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续)
十一 一月革命风暴
十二 发动文革的原因和目的?
十三 威胁利诱，明争暗斗
十四 考察武汉工人造反运动
十五 “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前夕
十一 一月革命风暴
到了1967年1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之一，陶铸突然被打倒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造反派时，攻击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与此同时在上海，工总司在张春桥的唆使下发动工人冲击了各级政府组织。随后，可能认为时机成熟了，张春桥开始直接出面，代表中央文革在上海召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在上海市展开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全面夺权。
他们很快就发布夺权公告。宣布组成了以张春桥，姚文元，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王洪文，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机关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和三结合干部，市委书记马天水，加上了原上海市工人先进典型，劳动模范王秀珍等人的“上海市人民公社”筹备领导小组。他们有计划地展开了由上向下的层层夺权，掀起了震惊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
张春桥和姚文元率领上海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陈阿大等人和市委，市政府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徐景贤等人，在上海的造反夺权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革命。人民日报登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对上海工总司在上海市夺权的贺电。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上海发生的“一月革命风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已经蜕化，变质，腐化，堕落，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榜样和楷模，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开展全面夺权。2月5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范明原来认为是近乎荒谬，不太可能的事，真的在上海发生了。从张春桥在上海策动工人造反，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纠集了一帮乌合之众，通过卧轨拦截火车，切断津沪铁路，这条中国南北运输和交通的大动脉，制造的“安亭事件”，到“上海市红革会”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解放日报》，再到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组织炮打和冲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最后夺取政权。这一切从表面上都是由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在上串下跳，搞阴谋诡计，背后策动的，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战略布局和实施步骤做的。怪不得他们能这么有恃无恐，胆大妄为！视国务院发出的维护铁路运输的通知如同废纸，国务院也不敢哼一声。原来只有中央文革在做的一切，才是真正代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从文革一开始所搞的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到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动了红卫兵运动。在“同心干”大部分成员的心目中，中央文革这伙人上串下跳，煽风点火，无限上纲，标新立异，横冲直撞，杀气腾腾，尽搞了一些十分出格，颠覆一切的造反行为。他们一手扶植了“红五类”红卫兵所搞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运动，又公开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宣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都烂透了。到头来，他们却完全是秉承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原来一向被“同心干”这批高中生看不顺眼的中央文革小组，被他们认为是一帮只会借着毛主席的名义，到处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宦官”和“奸臣”，才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他们却全部都看走了眼，现在不得不全部反转过来，对中央文革刮目相看了！“同心干”的这帮子自视很高，自认为很有主见，豪情满怀，在马列主义理论上很有一套的高中学生们，这下子可就真的傻了眼，因为事情远远地超出了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
难道是自己的阶级立场真的出了问题？难道这些已经被打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真的个个都是十恶不赦，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他们都是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在中国的代理人？范明觉得实在无法相信，更无法想象。不过他一直非常小心，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一些个人对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的看法，也从来不参与议论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成员是非的小道消息。
虽然从“四清运动”开始，范明就觉察到中央领导人之间在唱着不同的调子。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批修，直到文化大革命，矛头都是针对着刘少奇的经济发展路线的。然而，从他的内心是同情和支持刘少奇的经济发展观点的，认为毛主席的思想过分激进，太左，太理想化，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范明清楚知道，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全国已经陷入在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狂热中。毛泽东思想一统天下，是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他懂得越多，思考得越深入，处境就越危险。范明知道什么是可以讲的，什么是不可以讲的，以及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间环境，应该拿捏好的分寸。
家庭出身的包袱，加上以往耳闻目睹的惨痛教训太多了。他怎么敢掉以轻心，不小心翼翼随时保持高度警觉状态？只是经过这些年的埋头苦读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有一股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地鞭策着他。促使他一定要参与其中，希望至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到一个拨乱反正，使一切都能顺着正确，合理的方向来发展。
“同心干”的全体会议在十分沉闷的气氛中进行着。主持会议的黄桂芳，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最近“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的新形势，要求大家各叙己见，确定以后如何跟上形势的发展？“同心干”在文革中的新定位，新目标，以及人员，组织的安排和布局。黄桂芳，陆方芳，王勇，范明，倪素珍，翟静怡和张均尧等人，因为思想上还是处于一个十分困惑的状态，因此都没有支声，都只是表示很想听听其他成员的意见。
李蓓蓓首先打破了沉静，“我先说吧！现在形势的发展是再清楚没有了。原来文革以来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一步一步展开的。以前我们只觉得很乱，有一点盲目性和不知所措，原因是我们没有能够充分了解和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没有从战略的大局制高点来看问题，过分关注了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过激行为。现在有了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明确表态，而且把‘一月革命风暴’的夺权斗争，提到了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革命的高度。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在思想认识上，我们都得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否则我们恐怕会跟不上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提早出局了。”
“李蓓蓓说得很对，现在的形势发展是再清楚没有了。如果不理解，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仅仅是因为局限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认识水平，那还只是一个认识和态度上的问题。我担心的问题不止于此。我认为我们以前对文革所抱的消极和抗拒的态度，严格地说应该是一个立场和方向性的错误。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走下去，恐怕要犯大错误，甚至走向反面。我们‘同心干’所走的，实际上是一条小心谨慎，患得患失，自以为是的机会主义路线。”
赵拥军加重了语气，严肃地说：“说到底，就是没有无私无畏地真正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对党和毛主席不够赤胆忠心。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文革就是一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其实，从文革一开始这些就是很清楚的。而我们中的某些人总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一再曲解了中央的精神，误导了‘同心干’的发展方向。”
“你讲得也太过分了吧？说什么是立场和方向性的错误，你在隐射谁呢？从文革一开始，直到发展成‘红五类’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扫四旧，打，砸，抢，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搞红色恐怖。你也是一个‘红五类’，怎么没有去积极参加？我们组织‘同心干’以来，到底犯过一些什么立场和方向性的错误？请举出那怕一个错误的例子来，也可以让大家服气。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不盲目跟风，要看清目标，明确目的后再采取行动，有什么错？更谈不上立场和方向性的错误问题。何况我们的一切决定，都是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才形成的共识。如果真有重大错误也必须由大家一起来承担的，决不可以针对个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对党和毛主席都是赤胆忠心的，否则就不必主动地参与进来了。做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要做到有先见之明就不容易了。我们开会的目的不是要吃后悔药，相互埋怨，而是为了确定以后如何跟上形势发展？讨论‘同心干’在文革中的新定位，新目标，以及人员，组织的安排和布局。”马树林接着说道。
“我同意这个说法。从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同心干’可以说是步步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而且没有随着大风大浪摇摆过，更没有犯过打，砸，抢，胡乱批斗，搞红色恐怖等任何一种错误。我们犯了什么机会主义了？难道只有听风就是雨，盲目地跟着打打，杀杀，乱冲，乱闹，就算是忠于党中央和毛主席？我虽然是初中生，认识水平比不上你们，但我还不至于傻到是非不分，头脑不清。不用动脑筋，跟着瞎起哄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不过，这样做法，对革命是不负责任的，只会危害文化大革命，帮倒忙。”初中生小杨发言。
“看来我快成了众矢之的了。我可没有搞组织内部斗争，追查个人责任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从阶级立场，路线和方向性的高度来认识问题。难道我们中就真的没有人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过怀疑？否则，从文革一开始，我们为什么都迟迟不加入？为什么我们对‘红革会’的冲击《解放日报》，对工总司的炮轰上海市委和‘一月革命风暴’的夺权斗争，都只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而不积极地投入战斗？何况，事先我们还都知道这些行动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赵拥军问道。
“你这样说，可就不客观了。对你说到的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参加文革，那是因为人家没有要咱们参加。至于‘红革会’的冲击《解放日报》和工总司的炮轰上海市委，我们是事先听说了，但只是传闻，再说人家是在秘密计划的，也没有来邀请过我们一起参加，还怕我们强闯进去会破坏了人家的行动计划呢！我们就算很热心地想加入，也贴不上去嘛！你说，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夺取政权，这很对。现在上海市各级政府和各单位的夺权斗争才刚开始，如果你有办法，那我们就一起跟着你，也去弄一个大，小官来当当。”张均尧大发言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子哄堂大笑。
“说笑只是说笑，不必认真了。我们内部如果有不同的想法，还是应该开诚布公地展开认真讨论的，不应该存有隔阂和偏见，更不应该相互嘲讽和对立。说出来了，起码可以提供大家一种不同角度的思考，没有坏处。不过，一些事情还是应该提请大家注意的。赵拥军，咱们的赵克斯刚才问到，难道我们中就真的没有人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过怀疑？这样带有圈套，请君入瓮的提问法，十分不妥，以后要避免。我们不能以个人的揣测和怀疑，引人入罪，枉加罪名。”
看了看大家的反应，范明继续说道：“对于任何事物，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正面和反面的思考，这是很正常的思维活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完整的想法说出来了，也就等于形成了一定的思想，还想影响别人，事情的性质可能就不同了。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这可是三顶天大的帽子，在外面公开讲就会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会被革命群众打死。我从来没有听我们当中有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相信包括赵克斯在内，有人会有这样的思想。”
在会议主持人黄桂芳一再要求言归正传的引导下，大家接下去就围绕着如何跟上形势发展？“同心干”在文革中的新定位，新目标，以及人员，组织的安排和布局，展开了讨论。然而，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作为中学生能够参与的事项实在有限。“同心干”会议没有能够形成目标明确的决议，也没能制定出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他们只是决定在人员配备上加重了对上海市工人运动和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关注，大致留下一半成员，继续关注着校内的夺权斗争事态发展。
会后，黄桂芳，王勇，范明心照不宣，默契地作了个别通知，待参加全体会议的成员基本散尽后，在小会议室召集了翟静怡和负责联络的初中生小杨和小周的碰头会。从筹备“同心干”成立之初，他们最为担心的内部出现立场和方向性分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虽然只是刚出现了一些苗头，但是根据多次得到的消息，赵拥军以“同心干”负责人和联络员的名义，已经与校“红革会”头头们称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热。
听了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到委派到“文革派”卧底的初中女学生小敏和小兰，和另外一些在“红革会”和“文革派”中，与“同心干”一直保持暗地联络的同学们的安全。他们决定要小杨和小周紧急通知这些同学，要他们小心提防在赵拥军面前暴露身份。如果已经败露了身份的，要果断地脱离组织，躲避一阵子再看事态发展。他们尤其要翟静怡提醒小敏和小兰，只要她们觉得有被对方怀疑上的可能，就必须立刻脱离“文革派”，回家做“逍遥派”，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决不要公开与“同心干”总部有任何来往。
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在全国各地越闹越烈。文化大革命从学生红卫兵运动开始，现在已经完全被工人的造反运动所取代。如果说学生造反只会抄写大字报，招开批斗会，高唱造反歌，跳起忠字舞，打，砸，抢一阵风，这些都只是为了深入开展文革的宣传造势，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而对文革所要达成的真正政治目标，却是隔靴挠痒，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工人造反可就绝然不同了。工人组织起来造反的目标非常明确，与中央文革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夺权。上到中央政府的各部，委，司，局，下到地方省，地，市，县，中央文革以毛主席的名义，取代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直接指定，甚至委派人员，展开了夺取各级领导权的大风暴。
有毛主席的撑腰，张春桥在上海开展的夺权斗争，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自从工总司组织镇压了上海柴油机厂的，被称为“上海市委的铁杆保皇派”的工人造反组织后，在上海市再也没有了能够与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抗衡的其他工人组织。因此，就像是全面接管那样，上海的夺权过程一切都顺顺当当，在中央文革一手扶植下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冲击上海市委后不久就全面接管了政权。范明当时十分好奇地琢磨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徐景贤等人，在夺权后给上海市新政府所起的响亮名字，“上海市人民公社”。他心想，原来他们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比作巴黎公社革命，想流芳百世呢！不过，他们的野心未免太打了，这怎么能够比得上？
后来，张春桥还是服从了毛主席的意见，把“上海市人民公社”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顺利成立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兼了上海市革委会筹备组长，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工人造反司令王洪文和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造反派头头徐景贤都当上了革委会筹备组的成员，再加上了马天水这个可以改造好的老干部和上海市多年的劳动模范王秀珍，就这样组成了年龄上的老，中，青，成份上的造反领袖，老干部，劳动模范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
陆方芳居然也进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工总司属下的宣传组，成了新组成的“上海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成员。不过，陆方芳在“同心干”当着黄桂芳，王勇和范明的面一再说明，他只是顺着这帮“新贵们”的意思办事，在其中参与一般事务性文件，文宣的起草，会议记录整理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的编辑工作，不到真正看清楚，他是不会贸然写出大块的有分量，有运动导向性，有煽动性的文章的。王勇和范明不放心地一再告诫陆方芳，要谨言慎行，千万小心，祸从口出，无论如何要首先确保他和其他“同心干”派出跟随他的一批同学的安全。
中央文革在其他省市的夺权可就没有那么顺利了。由于存在不同派系之间斗争，各种工人造反组织的社会背景不同和在夺权中得失厉害关系的计较，听说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强烈对抗。小道消息不断传来，有的地方有好几派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派来人面前互相争宠，争权夺利，各自拿起了武器恶斗了起来。如湖北省的“百万雄师”和湖北省的工人造反组织“大联盟”的武力争斗，湖南省的“湘江风雷”与其他的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
武斗之风一旦兴起，如燎原大火一发不可收拾。据说有的兵工厂造反派开出了坦克，拿起了重型武器，向对立组织发动猛烈攻击。没有武器的也拿起了铁棒，铁锹，开出了重型卡车和拖拉机进行顽强抵抗。甚至在有的省，市，特别在有些县的农村地区，敌对派别之间展开了血腥的暗杀，偷袭和大规模的屠杀。敌对的双方都开始不择手段，斗红了眼，想把对方至于死地而后快。长江出现了飘浮的死尸，四川，湖南和广西的好几条江都被鲜血染红，大批死尸飘浮顺江而下，吓坏了下江的居民。
在长期个人崇拜的灌输教育下，盲目愚忠领袖的劳苦大众，斗争情绪都被激发了起来了。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在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各自都可以搬出一大堆毛主席语录来为自己撑腰，慷慨激昂地批判对立的一派是反革命派。其效果就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引发了层层裂变。党分裂了，政府机关分裂了，学校分裂了，社会上所有的农，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全部分裂了。从上到下层层分裂了，甚至分成了好几派。连组成社会的最小基础单位家庭也分裂了，夫妻，父子，家庭成员因为参加了不同的组织，观点不同，在家里开辟了战场，口诛笔伐，甚至大打出手，反目成仇。
中央文革小组打着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旗号，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居然私利熏心，穷凶极恶，招降纳叛，不顾一切后果，私下鼓励工人造反组织夺取武器，武装起来抢班夺权。那些往日不得志的投机政客，唯恐天下不乱的文人墨客，一批保释在外，或刑满释放的刑事犯，流氓犯，无一不想利用好这百年不遇的出人头地机会，拉起大旗作虎皮，纷纷拉起了队伍，极力扩大造反派组织，组成了林立的山头。
只要彻底造反，敢做敢为，人多势众的造反组织头头，都成了中央文革眼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和“毛主席的好战士”。在中央文革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大力宣传鼓动下，各地工人造反派，各种造反组织展开抢班夺权，如火如荼。谁都想在未来的权力再分配中争取到一席之地，分到一杯羹。任何的分赃不匀，封官许愿处事不公，都足以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群众斗群众，武斗愈演愈烈。
十二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上海造反派夺权所刮起的一月革命风暴搞得热热闹闹，不过也太轻而易举了，简直如同儿戏。既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了最高指示，说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们是资产阶级，要打倒，那就打倒。让毛主席贴心的中央文革和代表无产阶级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头头们来掌管，来当家，那就上台。在无限崇拜英明领袖的老百姓眼里看来，既然是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舵手做得的决定，毛主席的话谁敢不听？至于谁上台，谁下台，那无所谓，春节过大年，日子还得照样过。
要过春节了，刚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紧急动员，各路人马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的过年生活用品。他们的目标是要保证物资供应比往年更丰富，必须使凭票证供应的年货全部到位，让全体上海市民在文化大革命夺权胜利后，能过上一个大肥年。这可是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层层下达，步步落实的。对待这项任务的态度被提高到，是支持，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因此，上海派出的征调和采购人员气势汹汹，理直气壮，竭尽全力，要求全国支援上海，年货大批运进上海，市场上立刻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过新年，当然也得有个新气象。破旧立新，经过红卫兵所刮起的破除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红色风暴后，以往的一些传统项目，如庙会，舞狮等各种闹新春的活动是不能再搞了。在家里祭拜祖宗，点蜡烛，烧香，烧纸钱，是封建迷信的残余。拜年说恭喜发财是资产阶级思想，被改成了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过年给孩子送压岁钱的习俗也得改掉。亲戚，朋友之间的送礼，恭贺新年，改为互相赠送革命春联，敲锣打鼓传捷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号召全体市民，一定要过好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春风得意的造反派头头相互之间，各友好交往的单位之间，纷纷组织了大批人马，大张旗鼓地传送着胜利夺权的捷报和革命化的春联。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搞得热闹非凡。大街上到处传来的敲锣打鼓声和各家各户孩子们所放的鞭炮声，烘托出了新年的欢庆气氛。对于一般人家这个春节倒是过得十分平静。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红五类”红卫兵所掀起红色恐怖运动，搞得人人自危。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级斗争把“黑五类”，“臭九类”，“反动学术权威”，剥削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都吓得屁滚尿流，整得一声也哼不成了。当然这些都是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压力。这是一场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参与，积极投入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到处都有警觉的眼睛在注视着。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包括公安，检察和司法部门都受到了内部造反派和外来的冲击，呈瘫痪状态，形同虚设，然而那个时期的社会治安却是出奇的好。因为谁都害怕会被处于大规模政治运动中，激进，亢奋的人们检举，揭发，被揪出来批斗，游街示众，甚至会被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罪论处。各种刑事犯罪，甚至小偷，小摸，几乎都绝迹了，连火警都极少发生。整个社会似乎又回到了大跃进年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状态。
范明家由于父亲的保留工资被扣押，家里的存款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四次抄家中被搜走了，这个年不得不过得十分拮据。范明的母亲经过一番精打细算，总算买齐了新年配给的年货。范明的父亲设计过工厂生产的几个拳头新产品，作为一个资本家居然还“大模大样”地蹲在技术监督科，在几个国防新产品设计书和生产操作工艺流程所有图纸上都作为设计主持人签上了大名。在工厂造反派成立不久，他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在厂长和书记还没有被打倒之前，他就被当成“死老虎”已经打倒，关“牛棚”，并多次批斗了。
范明的父亲被赶出了技监科，下放到保密车间，到那个他自己设计的，被指证为“毒害工人阶级”的有毒涂料工作室监督劳动。因此，这次过年再也不会有他的同事和徒弟们来登门拜访和拜年了。范家的亲戚，朋友，甚至左邻右舍看到这家人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反复抄家，男主人是资产阶级分子，还在挨批斗，唯恐秧及池鱼，都避之莫及。范家的这个年，可是真过得冷冷清清。
大年三十，吃着年夜饭，范明的父亲难得喝上了几两烧酒，不知道是烧酒的作用，还是被反复批斗，搞糊涂了？他脸涨得通红，嘴上还在不解地看着他的大儿子自顾自述说着，“实在搞不明白，我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怎么也会成了‘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这几个新产品设计书和工艺流程的图纸上我如果不签字，是不负责任，谁来承担责任？胆战心惊地签了字，又成了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耀武扬威？反正怎么做也是错。这几个新产品的设计图纸还是你教我画的，你不成了‘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这个书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以后再来运动，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帽子’可以给你戴？”
范明的母亲则一边上着菜，一边十分庆幸地与子女们说笑，唠叨着。扫四旧很好啊！否则就只有这么几张钞票，要发压岁钱，又要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还要请客招待来拜年的客人，这个年可怎么过？没有人来有啥关系？买来的年货全部可以留着自己家里慢慢吃，好好补充一下营养。嗨！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英儿。你们的大姐请不出假，留在了湖南。她跟着医疗队去了洞庭湖区血吸虫疫区快有大半年了。听说现在洞庭湖区又有水灾，她来信说作为医护人员，她过年可能又要上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真叫人担心哪！不知道这个年她会怎么过法？好想她啊！
春节假日，再加接上的周末和平时累计的假期，一般职工和工人都会趁过新年的机会，把假期聚在一起，走亲访友，或者难得出远门走走，歇上一周，甚至十来天。一家人天天聚在一起，顿顿聚餐，要讲的话都讲得没啥好讲的了。范明的父母总是有忙不完的事要做，要操心。母亲整天忙着做菜，做饭，洗刷，缝补衣服，织毛衣，搞卫生。父亲趁着过春节难得有空在家，忙着修理损坏了的桌，椅，板，凳和其他家具，再把家里的所有电路，电灯，电表，水表，收音机，照相机和自行车，都维修保养了一遍。
范明的四个弟弟和妹妹反正不用上学，不担心考试，也不需要读书，日子非常好过。他们就聚在一起放鞭炮，打扑克，下象棋，跳棋，围棋，军旗，国际象棋，跳绳，跳橡皮筋，在阳台的水泥地面上打乒乓，玩累了就睡懒觉。范明除了偶尔参与弟弟和妹妹的游戏以外，心里老是觉得不踏实，也睡不好。
他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过年前，在“同心干”全体会议上，赵拥军的突然发难和很久以来就存在他思想中的一个关系十分重大，而又无法解开的大问题，即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所期望达到的真实目标？范明对争权夺利，如何利用目前上海市全面展开的造反夺权，争取当上一个什么职位？觉得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丝毫不感兴趣。他认为，对全国各地，特别对上海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一阵风地打倒谁，支持谁？因为不明底细，也不知背景，更不是有了他和“同心干”的积极参与就能左右的，只能眼开眼闭，听之任之。
范明无法认同作为文革的副统帅林彪所说的“天才论”。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化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泽东思想。范明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这谁都知道，但也不能胡吹，神化到如此地步。这根本是在搞肉麻地吹捧，别有用心地树神，明目张胆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扼杀任何不同意见。范明也无法认同中央文革号召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都烂透了，都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控制了”的说法。如果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想法，范明就觉得更无法理解了。
他实在无法想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都烂透了，都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控制了的状况。即使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派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范明认为他们与毛主席的分歧，还只是思想方法，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具体的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不应该轻易地无限上纲，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真的是反毛主席的，是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代理人，既然他们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多数领导人的支持，早就可以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党政权力，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彻底否决文化大革命和罢黜毛主席了。现在事情很清楚，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彻底否定和颠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而不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主动进攻，企图否定毛主席，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范明继续思考着，如果中央文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都烂透了，都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控制了”的说法，确实就是毛主席的想法属实，那就不应该是什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了，而应该是对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和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上的思想分歧了，更应该是国家和政府的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了。
文革的目的难道真的是要打倒几乎所有曾经跟随毛主席闹革命，南征北战打下江山的老革命，开国功臣？如果毛主席真的认为这些老革命都安于现状，贪图享乐和手中的权利，已经失去了继续革命的斗志，成了革命的阻力，那他可以学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或逐步解除他们的党，政，军职务，让他们去养老，安度晚年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把他们都打倒，搞臭，甚至置于死地？熟读史书的毛主席应该会想到这一步的，为何必须采取文革的非常手段？这其中必定还会有更为深沉的真正原因和不得不采取剧烈的群众斗争方式的苦衷，范明这样想着。
另外范明想到，如果真的是他的想法彻底错了，确实是他误导了“同心干”在文革中的方向，组织内部的思想分歧是早晚要爆发的。与其等内部以赵拥军为代表的激进派，向以我为代表的“保守派”发动进攻，闹分裂，搞得不可收拾，还不如我主动少发言，让出主导权，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或者逐步少去学校，退出“同心干”。
范明再次萌发了主动退出文化大革命的念头。他觉得十分的无奈，苦读了这么些年的马列主义，甚至啃了好几遍《资本论》，还是搞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无法做到明辨是非。为什么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老是无法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想法一致起来？为什么自己就做不到“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切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毫不犹豫地去执行，而总是要以怀疑一切的眼光来看待，还老是要问一个为什么？
从内心，范明有时候是十分羡慕那些“红五类”红卫兵的。看到他们根本不用自己思考，只要遵照毛主席挥手他们前进，毛主席指示他们照办，加上原本就“根正苗壮”，可以无忧无虑，大刀阔斧，冲锋陷阵。他们只须高叫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口号，就可以得到政治正确的保障，“永不犯错”，“旱涝保收”。如果他也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或革命干部的家庭，他的态度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还是会有所不同呢？范明经常反问自己。
如果是慧慧处于他现在的位置，她会如何思考？恐怕她会和他一样都很难安于现状，不会心甘情愿去当不需要脑子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因为他俩从小就是有了疑问就会穷追不舍，而且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长着头脑就是用来思考问题的，否则岂不形同行尸走肉？马克思在一次回答他女儿的问题，“你的信仰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怀疑一切”。这充分说明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不管是搞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有了疑问才会激发人们去深入探索，找到正确的答案，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才会有进步和发展。不让独立思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晚上，范明走到了家里的阳台，注视着南方天际的星星继续想着。
为了进一步理清思想，范明从书架上取下了各位共产主义先驱，论述历次空想共产主义试验的论文集，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寻谈论到空想共产主义的文章。他再次翻阅起毛主席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建国后所写的有关农业合作化，城市工商业改造和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文章，以及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一次仔细地苦读起来。
刚过完年在二月中旬，中央发生了被称为“二月逆流”的重大事件。当时党中央的一批党，政，军老干部和负责人与林彪，江青等中央文革负责人面对面地发生了直接对抗。毛主席作了明确表态，反击“二月逆流”。从文革开始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可说是锐不可挡，所向披靡。而被打成刘少奇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方，则鸦雀无声，毫无抵抗，也没有机会作任何的申辩，一面倒地一直处于被批斗，被打倒的位置。
现在有这些老干部，老将，老帅与林彪，江青等中央文革负责人面对面地对抗，显示在中央的老革命中，还是有一批人是敢于直言时政，提出不同政见的。然而，毛主席却一味偏袒林彪，江青等中央文革负责人，认为这是一股“二月逆流”，是一股“右倾翻案风”。难道这些老革命，老干部，老将军也属于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也要打倒？怎么会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得？这样打倒下去，中央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外，还能剩下谁来？范明越想越糊涂。
范明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这种思想状态，实在无法在这场自己理解不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下去了，也不能在“同心干”里再干下去了。他约了黄桂芳，王勇，陆方芳，为了谈话方便，下午一起到离学校最近的黄桂芳家商量。针对在过年前，“同心干”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以赵拥军为代表的激进派的发难，范明简单地谈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明确告知，为了避免内部的冲突和矛盾激化，自己将在以后一段日子里，谨言慎行，想多听一些不同意见和想法。如果在这一段期间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或行动，自己也将缺席。
陆方芳首先表态，“你说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和疑虑，但不等于我们可以就此罢手，放任一些激进派利用组织名义去瞎跟风，到处乱闯。我不认为，我们只有盲目跟从，才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更不认为我们经过冷静观察和理性分析以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就是怀疑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甚至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如果真有重大的活动，或行动，我们都必须当仁不让，严格把关，坚守我们的原则。多听一些不同意见和想法是对的。反正我估计现阶段上海各级政府的夺权斗争，我们根本就插手不上。只有等搞到中学这一层时，我们才能有事做。‘同心干’可以少开一些全体会议，多自由活动，避免正面交锋，我们一起来避开这一段思想的困惑期。”
“讲得好！只要动脑筋就肯定会产生各种疑问，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谁也不想在‘同心干’内部发生激烈争论，乱扣帽子和走向分裂。现在既然已经有了一些分裂的苗头，我们就决不能退让。消极躲避总不是一个办法，正像陆方芳刚才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淡化分歧，以少搞大型活动，少开会议，避免正面交锋的婉转方式，度过这一段非常时期。”王勇接着说。
“我看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吧！先拖一段时间再说，不必急于处理。时间久了，也许又会有新的事件发生。新的形势到来，会吸引我们所有的注意力，也许就可以转化矛盾。随着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楚，矛盾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这是谁也说不准的。我认为我们几个人应该同进退，而现在我们的处境是进退两难，欲摆不能。”黄桂芳表态说。
到了1967年3月中旬，更为令人震惊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陆方芳和张均尧分别从掌权了的工人造反组织搞到了两份重要的中央文件。赵拥军也从学校的红卫兵总部领到了这两份被大量印刷，公开散发的中共中央红头机密决议文件。这两份文件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严厉谴责和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党特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
“同心干”学生们围坐一圈，张口结舌，目瞪口呆。被划入参加“二月逆流”的党，政，军负责人也有不少人在名单中。刘少奇的历史材料，薄一波和党中央一大批领导干部向国民党写的“悔过书”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不容怀疑。真是匪夷所思，事情的真相原来如此。“同心干”的所有核心成员都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但又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
四月初，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对叛徒和走资派的批判斗争排山倒海而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材料党中央既然早就掌握了，为何没有尽早把这些叛徒，内奸和国民党特务清理出革命队伍，还让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党中央担任着如此高的职位？对于这些问题，在中央文件中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和说明。由于从小就一再被灌输，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必须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这些学生在讨论中还为其自圆其说。他们认为，也许是这些人的势力很大，能力很强，长期盘据中央的重要职务，以一般手段和组织措施无法动摇其基础，也许是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嚣张，要篡党夺权了，毛主席这才不惜分裂党，不惜重开内战，为了要挽救革命，挽救党，亲自点燃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不容怀疑，其余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答，已经不重要。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的崇拜，这两份号称绝密，又大量印刷，广为传播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所带来的震撼，足以打消这些初生牛犊的所有疑虑和不解。尽管还是有不少疑问，对许多做法还是有所保留，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枝节问题，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正的原因。
这两份中央文件对范明来说意义更为重大。他一直在怀疑中央是否有一些尚未公开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急需要解决，才导致矛盾的激化，不得不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发动群众再次起来革命的非常手段，来达到防止和平演变，巩固红色政权，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终目标。他曾经一再寄托希望于，一些导致自己看起来“不合理”，“反复无常”，“近似荒唐”和“绝对化”的中央决策和政策的背景资料的公布和问题的明朗化，来否定自己的许多看法和判断，证明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现在，由于这两份中央文件的公布使范明终于彻底气馁了。
果然如此，原来真有这么一些背后文章和被隐藏的秘密，这就不是靠他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注意时事形势分析，所能够理解得了和做出正确判断的。好在他自己的分析和理解都是有根有据的，还不至于脱离事物的本来面目，偏离太大。自己也没有胡言乱语，闯下不可挽回的大祸。范明认为是到了他应该调整立场和思考问题角度的时候了。否则，如果他继续沿着原来的思路走下去，老是紧盯着中央文革的越权和凌驾党中央之上的不正常行为，和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和弊端，只会越陷越深。他可能真的会走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党，反人民的歧途，不可挽回地成为一个现行反革命。
不过，立场和思考问题角度的调整和大幅度地转换可不容易，也使范明变得眼前一片茫然，再次陷入了无比的困惑之中。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还是无法理解，对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揭发黑暗面的方法还是不以为然。范明认为清除叛徒和他们的追随者，以及罢免走资派完全可以按照合法程序在党内和政府内来进行，采取像文革这样重新革命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他对林彪说的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讲话更不敢苟同。文化大革命只是造就了一批草莽英雄，乱世豪杰，却摧毁了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和决策体制，摧毁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如果原有的党和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就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通过文革这样再一次革命的群众运动，通过不断地革命，换人来做做，就能够解决问题吗？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谈何容易？他看不到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有重大改革的迹象，也看不到通过重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领袖，就能达到天下大治的前景。范明尤其反感的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批判他一再熟读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尽管刘少奇是一个叛徒和特务，但要说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逻辑不通，强词夺理，完全是一派胡言。
十三 威胁利诱 明争暗斗
到了五月份，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立以后，上海市下属的各级政府，行政机构，企业和事业单位，也相应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桃园中学在原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也在筹备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校革会）。学校里的“红革会”，“文革派”，“教工造反队”和“同心干”四大组织和众多的红卫兵和教工组织，都纷纷开始活动了起来。大家都在采取结盟，纵横联合等策略，想在筹备“校革会”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安排进入“校革会”筹备组的人数，各组织的名额分配，以及决定三结合的干部人选等方面掌握主导权。
“同心干”留在学校的一大半主力丝毫不敢怠慢，全部动员了起来，积极准备。“同心干”总部所在的四号楼，地处学校的中心位置，而且是独立的，整栋小楼完全控制在“同心干”的手中。因此四号楼也就成了与“同心干”的立场基本相同的红卫兵组织和教工组织前来商议对策的中心活动场所。原来就与“同心干”结盟的“青年教工造反队”和一些红卫兵组织，早就理所当然地把四号楼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地盘。
“同心干”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和多次分工小组会议，商量对策。赵拥军，张均尧和翟静怡等人强烈要求，一定要利用这次大好机会，好好运筹帷幄。他们主张要离间和瓦解敌对组织，抓住战机逼退，或击败“红革会”，顺势夺取学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权。然而，多数人考虑到“红革会”和“文革派”都是原党总支部书记邹顺发一手扶植起来的，本是同根生，利益关系又完全一致，现时也抓不到他们有什么严重错误的把柄，分化和瓦解这两大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校革会筹备小组是在校红卫兵大联合总部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没有很好的理由，夺取学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权是一项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红革会”在半年前的那场造反派大联合过程中，出人意料地突然取代了“同心干”，以反邹顺发急先锋的姿态出现，成了最大的赢家。在校红卫兵总部七个常委中，双方表面上是势均力敌。教工造反队和‘同心干’代表都是副总指挥，但是“红革会”的陈海涛还是担任了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召集人和总指挥，加上“文革派”的一席也是副总指挥。陈海涛作为校红卫兵总部的总指挥，在一些政工和行政干部的协助下，处于学校的领导地位已有半年，再有“文革派”的鼎立相助，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
由于在半年前的那场造反派大联合过程中，当时大家都没能估计到“红革会”的突然变脸。当时全校造反派大联合负责人会议是由黄桂芳和赵拥军代表“同心干”参加的。总指挥职务的大权旁落，也是他俩没有力争，甚至主动退让的结果。虽然事后没有人提出过埋怨，大家还认为这样也好，可以不打头阵，也不必为盲目犯错承担责任。“同心干”只作为一股理性的制衡力量，不当总指挥在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面，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
赵拥军却始终耿耿于怀，转而指出，黄桂芳待人热情，性格温和，只是不够强硬，太软弱。而他则在全校的知名度和威望都不够高，在这种权力斗争中力不从心。他提出，这次要想扭转乾坤，必须由范明和陆方芳亲自出马，充分利用好他们的号召力和演讲鼓动能力，展示他们在文学和思想理论方面的才华。只要“同心干”在外的所有成员都撤回学校，全力以赴，支持和配合他们的进攻策略，就会有成功的希望。
然而，陆方芳和范明却觉得，一步走错，步步被动，事已至此，即使他俩出马也会无济于事。何况黄桂芳一直在代表着“同心干”，干得得心应手，尽职尽责，不应该轻易更换。陆方芳表示，他的兴趣在观察上海市和全国的工人运动，紧跟文革形势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也不想放弃现有的机会和挑战。范明则表示对争权夺利实在没有兴趣，他更在意的是想搞懂一些思想理论问题和深入学习马列主义。
“同心干”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既然作为上策，主动进攻，夺取学校文革和筹备校革会的主导权不可行，只能求其次，即争取校革会筹备小组成员人数上的制衡和三结合干部人选的决定权。“同心干”要联合“教工造反队”和各种力量，促使所有观点相近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取得校革会七人筹备小组中的三个名额，并争取由“教工造反队”代表出任两个筹备小组副组长中一个职位。
鉴于原学校党(总)支部书记邹顺发，在文革初期操控“红五类”红卫兵，搞红色恐怖，迫害教学业务干部和教师所犯下的罪行，“同心干”会议决定发动全校教师和学生，联合起来坚决抵制解放邹顺发，阻止他进入校革委会筹备小组。留校的“同心干”成员分成两组，即从发动教师和统合观点和理念基本一致的教工造反队和学生红卫兵组织来制衡“红革会”和“文革派”，和发动教师和学生抵制解放邹顺发，清查他迫害教学业务干部和教师所犯下的罪行，这两方面开展工作。
就在此期间的一天下午，原学校党（总）支部书记邹顺发在“同心干”总部，四号楼前面的小路转弯处拦住了范明，表示要与范明私下谈一下。他们直接向北走向了运动场，顺着跑道，向邹顺发所指着的，文革以来就几乎没有人迹的室内体操棚慢慢走去。
邹书记先作了开场白：“范明同学，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才。你不但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还有极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难怪刘校长会那么器重你。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的表现，就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你是‘同心干’真正的主心骨，在全校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相信全校所有红卫兵组织和教工造反派都会十分尊重你的意见。”
范明赶忙打断了邹书记的开场白，平静地说：“邹书记，你看走眼了，也太抬举我了。我既非‘同心干’的负责人，也非学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我又不是红五类，根本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别说当头头了，根本就轮不上我讲话，讲了他们也不一定会听，更不用说其他组织了。”
“你不必太谦虚，也不必有所顾虑。明眼人不该说瞎话！你们虎得了别人，虎不了我。从我对你们以往各种能力的观察和了解，从‘同心干’的精明强干，成立以来的行事方式和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从你在台上一站，台下掌声所表示的欢迎程度，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判断，你才是‘同心干’的真正负责人，是全校造反派的真正领袖。” 邹顺发固执地强调着。
“哦？你指的是我在半年前的那次全校文革红卫兵和造反派大联合誓师大会上的发言？这个，我想您是彻底误会了。在那次大会，我们‘同心干’的正式发言人是黄桂芳，只是在临开会前，她把发言稿给弄丢了，临时把我推了上台，顺口说了几句。这并不能表示我就是‘同心干’的负责人，更扯不上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我，是全校造反派的领袖。‘同心干’中人才济济，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精于谋略的人才很多。您可不要小瞧了‘同心干’，否则只靠几个人，‘同心干’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范明努力解释着。
“我从来就没有敢小瞧了打倒了我的‘同心干’。你们玩的内，外两套班子，外表忠厚老实，立场鲜明，态度友善，广泛结盟，内部却是深谋远虑，居心叵测，而且精于谋略，心狠手辣。这一套把戏只能骗得了一时，时间久了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你还敢不承认？”
“我想这是你多虑了，那里会有这么复杂！被你那么一说，可真是不得了，‘同心干’简直成了一个特务组织了。这样复杂的构思，恐怕也只有像你这样的经验老到的政工干部才能够想得到。我看这个问题就不必讨论下去了，因为离事实差得太远，是谈不出结果的。我可是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你既然不相信就算了。邹书记，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范明问道。
“范明，其实在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有仇恨。我承认，过去党支部在执行上级有关政策方面太过死板，曾经使你受到过一些委屈。不过，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白专道路可是上海市教委的指示，我们只是贯彻执行而已。我还知道，你对我当时领导批判刘校长，赵主任和其他老师十分反感，但这是我必须执行的，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好想。我从内心是非常同情她们的。也可能有人告诉过你，学校党支部曾经有过把你，王勇，翟静怡，陆方芳等人，定为‘白专学生’典型的打算，但是我最后到底还是没有这样做。”
“邹书记，谢谢您告诉了我这些。对‘白专学生’问题我不太了解，也没听说过，许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参与的。我也从没感到受过什么委屈，出身不好是无可奈何的事，许多事情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仇恨，只不过你是书记，我是学生，我根本不了解您，您对我了解得也不多罢了。”范明小心地说着。
“说来也是我糊涂，我到最近才了解到，陈宝粟和张为民与你竟然会有这么深的渊源，曲大卫和兰明德与你也有这么深的交情。因此，我的一举一动，你都应该是很清楚的。”邹顺发试探着坚持说。
“您的疑心未免也太重了，您不应该低估了这些学生党员的党性。虽然陈宝粟，张为民和我来自同一所小学，曲大卫和兰明德我们一起学习讨论过一些有关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但他们都比我进步得快。他们都是学生党员，紧跟的是党支部，受着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他们不可能把党组织内部讨论的事情告诉我，更没有必要来向我汇报。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就在相互对抗的不同组织，连平常交谈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来告诉我这些？”
“你不必跟我装糊涂。我说的是文革以前的事，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入党。就算是现在，要联系还不容易，谁能看得住你们？党性？连党组织都瘫痪了，还谈什么党性？在位的时候，人们围着你转，因为你有权。一旦落难，被打倒，谁还会来理你？实际上，现在是你们这些人分别控制着不同的组织，在真正控制着整个学校。”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要怀疑是我们这些不在其位，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在控制着学校？为什么总是喜欢把问题想得这么复杂？”
“好！这些都可以不谈。现在学校正在筹备校革会，我相信我是应该属于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从上次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被你们突然袭击，打成走资派后，我的区教育局副局长的职务也给造反掉了，成了整天无所事事的闲人。我想能够有机会首先被解放，三结合进校革委会，能继续为文化大革命做出一份贡献。而且，我认为我们之间合则两利，不合作则会两败俱伤。你的打算呢？”邹书记怨气十足地逼问起来。
“对于上次全校大会上您被批斗，我只能表示遗憾。中央有打倒走资派的指示，你是当权派，会场气氛一起来，群众要批斗你，也是很正常的事。‘红革会’首当其冲，表现得最积极，因此‘红革会’的陈海涛担任了全校的总指挥。他才是真正的掌权人。你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找他才是，怎么来找我呢？至于你的被打倒，其实过后根本就没有人真正为难过你。你落得清闲，还不满意？想想我们桃园中学有二，三十个老师和教育业务领导，在文革初期受到过的无妄之灾。因此，对你的处理应该是十分宽厚，非常优待了，你应该知足。希望你也能体会到这些挨整的老师们当时忍屈受辱，痛不欲生的心情。您想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能被结合进校革会，当然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意思转告有关负责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可是红卫兵响应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下自发的革命行动。校长，教学业务领导和部分教师受到革命的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以及两位教师的自杀，都是红卫兵运动中所发生的事，与我完全无关。你不要胡乱把这些帽子都扣在了我的头上，我也决不会承认。什么？你会把我的意思转告有关负责人？你在搞什么鬼？我需要你来转达我的话？我已经把话都讲到了这份地步，你还在给我继续装蒜？我只需要你给我一句话，你的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邹书记发怒地追问起来。
“我的赞成，还是反对，对你的能否被解放？起不了决定作用，关键是你自己的态度。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你都干了些什么？对你的所作所为，犯过的错误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和认识？能否得到全校教师和学生的原谅？这些才是真正的关键因素。再说，即使假设你被结合进了校革会筹备组，你又打算做些什么？是痛改前非，还是变本加厉？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够得到学校各大红卫兵组织和教工组织的拥护和支持，才是最重要的。”范明也转为以强硬的态度回答。
“你把自己完全置身在外，好像学校里所发生这些事都与你无关，甚至我的被打倒，被暗算？你敢说这些不是拜你所赐？否则谁能把我完全蒙在鼓里，设计了进去？这件事你确实做得很高明。你们‘同心干’的突然崛起，以及你在背后出谋划策，暗中组织对我下手，这都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可说是防不胜防。好在事先我对文革形势的发展还是有清醒估计的，有了一些安排，没有让你的阴谋完全得逞，否则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要不是你自己那天在大会主席台上一站，竟然受到全校师生起立欢呼，以及你的发言所表现出来的那股气势和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响应，在台下挨斗的我还被蒙在鼓里呢！看到了这一切，我不得不立刻对你刮目相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如果不是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大量的组织工作，都是无法实现的。这全套的谋略，计划和精明的组织工作，要不是你们自己组织的核心成员沾沾自喜地说了出来，我可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竟然会是你策划了这一切。你们的计划可真是天衣无缝，毫无踪迹可循呢！”
“邹书记，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您所说的这样一位‘同心干’成员，会在外面胡乱瞎吹，莫名其妙地把这一切都套到了我的头上。也不清楚你所说的，完全是你的胡乱揣测和想象力，还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你有权有势，从来只有你计算别人，别人怎么计算得了你？你是在全校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当天，被会场外的红卫兵当场揪住押进会场的。你是学校的当权派，在群众运动中受到批判，怪不了别人，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你能抗拒的。说话要有根据，如果你硬要把怨气都出在我的头上，今天是来找我吵架的，我也无能为力。我对争夺个人的权力和既得利益都没有兴趣，我俩之间没有合作的基础。我对你没有个人的仇恨，我们之间也没有对抗的必要。”范明冷静地回答。
“这样看来，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并在校革委会和你合作共进是不可能的了。你充满敌意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地给了我答案。不要以为你一口否定，死不认账，就可以逍遥法外，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要错估了形势，与我作对，你决不会有好下场！我的被解放，恢复职务是早晚的事。我今天来找你，是看得起你，认为你是一个人才。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一起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作贡献，我可以对你既往不咎。如果你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子弟，不识抬举，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你是不会得逞的，也不会有好下场的！”邹顺发恶狠狠地威胁起来。
“你还是露出了你的本来面目。扣帽子，打棍子，耍尽阴谋诡计背后整人，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这些就是你的一贯伎俩。打着红旗谋取私利，在搞着修正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正是像你这种人。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对象也就是像你这种人。我想，今天我该向你讲的，都已经讲了，该说明的，也说明了，信不信由你。如果你还是坚持你的错误立场，顽固不化，你是不可能取得全校师生的谅解，也不可能被解放结合进校革委会的。反对文化大革命，你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上午，在四号楼的楼上‘同心干’的大会议室，人来人往，黄桂芳，王勇，范明，赵拥军和翟静怡等人都在忙着接待和约谈来访的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代表。陆方芳和张均尧去了市和区的工人造反司令部。范明要去喝茶，独自走到相邻的小会议室休息一会儿，站在窗台前望着窗外继续思考着。到底是谁会向邹顺发透漏了‘同心干’当初决策的全过程，出卖了自己？经过了一夜的思索，他心目中最有可能的怀疑对象很清楚，只是缺乏证据。应该如何处理？心中还是没有一个万全的对策。他简直不敢相信革命口号叫得最响的赵拥军，真的会做出这种肮脏的勾当。
赵拥军悄悄地走到范明的身后，开玩笑地问道：“范克斯，听说邹顺发书记昨天下午来‘同心干’找过你？他和你都谈了些什么？不会是他厚着脸皮要你帮着去说服各组织，让他作为三结合中的干部代表进入校革委会筹备小组吧？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范明大吃了一惊，因为邹顺发根本就没有到过“同心干”。他是在四号楼外面被邹顺发拦下的，“同心干”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与邹顺发谈话后，范明觉得很气愤，气恼的是“同心干”里可能真的出了内奸，而且还与邹顺发有了勾结。他有许多问题想不通，就直接回家了。谈话后，他没有与任何人谈起过这件事，也没有回过四号楼。
范明强压下了心头的怒火，冷静地回答说：“是啊！你猜得很准，是有过那回事。不过，他说得很含糊，可能是试探性的吧？我们‘同心干’的全体会议不是有了决议吗？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样的无理要求，我肯定会当面拒绝他的。”
“哦！是这样。他能来找你，可能也就意味着他已经与‘红革会’和‘文革派’都说好了，就差我们这一方点头了。其实，这可能也是你亲自出马，夺取学校革委会筹备组长职位的唯一机会。我想只要你当面答应了他，他就会全力支持你，也会迫使‘红革会’和‘文革派’让步的。当然，他如果没有把问题讲透，你又无法信任他，就很难谈得拢了。你拒绝了他，也是理所当然的。”赵拥军很诚恳地说。
“难道你不认为，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邹顺发是想利用我们‘同心干’与‘教工造反队’的关系，来压制教师对他的不满情绪，达到他个人的第一批被解放和复职的目的。再说，如果我们真的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丧失了起码的原则和立场，‘同心干’也就失去了民心，该解散了。一旦邹顺发真的达到了他的目的，从他以往的所作所为看，你能指望他的知恩图报吗？‘同心干’和‘教工造反队’如果都拿原则作了交易，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力量，即使我真的当上了学校革委会筹备组长，也只是个虚名，一个傀儡，又有什么意义？”
“我考虑的是如果你表态支持了他，起码能缓解我们和他，以及和‘红革会’和‘文革派’的敌对关系。等你真的当上了学校革委会筹备组长，手中有了权，就可以正式开展调查他在文革初期对一部分老师的迫害，重新赢回大部分老师和红卫兵组织对我们‘同心干’的信任。否则，我们还会继续处于被动地位，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不过，对！你的想法也有道理，也许还是你分析得对！结果很可能会是你所说的那样，你将只是一个傀儡，实权还是在他的手上。邹顺发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政工干部，我们可能真的都不是他的对手。”赵拥军皱着眉头沉思地说。
十四 考察武汉工人造反运动
事后，范明向黄桂芳，王勇，翟静怡，陆方芳和张均尧说了邹顺发找来，两人谈话的过程和赵拥军的意见，一起详细讨论了各种利害关系和可能性。大家一致认为，这会是一个陷阱。如果答应了邹顺发的无理要求，拿原则作了交易，也就等于放弃了“同心干”成立的目的和原则，自动瓦解了“同心干”的群众基础。即使换来了革委会筹备组长职务，实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三结合干部邹顺发的手中，也不可能尽释前嫌。
再说，他要既往不咎，“同心干”和这些遭受迫害的老师还不答应呢！邹顺发有“红革会”和“文革派”的强烈支持，失去了群众基础的“同心干”和“教工造反队”根本就无法与他抗衡，更谈不上正式开展调查文革初期对一部分老师的迫害和重新赢回大部分老师和红卫兵组织对我们“同心干”的信任问题。面临众叛亲离，这个傀儡职务是当不下去的，在正式成立校革委会时，就一定会被撤换掉。
张均尧认为赵拥军的行为太离谱，为了自己免受报复，居然出卖了组织秘密，等于是做了邹顺发派在“同心干”的内奸。他既然已经明确地出卖了提出计划的范明和具体实行抓出邹顺发的他，因此必须清理门户。而其他人则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缺乏具体的证据说明是赵拥军说的，即使是他在吹牛时说漏了嘴，也不能说明赵拥军已经正式投靠了邹顺发，说不准是邹顺发在使离间计。如果“同心干”自乱了阵脚，谴责和开除赵拥军，一来他决不会承认，还会反目成仇，迫使他死心塌地投靠邹顺发，二来反而证明了邹顺发所揣测的确有其事。
范明顾虑到马上处理赵拥军问题，会因为证据不足造成组织分裂，主张暂缓处理。而且赵拥军如果现在就马上倒戈，举证“同心干”曾经采用釜底抽薪，金蝉脱壳之计，破坏过“红革会”和“文革派”试图再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动，后果就会很严重。在这场筹备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斗争中，“同心干”如果被栽上了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帽子，就会处处被动，落入下风。而现在，“红革会”和“文革派”只要有谁敢提出解放邹顺发，把他作为三结合干部，他们就会落个为走资派翻案的下场，甚至有可能把“红革会”的陈海涛踢出筹备小组。
最后，陆方芳提醒大家，在这场全市上下筹备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过程中，有一股被打倒的走资派一旦被解放就企图反攻倒算，对造反派实行秋后算账，恶性报复的势头。在许多区政府革委会的筹备工作中已经多次发生。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正在展开，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害怕和躲避都是懦夫的行为，我们没有退路。大家更需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反复辟，反对解放走资派邹顺发，抵制他进入校革委会的筹备小组。“同心干”和“教工造反队”要联合其他组织，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要成立专案组，调查和清算走资派邹顺发在文革初期对学校教学业务干部和广大教师的迫害。
经过“同心干”，“教工造反队”和其他红卫兵组织齐心合力，发动了反对解放邹顺发，追查他在文革初期迫害教师的罪行，抵制邹顺发进入校革会筹备小组的各种宣传活动。在学校红卫兵和造反派大联合总部的联席会议上，“红革会”和“文革派”的代表因为怕被打成“保皇派”，连邹顺发的名字也不敢提到。“同心干”的代表也担心如果提出刘校长为三结合干部，会引发新一轮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高潮，只能作罢。
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经过反复磋商，会议决定三结合干部还是请示区教育局革委会从外面派人来。在校革会筹备小组七人的名单中，继续保留“同心干”，“教工造反队”和支持“同心干”的红卫兵组织联盟，各占一个名额，并由“教工造反队”负责人宋教练出任校革会筹备小组的副组长。“红革会”原有两个名额减为一个，腾出一个名额给上级派来的三结合干部，也担任副组长。剩下的三个名额，由“红革会”和“文革派”各占一个，自称为中立的红卫兵组织联盟代表继续保留。由“红革会”的陈海涛，继续担任校革会筹备小组的组长。
从总的说来，这样的安排还是保持了一个势均力敌，达到了“同心干”预期的目标。作为结果，“同心干”和“文革派”都失去了副组长的职务。陈海涛虽然当了组长，“红革会”还是失去了一个名额。这是双方互让了一步妥协的结果，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学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了。邹顺发没有被解放，更没有被作为三结合干部结合进去，还面临对他在文革初期迫害教学业务干部和广大教师的调查和清算，可说是大快人心。邹顺发一看苗头不对，大势已去，只得逃之夭夭，从此在学校里销声匿迹。许多遭受过迫害的干部和教师也终于都松了一口气。
由于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已经被轰轰烈烈的工人造反运动所取代，随着校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成立，学校里的内部格局暂时稳定了下来。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都把运动的重点移向了社会，更多地参与了区和市一级的组织活动。留守学校的各组织成员除了一些常规的交往和日常事务处理以外，没有什么振奋人心的事可干。
到了六月份，“同心干”的不少同学提出要出去大串联。范明等人特别想去武斗频繁，形势复杂的武汉，了解武斗发生的原因和搞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黄桂芳召回了陆方芳，张均尧和由他们带出去的十来个“同心干”成员，一起讨论对工人运动和各地夺权斗争形势发展的看法，评估组队去武汉考察武斗发生的原因和文革意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案。
陆方芳和张均尧认为，从一月革命风暴发生以来，经过半年时间，上海市的夺权斗争在毫无抵抗的状态下顺利展开，现在已经基本结束。接下来的斗争将发生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内部，斗争会变得更为隐秘，更为凶险。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走资派不但还在走，而且还想跑。他们采取伪装老实认罪，拥护革命的姿态，纷纷被解放，并作为三结合干部混进了各级政府，机关单位和事业企业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只要一旦上台掌握了权力，他们就会串联起来，有计划，有预谋地对各单位的造反派领袖下手。
他们让造反派领袖在领导岗位上因为没有经验而出丑，还散布流言蜚语，进行人身攻击，人格上的侮辱和个人道德品德上的栽赃诬陷。各级工人造反司令部都接到了大量的举报，有些工厂和单位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及如何搞好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问题，已经引起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大家在讨论中进而认为，看不清楚的是内地各省，市的夺权斗争形势。各地造反组织山头林立，各有背景，对抗十分激烈，有失控的危险。许多地方已经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还与军队发生了冲突。各地造反组织时有冲击兵工厂和军火库，偷盗和强抢各种武器的消息传来。大批战备武器和装备已经流落到社会，甚至不法之徒手中，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治安。可以说，天下大乱是做到了，如何才能做到天下大治？现在还没有一个谱。当然，如果真的乱得没治了，最后还可以动用社会主义堡垒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来摆平。不过，这却是下策了。
不是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学习，自己当家作主吗？上海的样板是在中央文革一手策划下，有最高指示撑腰，按部就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哪里有上海市民，普通人民群众说话和表达意见的权力？如果完全按照中央文革的如意算盘，上策应该是各地都向上海学习，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导下，成立老，中，青，造反派领袖，可以改造好的革命干部和劳动模范，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就凭中央文革这几根葱，那么几个人恐怕没有这份包揽一切的能耐。
上策如果做不到，当然只能求其次。中策是在无法实现中央文革全面掌控的革命大联合时，只能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派，依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强行组成革命委员会。这就要求中央文革有容人一起分享权力，团结不同意见的雅量，采取精明的纵横联合策略才能成功。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人在目前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在握，横扫一切的气势下，会有此包容的雅量和冷静的头脑吗？
下策是当在搞得乱得无法收拾时，调用军队实行军事管制。不过，这样也就意味着与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本意违背了，也证明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无能。调用军队实行军事管制，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会造成林彪团队军队势力的迅速扩张，文革的主导权也会转移到军方领袖的手中，还可能引发中央文革小组与以林副统帅为首的原四野系统中，政治地位急剧上升的将官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会议讨论的结论是应该利用这一段略为空闲的时间，组织人员到外地去实地考察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深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意义。陆方芳和张均尧建议，上海市和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已在筹备中，总的形势已经走向稳定，跟随他们的人员继续留在外面已经意义不大。现在要派出大量人员组织去武汉考察，留校人手会不足，不如撤回原派出到市和区两级机构了解工人运动发展的所有人员，重新统一安排。
鉴于陆方芳已经进入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宣传组，脱离了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所主办的《红卫战报》，加入了《上海工人造反报》的编辑部。他将继续留在市政府里，并经常回校通报情况，关注一下学校的运动发展。张均尧则强烈要求参加去武汉的文革考察活动。除了黄桂芳，赵拥军，王勇，马树林必须留在学校，继续关注学校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以外，其他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随着范明一起参加去武汉的文革考察？
谁也没能料到，一些与“同心干”结盟的红卫兵组织，听到“同心干”在组织去武汉的文革考察活动，想要跟随着一起去武汉的各年级学生竟然会有三十余人。这些低年级的学生热情洋溢，决心很大，对“同心干”组织绝对信赖，简直无法推脱，更难于拒绝。出于无奈，“同心干”除了陆方芳以外，所有成员只得按照自愿的原则一分为二。由黄桂芳，陆方芳，赵拥军，王勇，马树林等十八个人留守上海，并负责与派往武汉人员的联络。由范明，倪素珍，李蓓蓓，翟静怡，张均尧等十八个人，带着与“同心干”结盟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学生三十二人出发前往武汉，了解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
组织五十个中学生，在各级政府瘫痪，造反组织山头林立，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的状况下，上外地大串联是一项十分困难和艰巨的任务。说到困难，在于参加的学生来自所有年级，不同班级，没有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相互之间又不熟悉，谁也管不着谁，在管理上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人员在武汉一旦分散了，或者走失了，根本就没有法子再寻找回来。
说到艰巨，在于这次社会考察的地点是文革以来武斗冲突最为激烈，形势最为动荡不安的武汉。被误伤，被卷入武斗场合，甚至被绑架，什么意想不到的危险都有可能发生。组织者为了要保障所有参加这次考察活动学生的生命安全，担负的责任过分重大。然而，面对这么多低年级同学的信任，又盛情难却，也就是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范明，李蓓蓓，翟静怡，张均尧，倪素珍等人竟毫不犹豫地一肩承担了。
在出发前一周，他们精心预计了外出串联的时间和费用，努力收集武汉的地图，风土人情，社会治安，造反派武斗状况等各种信息。由于大家都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有一些下乡支援农村双抢（指：江南五月份农村早稻的抢收割，夏季稻的抢插秧）的经验，他们就按以大带小，男女参半，认真进行人员的分组和分工，预先制定了队伍的纪律和制度。全体会议推荐了以范明，李蓓蓓，翟静怡，张均尧，倪素珍为首的领导小组，确定了在任何行动前都必须充分讨论，一旦确定下来的活动，就要严格按预定计划执行的原则，这样会方便联络和支援。
张均尧了解到“同心干”的初二学生小刘，有亲戚在汉口新华印刷厂工作。据说该厂有红卫兵接待站，有现成的工人食堂可以供串联学生就餐，还能免费解决住宿问题。范明立刻委派李蓓蓓，张均尧和小刘打前站，预定住宿和就餐人数，并与印刷厂领导班子商量，配给一个专用电话，方便建立一个临时指挥和联络据点等具体事项。李蓓蓓等三人在到达武汉，把各项要求和安排都落实后，立即向在上海期待着的范明等人发回了电报。于是，在六月中旬，由“同心干”组织的，早就整装待发的其余四十七名上海市桃园中学学生文革考察队，从十六浦码头上了长江客船，直奔武汉。
大队人马顺利到达汉口长江客运码头，有打前站的李蓓蓓，张均尧，小刘和印刷厂有关领导在码头迎接，由工厂大卡车接到了汉口新华印刷厂红卫兵接待站。工厂提供了男，女两间按预定人数排满了单人床的宽大，统长的大房间和男，女两大间专用的洗漱卫生间。饭，菜可以在距离很近的工人食堂，买饭票和菜票自由选购。由于刚入夏，携带行李不多，就这样，他们的吃，住和洗澡的问题在印刷厂领导班子的热情安排下，轻易地解决了。在他们宿舍的旁边就有一间小办公室，装有电话，印刷厂领导允许他们可以用作临时指挥联络据点和小会议室。
根据打前站的李蓓蓓和张均尧了解的情况，和印刷厂有关造反派头头提供的对武汉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忠告，领导小组当夜在男宿舍召开了全体会议。针对在汉阳工业区工人造反组织严重对立，兵工厂的武器已经外流，湖北省的百万雄师和其他造反工人组织大联盟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各方都试图夺取更多武器，积极备战的情况，会议决定此次的考察工作必须全部按组集体活动，严禁单人的独自行动。他们并且把汉阳工业区和省军区一带都列为禁区，除了领导小组的特别安排以外，各分组不得进入的考察范围。集体的考察活动都将局限于武昌的各所大学和汉口市区内。
整个考察队伍以十人为一大组，正好被分为五个大组。以一个大组为集体行动的基本单位，每天确定只考察一个目标范围。每个大组又被分为两个小组，以五人为一个小组可以在大组考察目标范围内分开活动。整个大组分开活动的两个小组必须在约定时间一起返回大本营。范明，李蓓蓓，翟静怡，张均尧，倪素珍五人领导小组成员，除了随各组活动外，必须轮流在办公室担任值班，负责联络，人员调动，接应和支援。
会议并做出了如下规定：
(1) 所有活动要避免有严重冲突的地区和场所；
(2) 对于湖北省文革的所有冲突和争论只准许旁听，不准许插嘴，更不允许直接参与；
(3) 除去领导小组成员外，五个大组长要对所属两个小组的行动和安全负责，小组长必须保障小组的五人集体活动，严禁落单。如果形势过于紧张，领导小组会根据实际需要，每天留下一个小组，或一个大组，在印刷厂值班守电话，负责接应和支援；
(4) 各大组外出的目标，必须提前告知领导小组成员和值班人员，并要说明大致活动范围，以便联系和支援。每天必须在晚上六点以前回印刷厂，如事出有因，无法赶回，要打回来电话说明，报平安；
(5) 每天晚饭后，小组长，大组长和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一起到会议室碰头，汇总了解到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方便修正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这次串联活动的领导小组都是“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他们也详细分了工，由李蓓蓓负责每日的所有活动安排，张均尧和翟静怡负责人员调动，突发事件的联络，接应和支援，倪素珍负责女同学的生活照顾和特殊情况处理，范明总负责。为了同学们的安全，他们先把各组的活动都安排在武昌大学区，按照手中的地图，安排到武昌地区参观各所大学，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周后，再安排到汉口居民区和商业区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当地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初次到武汉这样一座完全陌生的大城市，虽然听了一些介绍，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大家心里还是没有底。考虑到武昌的大学区应该是最安全的，他们想多听听大学生们的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作为“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他们自己到武汉的目的与一般低年级同学又有所不同。他们是想在造反派林立，群众斗群众，武斗异常激烈的武汉，找到武昌地区各大学红卫兵组织和各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进一步请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的看法。
他们希望能够深入汉阳工业区，找到各家工人造反派总部，或司令部，了解引起这么多冲突和武斗的真正原因，以及这些工人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理解和展望。这些初次走上社会的年轻学子，仗着他们年轻力壮，自负具有下笔成文和舌战群儒的才能，加上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为了真正了解文革形势发展的趋势和解开内心的疑惑，他们决心追根究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根本就没有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
十五 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前夕
六月下旬武汉的天气已经很热，而且到了晚上气温还是居高不下。到了一个新环境，大伙儿第一次睡在这么一间排满了上下铺单人床的大宿舍，虽然挂了蚊帐，点了蚊香，还是不断有人被蚊子咬到。夹带着第一次离家自己出远门的兴奋，虽然大家约好了不准说话，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没有睡好。第二天他们起了一个大早，小刘要去亲戚家，留下了倪素珍，小杨和他们所在的那个大组一共十个人值班，负责接应和进一步熟悉新环境。范明，李蓓蓓，张均尧和翟静怡各自跟着一个大组，带齐了离开上海时在学校办公室开出的革委会筹备组的证明，搭乘公共汽车奔向了武昌，分别去了四所大学了解情况。
范明和九个同学一起去了武汉大学。武汉大学风景秀丽，校区广阔，在丘陵起伏的绿树丛中点缀着色彩鲜艳的琉璃瓦的校舍，与地处长江口冲击平原上的上海滩，人口高度密集，寸土寸金的上海各大学校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从上海来的中学生的眼里，武汉大学的这些教学和行政楼既显得高大，雄伟，古色古香，又有些土里土气，学生宿舍则过分简陋了。
为了要找到大学各红卫兵的司令部，他们只能到处打听。然而，不清楚是因为对红卫兵运动反感？还是没有把这些中学生当一回事？这里的人们好像不是那么友善。被问的人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胡乱点了一个方向，弄的范明他们晕头转向。加上这些人的语言南腔北调，不太好懂，听得似是而非，他们一群人就在校区里漫山遍野地到处乱找了一上午。走得两腿发软，他们还是找不到一个目标，却看到了一个学校食堂。
大家觉得这样找法不是个头，还是先填饱了肚子再说。食堂的午饭时间快过了，他们赶忙买了饭票和菜票，到窗口换领了十钵子蒸饭和菜汤，大口吃了起来。谁知道这种陶瓦钵子蒸饭，沿钵子边和面上的饭居然会如此坚硬，不但咯牙，还简直无法下咽。大家看着这层硬皮发愁，把它们刮下来丢掉，怕被人看见会挨谴责，不丢掉又实在没法子吃。
这时走上来一位男大学生好心地告诉他们，可能是他们来得太晚，现蒸的饭都卖完了。这些是回锅再蒸的剩饭，表面的那层硬壳是吃不得的，只能丢掉。正好有几个男，女大学生模样的从他们身边走过，当听说他们是从上海来的中学生，是到武汉来考察文化大革命形势的，也就一起好奇地跟着与他们聊了起来。
范明等人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上海已经完成了造反派的大联合，组成了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情况。他们听后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地说道，要是能像上海那样的倒也好，早一点搞完算了，起码不会像这里那样搞得乱七八糟，简直没有了盼头。他们说明，他们都是一些外地来的穷学生，本地的和从大城市来的学生，凡是对打打闹闹不感兴趣的早就回了家。他们是因为舍不得大学的图书馆和学习环境，也不舍得回家的来回路费才留在学校的。这些大学生只希望文革能够早一点结束，他们能够早一点毕业，参加工作，对别的都没有兴趣。
范明说到他们从上海来武汉考察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了解武汉在文革中造成剧烈冲突的原因，进一步理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了解文革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这些大学生好心地告诉范明等中学生，他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也不敢瞎说，只能按照党报上说的去理解了。至于湖北为什么搞不成大联合，会有这么多的武斗发生？那就要去问那些当事人了。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算听到了这些人的解释，也是没人能够分辨得清的。
这些大学生告诉范明他们，大学里的这些红卫兵头们在学校里已经闹够了，现在都杀向了社会，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了。哪里闹得最厉害，斗得最凶？这些所谓的工人领袖和学生领袖估计就会在哪里？不过，他们还是劝范明等中学生，最好别去找这些人，万一被卷进了派系斗争和武装冲突会很危险，也犯不上。据这些大学生看来，这些所谓的群众领袖没有几个是好东西，也不可能讲得出一个像样的道理来。要问这些只会打打闹闹的人，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简直是对牛弹琴，说不定还会被胡乱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呢！
听了这么一番说法，范明等同学认为这只是一些不关心政治的“逍遥派”的想法。既然自己是来考察的，还是应该多听一些积极投入文革的各造反派头头们的想法。虽然说在校内找到红卫兵组织头头的希望渺茫，而且人家还很可能会藐视他们这些中学生的“幼稚”问题。不过既然来了，整个大组还是分成两小组，分头认真找找看，就算是参观一下武汉大学也好。
午饭后继续找了一个下午，他们是找到了几个据说是红卫兵总部的办公室，不过，已经人去楼空，不是铁将军把门，就是遇到的人一问三不知，人家就是懒得理他们这帮中学生。范明和他的一帮同学失望透了，看来这次来武汉考察文化大革命的计划是要落空了。不知道毛主席当年到农村和矿区，搞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考察是怎么搞法的？
现在，他们如果不拿出学校的证明，人家会因为他们的来路不明，而拒绝回答问题，甚至会被认为别有用心，是敌对方派来的奸细。拿出了介绍信，又会因为他们是中学生而被轻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看来这里没有人在真正关心着他们所要认真考察的问题，人们都回避回答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的深远意义和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
晚上，出去的四路人马都按时回到了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同学之间相互一打听，情况基本都差不多。大家都奔走了一天累坏了，再加上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晚饭后大多数同学就困得支撑不住，早早就寝了。“同心干”的十八位成员大都是高年级学生，没有这么娇气，加上有着一份责任心，就约在隔壁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碰头会。他们讨论着下一步该如何安排？一些具体问题该如何解决为好？他们意识到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现在没有介绍信是寸步难行。作为中学生不会受到大学的工作人员，教师和大学生们的重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灵活一点，改换考察的方式，再靠碰运气了。
也许不作正规的拜访和提问，采取随便一些的聊天，或者作为一个路过武汉小住几天的外乡人，打听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他们决定把考察改为参观，作为中学生对参观大学还是有兴趣的。武昌大学区的参观活动还可以继续搞上好几天。至于“同心干”的核心成员，他们认为还不如通过重新编组，把自己从各组里抽出来，单独活动。不如虎穴，焉得虎子？范明，张均尧和李蓓蓓三人，决定带领一部分“同心干”的核心成员，直接深入汉阳工业区了解情况。翟静怡，倪素珍和一些走不动，留在宿舍的同学，可以在办公室轮流值班，接听电话和保持与各组的联络。
经过一个星期的奔走，范明，张均尧，李蓓蓓等六人，三次深入汉阳地区，其他时间都去了武汉军区附近和一些发生冲突，人群集积的地区了解情况。汉阳工业区表面上十分平静，各厂的大门警卫森严，许多工厂还是开工的。范明，张均尧，李蓓蓓等人在汉阳的街道和马路边走了不少路，对工厂挨家挨户作拜访，可惜都白费心机了。
只要他们表露中学生的身份和想进工厂找工人造反派头头的目的，就到处碰壁，被拒之于门外。他们只能赖在门岗和传达室，与一些门岗和工作人员聊上几句，问一些情况，连吃一顿中午饭的地方也找不到。到了傍晚，他们饿得受不了，只好回新华印刷厂，改日再去。就这样，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去了汉阳工业区的三个方位，结果都一样，无法作深入地了解，只好作罢。
接下来三天，他们改去了武汉军区附近和一些人群集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方。这么一改，情况果然大有好转。麻烦是一起去的人员很容易被挤散，也多了一分被卷入武斗和冲突的危险。他们虽然还是没有能够直接找到各派的大头头，听听他们的想法和说法，但是在人群中至少不必表露中学生的身份，与中层和下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有了不少接触和交谈的机会。加上总会有一些好事之徒，把许多冲突和重大事件的前前后后，来龙去末，像讲评书般地讲得有板有眼，神龙活现，好像都是亲身经历的一样，使他们大长了见识。
在这三天中，他们没有见到过大规模武斗场面，只见到一些一般的肢体冲突和争吵。不过，他们能够感觉得到各方都在小心戒备，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看来大规模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范明，张均尧和李蓓蓓等人，拿着学生证和介绍信，走向戒备森严的武汉军区大门，小心地求证，是否真的有造反组织大胆冲击过军区？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一些年轻的士兵和一个年轻的军官气愤地告诉他们，这些反革命几次冲击军区的目的是要想闯入军火库，夺取杀人的武器。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他们是必须誓死保卫好军区和武器库的，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湖北地区，当地的民风十分彪悍。听当地人用湖北话争论问题，声调要比上海话高了好多分贝，就好像是在吵架。听他们的吵架，声调就更高了，再加上语言上的听不习惯，各讲各话，他们作为旁听者被搞得晕头转向。更有甚者，一言不合，拔拳，跺脚，恶言相向，范明，张均尧和李蓓蓓等人一看苗头不对，只能逃之夭夭了。反正是各方，各派都在讲自己一派是捍卫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并且江青同志也作了表态，而对方是保守派，保皇党，是对抗中央的反革命。
双方都在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通过夺取武器，武装起来才能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铲除那些维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势力和牛鬼蛇神。两方都说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自吹是真正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大联盟认为，冲击省军区，夺取武器，武装起来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革命的行动。他们的革命行动居然遭到了部队的强烈抵抗，说明军内也有走资派，也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势力。
到了武汉十天后，范明，李蓓蓓，张均尧，翟静怡，倪素珍等人综合了各组所有同学收集到的信息，因为是道听途说居多，还是无法得到一个清晰的轮廓和结论。除了一条，即大家都说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外，似乎无人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引起武斗的真正原因也都被一些支离破碎的是是非非，街头传闻，谣言和小道消息淹没了。
总之，听下来似乎各派都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要他们武装起来，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最后的胜利。各派都想在这场夺权斗争中取得优势，争取得到中央文革的信任，夺取湖北省文化大革命的主控权。范明，李蓓蓓和张均尧等人，经过自己这一个多星期走下来，觉得武汉的社会治安实际情况并不像传闻中说的那么可怕。只要大家小心一点，避免去发生冲突的地区，以小组为单位一起同进同出，相互有一个照应就不会有问题。他们认为既然武昌大学区大家都不想再去了，把后面的考察活动范围全部安排在汉口市区还是安全的。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是长江中游的内河航运中心，也是京广铁路中段的客货转运中心。武汉三镇，汉阳是工业重镇，武昌是高等学府聚集的大学区，只有汉口才是城市居民的集聚地，也当然就是湖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和运输的中心。1967年的汉口，除了解放后按城市规划大量修建居民房，建成了如解放大道那样的，两旁栽树，宽阔，亮眼的几条大街以外，其他地方新的高楼建筑不多，整个城市的商业中心显得十分拥挤，陈旧和零乱。
武汉是全国赫赫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在汉口的大街上，白天见到最多的是卖凉茶的小摊和卖凉面的小铺。傍晚，在武汉的老街区，因为屋里闷热，人们都不约而同，衣衫不整地走出了家门，坐，躺在街沿上乘凉，聊天，打牌，下棋，吃饭和喝着凉茶，满街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尽管天气炎热难挡，在街头还是处处可见，摆下龙门阵，围圈挤满了听众，开展大辩论的场面，构成了汉口街景的一大特色。
经过再一次的组织调整，他们总共五十个人，分成了十个独立活动的小组，早饭后向汉口的不同方位出发搞文革调查。只经过了一天的考察，当天晚上他们汇总所了解到的情况居然比上十天的都多。许多同学开始兴奋了起来，纷纷建议，以各小组为单位，自己安排时间和地点，独立开展活动。
他们提出，考察情况汇总与其放在晚上，还不如放在上午。因为上午出门的意义不大，大家对逛商店没有兴趣，好的产品大多数是上海产，这里没有什么可买的。各种名胜古迹基本上都遭到了破坏，连“黄鹤楼”也被封了门，没有什么好看和好玩的地方可去。中午天气太热，太阳晒得太厉害了，还不如睡一会儿午觉。多数同学认为最好在下午三，四点钟出发，在市里先找好了合适的地点，随后就找一个地方吃了晚饭。重头戏可以放在晚上，旁听街头大辩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每天听一到两处的街头大辩论，虽然这是道听途说，总要比盲无目标地考察效果要好，而且不必表明中学生的身份。在街头辩论会上各种意见和观点都可以听得到，经过汇总，过滤和求证，得到的考察情况会更全面，还可以避免被裹入各派斗争和武斗的危险。
文革对武汉的冲击远远超过上海。由于武汉是中国的钢铁，汽车，造船，兵工厂等重工业基地，各种工人造反派组织山头林立，相互敌对，而且采取了武装冲突的剧烈手段，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观点和意见的争论，深入到大街，小巷，甚至各家，各户。尤其在六月底，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发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使当时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斗争迅速扩大化。在街头，小巷，馆子，各种店铺，处处可以听到有关各种事件，各帮，各派，是是非非的争论。
有的一家人居然分成了三派，争吵不休，各自帮助自己的派别，向对方大打出手。有的夫妻因为观点不同，居然“大义灭亲”，拿出了对方的日记和各种“证物”，向组织举报对方反对毛主席，反对文革，是“现行反革命”。夫妻，父子，母子，兄妹，因为加入了不同组织，持有的观点和看法不同，反目成仇，比比皆是。从上海桃园中学来到武汉考察的这批中学生，可算是大开了眼界，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才叫做“天下大乱”？
经过了十来天的旁听街头大辩论，在来武汉考察文化大革命的上海桃园中学同学之间，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有的学生认为，只有像武汉那样，把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深入到各家，各户，让平民百姓自发地起来参加战斗，这才叫真正的大民主，真正的文化大革命。而像上海那样，先是由基层党组织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引导和组织了“红五类”红卫兵运动搞的红色恐怖，根本就不是学生自发产生的。随后，又是由中央文革一手主导的上海工人造反运动，冲击市委，单方面夺权，这更是有组织，有领导安排的权力接管。没有对立面，一边倒的胜利，根本就没有是非，不需要群众自觉地参与，就像演戏一样，只是走过场。
有的同学却认为，虽然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和上海的工人造反运动都是因为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由中央文革一手推动和策划的，算不上是一场真正的大民主运动，然而像湖北这样的大民主却只会导致天下大乱。武汉的文革是失败和失控的大民主，没有体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绝对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被各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相互攻击，造谣诽谤，各种是非所淹没了。这样发展下去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流血冲突，甚至内战。
这次考察的领导小组成员则另有自己的看法和忧虑。他们认为，大民主既不是像文革初期的红五类红卫兵运动所制造的“红色恐怖”，也不是像上海工人造反运动，由中央文革一手主导下的抢班夺权，更不应该像武汉出现的那样，山头林立，靠武斗和剧烈冲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正的大民主应该充分体现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来当家作主的社会实践活动。真正的大民主必须要做到毛主席所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真正地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来把握国家的前途和革命的目标，而不应该仅仅是停留在标语口号上。
当范明等说出了他们的一些想法后，大家都跟着一致认为，大民主最基本的应该做到允许和容纳任何不同意见的自由发表和存在。毛主席所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应该被落到实处，必须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保障。大辩论应该是民主的，充分说理的，必须尊重和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而决不应该轻易地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甚至采取暴力，强行压服的手段。
然而到了七月中旬，各小组却都不约而同地带回了一条惊天动地的大消息。据说，当时湖北分成的两大派，各有百万之众的“百万雄狮”和“工人造反派大联盟”之间的剧烈冲突，是由中央文革派来的王力一手挑起的。王力代表中央文革是带了明显的派别倾向性来到武汉的。他十分武断地把“工人造反派大联盟”说成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百万雄狮”打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被打击的一派强烈不满，扣留了嚣张跋扈的王力，并对他的言行强烈谴责，据说谈判还在紧张地进行着。
受到王力支持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几次冲击武汉军区，试图夺取武器，遭到了守卫武汉军区部队的坚决抵抗。听说汉阳工业区有的兵工厂已经把装甲车开了出来。有人看到了手持机枪和各种枪械武器的工人武装走上了汉阳的街头，在一些交通要道筑起了掩体工事。山雨欲来风满楼，各方都在等着中央文革，甚至等着毛主席的最后表态。双方都在抓紧时间，争取获得武器，全面武装起来，准备决一死战。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在上午的武汉文革形势发展消息汇总分析时，所有的同学都感觉到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前夕紧张气氛的压力。眼看着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甚至是真枪实弹的武装冲突即将在武汉发生。他们听到的消息说，中央文革肯定会表态支持王力。受到王力支持的一派有恃无恐，正在积极策划采用人海战术大规模地冲击武汉军区。而被王力打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也在紧急动员，准备迎战。街头辩论会上有许多人指出，武汉各造反派的主力都在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据说在汉阳的各兵工厂武器库都受到了冲击，没有武器的则拿起了铁锹，棍棒，开出了重型卡车。
范明暗自想道，看来引起这些武斗和武装冲突的真正根源，是中央文革迫不及待的武装夺权计划。中央的“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使阶级斗争和各派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和迅速扩大化。各造反派组织头头都竭力在中央文革面前争宠，充分表现了他们试图追求权力的利令智昏和不择手段。近日的武汉已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撤离才是上策。于是他提议，这次到武汉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必须马上停止所有文化大革命的考察活动，提前预购船票，争取在大规模武斗爆发前尽快撤离武汉，保障全体同学安全返回上海。
范明的提议得到了全体同学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就派人去客运码头，预购三天后的船票。在这最后剩下的三天里，他们安排了两天的集体活动，打算一起去看看由苏联专家设计的第一座横跨长江的武汉大桥和认真地欣赏一下朱德元帅通过写诗，赞不绝口的武汉东湖美丽景色。最后一天分组自由活动，每个人自己作好回家的一切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