场的情况变化，他们不得不断派人挤进内圈打探究竟。
一直等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杀气腾腾地赶到了一帮列队进入的人马，大约有三百余人，都穿着工作服，戴着柳藤帽。这批人可是有备而来的，一到就直扑市委机关大门，立刻进入了中心地带。范明，王勇，黄桂芳，倪素珍，李蓓蓓，赵拥军，翟静怡和张均尧等人一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可能要行动了，也就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向市委大门方向走去。等到他们觉察到苗头不对，已经无法回头了。人挤人，越挤越紧，他们都被冲散了。范明身边只剩下了翟静怡，回头想找人，只看见四周尽是人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涌来了这么一些人？根本就望不到边。他们只能脚不沾地随着向前拥挤的人群，一起随波逐流，跟着人潮漂了。
先期到达了市委大门口的三百个工人已经带领着周围的人群，叫着高亢的号子，开始向市委大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范明只觉得胸口的压力越来越大，无法喘气了。身旁的翟静怡虽然有范明在拼命阻挡着人群对她的压力，还是被憋得满脸通红，眼看着就要顶不住了。只听得一声巨响和一阵欢呼声，人群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飞快向前倾泻而去。范明担心翟静怡会因为体力跟不上被挤倒，被踩伤，只能挽起她的胳膊，托起她的后腰快步跟上人潮。等他们踩到了躺在地上的大铁门时才明白，原来人多势众，在一阵又一阵的号子声中，硬是靠层层挤压着的身躯，把市委大院的两扇巨大铁门给推倒了。
进入了市委大院，人群很快一下子就分散了。范明和翟静怡刚喘过气来，回头想找齐一起来的“同心干”伙伴，就这么一等，大批的人群已经不知去向。剩下在大院里的一些人估计也是来看热闹的。市委大院里面四通八达，天色越来越暗，大家只是议论纷纷，摸不着门，对市委这个高高在上的“大衙门”还有着一份敬畏，也不敢乱闯，乱走。
“同心干”一起来的十二个人很快就等齐了。他们本来就抱着只是来观察“炮打上海市委”经过的态度，没有打算过要参与其中。现在他们傻傻地站在市委大院的中央，看着三面静悄悄的办公楼，不知所措。听其他围观的人说，市委的负责人一个也不在。工人造反队冲了进去，进了市委大院的各栋办公楼，找不到负责人是闹不起来的，只不过叫一阵子口号，宣告胜利就是了。既然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再看下去了，“同心干”的学生们连中午饭也没吃呢！肚子早就饿透了。他们也就随着围观的人群一起早早离开了现场。
他们哪里知道？当时工人造反队冲了进去以后，在市委的“内鬼”指点下，就直奔市委书记办公的那栋楼。找不到市委书记，他们就采用激烈的暴力手段，对市委的机关干部大打出手。他们不但打伤了上百名市委工作人员，还抓走了二百余人，开创了全国武斗群殴，掳人绑架的先例。
据估计，这些可能都是在“同心干”的学生们离开了以后才发生的，否则至少会听到一点声音和有关的消息，发生了这样的暴行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由于过后工总司的领导人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来掩盖他们的暴行，陆方芳又不打算去参与炮打行动，躲到复旦大学去了些日子。等他们真正听到了确切情况，那是在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上海市工人造反司令部组织工人冲击上海市委，是有一帮市委造反派为内应的。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内，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原上海市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张春桥的策动下，已经有了以市委秘书徐景贤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外面有工人造反队的冲击，里面有以具体掌管市委印章，文件起草，市委正，副书记身边的一帮秘书，办公室主管为内应。工人造反队冲进市委的群殴和抓人是有预谋的。他们的冲击市委，对夺权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这些都不是“同心干”这帮中学生所能想象得到的。
回校后过不了几天，学校红卫兵总部要组织炮打中共区委和区政府。也不清楚是何方来的指令和真正意图？反正大家都知道“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中央文革在党报和文件中号召的。桃园中学红卫兵总部要求“同心干”支持和配合，并派人一起参加这次“炮打”行动。观察过“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场面，“同心干”的这帮中学生自以为所谓的“炮打”只不过如此，只要召集一帮子红卫兵进区委大门，叫喊“打倒一小撮顽固不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就成。
作为学校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同心干”派出了二十几个人去配合炮打。不过，黄桂芳和范明在队伍出发前作了布置，他们只是象征性地参与而已，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损坏公物，只需配合放音乐，叫口号就可以了。区委和区政府大院没锁大门，任由红卫兵进出。桃园中学红卫兵总部带领了一大帮红卫兵，就在区委和区政府里架起了高音喇叭，连续播放了三天革命歌曲，反复广播了炮打区委的宣言，高叫了一些革命口号，也就宣告炮轰区委和区政府的革命行动胜利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