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在情节和人物上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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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群
2001年9月完成初稿，共四卷，于2006年7月完成第五次修改。
目 录
一 煽风点火，火烧联营
二 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崛起
三 红色恐怖下的困惑
四 是谁逼死了老师？
五 组织起来，进行反击
六 “同心干”的拨乱反正行动
七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八 批斗大淫虫，清查洋教堂
九 谁是真正的敌人？
十 炮轰上海市委的“康平路事件”
十一 一月革命风暴
十二 发动文革的原因和目的?
十三 威胁利诱，明争暗斗
十四 考察武汉工人造反运动
十五 “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前夕
十六 南天的星星
十七 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
十八 “同心干”对秋后算账的反击
十九 重新思考文革的意义
二十 琴弦已松，留心内奸
一 煽风点火，火烧联营
上海市桃园中学，历来是以敏锐的政治嗅觉，犀利的文风，强势的数理化教学阵营，杰出的体育，文娱和课外兴趣活动，和高得出奇的升学率著称的。从新生入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能从老师和学长们的口中听到，“前脚进桃园，后脚进大学”之说。桃园的历届毕业生，也确实没有辜负了老师们的辛勤耕耘和精心培养，每年考取大学本科的录取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余的也起码能考上了大专，几乎没有落榜的记录。
尤其是现在1966届要毕业的这批学生，他们都是在1960年为五年一贯制教改试验第一批精挑细选的，学习成绩格外杰出的高才生。这批教改重点选育的苗子，经过了老师们六年的精心耕耘和培养，现在到了收获季节。上到校长和教导主任，下到毕业班的班主任和各位课任老师，他们和这一届的高三毕业生是一起卯足了劲。他们要再创新记录，向百分之百的大学本科的录取率挺进。因此，不管政治局势将如何演变？文化革命运动将怎样开展？桃园中学的66届高三毕业班学生，为迎接全国高等学府统一入学考试的复习迎考工作，还是在敬业的刘素贤校长，教导主任赵老师的亲自督导下顺利进行着。
1966年的整个春季，应届高三学生除了参加市和区教育局统一要求的，学习党报的社论和传达中央文件精神以外，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迎高考。范明的如意算盘是暂时停止所有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搁置所有的历史和政治思想上的疑问，一定要考取全国的最高学府，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他计划把所有的疑问留待进了北大，利用好北大的图书馆和通过向北大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们的不断讨教，再继续努力，争取理出一个头绪，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结论。
不过，政治斗争的形势发展，使范明实在无法真正的静下心来。他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迎高考。范明一方面很小心地注意着党报社论的内容，各种长篇大论的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文章，捉摸和试图理解所传达的中央文件精神，一方面强行约束自己，努力以复习迎考为理由回避同学中就当前政治形势发展的讨论，极力阻止自己过多地去思考这些危险的政治问题。
在文艺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斗争愈演愈烈，参与《二月提纲》的一大批党政军国家领导人全部受得了批判，为首的北京市长彭真，三军总长罗瑞卿大将，中宣部长陆定一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即所谓的“彭，罗，陆，杨”），还遭到了撤职查办。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更进一步提出，要解散北京市委，打倒中宣部阎王殿，解放小鬼，公开点火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五月初毛主席又在外地发出的《五.七指示》，进一步发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造反动员令，把熊熊烈火迅速蔓延到了教育界。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在6月1日，发表了一篇雷霆一击的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党报的社论扬言要把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信扫地。6月2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北大聂元梓等人所写，被毛主席称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如果说批判《二月提纲》，解散北京市委和打倒中宣部，还只是上层建筑内部的斗争，当造反的烈火烧到了教育部，烧到了大学，则会引发一场漫天大火，烽火连天，火烧联营，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社论公然号召，把所有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和“权威”都打成了资产阶级的“祖师爷”和牛鬼蛇神，则更可能引起全国各地所有的大专院校，甚至所有中，小学和有关教育单位的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原来只被定义为文化艺术界和宣传口的一场文化革命，经过精心布局，煽风点火，终于演变成了一场不光涉及教育领域，甚至还可以无限延伸扩大化的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的主持下，向各大学和有关中学派出了工作组，试图稳定局势，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组了北京市委。不幸的是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积极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被党报鼓动了起来，要造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建国以来，《东方红》的歌声响彻了神州大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经过了这些年来的宣传造势，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树立起了至高无上，不可动摇，更无可取代的绝对领导地位和天神一般的光辉形象。
而当时的局势发展，却造成了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不断放话，鼓动造反，向中央开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把持着中央党报，利用人民日报在不断地煽风点火。而作为国家元首刘少奇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则是坐镇在北京，代表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被动地不断派出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用“消防队”试图灭火，这样的一种千奇百怪的局面。
到了6月13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紧接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改革高校招生办法，坚持政治第一，招生推迟半年的通知。这就等于告诉全国所有中学的高三毕业班学生，不用读书了，大学是考不成了，也同时告诉了全国在校的所有学生，不要埋头读书了，政治第一，只有先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再说。
这个消息一公布，在桃园中学里就如同是炸了锅。负责教育的干部和老师们都傻了眼，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大部分毕业班的学生觉得不可思议，晕头转向。只有一部分事先得到了党支部的暗示和通知的学生，却满怀激情，斗志昂扬。他们随着公告的宣布，发出了一阵欢呼，纷纷冲出教室，在校园里到处乱窜，热情洋溢地大声议论着文化大革命。
在6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的大篇报导。随后，党报又报导了6月18日北大学生批斗工作组长陆平大打出手和刘少奇发出了制止乱打乱斗简报。接着，更登出了江青和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到北大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把北大学生批斗工作组的大打出手，称之为革命事件的报道。这就等于向全国公开了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现在一切斗争的矛头都是指向以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在上海市桃园中学，正当全校师生被这突然间刮来的一阵政治风暴，惊骇得不知所措时，学校里也贴出了第一张炮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这一份大字报是由不久前“火线入党”的高三学生钱绍明，叶向荣和倪敏治联名所写的，矛头直指刘素贤校长和教导主任赵老师。在党支部书记为首的政工干部的指挥下，学校里马上顺着主要走道的两边，树立起了大字报栏，在交叉路口的大树上和墙角屋檐下安装上了广播喇叭，在学校各显眼处插上了大红旗。
紧接着，学校里又有一些学生党员，团委的干部和年轻的教工党员纷纷站出来表态，贴出了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点名要打倒刘素贤校长，教导主任赵老师和一批骨干教师的大字报。在他们的大字报中几乎学校所有负责教育的干部，教研组负责人和杰出的教师都被点了名。而且他们还把这些被点名批判的干部和老师名字用红笔圈了起来，像待宰的死囚一样打上了红叉叉。
高三（2）班的陈宝粟，范明和高三（1）班的兰明德站在二号教育楼的二楼，他们班级教室外的过道走廊，扶着栏杆，静静地看着楼下在学校主道两边大字报栏观看大字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双目互视，默默无言。对于时局演变的理解他们也许各有不同，然而对于学校里怎么也会出现了这些大字报？谁都知道，但是谁也不想说破。
事情很明显，这是在学校党（总）支部邹书记为首的一些政工干部们，组织和授意下采取的“革命行动”。他们想利用这次的政治运动，引导跟随他们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去攻击和打击学校的教育精英，排除异己，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学生党员，团委宣传委员，张为民匆忙从对面新建的教育行政大楼跑来，在楼下看到了楼上的陈宝粟和兰明德，挥手高呼：“学校邹书记召集全体学生党员和团委委员开紧急会议。”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青年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学校团委和围绕在学校党（总）支部周围的教工和学生积极分子们，就好像是接到了战斗的号令，慷慨激昂，上窜下跳，忙个不亦乐乎。他们紧随头两波大字报所掀起的狂澜之后，纷纷用大字报，甚至用血书坚决表态，誓死效忠毛主席和党中央，宣誓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罢休。一波大字报浪潮刚过，更大的一批有组织的攻击各学科权威教师，攻击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大字报在党支部的层层发动下紧随而来。
刘校长和她的两个得力助手，教导主任赵老师和工会主席李老师，被打成了桃园中学的“三家村”,学校里掌管后勤工作的主任成了“三家村的黑总管”，与刘校长走得比较近的团委书记成了“三家村的急先锋”。其他一些与他们接近，或业务上联系得比较多的老师，则分别被套上了执行“三家村”反动路线的“黑爪牙”，“黑干将”和“小爬虫”等罪名。
高三（2）班的范明和王勇，高三（4）班的赵拥军和李蓓蓓，以及高二年级的才女翟静怡，高一的文学神童陆方芳等同学，都敏锐地警觉到了时局急剧变化的严重性。他们更骇然地注意观察到，文化大革命在桃园中学的具体贯彻落实。学校党（总）支部书记邹顺发和紧跟着他的几个政工干部，在众多教工党员，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们的前呼后拥下，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与此对照的是以刘素贤校长和教务主任赵敏真为首，负责教育的干部们，就像霎时间失去了信念和依靠，变得苍老了许多。他们只有在傍晚学生和老师们都离校走后，在阴暗的路灯下行影孤单地徘徊在大字报栏之间。
这样一来，凡是积极参加教育改革试验的各位老师，各教研室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度日如年的困境。他们之中被点到名，打上叉的各位，更是心急如焚，焦头烂额。那些还没有被点到名的也忧心忡忡，担心这场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漫天大火，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而且会烧的体无完肤，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有以往的政治斗争为借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大火烧来了，他们想躲，躲不了，也无处可逃，只有任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已经被彻底打垮了。
大部分教，职，员，工，还搞不清这是怎么一会事？茫然地看着这些大字报，看到这些平时令人敬畏的业务领导和权威专业教师的名字上都被红笔打上了叉叉，“判了死刑”，他们认为这是上级的指示，党的决定。他们十分仔细地读着大字报的内容，小心地琢磨着字句，担心自己可千万不要被牵涉进去。他们也注意着那些紧随党支部的红人，那些风风火火的年轻教工和学生党员们对他们的态度，尽量采取迎合和顺从的姿态，避免惹祸上身。
大部分学生也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对事态的发展还是一头雾水。他们都用惊奇和羡慕的目光注意着那些紧跟党支部的学生党员，团委干部和积极分子。这些人就像是从学校党支部，直接接到了党中央的战斗命令，神秘嘻嘻地在行政楼走道和楼梯一窝蜂的跑上跑下，大声喧哗，趾高气扬，兴奋得手舞足蹈。学生们眼看着紧跟党支部，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人数越来越多，队伍在急剧壮大，也跟着纷纷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北京中学生响应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大张旗鼓地起来造反了。上海市其他中学的文革斗争动态，也纷纷传来。北京某某大学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中央工作组大会。某某学校两派为了批斗走资派和争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号打起来了。某某学校的革命派把教师阅览室砸了，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戴上了高帽子，批斗，上街游行了。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北师大，等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生领袖，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表扬。这些消息不断地从人民日报和各省，市的党报，和学校油印的海报和消息灵通人士处传来，对桃园中学的文化大革命造反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在桃园中学，党（总）支部书记邹顺发和紧跟着他的一些政工干部们，及其尾随的一大批青年教工和学生干部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一部分学生，包括范明，黄桂芳，王勇，李蓓蓓，陆方芳，翟静怡等人的极大反感和困惑不解。黄桂芳虽然也提前参加了团委会议，听了邹顺发代表党（总）支部作的战斗动员，但是与校长和教导主任关系密切的她，却不敢认同这样的做法。她只得自己一个人悄悄地退了下来。其他的这些学生本来就不属于围绕着党总支部为核心的圈内成员。
虽然他们看了报纸上各地开展文革的新闻，也听到了北京和上海其他院校发生的各种革命行动，但是他们很难把十恶不赦，应该被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与本校值得尊敬的校长，教务主任和一些优秀的教师挂上构。显然，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能够理解和预计的范围。他们估计以邹顺发为首的学校党组织一定是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和明确指示，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对负责搞教育的干部和老师们展开大肆攻击的。他们也同时预感到，事情恐怕还不仅如此，从这场号称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澎湃，排山倒海的气势和规模看，这简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范明和王勇私下议论着，他们那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家庭，恐怕在这场风风火火的大革命中也很难独善其身，逃过此劫的。
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与中学老师们有什么关系？中央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不应该照套到一般的中学来，借题发挥。抓好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这些老师平时兢兢业业，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大纲教书，怎么一下子就会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统治学校，推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这些由党和政府评出来的优秀教师，怎么会突然成了反动的学术权威和革命的对象？
他们认为，邹顺发及其一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硬是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强加在校长，教务主任和这些无辜的老师头上，欲将他们置于死地，用心太过险恶，也未免太不道德，太过分了。但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声势浩大，势不可档，事态的发展似乎是大势所趋，他们这些学生又能如何？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是党报《人民日报》点燃的熊熊烈火，是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批斗校长，书记，“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开的先例，在桃园中学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依样画葫芦的跟风罢了。
既然是毛主席自上而下发动的攻势，到处煽风点火，鼓动“解放小鬼，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熊熊烈火很快就燃遍了神州大地，火烧连营，没有一所学校是能够幸免的。范明的弟弟和妹妹们也都读不了书了。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子女，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他们的份，他们也不用再去学校了。他们的父母忧心忡忡地看着孩子们整天闷在家里，不知道这一闹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了结？也不知道他们的家庭，会不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中再次受到强烈的冲击？
范明的弟弟范伟，是一所城市建设建筑中专技校的一年级学生。他从小就体格强健，不太爱读书，进入技校后更迷上了举重，摔跤和健美运动。现在反正不用读书了，文化大革命没有他们的份，他们也不想参与。在家又闲不住，他就和他那一帮一起热爱举重，摔跤和健美运动的同学，成天在学校，或体育场的健身房举哑铃，练习摔跤技巧。
范明和王勇，他们对这场大规模的残酷斗争无法理解，也不想盲目跟从，再说因为家庭出身和阶级立场等原因，人家也不让他们参与。反正读书是读不成了，考大学被这么推迟下去，变得遥遥无期。他们意识到，在这场狂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面前，采取对抗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只要火不直接烧到了他们的头上，能躲就躲，千万不可参与。
范明，黄桂芳和王勇不约而同地，与班级里采取同样逃避立场的一些同学，除了规定的返校日以外，再也不想到学校。他们对运动抱着眼不见为净的态度，轮流在自己家和同学家里聚在一起学起了打桥牌，以此来麻醉自己。他们还搞到了几本桥牌的参考书，以四个人一组，边学边干，相互揣摩，分组比赛，越打劲头越足，经常通宵达旦。
二 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崛起
紧随而来的消息更是骇人听闻。196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是把党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向全党和全民公开挑明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也等于是下了一道圣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路线斗争定了性。大字报明确表态，这不再是党的路线和政府的政策和方针上的不同意见和思想分歧，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斗争。
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了睡在毛泽东身旁的“大老虎”， 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和追随者送上了断头台。如果说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的社论和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也还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那么毛主席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张大字报》，却似一颗重磅原子弹，孤注一掷，不计后果的投入了沉睡中的神州大地。
毛泽东在北京下令撤销“压制革命的”中央工作组。毛泽东亲自批示，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有理，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最早的几个红卫兵代表。有了伟大领袖的明确表态和热情支持，在一批“通天”的高干子弟的带领下，由清一色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北京崛起，席卷了北京市的所有中学，并扩大到了所有的大专院校。
一个又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战斗队，战斗兵团，“红卫兵司令部”，如雨后春笋般地霎时间冒了出来。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在中央文革热情支持和推动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取代了各校零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身穿绿军装，臂带红卫兵袖标，腰扎宽厚的军腰带，斜肩挎着军用书包，一切行动军事化，迈着整齐的行军步伐，昂首阔步地冲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红卫兵们高唱着“造反歌”，跳着“忠字舞”，挥动着大红旗，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他们高声朗诵着毛主席的语录，以毛主席的“红小兵”，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最高指示的执行者的身份，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他们不但在校内任意地批斗，关押和拷打他们所认定的“牛，鬼，蛇，神”，发明了“戴高帽”，“挂大牌”，“坐飞机”，批斗和游街等一系列肉体上残酷伤害，人格上蓄意侮辱，精神上任意摧残的残暴手段。有伟大领袖的支持和中央文革亲自统领，红卫兵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发展成了全国一片红海洋，一场声势浩大的红色恐怖运动。
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他在开展批判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后，被加上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超高度自我评价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极度评语。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出，头上又被加上了中国革命伟大舵手的头衔，表示是他亲自在领导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斗争的战神，被套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光环，成了唯我独尊的君王，至高无上的神。
毛主席的任何讲话都成了最高指示，一切以毛泽东语录为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使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性质，上了纲，上了线，成了敌我矛盾，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能够狐假虎威，嚣张跋扈，更加咄咄逼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使斗争的激烈程度也都升了级，把红卫兵运动引向了一场凶残的，暴力的红色恐怖运动。红卫兵运动经常使用的口号是“毛主席指示我执行！”，“毛主席语录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一再高举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神主牌，就进一步得到了衍生，冠冕堂皇地加上了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中盛行的反动血统论。由毛泽东亲自支持和中央文革直接指导下的首都红卫兵为全国作了示范，八面威风，不可一世。
以一批中央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们高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要是革命就紧跟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由清一色的“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不但不可一世地成了各所学校的主人，还涌上了街头，企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人。
他们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在校园里横行霸道，走在大街上更是横冲直撞。他们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然的”中国未来统治者。因为据他们看来，这个共产党的天下是他们的父母辈流血，流汗打下来的。老子们打天下的坐了天下，儿子继承父业，换句话说就是继承了革命的光荣传统，有什么不对？他们觉得理直气壮，天经地义，难道他们的老子打的天下，可以让别人坐享其成，让这些“牛鬼蛇神”的后代鼠辈们来窜权夺位？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下，首都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迅速实现了组织大联合，纷纷成立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司令部，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如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谭力夫和王大宾等人，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高校红卫兵领袖。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也紧随着相继成立起来。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为依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绘画，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革命有理，造反无罪！”。
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可以横行无忌，随意抄家，随意抓人批斗，关押，私设公堂，打，砸，抢，到处兴风作浪。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为红卫兵掌腰，他们的这些野蛮暴力行动和非法行为都具有了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的合理性，非但不会受到党和政府的谴责，不会受到公安，检察和司法部门的禁止和惩罚，还会受到一致的保护和支持。
在上海市桃园中学，一个是由钱绍明，叶向荣，张为民，曲大卫，王沪生，倪敏治，陈宝粟和兰明德等高三学生党员和大部分团委成员，各年级团组织负责人，及其追随者，清一色的“红五类”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派（简称文革派）红卫兵组织，率先成立。另一个是由校文工团骨干，高三学生施小宝，林平和高二的几个学生党员陈海涛等为首，以高一，高二学生为主体的也是清一色的“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组织，红色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紧随其后，也成立了起来。
这两大红卫兵组织在党（总）支部书记邹顺发，及其一伙政工干部的直接支持和配合下，可以随意使用学校的一切宣传和行政资源。一时之间，学校里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播放着激进，高亢的“红卫兵”造反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各种革命歌曲。红卫兵们一切行动军事化，队列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叫着“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
这两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切行动，完全仿照首都红卫兵的模式。他们封锁了校门，试图要占领学校的所有角落，随时挥舞着军用宽皮带，坚决打击一切牛鬼蛇神。为了突出他们“红五类”的强势地位，他们把血统论的各种口号和说词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时间在学校里，甚至社会上造成了血统论横行。他们严格监视着进入校门和在校内走动的异类，一旦发现有“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或“臭九类”（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再加上资产阶级，私营手工业个体户，艺人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就瞪大眼睛，挥动起军皮带，群起而攻之，大声驱赶，直打出校门。
刘素贤校长，教务主任赵敏真老师和凡是参加了五年一贯制教改试验的各位学科带头老师和民主党派人士一个不漏，几乎全部成了革命和批斗的对象，并被关进了“牛棚”（指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被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这些主持教育工作的干部和教师们，都十分无奈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躲无可躲，欲哭无泪，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承受这一切了。
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努力地制造红海洋，争取要把红旗插遍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占领每一块阵地，做到全国一片红。他们高叫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任意地批斗和关押“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的黑五类。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在学校私设公堂，用严刑拷打，恶毒谩骂，车轮大战的连续审讯和人格上的羞辱被关押的“牛鬼蛇神”，来达到他们显示无产阶级立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政治目的。
范明，黄桂芳，王勇和一大帮自称为“逍遥派”的同学，则桥牌打得热火朝天，渐入佳境。虽然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老师们被批斗，关押和审讯的消息不断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们只觉得邹顺发及其一伙想利用文革的红卫兵运动打击校长和老师们行为卑鄙，但这也是大势所趋。他们既然阻止不了，也不想参与，就只能随便邹顺发及其一伙去胡闹了。他们心想这些批斗会，关“牛棚”和残酷审讯，最多又能闹出一个什么花样来？还能把人给真的整死了不成？
紧跟着首都红卫兵走向社会的革命行动，上海市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也相继仿效。他们身穿绿色军服，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拿宽皮带，耀武扬威的进一步涌向了街头。他们要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强制拦截路人，剪开路人的“瘦脚裤”，剪烂“奇装异服”，强制剃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发型，恶作剧地横剃，竖剪，做成所谓的“阴阳头”。他们还有组织地肆意破坏历史遗迹和文物，捣毁庙宇和教堂。在“全国一片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下，红卫兵可以任意地在街道上抓人批斗，抄家，打，砸，抢（打人，砸烂东西，抢劫私人财产）成风。
他们把所谓的革命行动搞得雷厉风行，采用的手段冷酷无情，挥舞着宽皮带，高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群情激昂，不可一世，轰轰烈烈，横行无忌，所向披靡。整个中国陷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时期。然而，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基层党组织政工干部有力地支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三申五令，要各地方政府和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保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决不可打击青少年学生的革命热情，破坏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再接见了红卫兵，还提出了革命的大串联，在全国各地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鼓励青少年学生到处煽风点火，起来造反。
全国高等学府统一入学考试再也没有人提起了，学校早就停了课。学校是红五类的天下，学生中极少数在1959年没被赶出上海，漏网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也就是被称为“黑五类”的，不会回到学校自投罗网。范明，王勇等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和小业主的也好不了多少，被排行在第六，加上排在第七的私营手工业个体户，第八的艺人和排行第九的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臭。那些被归为“黑九类”，或者“臭九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也不会去学校自讨没趣。
大路上的十字路口有红卫兵拦路，检查“扫四旧”，他们就走小街，穿小巷，反正熟门熟路难不倒他们，尽量避免与红卫兵组织发生正面冲突。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在批判“逍遥派”，威胁着每一个学生要表明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反正不去学校，更是毫不理会，乐得以“逍遥派”自居。他们的“桥牌委员会”还越来越发展壮大，桥牌越打越精，搞起了四人一组，四组共十六个人的桥牌大赛。
经过他们的精心布置，四张桌上打着桥牌，桌旁堆放着毛选四卷和有人搞来的一些红卫兵袖标。除了在参加比赛的十六个人以外，还有一组等待着上阵的四人在递茶，送水和望风，做着后勤服务。就算有红卫兵组织扫荡闯来了，他们可以立刻戴上红卫兵袖标，说是在组织学毛选，又能奈他们如何？
红卫兵运动的突然崛起，暴力革命行动的快速升级，“血统论”的猖狂，任意批斗，关押，打，砸，抢，红色恐怖的迅速蔓延，使范明的父母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他们害怕会被抄家和批斗，着忙在处理着家里可能会被当成“四旧”的所有衣服和用具。家里有七只镶有宝石的金戒子，四条金项链和剩下的两根金条，如果让红卫兵搜查到了，还当了得？红卫兵不但会全部拿走，还会把他们斗个半死，关押起来。范明的父母找遍了家里的各个角落，还是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可以隐藏起来。正好浏河乡下的姨夫来了，范明母亲就拜托他，把这些金银首饰和他们的银行存折都带去了乡下，要他在他家的后院找个角落挖个坑，埋起来。
衣柜里还有范明父亲的五套进口，或在上海裴罗门量身定做的优质西装，母亲的十来件做工精细的丝绒旗袍和三双高跟鞋，这可也是典型的“四旧”，属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范明的母亲就赶紧连夜加工，把旗袍剪开了，改成了她三个女儿的衣服，把西装也裁剪，改成了几个儿子的便装。范明的父亲把三双高跟鞋的后跟都锯了下来，然而锯掉了后跟的高跟鞋母亲试穿了，身子直往后仰，看来再也没有了利用价值，只能剪烂扔掉了。
处理掉了这些东西，范明的父母总算安了心，觉得踏实多了。不过，一向读书最认真，喜欢研究革命理论的大儿子范明，现在却变得如此消极，在同学家没白天，没黑夜地打桥牌，使他们觉得揪心地难过。二儿子范伟现在长得十分英俊，健壮，也越来越注意起穿着打扮，老是喜欢穿上母亲新改制的优质毛料便装，和一帮十来个一起锻炼的同学在外面晃。父母十分担心他们会与红卫兵组织发生冲突，闯下大祸。再说，两个长大了的儿子老是在外面不回家，家里在他们去上班后，只剩下了两个小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如果真的来了抄家的红卫兵，他们担心在家的三个小孩会吃亏，挨打。
范伟知道了父母的担心，哈哈大笑地告诉他的父母，“你们尽可放心，看谁有这份胆量来抄我们的家？我有十来个一起练举重和摔跤的同学，只要一招呼就能到。来抄家的他们说是红卫兵，我们袖章一套难道就不是红卫兵？搞几个红卫兵袖章还不容易，谁认识谁啊？他们如果想要打架，我们乐于奉陪。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这份胆量！他们想要来抄我们的家？我们还想去抄他们的家呢！”
范明听了赶忙说：“你们如果真的遇上了，只需要吓唬一下就行了，能不动手，尽量不要动手。如果真的打起来了，以我们的家庭出身成份对我们决不会有利。如果真有红卫兵来抄家，我和你都不在家，两个妹妹和小弟弟千万不要试图阻挡他们，否则挨打了，也是白打。现在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特殊时期。他们要叫口号，你们可以也跟着他们叫。他们要翻箱倒柜，你们就配合打开让他们抄家。你们只要注意这帮红卫兵是什么个来头？是哪所学校来的？等我们回来告诉我们就行了。”
“你这是投降主义！人家是红五类，我们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就只能等着挨人家收拾？难道你就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你学了再多的马列主义，又有什么用？文化大革命会要我们参加吗？说实在的，就算是要我们参加，我们也不稀罕。打，砸，抢也算是干革命？还有道理可讲吗？现在看来，只有硬碰硬，毛主席不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就是比谁的拳头硬，比谁的人多，比谁的口号叫得响！”范伟气愤地说。
“你可千万不能蛮干，现在正是运动的风口浪头。对着干，只有死路一条，还会拖累了全家。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策略，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只有认真看清楚了形势的发展方向，才能想出对应的最佳方案。反正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就算是有红卫兵真的来抄家，也损失不了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顺着他们，既然都是学生，个人之间又没有深仇大恨，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估计还不至于会挨打。你有十来个身强力壮，炼举重和摔跤的同学，如果真赶到了，来抄家的红卫兵可能会被吓跑。我在学校田径队和足球队的同学人数更多。难就难在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会来抄家？我们总不能老是搞了一帮人守在家里，等着人家来抄家。”范明解释说道。
三 红色恐怖下的困惑
原来经常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共产主义原理，马列主义理论的高三（2）班学生，范明，王勇，黄桂芳，马树林，倪素珍等，高三（4）班赵拥军，李蓓蓓等人，高二的张均尧，翟静怡和高一的陆方芳等人，以及与他们平时交往密切的一批学习和体育运动的尖子学生，在一次返校日偶然碰头聚在了一起。在返校活动结束后，他们相约在黄桂芳家聚会议论了起来。他们对这场暴风骤雨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全盘自我否定，打倒一大片，模模糊糊的阶级斗争不理解，对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不知所措，对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中横行的反动血统论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结合，更不敢苟同。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党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会以这种毫无章法，没有道理可讲的粗暴形式，以红色恐怖的血腥邪恶行为，以摧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疯狂形式展开。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社会背景，发展的方向和要达到的真正目标茫无头绪，怎么分析也觉得深不可测，理解不了。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付模样，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会否是有一些“宦官”和“家臣”在弄权？是否会有一批“奸臣”在假传毛主席的指示，胡作非为？他们不敢肯定。
原本党中央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文革小组成员，不等工作开展，半数已经落马，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文革小组已经演变成为直接由毛主席亲自指挥，凌驾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之上的权力机构。它成了由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政治局委员康生和陈伯达为辅，上海市委主管文艺工作的副书记张春桥，舞文弄墨的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些以暗藏杀机，带血的犀利笔锋，以无限上纲的煽情文字，毁灭政敌的笔杆子，为亲密伙伴的特殊小集团。由毛泽东夫人江青出面，成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凌驾于党中央和政治局之上。
他们小心地议论着红卫兵的横行，血统论的嚣张，私设公堂的肆无忌惮，逼供信的残暴和打，砸，抢的疯狂，据说都是按照最高指示行事，打的旗号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语录成了红卫兵行动的准则和护身符。毛主席鼓励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在北京天安门一再地接见全国红卫兵，以此作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和鼓励。多么荒谬，多么不可思议，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理不出一个头绪，也拿不出一个主意。
理解不了，阻止不了，也抗拒不了，既然读书是读不成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自己麻醉自己。学校去不了，就不去，街上不好走，就不走。范明，王勇，黄桂芳，马树林，倪素珍等一批高三（2）班的学生都想通过集中心思打桥牌，来阻止自己进一步思考许多危险的政治问题。其实，应该说包括他们在内，桃园中学起码有超过半数的学生，由于在红色恐怖下造成的思想困扰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理解，时至1966年的9月，他们没有主动地参加过红卫兵的任何行动，也没有出去参加过大串联，更没有上过北京，去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和检阅。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范明的心里十分明白，自己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想法和疑问是绝对不可与任何人谈起和讨论的，即使是与自己最亲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也不行。自己的这些观点和看法一旦不慎被传了出去，或者被某个革命激情高昂的亲人，或同学出卖，立刻就会招来一场杀身之祸。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说，甚至全家都会被盲目愚忠的群众当场打死。
然而，打牌总有停的时候，睡觉总有醒的时候。陷入相似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中的同学和朋友，总会有人提起此类话题的时候。范明十分不甘心处于这种迷惑不解，彷徨和逃避现实的困境。他很想搞明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和社会背景，明确自己应该有的立场和态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势的发展，环境的逼迫，促使范明不得不回过头来，进一步分析自己对马列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和与现实的对照。
自从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后，毛主席以其无与伦比的领袖气魄和军事领导才能，领导了中国革命改变了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采取灵活的主动出击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他，领导了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他的领导下，使延安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中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壮大，尤其领导了在日军占领区的抗日游击战和抗日战争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并最终迎来了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又是他，在抗战胜利后，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大军的进攻，取得了三大战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了除了台湾以外的全中国，建国后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辉煌胜利。
通过中学六年来埋头于图书馆对共产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史的深入学习，范明对于毛主席的领袖气质和军事才能，以及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中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他对于三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和肃反，以苏联共产党暴君斯大林为楷模，排斥异己，在整风和肃反运动中迫害和屠杀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党领袖和军事将领不敢认同，因为证据在老红军回忆录里处处可见。
他对于从延安整风后，愈演愈烈的造神运动，深感忧心。再经过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七大，确立了毛主席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长期的造神运动造成了毛泽东不可动摇的绝对领袖地位，使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逐渐演变成一言堂，家长制，唯毛泽东独尊的独裁体制，又走回了封建主义的老路。范明觉得，名义上由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到头来追随的却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的路线，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历代农民革命成功后的归宿，确实太可悲了。
解放以后，毛主席一改其在1940年抗战中所写《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论述和主张，不是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大搞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经济。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大搞群众运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越来越偏激，范明感到完全无法理解。他想，可能搞革命斗争是毛主席的长项，安静下来搞经济他就会显得黯然失色，甚至被边缘化，这也许就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吧？
尤其对于毛主席在这些“与人奋斗”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手段和玩弄的权术手法，范明感到不寒而栗。譬如，在建国初期，政府大力鼓励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当经济稍有好转，渡过了困难时期，马上过河拆桥，搞起了城市工商业改造，抓出一大批新兴的资产阶级，戴上了帽子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被栽了进去，全家从此就再也抬不起头。
又如，刚搞完了城市工商业改造，毛主席又亲自号召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和建议，搞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运动。然而，当意见和建议提出了以后，他又马上出尔反尔，大下杀手，抓出了包括美雯姐姐的大哥在内的一大批右派分子。后来他还公然说，这不是在搞阴谋，而是在搞“阳谋”。“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胜利。
在1957，58年他又高举起三面红旗，号召大炼钢铁，高产田大放卫星，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大搞农业共产主义。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结果是搞得劳民伤财，国库亏空，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在59年的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头两天也是表示要征求批评意见。当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提出了实地考察的万言书以后，他又马上黑了脸，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将彭德怀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特别使范明耿耿于怀的是象慧慧的爸爸，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敢讲真话，居然也成了运动的牺牲品。
对于现在的这场斗争，无论在被斗争对象的地位之高，打击面之宽，群众运动规模之大，对整个中国前途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据说刘少奇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白区领导地下斗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最高领袖。解放后，他是国家副主席，积极推动恢复经济建设，鼓励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过不少有关经济建设的很有建树的论述和观点。每当一次运动过后，经济衰退，社会搞得支离破碎时，他和周恩来总理又是残局的收拾者。
大跃进，放卫星，大锅饭过后带来了经济大萧条，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搞得民不聊生。毛主席提出要退居第二线，把刘少奇作为接班人推上了第一线担任国家主席，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来收拾残局。小道消息神乎其神的放出，毛主席说的，只要三天不学习就会赶不上刘少奇等传言。刘少奇及时提出和采纳了农村划分自留田，包产到户，在城镇允许个体经济，开放自由市场，集市贸易，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计划经济，自由市场，集市贸易两条腿走路，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和政策。是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克服了天灾人祸，走出了低谷，使国家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刘少奇主席的威望在党内，尤其在各省市负责具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中与日俱增。
范明想，这也许是功高盖主，一国不容二主，使毛主席感到他作为最伟大的领袖地位受到了威胁？这样的宫廷内部夺权斗争故事历史上实在太多了。问题是，他们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怎么可能会这样？现在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毛主席退了位怎么能反悔？这种宫廷权力斗争怎么会在共产党领袖之间重演？现在的这场斗争，当然也可能是出自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感，认为他的革命路线已经被篡改，到了再次挺身而出，向刘少奇及其支持者发动总清算的时候了。然而，刘少奇搞的这一套不都是经过中央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应该也是决策的参与者和会议的主持人。现在经济好转了，怎么又能出尔反尔，要搞秋后算账了？借口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难道就可以蛮不讲理，无法无天？这是根本讲不通的。
令人费解的是毛主席心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眼看着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一批接着一批被打倒，被清算。难道毛主席是在学秦世皇嬴政，宋太祖赵匡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漳，要以清除所有开国元勋来巩固其政权，达到他个人的千秋万代，永垂不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自称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与封建的帝皇又有何差别？打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镇压了阶级敌人，反掉了敢向共产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右派，斗倒了党内持有不同政见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再来这么一场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把大批党政军的重要干部都打倒了，毛主席是想依靠一些什么人来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这些被打倒的国家党政军领导人，都曾经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搞个人崇拜，镇压反革命，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三反五反，跳过新民主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搞城市工商业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高举三面红旗，反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这些重大决策和具体政策的贯彻落实，应该都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制定和执行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出自他们的本意？还是因为屈服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种封建官僚的愚忠，还是为求生存，保住自己职位和特权的一种权谋？按照他们以往的表现和作为，他们完全可能是积极主动的推行者。如果事实是这样，现在的这场决裂也只能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必然结果。
另据小道消息说，如果毛主席这次不能拨乱反正，他要和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重上井冈山，不惜再次造反，重打内战。反正是他不达到目的就威胁要横着蛮干了。他的理念和权威最重要，只有他是真理的化身，别人只能是替罪羔羊。为了维护他的绝对正确和夺回领导权，就是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赤野千里，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而据说，在1966年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是周恩来总理的关键一票，支持了毛主席，避免了党的分裂，利用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成员对毛主席的崇拜，使他重新取得了优势，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问题在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再标榜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是否需要坚持原则？是否应该以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发展和前途为第一考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一再反复强调，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范明认为这很可能只能是一种欲盖弥彰，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自欺欺人的伎俩。
范明越分析，越害怕，越是深入，就越不敢相信这些都会是真的。他再次怀疑起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怀疑起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自己怎么搞来搞去，不知不觉总是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对立面，老是在怀疑着毛主席的动机？他心想，凡是被认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央领导干部，好像与资产阶级都有一定的关系。
刘少奇是地主家庭出身，在过去搞工人运动经常与资本家打交道。刘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的家庭出身是大资本家。他对资本家采取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在政策方面甚至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了。陈毅也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他夫人家好像也是资本家。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期间，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表彰红色资本家。在他的任内，上海的舞场照常营业，他自己也喜欢跳舞，直到柯青施取代了他主持上海市的工作，上海的舞场才全部被关闭。王秀慧她父母也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是否在他们的身上也同样留下了阶级的“烙印”？
不过，他们所坚持搞的不就是毛主席在1940年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那些吗？并没有超出毛主席当年所规定的政策范围，真正改变了的反而是毛主席自己啊！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如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好像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难道他们就没有留下了阶级的“烙印”吗？在他们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间，这个阶级到底应该是怎么来划分的？
范明越想，觉得越乱，越分析，还越糊涂。为什么只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其他领导人，也是搞了一辈子的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怎么这么一大批开国功臣到头来反而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成了修正主义，中国的“赫鲁晓夫”？难道只要是紧跟着毛主席的就一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凡是与毛主席有了一些不同意见的就一定是走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是按照跟着谁，是谁的人？来划分阵营的，根本就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毫无关系。
事情难道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在建国以后我们要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一些做法，谁就成了修正主义。当初提出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不正是毛主席吗？是不是在建国以后，中国跳过了一段应当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直接走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是走错了路？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犯下了毛主席1940年所说的“左”倾空谈主义错误？难道我们现在在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愈演愈烈的“空想共产主义”大试验的后续？
范明只觉得头脑发胀，热血直冲头顶，好像自己有了惊天动地的大发现，又好像自己掉进一个迷魂阵，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他一会儿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总算看透了其中的奥妙，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肯定是中了邪，吃了熊心豹子胆在找死，竟然敢怀疑伟大舵手领错了路？他觉得要在这中间划清界限，明辨是非，简直太难了！
范明认为，这里面还是缺少了一些造成事态急剧转变和做出决策过程中很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事实依据，可能有许多资料根本就没有公开过？跟着苏联斯大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能与刚建国时的国际大形势有关。在冷战时期，中国如果不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就不得不进入资本主义阵营，也许根本就没有第三种选择。何况接踵而来的朝鲜战争，也迫使中国必须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范明总是希望能有奇迹出现，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许多想法是错的。他一直怀疑在这些是是非非，风风雨雨之中是否还有没有公开的内情和不为人知的秘密？反正自己是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否则非成了现行反革命不可。范明一再地告诫自己，还是闭上眼睛，塞上耳朵，关起门来打桥牌吧！何必杞人忧天，自寻烦恼？
四 是谁逼死了老师？
文化大革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到了1966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讲话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他反对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坚持百分之九十九要读毛选。随着毛主席语录的大批量出版，小红书在中国形成了红色的海洋，语录歌风行一时。
置身事外的范明和王勇除了打牌实在无事可干。他们利用了这段空闲时间，在9月中旬骑着自行车去了一趟离开上海的宝山县不远，苏州地区的浏河太昌。当时，浏河太昌某生产大队的顾阿桃可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宣讲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浏河太昌的顾阿桃所在的大队是林彪夫人叶群，亲自蹲点的全国文化大革命样板。五十来岁的农村老太太顾阿桃，被派到全国各地到处演讲，宣传毛泽东思想。
范明和王勇是专程前去看看这个全国的文革样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在顾阿桃老太太所在村庄，看着和听着工作组安排的村庄专职接待人员一遍又遍地重复着解说词，接待着从全国各处来的参观人群。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走访和到处仔细观察，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注意到全村的农民被训练得象一支军队。除了专职接待人员，没有人敢和来访的人私下说一句话。他们等了半天也没有听到过任何的毛主席思想宣传演讲。
他们所看到和听到介绍的是一种崇拜领袖的形式，一种早请示，晚汇报的规矩，一种匪夷所思的念念不忘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农民们每家每户必须对着毛主席的大幅宣传画像作早请示，晚汇报。甚至在做任何事情的前后，饭前，饭后，他们都必须高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连托儿所里的儿童也必须如此。他们看到村民们只要听到有人出声带头敬祝，就吓得马上慌忙起立，必恭必敬地跟着喊。在参观的四个小时中，他们居然听到和跟着敬祝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二十五次之多。
默默地退出了村庄，他们在骑自行车回上海的途中感叹地议论着。“天晓得，他们在搞些什么鬼？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顾阿桃这可不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是在领头拜神，拜菩萨啊！只不过他们把所拜的大菩萨换成了毛主席。”王勇恼火地说。
“这是在愚民，在敬神，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宗教式造神运动。”范明赞同地轻轻回答。
“叶群明目张胆地在这里搞这种强制军事化造神运动，你认为这会是毛主席的本意吗？”
“很难说。这也可能是一种半推半就，眼开眼闭，嘴上反对，心里得意，符合了他所要达到的政治意图的需要。真实情况，作为学生的我们当然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这仅仅只是我们无法真正搞明白的许多问题之一。这里是林彪夫人叶群抓的点，他们急于把毛主席推向神位必有重大图谋，也可能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某种政治目的所采用的一种手段。”范明说。
“报上讲，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不过，现在搞的血统论，打，砸，抢，红色恐怖和造神运动，你说这些到底是哪家的主义？”王勇问道。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都只是一种用来达成目标的手段。依我看来，文革的目的显然是在利用学生和群众盲目崇拜的政治热情，把党中央和政府内凡是与毛主席持有不同政见的，被他认为是代表着封建官僚，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利益的其他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全部打倒。文革本来就是从批判《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坚持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和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和中央的决议是正确的开始的。现在看来，他不但要重新夺回党和政府的领导权，还要依靠红卫兵运动来确保他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他想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即只有他才是代表着正确的路线，只有他才真正地在为劳苦大众在谋取幸福，并且通过运动要置他的政敌于死地。”
“自己提出的要退居第二线，让刘少奇当主席来收拾因为大跃进，高举三面红旗所造成的烂摊子。现在经济刚恢复，又闹起来，还找到了文艺界和教育界作为突破口。有多少人能够分得清其中的是非黑白？又有谁能够看得透伟大领袖的真正意图？”
“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看得清，看得透。但愿是我们都看错了才好，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说起来是很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如果事情真的闹到了毛主席所说的，要重上井冈山，再次闹革命，真的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打起了内战，恐怕中国半个世纪民主革命的所有成果，都将毁于一旦。”
“范明，你学了这么多马列主义理论，你认为现在搞的这些是马列主义吗？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需要搞个人崇拜吗？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过个人崇拜吗？”
“这到是的确没有。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取得革命胜利的。你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应该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一场农民的革命？”范明反问道。
“如果从这个角度确切地讲，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才对。”王勇思考着说。
“如果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本质上讲只是一场农民革命，随后所发生的这一切也就好解释了。中央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建立封建皇朝，正是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成功后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时代不同了，所使用的名称，口号，政治宣言，表达方式全部都不同了而已。”
“有你这么一说，问题是清楚了，事情可就大了。我们搞了这么些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你死我活的路线之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简直是在胡言乱语，乱戴帽子，拿着那些动人的口号当作打击政敌的大棍，在自欺欺人嘛！说是要扫四旧，大张旗鼓在搞的却是血统论和个人崇拜。讲的是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际做的却是要杜绝一切不同意见，搞着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宣传是讲要全力以赴建设好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做起来却是阶级斗争压倒一切，不断在冲击和打断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老是斗来斗去的，人民也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好日子。这样的说法和做法是不是很矛盾，表里很不一致？”
“这些疑问和矛盾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我只是感到十分困惑，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有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政治背景？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真正想达到的具体目的又是什么？采取这种鼓动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等于是发动了一场全盘自我否定式的大革命。利用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摧毁名胜古迹，切断和阉割历史，制造了暴力，血腥的红色恐怖，这些真的就是毛主席所希望的吗？毛主席年纪太大了，不再可能亲自下到基层了解情况，也无法知道他的政策被贯彻落实的实际情况。我简直怀疑这中间一定有报喜不报忧，毛主席被蒙骗，或最高指示被篡改的可能性。至少我认为，现在出现的血统论，个人崇拜和红色恐怖风暴，绝不能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话是绝对不可以随便与人说起的。否则，我们肯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被红卫兵批斗，打死。”范明冷静地说道。
“这到也是，如果血统论，个人崇拜，打，砸，抢，红色恐怖，这些就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未免也太荒唐，太可笑了。许多事情我们确实很难分辨得清。除非我们是想找死，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当然是不能乱讲的。不过，我也认为中央一定出了大问题，可能有一批宦官，小人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舞弊弄权，阴谋篡位，才会搞成现在这付模样。看来现在迫切需要出现一股强大的中坚力量来拨乱反正，清除掉这些污泥浊水，纠正所谓的矫枉必须过正的荒唐做法，使文化大革命能够回到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上来。”王勇坦诚地说道。
“你好像有一点按捺不住了，闲得发慌，想找一点事做？看来你还是有着一付侠肝义胆，静久思动了，要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主动去承担起这个重任了？”
“你就不要趣笑我了。我们之间难道还用得着试探，打哑谜，兜圈子吗？我可没有那么伟大，也绝对没有野心，只是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如果你没有这份心思，又何必约我一起作此一行？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知根知底，心里是怎么想的？谁也瞒不了谁。前几天在黄桂芳家，我遇到了李蓓蓓，陆方芳，翟静怡，马树林和倪素珍，他们也认为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恶性发展，该出手有所举动了。我们希望你能暗中出面，从我们原来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学校田径队，多召集起一些中坚骨干。我们也会和你一起从学校妇联，文娱创作组，美术书法组，文学组和数理化竞赛组召集人手，逐步聚集起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来。”
“逐步聚集起一批中坚骨干，组成一支强有力的，足以与现在把持学校的两大红卫兵组织对抗的战斗队伍，这我十分赞成。不过要谈到出手，采取行动，就需要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一个名正言顺的突破口。从目前的形势发展看，顶风出击成功率会很低，而且我俩的家庭出身不利于我们直接出面，必须要选择合适的人选来当头，方便公开出面。我们必须做到，要么不出手，出手了就必须一击成功，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目前我们还不得不沉住气，耐心等待有利时机。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时机。”范明分析说。
在范明和王勇从江苏省苏州地区的浏河，泰昌，顾阿桃老太太所在的生产大队参观回来后没多久，范明家果然遭到了两次红卫兵抄家队伍的光顾。因为事前有了思想准备，呆在家里的两个妹妹和小弟弟十分配合红卫兵的行动，闪在一旁，不作任何对抗。家里白天没有大人，这两支红卫兵抄家队伍怎么也发作不起来，抄家也没有抄到什么东西。
据弟弟，妹妹们分析，一支队伍是来自桃园中学，因为为首的几个人在抄完家后盯着书架看了半天，议论着范明果然买下了这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拿，就走了。另一支队伍看来是来自范伟所就读的城市建筑技校，因为他们议论着范伟爱打扮，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从衣柜里拿走了范伟常穿的几套母亲用优质毛料西装改做的漂亮便装。
范伟从外面回家，知道了这一切，暴跳如雷，打算马上去约齐他的一些伙伴，到学校把衣服抢回来。范明却反而哈哈大笑，阻止了范伟，说：“几套衣服又能值多少钱？我估计他们拿去了你的衣服，是想作为批判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证。他们会把衣服在学校好好挂起来，不会胡来的。如果你带了人去抢回来，就真好中了他们的圈套，会成为他们下一步批判斗争的靶子。他们批斗了你，关押了你，打了你，是白打。你根本就无处去伸冤，是你自己去往枪口上凑的，只能自认倒霉。你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学校党支部的支持，是代表着党和政府的。他们可以组织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学生来对付你们的十几个人，给你们按上一个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红卫兵运动的罪名。这不是你们能够对付得了的。”
“照你这么说，他们抄了我们的家，拿走了我的衣服，我却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只能强忍下来？”范伟恼火地问道。
“你如果能够强忍下来，并且泰然处置，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回答。你可以使他们激怒你的计划落空，失去下一步批斗的目标。你应该看得到，从文革一开始，他们先是在学校批斗校长和老师，然后是耀武扬威地搞血统论那一套，接下来是红卫兵走上街头，扫四旧，砸烂文物，古迹，到处搞打，砸，抢，现在已经搞到了去学校里凡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家里抄家。这说明他们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斗争方向，不知道到何处去找到新的斗争目标和阶级敌人？他们如果不能不断地找到新的斗争目标和行动方向，就无法维持高昂的斗志，也无法维持他们队伍的团结一致。这可能就是红色恐怖运动走向衰落的开始。下一步就应该是轮到拨乱反正，纠正血统论，纠正打，砸，抢，清算红色恐怖错误的时候了。因此，你尽管放心，不会等得太久，至少拿回你的衣服是完全可能的。”范明回答说。
形势变得更为咄咄逼人，才过了没几天就有消息传来，曾经教过范明等人的‘老夫子’语文老师陈文和数学老师民主党派的刘冶申经不起一再的批斗，人格上的羞辱和逼供信，相继自杀了。他们还被加上了畏罪自杀，反党，反人民的罪名。同学们都非常震惊，遗憾的是这两位非常出色的老师，他们到底受到了怎么样的迫害？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是谁在不断释放他们档案材料，诱发红卫兵对他们一次比一次更残暴的批斗？刘校长，教务主任赵老师和其他一些令人尊敬的老师到底怎么样了？被盘据在校的这两大红卫兵组织关在什么地方？不在学校的黄桂芳，王勇，范明，马树林，倪素珍，赵拥军，李蓓蓓，翟静怡，陆方芳等同学，对这些老师的命运十分担心。
是谁逼死了这两位老师？成为了他们加快思想整合，调整步伐，集结队伍，准备出击的战斗动员令。出于以天下为己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两位尊敬的老师被迫害致死的义愤，他们与一帮执意当“逍遥派”，坚决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的牌友终于分道扬镳了。他们停止了打桥牌的活动，积极地在校外活动了起来。
他们曾经派人回校试图从侧面间接调查这两位老师的真正死因，但是不得要领。对事情的原委他们虽然心知肚明，但是游离于学校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主流之外，却很难找得到任何的有力证据。大家在反复议论着如何能够抓住一个有利的时机？成立一个，或几个组织，主动出击，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他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焦急地等待一个能够使他们名正言顺，理所顺当地加入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机会。
五 组织起来，进行反击
在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定息被取消，资方工资另行安排等决定。范明父亲的保留工资也被扣发了，只发给很低的基本工资。范明的父母以为红卫兵已经来抄了两次家，这股抄家的浪潮应该已经过去了。现在工厂扣发了父亲的保留工资，只靠父母两人的基本工资恐怕很难维持家庭的开销。范明的父亲就写信去了乡下，要姨夫在再来上海时顺便把原来委托他保管的银行存折带出来。
没有过了几天，姨夫就风尘仆仆地专程赶来。他把范明的母亲原来交给他的那包金银首饰和银行存折都一起带回来了，说乡下同样不安宁，也搞起了红卫兵运动，在到处抄家，抓人批斗呢！他说，就算是没有接到来信，他和阿姨已经坐立不安，不得不把埋在房后菜园子的金银首饰和存折都送回来。
谁知道事情居然真的有这么巧，就在姨夫把首饰和银行存折送到家没两天，范明父母工厂就派出工人到家来抄家了。在家里范明的两个妹妹和小弟弟可傻了眼，一看这是根本躲不了的，就主动把父母放在大衣柜里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这一包金银首饰和存折都交给了来抄家的工人抄家队，由他们登记后作为他们父母主动交代的资本家财物带走了。来抄家的工人组织还把他们家洗劫一空，把家里所有稍微漂亮，华丽一些的衣服，面包烤炉，电炉，一些西餐用具，刀，叉和英国出产的瓷器餐具，老式放唱片的留声机等，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奢侈品，全部装上了卡车带走了。
到了1966年10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居然作为权力机构，第一次正式发出了要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的通告，并在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风潮。中央文革一再放话说，要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都烂透了。10月中旬，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开展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黄桂芳，范明，王勇，陆方芳，翟静怡，倪素珍，马树林，赵拥军，李蓓蓓和张均尧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再次碰了头。他们在离学校不远处的黄桂芳家聚集，讨论起应该如何抓住“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战机，尽快成立组织，主动出击，把操控学校两大红卫兵组织的黑手，走资派抓出来？如何赶快想办法把那些被关押在“牛棚”的老师弄出来？等问题。
陆方芳指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在才算是真正进入了主题，局势变得明朗化起来。文革的目标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打倒一小撮反党，反人民，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提出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按我的理解，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扫除障碍，排除官官相护，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至于前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对一般的教师来讲，最多也就是起一个教育和改造的作用，他们决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血统论，打砸抢所掀起的红色恐怖浪潮，喧哗了一阵子总算是到了尘埃落定的阶段。重要的是从中央文革的文件看来，在建国以后建立的各级党和政府组织都已经变质，和平演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堡垒。毛主席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不能只管自己逍遥，应该投入到运动中去，积极给予支持。” 马树林说。
“看来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是不够忠诚，立场不够坚定，相反一直在怀疑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前一段时间搞的血统论，打，砸，抢和红色恐怖，可能只不过是一场大革命的造势，只是一个含糊不清，又包含了很多矫枉过正和各种错误做法的开场白。文革直到现在才露出了清晰的革命目标，那就是打倒一小撮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已经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和目标。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现在是我们正式投入文化大革命，纠正血统论，打，砸，抢和前一段‘红五类’红卫兵在红色恐怖运动中所出现的，所有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策和行为，解除对老师们的批斗和关押。现在是表现我们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时候了。” 赵拥军接着发言。
“‘文革派’和‘红革会’在学校里也闹得太不象话了，变本加厉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和拳打脚踢，把这些老师害惨了。陈文和刘冶申老师忍受不了一再地迫害和羞辱，相继自杀了，还被加上了畏罪自杀，反党，反人民的罪名。其他老师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就算是冲着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插手管一管了。”黄桂芳说。
“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批判‘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应该都是指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构的，或者著名大学的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人物。在我们这些中学的教育工作者和老师们，既制定不了路线和政策，也编不成教材和教育大纲，更不是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是纯粹被无辜波及了，受了无妄之灾。事情就坏在有人在这场红色恐怖风暴中，不断地释放那些出身不好，或者历史上有污点的老师们的档案材料。这说明前一时期的血统论，打，砸，抢，红色恐怖运动的背后有黑手在操控，他们的目的是鼓动和挑起斗争情绪，唯恐天下不乱。”范明说道。
“红卫兵运动搞出来的血统论和打，砸，抢这些行为，只会是一种暂时现象，完全有可能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误导，扭曲和利用了，必须要纠正。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一生忠实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校长，教导主任和其他老师只会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打倒一小撮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被人利用来排斥异己，胡作非为。”王勇说。
“我还是不太明白，经济形势好转了，怎么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反而会都烂掉了？贪污，腐化，被和平演变，变了质的干部应该只是一小撮，少数人，不应该打倒一大片吧？现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似乎成了凌驾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之上的权力机构，居然公开发文要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通告，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无法理解。看来在中央最高领导人内部，可能还是有许多内情我们不了解。不过，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引入正途，阻止进一步对学校老师们的迫害，这一点我完全赞成。”范明又说。
“我不敢说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不过现在是我们出来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引入正途的时候了。考虑到现在血统论还有一定的市场，范明和王勇不宜直接站在第一线，可以在内部统筹领导。我主张由黄桂芳出面作我们的头，以赵拥军和我为副手，大家来辅助。我自己打算把主要精力放在外面，了解工人运动的发展，了解大学的运动开展情况。这样做有助于我们能够及时掌握情况，不至于迷失了方向。” 陆方芳建议。
“我赞成。陆方芳负责外部联系，黄桂芳和赵拥军作为我们组织的代表，负责校内与其他组织的联系和协调，由范大哥和王勇在我们组织内坐镇，统筹，安排，大家一起协助。我们有内外两套，合而为一的领导班子，可以应付各种复杂的斗争环境。成立组织总得有一个好名称，我不主张叫什么造反队，什么委员会，什么红卫兵组织。起的名字最好文雅一些，能显示出我们与现在这些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有所不同。”翟静怡说。
“你们要我来当这个头，我知道这个头不好当，不过只要有你们在后面撑腰我就没有顾虑，先当当看。反正又不是做官当老爷，除了承担政治风险，容易得罪人以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当不好可以再换人。其实范明和王勇也不必考虑太多，该出面的时候还是要出面的。凭你们在学校同学中的威信，有我们这么一大帮子人在为你们撑腰，也没有人敢动你们的。组织的名称是很重要，各位才子快拿出一个主意来。”黄桂芳说道。
“我看如果叫‘文化革命社’或‘反修探讨会’都不太合适，既然是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干，索性通俗一点就叫‘同心干’吧。”王勇建议道。
“好！就叫‘同心干’吧！这是一个好名称，通俗易懂，又不俗气，还不嚣张，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建议我们的总部就选在四号楼。四号楼面积最小，教室又不多，容易控制和掌握，还有电话线路，地点在学校中心，离开‘红革会’和‘文革派’总部也远一些，不易被监视。我们可以用楼下的几个大教室做抄写大字报，写标语，印刷海报，制作宣传用品的工作房和储存室。楼上的一间大教室做我们的大会议室和行动指挥中心，另一间小的做通信联络，资料保存和机要会议室。” 李蓓蓓说道。
“这个主意很好！组织名称和办公楼都可以确定了。我们现在还要认真考虑一下，如何来组成我们‘同心干’的核心组织？我想，这个核心组织必须强而有力，捏起来是一只拳头，可以发出雷霆一击，松开了还能各自独立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能力在校内组成一支一呼百应的大军。作为一个核心组织不在人多，而在思想理念能够经过讨论保持相对一致和统一，具备各种各样的人才，能文能武，消息灵通，集思广益，采取行动时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范明说道。
“对！对！除了我们现有的这些人是核心组织成员以外，还要认真考虑适当选择一些有特长，也能符合有利于团结各年级和其他红卫兵组织,能深入敌对方内部，团结他们的骨干，刺探他们情报的特殊人选。我们内部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因此，我们不但要考虑到在我们的核心组织内有多少个理论家，评论家，演说家，快速反应的笔杆子，还要有内部统筹协调的组织家，精于谋略，把握好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前途，组织出击行动和战斗布阵的战略家，还要有善于做好统战外交和敌对方情报工作的外交和情报专家。”陆方芳附和着说。
“好啦！给你们那么一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摊上好几个专家名号了，也不害臊？别自吹自擂啦！我们要召集的这些人，本来就是学校里在各个方面最杰出的佼佼者，以往学校在教学上重点培养的尖子。在座的各位除了我，几乎个个都是拿起了笔能写长篇大论，上了台能作脱稿演讲和辩论，有不少还是校田径队的。能文能武，能征惯战,各位也都是能够独挡一面，具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人才。‘文革派’和‘红革会’虽然人数众多，也有一些人才，但是无论在思想理论，文学素养，宣传鼓动能力等实际战斗力方面，这是他们所聚合的那些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办法和我们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控制好我们核心组织的规模，使我们的队伍不至于过分庞大和臃肿？”黄桂芳说。
“兵不在多，而贵在精。如果在我们的核心组织里个个都是理论家，人人都是可以统领一方的将才，当然好。但是，如果我们从组织领导角度想，理论家和将才越多，意见分歧也会越多，相互之间互不服气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有时候反而会搞成一盘散沙，不容易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拳头。我们只是成立一个群众组织，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支军队，不存在明确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也不能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强制做出决定，必须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因此，能否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拳头，全要看我们的思想理念是否接近？在组织内部是否能够畅所欲言，相互尊重？在遇到挫折，意见分歧和面临重大政治压力时，是否能够齐心合力，分担困难，协调一致了？”范明进一步分析说道。
“你们说的这些，当然都是应该事前考虑到的，但是也不能顾虑太多，先可以在我们这个核心组织内部大致确定一个核心中的核心。就如刚才陆方芳所建议的，先形成一个对外和对内，两套内外有别，二合一的核心班子。首先我们要敢于抓住有利的战机，积极采取行动。只要干起来了，行动起来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们这个组织的真正核心领导班子，当然会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大浪掏沙自然形成。”张均尧建议道。
“还有一点必须要统一口径，就是如何表明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立场？在我们与逍遥派分道扬镳时，就有人说我们都是刘校长和赵主任的人。他们认为我们挺身而出，拨乱反正，夹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击党支部党政干部，维护教育技术干部，为这些老师翻案。因次，他们虽然会大力支持我们的行动，只要是正确的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的后盾，但是不会加入我们的组织和我们并肩作战。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是在飞蛾扑火，在找死，根本就不会有前途。当我们组织正式成立后，‘文革派’和‘红革会’肯定会给我们套上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翻案的大帽子，采取一切手段打击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迎战？”倪素珍问道。
“这一点确实不得不防。我们应该大声宣誓我们是毛主席的人，坚持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打倒一小撮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许多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做的，还有一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我们必须处处把握好先机，争取主动。比如，我们打倒走资派的真正目的，是要揪出误导红卫兵运动的背后黑手。至于邹顺发等党政干部是不是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咱们不知道，估计他们还不够格。气势上打倒他们，批判他们，甚至关押他们，只是气不过他们的胡作非为，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给这些被关押的老师作陪绑。只要等这些被关押的老师都放出来了，我们才懒得去批判和关押他们呢！他们也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标。”范明回答说。
范明进一步总结说：“因此，在学校里打倒走资派，这是只能说，不能做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口号要叫得响，解放被关押的老师，设法阻止对他们的残酷审讯和无理关押就得做，这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只要揪出误导红卫兵运动背后黑手的行动成功，‘文革派’和‘红革会’如果想阻止我们的行动，维护他们的后台，那就成了‘保皇派’，或者‘保守派’，自然就落了下风，想解释也说不清了。这样，我们也就同时取得了主导学校红卫兵运动方向的主动权。这一切都要随机应变，做足充分的准备，等待最佳的时机，依计而行。”
“有只能说，不能做得的，也有只能做，不能说的，收放自如，妙不可言。好一个处处主动，一石三鸟之计。以打倒走资派为名，揪出误导红卫兵运动的幕后黑手，打倒邹顺发，及其一伙党羽，解放被无辜关押的老师和校长，打下‘文革派’和‘红革会’的嚣张气焰，取得学校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就按照范明所说的来布局，统一口径，寻找最佳的战机，采取行动。”赵拥军说。
经过认真讨论，在场学生一致同意，由红五类出身的黄桂芳，陆方芳和赵拥军作为“同心干”组织的对外负责人，由范明和王勇作为内部运作，策划和组织，协调的负责人。由大家出面，以高三同学为主，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精明强干的高二和高一的同学共三十四人。再加上了初中二年级，那个鬼灵精怪，外号叫“小溜子”的小杨，和另一个十分文静，害羞的男学生小周，和两个初三的女同学，原文学写作组的那个不爱出头露面的小敏和原文艺创作组的，热情奔放的小兰，合计三十八人。在10月中旬,他们终于决定采取行动，三五成群，相约返校，大模大样地到学校各处观察，检查了一遍，直截了当在四号楼设立了总部，竖起了旗子，挂起了招牌，正式成立了“同心干”组织。
当天晚上，他们就分工合作，奋斗了一整夜。大家齐心合力，执笔作文，挥毫腾抄，写出了有关：
“把握好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
“打倒死不悔改，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坚决制止打，砸，抢！”，
“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批判血统论！”，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严肃批判诬陷，恐吓，欺诈，人身攻击等歪风邪气！”，
“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拨乱反正，揪出误导红卫兵运动的幕后黑手！”，
“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十来篇，观点鲜明，文笔流畅，书法优美的理性分析大块文章。所有文章都以“同心干”组织和个人真实姓名，或几个人连名签署。在第二天清早，他们就使全校的大字报栏全部换新，而且在学校里设下了擂台，向学校原有的“红革会”和“文革派”，这两大“红五类”红卫兵组织，发出了任选主题，任选对手，任定参加辩论人数的公开挑战。
“同心干”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拨乱反正的观点，以充分说理的方式摆下了擂台，向在“血统论”和“红色恐怖”中嚣张跋扈的“文革派”和“红革会”公然发出了挑战，把桃园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随着“同心干”的出现，新成立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为了避开“同心干”咄咄逼人的公开挑战，“文革派”和“红革会”组织都派了代表到四号楼“同心干”总部，找他们商议，试图改变这种点名挑战的对抗形式，改成联合举办专题演讲会的合作方式。
经过“同心干”内部会议，他们认为通过初次造势已经达到了打下这两大组织的嚣张气势的目的，决定继续组织另外两批专题大字报，保持对“文革派”和“红革会”的舆论压力，争取控制学校舆论和运动方向的主导权。既然人家不应战也无法勉强，就由黄桂芳，赵拥军出面向这两大红卫兵组织的代表表示，可以不搞对抗性的辩论会，但是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联合举办专题演讲会的条件还不成熟。
满怀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忧国忧民的革命豪情，抱着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执著态度，他们终于以主动出击的姿态跳入了这个特大政治漩涡，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滔滔洪流。他们在这场大革命的洪流中努力辨认方向，奋力游泳，在浪尖和谷底沉浮。他们决心要团结起学校的教工组织和其他的学生红卫兵组织，一起与盘据学校，嚣张不可一世的两大红五类红卫兵组织分庭抗礼，向误导学校红卫兵运动的背后黑手发动雷霆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