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殷在昌平县一家著名餐馆老板的会客室，亲自接待了上一届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的私人秘书萧平和郑涛。他向他们畅谈了开发大西北，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各宗教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西北大后方的重要战略意义。他指出，只要把中国的大西北发展好了，就可以带动中亚各国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一起来开发和组织中亚和大西北的共同市场，联合起来展开反恐，反霸，维持中亚和大西北的和平和繁荣，广泛展开宗教交流和民间合作，这样整个中亚就会成为中国在战时西部的安全屏障和大后方。他对上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将派他们的办公室主任和助理前往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作全面考察表示欢迎，也欢迎国务院的各部委官员，人大和政协委员可以组团到总公司和各集团公司作全面的考察
戴殷开诚布公地与他们进一步谈起了，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大战的担忧，和对最近二百年来工业化过程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引起大自然剧烈反扑的忧虑。考虑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争一旦开打，中国可以被军事卫星侦测到的海陆空重大战略装备，武器和基地，都将在第一波打击，和连续几波打击下被摧毁。除了隐蔽在深山中的远程核弹，或潜入深海的核潜艇所携带的战略核武器，中国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失去常规的反击能力。他希望能够在大西北和中亚储备起一支遏制世界大战和核大战爆发的强大力量，并且把大西北成为一个体制和制度建设的试验田，文化复兴的基地，保护生态环境和开发再生能源，降低对石油能源依赖的样板。
戴殷承认，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招募过不少从特种兵部队复员的战士和退伍的军官。大量地吸收这些特种兵战士和军官，主要是用来增强集团总公司和下属集团公司的保安和反恐的需要，并在反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集团总公司有避弹衣厂，不但可以生产防弹背心，也可以生产“金铜罩”和“铁布衫”。集团总公司也有第一流的IT和通讯集团公司，可以确保通讯和信息传递畅通。这就是为什么，在靠近新疆喀什的那场镇压恐怖攻击和暴动的战斗中，总公司的保安们都能够全身而退的关键。然而，要完成刚才说到的目标和使命，这个系统工程太大。在大西北储备起这样一支强大的民间武装力量，后备的特种部队，虽然在表面上，在公开场合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必须撇清关系，甚至保持敌意，不过在组建的过程中必须动用国家的力量，而不是靠几个财团和集团公司所能够办得到的。
在大西北隐身于各集团公司的保安队伍中，组建起一支强而有力，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的后备特种部队骨干队伍，平时可以用来训练民兵，执行护厂，护公司，维持社会治安和反恐任务，战时可以迅速扩充，作为正规国防军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这支后备的特种部队，必须走高科技小型化的路线，提高单兵和小组合作战能力。他们的海陆空各种必需的装备和武器，现有的必须要由军方提供。军官的培训，配套武器的研发，军工设计人员，机械设备，战备物资都要靠中央政府和军委的大力支持。
因此，世界大同集团并没有私家军队，这支后备特种部队没有中央政府和军委的批准和参与是不可能组建得成的。如果现在就能够筹划组建起具有不同功能的几支队伍来，作为独立的，不依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与所谓的民主同盟毫无关系的第三势力武装，集团总公司就可以集积起全世界的反战，反霸权主义的力量，大量聘请国外掌握了高科技的反战军工设计人员，在武器装备上做到逐步配套。如果在战前就可以布好局，摆好阵，在战时就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建立起中央政府对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的信任，而不是像现在那样的怀疑和猜忌的敌对关系。
萧平和郑涛指出，集团总公司这次提供的材料和录像能够起到很好的正面宣传作用。中央政府通过派出几批政府和军方的考察团，可以进一步了解集团总公司的实际运作，这对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好处。他们会把赵丹青总裁的想法和总体构思如实一一汇报。他们认为，许多事情是急不来的，信任关系要靠逐步建立起来。党中央主席李辉樊已经回到北京，正式主持工作，他的态度和决策将会是一个关键。他们只希望集团总公司处事能够尽量低调一些，避免因为气势太盛，咄咄逼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他们提议，即使中央的决策和相关政策对集团总公司不利，只要不影响到实际运作和正常生产，世界大同集团要能忍则忍，尽量采取柔性的手段来化解危机，不希望出现直接的对抗和引发大规模的动乱。
戴殷告诉他们，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现在就在这么做着。集团总公司不会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也无意与国安部，甚至国防部为敌。集团公司采取的态度是不搞对抗，以静制动，见招拆招，因势利导，以背后较力的方式来化解危机。除非被逼无奈，涉及人身安全和企业的存亡，集团总公司是不会主动出手，对付国安部派出的十二支特警部队和国防部派出的军队的。戴殷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约束军队和国安部门，必须依法执政。如果行刺，暗杀，绑架，突袭等恐怖手段一用再用，成为了一种风气，针锋相对地搞起来，局面将不可收拾。集团总公司不愿意看到整个大西北局势的动荡，相信中央政府也是如此。因此，还是通过和平协商，增进了解，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或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处理一些歧见和成见为妥。
在中央军委的常委会上，以党中央副主席余恪为首的强硬派只占少数，然而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却三对三，占到一半。他们坚持认为世界大同集团拥兵自重，私造武器，结合了宗教力量，已经向国安部派出的特警发动攻击，造成人员的伤亡，等于已经向中央政府宣战，构成了叛乱的说法。然而，他们不能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通过观看在六圣山集团总公司总裁赵丹青险遭国安局特警狙击手暗杀，狙击手遭到猛禽和马群攻击的录像后，他们的说法不攻自破。虽然余恪，连同负责中宣部的政治局常委谭世宁和负责国家调查局和国安部的政治局常委许安定，一再采用高压手段，压制各大媒体，禁止转播六圣山的英雄大会实况和国安部特警狙击手暗杀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总裁，遭到猛禽和马群攻击的录像，但是还是有大量的消息通过手机短讯和互联网传出。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的宣传材料，居然能够直接送进中央军委和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会，是余恪他们始料未及的。
其实，国务院的各部委和人大各自有其收集各地情报的管道，尤其是国防部的军情单位。作为国家元首出国访问期间的代理军委主席余恪，在军委部分将领的配合下，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调动了兰州军区的各地驻军围困，并试图接管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和在各地的总部，使国务院总理包大同和国防部长徐国晖极为愤怒。他们直接指示兰州军区，禁止被调动的部队采取任何行动，原地待命。国务院要求被波及的六个市政府及时疏散群众，稳住军队，防止大规模对抗等突发事件的出现。
许安定派出的国安部十二支特警部队，在大西北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对民营大企业搞突击搜查，对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主要负责人和慈善基金会负责人搞袭击和暗杀等恐怖手段，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退休的国务院官员和高级将领纷纷要求彻查余恪，许安定和谭世宁三常委的越权，破坏体制，违法乱纪等罪责。已经退休了的上一届中共中央常委们担心，对世界大同集团这样的特大企业集团采取军管，搜查，强制打压，甚至谋杀，绑架等目无法纪，倒行逆施的做法，会造成西部地区的大动荡，甚至动乱。
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下属的六大集团公司，经过西迁后十来年的扩张经营，已经做大。世界大同慈善基金会在大西北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从事教育和卫生事业，已经深得民心。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在大西北各省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又接掌了六圣山的宗教文化圣地，如虎添翼。一味地采取强硬的军事打击和斩首，分化瓦解的手段已经压制不住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的蓬勃发展，只会适得其反。这么做会官逼民反，使世界大同集团越来越强，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他们认为，只有采取怀柔政策，安抚，招安等手段才有可能化解这场危机。出于维护他们的政权，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维护由权利交换和勾结，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本能，这些共产党的现任和退休高官对世界大同集团在大西北的迅速崛起，有一种又爱又恨，且喜且忧的矛盾心态。
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领导集团的高效率运作，民主快捷的决策机制，相互监督，交叉审计的管理机制，鼓励公司职工组织工会，集体参与投资加入董事会工作，分享经营成果的参与机制，和地方政府紧密配合，搞好慈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保护环境，营造绿色家园的合作共赢机制，都是他们中间尚有事业心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老党员和新生代官员十分喜欢和欣赏的。这些是他们想做，又顾虑重重不敢做，或有了计划但是受到各种干扰因素和压力牵制，根本就做不成的事情。
然而，世界大同集团所散布的民主政治理念，清廉和以天下为公的行事作风，强调人权，法制和环境保护，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引领各宗教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和文化复兴潮流的大格局，又使他们感受到有一种大权旁落，被边缘化的莫名恐惧和威胁。尤其是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鼓励属下职员和经过总公司内部干部教育学院培训的学员，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和体制改革，在大西北各省的乡镇和县市级选举中气势如虹，大获全胜，使他们更有一种将要被取代的逼迫感。
党中央主席李辉樊回来后，马上同意国务院总理和国防部长的提议，决定立即撤回围困世界大同集团办公重地和六圣山的军队，但是却没有当面指责和追究余恪，许安定和谭世宁三个常委的越权，破坏体制，违法乱纪等罪责。他采取了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沉默和暧昧的态度。原本针对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的各项主要议题都被冷藏，搁置了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军委会议改变了议程，讨论起了当务之急的其他重要议题。
周政勋和柳石磊到昌平县与戴殷等人汇合，详细汇报了他们所得到了所有信息。他们认为李辉樊的态度十分暧昧，难测，有可能就是余恪，许安定和谭世宁的背后支持者，或指使人，因此集团总公司的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只是暂时被蓄意地淡化了而已。不过他们也带来了不少好消息，起码集团总公司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公开的热情支持，尤其是那些在搞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学者和大西北地方政府官员的响应。
原来由周政勋约定会面的那位现任政府高官改变了主意。他认为暂时的危机已经过去，在当前十分微妙和紧绷的政治局势下，直接会面暴露身份还不是时候，要求无限期推后。周政勋告诉戴殷，有一个非常不利的谣言在京城高官中流传着，即传言说戴殷在中秋节的六圣山英雄大会已经正式登上大位，汉族的戴殷当上了藏王，回王和蒙王，三王合一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周政勋指出，这种谣言的杀伤力很大，当年的彭德怀和习仲勋就是因为这些谣传，而被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所猜忌，受到迫害和打击的。
柳石磊报告，秦翰林虽然迫不及待想见到戴殷，但是因为在京城，或近郊，行踪很难保密，除非情况紧急，万不得已，否则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另作安排。听到戴殷已在六圣山正式露面的消息，在外行走的刘建超赶了回去，想见上大哥一面，却在他的土地庙居所，私人物件中发现了一张三哥柳国栋的亲笔便条。估计他也是听到了戴殷已经公开露面的消息后，潜入国境的。在便条中柳国栋提议，在阴历年间，他们七兄弟中剩下的四兄弟，相隔了四十五年后在喀什相聚，一起开怀畅饮，并有重要事情商量。至于聚会的细节安排，他会派人通知他的侄子柳石磊。在便条上他直接具名柳国栋，有关他的现况，使用名字和身份，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柳石磊说，秦翰林将于几天后返回旧故居呼和好特，随后会和两个老同事的女儿去一趟六圣山，找当年的大和尚确认她们的救命恩人，解除心中的疑惑。反正是无官一身轻，在春节他打算秘密去喀什赴柳国栋的约，希望到时候也能够见到他的好兄弟戴殷和刘建超。秦翰林也提到了戴殷在中秋节的六圣山英雄大会，已经正式登上大位，当上了藏王，回王和蒙王，成了西北王的传言。他指出，这些说法不全是谣言，在民间确实存在。按照他的分析，这些说法等于已经把戴殷抬上了烤炉烘烤了起来，因此戴殷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处处小心，但是这个谣传也能使得执政当局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不敢轻举妄动。
看来局势暂时已经稳定了下来。戴殷决定先到玉门抓紧处理好集团总公司遭遇重大变故后的善后工作和下一步在逆境中求发展的安排。随后他去西宁汇合卓娃和清水，年前和在塔尔寺等待他的巴斯活佛，一起去西藏考察民情和宗教事务，了解经济发展和开展慈善事业的需要。原本他只想避开成为媒体的焦点，暂时隐身，低调地在西藏各处走走，看看，做一些社会调查，然而与巴斯活佛同行却使他的计划完全落空了。戴殷不得不换上了巴斯活佛和塔尔寺众僧为他准备的整套藏族高贵行装。他们一切以他为马首，特别在重要场合更是对他恭敬有加，视为领袖，把他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各地的迎送接待工作隆重而又庄严，所到的县，镇简直是万民空巷。
巴斯活佛告诉戴殷，在西藏期间的安全问题不必担心，可以完全交给各地寺庙的僧侣来负责。各地方政府也会尽职尽责，严加保护。估计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挑衅藏民对藏传佛教传人的忠诚和爱戴。幸亏在塔尔寺，巴斯活佛交给了戴殷三大本，他的师父，已故大喇嘛佛祖用汉语写的，有关藏传佛教，藏族历史和传统礼仪，和藏医和藏药的著作，使他能够夜夜苦读，现学现用，还不至于错误百出，狼狈不堪。戴殷心中一直疑惑不解，就算他接下了六圣山各位长辈的衣钵，现在他还没有出家，正式接手呢！怎么就会成了巴斯口中的藏传佛教传人？难道在六圣山的那把龙椅上一坐，真的就算是坐上了藏王，回王和蒙王的宝座？至今没有人来向他把这些关系讲透，他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问，憋在心里七上八下的很不好受。
戴殷只能调整了这次到西藏考察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卓娃和清水在内，随着他一起到西藏考察的共有十四个人。戴殷留下了其中三个作为秘书，随同他和卓娃，清水，参与各地宗教和政府的迎送活动，和与地方政府官员有关经济发展和开展慈善事业的正式会谈。既然安全问题由各地政府和寺院负责，他就安排另外的九个人，连同保安在内，分为三个小组，分开三辆车，分片负责下到基层，代替他脚踏实地搞好社会考察。戴殷希望，他们能够了解藏民的真正需要和困难所在，也顺便考察各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人品。在他的心目中，脚踏实地的社会考察，要比与各地政府官员的会谈所了解的情况更重要。
在西藏的考察过程中，戴殷有四个没有想到。他想不到巴斯活佛在西藏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受到万民的敬仰。他想不到历来派别繁多，门第深严，宿怨和仇恨纠缠不清的藏族宗教居然已经能够和平相处，携手合作，而且把这一切成绩归功于他当年在唐古拉山口，一场胡打乱撞的结果。他也想不到卓娃和清水在各地受到公主般的接待，居然能够应付自如，在各种隆重的大场面都处理得落落大方，高贵得体。她们换上了各自最高贵的民族服装后，显得十分庄严，简直美到了极点。他更想不到他在西藏会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热情接待，并且受到各地驻军的严密保护。他怀疑，这是否与他当上了没有被直接点破的藏王，蒙古王和回王的身份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