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兵临城下的困难局面，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的核心领导层没有丝毫的慌乱。他们采取了不搞对抗，以静制动，见招拆招，因势利导，背后较力的方式来化解危机。集团总公司和各分公司早就实现了无纸化办公，重要的书面档案材料和各种契约合同文本，全部集中在集团公司办公重地外独立的绝密数据资料库和存档库分别两头保管。遇到紧急情况，各部门主管只需负责摘除部门内台式计算机的外接硬盘，切断与集团总公司主机的联系，安排职工携带手提电脑从各栋楼之间的应急内部通道，绕道安全撤离封锁区。原先在各栋办公楼之间修建和连接原有的地下和地面通道，只是为了便于公司员工的内部走动和避雨，避晒，避风沙，方便走向公交车站和停车场，这次却派上了大用处。
派驻军队对世界大同集团各办公重地实行包围和封锁，使得所在各城市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在六圣山的英雄大会盛况，集团总公司总裁赵丹青就是当年的大英雄戴殷，国安局派出狙击手行刺不成，反被猛禽和马群所伤，等各种消息很快成了街头巷尾传说的话题。到头来，进驻的军队进退两难，被封锁区内，外的居民，工作人员，好奇的观众和集团公司的支持者围得水泄不通，成了夹心饼干。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和各分公司的办公重地却唱起了空城计。工作人员几乎已经全部撤离，分散去了包围圈外集团公司所属的公司和工厂办公。在原办公重地的各栋楼，只留下了为数不多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年员工和门卫在守着，与军方周旋，磨嘴皮子泡着蘑菇。各地的保安总部已经转移出了封锁区，通过视像系统掌握全局的变化。
戴殷和原来集中在银川的集团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已经化整为另，离开银川分头行事。在银川，开完了世界大同慈善基金董事会，各地分会负责人和代表联席会议后，到会成员已经及时疏散。慈善基金董事会的主要成员选择了一个偏僻小镇，邀请六圣山各门各派宗教文化学院的筹备小组负责人，一起探讨了各种合作的途径和方式。随后，赵妍萍和丹妮在保安人员的护送下开车出发去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落实基层的组织工作。卓娃和清水去西宁，协助地方慈善机构落实董事会的决议，健全组织结构，并且等待戴殷一起去西藏开展工作。只留下了宁夏分会的成员低调地坚守阵地，其他各地的慈善基金会负责人都安全撤离，返回各自的岗位。
戴殷听取了柳石磊和集团总公司的政策协调顾问周政勋的建议，在周全和姜继宸带领几个情报和保安卫士的一路护送下，开车来到张家口市等着会见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自己也打算秘密会见他的网友<透视镜>王建国，协调一下筹备第三势力的有关事项。周政勋和柳石磊已经提前赶去了北京。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集团总公司放出消息，赵丹青总裁将去边陲重镇喀什，并出国考察，处理外贸事项。而他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驱车奔向北京的外围城市，隐于闹市，谋定而动。戴殷决定亲自出马，与一些关键的人物直接打交道，去掌握当前政局和民心的第一手资料，了解集团总公司的实际处境，寻找最终化解危机的正确途径。
在离开银川前，柳石磊要求与戴殷做一次私下的彻夜长谈。柳石磊交代了他的经历和巨额财富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戴殷，柳国栋是他父亲的亲弟弟，他的背后支持者和藏镜人就是秦翰林。柳石磊向戴殷一再重申，虽然他的叔叔柳国栋一直背负着背叛了党和人民，叛国投敌的罪名，秦翰林也一直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他无法为他们证明什么，但是坚信其中必有隐情。
据他的了解，当年十八义士冲山，张建勋和刘建超一马当先。后来马匹被山顶推落下来的巨石砸伤纷纷倒地。刘建超被推下的山石砸伤了头部，口喷鲜血，张建勋被砸断了右腿，危在旦夕。紧随他们身后的柳国栋不顾自身安危，忙把所有受伤人员拖到山边安全处，随后再冲上了山。见到张建勋和刘建超倒地，带头大哥大喝一声冲上前去，枪挑下冲的过山车，发掌抵挡下滚的山石，掩护柳国栋拖走伤员，并顺势怒吼一声冲了上去。等到柳国栋冲上山时，伤得奄奄一息的带头大哥被抬下了山。他们四兄弟中，只剩下了他，加上其他十四义士中受伤较轻的夏明珠，萧长江，何新民，张军和王国宾。他们义不容辞担负起了与军方交涉，保护落难民众的责任。
后来，这一连执行任务的军人决定抗命，分两路协助受难民众逃避追捕。其中的一支队伍逃亡得很不顺利，在对抗追捕的多次冲突中队伍被打散了，而且伤亡惨重。萧长江和何新民受伤被俘，后来被迫害致死。柳国栋率领的另一支队伍，听说在靠近外蒙古的边境处被迫与追兵真枪实弹地打了一仗。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不得不逃亡到了国外。夏明珠，张军和王国宾可能都随着柳国栋逃出了国境，至今不知生死，也无法光明正大地回国。据传说，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留在了外蒙古，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进入了中亚，还与“东伊运”有联系。这些就是指证他们叛国投敌的所有依据。
说到秦翰林，因为当时他正好被升职调到了团部工作。戴殷，柳国栋，张建勋，刘建超在出差期间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在机关工作先得到了消息，赶忙连夜通知在连队工作的马维民和在军马场工作的周兴国立即逃亡。然而，他自己却撇清了一切牵连，仍然留在了军中，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职位节节升高。这样，他就有了卖友求荣的嫌疑，在有关的亲友和知情人士中越传越盛。他自己则采取回避态度，不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为他辩护，他的卖友求荣嫌疑就再也解释不清了。
柳石磊参军后一直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因为成绩卓著，后来被抽调到中央政府的情报和反间谍部门工作。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的上司通知他去见一个从国防部来的高级将官，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秦翰林。当时，柳石磊对秦翰林十分反感，充满敌意。当秦翰林冷冷地向他指出，因为柳国栋就是他的亲叔叔，他已经不能在情报和反间谍部门继续工作下去了时，柳石磊当面责问他当年是否出卖过他的兄弟。秦翰林拒不回答，只说了一句，清者自清，有当年黑石河之约，历史会还他清白，现在多说无益。
秦翰林只给了他两条路可走，即要么继续留在军中准备接受反复的政治审查，要么立即退伍执行他的一项绝密任务。秦翰林要他在退伍后立即出国，到欧洲在瑞士银行开设一个私人户头，准备接受一笔巨款，随后就以商业巨子的身份在欧洲招摇过市，作半年的旅行。柳石磊怀疑这是在帮助他侵吞国家资产，洗黑钱。秦翰林回答说，这是一大笔从总后报废军火库中弄来的国有资产，经过多次转手和搬用，洗黑钱不假，但是他自己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钱是给柳石磊以后用的。柳石磊怀疑秦翰林想收买他。秦翰林苦笑着问他，收买他不用四十亿吧？这笔钱将来是要用在为国为民的正道上的，以后他会安排柳石磊合理使用好这笔巨款。他留下了单线联系的三种方式就走了。
柳石磊半信半疑地到了瑞士，果真收到了这么大的一笔钱，吓得他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等冷静下来后，他想到秦翰林必定有着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实行，才会需要这么大的一笔钱，而且对他充满着信任。因为这笔钱现在属于他个人所有，如果秦翰林的计划不是用在正道上，他完全可以拒绝执行。如果他把这一笔已经漂白了的巨款占为己有，卷款逃亡，凭他多年搞情报和反间谍的工作经验，秦翰林尽管势力再大也将对他无可奈何。就凭着这些对他坦坦荡荡的所作所为，柳石磊认为秦翰林不会是一个奸诈小人，也不会是一个卖友求荣的叛徒。
回国后，秦翰林建议他去兰州，找原在总后工作过的，大同商贸集团公司总裁周建新，商谈有关投资加盟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的有关事项，并说到时候自会有人出面为他担保。秦翰林希望他还是可以在集团总公司继续做商业情报和反间谍方面的工作，发挥特长，投资理财会有更合适的人替他做，不必担心。秦翰林说，据他的了解，赵丹青的长相与当年的七侠之首，戴殷十分相似。赵丹青的行为，举止，处世态度和正在进行中的宏图大业，都符合他急于想要找的大哥，戴殷的可能作为。只是赵丹青的外貌年龄与戴殷差距太大，因此秦翰林要他尽一切努力搞清楚赵丹青的真实身份和背景，查明在身后指点的高人。
后来有一年在清明扫墓时节，他不想碰到熟人，就提前了好几天到英雄山，给各位叔叔和阿姨上坟。他十分意外地发现，有人在他之前已经在东北七侠的六块墓碑前放了鲜花，唯独漏了秦翰林的，而且香烛尚未熄灭。他知道秦翰林一定就在附近，就四处搜寻起来。结果来了一个年轻人，把他引到了泪流满面的秦翰林上将面前。秦翰林穿着一身的便装，当了他的面，毫不掩饰对东北七侠各位兄弟的思念之情。
当他问起秦翰林，是否有证据可以确定他的叔叔柳国栋真的叛国投敌了？秦翰林毫不犹豫地回答，出国并不等同叛国，何况是被逼之无奈，在国外也并不等同一定要投敌。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他们在国外生存不易，岂可就凭着一，两条传言就武断地下结论？他认为柳国栋是国之栋梁，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如果不是处在多灾多难的时代，如果他仍在军中必定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将。秦翰林认为就算是在国外也埋没不了他的，柳国栋必会有所作为。有当年黑石河之约，历史会还他清白。听了秦翰林两次说到当年黑石河之约，再观察了他这十来年的所作所为，因此，他认为秦翰林为人可靠，说的话可信。
现在戴殷的身份已经挑明，正是秦翰林千方百计要找的人。戴殷在媒体报道中，早就确定了有一位退休上将正是他的兄弟秦翰林。他只是苦于自己所处的地位特殊，而且敏感，没有合适的机会与秦翰林直接联系和会面。既然柳石磊与秦翰林有直接的私人联系，可以安排会面当然求之不得。戴殷告诉柳石磊，他深深地了解秦翰林和柳国栋的为人，对他们能够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忠肝义胆，是深信不疑的。秦翰林是开国元勋的后代，本人又足智多谋，雄才大略，因此能够撇清关系，全身而退，并且遵循现有体制步步高升，这并不奇怪。柳国栋武艺高强，豪气万丈，精通战略和战术，是一员猛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精忠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可表天地。
所谓的当年黑石河之约是指在黑石河附近，与当地造反派的一场冲突后，他和当时留下断后的，军中职务也比较高的秦翰林，柳国栋和张建勋四人之间的一个约定。考虑到他们在文革的动乱中，出于义愤这种行侠仗义的干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风险很大，一旦出了纰漏就会被一网打尽。因此，他们相约为了成就大业，必须要作长远的打算，平时要尽量减少集体行动和不必要的联系。如果在行动中真的出了事，有谁能够撇清关系的，就必须狠下心来撇清关系，尽最大的可能留在军中保留实力，责任由其他兄弟来扛。这些话后来戴殷也对其他三位当时不在场的兄弟讲过，不过他们不一定会说成是黑石河之约。
当时有十来个日本人十分低调地来到东北，给他们的祖先和亲属上坟。然而，他们被当地的造反派组织发现了，被当成了日本派来探底的间谍，遭到了围攻和追杀，正好他们七兄弟办完了事路过，遇上了。他们挡下了当地造反派的追杀，并一路护送这批日本人到达安全地带。这批日本人相当精明，一眼就看穿了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对他们十分佩服，敬重有加。他们也看出这批日本人中有不少是训练有素的武士和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只是身在异国，能忍则忍，不敢贸然出手，怕事态扩大罢了。就这样，双方惺惺相惜，大家交换了一些信物，匆匆告别。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经历，使他们更加担忧起祖国的未来，有了从长计议的打算，定下了黑石河之约。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没有过了多久，戴殷，柳国栋，张建勋和刘建超在一次出差途中，就发生了这场所谓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策动军队叛乱，叛国投敌的反革命大案。
戴殷他们在张家口市等了两天，周政勋和柳石磊没有消息传来。他的网友<透视镜>王建国委派他的儿子王湘前来告知，中央正在开着几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这些决策事关重大，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直接有关，他实在无法脱身，只能另约时间了。王湘了解的情况不多，只知道会议中双方的分歧很大。他听说国务院总理包大同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徐国晖等军委主要将领，坚决抵制了党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代理军委主席余恪，动用军队，进驻和全面接管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合体制，会激化矛盾，甚至会官逼民反。在国外出访的党中央主席和国家元首李辉樊已经中断访问，正在赶回国的途中。
从集团总公司和六圣山传来了消息，各大媒体也有报道，包围总公司和五大分公司办公重地的驻军已经全部撤走。杨兴国和曹钢报告，集团总公司保安局已经派人和中央派出的十二支武警部队中的四支在兰州，西宁，银川和玉门举行过会谈，决定通过协商和合作的态度配合他们的调查，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谅解。有一支武警部队试图拦截和抓捕卓娃和清水一行，可是他们低估了她们一行人和随行保安人员的实力，在徒手搏击过程中反而被全数缴械，擒获。
另有一支武警部队企图在赵妍萍和丹妮去新疆喀什的途中发动袭击，却反而中了杨兴国率领保安队所设置的埋伏，成了瓮中之鳖，不得不缴械认输。还有一支武警部队伏击了集团总公司在乌鲁木齐的分公司负责人李开顺出外的车队，可能他们误判其中有集团总公司的重要负责人。结果被正在乌鲁木齐巡视的曹钢率领保安队反包围，经过枪战，全数缴械。李开顺出外的车队第一辆被炸毁，车上有四人受伤，已送医救治。双方交战的伤员已经送总公司所属医院救治，被俘武警集中后由杨兴国将军负责安排处理。
负责情报收集和联络的周全提出，为了安全考虑，在一个地方不可停留超过三天。他建议更换会面地点，为了方便收集情报和安排会面，不如直奔接近北京市区的昌平县城，甚至进入北京。在昌平县城有他们情报部门经营的一个据点，可以把衣食住行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进入北京，混迹于闹市，居住比邻中南海，实际上更安全，活动起来更是如鱼得水。到了昌平县城，戴殷以一家房地产物业公司小老板的身份公开活动，随行人员都成了公司经理和物业保安。情报从不同的渠道纷纷传来，据估计整个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周政勋和柳石磊派人来汇报。他们带来的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和下属六大集团公司的经营体制和范围，生产规模，保护环境，开发再生能源和建设绿色家园的宣传材料，和集团总公司的慈善基金董事会和下属机构，大力开展慈善，教育和卫生事业的介绍材料，以及精心制作的反恐录像和在六圣山集团总公司总裁赵丹青险遭国安局特警狙击手暗杀，狙击手遭到猛禽和马群攻击的复制录像，已经通过最可靠的途径，分别送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军委常委会。在国外出访的党中央主席和国家元首李辉樊已经回到北京，正式主持工作。上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将派他们的秘书前来当面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们也将派出他们的办公室主任和助理前往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作全面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