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章发表在《中国报道周刊》“新闻及报刊摘要”，2003年6月12日。http://www.mlcool.com/；转载于《碧海青天》讨论区ttp://www.bbs.dlut.edu.cn《世界论坛军事论坛》 http://www.wforum.com/wmf；《中文论坛精选》，论坛精选, HTTP://TOPFORUM.NO-IP.COM，http://24.165.219.134:1111/forum/，2003－6－14；《雅思？》100test.com, 百度搜索 BBSCanada.com;《好酷论坛》> 上海大学物理系95级BBS > 综合话题 >, 2003-6-15, http://www.wlx95.com/cgi-bin/;《握住data的手》，2003－6－15，http://free.txwww.com/；《深圳热线》 > 新闻纵横>《大近视》, http://www.szonline.net.cn/，2003年6月22日,转摘自《五味斋》；《海纳白川》“政治论坛”，狼协转贴http://www.hjclub.com/; 《yelee.com》, http://www.yelee.com/yelee.asp?id=167，2003年6月23日。YELEE.Style，转自《五味斋》；《凯迪社区》摘自《五味斋》，http://www.club.cat898.com/，2003－6－25；《灰色天空论坛》日常交流，新西兰生活，http://forum.cloudworld.net/，2003－7－1；《卡尔加利信息港》 http://www.cncalgary.com ，2003－7－8；《DAIWEN澳洲论坛》，http://www.daiwen.cm/，2003－7－13；《世纪政治论坛》，http://www.chineseaction.com/forum/，2003－7－14；《辣椒城》http://www.lajiaocity.com/，2007－7－14；《万维网》万维读者论坛精华版，http://www2.bbsland.com/bcchinese/，2003-7-16；《握住dada的手》，http://www.free.txwww.com/, 2003－6－15;；《皇家山论坛》>走进加拿大>, 摘自五味斋, http://www.quebecclick.com/，2003-6-25；《博纳士社区》◆谈天说地◆职业生涯，http://chinabonus.com.cn/，2003－6－25;《Itpub.net》，http://www.itpub.net，2003－7－1/；《灰色天空留学移民论坛》> 日常交流 > 新西兰移民生活 > ，2003－7－1，http://forum.cloudworld.net/；《多伦多信息港》，http://www.torontoservice.com，2003－7－8；《加国热线》http://www.416cn.com/，2003－7－8；《万维读者网络》>卑诗华人社区>帖子;《欧洲在线》中国站>读者文摘>,http://www.auol.com.cn/reader/2003/07/11 ；《加西生活网》，《北美中文网》论坛总汇，http://www.westca.com/，http://www.westca.com/Forums/viewtopic/p=12375.html。2003－7－12；；《移民加拿大论坛》，http://canada.bbs001.com/，2003－7－13；《失落色论坛》，http://bbs.lostcolour.com/，2003－7－13；《探索者论坛》，http://www.leossoft.com/cn/，2003－7－13；《世纪政治论坛》，http://www.chineseaction.com/, 2003-7-14；《辣椒城》http://www.lajiaocity.com/，2003－7－14；http://www.studytalk.com/publishhtml/，2003－7－14；《奇虎网》，http://www.qihoo.com/，2003－10－13；《经济论坛》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2003－10－13；《探索者论坛》，http://www.leossoft.com/，2004-6-9；《劳工开物-劳工学术网》文章阅读，http://www.lgkw.net/, 2005-2-14；《南书房 谷歌》加拿大社保新闻，http://groups.google.com/group/，2009－3－4。
版权声明：本文集文章，本人保留以后可能出版的版权专利。网上转载需取得作者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欲用于商业出版，请先与作者联系。 －－范立群
一
《拿，拿，拿，数来宝》
加拿大，大家拿，
福利国家实在是好得顶呱呱。
国土大，人口少，资源多，富国家，
你就是不拿，也是白不拿。
干半年，养一年，
自有失业保险等着你去拿。
你咬牙苦干硬挺到底为的是个啥？
还不如索性不干，躺倒了拿。
坐着吃，躺着喝，
养了儿孙再继续拿。
填填表，装装蒜，
社工会教你如何去拿。
高学历，高收入，高税收，希望把饼来做大，
政府却债台高筑，大饼分得苦哈哈。
别羡慕富，莫埋怨穷，
就看你想拿，不想拿？和会拿，不会拿?
这是一些一九八五至一九九零年代初在加拿大的中国学子，看到了这个福利国家的种种现象，按自己的心态，心血来潮，你凑一句，他讲一句，说着玩，由本人后来根据回忆，整理写成的一首打油诗。先不要谴责其中用词是否太尖酸刻薄？也不要责怪其中内容是否有过份夸张？且待我一一道来，便知分晓。其实，当时的我和我的几个同事，都有一个很大的疑惑，那就是加拿大到底应该算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简单地怪我们糊涂和概念不清，因为许多事实在那里明摆着，由不得你不产生怀疑。
任何一个在加拿大被允许工作，会有收入的外国人，在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到当地的就业和移民局（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 Canada）报到，同时要办理一个社会保险号（Social Insurance Number）。帮着办理社会保险号的工作人员会慎重其事，而且自豪地告诉申请者，这张社会保险卡十分重要，就像身份证一样，必须妥善保存。因为有了这张卡，持有人就可以按协议规定，在加拿大合法工作，取得收入，同时可具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儿童的牛奶营养补贴，孩子的免费中，小学教育的资格，等。加拿大还有世界上最全面的社会救济援助计划和老人退休保障系统，是世界上向全民提供最全面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
听了移民局官员喋喋不休地讲了这么的一大套，本人的感觉是半信半疑，似懂非懂，就好像是学生走错了教室，听错了课一样。加拿大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是西方七大经济强国之一，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对老百姓这么好？提供比社会主义更为全面，更为关怀备至的社会福利？如果加拿大真的能够做到这样，那它还算什么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是这个样子的，那还分什么“姓资”，还是“姓社”？恐怕连共产主义也离得不远了？
外国来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都属于在加拿大可以被允许工作，会有收入的外国人，当然也就可以享受到这些社会福利。当年我们都还年轻，身强力壮，没病没灾的，也从来不去医院，老婆和孩子还没有接出来，也体会不到这么些社会福利的好处。有了这么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我们正全力以赴，刻苦攻读，研究攻关呢，也不存在失业和贫困到要申请社会救济的可能性。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却是这里的税收真高。我们最初在加拿大并没有一块钱的收入，到商店买东西，居然要交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双重消费税，起先是12％，后来又上升到了15％，这些钱可交得实在太冤。
在取得导师用研究经费提供的助学金RA（Research Assistantship）和外国学生奖学金（注：当时在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和英属哥伦比亚三省实行外国学生高额收费，这是一份免收高额学费的奖学金），注册成为研究生后，有了收入。等我们每半个月收到支票时一看，票额被税收扣去了四分之一，直喊冤枉。据教授和同学告诉我们，税收是太高了些，但是政府是靠税收来运作的，没有税收政府将无法维持国民的福利，多扣的部分可以在年终报税时退回。我们这些刚从国内出来，当时连税收概念都没有的人，当然只能随口应着，还是少说为妙，免得闹出笑话。对于加拿大是世界上向全民提供最全面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的说法，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与加拿大教授和同学谈论的话题，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想等碰到实际问题时再验证。
二
这里要说到一位蔡先生。因为我的同事治民和启华刚来时，是早来的小勇通知了蔡先生开车上多伦多机场把他们接来的。他也是他们三个人的湖南老乡，他们之间的走动很频繁。我出国前学习和工作都在湖南，是他们的同事，当然也粘了光。海外见老乡，真是格外亲，刚到时逢年过节，我们总是在蔡先生家团聚。
蔡先生那时候估计有五十五，六岁，六十岁不到。他夫人看上去可能比他要小了近十岁，在税务局工作。他们膝下有一儿一女，都在本地读大学。我和小勇，治民，启华一起曾经协助过蔡先生的一次搬家。要动用我们四个壮劳力来搬家，主要原因是在蔡先生家的大车库里有一台笨重的冲床和一个体积庞大，重量吓人的电热瓷器烧烤炉。我们又叫来了一些朋友，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不负使命。
接触多了，我们当然会问起这两个大家伙放在家里是作什么用的？蔡先生不无遗憾地向我们说明，他年轻时也曾经有过许多的梦，如想当个画家却成不了名，卖不出画，无法靠此谋生。他结婚后和他太太投资移民来了加拿大，开始有些摸不着方向，造成投资的失败。那时候搪瓷产品卖得很好，他打算把绘画艺术和烧制搪瓷产品结合起来，开创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就买下了这个冲床和电热瓷器烧烤炉，打算在家里先做起来。等他制成了一些搪瓷艺术品后才发现根本卖不出去，也无法与大量简单喷图工业化生产的廉价搪瓷产品竞争。何况搪瓷用品只热了一些年，后来又被瓷器取代了，因此冲床和电热瓷器烧烤炉就这样留了下来。
据蔡先生讲，多亏了加拿大是一个向全民提供最全面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尽管生意上遭到失败和种种的不顺利，至少使他们家还能生活无忧，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并且受到良好的教育。看来加拿大的这些社会福利和保障还是货真价实的，他们全家只有一个人在工作，还能有房产，有两辆车子，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蔡先生还能经常穿着西装到台湾和大陆到处走走，家庭经济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拮据的现象。
不过，后来我又从侧面了解到，蔡先生老家是在湖南省石门县。他父亲解放前是石门县粮食局局长，国共内战失败，他们全家跟着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蔡先生从少年起就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郎当公子。他结婚后拿着父母的全部遗产移民了加拿大。他不善于经营管理，生意上的失败是必然的。蔡先生后来这大半辈子就根本没有找过工作，也没有上过班，不过他却是个填写各种申请社会福利补助和退税表格的高手，甚至比他在税务局上班的妻子更熟悉各种政府政策和具体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标准。
我们不是一直在抱怨我们自己只有交所得税和付百分之十五消费税的份，从来就没有享受到过什么社会福利吗？经过蔡先生的稍加点拨，他告诉我们中国和加拿大政府有互派人员免除双重扣税的协议，还查到了这份协议的代号。我们在税收表上填写了这一条，结果在工资单上被扣去的税收，果然都退了回来。
举蔡先生一家这个例子，从好的方面看，加拿大的这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确实能使百姓生活无忧，尤其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接受平等教育，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经济发达，富裕的加拿大只要家中有一人工作，就足以支持家庭开支，这样也为成年人提供了个人自由发挥，如搞艺术创作和写作，追求兴趣爱好，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不过，如果我们从国家管理角度来思考，一个国家假如有很多像蔡先生这样的填表高手，一辈子不用工作，靠如何想方设法满足申请社会福利补助和退税的各项条件，逍遥自在地生活着，不也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吗？
三
话说什么事情都不能说得太满，本来以为自己年轻力壮，从来不会生病，不可能享受到社会福利，事实上却不尽然。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小许，他学习和做研究十分吃力，不过非常努力，简直有些废寝忘食。一天傍晚他突然胃绞痛，痛得直不起腰来。他咬着牙就是不肯去医院，因为他虽然有外国学生免收高额学费的奖学金，但是导师用研究经费提供的助学金却比较低，经济上不宽裕。他怕医院对外国人的高额收费会使他破产，上不成学。和小许住在一起的几个同学只能用出租车强行把他送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他是胃穿孔，还好送得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要留院治疗。
小勇和小桂子结婚后有了孩子，小桂子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看来孩子在肚子里是藏不住了。根据报道，在美国生一个孩子，医院的收费是十分昂贵的，这恐怕也是一笔巨额的开支。小勇的脸上是在笑着，心里却没有底，听说医疗保险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外国人能享受得到吗？
从北京来的王小姐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国内带出来的药用完了，去诊所看病不用化钱，但药品要自己上药房买，很贵。大学外国学生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她，如果要经常买药，不如化几块钱买一份学生药品保险，这样就能以四分之一左右的价钱买昂贵的药品了。小勇也在四下打听，是否需要买份生孩子保险什么的，可以减轻上医院生孩子的费用。
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我们这几个国内的老同事在议论着，如果小许出院结算住院费用很贵的话，如何带头动员大家筹款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而且，来了都有一年半了，我们从来没有上过医院，连圭尔夫有几家医院，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注意过。接小许出院和送小桂子去作产前检查都要去医院，我们这几个有车的都应该去了解一下，不如下午开车去找找看。我们都开着自己的车子，四辆车一行按照地图上两家医院和各专科诊所的位置，围绕着圭尔夫大街小巷乱转。
谁知道就在当天晚上的系间足球联赛，我正带球过人，被对方球员铲伤了脚腕。他们三个嘴上不断叫着倒霉，不该去看医院的，看完就受伤，还是熟门熟路地把我送到了中央医院伤科，拍片，上了石膏。不过，以我的受伤治疗居然不用化钱的事实，证明了这张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单还真的好使，人家泱泱大度，根本不分国籍。看来小许的住院费和小桂子的生孩子费用都不会是个问题。
小许养得白白胖胖，兴高采烈地出院了。他说，只需要在几张医院治疗，医药和住院各种花费记录单子上签个字就可以出院了，不用结算，也不用交任何费用。甚至他在住院期间的伙食费用都不用付，就凭着他的那张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单都解决了。小许赞不绝口地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医疗服务真好，伙食也好，真舍不得出院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住院享受到的一切都不用花钱，简直太棒了。
小桂子去妇产科医院生了个儿子，也同样没有化一块钱。刚生完不久，过后我们去看她，她还哭哭啼啼地说，一定会死在这里了。在她刚生下孩子，医生就派了两个身强力壮的高大护士，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强逼着，帮她彻彻底底洗了个冷水澡，还强制要她喝冰水，不允许像国内产婆一样在头上绑根带，病房也是敞开式的。三天后，她发觉自己竟然恢复得好好的，原本十分担心的“受风”头疼，风湿关节痛，吃不下饭，下不了奶，等各种问题一样也没有发生。她后来听说生孩子住院不用花钱，连伙食费都包了，又硬赖着不愿意出院了。她要在医院里“做月子”，闹得医生和护士笑痛了肚皮，结果还是让她多住了两天。小桂子从此也就生来了劲，一个接着一个生了起来。
四
我们的家属都陆续接了出来，正好加拿大政府修改了法令，允许外国研究生的配偶在当地找工作做，以补贴家用，支持学习和研究。有了前面的经验，知道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和政策是来真的，有孩子的就申请孩子的福利和安排上学，配偶就按各自的特长纷纷找工作就业。当时要在大学各实验室找到工作不容易，圭尔夫是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大学城，好一些的工作职位也太少，因此大多数家属虽然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只能找了在缝衣厂上班的工作。谁知道不出半年，就有人又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加拿大在就业政策和就业保险中可以享受到的好处，马上玩出了花样。
原来是这样的，加拿大法律规定任何一家公司和企业只要有雇佣职工的，雇主都必须为他们买政府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职工只要做满了半年，一旦失业就符合了领取失业保险的资格，而且失业金是按最后三个月的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计算的，可以领满一年，或在一年内直到找到了新的工作为止。加拿大法律规定工人一个小时的最低工资，当时是加拿大币5块5角，不久又改为6块，几年后又改为6块5角。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法律上的大漏洞。许多中国留学生家属也决不会错过了这种便宜事，据说这还是加拿大女工向她们传授的“打工”秘诀。
据我老婆讲，她因为看到许多中国留学生家属只干了半年就走了，不理解，就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工人刚开始接手一份新工作时不熟练，那就尽管慢慢来，反正有法律规定的基本工资做保障，工会也不会允许老板随便开除工人。两，三个月后熟练了，工人可以要求拿计件工资。她们就开始拼命干，上下午喝茶，喝咖啡工休时间可以不休，午饭可以边吃边干，力争做到最高工资的极限，多的可以做到每小时14到15块。只需要连续保持三个月的最高工资，然后工人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或求着老板辞退她们，她们就可以向移民局就业部门提出申请失业金。如果就按每小时14块算，百分之六十就是8块4角，工人失业后可以在家里养上一年，还能领着比法定基本工资高得多的失业金，何乐而不为？
我的妻子小琪开始也是在一家缝衣厂上班。她看到这些人的进进出出，只有苦笑的份。她只是在家里私下对我讲，如果人人都这么干，干半年在家养一年，还拿一年的高额失业金，不把国家吃穷，拿光了才怪。她可干不出这种事，看来小琪还是无福消受这个中的乐趣。她到了加拿大，虽然转换过几份工作，但从未间断过，一口气干了四年，一直干到我取得了博士学位，要移居到西部阿伯特省加拿大农业部的研究中心工作为止。
我们在琢磨，可能有不少女工都是干半年，就拿失业金，息上一年的，这就难怪加拿大的失业率会常年保持百分之十二，居高不下了。也难怪加拿大的所得税会节节攀高，成了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不得不佩服加拿大人的群体素质确实很高，这种便宜事是男人不屑一顾的，也是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妇女所不取的。幸好这只是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庭收入少，孩子多的妇女所采取的，否则就不可收拾了。
失业保险对于因为公司改换经营方向，或经济不景气时被公司大量裁退的员工，是在找到合适的新工作前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保障和赖以生存的依靠。失业保险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经济转型，国家因为政治，种族，国际关系等原因处于动荡时期，它的作用就更不能低估了。不过，失业率常年保持百分之十二是太高了。这其中虽然包括了鼓励妇女出来工作，使企业减少对外国劳工的依赖，有利于妇女兼顾就业和照顾孩子和家庭，等各种因素的考量，还是成了企业和政府财政的一项沉重的负担。
是否需要在领取失业保险的条件，期限，失业金的计算方法等方面作出一些调整，在各种考量中间取得一种平衡，努力使常年失业率保持在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八以下，应该是值得探讨的。加拿大的财政赤字累计数越来越大，按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居然比美国还高得多，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政党的竞选纲领和政策上，都不敢触及到这些会丢失选票的改革全民福利等议题，这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五
刚来圭尔夫时，因为小勇有空就喜欢跑旧货店去掏旧书。他说在那里能找到不少有用的好书，只要一，两块钱就能买到。因此，我们几个周末也经常去逛逛市区仅有的四家旧货商店，买旧书，也买一点旧家具，旧电器，反正我们只是临时用一下，价格十分便宜，要走时扔掉也不会心痛。
在我们去逛旧货商店时，经常会遇到一对年轻的加拿大夫妇。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找合身的小孩衣服，摇篮，睡床，小孩推车，有时候也买一些他们自己穿的牛仔裤和上衣等，看上去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见了几次面，大家也就是礼貌性地点个头，说一声哈喽而已。我们私下议论着，人家用过的旧贴身衣裤怎么可以买来穿？加拿大不是有全世界最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混得这么惨？估计这可能就应该算是加拿大的穷人了，不过我们对他们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们都有了RA，得了不止一份奖学金，并且做了助教TA（teaching assistant），钱多了。我们接出了家属，买了汽车，也改善了住房条件，当然需要更多的家具。当时我们都是打算在学成后回国的，并没有长期打算，买新的家具不值得，旧货商店里的家具太少，也太差。有了自己的汽车，就可以在当地政府一年两次规定扔多余家具的日子，天黑后去拣一些有用的家具，也可以利用周末去逛一下garage sale，即一种各家各户在车库里摆出来，拍卖多余的用品和家具的活动。当地人有周末车库拍卖活动的传统习惯，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及时处理掉家里多余，不用的用品，以非常便宜的价钱转让给需要的人，自己也可以坐在外面晒晒太阳，和来来往往的各种人聊聊天，也是一种生活情趣。
我们在逛车库拍卖活动时，又多次遇到这一对夫妇。见面多了，我们就和这对夫妇也聊了几句，知道了这位男士叫罗伯特，是一位汽车修理工，女士叫安吉尔，是一位小学教师。我的心里直纳闷，据我所知加拿大的汽车修理工和小学教师收入都是很不错的，按道理他们的生活应该十分富足才对，怎么会过得这么拮据？不是深交，就不能多问，知道了双方的名字，只是在以后见面时打招呼能方便一些罢了，至少可以显得亲近一些。
我申请到了大学的研究生公寓，搬了家。在开车往返学校途中，我经常遇到也开着车路过的罗伯特。后来进一步知道罗伯特和安吉尔就住在大学的研究生公寓区外，不远的一栋政府经营出租的排屋（Town house）西头，也就是四户人家连在一起的那种两层楼居民房。有时候我和我的妻子出去散步，还会经常路过他们家。他们家的孩子很多，年龄也很小，他俩好像很闲，当我们路过时他们总是在家。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好像一下子变得很有钱，小孩穿的，用的都是崭新的，车子也换了一辆相当高级的二手车。偶然，他们也会邀请我们进家里坐坐，我看到他们的家具也都是全新的，赞美他们会布置家。他们却只是对着我苦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有一次，我见到他夫妻俩衣冠楚楚地从外面回来。罗伯特告诉我，他们刚从加勒比海旅游回来，孩子还没有接回来，邀请我到家一起聊聊天，帮他们出出主意。罗伯特对我说，不要看他们表面上的风光，其实他们的心里苦得很，简直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随后，他俩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讲述了他们的处境和困惑。我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居然会听到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罗伯特说，他们可不愿意年纪轻轻就只能在家里闲着，整天无所事事，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日子。他们也十分努力地咬着牙奋斗过，挣扎过，到头来还是斗不过命运，不但孩子受不了，他们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在社会工作者的一再督促下，最后只有走上了申请社会救济这一条路。
六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罗伯特和安吉尔是在七年前结的婚。当时罗伯特在一家汽车修理行当技工，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除了抽烟以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是他老板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安吉尔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也是从来不请假的满勤合格老师。结婚后，他俩都有二万五左右加元的年薪固定收入，按照分期付款方式他们买了一栋房子和一辆新车，小日子过的相当富足和浪漫。然而，当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一切都变了。因为他们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孩子老是生病，搞得他俩手忙脚乱的。安吉尔晚上睡不好也弄得病怏怏的，不得不经常向学校请假，自己开车带着孩子上医院看病。校方由于老要找临时代课老师替她上课，意见很大，在安吉尔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更是经常请长假的情况下，校方要求她办了辞退手续。
在安吉尔被辞退后的第一年，因为她有失业金可领，影响还不是很大。可是等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安吉尔一个人在家就有些顾不过来了，碰到要上医院，不得不经常打电话找罗伯特临时请假回来帮忙。眼看着安吉尔一年的失业金要截止了，为了要保住房子和车子他们只能紧缩开支，卖掉了安吉尔的车子，罗伯特又找了一份周末和下班后的工作来弥补收入的不足。罗伯特的老板意见也变得很大，因为他占着一个修车位却老要请假，修车不能按时交货，顾客有投诉。加上罗伯特休息不好，工作时思想不能集中，老是出差错。在安吉尔又生下第三个孩子时，老板也向罗伯特提出要辞退他的要求。没有了正式工作，周末和下班后的第二份工作也做不成了，否则会领不到失业金，罗伯特只有回家，没有了别的选择，安吉尔却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
罗伯特到处在找着工作，可是当老板知道他为什么会失去了工作的原因后，都纷纷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卖掉了结婚时买的新车，换了一辆廉价的老车子，尽量压缩一切开支，千方百计地想保住结婚时买的房子。就像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样，他们耗尽了所有的储蓄，变卖了结婚时买的所有新家具和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愿意接受社会救济金，因为他们最担心的是，一旦走出了这一步就会无法回头。后来，他自己一年的失业金也快领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社会工作者来了家访，看到家里破破烂烂的，同情地劝说他们，完全不必忍受这样贫困的艰苦生活，强烈谴责他们没有权利，也不该虐待了孩子，必须马上填表申请社会救济援助计划。
为了要达到标准，社会工作者要求他们必须卖掉房子，撤销所有信用卡，领出在银行的储蓄，存折上始终只能保持在一千加币以下。在卖了房产，完成买房贷款结算后有结余，社会工作者就要他们用来租大一点的房子，为了安全换了一辆好一些的二手车，买齐家具和孩子用品，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完成了所有的申请手续，而且很快就批了下来。
罗伯特和安吉尔可没有料到，他们获得的社会救济金，居然会超过了罗伯特拼命干两份工作扣税后的总收入，而且不用纳税，孩子送托儿所还可以免费。因为加拿大报税时，每个人可报免税年基本生活标准，即贫困线，按当时的水平是六千加元，六口之家就已经达到了三万六。社会工作者特别提醒他们，现在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抚养好，教育好孩子，在领取社会救济金期间，不得购取房产，新车，等资产，不得外出打工赚钱，银行存款不得超过一千。现金在家里放多了不安全，可以旅游，出去走走，他们的加勒比海旅游也是社会工作者向他们建议的。
七
原来如此，我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心想，这不正是许多懒汉和懒婆娘所梦寐以求的吗？如果这套社会救济制度出现在中国还当了得？不得申请挤破了头才怪？夫妻俩在家只管养孩子，享清福，社会救济金可是给得不少，不但能满足日常开销，还有多余的，可供旅游和享受，就是给神仙做也不做了，乐得逍遥自在。我又不得不佩服人家加拿大人的素质真高，有那份自尊，自爱，只要撑得住，宁愿艰苦奋斗也不愿意领取社会救济金的这种精神。
不过他们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如果刹不住车，还是一再地生孩子，生下去该怎么办呢？加拿大人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相信自然生育，反对堕胎，在这方面我不能插言。不过，在加拿大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数不少，又不是只有他们一家，还在发什么愁？难道还嫌给得不够，还在得陇望蜀？看看罗伯特和安吉尔好像不是那样的人，否则他们也不必宁愿受穷，硬撑着这么久了。
罗伯特和安吉尔又继续说了，现在看来一切经济问题都解决了，但是重要的是缺少了一份做一个有用的人的尊严。他们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不踏实，连出外旅游住在风景区的宾馆里也睡不好，高兴不起来。孩子是不会再生了，因为他们听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的劝告，做了绝育手术。他们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等以后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将怎么来面对自己的孩子？罗伯特和安吉尔都是受过专科教育，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才30来岁。他们盼望能有一份像样的工作，能靠自己的劳动做个纳税人，而不是靠救济金来支撑家庭所有开支。他们希望他们的子女长大上学时，能在同学中抬得起头，也希望自己在孩子面前活得有尊严。
可是，领取救济金的条件限制使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哪怕是想做一个小买卖，开个托儿所，和人合伙开个修车行，重新出去找工作等，都成了不可能。原因一，是没有资产可以抵押，没有大量存款和经济担保人，无法向银行贷款，筹集不到起始资金。原因二，是一旦他们有了举动，救济金就会停发，一切待遇都会取消。任何创业都是有风险的，开始时也无法保持正常的收入，就算是找到了新工作，起始工资也不会高，他们可能又会回到过去的苦日子。吃苦，大人能忍受，孩子如果享受惯了，能受得了吗？如果生意失败，回头重新申请救济金也会有麻烦，因为有隐瞒资产和存款的嫌疑，审查手续可能会很复杂。
我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插不上嘴。是进，还是退？是好，还是坏？幸福和忧虑，好像他们都已经考虑到了。他们不是要我帮他们出出主意吗？我一个外国人又能给出什么可行的好主意？如果出的是馊主意不是更糟糕吗？我只能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们，听着，陪着他们傻笑，和他们商量着如何利用目前孩子还小，可以免费白天送托儿所的有利条件，他们轮流参加一些职业培训，充实自己，等孩子长大了一点，创业的时机和条件成熟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说实在的，我对这一套社会救济制度也确实无法置评。如果没有这套体制，罗伯特和安吉尔都失去了工作，他们的四个孩子会饿死，更谈不上健康成长和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生活要有多糟糕，就会有多糟糕。不过，丰厚的救济金和这些个规定，也确实使他们再出去找工作时会变得患得患失，创业更不可能，世事两难全。
来加拿大久了，自然对加拿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都有所了解，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的政府，议会，法律，宣传媒体，选举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在有线电视众多频道里有那么几个，在下半夜有转播国会辩论的。开始的时候，听来觉得有些枯燥无味，只看见这些议员们在围绕一些小议题，喋喋不休地卖弄口才，相互挖苦，嘲讽，在作秀呢。不过他们还算文明，最多也就像英国议会那样的，哦！哦！起个哄，与女孩子的争吵差不多少。不会出现像报上报道的，当年苏联赫鲁晓夫在联合国用皮鞋敲讲台，中国台湾的议会里经常打架，吐口水，骂脏话，等不雅的举动。
后来听久了，才听出了一些名堂，原来其中是另有乾坤。各方都不愿意直接触及，影响到民生福利的核心议题，都在下着套，等敌对方去钻，引君入瓮呢。如果把全国税收总额当成一只大饼，要切出医疗保健，失业保险，老人津贴，教育经费和科学研究经费，国防预算，政府行政开支，农业，畜牧业和少数民族补助款和许多必须开支的众多小项，实在是分得很辛苦，余地不多。何况，一届政府总还得干出一点政绩来，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还必须承担一些国际义务和责任，分摊一些费用。因此，年复一年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累计赤字已经成了天文数字，把子孙后代的钱都化得所剩无几了。
当初，与西欧的许多富裕国家同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把饼做大，大家来切着分饼吃，各党派为了赢得选民的选票，争先恐后地提出了“最完美的”福利政策和各项规定。然而，等这些政策和法令一旦定型，这些福利政策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份额也就不可能再改变。饼做不大，占了很大比例的各项全民福利预算却少不了，政府无法应付各种新增加的开支，只能依靠财政赤字，先欠着应付过去，做起了空心大老倌。
各党派明知现行的福利开支已经把政府的手脚绑了起来，做不成事，必须要作出一些调整，但是动那边，那边痛，谁动谁就肯定会失去选票。在台上的不想下台，也不想出头去碰这个问题，只能过一天是一天，推着干，留给下一届政府去解决。人人都以为，反正加拿大地大物博，资源充足，人口不多，也就只是上海和北京的人口之和，光靠卖木材，石油和其他矿产等国家资源也穷不了。作为一种后果是财政赤字越累计越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八
我的导师，吉姆.威尔顿（J. W. Wilton）博士，是圭尔夫大学教授，在加拿大桃李满天下，也是农业部肉牛工业专家组的负责人（现任在圭尔夫的加拿大畜牧遗传改良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热情地支持经济改革，希望政府能减少赤字，把经济搞好。在安大略省政府的一次改选中，他积极为某一个大胆扬言要大刀阔斧改革经济和福利政策的政党背书，站台，拉票。结果，这个政党获胜执政了，组成了新的省政府，但是在改革议题上却犹豫了，吉姆盼望着的经济改革缩水了。
执政党在医疗保健，失业保险，老人津贴，国防预算，农业，畜牧业，少数民族补助款和许多必须开支的小项和税收上，不但一个也不敢碰，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政策，还扩大了政府行政开支，却把改革的手术刀划向了教育经费和科学研究经费，使他大失所望。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毫无远见，也无诚信，一心只想保住执政权的政客团体。那些听了吉姆站台，拉票的朋友纷纷向吉姆提出了抱怨。由于科学研究经费被大砍，吉姆的几个大研究项目都被迫停了下来。吉姆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改革，却受了政客的骗，惹了一身骚，掉进了冰窟窿。
吉姆获奖了，他和系里另一位教授劳雷.谢弗（L. R. Schaeffer）博士各自得了一个科学研究上的大奖，奖金数额不小。吉姆还获得了长工资，系办公室专门发了通告表示祝贺。像吉姆那样工资已经到了顶的终生教授，再长一级的级差是非常大的。作为他的学生，一个办公室里的我们三个在议论着。日本人海罗说，我们应该给吉姆组织一个庆祝晚会，有了这两大笔钱吉姆起码可以换一辆好车了。我说，我们还是先到吉姆的办公室，向他表示祝贺，再听听他和其他同学的意见决定吧。加拿大人戴维却说，我们不必太起劲，吉姆只能得到一个表面风光，根本拿不到钱。按照累计递进制税收表，像他那样的工资长了等于没长，得奖奖金却得不到。他估计吉姆的想法会是，与其要被税务局税收扣去70－80％，还不如做得好看一点，倒贴上一点钱捐掉，图个好名声。
事情的发展正如戴维所预料的，吉姆和劳雷辛苦地在宾馆里大摆庆功宴，招待世界各地，主要是从美国赶来，向他们恭喜的同行好友和系里的同事和研究生。紧接着吉姆又和经济系的一位教授一起捐出了一大笔钱，为大学修建第二个室内溜冰场。戴维指着大学校刊上登的这则消息说，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得奖和长工资反而害得吉姆大出血了。今年原来他已凑够了钱买新车的，这下可泡了汤，只能等明年了。戴维说，税收实在是高得没了道理好讲。收入越多交得越多，这从道理上讲是对的，但是累计递进制税收的增幅也太大了，简直使那些高收入的人无法招架。现在搞到了该富的人实际上不富，却还顶着个高收入，富人，高高在上的虚名。该穷的人不穷，还有失业和领取社会救济这种容易博取社会同情的外表。
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的不正是这样吗？很简单，我们只要去系办公楼外面附近的停车场看一下就可以明白。我们系里的老教授，特别是国际知名的教授，学术带头人开的都是很旧的老爷车。而只要在每天下午6点过后，等这些老爷车开走了，取代它们的都是一些晚间清洁工人开来的各种名贵，豪华的轿车。当我们这些晚回家的研究生十分羡慕地评论着这些豪华轿车时，有几个晚间清洁工人还自豪地向我们显示了他们车子的特殊功能，表示爱玩车子是他们的嗜好。
在这里似乎整个社会是被颠倒了。日本京都大学派出的研究生海罗说，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在加拿大已经消除了贫富差异。加拿大学生戴维说，买名贵，豪华轿车，这些教授也不是买不起，只是他们是社会名人，国际知名人士，平时的应酬开销很大，越出名越糟糕，各种五花八门的募捐，慈善晚会捐款，简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到手的钱看上去不少，去得也快，老车只要还能走就开着，一直筹不起钱来买新车更换。
我想起系里这些名教授为了出学术方面的专著，所遇到的经济问题。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查尔斯.亨德森（C. R. Henderson）教授的出书过程。查尔斯从二战结束后,就全力以赴进行了BLUP（最佳线性无偏估计）理论研究，希望找出一种能在大规模家畜遗传育种方案中，精确选择出最优秀个体的数学统计方法。他成功了，尤其是计算机的快速发展，使BLUP在家畜育种大规模数据资料处理上被广泛应用，BLUP方法论也成了独树一帜，在世界上领先的科研领域。
亨德森教授从美国康奈尔大学退休了。他从读研究生到退休，一共发表了一千七百多篇专业论文。查尔斯很想把他终生的研究成果作一个总结，出一本专著。圭尔夫大学家畜和家禽科学系有着好几个他以前的学生可以一起讨论，特别是有着他的两个关门弟子，在这个领域，国际名望已经不次于他的劳雷.谢弗和布赖恩.肯尼迪（B. W. Kennedy）教授。他就跑来了圭尔夫，住下专心写作，一呆就是两年。结果书是写成了，他要自行出版需要的是钱。亨德森教授的存款已耗尽，吉姆，劳雷和布赖恩只能尽力出资，并在系里发动教师，学生募捐，预定买书，勉强筹足了款项。最后，这本专著是在圭尔夫大学1984年出版了，还是硬面影印本。亨德森教授总算了却了他的心愿，不过书的推销工作一直到1990年还在艰苦进行着。
九
在我刚到加拿大不久，和我的房东，年轻时曾经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汤姆，讨论如何理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时，他向我大讲了一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别人为你付出了劳动，你也应该给人家报酬，这才是公平的。他认为这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原则，也是做生意的基本原则。他讲的是不是按劳取酬的意思？我将信将疑，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告知，资本主义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人吃人的社会。我们现在到了异国他乡，就算是十分小心，还不得到处受到欺凌？事实却不然，我们所看到的似乎要比社会主义还要公平一些，当然要产生疑惑了。
有一次，我同时得了两份奖学金，加上导师吉姆用研究经费提供的全额RA和干着TA，总收入超过了硕士生毕业后在公司上班的工资。听到吉姆的研究经费被砍和别的系有学生因为获得奖学金，导师减少了该学生RA的消息，我找到吉姆谈起了这个问题。吉姆说他知道，审评奖学金时他也在场，只不过没有发表意见。不过，他不会减少给学生的RA。他希望他的学生都生活无忧，能够专心学习和研究。被砍的研究经费达几十万，不是靠减低学生RA能弥补的，他会申请国际研究项目基金来解决。我告诉他说，我注册在数学统计系和经济系选修了不少研究生课程。他说他知道，到别的系没有本科基础，直接注册研究生课的风险很大，我能学得很好，并获得奖学金是不容易的。他并且表示理解，我学得越多，博士资格考试就越容易通过，搞课题研究思路也会越广，回国搞教学和研究时会更方便。看到吉姆还是开着他那辆用得快报废的老车，穿着那双已经踩塌了后跟的旧皮鞋，除了感动我说不出话来。
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和我的妻子小琪开着车，带着一车的专业书和研究资料，横跨了北美大陆，来到了加拿大农业部在阿伯特省的研究中心，跟着戴维.贝利（D. R. C. Bailey）博士（当时的研究员，现在的加拿大农业部莱康贝研究中心主任），做博士后。戴维安排的研究项目时间非常紧，任务相当繁重。不过，等我拿到工资单一看，他付我的工资超出了原定的博士后待遇。戴维向我解释说，他从来就没有把我这个吉姆的学生当成博士后看待，我是他的工作伙伴，根据我所承担的工作量，这是我应得的。他而且表示，他和研究中心主任都非常敬重我和我的妻子没有利用在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申请在加拿大移民的决定。我是农业部通过特别手续，唯一聘请的中国籍专家。
我的妻子小琪跟着我到了阿伯特省，找不到她合适的工作。在我们到达一周后，就业和移民局官员下班后来到了我们刚安置好的新家，并且带来了申请失业金的表格。她向我们解释说，加拿大政府各省之间互联网都是连通的，他们知道小琪在安大略省辛苦连续工作了四年，在这里恐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直接申请领取失业金。这与先生的工资水平无关，是小琪应得的。
我在戴维.贝利博士手下只干了8个月，完成了三项研究课题，因为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周三次的电传和传真的催请，我不得不与戴维谈论起辞职的问题。戴维表示理解，并衷心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干得更出色。他还自费在大饭店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并且送上了一张大额支票。他说明，我虽然只干了8个月，已经完成了远超过他们预期的工作量，这是我应该得到的。
在筹备离开加拿大期间，小琪向我提出，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真有一点舍不得离开了。加拿大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加拿大人是那样的和平友好，童叟无欺，尤其是我在加拿大的工作更是如鱼得水，为什么一定要走？她重申，自从在89年中国发生六四以后，我向国内许多大学写了几十封求职信都没有回应，只有极少数给了回信，也是不了了之，说明人家根本不相信，也不需要我。我不得不提醒她，我们拿的是中国护照，加拿大的CIA（联邦调查局）每三个月就会找我一次，向我一再重申保密守则，因为我在分析的资料和结论是该行业的机密，而且我是作为外籍雇员在农业部研究中心工作的特例，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小琪还想要我推迟去新加坡报到，在加拿大再玩上几个月，她一年的失业金还没有领完呢，何况就凭她的失业金就足够这几个月的开支了。后来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催得紧，连寄来的飞机票日期都定死了，我们只好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加拿大。
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我们还是十分关心着加拿大的消息，尤其是有关经济改革方面的消息。从报上看到加拿大政府曾经为了经济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举行过两次公民投票，有关详细的改革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旦愿加拿大能够走出政府财政赤字的困扰，越改革越好。也希望和我们曾经一起在加拿大学习，工作过的同学，同事能够生活得更美好。衷心祝愿我曾经为他们工作过，也得到过他们真诚地关心和照顾过的导师和教授们能身体健康，长寿，他们的专著能够早日出版。加拿大到底是我曾经学习和生活过七年半，而且使我和我的妻子留下了难以忘怀，美好回忆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