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殷等一行人，因为一路上受到隆重的迎送，不得不参与各地的各种宗教仪式，群众聚会和与地方政府官员会谈，还要接待各地的族长和各行业的代表人物等社会活动，在前呼后拥下只得慢行，经过了一个来月才到达拉萨的布达拉宫安定下来。他本来还想去四川和云贵高原西部藏族地区了解一下情况，却又担心会扰民，造成各地方的不便，犹豫不决。然而，实际上他却再也走不了了，原因是各地的政府官员，寺庙主持，各宗教和族人领袖纷纷来到了拉萨，盼望他的接见和会面，他的时间表都被排满了。戴殷十分无奈，只得要求集团总公司派人来拉萨，为他建立起与总公司保持工作联系的通讯和计算机网络视屏办公室系统。既然暂时走不了，他就索性静下心来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认真地研读起藏传佛教经典来。他决定增派集团公司的经济研究，投资开发和慈善工作人员到西藏搞好社会调查。由卓娃和清水汇总资料做出开展慈善活动的计划书，由他自己与有关经济专家做出投资开发，协助地方经济发展的计划。
戴殷的学习能力很强，因为家学渊源，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因此学习的进度很快。他少年时去过西宁的塔尔寺，在大喇嘛活佛伯伯的指导下有过两个月的学习藏传佛教，历史，藏医和藏药的基础，在年轻时的几次养伤期间，还学习过穆斯林，大乘佛教和道教的经典，后来又接受了西方科技和文化的长期熏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做到左右逢源，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甚至悟出更深的含义。在每天接待各地寺庙主持和宗教领袖过程中都会谈到藏传佛教，巴斯活佛和几位拉萨当地的活佛虽然在场作陪，出于对他的尊重却不会插话为他回答问题。戴殷不得不加倍努力学习，把他的活佛伯伯写的三本书读得滚瓜烂熟。因此，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戴殷在接待各地寺庙主持和宗教领袖的交谈中越来越应对自如。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为依托，他所表达的藏传佛教经典的许多深层含义，经过世俗化演绎，往往使这些宗教领袖们佩服不已。
半个月后，在巴斯活佛和几位拉萨当地的活佛的推动下，戴殷身不由己，只得答应开坛公开讲经，一讲就讲了一周。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促使他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达到了更高的境界，甚至把各门各派分歧的来源和实质都分析得头头是道，采取各自的优点融合成一体。巴斯活佛乐得哈哈大笑说，他的师父真是慧眼识英雄。从佛祖初次见到了戴殷的第一天起，他就说戴殷这个孩子天资聪明，心地善良，能以慈悲为怀，关心天下苍生，又勤奋好学，雄才大略，敢做敢为，资质绝佳，有慧根。后来，戴殷历尽劫难，跑到了国外，凡是有关戴殷的消息，佛祖他一定会亲自过问。他对戴殷的那份关切和牵肠挂肚的心情，看得让人辛酸，让人嫉妒。直到他确定了戴殷为他的衣钵传人，就没有动摇过。
在此期间，集团总公司的运作一切正常，与中亚各国商业往来和通过中亚各国的转手贸易开展得十分顺利，许多产品已经打入了中东和欧洲市场。集团总公司的各部门和下属各集团公司的企业，工厂，农场和牧场都在扩大生产规模，事业经营得蒸蒸日上。在青海西部昆仑山脚下的富铁矿，其中露天开采的矿区已经正式投产，经济效益非常好。中亚银行，信息处理中心，在境内外的特种兵训练中心和配套的军工研发和生产基地，以及宗教和文化学院和现代科技学院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和建设中。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及其下属的各集团公司没有再受到中央政府，军方和国安部门的干扰。国安局派出的十二支特警分队全部撤走了，危机似乎真的已经过去了。
戴殷在布达拉宫住了有一个来月。在此期间，不断地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无可幸免进入了经济危机的消息传来，而且消息越传越盛。六圣山几次传来消息，说有两个中年女子和一个退休老将军想通过“无名”大和尚要找他。英雄山脚下的日本小庙，来了三个腰背挺得笔直的日本老人。他们和小庙的庙祝突然对住在对面土地庙的行脚僧刘建超行起大礼，毕恭毕敬起来。刘建超到对面山上的尼姑庵，找了缘了主持，吵着要带这些日本人直接来找戴殷。因为集团总公司将在阳历年后召开各级董事会和各直属部门，各集团公司属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年会，作为董事长和总裁，戴殷是必须赶回兰州亲自到会的。六圣山宗教和文化学院筹备小组负责人回族寺院主持杜社稷电话告知，这两个中年女子和一个退休老将军，和刘建超带着的那些日本人会在阴历年期间，到兰州的总公司找他。
戴殷从拉萨回到兰州已经过了阳历年。在举行的各级董事大会和集团公司经营管理工作者年会上，经过认真总结以往的工作成绩和存在问题，分析和汇总了有关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的所有信息，集团总公司制定了一个在经济危机中逆向发展的中长期计划。以戴殷为首的世界大同集团总公司领导班子，从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中看到了回头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包括台湾岛拓展事业的机遇。他们打算化上三到五年的时间，充分利用手头充裕的资金，加快战略布局，开展一系列的收购和兼并优质企业的合作发展计划，并且逐步把培训好的大批年轻行政干部，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和慈善机构干部派到全国各地建立起工作站。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忙于国内事务的处理。在上一届党政领导班子的任期，他们在开拓国际外交，经贸关系和为了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供应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解决贫富不均，反贪污和三农等问题上也下过很大的力气，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们却一直举步艰难，面对阻力往往只能知难而退。在他们之后的新一代中国党政军领导集团，他们的行事更为小心谨慎。随着国力的急剧上升，他们遇到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也越来越棘手。经过了接近四十年大力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以往四届政府的工作中所累积下来的问题和各种后遗症，终于在美国”P根政府全力推动的反共，排华的围剿攻势催化下，逐步爆发了出来。然而，以李辉樊和包大同为首的领导集团却仍然拿不出一套综合治理的，强而有力的根治方案，只是一味地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推着干的被动做法。
因为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这些涉及到民生，涉及每一个家庭切身利益的各个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加上地方政府在许多问题上的处理不当，司法不公，官商勾结，贪污腐化，社会道德败坏等各种原因，社会群体与企业与地方政府经常发生冲突，而且抗争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频繁。由于过度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本国自然资源，使中国对能源和各种矿产资源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一再地引起了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的暴涨，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瓶颈，终于爆发了被大规模的政府预算赤字和政策性投资所长期掩盖了的严重经济危机。
中国将发生经济危机的种种预兆早在2000年以前就有了，只是每次都被中央政府的大力扩大公共开支，中央和各省市政府的大规模政策性投资，赤字预算所淡化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股市只升不降的神话破灭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却连续十年不升反降，虽然有着中国股市不规范的各种原因，不过却说明了这其中隐含了经济危机的成分。经过了连续二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没有带来高就业率，高通胀，高利率，也没有带来股市的连续上升，反而带来了大批注册中小企业的自生自灭和各地的超高房价，种种违反了常理的现象也直接说明了这一点。
从2006年底开始，中国股市突然如决堤的洪水，一路疯涨。随后又出现了国内物价的急剧上升，国际上抵制劣质中国出口商品的外贸困局。2008年中国的经济已经面临了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经济必须转型的困局。然而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迫使中国政府采取了四千亿政策性投资来强制扭转经济颓势。大规模的政策性投资和银行的超额放贷再一次放大了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掩盖了产能过剩，推迟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时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顺利进行，中央政府同时采取了大规模投资和扶贫等手段，试图解决三农问题，加强内地开发和建设新农村，和一系列监管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强硬措施，这些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又再一次被掩盖和推后了。
到了2012年底，中国的领导核心平稳地完成了交接班，整个社会表面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中国的体制改革困局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危机，却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加上了在几十年来一派太平盛世的宣传造势下，人们陶醉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贸易出口世界第一，中国各种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史无前例地迅速崛起的神话，对即将面临的经济危机已经失去了应该有的免疫力和戒备心，一旦这道虚设的大堤崩溃了，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到了2018年，十年一个周期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美国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中被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狂印美元和强行政策性干预所掩盖下来的放贷危机（私人房贷，信用卡，固定资产投资借贷和养老金巨大亏空）再一次动摇了世界的金融市场。
这次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在国际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广东发生的几波民工反抗拖欠工资，无故解雇和雇主残酷剥削，生活毫无保障的工潮所引发的。由于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太多，民怨太大，这一次的工潮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了中国东部的各大经济发展区，并向内地延伸，来势凶猛不可阻挡。随之就发生了股市和各种物价狂跌，市场一片萧条，外资大量撤离，大批企业倒闭，引起了一股不可控制的失业大浪潮。大学毕业等于失业。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的工人许多人领不到失业金，退了休的老年人领不到养老金，纷纷涌向了当地政府求救，而政府的社会救济金更是杯水车薪，救不了这场大灾难。由于大量的耕地被以往的工业发展和房地产业所占用，农民工流离失所，回不了家乡。父母失业，孩子因为家长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大批流落于街头。穷人生病因为付不起天价的医药费用，入不了医院，在医院门口大批露宿抗议等死。自杀率急剧上升，盲流结帮成伙偷盗和抢劫成风，各地灾民的抗争规模越来越大，抗争的手段越来越剧烈。这些问题一起爆发引起了整个社会的信心大崩溃，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大乱。
这一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是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有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高楼大厦林立，喜报频传，锣鼓喧天。这些有权，有势，有钱的新贵们，这些为了高薪蜂拥而至的白领们，已经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天天纸醉金迷，笙歌燕舞的生活，而经济危机的到来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企业破产潮，民工失业潮，自杀潮，工潮，农潮，学潮，此起彼落，使得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穷于应付，疲于奔命。面对美军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越收越紧，步步进逼，中国政府只能委曲求全，被动地应付，面对日本政府的嚣张跋扈，日军的不断军事挑衅也只能装聋作哑，不予理睬。
不过这一场经济危机对中国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影响要小得多。对以戴殷为首的集团总公司的冲击还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这到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先见之明，原因是为了加速拓展西部的事业，戴殷的集团总公司急需要大量的资金，正好在大规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他们侥幸地已经把在上海和沿海城市的房地产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大部分资产脱手了，在各发达地区的贸易公司也早已转移到了兰州，西安，银川，西宁，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地。因此，赵丹青的集团总公司基本上没有遭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他们的部分合伙人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反而加快了向西部转移的步伐。好在有大西北和中亚市场的支撑，这些企业的损失都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在大西北再次重振其鼓。
中国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已经混乱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政局动荡，经济严重衰退，市场一片萧条，民不聊生。马英九在2008年上台后的八年中，虽然竭尽全力想稳住台湾的经济颓势，然而国民党是一个腐朽的，根本就扶不起的阿斗，执政了政客们就争权夺利内部闹得不可开交，完全没有执行力。马英九只习惯于政治做秀，在各种阻力面前步步退让，结果一事无成。台湾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对大陆地区的出口，大陆的经济危机断了台湾的生命线和巨额的财政顺差收入。二十来年的闹台独和政党恶斗，使得台湾政坛被搞得乌烟瘴气，社会风气败坏，斗垮了台湾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也严重动摇了军心。中国大陆地区的内政纷乱，经济陷入瓶颈的危机状态，无暇顾及台湾地区。台湾地区自己却在加速沉沦，一味地强调本土化，去中国化，却在全世界的经济活动和共同市场中被不断地边缘化。
对于戴殷在中国西北部的集团总公司，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央政府和军方的敌对行动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民主同盟各国海外情报和军情机构特工的猖獗活动，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这些海外特工和各种借着援助名义的基金会，勾结了中亚和中国边疆各民族的败类，里应外合地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攻击事件。不过，这也给集团公司提供了一个与各地方政府和企业，甚至与各省军分区的部队联合起来搞联防，在企业内除了专职保安人员以外，扩大组织武装民兵的机会。
在各省军分区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集团总公司下属的所有公司和企业都分到了一批被正规军淘汰的武器，迅速武装了起来。通讯和IT集团公司，可持续性再生能源开发公司，各种矿产公司，各种轻，重型汽车制造厂，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服标准设计工厂和生产防弹和防火衣的工厂，各种健康食品养殖农场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厂都接到了大批的订单，正加班加点地努力扩大生产规模。按照集团总公司筹划成立特种部队的构想，发展军工所需要的各种设计和科技人才，为生产各种配套武器所必须配备的精密仪器，机械设备和生产资料，都以各种正当的理由在招募和采购中。在中亚和青海的昆仑山区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工联合企业正在筹建，加紧试验和试生产中。
在阴历年前夕，卓娃和清水乘火车从拉萨回到兰州总部。赵妍萍和丹妮从喀什乘飞机，也回到了在兰州的世界大同慈善基金会的总部。她们打算在筹备年后慈善基金会各部门和各地分会负责人的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配合集团总公司的战略新布局，做出中长期的工作规划。大年初五傍晚时分，身着便装的秦翰林带着两个年纪四十来岁的妇女和一批随行人员，刘建超带着六个日本老人，果真分别乘坐北京到兰州，和银川到兰州的飞机先后到来了。戴殷亲自到机场接机，对秦翰林和刘建超的直接找来感到喜出望外，对这两个妇女和六个日本老人跟来却有些茫然。当然来的都是客，何况他们是他分别了四十五年的好兄弟秦翰林和刘建超带来的。戴殷安排集团总公司所拥有的一家五星级宾馆，以最高的规格给与接待，并在当天晚上就把秦翰林和刘建超请到自己家，促膝畅谈。
秦翰林问：“戴殷兄，你是否还记得在1983年秋天，在德州火车站从一帮人贩子手中救下的两个小女孩？是否还记得你当时头上所带的那顶被枪眼射穿了的狗皮帽子？”
戴殷当然不会忘记。那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过去了十一年，他的身体恢复了，但是武功全失。因为放心不下1972年中秋节，在内蒙古发生的那个反对文革，策动军队叛变，叛国投敌大案后，跟随他的各位兄弟和姐妹，和在东北军中的各位兄弟，临出国留学前，他决定冒险私下北上了解情况。火车路过德州车站，他下车想买一点吃的，在一家店铺买了十只鸡蛋，结果却用这十个滚烫的鸡蛋救下了两个小女孩，还差一点被追来的军警开枪误杀。
他赶忙回答：“是方方和圆圆吧？怎么？你认得这两个当年的小女孩？她们现在好吗？”
“她们俩找你找得好苦啊！现在她们拿着你当年丢下的那顶被枪子射穿了的狗皮帽子找来了，就是和我一起来的两位女士。方方的父亲是我的老同事，就是现任国防部长徐国晖。徐方方是一个舞蹈家，国家歌舞团的团长。圆圆的父亲死得早，她的大伯李辉樊把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李圆圆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和剧作家。她们不知从哪里看到了六圣山英雄大会的录像，特别是看到了你的特写镜头后，一口咬定你就是她们的救命恩人，因为你留下的帽子里写着戴殷两个字。她们都认得我，知道我以前在内蒙工作过，现在退休了有空，就来求我一定要带着她们到六圣山找大和尚确认。” 秦翰林回答说。
“嗨！难得她们这样有情有意，真是难为她们了。其实，那次只是碰巧，运气也很好，举手之劳，何必耿耿于怀！那时我下了火车刚在车站附近一个小巷的店铺里买了十只滚烫的鸡蛋，因为鸡蛋太烫，我用狗皮帽子兜着想回到车上吃。然而，我一抬头却见到靠店里面的床上用被子捂着两个小女孩。女孩的脸涨得通红，拼命想从坐在床前的两个女人身后伸出头来。而那两个女人凶狠地把她们推了回去，还一再出声威胁。我走进店里上前想问一个明白，却一下子就被店里五，六男女围上了。我猜想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当然就更不肯放手了。他们做贼心虚，居然对我动起手来。我当时虽然武功尽失，但是力气还是有的。乘他们不备，张口在威胁我，就眼明手快地把十个滚烫的鸡蛋都塞进了他们的嘴里，或砸在他们的脸上，抱起了这两个小女孩就冲了出来。”
